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凡

　　父亲最不喜欢应酬，每每别人来送请柬，都像是专门来给我妈下发交际任务。可是那天，父亲很开心地告诉我，他要带我回老家做客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父亲从床上钳了起来，说是在村里办喜宴，杂事多，他得去帮忙。天呐，我简直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他这个平时只会趴在桌子上画图纸的人，能帮得上什么忙？我睡眼蒙眬，被催着洗了把脸，就不明所以地被父亲塞上了车。路上，父亲才告诉我，是他童年玩伴的儿子要结婚了。一路上，我都在听父亲讲述他那中年人回忆式的故事，但父亲东说西说，都没完整跟我说明白他的这位玩伴。我只零星了解到，他的这位玩伴叫战荣，论辈分，他得管父亲叫小叔叔。前些日，三伯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杨聪要结婚了，战荣回村里张罗喜事。父亲寡言，没有多问。他与战荣二十年未见，这个杨聪，想来就是战荣的儿子了。

　　山路崎岖，三弯五绕的，我们终于到了。我们走到礼堂门口，但来得太早了，这儿只有几个父亲不太认识的小辈在摆放桌椅，父亲又不好意思直接进去帮忙了。我只能又跟着他走了老远，绕去大伯家休息。大伯出去做农活了，只剩大伯母和小黑狗在家。大伯母年纪大了，有点老年痴呆，认不出我，只认得父亲。她见父亲来很高兴，拿了几个梨硬要父亲吃，却粗声大气地一个劲儿问我来找谁，来干什么。父亲一边把我从他身后拉出来，一边跟大伯母解释说，我们来做客。她盯着我的脸，怀疑地把梨塞到我手里，又问，到哪家做客？父亲一手拿着梨，一手把畚箕和水果刀移过来，一边削着梨，一边慢慢答道：“战荣儿子的红事客。”

　　大伯母忽然转头盯着父亲，声音拔高地说道：“战荣死了，你们做哪家的红事客？”

　　父亲正在削梨的手蓦的顿住，然后又接着削。他问道：“你听谁说的？”

　　大伯母盯着父亲手里的梨，瓮声瓮气地说：“就是死了，早就死了，是撞死的。”

　　父亲不再说话，只低着头削梨。梨皮一寸一寸地从梨上滑到父亲手上，又从父亲手上滑到畚箕里。梨削好了，父亲把梨递给我，嘱咐我切成小块和大伯母一起吃。我切好梨从厨房出来，看见父亲正在给大伯打电话，问他地里的活计做得怎么样，要不要回来了。父亲拿手机的那只手上沾满了梨汁，梨汁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来，在卷到手肘处的白衬衫袖口上留下黄黑的印。

　　不一会儿，大伯回来了。问我们有没有吃饭，又问我们怎么不提前跟他说要来，最后终于问我们为什么来。

　　父亲笑着说：“我听三哥说，战荣儿子今天结婚，我就想着来看看，都多少年没见了。”

　　大伯瞪着眼睛问：“你见着请帖了？”

　　父亲讪笑着说没有。

　　大伯训斥道：“老三糊涂，你怎么也跟着糊涂？请帖都没见着就来。”

　　父亲没反驳，只试探着问道：“我听大嫂说，战荣死了？”

　　大伯顿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唉，就前两天的事。酒喝多了，骑摩托撞在石头上，医院都没送到就不行了。”

　　过了好久，父亲也没有答话。

　　大伯像是为了打破这静默似的，又说道：“今天结婚的，是战荣后娘的儿子。这酒席上的菜式还是战荣前几天去订的。人啊，说不准呐！说不准说不准。”说完，大伯就拿起了水烟筒，一边咳嗽一边吸烟。父亲还是不答话，像在看着什么。水烟筒“咕咚咕咚”响着，除此以外，一切都沉默着，静穆着。

　　我看着大伯水烟筒上的烟雾，从烟嘴里冒出，又舒卷着飘散在空气里。终于，父亲开口了，淡淡地说他想去看看。大伯被烟呛得满脸通红，哑着嗓子说：“等我抽完这袋烟，我领你去，你不认得路。”父亲只说认得。

　　我跟着父亲来到了战荣的家。这里很热闹，前院到后院都是喜气洋洋的人们。新郎穿着笔挺的西装，和那矮矮的土房，和那穿红戴绿的来吃酒席的人，和那破锣嗓子般的大音响，都很不搭。不过如果没有这身西装，我可能认不出来谁是新郎，因为大家都那么欢乐，连笑容都好像是同一位師傅捏出来的——都朝着极灿烂的方向在笑。父亲也在笑，只是淡淡地礼貌地在笑。

　　父亲带我从前院进去，绕过重重的人群，要到后院去。我们一路走着，一路遇着不同的人。认识父亲的人，对着父亲笑笑，然后用夹着烟的手拍拍父亲的肩，什么也不说就走了。不认识父亲的人，迎面遇上，也对着父亲笑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喜糖，要塞给父亲。父亲忙摆手谢了他们的好意，又一边慌慌忙忙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烟来，笑着递给他们。

　　父亲带着我在后院找了个偏远的角落坐着。可我们周围依旧热闹。女人们在窃窃私语，时不时爆发出密集的笑声。男人们在吹牛侃大山，只听得一个又一个不同嗓音却同样不服气的“咦”。

　　父亲是静默的，他就带着淡淡的笑坐在那儿。他也是和谐的，像是真的来参加喜宴的人，像是高兴到极点之后的默然无声。

　　慢慢地，周围的人开始跟父亲搭话，父亲一边回答着，一边又拿出烟盒给周围的人发烟。我觉得父亲像是在等着谁似的。

　　到父亲烟盒里的烟只剩三支的时候，一个白发苍苍有些枯瘦的老人向我们走过来。他一路走，周围的人一路对他说着恭喜恭喜。等他终于走到父亲面前，父亲却问了一句：“这些天身体还好吧？”

　　老人家没回答，只拍了拍父亲的手臂，然后转过头来，笑眯眯地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和父亲一起坐在那里静默着。热闹啊热闹，热闹得连孩子的乳牙嚼碎喜糖的声音都听得见。

　　后来，帮厨找过来，要老人家去看看。看什么我没听清，我只听见老人家临走前对父亲说，今天要多吃点儿啊！

　　父亲笑着回答：“好，您去忙吧。”

　　老人家刚走，父亲就对我说，走吧。我问为什么，父亲只缓缓地说：“没烟发给人家了！”

　　人太多，我和父亲只能贴着房边走。从后堂门口过的时候，我从门缝里看见，屋子的正中停了一口黑得发亮的棺材，棺盖上放了一朵由红布和白布混在一起扎成的花，白布很暗淡，倒是红布红得很耀眼。

　　责任编辑 陈美者

　　福建文学 201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