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

　　如果有人问：你这辈子走了那么多地方，到底哪里最美，最让你终生难忘呢？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回答：是首都北京，是人民大会堂。因为那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

　　美好的回忆，如同一列火车，穿越时光隧道，从岁月深处呼隆隆奔驰而来——1996年，我54岁;2001年，我59岁;2006年，我64岁。

　　是的，就是这三年，我有幸一而再、再而三，进京出席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总共15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众所周知，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场所，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全国性大会、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场所。被国内外新闻媒体简称为中国文艺界“两会”，即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代表大会，也每五年一度在此同时召开。虽然“两会”代表合计只有3000多人，但开幕式、闭幕式，国务院和外交部领导到会做国内外形势报告时，其地点都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内的万人大会堂。入座其中，抬头仰望，三层楼高的穹顶，犹如夏夜的天空，星汉灿烂。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开幕式前与代表合影，在闭幕式后与代表联欢，其地点还更上一层楼，安排在灯火辉煌的国宴厅。当你循梯登楼时，沿途还可观赏举世瞩目的大屏风《迎客松》、巨型壁画《江山如此多娇》……

　　能在如此庄严神圣的场所，亲耳聆听伟大祖国与时俱进的心跳声、脉动声和脚步声，亲身感受党和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全国人民对作家艺术家的热切期望，作为一名公民，我感到幸福与自豪，作为一名作家，我更感到身上有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特别荣幸的是，作为福建省作家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我还先后三次进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主席团，六次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有中共中央常委及书记处的书记们。他们虽然日理万机，但文艺界“两会”的开幕式总是集体出席。当欢快的乐声响起来，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身穿深色西装的他们，列队进场入座，并含笑向台上台下的文艺家招手致意时，我的心湖中便有一股股暖流在涌动，在翻腾。

　　坐在他们的身后，我的目光还可以全方位瞭望台下的大会场。我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艺家们，他们全都穿上鲜艳的民族服饰，无论是蒙古族的长袍还是彝族的披风，无论藏族的大毡帽还是维吾尔族的小花帽，无论回族的长头巾还是苗族的银牛角，都给会场增添浓浓的喜庆色彩。而在汉族作家群中，我也一眼认出山东的张海迪，因为只有她驾着轮椅，停泊在队列方阵间的过道上，她身穿一件大紅毛衣，远远望去，就像一朵盛开的红牡丹。当然，我更忘不了把目光投向福建省代表团的队列，团友们容光焕发的一张张笑脸，比平日更显得可敬可亲可爱。

　　回顾主席台上，在我身边的前后左右，都是我心仪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其中有些老前辈，我从小就拜读过他们的诗文，很受教益，如光未然、王蒙、马烽。也有些比我年轻的后起之秀，他们的新锐作品同样让我钦佩，如铁凝、王安忆、陈世旭。我可以近距离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向他们致以热切的注目礼。而有次坐在我右边的是身材瘦小的老太太、儿童文学及传记文学作家梅志，早听说当年她曾主动要求陪丈夫胡风一起坐牢，不能不令我肃然起敬。还有，坐在我前排的金庸，我老盯着他的后脑勺发呆：他那跟常人同样大小的头颅里，怎能既装满武林世界的神功绝技，又能不断提供报刊时评，甚至，还能反复推敲涉及香港特区基本法庄严的法律条文？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坐在后排的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刚散会就把大家面前茶杯底下圆形的垫纸片全都收走了。还好，有诗人舒婷在一旁向我揭秘：她特爱她家里几百个洋娃娃，她想用这些纸片给他们做遮阳帽，帽檐上正好有“人民大会堂”五个蓝色的小字，是大会最好的纪念。

　　散会后走出东大门，外廊上那一根根灰蓝色大理石的通天立柱，那一层层白玉般的花岗岩台阶，都是文艺界朋友们合影留念的最佳场所。2001年，我们福建作家代表团就以天安门广场为背景，在这里留下难得的“全家福”。如今，画面上老作家郭风与蔡其矫的笑容，已成为历史的定格，成为我们永久的怀念。当然，更令人难忘的还有，1996年作代会闭幕时，当“中国文坛的老祖母”、我们福建乡亲的骄傲冰心先生被推举为中国作协名誉主席时，我团立即派出代表给正在北京医院的老人送去99朵红玫瑰。而令人惊喜的是，素不相识的北京花店老板一听说这花是送给冰心老人的，立马说，为了表达我对她的敬仰，这99朵玫瑰中的33朵，就由我免费赠送吧！

　　在大会堂东大门外合影的，还有我和我的亲弟弟陈章汉。我们俩连续三次双双赴会，也先后三次在此并肩留影。但他归属文联，我归属作协，住处不同，故每次见面，都事先约定在门廊右起第六根大石柱下会合。但没想到2006年“两会”开幕式后，早已有人提前到此等候了，他是光明网的一位摄影记者，一见面就说，今年“两会”代表中，共有三对亲兄弟。来，就给你们哥俩拍一朵大会花絮吧！当晚，远在福州的老母亲就从中央台的电视新闻里看到了这一幕。如今，96岁的她，每当说起这件往事，还笑得合不拢嘴！

　　遥想当年，我进京赴会时，还身强力壮，健步如飞。不论在大会堂还是驻地，每当我路遇坐轮椅的与会者，总是侧身退让一旁，以示尊敬。他们，除了上文提及的张海迪，还有我从小就崇拜的“文学神童”刘绍棠、我心目中最优秀的散文家史铁生，以及老穿褪色蓝布中山装、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季老教授季羡林，他们的文品、人品，特别是在老弱病残时坚持思考，坚持写作，不断有精品问世的敬业精神与乐观心态，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今，除张海迪外，他们皆已作古，而77岁的我，也早已坐上了轮椅。尽管我困守家中，寸步难行，但只要想起他们，我就有了榜样，有了力量，我就可以不忘初心，“凭窗看世界，卧床游天下”！

　　遥想当年，作为一名福建人，当我走进人民大会堂时，还有一份特殊的亲切感，因为我发现在大会堂内外，都有福建元素：高悬在东大门顶上的，是金光闪闪、红光灼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其设计者之一，就是福州才女林徽因，她既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女诗人，更是新中国最权威的建筑师。而在大会堂的东大厅，即国宾会谈厅，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举行正式会谈的场所，还端坐一座题为《松青鹤白东方红》的大屏风，其作者乃“仙游画派”的绘画大师李耕。松青，代表健康长寿;鹤白，象征圣洁吉祥;而东方红，则喻示新中国如日初升，富强繁荣。神圣庄严的国徽也好，祝颂祖国的松鹤屏风也好，都是福建文艺界老前辈精心创作的国宝级艺术精品，是全国人民常看常新，越看越美，能经得起时间检验，与共和国同寿的传世之作、经典之作。时至今日，当我们欢庆共和国70华诞时，理应向经典致敬，向创造经典的林徽因、李耕致敬，并祝愿八闽的文坛艺苑，能涌现出更多的林徽因，更多的李耕！

　　走进人民大会堂，是我人生的高峰，是我生命交响乐中的华彩乐段，它滋润我的一生，成为我晚年最美好最珍贵的记忆。

　　责任编辑陈美者

　　福建文学 201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