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友顺

　　四十年确实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如何评价这四十年的文學，包括如何表达这四十年里人的生活处境，表达自我的经验、他者的经验，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在我们现有的文学价值谱系里，最迫近的、最当下的经验往往最复杂、最难书写，可能也最不值钱。比如在学术的谱系里，研究文学必须研究历史久远的，才称得上是有学问。厚古薄今的学术传统一直都在。也不奇怪，当下的经验芜杂、庞大，未经时间淘洗，对它的书写，多数是留不下来的。

　　但我今天很想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没有人有权蔑视“现在”。真正有价值的写作，都要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思考和回应“现在”。波德莱尔曾经把能够写当下时代的人，称之为英雄，因为在他看来，美是瞬间和永恒的双重构成——如果你无法书写当下的、瞬间的、此时的，你所说的那个永恒，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是直面和思考“现在”的，当然也包括好的批评家、学者，同样有一个如何思考“现在”的问题。

　　一个对“现在”没有态度的作家，很难赢得世人的尊重;而如何才能处理好如此迫近、芜杂的当代经验，更可见出一个作家的能力。福柯说：“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文学也是如此。刚才谢冕老师说，今日的文学略显苍老，其实就是少了一点少年意识、青年意识。“五四”前后几代人之所以精神勃发，就在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内心都充满着对青春中国的召唤，他们当年反复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们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这种青年精神改写了中国的现状，也重塑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我在中山大学教书，每次路过陈寅恪故居，看到故居门口他的塑像，我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教授中之教授，为什么晚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心血写《柳如是别传》？他通过柳如是——钱谦益的这位妾，固然表达了人生中有一些价值是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但更重要的，也许饱含了陈寅恪的一个潜在想法，陈寅恪似乎想说，一个小妾，当年尚且知道气节，知道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现在多少学富五车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却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不汗颜吗？这就是陈寅恪诗中所说的“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胜颂红妆”的内在缘由。

　　可见，即使是个研究古典的学者，也应该有一种思考“现在”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可能不研究当代，但是你至少要有一种当代意识，要有处理和面对“现在”的能力。可如今的作家，在面对这么复杂、丰富的当下经验——因为对于历史的长河来讲，四十年也不过就是当下，就是现在——很难处理好，也未必有这种当代意识。

　　如何理解这四十年的中国经验，其实也是一个重新理解时间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把四十年的中国经验理解成一个线性的时间问题，但我想起本雅明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时间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时间不完全是线性的，而可能是空间的并置关系。如果只理解线性时间，而忘记了时间的空间性，可能很难理解今天这样一个多维度的中国。也就是说，哪怕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不同的人也在经历不同的时间。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深圳速度，是一种时间;但在我老家，农民经历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时间，更缓慢的甚至一成不变的时间。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是有人在经历不同的时间，这叫时间的空间性。

　　海德格尔说，新的表达往往意味着新的空间的开创，而这个新空间的开创，既有敞开，也有遮蔽。当你意识到某种时间的空间性的时候，你的表达是在敞开，但是，我们也要思考，这种表达背后很可能也在遮蔽。比如，前些年的青春写作，往往都有时尚的元素、都市的背景，主人公普遍过着一种看起来很奢华的生活。如果年轻作家只写这种生活，无形之中就造成了对另外一些生活的遮蔽。这也是我为什么肯定打工文学意义的原因。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带有时尚都市元素的小说，并指认为这就是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那么若干年后，假若以这些文学素材来研究中国社会，你就会误以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享受奢侈品，都在游历世界，都在住高级的宾馆。可事实是，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还有很多也叫80后和90后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喝过咖啡，没有住过高级宾馆，也没有出过国，他们可能就一直在流水线上、在铁皮屋里，过着他们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果没有人书写，就意味着这个生活空间完全被遮蔽了。

　　我把上述的写作状况概括为生活殖民。一种表面上繁华的、时尚的生活，殖民了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无声的、渺小的、无人认领的生活。有的时候，生活殖民比文化殖民更可怕。这就是时间的空间性，也是文学书写的复杂性。

　　所以，如果你仅仅把时间、空间理解成是一个物理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那就还没有触及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它除了是物理学、社会学的，也还是审美的、想象的、艺术的，当然它也是精神性的。正是这样一种多维度的、复杂的对时间、空间的重新思考，使我们对中国文学这四十年的发展有了新的理解，就不会简单地以为我们只是在经历一种进程，一种节奏，可能还会看到另外一些之前不为我们所知的、被遮蔽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上讲，作家既是书写时间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当他意识到时间的某种空间性，当他试图书写时间当中某一种被遮蔽的或者不为我们所知的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是改变了时间，这意味着，他把现在的这个时间和另外一种时间形态，或者和我们经常说的永恒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和历史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他思考“今天”，书写“现在”，但也从这些“现在”的瞬间中看到了过去和未来。这样的写作，是时间中的写作，也是超越了时间的写作。

　　（以上文字选摘自2018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主旨发言录音整理稿）

　　责任编辑 ? 石华鹏

　　福建文学 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