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曾念长语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社会经历了超常速度的城市化进程，“敢叫日夜换新天”，当真是在这个时代里眼见为实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反应器，理应成为这个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在过去二十年，“城市文学”这个说法不时被提起，似乎在提醒当下作家时不我待。可是多年过去了，文坛中人时有质疑，当代文学的主流书写依然走不出“乡土叙事”的经典范式，即便涉及城市题材，也是徒有城市的物质之表，而不见城市的灵魂之里，骨子里还是“乡土文学”，不能真正表达出崭新的时代经验。似乎这样一种定调，也成了当下最让人苦恼的文学事实了。本期专设“城市文学与当代中国经验”这一话题，参与讨论的三位作家、评论家，其写作成长过程恰好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同步的，可说是从乡土里来，到城市里去。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却都直指“城市文学”的可能与不可能，以及当代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其实也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深入思考。
乡土、小镇与城市
——中国文学的进阶路径
刘汀（作家，文学博士）
百年来，在中国文学领域中，乡土文学蔚为大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是面临启蒙、救亡、改革的严峻历史大问题，还是面对有关个人生活的小问题，乡土文学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中国文学的实践和社会生活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乡土文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类型，也是最主要的成就。但这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又恰恰是以城市化、全球化为根本趋势的，城市及其所代表的现代生活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流。在这种错位中，中国文学的情势此涨而彼消，因乡土文学的强势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与之相对的城市文学却直到21世纪才慢慢走出弱势的境遇。
尽管在晚清时期，有关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文学叙事，已经开始书写具有现代特征的城市文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小说更是风靡一时，形成了现代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并影响着中国文学后来的诸多方面，但由于随后的家国之难和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市文化及其所代表的文学风格的压制，更由于中国现代转型中种种复杂的遭遇和真正的现代城市的缺失，城市文学始终处在时断时续的状态，难以得到长足的生长。到了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的全球化和中国自身的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北京与上海已然成为两个庞大的都市怪物，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逐渐形成，甚至很多原来乡土性浓重的小城镇，也在城市建筑、生活方式等方面缩小了与大城市的距离，城市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空间。
更重要的当然并不是城市作为一个物质空间的扩张和乡土的逐渐衰退，而是城市化这一进程对中国人生存哲学、生活方式、自我认知的改变，“城市化不再仅仅意味着是人们被吸引到城市、被纳入城市生活体系这个过程；它也指与城市的发展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具有的鲜明特征的不断增强；最后，它指人群中明显地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的变化”（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城市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对世界、中国、自我的全新想象的基点。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叙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在即时性上与现实生活几乎同步，另一方面还具有可以借助想象重回历史现场的特性，因此有关城市的文学叙事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类型的中国历史。
在漫长而庞杂的中国文学历史中，对城市的书写虽一直未成主流，却始终有着一条时隐时现的脉络，前有晚清狭邪小说、新感觉派对大上海的描绘，以及张爱玲所引发的现代生活叙述，后有老舍等对新旧两个北京文学形象的营造，继而是寻根文学里邓友梅、陈建功所追寻的古都风情等等；当然，读者更熟知的是王安忆重塑上海生活的《长恨歌》和王朔基于北京胡同、大院子弟生活而营造的新时代的北京。到21世纪的最初十几年，随着80后和更年轻作家的成长，城市文学俨然已经开始成为文学叙事的主体，这个过程当然伴随着乡土社会的崩塌和乡土文学的逐渐式微。中国文学到了一个“改乡土换城市”的节点，在这一时刻，对中国文学中的城市叙事作一整体性研究，既有必要，亦有价值。在这兴衰之间，又绝非是简单的你替代我，更不仅仅是文学领域内的一次自我生长和更迭，而是关涉到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国人精神的现代化和日常生活的重新建构等诸多大问题。
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城市叙事，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当代，从来不构成一种整体性景观，它总是表现为复杂多变和多面向状态，但借助现代性的理论方法对中国文学城市叙事进行梳理，也会发现了一定的规律性。中国的城市和城市叙事大体呈现为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两种路向和风格。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谈论中国的城市便只有北京和上海；检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不难发现，北京和上海在百年来的风云变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相互纠葛，已然超出了单纯的城市的意义，而成了两个包含诸多隐喻和内涵的象征物。不管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人们的阐释，它们并行呈现着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同时也当然是两种面对现代世界、构筑现代生活的方式。这两座城市，作为两个巨大的复杂文本，为整个中国提供着阅读漫长现代转型的可能，而这可能性中的一个，正存在于文学叙事之中。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里，北京叙事和上海叙事也一直是双峰并峙，并时时引发不同观念的斗争，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走向。甚或可以说，作为文学之城的北京和上海，其價值与意义并不亚于作为现实城市的北京与上海。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上，可以说，中国文学城市叙事始终处在北京叙事和上海叙事两种模式的并行中，即便到了新世纪，中国涌现出更多的大型城市及建立在各自城市生活基础上的城市文学，亦不难发现它们与北京或上海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是北京模式的模仿和变异，要么是上海模式的延续和新生，它们属于第二层级的城市叙事，在根本上是第一层级城市叙事的区域化。
这是20世纪中国城市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格局，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加快，城市已然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生存空间，社会文化的风向标的指向，都受制于城市的风吹草动。这种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原有的城市更加发达，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城市群落，各个城市也分别挖掘自己的历史资源，试图在跟国际接轨的同时又突出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在于农村的城镇化，即一部分农村或具有了一定城市形态的小镇开始了向功能齐备的城市转型，这种转型体现在交通、贸易、金融多个方面，更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方面。这两个变化都加剧着城市生活成为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不同地域的人们，开始被纳入到一种趋同的生活模式和体验中，与此相关，有关城市的文学叙事也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它们当然各有特色，但这种特色已经被一套话语统一起来了。
城市越来越多，越来越发达，有关城市的文学叙事也越来越蓬勃，但我们似乎并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了真正完备的城市叙事。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转变，我们在诸多文本中所看到的城市，都掺杂着非常多的乡土因素，现代生活中的非现代因子也依然存在。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创作者——比如80后、90后来说，城市已经是他们出生时就生活的“天然空间”了，而他们的全部生活经验，也都是属于城市的，因而他们对城市的书写，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更贴近城市的本义。或者说，中国文学的城市叙事仍处于“生成”的状态之中：
“中国城市文学的生成”，当然要有经济文化等大背景的因素，但是就创作主体而言，它就建立在较为普遍的盘踞于城市者们的对越来越多的城市的感知和书写经验的基础上。在这种有如巴尔扎克般的“城市之心”坚定之后，置身中国式的当代境遇，萃取中国文学的认知传统，以更新的艺术手法整合生成今日中国式的城市文学之大观，文学发展的大势也许就可以从“乡土文學”向“城市文学”发生根本性的位移了。（ 施战军：《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 ）
这一“生成状态”是极其复杂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它的未完成性和过渡性。在中国文学的叙事版图中，不仅同时并存着乡土叙事和城市叙事两种主要类型，它们的中间地带还有着一个模糊的小镇（或小城叙事）叙事，它的主要叙述空间既不是大城市，也不是乡村，而是一些小城镇。小镇叙事当然并非最近才出现的事物，它的历史与乡土叙事和城市叙事一样长，新文学时期鲁迅笔下的鲁镇就具备了小镇叙事的很多元素。但到了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小镇叙事开始摆脱最初的以乡土性为主的叙事方式，更多倾向于城市性。余华、苏童等人的一批作品就是代表，但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仍然试图在小镇空间里调和乡土和城市两种元素。到21世纪，小镇叙事面目更为清晰起来，特别是在一批70后作家笔下，如近些年的张楚、徐则臣、阿乙、路内等，他们无不以小镇为自己的文学主要发生地，描写小城镇人在现代语境中的生存困境，已经逐渐形成了有着一定特征的小镇文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小镇叙事内部包含着清晰的乡村因素和城市因素，一方面小镇叙事在社会伦理等层面与乡土文学血脉相通，但另一方面它又将触角伸展到了城市，而且倾向于城市的力量比倾向于乡村的力量要更大。从这一批作家的创作实绩来看，当他们耗尽自己积累的小镇经验之后，无不开始描写城市，这似乎成了一条必由之路。即便那些从前只以写乡土为主的作家们，也都开始不同程度进入到城市叙事的阵营之中。横向上，我们所谓的城市叙事成为大趋势，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已经成为真正的主流，当下的文学叙事版图里，乡土叙事、城市叙事、小镇叙事形成了一种并不均衡的三足鼎立；纵向上，中国文学叙事的主体就在一个历时的层面上形成了乡土叙事—小镇叙事—城市叙事的进阶路径，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只是这一个过渡时期有多长，还会引发哪些文学话题，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但基于当下城市生活和城市叙事的状况，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文学走向以城市叙事为主流已经不可避免。在国家话语里，现代化已经不是核心诉求，或者至少不被表述为核心诉求，国家意识形态的新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无疑是一种基于生活层面的诉求，个人生活成为这一诉求的重要方面。而在知识界也似乎过了讨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热乎劲，人们已经开始达成一种模糊的初步认同，即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而现代性如果还不能说是不证自明的一种存在，也至少得到了相对的认同。那么问题是，如果现代化和现代性已经不再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即将到来的城市叙事会是怎样的呢？它是继续自现代文学以来就存在的对城市、异化、商业性的批判，还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拥抱这个“小时代”？它是回过头去，再一次从古老的传统中寻找力量和资源，还是能够凭借不断更新的技术及其力量，建构一种新的文化模式？这些问题都需要关注，也需要回答。
现在的研究，正在从对乡土叙事的集中关注转移到对城市叙事的集中关注上来，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前了城市文学写作，在理论资源、分析方法、文本解读方面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文章，但在我看来，这里面也存在着冒进的风险。本文所提到的小镇叙事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小镇叙事在体量上和代表作上无法跟乡土叙事和城市叙事相比，但它在整个中国当下的文学版图中的位置确实相当重要，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下的城市文学时，必须在乡土文学、外国城市文学的参照之外，内置一个小镇文学的坐标。
看不见的城市
——用写作创造城市的灵魂
王威廉（作家）
我们今天反复谈论城市，其实有一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我们语境中的城市，应当是现代城市，而不是前现代的城市，这两者之间在我看来有着巨大的不同。当然，某种基本的一致性还是有的，美国学者乔尔·克特金在《城市的历史》一书中概括了城市的三大特性：神圣、安全、繁荣之地。其实，这也是他评价一座城市是否伟大的关键指标。对此，我是深为赞同的。
神圣，指的是宗教的圣地以及民众的精神认同；安全，便是城市对市民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保障；繁荣之地，是指城市要发挥自身的多种优势，激励商业贸易的兴盛发达，促进文化艺术的极大提升，从而使市民富庶与文明。在这三点中，乔尔·克特金一再强调第一点乃是重中之重，即信仰与认同是城市生命得以延续的灵魂。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今天最为忽视的，也许就是城市的神圣功能。
城市诞生于信仰，这从历史学、考古学的诸多研究中，早已得到了确证。从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到中国甚至美洲等，最早都是以祭祀为中心产生了城市聚落。其后城市的发展，中国与西方还是有许多的不同。比如说，在所谓的文明的“轴心时代”，古希腊是城邦国家，而中国早已是统一的中央帝国，城市在这两种国家形态中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地位及功能。苏格拉底的名言：“乡野和树木无法教导我任何知识，唯有城市中的居民才可以。”但孔子恰恰说：“礼失求诸野。”这个“野”，显然是广阔的乡野。这是两种文明模式的观念。理解了这点，我们才会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历史做出恰当的判断——为什么在21世纪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里，当代中国作家无法书写城市？就是因为这是由我们的文化大传统所决定的，即便是一些涉及城市的作品，作品中所呈现的也大多是市井气息，而无真正城市精神的创造。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好的作品都是与孔子所说的“野”有关，那里边有着中国人汪洋饱满的生命形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现代转型对于中心城市的依赖，中国城市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嬗变。我们知道，现代城市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西方率先启动了这一进程，大工业生产像是黑洞一般将越来越多的人吸附、聚集到了一起，一种行业启动了另一种行业，一个机遇呼唤着另一个机遇，城市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城市成为历史前行的火车头，成为现代性文明的集中体现。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由西方文明率先建构起来的现代城市经验，逐渐取代了文明的多样性，一个不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无可逃避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更何况，在中国，城市化运动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主动与这个世界体系相融并、生长、壮大的，那么其速度、程度与深度，都是非常惊人的。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中的统计数字：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近6.66亿，城镇化率49.68%。也就是说，自2010年开始，中国有一半的人口具有了城镇身份。其实，再加上大量的乡村流动人口，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中国已经有一大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中国的性质不再是传统的“乡土中国”，而是一个崭新和陌生的城市中国。
这些历史大背景当然制约着作家的写作和文学的观念。曾经， “城市文学” 这种命名是基于 “乡土文学”这个概念而对应诞生的， 如今， 我觉得“城市文学”不再仅仅是题材意义上的命名，而是成为一种具有现象学内涵的写作场域。随着城市生活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体生活，城市不再是需要刻意表现的客观事物，而是会自然而然涌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成为主体存在不言自明的地理、文化乃至精神背景。因而，城市是家园、是归宿，不再是怪兽、是流放地，城市在作家的叙事中获得了更多的人性温度，渐具一种生命形态的自足性。同样是写城市病，内在于城市的视角和以往那种立足于传统文明的批评立场相比，不但更为深刻，而且还多了“理解之同情”。这种内在的精神体验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使得文学对于城市的反思建立在非常鲜活的生命体验之上，让城市的精神更有机地进入了文学的表述。
在当代城市这个场域中，环境和文化的改变，也反映在文学上。一方面是审美范式的转变，涉及语言、叙事与结构的精细实践，整体风格往往呈现出反抒情的、多思辨的、突破常规的异质性，却又不像先锋小说那样成为抽象的叙述实验，而是有着相对扎实的物质背景、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另一方面是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憧憬与和谐，愈加变得复杂、尖锐与痛楚。
因此，今天看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先锋小说像是一次错位的演出。在那个城市化刚刚启动的时代，一种来自于文学上的敏感，外加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流派的涌入，引发了这场运动。但实际上，就艺术与社会的对应关系而言，那时的文本形式与那时的物质条件是难以对应的，反而和当下的物质条件才是匹配的。现代城市的空间是生产的、流动的、消费的、轰鸣的，而在这些喧嚣的表象之下，又有着一套经过精密设计的技术体系。我们大部分人都被这个体系吸纳进来，个体在这个理性的秩序之中显得格外无力，生命与时空的关系变得不再像农业文明那样是固定的、情感的、诗意的，而是无根的、游离的、偶在的。从波德莱尔、西美尔到本雅明，他们都是在对城市的体验当中发现了这些现代性的奥秘。先锋艺术的最初起源，便根植于这样的土壤之中。当代中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仓促地经历着现代性带来的深刻变化。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当代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将变化本身视作一种常态，反而面对静态的、缓慢的事物变得不习惯。巨大的变化对于个人有限的生命来说，形成了一种残酷的撕扯，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波德莱尔、西美尔和本雅明们观察到的景象，这种变化伴随着权力的伤痛、经济的冒险、漫长的迁徙、阶层的流变……个人的体验在时代的巨兽面前，变得格外渺小，也使得很多作家有着欲语还休的状态。
很多作家便认为，现实的荒诞已经远胜于虚构的荒诞。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从新闻中取材呢？余华从长篇小说《兄弟》到《第七天》就采用这样直接的方式。应该看到，这些光怪陆离的事件，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城市里。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经验的主要表演舞台，甚至都可以这么说，城市文化就是现代性最集中的体现。但是，这些光怪陆离的变化表象是否就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无疑还是需要商榷的。尤其我们要注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城市变得越来越符号化，城市空间不仅局限于地理学上的空间，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信息符号的虚拟空间。网络、电视、手机、GPS无所不在，将人从狭小封闭的地理空间里解救出来，投入到某种自由无界的心理幻象当中。所以说，我们的现实空间一方面极端有限，一方面又被虚拟符号抽空了真实感，置身在没有具体边际的漂流状态中，这构成了一个现代城市人的基本困境。
在这种处境下，如果文学再现还是像以往那样摄像机般地罗列外部的环境与人物关系，那么也许意味着一种无效的现实。因为城市的空间充满了不确切的流动性，城市的秘密是看不见的。虚无成为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思想的主题，与城市的“幽暗地带”变得越来越广大息息相关。所以从外部来抓住现代社会的精神特质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其中的核心是：城市不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客体或是客观意象而存在，它与主体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城市当中看不见的晦暗地带，包括上文所说的城市的气质、风格乃至它的欲望与需求，才是滋养写作的源头活水。一个作家应当将城市视为与自己存在、与人类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连通器”，才能写出精神与思想的新高度。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与困境，涉及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迅速变动与分化，涉及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吸纳与消化，涉及个体尊严与权利的合理表达，涉及科技时代里边个人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的迷茫与失落，涉及人们对一个美好中国的期待与想象……而这一切，都涉及城市以怎样的方式来聚拢与处理这些问题，或是提供处理的契机与平台，因此，我们愈加可以明确，城市文学肯定不能是一种仅仅针对城市的文学，它针对的其实注定是当下浑浊裹挟的总体历史进程。”以城市的立场去反思城市、以城市的立场去理解乡村，也许能让我们更恰当地去把握當下这个变动不居的中国。
让我们再回顾本文开头，神圣为什么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因为很显然，城市并非越大越好，纽约、伦敦、卢森堡、新加坡等城市的人口都不足千万，甚至不足五百万，而曼谷、雅加达及马尼拉等城市的人口多达一千五百万以上，但前者和后者在经济影响力、文化影响力以及科技创造力等各个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创造力与影响力才是决定一座城市的“高度”之关键。所谓“神圣”，不再只关乎宗教，其实它的深层意味是“价值”，提供现代文明的价值内涵并创造新的价值，这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的，一座城市的价值理念与文化精神要比建筑设施重要得多，作家的创作理应属于城市灵魂的有机部分，甚至是提供驱动力的那部分。今天的写作假如能够被赋予这样的文化责任，那对于置身于城市的隐秘中反抗虚无的作家来说，也许相当于找到了一块稳当的落脚石。
在“中国文学”的框架里
把握“城市经验”
傅小平（文学评论家）
谈到中国文学的城市经验，我们该谈些什么？这真不是个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话题。首先需要辨析的是，为何冠以“中国文学”的前缀？记得前年参加过一次会议，我以刘姥姥进大观园为例，对当下流行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并对割裂古今谈“城与乡”提出异议。当时就引来反驳说，刘姥姥进大观园，并不是陈焕生进城，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确实，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做比较不免草率。但观点分歧并不在于曹雪芹时代的乡有别于眼下的乡，而是在于他笔下的城不是现代化都市意义上的城。推而言之，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文学里的“城”与那时的“乡”，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时的文学谈不上有什么城市经验。照这么说，谈“中国文学的城市经验”，其实只是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城市经验。
要当真这么看，那无异于我们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说，城市文学是有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对照才建构起来的概念，只关乎现当代，与古代无关。要再做下延伸便是，中国城市是对照西方文化坐标建构起来的产物，与传统中国无关。这样的结论是不是站得住脚可以另说。我的疑问是，中国城市是否真能与传统中国切割，城市文学是否真就与中国传统文学无关？答案是不能。打個简单的比方吧，中国现代化大都市看着特别光鲜，像是平地起高楼或是完全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谁能说现代城市的内核，已经完全脱离开乡土中国的深刻影响了？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们谈城市经验，归根结底是谈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经验，那城市原住民或从乡下进了城的新城里人，与乡下人会有怎样本质的不同呢？毫无疑问，在生活形态上是会有很多不同，但要说在根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你要深入了解，或许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大不同。乡下人进了城不见得就彻底“洗心革面”了。而眼下资讯发达，年轻的一代无论生活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表现出来更多的趋同性。要再放宽视野，我想中国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农业社会的框架，那么从中国人深层的心理沉淀来看，城市人的外表再城市，骨子里却可能依然深藏着一颗乡村的魂。这些都在提示我们，应该把城与乡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把握。
所以，放到中国的语境里，我觉得城市文学主要是一种概念上的界定，很难说有什么纯粹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而眼下城市文学失之于单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书写者对“城市文学就该是怎样”的想象和设定。这么说是因为，读眼下很多城市文学作品，常常见到的都是些红男绿女，出入于高档场所，说一口前卫的城市话，做着城里人的体面的工作。但实际的都市生活就是这样的吗？我看未必。现在的都市白领、都市精英，有不少有乡村生活经验，他们的父母辈，或更早的祖父辈，说不定都是乡村人，更何况就像俗话说的，皇帝都有三门子穷亲戚，你作为城市人，平日里交往的，也不见得都是清一色的都市人吧？你去个菜场都会碰到很多乡下人，但很多作家只是给你看有清一色城市人的城市。所以，很多真实的体验，就以“城市就该是怎样”的名义给缩略了，给删减了。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些作品的价值，但这样的描绘和体验，受制于“城市就是城市，乡村就是乡村”的一元论，或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它不够开放，也不够宽广，没能展现丰富混杂的城市经验，它把一些真实的体验给虚化了，把一些复杂的体验给简化了，把一些具象化的体验给寓言化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特别赞同引入“中国文学”的框架来讨论城市经验。因为“放宽历史的视界”，把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等古代文人的城市经验，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的城市经验，与当下书写者正在进行中的城市经验贯通起来，或许会让我们对城市文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象，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样一种贯通，对当下城市书写如何从同质化、模式化的窘境中突围而出或许会有启发。另外，西方城市书写的经验当然要吸收、转化，但要只是步其后尘，便难有创新，更谈不上什么超越。而要多了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的维度，我们得以从传统中吸取资源，或许会催生城市书写的中国式创新。当然具体到写作，我觉得要写出独特的城市经验，还有赖于我们对谁在体验城市、该怎样体验城市、获得的又是何种城市经验等，要有清醒的认识。
说到谁在体验城市，更像是个伪命题。我们不说也知道，就文学而言，我们能看到的城市经验，自然是众多写作者诉诸文字的体验。问题在于是哪些写作者提供了我们看到的经验。就我有限的了解，相对成气候的城市文学书写者多是专业作家、文科毕业生、杂志编辑，还有文学爱好者等。应该说，每个人都各有各的城市经验，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经验和视野还是有一定的趋同性，这就不难理解，城市纷繁复杂，不同的写作者呈现出来的城市经验何以有很大的趋同性。相比而言，倒是近年出现的一些行业小说，特别能吸引我们的眼球。因为这些行业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经验。但这样的写作凭借写作者的经验，而一己的经验总有被耗尽的时候，所以缺乏可持续性。而卓越的写作者之所以卓越，就在于他有很强的同化或转化的能力，能突破行业或个人经验的局限，把各种各样的经验融会贯通，为读者开启一个独一的，又带有整合性的视域。应该说，城市因其本身的五光十色和包罗万象，尤其需要这样的视域。只是，当前的大多数城市文学书写者，缺少这样的穿透性和概括力。
当然了，这种欠缺一方面是因为写作者欠缺能力，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写作者的观念。打个比方说，当下有抱负的作家，一般都希望能通过写像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这么一块邮票大的地方，来写出一个阔大的文学世界。要是写有相对稳定的地域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乡镇，这自然是合宜的，但对于城市写作却是枉然， 因为城市时时都在变化，有很强的不稳定性。由此，我想到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的写作观。他从小在纽约长大，在那样一个变动不居的地方，事物永远在变化，它不会给人以一种永恒的感觉。多克托罗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像福克纳那样，去构建一个稳定的地域，而主要处理的是不同的年代。他说，福克纳有他在密西西比的一块地，而我则有20世纪的某个10年。我想他可能提供了一种城市书写的方法。如果能从历时性角度来对城市经验加以梳理，从而来直面和书写城市无时无刻经历的深刻变化，或许会是一条更好的路。
另一方面，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当下作家写城市，会不可避免写到城与乡的冲突与融合。就我的阅读而言，大多数作家都不约而同强调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冲突，并因为这种冲突，对失去土地后不得不进城谋生的农民工表示毫无保留的同情。这种同情本身应该说没什么问题，农民工进城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与挫败，他们的经历必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之余，作为一个写作者，是否还需要跳出来看问题？我记得评论家陈福民说过一个观点，他批评当下相当一批写作者，在处理城乡对立的问题上，体现出的道德情感和得出的道德结论非常陈旧。他们特别愿意写城市生活带给人们的道德崩溃，城市生活造成农民失去土地、造成乡村生活的崩解，这是事实，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事实，但一个写作者要主观认定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工进城是一个历史的灾难，他们的历史观就显得过于陈旧了。因为从长远看，这很可能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一个作家既有微观的书写，又有宏观的观照，才有可能真正写出城市生活的复杂性。
问题的另一面还在于，大量城市写作呈现的城乡冲突，是否体现了全部的真实？答案也是否定的。举一个我自己生活中碰到的例子。在我居住的小区里，经常会看到几个拾荒者，我不确定他们是本小区的居民或租户，还是从外面进来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并不是小区雇佣来的垃圾清运工。有时，从我家的阳台上看到他们在捡拾垃圾，我妻子常会感叹，他们的生活有多么不易，每次看见，她都要特别关照我，扔自己不用了、但对别人可能还有用的东西，就放在垃圾箱旁边，要是倒里面有打碎的玻璃或碗片的垃圾，就要用厚的垃圾袋并扎好袋口，她担心那些拾荒者捡拾丢弃物时，会因为我们一时的疏忽扎伤了手。我当然是赞同，并且一一照办的。有一次，我们出门散步，正好看到其中一个老人在垃圾箱里捡拾垃圾，我妻子就关切地问，为什么不带个手套？他回说，没事，皮厚实呢。她又说，大清早的，很多东西都被运走了，捡不到什么好东西。他回说，家里待着没意思，就捡着玩。他的回答让我们一时回不过神来。等他骑着自行车哼着小曲慢悠悠地走开，再回想他穿一身正装，是那么红光满面，那么精神焕发，你可以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而不是要面子找出来的托词。再回想，他和我们聊天时，把手搭在垃圾桶上，就像一位绅士把手倚在吧台上，尽情享受他的休闲时光，真是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说城市里的拾荒者大多都这么惬意。只是想说，如果只是一厢情愿认定他们就是这么辛苦，这般被城里人歧视和压榨，并因此仇恨城市，那你的理解很可能是简单、片面的。而且农民工在城里生活也并不总是那样愁容满面，怨天尤人，他们也有快乐的时候，而且他们有时也会得到城里人善意的关心。所以，打工文学里刻意强调的卑贱和苦闷，也并不能涵盖农民工生活的全部。也因此，城与乡固然有很多的对立冲突，但我不能不怀疑，有些对立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出于迎合现实政治和读者的需要被我们加深了。
再回到我在开篇提到的《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的例子。我读的时候就觉得奇怪，在刘姥姥身上，为何看到的多是她的好奇，她的开放？她对城里的新鲜事物没有排斥，也不觉得是一种压迫和负担，我们在她身上也看不到城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喜剧性的张力。而刘姥姥進大观园，也恰恰是《红楼梦》这个大悲剧里最有喜剧性的篇章。这就得回到开篇的讨论了，曹雪芹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农业中国，还没太多受到商业文明的冲击，更不要说受工业文明的影响了。但我要说，就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而言，那时的城与乡，或许没那么大的区别。但就城市对人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冲击而言，或许跟现在还是有一定可比性的。还有不能不看到的是，如今城市与乡村，在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上也是越拉越近了。这么说，是因为在当下这个变动不居的全球化时代里，城与乡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而在这种变动中，城与乡之间的物质差距或许依然巨大，甚至变得更大了，但在眼界、思维及精神结构等方面的差距实际上已经大大缩小。电视、网络的普及，使得城市与乡村差不多能同步获取信息。试想， 在乡村或是小镇，看着电视、网络长大的一代，天天能在荧屏上或电脑显示屏上看到城市的景观，当他们有一天来到城市，还会像以前那样对城市一无所知，并感到那么大的反差吗？所以，曹雪芹时代和现在的城与乡，其最大的不同，主要是换了个布景，从农业文明换成了工业文明。他的写作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在于他眼里并没有先入为主的城与乡贫富差距何其巨大诸如此类的概念，他只是服从于表现人性的需要，他还颠覆性地让刘姥姥在最后成了一种拯救的力量。
现在可以来谈谈写作者该呈现何种城市经验了。我最近写了一篇题为《图中有“景”》的短文，对当下乡土小说创作提出异议。因为读大多乡土作品，给我的感觉是绘了一张张图画，但没有刻画出图画后面的景深，所以是有图没“景”。因为单就画图而言，非虚构文学作品完全可以胜任，并且能写得更为真实，更为精准。读眼下城市文学作品，很多时候同样给我这种感觉。当然相比而言，无论是对于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因为城市经验不可避免的碎片化和非连续性，给城市绘图已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绘出城市的景深就更难了，难就难在这要求写作者既能深入城市的细部，又能从中跳出来获得一个俯瞰的视角。而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在摩天大楼底下行走，难得走到顶上去放眼整个城市。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赞成把城市经验放到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框架里来谈。眼下我们都在强调作家要写好中国故事，写好自己的时代，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我觉得没必要太过强调中国怎么特殊，我们这个时代怎样前所未见，就像我不赞成把城市经验当成当代人独有的经验。因为从文学写作的角度看，作家其实可以超越时代来写他的时代，像《红楼梦》《百年孤独》这样的著作，实际上都没有指明具体的时代，没有具体的时代，你可以说它们写的是所有的时代。因为，只是在“前看得见古人，后看得见来者”的逼仄的时间里感受，你的想象将是非常局促的，你的写作会是没有历史感、时间感的平面的写作，是不可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
所以，我们有时真需要从这个时代的迷雾阵里突围而出，来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人性又有着怎样丰富而复杂的表现。时代或地域，说到底都只是人性的背景，精神的背景。诗人、作家的责任，就像福克纳说的，就是要书写这种精神。打个比方说，鲁迅是乡土小说的首倡者，他的小说也居多写的是乡村，但他最主要的贡献，恰恰在于突破了乡土小说的藩篱，他写出了乡土中国的精神和魂魄。城市文学同样如此，我们固然要给城市赋形，但更重要的是，赋予其精神和魂魄，只有这样，城市文学的经验与书写才会走向“诗与远方”。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福建文学 201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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