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七年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禁书，重点是记载六国历史的书、《詩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文化官员用书），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全部上缴政府），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主要官员）黥（脸上刺字）为城旦（守城）。所不去者（不在禁书之列），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本纪》）。再七年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一个浩大的帝国只存世十五年，其中的教训应该深刻反思。也在这一年，项羽率兵进咸阳城，放了一把烧了三个月的火，整个秦皇城，包括国家馆存图书，全部化为尘埃。秦始皇的焚书之害，是恶劣的政治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大扫荡，也是对战国以降百家争鸣宽松文化生态的终结。

　　从文化的角度看，由秦国终结思想活跃的战国时代，本身就是个悲剧，因为是法家胜出。法家是只讲胜负、不择手段的代表，打着文化旗帜做反文化的事情。《史记·商君列传》里有一个典型的“三丈之木”案例，商鞅在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之前，搞了个取信于民的测试，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竖在市场的南门。市场是人多眼杂之地，便于广告。在木头边上贴出一张告示，谁把这棵木头搬到市场北门，奖励十金。告示贴了三天，没有人理会，因为奖金高得离谱，老百姓以为是政府设下的骗局。三天后更换告示，把奖金提升到五十金。一个混混抱着赌徒心理把木头搬到北门，于是他得到五十金。这是典型的秦政府思维模式，实质上不是取信于民，而是不管政府做的事情多么出格，多么不靠谱，都不要去怀疑，只管相信并遵守就是。秦国公元前221年实现国家统一，十五年后，帝国大厦崩溃，大秦政府不是让陈胜吴广的游击队打垮的，而是失信于民，民心丧尽。春天到了，一棵树上的叶子绿了，漫山遍野就都绿了。

　　有一句老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读了《诗经》《尚书》之后，气质就不一样了。秦朝高度警惕《诗经》和《尚书》，在于这两部书的思想价值。《诗经》是一部诗歌集，但位列“五经”之首。《诗经》的源头在周代，周代的政府发明了一种民意调查方法，叫“采风”，采风就是采诗，采撷民间创作的诗歌作品。政府设置采诗官，类似于文联这样的机构，上到国家下到省市县都有这样的编制岗位。各地的采诗官把搜集到的诗上呈各诸侯国，诸侯国再择优上呈周天子，还要配上音乐朗诵，这就是当年的“献诗”制度。采诗官采诗以及诸侯所献诗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以“怨刺诗”为主，相当于讽刺诗。讽刺诗里边可能有过头的话，但心态是真实的。赞美诗里全是动听的语言，但可能掺假，会有邀功的东西。周天子凭借这些诗洞察各地的民俗、民风、民情、民心和民意。《诗经》中的“国风”一百六十首诗，即是黄河流域上自甘肃下至山东十五个地域里先民生态的真实写照。当年的长江流域文化欠发达，叫“楚无诗”。“男女有不得其所（不如意，不称心）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年过后，百姓们各种聚会结束，各行各业又开始忙碌了），行人（采诗官）振木铎（一种响器，模样类似大的拨浪鼓）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配上音乐），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不走出门，指天子在宫中）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

　　孔子在这些诗的基础上编选出《诗经》，收录三百零五首作品。孔子当年身在鲁国，是怎么拿到这些原始资料的呢？《春秋·公羊传注疏》里有一句话：“昔孔子受端门（国之正门，即周天子）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一百二十个诸侯国）宝书，九月经立。”这句话里包含着多层信息，孔子受周天子诰命著《春秋》，派子夏等十四位弟子去搜集，得到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历史资料，这些诗歌是作为国史资料拿到手的。孔子著《春秋》之后，又捎带着编辑出《诗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孔子不是以文学眼光编辑这部诗集的，而是以史家的态度，以醒世的眼光。

　　《尚书》，顾名思义，是高大上之书，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大全。美国的多位总统有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的当代领袖也有自己的思想集，其中毛主席一个人有五本，叫雄文五卷。《尚书》收录的是自尧舜到夏商周两千余年间中国古代政治领袖及政治大家（如周公）的治世言论和标志性行为，有些是史官记录整理的，有些是当时的演讲录。《尚书》也是孔子在晚年删定的，被视为治世大典，是后世的皇太子即位后必读的首要之书。

　　《诗经》和《尚书》作为头号思想禁书，遭秦火毁灭，尤其是《尚书》，至今仍存疑着“今文”与“古文”的真伪之争。“五经”中，只有《易经》作为卜筮之书逃过劫难。公元前213年和206年的两次火灾，断绝了中华文脉，浩瀚的中国大地上几无文字，成为荒蛮之野。必须感谢汉代，感谢汉代初年的政治人物和文化大家所做的抢救性工作，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诸子著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他们复原的，“汉儒附会而得”。秦朝视《诗经》《尚书》为国家妖孽，汉代汲取教训，尊崇儒学，把《五经》当作治国的指导思想，甚至是官员们的必读书。汉武帝开始的“察举制”，即后来的科举制，是官员选拔制度，只有读通“五经”，再经过严格的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取得国家公务员的上岗资格。

　　《汉书·艺文志》中，对汉朝几代政府抢救整理典籍文献的状况有具体的记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汉武帝）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传记、学说），皆充秘府（国家保存）。至成帝（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不成体系，不具规模），使谒者（皇帝传令官）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至元始（汉平帝年号）中，征天下通小学（文字学、训诂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大凡书（终西汉一朝抢救整理出的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汉书·儒林传》对政府在文化上所做的“退耕还林”工作这样评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办官学），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学而优则仕），讫于元始（汉平帝），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禄利之路，指的是政府以实际措施推动文化复兴，百姓从读书著书中可以得到实惠。

　　公元前206年汉朝立国。汉高祖刘邦是成功登顶的草莽英雄，他骨子里蔑视文化，爱爆粗口，最出格的事情之一，是把儒生的帽子当溺具。但他识时务，而且具备超凡的洞察力。汉代初年，他重用了两位文化人，一位叫陆贾，楚国人，追随他多年，深得器重。陆贾和刘邦在一起时，常常念叨《诗经》和《尚书》的重要。有一天，刘邦烦了，骂他：“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老子是在马背上得到的天下，和《诗经》《尚书》有什么关系）陆贾回禀：“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马背上取得天下，难道还在马背上治天下）陆贾以吴王夫差和秦始皇失天下的惨痛史实直言上谏，刘邦被警醒了，让他以国家得失为核心撰写秦国及之前朝代的史识文章奏上（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贾由此著《新语》十二篇，每一篇均得到刘邦的高度重视。

　　另一位叫叔孙通，鲁国薛县（今山东滕州）人。叔孙通背景复杂，是大儒，曾受诏为秦朝博士，后降汉。最初并不被重视，第一次见刘邦时，因为衣着儒生冠服，甚至遭到臭骂，退下去换了行套再行晋见。“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楚人款式），汉王喜”。（《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刘邦起于草莽，打天下的时候和手下称兄道弟，不太讲究上下级之间的规矩。登基做了皇帝之后，一些老部下，尤其是身边的近臣，仍然不讲礼数，酒后拍肩膀甚至瞎胡闹的醉态之事时有发生，刘邦为此深感头疼。“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叔孙通上奏说，大户人家讲究规矩，大国更应该重视规矩。上古的圣明君主，比如三皇五帝都有各自的礼仪，让臣子的行为规范在制度的笼子里。我是一介儒生，什么也做不了，给您制定一套朝廷礼仪制度吧。之后叔孙通奉旨组建了一个近百人的工作班子，以自己的三十位儒生弟子为基本，再挑选部分懂点文化的官员，在长安郊外，从起草制订到实际操练，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套秩序分明又简易可行的朝礼仪程正式出台。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举办十月朝会（汉初沿袭秦历法，以冬十月为正月，十月朝会相当于新年大典），这套朝禮仪程得以首次实施。在司仪官的旗帜和号令引领下，诸侯及六百石以上官员（相当于司局级）依次入宫上殿，文武臣属分列就班，依职序层级向皇帝贺朝，井然有序，蔚然大观。朝会结束后，刘邦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自此受重用，拜为奉常，即太常，是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臣，位列九卿之首。汉九年（公元前198年）再拜为太子太傅，做太子刘盈的老师。刘盈即位汉惠帝之后，叔孙通得以进一步推行“把规矩挺在前面”的多项制度建设。刘邦从汉五年即位皇帝，到汉十二年去世，即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实际在位七年。他自己没有文化，也反感儒生，但他开启了重规矩、建制度的先河，为终汉一朝尊崇儒学、构建礼仪之邦的文化生态夯实了基础。

　　有一种史家看法，认为汉代的文化复兴受益于一个前提，就是刘邦去世早，仅享年六十一岁，如果再活个二三十年，以他的粗鄙性格，不知道会把国家折腾成什么模样。这种观点不太厚道，再说历史也不允许假设。

　　责任编辑 陈美者

　　福建文学 2017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