侯丽

　　巷子口上摆摊的鞋匠跳楼死了，从不八卦的婆婆一大早便向我播报了这条新闻。昨天不是父亲节吗？这个平日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男人居然有勇气跳楼？选择父亲节跳楼，这是怎么啦？他跳下来时，婆婆正跟我母亲讲话，险些就砸在婆婆身上了。婆婆似乎有些惊魂未定，我以为是现场很惨烈所以刺激到她了。她说鞋匠一下子就掉到那个装垃圾的大铁桶里，掉下来时眼睛还在眨呢，他老婆不但不救他，还把准备去救的人都拦着，直到男人闭眼了，才用手去探男人还有没有气，鞋匠两个丫头站在旁边，一滴眼泪都没有……

　　在我眼里，这个男人就是个悲剧的化身。

　　第一次见到他，是十多年前去新单位文化稽查队报到，领导指派给我的一张办公桌是辞职创业的同事留下的。两边抽屉都上了锁，同事便帮我叫来了鞋匠，他的鞋摊兼着配钥匙换锁。单薄的身体，暗黄的国字脸，脸颊深深凹陷了下去，两只本来就很大的眼睛也因深陷下去而大得有点吓人了，眼神空洞，惊头慌脑的，像是刚刚进城的僻居之人。别看这男人整个蔫不拉叽的，做事却极细致利索，一会儿就换好了锁。但两把锁开价要三十六元，这简直杀黑啊。我有些不快地跟他還价，他起身就往外走，我正诧异呢，他说我去问屋里（老婆）看能不能少。这事也得问老婆？也太……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一会儿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告知，他老婆说少一元钱。瞧他那上气不接下气只差翻白眼的样子，不知怎的，那一刻就预感到他命不会长。我那些硬气十足的稽查队男同事们，在家可都是说一不二的纯爷们，何时见过这种情况？自然是对鞋匠鄙夷万分，都讥笑这是个一元钱的主都做不了的孬种。

　　鞋匠揣着三十五元钱走了，看着他的身影，我心里就已经开始勾画他老婆的样子，应该是个厉害角色。但我仅在文化稽查大队办公室待了一个月，就被派驻到行政服务中心文化局窗口工作，直到六年之后，被调回文化局办公室，才与这个近在咫尺的鞋匠一家有近距离接触。

　　第一次见到鞋匠老婆，我愣住了，她简直就是从过去穿越来的，一件军绿色的样式老土的夹衣，黑中带黄的没有光泽的盘子脸上长着一对三角眼，高颧骨，塌鼻梁，嘴巴小，但嘴皮极薄。讲起话来快得像机关枪，唾沫星子横飞，声音像梗着喉咙发出来的，硬而短促。额前一溜刘海，用发夹把一缕头发夹向一边。这不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铁梅头吗？最搞笑的是她不讲话时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就连身材也是那种上身和腿部一样长，胸像绷带绑着，屁股大而垂，据说这种身材的女人好生养，会生儿子，但我后来才知她生的是两个女儿。与大院里那些时尚漂亮又有文艺范的女人比，这女人的样子和打扮实在太过时了。不过这女人嘴有一张，手也有一双，是做事的好手，风风火火的，三下两下就能成一件事。

　　后来见到鞋匠的两个女儿，我暗自佩服女人的基因强大，两个女儿一律的暗黄无光的皮肤，三角眼，盆子脸，塌鼻梁和薄嘴唇。她们还将母亲脸上苦大仇深的表情继承并发扬光大，讲话杵头杵脑，永远都是一副别人欠了她家的表情。

　　一家有了三个铁姑娘，鞋匠的日子自然好过不到哪去，经常挨骂，老婆骂，女儿也骂，而鞋匠缩着脑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耐力极好。每次碰到鞋匠挨骂，我总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想象鞋匠和老婆在床上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刻有没有半分的温存？想归想，所有人碰到鞋匠挨骂都是匆匆走开，因为越劝女人会越来劲，有过前车之鉴。

　　那次女人又在骂鞋匠，院子里的王婆路过。这王婆由于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电视台，平时颇有些得意，也有些倚老卖老地爱管闲事，于是说女人不该这么待自己的男人。可这女人没人搭理还罢，有人接话，她倒拉着王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起来，说，王婆，您觉得我这人怎样？我是蛮讲道理的人，像我这么勤扒苦做的人，世间也难找吧？这架势把王婆也弄懵了，碍着面子只得点头。见王婆点头，她立马咬牙切齿地说起男人的不是。你说这一天只晓得捅几碗饭的废物，还拿着屋里的钱不当数去充面子，他外甥结婚，上人情不说还吃茶（另随礼），是不过日子啦。王婆说他身体不好也还在做事啦，又没玩，这一片谁不知道他钥匙配得好，鞋子修得好？再说外甥结婚，当舅舅的吃茶也是应该的。女人立马表情夸张地说，他跟别人比得？要钱钱没得，别人都死了他怎么不死？女人的控诉中，还时不时夹杂涉及隐私的粗话，让王婆也尴尬得不得了，赶紧走了。连王婆也劝不了，哪个还敢去劝呢？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母亲却和鞋匠老婆过从甚密。母亲当年是村里有名的能干姑娘，可外婆去世得早，外公老实得很，舅妈又是个厉害人，为母亲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镇上的个体户，有钱，但外貌抱歉些。母亲自是不愿意的，且早已有了意中人。她与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但老实忠厚、高中毕业的英俊男人相爱了。母亲几次去退婚未遂，最后母亲和父亲合计上演了一场冲破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现实剧。一向低调的父亲满村发喜糖，说是有了未婚妻，又假装去走了几次丈母娘家，加之母亲这边有当村妇女主任的大姨妈相助，最后李家终于退婚，父亲和母亲成功结了婚。

　　婚后，母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请人来帮忙栽秧，要是别人栽得不好，她是宁愿扯了重栽的，菜园子也收拾得没一根杂草，像用筛子筛过一样。母亲未嫁过来前，大伯一家和大姑妈一家都是爷爷一船从湖南拖过来的，没有房屋，没有田地，在村里的乱葬岗搭个窝棚，开荒打草，后来才分了田和宅基地。可家大口阔，几乎都是借米下锅。母亲来后的几年，不分日夜干活，每年分谷后第一件事便是挑谷去还债，整整还了三年。后来，我家是第一个建瓦房的，第一个有电视机的，也是第一个走出村子外出谋生的。

　　可在我心里神一样的母亲，却跟这样的女人来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是嫌弃这女人的职业，门口做锅盔、擦皮鞋的我都真心怜惜他们，尊重他们，可对这女人，却有说不出的厌恶。即使是偶尔光顾她的鞋摊，多半是为照顾鞋匠的生意，即使收费要比别处贵，只当是做了施舍，我心里想的是也许生意好些，男人会少挨点骂吧。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为什么喜欢到女人的鞋摊去。原来，鞋匠的老家跟我们是一个村的。鞋匠父亲是1949年后的第一任村主任，当时也算是一位风云人物。他家里有个疯老婆，儿女成群，却明目张胆地和同村的一位有夫之妇约会，直到有天突然毙命于妇人之床。他的疯老婆更疯了，不久也死了。几个子女成了孤儿。鞋匠是老大，带着弟弟妹妹什么活都干，还讨过米，生活困苦不说，还要承受村民的闲言碎语。鞋匠有个妹妹叫菊香，长得极漂亮，但因为她父亲的事，到了适婚年龄却没有人上门提亲，只能在家做老姑娘。

　　我父亲那时已是村里的团支书，经常到他家帮着搭把手。那时母亲刚生了我在坐月子，一向八卦的二伯母神神秘秘地跟母亲尖嘴：“他们俩在田里有说有笑的……”“哪个帮不得，就帮他们家？”把坐月子不能出门的母亲气得整日抹泪，也在心底暗暗留了心。我出生六天时，满口生疮，母亲当过几天村卫生室的护理员，知道这叫“鹅口疮”，可能危及生命。母亲一早便催促父亲带我去医院做检查，可父亲不声不响地拖着板车出门去了，直到天黑才回家。回到家后，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父亲才出门去借了六元钱，在板车上铺了些草，把我和母亲往镇医院拖。可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却被告知住院得十元钱。父亲又一声不响地拖着我们往回赶。多年后母亲不止一次向我描述那天的情景。天已经黑了，那时到白犊寺的路还未修，路上全是大块大块的石头。母亲怕刚出生的我被“鬼”抓走了，把我紧紧抱在怀中，胸前放上一面镜子，直挺挺地坐在板车上。经过村里那片坟地时，母亲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刚好前不久村里有个叫月华的女人难产死了，按照习俗，坟前要点灯，还罩着一把伞，陰惨惨的，母亲只得死死把我抱住，大气不敢出一口。等到家，已是半夜了，母亲顺产后缝针的伤口全裂开了，浑身上下被露水和汗水浸湿，当晚便发起了高烧。第二天父亲便独自一人抱我去医院，母亲则一直病到我满月。我“出窝”那天，外公派人来接，母亲走着走着竟晕倒在了田埂上。月子里落下了病，自我记事起，母亲从未离开过药罐。

　　当母亲得知那天父亲是去帮着菊香家插秧时，她的气愤可想而知，只差要冲到菊香那儿给她几个耳光。虽忍住了，但从此对那个叫菊香的女人恨之入骨。

　　女人的嫉恨是很可怕的，母亲这么多年来虽然深爱着父亲，吃的穿的最好的总是先想到父亲，有个头疼脑热的紧张得不得了，但只要一提到父亲的这段往事，母亲便显得有些歇斯底里。我不知道父亲当年对菊香是动过真心还是仅限于怜悯，反正这成了扎在母亲心头的一根刺，虽然事隔多年，母亲仍然耿耿于怀。

　　母亲每次去鞋摊就是为了听那个叫菊香的女人的事。鞋匠的老婆与小姑子关系不太好，不仅是小姑子，男人那边的亲戚她全都不感冒，结婚这么多年，没几个敢到她家来串门的。鞋匠老婆告诉母亲，她的小姑子怎样地在外招蜂引蝶，而偏偏嫁的男人又不是吃素的，于是免不了挨打，有一次竟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在床上躺了好久。母亲由此断定菊香果真是个狐狸精，而狐狸精终究没个好结果。但后来与菊香同嫁一个村的女人有一次到县城来，在我母亲这儿坐，讲的却是另一个版本。菊香嫁的是个小包工头，叫四狗子。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可四狗子后来染上了赌博恶习，输钱了便回来打菊香。菊香两个哥哥都是老实坨，自然没人去给她撑腰，她成了四狗子的一盘“下饭菜”。四狗子后来欠了一屁股赌债，出门打工去了，说是打工，实是躲债去了。家里的娃和田全甩给了菊香一人，菊香真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倒是鳏夫马三爹经常来给她搭把手，一来二去的，她竟跟马三爹好上了，原因就是马三爹真心实意疼她。而当村里风言风语四起时，菊香索性开始学着玩牌，输钱了便四处借。四狗子在外自然也听了些风声，急急赶回村来准备好好教训菊香和马三爹的，可那天风大雨大，还没到家门，竟跌在村头的沟里死掉了。于是村人又传这菊香克夫。菊香精神便有些恍惚了，有时下雨就光着脚在雨中走。这马三爹后来为了能就近照顾菊香，竟从湾上搬到她家旁边，菜园里、田里的事都帮她做，自己无儿无女的，兜里有几个钱都贴给了菊香，还找医生帮她看病。

　　听了这些，母亲倒开始同情这昔日情敌了，只不过对她傍上一个老男人的行为鄙夷不已。后来，她还是习惯跑去听鞋匠老婆讲菊香的事，也不管版本是真是假。

　　鞋匠跳楼第二天我去上班，经过母亲门前，竟意外看见母亲坐在窗口发呆。我走进去调侃她，说怎么没去安慰好朋友，母亲却说了句：这女人太狠心了。接下来便给我描绘鞋匠跳楼时的情景。说当时正和我婆婆讲着话呢，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就看到面前的楼上有个人像床破絮一样掉在了大铁垃圾桶里，她和我婆婆都吓了一大跳。当她看清楚是鞋匠时，赶紧跑去喊来鞋匠老婆。这时垃圾桶周围已围了一圈人了，鞋匠嘴角流着血，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众人。母亲说，鞋匠的眼神让她想起多年前爷爷勒杀的那只养了多年的狗，满眼是乞怜。母亲还说，鞋匠内心一定是不愿去死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女人不但不去救自己男人，还拦着众人，对大家做出一个“嘘”的动作，直等到男人闭眼了，她才去探男人的鼻子还有没有呼吸，而她的两个女儿自始至终都站在一旁，面无表情，没有半点悲伤。母亲说，是她家的一只狗这么多年也喂亲了吧，天下居然有这么冷血的人。

　　母亲还说，多年来鞋匠一直有肠胃方面的疾病，这次拉了一个月肚子了，便自己跑去医院输了两天液，鞋匠老婆知道后火冒三丈，硬是去医院把他拖了回来，回来后又臭骂了一顿，两个女儿估计也没给他什么好脸色。傍晚时分，男人爬上鞋摊旁大楼的楼顶，跳了下来。我说，他知道跳楼那天是父亲节吗？母亲说，你别看鞋匠平时不说话，可爱看报看书了，有时帮父亲自行车打个气什么的，只要他老婆不在就不收钱，为的就是平时来找父亲讨书和报纸看。这么看来他应该是知道那天是父亲节的，何况旁边超市那么醒目的广告促销呢。可他为什么要选择在父亲节跳楼呢？

　　鞋匠死后他老婆直接把他拖到火葬场烧了，像处理一件报废的东西一样简单。鞋匠的弟弟和菊香还有一帮远房亲戚闻讯赶来，鞋匠老婆依旧不搭理，一堆人谁也没敢说个话，连鞋匠家的门都没进，就在鞋摊旁的院子里烧了些纸，哭了一场，各回各家了。父亲母亲那天都看见了菊香，干瘦得吓人，再不复当年风采，头发竟已花白。那天菊香也看到了他们，只是彼此都没有说话。岁月残忍，被生活欺凌得没有尊严的人，有时装作不认识是种厚道。

　　经过这事后，母亲对菊香的恨意彻底消失了。女人就是这样，不像男人种下了恨，一辈子难消除，女人会因同情等因素化解仇恨。其实母亲一直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更何况她是那样在乎父亲。她从此再不去鞋匠老婆那串门了，而我更是不愿搭理那女人，只是每次经过鞋匠跳楼的那个垃圾桶，心里总是会冒出鞋匠为什么要在父亲节跳楼的疑问。

　　有天早上穿了双细高跟鞋上班，鞋跟被人行道的缝隙卡住，后来好不容易拔出来，鞋掌却掉了，走起来叮叮作响。上午还要开会呢，到时踩得地板叮叮响就不礼貌了。我不得不在鞋匠死后再一次走进了这个鞋摊。此时，鞋摊已搬进了鞋匠家的储藏室，成了鞋铺了。这是十多年前人家处理闲置房产，对外出售，好像是一千元一间，这鞋匠家买了两间，如今做了小旅社，另在楼下院子里搭了个储藏室，放他们摆摊的板车。

　　鞋匠女人对我的突然到来有些受宠若惊，这话毫不夸张，其实鞋匠老婆对鞋匠凶狠跋扈，却很讨好前来光顾鞋摊的人，有时近乎卑下。

　　男人才死了几个月，这女人脸上未见半点悲伤，较之以前爱打扮些了。这天穿的是件粉红的条纹T恤，裤子换成了贴身的那种，脚上也是一双玫红的布鞋，头发剪短了。这打扮虽有装嫩的嫌疑，但确实比以前时尚多了，只是依然摆脱不了一种土气。她不停找话题跟我说话，我只说我就要开会了，请她稍微赶一下急。

　　正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问女人，你怎么这么早下来了？这个男人高个子，黑壮黑壮的，看样子大约比女人年龄要小。我下来做生意啦！女人说话再不像以前那样生硬短促，而是有些撒娇味道了。你怎么也下来了？她问男人。我下来看你做生意啦！这两人竟当着外人的面打情骂俏起来。从他们对话中我大致弄清了男人身份，是租住在她这儿的外乡房客。人说寡妇门前是非多，鞋匠跳楼自杀的铁垃圾桶就在墙外，咽气的地方仅一墙之隔，自家男人尸骨未寒，她竟不知避讳，跟年轻男性这样调笑，这样的场面让我有些愤怒，有些难过，也有些尴尬。鞋掌钉好后我穿上赶紧逃开了。

　　我心里想着，这是最后一次走进这个鞋铺了。可生活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开完会后，我收拾完会议室，抱着一堆材料下楼时竟滑了一跤，把鞋跟崴掉了，就这样我不得不同一天内第二次走进这同一间鞋铺。那黑壮男人不在了，有一位打扮得体的中年女人坐在里面，鞋匠女人面前一堆鞋子在擦油，想是那女人提来的。从她们的对话中得知这女人是刚从大城市带了孙子回来的。她夸着鞋匠女人的衣服颜色鲜艳，又夸她的鞋子漂亮，问她在哪儿买的，她也想买来穿。不知道是她尖细的声音，还是她那言不由衷的口气，我听着别扭极了，看那女人的一身精心得体的打扮，她怎么看得上鞋匠女人的衣服？可鞋匠老婆却听不出弦外之音，还得意扬扬地问，人也变标致了啵？你本来就很标致嘛。女人的回答让我差点吐了出来，觉得这女人十分虚伪。鞋匠女人似乎有些得意忘形，又问我，小侯你说是不是的？我以沉默表示了我的反感。我实在无法听下去了，佯装想出来晒太阳的样子，把椅子搬到了门口。太阳暖暖的，我索性闭上了眼睛。最后这女人提着一堆鞋走了。鞋匠女人每双鞋少收了一元钱，只收了那女人十元钱。想到十年前她男人因为一元钱而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我心里百般滋味翻滚。穿得像富婆，为了节省几元钱而违心地去赞美别人，这是那种已在生活中修炼成精的人，也是在城市中到处可见的人。而听了几句赞扬的话就飘飘然没有自知之明的人，那是在生活中得不到肯定的人，到处寻找存在感的人。

　　那天感慨很多，晚上便在微信朋友圈里發了有关父亲节跳楼的男人的一则消息，谁知引来朋友圈的热议。其中有位教师朋友曾与鞋匠女儿接触过，朋友是位大龄青年，刚好鞋匠女儿也在一家私立小学实习，有人牵了线，但在交往过程中女孩子绝口不提父母，对家里的一切都保密，倒是有一次说起她家在城里有房子。自尊心很强，甚至有些自傲，但是那种极度自卑下的自傲，极敏感，一点小事也可引得她歇斯底里。他们交往一段时间后就分手了。朋友是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她家里的情况。

　　我只见过鞋匠的两个女儿一次，没有过多接触，只记得这两个女儿都喜欢木着脸，像谁家欠她钱似的。但有一天晚上加班路过鞋铺，鞋匠女人追出来叫住我，她女儿也跟了出来。我问，有事吗？鞋匠女人说女儿告诉她，今天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路过她办公室，她女儿补充说那个办公室主任问她住哪，她说了住址，然后那人问，认识我吗？鞋匠女儿说跟我很熟，于是办公室主任便坐下来跟她聊了一会儿天。问了名字，那办公室主任的确是我朋友。我问，是有事要找我朋友吗？她们却说没有事，就是别人说认识我，就跟我说一声。这也值得一说？院子外没有路灯，只有旅社的广告灯里一点微弱的光照下来，我看不清母女俩脸上的表情，但心底蓦地升起一股悲哀。我不知道母女俩跟我讲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想让我跟朋友打个招呼让她关照关照，还是仅仅因为她眼里的一个领导找她聊个天就高兴得要告诉别人？还是想通过这根线找找关系让鞋匠女儿就留校教书？不管是哪样，这都是极悲哀的事。她们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如果真想解决留校任教问题，一个办公室主任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如果仅仅因为别人跟她说了几句话就高兴得逢人就说，那可见她平日里孤独的处境。其实在这个县城里，她们是在城市夹缝里生存的人，说是城里人，没有工资和任何保障，说是农民，却又没了土地。这一刻，我深刻感受到生活给她们带来的窒息。

　　不知怎的，我脑海里在这一刻还浮现出许多的身影，有在一个垃圾点为争一个值点钱的垃圾而拿着火钳打起来的年近七旬的两位拾荒老人，有为争一个托运生意而打得鼻青脸肿的搬运工，有为占摊卖菜、卖早餐而吵架的小贩……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有着共同命运的人，本该在这炎凉世界里惺惺相惜，相互取暖，却在相互伤害，甚至反目。更有甚者，如鞋匠一家，父女、夫妻没一点感情。他们的生活麻木于人伦和亲情，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几米处就是鞋匠跳楼的地方，我每次经过时都要扭头看一下，有人说非正常死亡的人煞气大，可是我不怕，即使是在这样月黑风高的晚上经过时也不害怕，生前太老实的人做鬼也不凶吧。我又扭头看了看那个垃圾桶，仿佛看见鞋匠眨巴着眼睛坐在桶里。

　　责任编辑陈美者

　　福建文学 202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