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槟城，又称槟榔屿，马来西亚北部一个风光明媚的小岛，因盛产槟榔而得名。它隔马六甲海峡与苏门答腊岛相对，扼守马六甲海峡北口，素有“海洋上的绿宝石”“东方花园”之美称。槟城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从2012年开始，每年我都会来到这个城市，静静地住上几天，细细品味它的独特风姿。走在槟城的街巷，我似乎有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因为如今的槟城，虽然被称为“东方矽谷”，但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中式骑楼与闽南建筑风格的庙宇，路边比比皆是的华人开的店铺和“福建面”的美食招牌，满耳似是而非的变体乡音，让我恍惚回到福建南部的某个市镇。
晚清以来，许多中国文人墨客来过槟城，并留下不少赞美的文字。早在赴槟城之前，我就通过他们的生花妙笔认识了美丽的槟城。
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报人王韬，在他的《漫游随录》里，记载了1867年赴欧游历期间经过槟城的情景：“东南洋中诸岛屿，皆林树丛茂；遥望之，葱郁之气，扑人眉宇。从新嘉坡行二日，乃抵庇能。是岛亦英之属地。‘庇能，闽人音。一名碧澜，亦曰槟榔屿。山明水秀，风景清美，洋房栉比，气象矞皇。”“埠中贸易者约数万人，闽人多而粤人少。闻有许君其人者，颇风雅，曾为甲必丹，拥资巨万。”在短短的几行文字中，突出介绍了槟城的地理位置、名称由来以及风土人情。
现代教育家梁绍文1920年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与实业，著有《南洋旅行漫记》一书。1920年春天，梁绍文从上海搭邮船下南洋，周游列国，在槟榔屿住了一个多月，留下了六个美好的印象：整齐清洁、天气融和、建筑瑰丽、学校整肃、人物优秀、山水奇特，以至于在离开时发出了如此感叹：“槟岛不能不离，而离槟岛后其印象竟萦回于脑而不能去。异日如有机会，予必举家而徙之槟榔屿。”如今，时间的长河流过将近一个世纪，梁绍文笔下的瑰丽建筑仍然让人流连忘返：“近海边马路的宏伟建筑，如市厅Town Hall的雄壮，法庭的严肃，炮台湾的形胜，均使人有极深刻的印象；至于超脱市廛外的住宅别墅等等建筑之奇巧纤妙，一幢有一幢的格局，一楼有一楼的形式，方圆斜正，各成其美。”一个城市的历史总是层层叠叠深藏在大小建筑里，槟城，充满着历史的记忆。
槟榔屿这个地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明代永乐年间的《郑和航海图》中。15世纪中叶，中国的航海指南《顺风相送》也记载了从马来半岛的昆仑岛到槟榔屿的航海路线，可见在当时槟榔屿就已经和中国通商。槟城，有着一代代华人的共同记忆。它是郑和下西洋经过之地，这里建有三保宫（郑和庙），供奉一尊戎装佩剑的郑和雕像；它是晚年辜鸿铭念念不忘的南洋故乡，辜鸿铭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它是康有为1903年南游的落脚地，他在游览极乐禅寺时留下了“勿忘故国”的题词；它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的诞生之地，他于1935年获诺贝尔医学奖提名；它是孙中山多次落脚之地，史料记载，孙中山“九次革命，五到槟城”，1910年8月他将同盟会南洋机关总部迁到槟城，并在这里成立“阅书报社”，创立《光华日报》，宣传革命理念，并与革命同志召开“庇能会议”议定广州起义，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史……
二
来到槟城之前，久闻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出生于此，而且他的祖先还是最早一批定居槟城的华人。马华著名作家朵拉告诉我，1786年，英国船长莱特抵达槟榔屿，当时辜鸿铭的祖先辜礼欢，带了两个印度基督教徒和一张渔网，从吉打州一个叫瓜拉慕达的小乡镇赶到槟榔屿来，把那张渔网献给英国人莱特。这一张表示欢迎的友好之网，果然网住了莱特的心，他把辜礼欢当成最可敬的华人。同年8月11日，英国正式占领槟榔屿，第二年5月，馈赠渔网之盛情获得回报，莱特委任辜礼欢为甲必丹（侨领），辜礼欢经商之路从此一帆风顺，地位、财富、声望与日俱增。辜鸿铭曾于1880年到过福州，拜访他的兄长辜鸿德，激愤于两年前发生的乌石山教案，还用英文写了一首诗发表在《香港日报》上，谴责传教士们的非基督徒行为，并警告不列颠政府不要施行“炮舰外交”。这个年轻人的言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派驻中国的不列颠公使威妥玛爵士不以为忤，还邀请辜鸿铭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不过，辜鸿铭很快就辞去这份工作。由于他祖籍福建，又跟福州有过这么一段渊源，我很想去拜祭他，朵拉却说辜鸿铭在槟城，远不如莱特出名，甚至他们家族的墓冢，因屋业发展而遭毁。她语调低沉：“辜鸿铭在槟城，没有铜像，没有坟地，如果连他祖先的墓地也要為屋业发展而不得不让路的话，后来那些到槟城观光旅游的客人，便仅知道英国人莱特，不曾听说华人的开埠功臣辜礼欢，更不会知道，举世闻名的清代大文豪辜鸿铭的出生地，就在这里，槟城。”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不想在槟城的日子里，却邂逅另一位福州乡贤陈宝琛众多的遗迹。
陈宝琛出身福州的望族，从乾隆丁未年（1787年）曾祖父陈若霖高中进士开始，家风鼎盛，更为称奇的是陈宝琛六兄弟，连登科甲：除了老四、老五、老六为举人外，老大陈宝琛，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年），老二陈宝瑨、老三陈宝璐以及陈宝瑨的长子陈懋鼎，兄弟子侄三人同科进士，创造了“六子连科”“一门三鼎甲”的科举神话，令人叹为观止。连张爱玲的祖父、陈宝琛的清流旧侣张佩纶见到陈懋鼎时，都忍不住赋诗赞道：“曾记长安旧侣随，阿兄早贵弟嫌迟。笑见儿辈森头角，真觉功名摘颔髭。种橘仙居千户等，赐书家世九重知。翦灯细说琼林宴，料得颐园挂蟢丝。”
陈宝琛13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21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进入翰林院后，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人，直言敢谏，名重一时，被称为“清流党”。1885年，因举荐的云南、广西布政使唐炯、徐延旭在对法战事中临阵逃脱，败退失利，导致陈宝琛受到牵连，朝廷以“荐人失察”为由，将他连降五级。趁此机会，他以丁忧为由索性辞官返回福州故里，闲居林下二十几年。但他并没有真正忘情于山水，仍然心系君国，关怀乡梓，创办新学，修建铁路，尽自己的努力开拓福建的近代化事业。
回到家乡的陈宝琛并没有闲着，四乡八里仰慕他的学识，纷纷请他出面办学。1895年出任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山长。1896年与林纾等人合办苍霞精舍，为福建最早的新式学堂。1900年创办福州蚕桑公学，为福建最早的实业学堂。1903年，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后，陈宝琛更加积极投身办学，先后创办或参与创办多所学校。尤其是1907年成立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是我学习和工作的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校，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教泽薪火百载相传，至今校园内还有宝琛广场，他的一尊塑像安坐在其中，看着莘莘学子来来往往。这里也是大学生晨读、散步、开展社团活动和毕业留影的好去处，只是不知那些每天匆匆和他擦肩而过的新世代，是否了解学校创立之初名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而它的缔造者便是这位貌不惊人的清朝帝师陈宝琛？
也正是在回乡期间，为了兴修铁路筹款，陈宝琛与槟城结缘。早在光绪六年，即1880年，陈宝琛就曾替刘铭传代拟《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边界绵延万里，“尽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只有兴修铁路，才能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虽万里之遥，数日而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25年后的1905年，赋闲在家的陈宝琛被委派为福建铁路公司的总理，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不仅因为陈宝琛“家世显，学粹品端，家居二十年，措办学务、商务，具见成效。凡闽省之经商于东南洋各岛，家拥厚赀者，平昔均服其为人。若闻该绅总理铁路事宣，必能感奋输诚，力顾桑梓之公益，其余筹集股款一事，决无阻碍”，更可以实现他当年筹造铁路的梦想，为“闽道更比蜀道难”的福建打开一条通往未来之路。
为了募集铁路资金，陈宝琛于1906年10月，从厦门出发，途经汕头、广州，赴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渡海下南洋，肯定是一桩苦差事，何况这时陈宝琛已年近六十。但是，正如1906年11月7日他在南洋途中写给弟弟陈宝瑨的信中所说：“闽路计功谋利，瞠乎在各省之后，商家知之至深。此行专凭老脸皮，动之以乡情，激之以意气，先集数百万，以成一二条海岸之路，使风气渐开后，必有继起者。”
此番南洋之行，陈宝琛的足迹遍及息力（今新加坡）、槟榔屿、海珠屿、威雷斯雷、大白腊（今霹雳）、吉隆（今吉隆坡）、仰光、巴达威亚、茂物、万隆、南齐下吉、加里巴丹、三宝垅、泗里末（今泗水）等地，“半年出入浪花中”（《归乘英游船戏作》），舟旅颠簸，实属不易。他无怨无悔，“身退谁知尚靳闲”，一想到家乡人民的重托，他就在所不惜，“民物一腔惭付托”（《七洲洋风浪中梦先公命呈近诗》）。其间甚至患胫肿病留宿万隆华侨家中，“湿淫偶伤足，偃卧暂得静。……此乡人情厚，馈药日数请”（《病足信宿万隆留谢诸乡人》）。此种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他在1907年1月9日另一封写给陈宝瑨的家书中，提到：“各地绅商款待极厚”，“近年中朝方知有南洋各岛，而以为募股劝捐之善地，而不知其已成弩末。且国威不振，官爵亦不足以动人，募捐徒取辱耳，兄此行不可为例也。”
募款艰辛，陈宝琛在南洋待了几个月，在各地留下一些文字墨迹。据槟城文史专家张少宽考证，陈宝琛在槟城留下的墨宝最多，包括平章公馆（今槟州华人大会堂）横匾、福建公冢碑文及长联、极乐寺署名“听水翁”的七言绝句、天公坛楹联等。
在下南洋之前的1888年，陈宝琛应槟城闽籍富商李丕耀之邀为义冢撰写题记：“自海禁开，闽粤间民游贾海南群岛者以亿万计，所之既远，亲故相失，往往沦于异域而不能首邱，气涣情漠，势固然欤？怡山僧微妙自槟榔屿归，数为余言吾闽逆旅主人之贤，屿有义冢葬闽之客死者。岁久不继，吾商人屡谋广之，三易地矣。最后购地于峇抵眼东，凡东西若干步，南北若干步，辟路导泉，筑亭其侧，用白金八万两有奇，恐后无考，愿得余文记之。余应之而不暇以为也。”（《槟榔屿闽商公建义冢记》）当时许多前来南洋谋生的福建乡亲因贫客死他乡，无处埋葬，李丕耀在槟榔屿的峇抵眼东建义冢，用来埋葬这些同乡。陈宝琛除了撰写碑文外，在义冢的“百年适成亭”内，还拟有一副长联：“远适异国悲所昔，更满目蓬蒿，逝者可伤重自念；行有死人尚或殣，况关情桑梓，魂兮何托盍归来。”当他此番到槟榔屿时，李丕耀已逝世十年了，面对故人石像，陈宝琛有感而发：“一尘曾坠海西南，刺眼青山急欲探。却对石人两无语，鬓华墓树各毵毵。”（《槟榔屿李丕耀所建义冢亭二十年前尝乞余记亭有李石像没十稘矣》）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槟城的极乐寺是东南亚有名的古刹，始建于1891年，它的开山宗师是福州鼓山涌泉寺住持妙蓮，极乐寺遂成为鼓山涌泉寺的廨院。当时涌泉寺殿宇陈旧，年久失修，据说妙莲是经陈宝琛的介绍，1878年前往南洋各地华侨募化，用以修缮殿堂。妙莲是最早到槟城弘法的福建僧侣，所至之处，备受侨绅善信敬仰，于是被邀请创建极乐寺，历时14年，直到1904年才竣工。落成后的寺院，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东西客堂、放生池以及各种殿堂寮房数百间。寺碑上说：“松槛桂庑上出重霄，碧阁丹梯，下临无地，芝草千丛，香花万簇，游憩其间，顿觉琼楼玉宇，尚在人间。”可见其规模。陈宝琛不仅与妙莲熟稔，而且他在福州鼓山涌泉寺旁建有听水斋，因此他乡遇故知，心情可想而知。当陈宝琛步入极乐寺，沿着石阶登高远眺，他应该会想起故乡鼓山上的听水斋，因为，他在诗里写道：“龙象真成小鼓山，廿年及见请经还。何期六十陈居士，听水椰林海色间。”（《极乐寺留念妙莲方丈》）一个多世纪前的湮远记忆，随着石碑上刻着的字，慢慢生动起来，我仿佛看到一个古稀老人正缓缓走来，娓娓诉说着他的南洋之行……
1907年春，陈宝琛返国。7月18日，漳厦铁路正式开工。不过，由于当事者铺张浪费，工程进展缓慢。据参与漳厦铁路建设的庄仰升、杨巽从两人回忆：铁路的修建应先以造堤、架设桥梁涵洞、铺轨通车为要着的，但福建铁路公司并不把握这主要问题，而是聘用了一班染有烟瘾的工程人员和豪奢的士绅来经办，因此，一开始就在嵩屿盖筑了100多幢房屋、办公楼舍、仓库、机器厂房等，共花费几十万元。至于办事的无能，只举一例便可说明：石美后港溪铁桥长仅60米，桥墩筑成后数年才由汉口运来桥架搭用。侨胞认为这种措施不合于筑路原则，从此每期股款就懒交或停交，工程也因而停滞，不能进展。到1910年只修成嵩屿至九龙江的江东桥边一段，共28公里的铁路，已花去工程款190多万元。这条铁路前端离厦门还有3公里，后端到漳州还有17公里，正所谓“前不过海，后不过江”的“盲肠铁路”。印尼归侨郑达三曾为此作诗一首：“江东到嵩屿，两头要搭渡；火车徐徐行，速度像牛步。农民上火车，草笠被风吹；下车拾草笠，火车犹可追。”这大概是陈宝琛所始料未及的，播种龙种却收获了跳蚤，历史与陈宝琛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留下不尽的遗憾。
虽然铁路没修好，但陈宝琛下南洋时，面对异域风情，诗兴大发，以古诗传达新鲜感，留下了几十首纪程诗作，结集为《南游草》，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到过槟城的人，无不被它的美食所吸引。这里号称美食天堂，云集各地的美味佳肴，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热带水果。朵拉出过一本专门的饮食散文集《小说吃》，其中有一篇《融会贯通的罗惹》，说的是热带水果和温带水果掺在一起，加上配料搅和以后，口味独特，就像娘惹食物，在槟城最具代表性，可是当她有一次请来自中国的两位朋友品尝时，他们却嫌臭不敢继续下筷。
当年的陈宝琛不知是否吃过罗惹，但他对南洋水果却印象深刻，《南游草》中有《海南百果相续，多中土所无，纪以绝句》，咏叹了芒及、红毛丹、沙拉、毛鲁孤、木瓜、麻芷姑、榴梿、蛮加占毕兰等8种鲜果：
紫衣而雪肤，芳甘微带酸。我最喜芒及，人言性近寒。
茸茸红毛丹，色味赛荔支。或云即其种，无乃变于夷。
沙拉生土中，蛇皮色深紫。细嚼清且腴，貌取几失子。
甜酸毛鲁孤，细棱如水玉。醒酒得两枚，风味故不俗。
木瓜无十年，一岁种便实。饤之晶盘中，黄蜡酿成蜜。
团团麻芷姑，甘润胜梨柿。迁地或能良，留核归一试。
流连信佛矢，滑腻乃如脂。臭恶不可近，嗜者至典衣。
蛮加占毕兰，恐亦流连类。兰鲍慎所居，吾宁屏弗试。
这里所写他在南洋品尝水果诸事，新颖而有趣，除了红毛丹、木瓜、榴梿三种的名称与现在大同小异，其余五种水果我猜不出它们是什么。不过，他对榴梿和相类似的蛮加占毕兰，却也敬而远之，不敢尝试。还是朵拉说得好：“人和人相处，不免会起摩擦，要通過一段时间的沟通，才愿意接受对方。饮食文化，亦需要时间去融会贯通，罗惹，正是其中一种。”
当我站在槟城火烈鸟海滩酒店的高层，临窗眺望，远处波光粼粼，白帆点点。星移斗转，春秋代序，来来往往的船只上，哪艘载着辜鸿铭回中国？哪艘载着陈宝琛下南洋？我的双眼迷离了……
三
除了辜鸿铭、陈宝琛，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虽然只在槟城停留短短的几天，却在他漂泊的人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郁达夫在抗战期间远赴南洋，1938年12月28日抵达新加坡，参加当地《星洲日报》的编辑工作。几天后的1939年元旦恰逢该报的姊妹报《星槟日报》在槟城创刊，郁达夫应邀前往出席开张盛典。他在《槟城三宿记》里，记下槟城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你且听一听这洗岸的涛声，看一看这长途的列树，这银色的灯光，这长长的海岸堤路。”“住宅区的房屋，是曲线与红白青黄等颜色交织而成的；灯光似水，列树如云，在长堤上走着，更时时有美人在梦里呼吸似的气嘘吹来，这不是微风，这简直是百花仙子吹着嘴，向你一口一口吹出来的香气。”在郁达夫眼里，依山带水、气候温和的槟城是“名不虚传的东方花县”，“到这沉静、安闲、整齐、舒适的小岛来一住，真像是在做梦”。
梦里不知身是客，香风熏得人陶醉，以至于郁达夫感叹“欢娱苦短，来日方长”，并得一断句“三宿槟城恋有余”，甚至夸张地说：“这一句自作的歪诗，我将在车厢里念着，报馆办事房里念着，甚至于每日清早的便所里念着，直到我末日的来时为止。”是什么让他如此流连忘返，恋恋有余？我想绝不仅仅是槟城美丽的风景。此时的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之间已产生感情裂痕，而槟城又是一座充满浪漫气息的城市。据当时参与接待郁达夫的许白野回忆：在郁达夫抵达槟城的第一天晚上，当地新闻文化界人士林连登等人，在庇能路新世界游艺场内的槟城酒家设宴欢迎。这家酒店不仅以风味独特的粤式佳肴享誉槟城，而且陪酒的歌女色艺俱佳令人向往。当晚坐在郁达夫身边的歌女玉娇祖籍福建，“不仅歌喉婉转，而且欢喜读文艺小说，诗词也看得懂，她对郁达夫这位大作家钦佩万分，一连敬酒三大杯；郁达夫见她脸上两个大酒窝，娇美可爱，居然连干三大杯。我想，他当时一定忘记了王映霞的影子；他就是如此的纯真、坦率、豪迈、不矫情、不做作。”当晚，玉娇陪护醉意蒙眬的郁达夫回旅社休息。第二天晚上，槟城新闻文化界人士又在头条路的紫罗兰酒家邀饮，因陪侍的几个歌女比玉娇逊色，郁达夫兴致索然。于是再到槟城酒家吃消夜，郁达夫喝得酩酊大醉，居然搂住玉娇语无伦次地说：“映霞，是你对不起我。”第三天下午，许白野前往旅社拜访郁达夫，并赠送他一册王韬的《漫游随录》，见到玉娇仍在房间里，不禁感慨“自古文人多风流”。
在槟城，郁达夫也并非天天醇酒妇人，夜夜笙歌。他毕竟是个作家，不忘文人本色。在匆匆时光中，他寻访旧书，与众多文友谈文论艺，提携青年作家，积极推动当地文坛健康发展。据槟城作家温梓川回忆，1939年1月4日上午前往旅馆拜访郁达夫时，碰到一早从印度人所开旧书店淘书归来的郁达夫，他购买了一大堆好书，并说：“这几本德文本的王尔德，买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两角钱。”我也曾到过槟城印度人开的书店，想寻觅早期马华文学的作品集或期刊，却不如郁达夫幸运，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在槟城文艺界所举行的宴会上，郁达夫报告了中国文艺界的抗战工作，指出：“中国文艺界的近情由于抗战一年半来，虽未有伟大的抗战作品产生，原因却在于文艺界中人，此刻正从事抗战的实际行动。目前一般文艺界人士就曾议定，能下乡者下乡，能赴敌后方者赴敌后方，能随军队者随军队，能赴海外者赴海外，一切不能者，则集中重庆，议定后各奔前程。”他本人初赴重庆，继转南昌，最后经福州下南洋，“将与马来亚同人共同努力提倡文艺”。
在郁达夫离开槟城前夕，《星洲日报》驻槟城记者曾就游槟印象以及对南侨文艺界的观感采访了他。郁达夫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认为：“檳城风光秀丽，治安清静，处处充满舒适气象，为一极佳之住居地域，文化方面，因文化人似较多聚居于此，发达当不让南马。”
郁达夫在担任《星洲日报·文艺》和《星槟日报·文艺双周刊》编辑期间，时时关心当地文艺界的动态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他在编辑副刊两个月并看过1000多篇投稿作品后，在《星槟日报·文艺双周刊》上撰文谈看稿感受，指出“槟城是南洋的风景区，照例，应该是有很美丽、健全的作家出来的”，但照他所收到的稿子统计表看来，却是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投稿者占大多数，太平、怡保、马六甲等地居其次，槟城投稿者的数目反而最少，这让郁达夫大惑不解：“难道环境太好了的时候，文思反会得不进的么？或者是刺激太少了的缘故吗？这又是一个我所推解不出的哑谜。”同时，南洋的作者还存在读书不多、文字不够洗练等缺点，写作呈现“差不多”的倾向。为此，郁达夫开出补救这些缺点的对症药方：读书要眼到、心到、口到；多读、多写、多想、多改。郁达夫认为华文写作者应共同努力，狠下苦功，“我正在希望以后的南洋，尤其是槟城能够渐渐发展开来，成一个中国文坛已经四散后的海外方面的文化中心地”。如果郁达夫九泉下有知，应该对今日槟城乃至马华的文坛感到欣慰。
郁达夫又是一位爱国志士，正如抗日战争时期曾同郁达夫一起流亡到新加坡、苏门答腊，一起创办进步报刊，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的胡愈之所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在1939年元旦从新加坡赴槟城路上，郁达夫听到汪精卫主和传闻，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廿八年元旦因公赴槟榔屿，闻有汪电主和之谣，车中赋示友人》：“飞车高卧过垂虹，草驿灯昏似梦中。许国敢辞千里役，忍寒还耐五更风。神州旧恨遗徐福，南粤新谣怨蒯通。卷土重来应有日，俊豪子弟满江东。”诗中表达了他义无反顾地献身伟大的抗日救亡事业的爱国情怀，以及中华民族必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
在槟城风景名胜升旗山上，郁达夫面对南国秀丽风光，向北远眺，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祖国命运的忧患之心：“好山多半被云遮，北望中原路正赊。高处旗升风日淡，南天冬尽见秋花。”将近80年后我也追随诗人登上升旗山，这里风景旖旎，气候宜人，尤其是观景露台上的“爱情锁”长廊，号称全马最高海拔的“爱情锁”世界，许多热恋中的情侣在那里留下爱情的见证，一把把五颜六色写满名字和祝福语的爱情锁，在大大的英语单词LOVE前面形成一道道温馨浪漫的风景线。我不知道到升旗山旅游的中国游客在步履匆匆中，有多少人会记得当年郁达夫的这首《云雾登升旗山，菊花方开》，还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升旗山脚下的南洋机工纪念碑。
抗战期间，3000多名南侨机工回到中国支持抗日，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郁达夫在《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壮举：“非但代表了华侨，证明了侨胞的出力出钱，在绝大牺牲下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并且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是决不会做亡国贱奴的民族。”
1946年7月7日，马来西亚槟榔屿筹赈会在升旗山与鹤山交界的山坡上，树立了一座“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作为永久追悼回国参战华侨烈士和不幸被日敌杀害的同胞永恒的纪念。纪念碑文写道：
慨自滔天涡水，起于芦沟；刮地腥风，播及槟屿。凡是侨居华族，莫不切恨倭奴，出力出钱，各尽救亡天职；无老无少，咸怀抗战之决心。是以募机工，大收驾辇车之利，技参军运，竟树蜚邹挽粟之功。矢石临头，都无畏色，而疆场殉职，宜慰忠魂也。迨日敌偷渡重洋，首沦孤岛，先而肃清文令，更颁炮烙之刑。公治被诬，同羁缧绁；赢秦旧虐，重演焚坑；暴骨露尸，神号鬼哭。虽扬州十日，无此奇冤；嘉定三屠，逊兹浩劫也。所幸两声原子，三岛为夷；八载深仇，一朝暂雪。茅飞扬日旗，虽远竖于东瀛，而内烁青磷，尚游离于南廓。客过回首，空怀堕泪之碑；鹤化辽东，未见表忠之碣。言念及此，情何以堪！槟屿赈会，早经议决，极思掩盖，藉安英灵。奈经处处搜寻，始得一丘之萃。兹者卜地旗山之麓，建立丰汗；招魂槟海之滨，来归华表。漫说泽枯有主，定教埋石无忧，庶几取义成仁，恒千秋而不朽；英风浩气，厉万古而常昭。
站在纪念碑旁，凝望着南洋机工冒着生命危险驾车行驶在炮火中的浮雕，我不禁思绪万千。有人说，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壮举，是华侨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爱国行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运送着抗战的血液，他们的故事就是一部壮烈的华侨抗战史，有着义薄云天、悲欢离合、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的章节。这群曾经青春年少、赤胆忠心的爱国者，以他们卓绝的勇气与大无畏的精神，为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增加了荡气回肠的一笔。诚哉斯言！
今天我们生活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里，应该更加缅怀郁达夫、南侨机工的爱国情怀。历史应当铭记他们，后世不能忘记他们！
责任编辑 林 芝
福建文学 201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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