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曾念长语
微信以小博大，征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收买了我们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它如蛇吞象，消噬着一个时代的物质现实和精神光芒。我们的文学生活，自然也无可逃避这种命运。甚至可以说，写作者对微信的依赖程度远超过其他人。发表、传播、点赞、打赏，大概再找不出一种平台和机制，可以像微信这般，让每个有名或无名的写作者活出了无处不在的存在感，以至于我们不免心生惊疑，如果没有一个自家经营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还敢自称是作家吗？当然，微信不仅带给我们一种更加自主化和个人化的文学生活，还赠给我们一种万能的“朋友圈文学”。那些有关系的作家，可以更加紧密地靠在一起了。那些没有关系的作家，通过超级链接创造了关系，终于也紧紧靠在了一起。于是，文学江湖重新洗牌，文学红利重新分配，文学板块重新凝固……这正是微信时代的文学生活，也是我们无法起身离去的文学现实。
微信时代，与深陷危机的文学
曾于里（文学评论家）
一
在讨论“微信时代的文学”这个议题时，我们必须首先厘清这两个概念：何为“微信时代”，何为“文学”？
把我们当下的时代称呼为微信时代，是贴切的。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个社交工具像微信这样，如此严密地榫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工信部《2017年1-2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移动宽带用户（即3G和4G用户）总数达到9.78亿户。根据微信最新财报数据，微信及WeChat月活跃账户达8.89亿。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移动互联网用户，也是微信用户。而微信团队的《2016微信数据报告》显示，94%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六成以上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每天打开30次的重度用户占36%，55%的用户每天使用微信超过1小时。当如此众多的人在使用微信，当微信占据了用户如此多的时间，微信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社交工具，它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与手机一道成为我们的“第二存在”。无数人每天一起床就是打开微信，吃饭的时候在刷微信，上班的途中在刷微信，下班回家后在刷微信，睡前刷微信……微信成为我们最亲密的工具，它也在方方面面影响着许多事物。
这其中也包括文学。何为文学？这是一个困扰无数文艺学者的庞大问题，汗牛充栋的书籍里企图对文学予以解释，但似乎很难有一个能说服所有人的答案。我们这里也不想给文学下定义，只是在微信时代这样的语境下讨论文学，我更想讨论的是严肃文学。因为如果从广义的角度讲，公众号里推送的各种心灵鸡汤，也是文学，但这种通俗读物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它的庞大市场需求不会因为媒介的更迭而受损，因此并没有在微信时代特别讨论的必要。
不同于心灵鸡汤，严肃文学深受媒介形态变化的影响。那何为严肃文学？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利维斯认为严肃文学有以下几种追求：对人性足够深刻而又充满同情的理解；对现代性的警觉；语言须能精致准确表达出想要表达的对象；完整流畅的整体结构。换言之，与心灵鸡汤的通俗直接、好看好懂不同，严肃文学的意义在于刷新和重建，它“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个别、殊异的感受和看法”，要为读者带来新的发现。与之相对的是，严肃文学需要的是严肃的、有抵抗性的阅读，它不仅挑战读者的阅读耐心，更挑战着读者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阅读无数本《读者》与阅读一本《红楼梦》所需时间可能是一样的，但二者所需要的耐心、阅读所获得的体悟，也同样有云泥之别。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微信又会从哪些方面对严肃文学产生影响？
二
首先影响的是阅读。微信将通过影响人们的阅读思维、阅读习惯，继而影响人们对严肃文学的接受。
按照麦克卢漢的说法，“传媒即信息”，但在美国著名科技学家尼古拉斯·卡尔看来，传媒不仅是信息，更是思维。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一书里，卡尔深刻探讨了，随着人类媒介工具的革命，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人的思维将被彻底改变。在书中，他历数人的大脑在语音时代、文字时代以及大批量书籍报刊传播时代的差异，并引证了大量神经生理学、文化发展史的文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的大脑是高度可塑的。也就是说，微信不仅是一个工具，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微信将怎样重塑人们的思维？
微信时代，也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方式更多、速度更快，当有限的时间面对无限的信息，信息的获取只能是浮光掠影。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描述的屏读（Screening）日渐成为一种现实。阅读行为虽然存在，但是这种阅读更多是指向了泛阅读，停留在一种阅读的姿态上，人们用眼睛“刷”一下屏幕，用手指轻轻划过页面。微信让阅读变得轻浅，一篇精彩的小说或者一首美丽的长诗也会被一“刷”而过。
微信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信息的碎片化。其实在前微信时代，广播、电视机刚出现和普及，它们也都遭到了诸多社会学家、思想家、心理学家的批评，先哲们无一例外指向了信息的碎片化拼接。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这样解释道：“无线电广播在宣布一个城市受到轰炸，有数百人死亡之后，紧接着便推销肥皂或酒。同一位播音员，以同样迷人而权威性的声调，先报告了政治局势，然后又为肥皂大做广告，试问，人们对他听得到的事情，还会真正关心吗？我们不再感兴趣，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批评性判断受到了破坏，最后，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态度，是漠不关心。”
进入微信时代，弗洛姆批评的情形，愈演愈烈。一打开微信，巨大的信息流呈现在眼前，朋友圈里有人在发自拍、有人在伤春悲秋，公众号里推送着突发信息、某个明星的出轨内幕、国际风云，群聊里在讨论某个公共事件、明星八卦……信息变得碎片化，人们的情绪和思考也开始碎片化，这会儿还在为一个新闻愤怒，下一秒就被一个笑话逗得哈哈大笑。当人们习惯了信息的碎片化，阅读一篇稍长的文章或者一些需要思考的文字，我们的注意力开始分散，心神不宁、思路不清，忍不住要点开微信看看朋友圈更新或者群聊里又说了些什么，“过去那种自然而然的精读如今已经变成了费力挣扎的苦差事”。
一言以蔽之，微信不知不觉在篡改着人们的思维，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热衷于接受轻浅碎片的信息——而这恰恰与严肃文学的气质是不相契合的。长期浸淫于微信的人，或许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认真地读完一部长篇小说。就像卡尔所说的：微信“似乎就是把我们的专注和思考能力撕成碎片，抛到一边。无论上网还是不上网，我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是互联网传播信息的方式，即通过快速移动的粒子流来传播信息。以前，我戴着潜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缓缓前进。现在，我就像一个摩托快艇手，贴着水面呼啸而过”。
三
有些人会这样说，微信将重塑人们的思维，并影响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严肃阅读，那如果把严肃文学搬到微信上，这种负面影响是否依旧存在？
对于微信上的阅读，不少人是抱乐观态度的。在他们看来，微信的最厉害之处是，它让一些原来从不用QQ、也从不上网的人，成为微信的用户。这的确是某部分事实，比如笔者的叔叔伯伯七大姑八大姨认字不多，在前微信时代，他们基本不阅读，但自从进入微信时代，他们关注了许多公众号，也经常阅读朋友圈里的文章。这是微信带来的裨益，它让更多的人有機会阅读，让更多人开始阅读。只是，严肃文学在微信上会受到青睐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刊物在微信上开通了公众号，并时常在上面发布一些作品。但身边许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阅读公众号上的作品，常常被一种焦虑感所裹挟，忍不住想要向下滑动，甚至会有一点抵触甚至腻烦。可假设是在杂志上阅读作品，这种焦虑感和抵触感很可能就会减轻甚至消失了。为何会有这种微妙的差别？
根本原因就在于，微信消解了阅读的仪式感。微信阅读的好处之一就是便捷，任何你可以打开微信的时刻，你都可以进行阅读，无论是走路、等公交、上厕所、会议中、逛街、排队、吃饭，总之，微信让阅读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可以进行。但这种快捷也破坏了阅读的仪式感。阅读的仪式感，并不一定是焚香沐浴、品茗闲吟，它指向的是阅读这一行为的平心静气、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就像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描述的：“学习阅读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学习‘破解密码的过程。当人们学习阅读时，人们是在学习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身体静止不动。自我约束不仅对身体是一种挑战，同时对头脑也是一种挑战。句子、段落和书页一句句、一段段、一页页慢慢地翻开，按先后顺序，并且根据一种毫不直观的逻辑。”
也就是说，严肃阅读是需要认真与专注的心态，它要求“身体静止不动”的认真与专一，需要“自我约束”的自制，需要“对头脑也是一种挑战”的判断与思考；而阅读是“句子、段落和书页一句句、一段段、一页页慢慢地翻开，按先后顺序，并且根据一种毫不直观的逻辑”，有顺序、讲逻辑。但现在，坐在马桶上的三五分钟时间里，你都可以打开20个不同的公众号，简略“刷”过20篇完全不同类型的文章，无须专注，也不讲求逻辑。
阅读仪式感丧失，阅读的庄重感也就丧失了。阅读仪式的轻薄、终端的轻薄，也注定了微信上的阅读只能是轻薄的阅读。这也是为什么各种养生帖、情感软文、心灵鸡汤轻轻松松就能够收获10万+的阅读，而许多推送严肃文学作品的公众号的阅读量只能在几百几千徘徊，即便是像《收获》杂志做得较好的公众号，其推送的文章阅读人数都鲜有突破1万的。
微信的确让更多人开始阅读，但这与严肃文学、严肃阅读无关。
四
令人遗憾的是，微信不仅通过改变人们的思维和阅读仪式感，来影响人们对严肃文学的接受，它甚至也影响着写作者的心态，并改变着文学的形态。
如今许多文学刊物或作家本人的公众号，也迷恋上了微信的10万+，既然无法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那就改变文学的形态予以迎合。要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可以进行阅读，文章肯定不能太长、不能太深奥，而是要简短、轻松、有趣，无缝对接于人们的每一个碎片化的时间。既然“快阅读、轻阅读、易阅读”成为移动阅读的风尚，那么写作就不要纠结于什么新的发现、深刻、洞察，不要挑战人们的思维和阅读习惯，简单化、快餐化即可。再则，许多公众号写手通过写写鸡汤文，就能够凭借打赏和软文收入，赚得盆满钵满；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写了一篇小说，耗费无数时间精力不说，还不见得能够发表，那为何还要坚守严肃文学立场，为何不摇身一变成为拿钱说话的“自媒体人”呢？总之，微信让文学越来越“公号体”。
综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了：微信时代，严肃文学正陷入更深重的危机。浅薄的媒介，造就浅薄的思维、浅薄的阅读、浅薄的写作，其结果就是浅薄的人、浅薄的社会、浅薄的时代。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微信、反对科技，只是我们在分享技术革新带来的种种便利之余，却仍没有学会——甚至没有注意到该如何避免科技可能对人造成的异化，乃至于对人类文明的侵害。随着以阿尔法狗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个议题将越来越紧迫，它需要更多的讨论、更多的思考。笔者谨以此文，发出微弱的预警。
微信时代的文学表情：越科技，越焦虑
唐诗人（文学评论家）
科技的进步总是令人欣喜，人们都愿意想象新技术所能带来的便捷和舒适。这点于文学行业也不例外。我们还能清晰记得博客兴起时的热闹劲。那时，人们以为文学可以借着网络传播兴盛起来，认为文学可以走进大众，会摆脱被边缘、被冷落许久的社会角色。2003年前后，一大批新新人类开始了博客写作，文学文化界名人们也纷纷进入博客世界。一时间，博客写作生产了一批写手、作家，也成为青年写作者迅速出道、成名的重要媒介之一。当年，“博客文学”也成为文学、文化研究的大热点、大话题。我们还可以想起当年人们对博客写作的分析，比如平等性、对话性、超链接，这些特征、概念在今天已使用广泛。但是，除开这些概念的流传之外，博客写作好像并没有留下别的什么，当年靠博客写作红极一时的人物，比如木子美，早已在文学界销声匿迹。
如今，博客已陈旧，博客之后有了微博，而后不久，微信出现。微信是建立在互联网（web2.0）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社交网络平台代表。腾讯开发出微信之后，集朋友圈功能和公众号平台，很快就超越了微博和博客的影响力，成为最流行的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圈子性质，似乎在私人空间和公共平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圈子化的有限空间表达，熟人圈的生活和观念交流，这种表达不再有微博上发表言论时直接通往公共性、迅速成为大众焦点的可能性，也可以避开用户个人不愿意交往的个人或群体。而微信公众平台则取代博客等网络日志，不仅仅是每个人都可以是内容生产者，而且用户可以直接在手机客户端进行写作和分享，摆脱了之前网络（web1.0）时代写作需要依赖电脑终端、个体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传播者和消费者角色的状态。
微信从2011年推出之后，几年内迅速成为主要的社交平台。人们对微信也如当年对博客的热情和期待一样，认为它能够带来表达的自由、能够为大众创造一个平等的对话空间，甚至想象它意味着公民社会的来临。在文学领域同样如此，许多作家诗人，包括无数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们也再次燃起热情，纷纷开通个人、机构公众号，将作品搬到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微信因其各方面成熟的对接服务，也衍生出众多个体创业者，这些创业者中不乏文学写作者。只要订阅用户数目够大，一系列的商业资源随即紧随而来。微信写作，通过打赏和广告接入等方式，成为一种新的网络文学写作，也成就了一批公众号写作大咖。另外，微信朋友圈也如当年的博客写作热一般，因为分享量、点击率推出了一些潜在的优秀写作者，像余秀华、黄灯等人，因为朋友圈大规模的分享评论，成为文学文化事件后，直接进入了著名诗人作家行列。微信所带来的是是非非，成为近些年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技术在更新换代，文学作品与文学人物也在推陈出新。微信的出现让我们再一次重温了博客兴起时的欣喜劲和热闹劲。可是，微信写作又能摆脱博客写作的最终命运吗？今天红遍朋友圈的公众号写作者，比如咪蒙，甚至于逻辑思维等等这些特别适合时代需要甚至看似特别有内涵的微信写作，还有张嘉佳那些小而美的被冠为“微信体”的文字……这些真的能够为未来存留下某种精神范本？对此我是怀疑的。当然，他们的写作也并不会去思考所谓的经典性和未来性，这些写作是纯粹的商业写作，其商业性甚至比唐家三少等等网络作家的网络文学创作更加彻底。那么，微信时代的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关注之处？
或许，我们该区别纯粹的微信写作和微信时代的文学写作，这两个概念，或者说这两种现象，有着重要的差别。微信公众号写作是创业行动、商业行为，而微信时代的文学创作，则是在有微信媒体这个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后者是间接影响。我以为，讨论后者比讨论前者更有意义。
微信时代的文学写作有什么特殊性？我们今天已经能够看到一些表现。比如在作家群体的更新换代上，有微信的迅速传播和同人群体的推广，更新速度比过去迅速得多。如今，新人的出场和退场，都变得便捷、迅速，它短暂而虚无。微信加好友、建同人圈微信群，这些方便快捷的手段，让年轻作家，或者以往不曾被注意到的写作者，都能通过相应的圈子关系进入更核心的圈子。作家与文学杂志编辑、出版社编辑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作家可以通过微信向编辑直接投稿、直接对话。所以说，这个时代，好作品被淹没的概率变得极小极小。但是，很少作品被淹没，这又并不意味着好作品就越来越多了。相反，如今好作品反而是愈来愈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这里面，内含文学创作的特殊性。
从根本而言，文学的生命是历史性的，但是朋友圈的分享关注却是瞬间性的。微信朋友圈分享，它天然地忌讳着重复，一次的分享已经让人越来越觉得疲惫，而愿意重复分享两次以上的情况，是少之又少。如此，一个作家一篇作品的推送与分享，也相当于在朋友圈的一次性“消费”。很多作品的生命似乎只存在于朋友圈转发分享的那些瞬间，分享之外的东西作者们是看不到的。尽管我们都有足够的理性，能够理解、看透朋友圈的性质只不过是传播，只是换一个媒介的方便阅读而已，并不代表别的，更与作品能否有历史生命无关，但是，这种注意力的瞬间生成与消逝，这种被关注的热闹与关注过后的长久沉寂，某种程度上还是会影响作家们的创作心理。这种影响的最明显的表现，是盛行于写作者身上的普遍的焦虑感。如今，作家们的写作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多数作家完成一篇作品的时间比以往短了很多。很多作品都是匆忙而成，缺乏思考的空间，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思想面目也是简单、平庸的。近些年，青年作家普遍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很少有长篇小说出版。少数的一些长篇，读下来也能感觉到内里叙述节奏的明快，有着草就而成的嫌疑，这些与网络时代需要的传播速率有无关系？这种影响关系无法论证，但当前环境给人的焦虑感却是备受承认的事实。
这两三年里，一大批80后、90后作家迅速冒起，文学杂志借着微信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青年文学创作者。我们不评说更长期的情况，就这80后崛起到90后兴起的两三年，已经能意识到微信这些新科技对文学创作者的心理压迫，它让作家直接感受到时间的残酷性。作家更新换代的速度比以往更快，而微信推送传播把这种淘汰过程直观化。虽然说在微信朋友圈内流行与不流行并不意味着作家作品的水平问题，但一个个作家推出来、一个个作家瞬间又杳无踪影，也实在使人唏嘘。冒出与消逝，如此短暂，可观的时间催化效果，短期就呈现出来的历史淘汰规律，足以使敏感的写作者感觉到写作的虚无、生命的荒诞。或许，这个时代青年人普遍的虚无感，我们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心理，在微信时代，又有了新的状况。
焦虑感影响写作速度，也影响质量。在微信空间内，处处都分享着被催熟的作品。我们看很多期刊小说，经常感觉到它们的不成熟感，这种不成熟要么是叙事结构上的不完善，要么是细节上的粗糙、疏漏，更普遍的还有故事的平庸化、无意义感。很多小说，我们从中看不到作家到底在直面什么问题，很多所谓的叙事实验，纯粹是技巧的玩弄，内里没有精神问题的思考。拍脑袋就来的小说愈来愈多，把个体性生活感受沉思为普遍性困境的小说凤毛麟角。无数作家把时间精力耗费在无意义的文字堆码中，只期待着在微信平台多几次曝光，以为曝光率高就是成功就是存在。而实际上，微信空间等这些科技产品，本质上并不是为了证明某种存在而生，它只能证明着事物的消逝和生命的荒诞。
我始终在怀疑，如果网络被摧毁，这一切都还存在吗？微信消失之后，我们寄存在微信平台上的记忆，又会流失到哪里去？没有记忆就是没有了自我，没有自我也即丧失了存在。我们或许不焦虑于在朋友圈有多少文章可以分享、有多少機会可以被曝光，却无法不焦虑于科技所带来的存在性危机。
科技越发达，我们却越来越感觉到生命的不真实。文学是最关乎生命本身的学问，生活世界越科技，精神世界也就越焦虑。精神的焦虑，也必然愈来愈多地在文学上得到表现。微信时代的文学，焦虑是普遍性的表情。这焦虑包括作家写作状态的焦灼浮躁，也包括文本特征上的平庸简单。当然也会有作品能呈现这个时代人们精神状态的普遍性焦虑。焦虑并不可怕，怕的只是我们如何处理生活中的焦虑。在焦虑中，人可以惶惶终日，也可以焦虑为精神基础，直面焦虑，有所沉淀、有所创造。
微信时代的诗歌与形式危机
冯 娜（诗人）
关于新诗的形式，废名曾在《论新诗及其他》一文中说过：“新诗本来有形式，它的唯一的形式是分行。”无论是徐志摩、闻一多、王力、臧克家……还是第一次将“现代诗”以较为自觉、系统的语言来界定的纪弦，都以他们的方式来探讨了现代诗歌的形式。然而，在中国新诗发展的百年中，除了少数诗人对于现代诗的形式做出一些积极的努力和探讨外，现代诗的形式在近五六十年以来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似乎形式本身已经是一个无须关注的问题了。
但在互联网时代，诗歌形式呈现了一些新的突变：被网民广泛热议的“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还有因《诗刊》微信公众号推荐而走红大半个中国的余秀华现象等。笔者无意讨论这些诗人文本的艺术价值，但就传播效力而言，像“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这样一些“大V”微信公众号，一天之中成千上万甚至过十万的点击率和关注度，是传统媒介无法匹敌的覆盖率和阅读量。
当人们以各种游戏或严肃的心态模仿各种“体”时，确如人们所说的，人人都可以是诗人了吗？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曾以多种形式的先锋艺术尝试并阐释了“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信念。这种艺术理念已然无法让艺术的价值停留在传统的审美形式上，而是同时承担着对社会文化机制的质疑、破坏、解构和重建。这导致了当代艺术很难以单一面貌表达自我的意涵，多媒体效应、跨界、阐释、互动成为当代艺术的混合面貌。当代诗歌的发声系统亦是受此影响。譬如一个河南高中生@茶叶蛋馥（网名）发表的一组“食物诗”引发众多网友关注。这组“食物诗”是手写在作业本上的，字迹稚拙、口吻轻松活泼，诸如“我喜欢喝奶/是因为奶是女字旁/适合我”“喝香蕉牛奶/联想到了/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这样的分行比比皆是，很多像是课间的即兴创作。
传播学家伯纳德·科恩有过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在许多场合，媒体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这较好地解释了大众传媒如何引导了受众，将很多分行视为“诗歌”而引发的联想和争议。这些影响同时打破了现代诗歌单纯以语言作为载体的物理属性，许多跨界的合作，诸如诗剧、唱诗等多种外部艺术形式的介入，让扁平化的文字方式进入了多媒体的范畴，超越了文本本身而进入大众视野。像“为你读诗”“诗歌是一束光”等这些微信公众号，无不是通过声音、文字、图片等方式的组合呈现，来完成了“一首诗”。
在微信时代，“媒介把关人”的作用和权限不断弱化。微信上，每个人成为自己的“把关人”，每个人都可以在朋友圈发表言论或创建公众号，人们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释放，也通过“点赞”、不断复制和转发得到空前范围的宣讲和分享。不得不说，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微信传播是一把显而易见的双刃剑，它让诗歌从文學金字塔的顶端向大众倾斜，“人人都是诗人”的假设，也让诗歌沦为了大众狂欢的一种介质。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公共话语空间相对封闭的时代，还是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人们更容易被“现象”吸引关注。文学界自然也是如此。极端的诗歌事件通常会赋予诗歌格外的传播价值而引发非常态的关注，如海子卧轨、顾城弑妻自杀案等。在今天的大众传媒语境下，事件层出不穷，话题不断，甚至还可以被“制造”，讨论诗歌的形式似乎变得难以客观、尤为艰难。大众对诗歌形式的诉求和认知有了更芜杂、更接地气、更时尚的审美标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商业行为与诗歌的结合，如一个售卖鲜花的微信平台就直接命名为“诗集”，每束鲜花附赠一首诗歌。某种程度上，微信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传播空间和影响力，但也大幅度地压缩了诗歌的精神空间并降低了诗歌的审美境界和精神层次。在这样一种“价值失范”和“形式失传”的社会现实和传播语境之中，诗人们是坚持经典化的诗歌理想和道路，还是拥抱大众的喜好、与流行文化握手言和？
值得重申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播形式和传媒语境，传播价值和事物本身的价值是不完全对等的。纵使诗歌在传播过程中附加了许多的冗余和噪音，但它的本质依然是人类灵魂深处的歌吟，它所承载的价值是人类心灵的价值，应具备通往永恒和隽永的高贵品质。诗歌的形式，无论内在形式还是外在形式都是为这样的价值和品质服务的，诗歌在时代中的演进也必然包含对这种价值的坚守、反思、丰富和精进。将传播的还给传播、诗歌的还给诗歌，才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具体、有效的坐标来讨论形式问题，无论是传播的形式还是诗歌的形式。
贡布里西在《艺术的故事·导言》中这样开篇：“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也许也没有诗歌，只有诗人；没有微信，只有信息本身。而诗歌所有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完全倚赖于诗人独立、自律、积极的劳作。
微信时代的朋友圈及其文学
曾念长（文学评论家）
每当我们打开微信用户端，首先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早已被我们熟悉的图景：一个孤单的人，遥望着一个巨大星球，如蜉蝣之天地，如一粟之沧海。这个由腾讯公司设计的画面，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作为人们进入微信平台的标志性导引。它只在显示器上逗留瞬间，却极富象征意味，暗示了我们每天开启微信生活的情感起点：我们渺小且孤独，所以我们需要微信。从这个起点出发，我们来到了一个无比繁华的“微信人间”，似乎隐隐之中有一种新的生活奇迹就要出现。我们像仙人一样进入一个奇妙世界，每一具凡身俗体都化作了轻盈的信息粒子，以光的速度穿梭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又创造了一种伟大的生活共同体，满含期待地称之为“万能的朋友圈”。
现实生活中已有各种人际圈子。但没有一个圈子，被赋予过万能的期许。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中的圈子，有一道道无形的墙，扼杀了我们对奇迹的一点点念想。我们生而知之这种念想，因此并不陌生。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倘若没有朋友，我们的关系网络将大大萎缩，甚至从小就已根植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关系信仰也会发生崩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圈子，其实正是广义的朋友圈，是每个人努力经营人际关系的结果。但是这些朋友圈总是受到具体时空关系的限制，并不是一个万众共同拥有的朋友圈，它们面向每个个体的开放机会自然也是极其有限的。我在20年前认识了一个朋友，那时他刚参加高考，考取的学校不是很理想，但他对未来有着无限热情，曾对我立下豪言壮语，说在大学四年，他要结识全校几千号师生。按我的理解，他是想以校友关系为纽带，建立一个超级无敌的朋友圈。然而多年以后，我观察他的言行，发现那个想象中的朋友圈并没有成为现实，他也不复当年豪迈，甚至日益消沉，以至于又过了多少年，连我这个朋友也逐渐淡出了他的日常世界。这是现实的不可爱之处。在现实世界里，万能的朋友圏只是一种臆想，一种虚构，甚至这种臆想和虚构，最终也会被无情的现实熄灭了内在的动力。
好在我们有幸迎来了一个有奇迹发生的微信时代。那个传说中的万能的朋友圈，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它就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友谊的温度，通过手机终端，沿着手指的感应神经，传递到我们的心灵世界。我们的手随便抖一抖，便有海量的朋友在感知着我们的存在。大家饱含热情地相互点赞，无私地转发，甚至也由无私转入有私，开始秘密私聊，让友谊一点一点发酵，让奇迹慢慢露出狡猾的尾巴。
微信朋友圈不再等同于现实中某个壁垒森严的具体圈子。它被赋予了某种神奇的抽象能力，从现实的各种关系中提炼出公约数，进而构建出一个浩瀚无边的大同世界。也许你不在某个微信用户的朋友列表里，但此刻你们正在共享发生在朋友圈的某一条信息，或某一篇文章，甚至某一条广告。这个朋友圈是抽象的，没有具体边界。在微信时代，你属于哪个朋友圈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不在朋友圈。只要愿意每天花时间去刷朋友圈，我们就置身于一个大同世界，分享着以大数据形式存在的友谊能量。这正是我们时刻感受得到的微信朋友圈的万能属性。它通过一种被称为超级链接的信息技术，凿穿了现实的铜墙铁壁。然而它也并不是一味朝着超现实的方向发展。让人感到更加满意的是，它还可以将公约数还原为各种现实的人情关系，允许每个人依据好恶设置窥私半徑，依据亲疏远近设置分类标签。这就是微信朋友圈的魅力所在。它的朋友半径可以自由伸缩，从我到无限的我们，是一个心想事成的超社会体系。
朋友圈是万能的。这句话在前微信时代是一种乌托邦想象，而在微信时代，则是一种现实。无论是想象，还是现实，都代表了人们对朋友关系的一种信仰。由此，我想到了微信时代的“朋友圈文学”。
说到写作，大家都嘴硬，说那是私人的事儿，凭的是真功夫。但是文章的好坏，却是一个主观的标准。况且写作也不能代表文学事实的全部。写作只是完成了生产环节，见到的只是未经商品化的作品。作品要进入流通环节，就需要编辑加工成图书成品，还需要同行给予鉴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朋友圏。一个完整的文学事实，其实是在朋友圈里产生的。历代文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也深谙吟诗唱和的重要性，美其名曰同道交流，其实还有更接地气的目的，就是构建朋友圈。福州三坊七巷之内的“光碌吟台”，就是见证历代福州文人前赴后继组建朋友圈的一个遗迹。在晚清民初，这里还真的走出了一个影响全国的“同光体”诗群。可见，“朋友圈文学”是有成功范例的。有这些先例作参照，当代的“朋友圈文学”就更加发达了。各种社团、诗会和研修班，看似高大上，其形而下之功能则无一例外地类同于交友俱乐部。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作家倒是坦然，直言就是去交朋友。
为什么交朋友这么重要呢？作家不是写出好作品才是最重要的吗？原因或许就在于，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他就无法抵挡那个假想的威力巨大的朋友圈给他带来的暗示性压力。一个希望成功的写作者，通常会认为，既然有“朋友圈文学”的存在，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进入这个朋友圈，也就缺席一个时代的文学现场了。不幸的是，现实中的“朋友圈文学”只属于有限的少数人，而将多数人的文学梦想排除在外。这个朋友圈是相对封闭的空间，其交友半径不能随意伸缩，否则就会打破利益的平衡和资源的有效分配。这样的文学事实，至少是让那些处在朋友圈边缘和外围的写作者感到不满的。中国诗坛在世纪之交爆发的“盘峰论战”，根本原因是诗歌美学观念的分歧，直接的原因，则是一批不满当代诗坛格局的诗人临时组阵，对一个权威朋友圈发起了挑战。但是这样的占位竞争，并不能改变“朋友圈文学”的封闭属性。竞争之后是文学利益板块的重组，然后再次凝固，文坛依然是一个由少数朋友圈来界定的场域。
微信平台里的那个“朋友圈文学”，或许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属性。只要手机或电脑终端保持网络信号畅通，我们就可随时进入这个朋友圈，参与其中的文学发生进程。这要归功于微信朋友圈的超强抽象能力。它以超级链接为锐器，瓦解了现实中的各种圈子的人为壁垒，使得微信朋友圈成为一个平面世界。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现实的文学世界，普通作者与著名作家分别处在金字塔的底端和顶端，二者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距离，这种距离又构成了他们进行直接交流的一个障碍，而在微信朋友圈，这种距离和障碍很容易就被拆除了。于是，一个无名写作者出现在了一个名作家的朋友圈里，他热情地点赞、评论和转发，并最终发现，与他相似的许多无名写作者也出现在这个名作家的朋友圈里，他们也在热情地点赞、评论和转发。哦，原来我们同在一个朋友圈！这种局面似乎给人一种印象，朋友圈是大家共有的朋友圈，“朋友圈文学”也是大家共同创造和分享的文学。
的确，通过微信朋友圈，我们几乎机会均等地共享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资讯和成果，包括征稿启事、期刊快讯、图书出版、名家新作、创作谈、前沿思潮、同业互动等等。在一些特殊事例上，我们还目睹了某种奇迹的发生。比如范雨素，一个默默无闻的湖北保姆，通过微信传播，使其富有个人色彩的底层叙事获得了广泛关注。“朋友圈文学”具有如此强大的可进入性和可参与性，以至于一旦我们沾染上了它，我们就生成了某种难以删除的依赖感。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文学人士都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文学大行当里，无论角色和身份，作家、评论家、学者、编辑、出版商等等，大家都统统迷恋上了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圈文学”，就像一个深知抽烟有害健康的烟鬼一样，欲罢不能。可是我们迷恋它什么呢？文学是一种古老的存在，倘若它有一种永恒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坚守，就不需要微信来成全这种信仰。细细想来，我们迷恋上的，不过是一种新的文学前缀，一种被称为朋友圈的万能性存在。是的，在微信时代，“朋友圈文学”空前兴盛，我们也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某种与生俱来的信仰，一种关于对朋友的信仰。我们苦心经营文学公众号，随时发布所思所想，随手转发文章资讯，乃至建立各种文学微信群，又通过微信群私加各自的朋友，其实都是回到了那个信仰的起点。
在微信朋友圈，点赞是一种最普遍的礼节性互动行为，相当于古人作揖，或是今人握手。它包含了朋友之间的信任和责任，同时也隐含着投机和狡黠。不管每个人的心思有多不可测，每一次的点赞都在激活某种和谐机制，就是让我们共同拥有的朋友圈变得更加美好。具体到“朋友圈文学”，点赞则是一种重要的反馈机制。我们发布的一段短语或是一篇文章，每获得一次点赞，就相当于从朋友圈里发回一个信号：我知道了。这个信号如果翻译成现实的文学世界的行话，就是“恭喜你！你的作品又增加了一个读者”。因此可说，点赞就是“朋友圈文学”的发行量，它的重要性，只要是入过文学这个行当的，必有心得体会。朋友圈不能没有点赞，“朋友圈文学”更是不能。点赞不仅维持着“朋友圈文学”的繁荣，而且牵动着每一个文学人士的敏感神经。即便是那些阅人无数、心如止水的大牌作家，也难免被来自朋友圈的点赞热情打动。谁叫他们也有一颗肉长的人心呢！
这样，终于，每一个搞文学的人都不再孤单寂寞了。无论是成名的，还是未成名的，我们都黏附在一个超级朋友圈里，呼朋引伴，互通有无，走向一个通往大同的文学世界。于是，一种信仰的倾斜发生了。我们遗忘了文学，记住了“朋友圈文学”。“朋友圈文学”在微信时代的全面繁荣，本质上是社交性文学的完美胜利。普鲁斯特曾经批评过以圣伯夫为中心的文人圈子的“沙龙文学”，其实就是一种社交性文学。在前微信时代，这种文学只能发生精英阶层，大众虽心向往之而不能致。而在微信时代，“朋友圈文学”已从精英阶层解放出来，回到万众狂欢的层面。它有千好万好，唯一的不好就是，它过度暗示相互交流的有效性，却让我们几乎忽略了独立写作的神圣性。我并不想在狭隘道德层面来断定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从一种可量化的标准发出，说出一个大家都感同身受的事实：我们每天耗费在朋友圈里的交流性时间正在不断拉长，而将沉默和写作的生产性时间压缩到了最低限度。随着“朋友圈文学”的压倒性影响，许多文学名家也纷纷经营起个人公众号，甚至花了很大心力去推广。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来看，这本无可厚非。但从大趋势来看，这正是“朋友圈文学”对个人写作行为的一种倒逼。那些成功的作家必然晓得独守书斋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只是在微信时代，万能的朋友圈穿墙入户，不等作家走出书斋，就将其绑架了。
至此，我请诸位重启微信用户端，回到那个由孤独的个人和星球构成的画面。尽管它稍纵即逝，却可见出一种永恒的人类情感，也可以被我们引申为一种正确的文学态度：写作者固然须有同道，要有交往，但是回到写作的原点，他终究只是那个遥望浩瀚星球的孤独人，茕茕一夫，碧海青天夜夜心。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福建文学 201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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