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王尧对话录》一书中，谈到了散文的虚构问题，莫言说：“关于散文的真实与虚假的问题，我开始也认为散文必须写作家的亲身经历，写确实在生活中让他感悟很深的一件事。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包括很多大家的著名散文。我成为作家以后，发现许多貌似真实的散文虚构的成分太多了”，“我认为，散文可以大胆地虚构，而且我相信90%的作家已经在这样做了，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哪有那么多巧事全部被你碰上？我读《读者文摘》，发现了一些名家散文‘原版，从《读者文摘》上抄了，改头换面后变成自己的经历，一看特别感人，其实都是一种阅读得来的东西。所以我就说索性把散文的真实性的定义彻底否定掉。虚构的散文，散文无非是一种文体，并不一定是亲身经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对此，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力挺莫言，并大胆揭秘说，莫言的散文也是小说，“散文可以虚构，这是中国散文的传统，范仲淹没到过岳阳，写出来的《岳阳楼记》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杨朔的散文《雪浪花》里的老泰山，《秋色赋》里坐火车大发诗兴的老农民一定是虚构的。”管谟贤以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却写出《岳阳楼记》来力证散文可以虚构，本身就说明其对文史知识的一知半解。事实上，范仲淹在为友人滕子京作《岳阳楼记》之前，不但阅读过大量古人和今人描写岳阳楼的诗文，而且的确曾到过岳阳。这说明，范仲淹为写《岳阳楼记》，的确是做足了功课的。据湖南学者何林福先生考证：“从《范文正公集》可以看到，他至少有两次到过洞庭湖。一次是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送韩渎院出守岳阳》一诗中说：‘仕宦自飘然，君恩岂欲偏？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坠絮伤春目，春添废夜眠。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一次是景佑元年（1034）元月，他被贬到浙江建德，途经淮北之时又写了两首诗，其中《新定感兴五首》之四诗云：‘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这些诗句对洞庭湖景观的描绘，应必然是经历了洞庭风波的感受。”至于杨朔《雪浪花》中的老泰山，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标签一样，不值一提的政治木偶，而在竣青的《秋色赋》里，根本就没有如管谟贤所说的“坐火车大发诗兴的老农民”。以杨朔那些尽管红极一时，胡编滥造，文学品质低劣的文章来证明散文写作也可以像小说那样凭空虚构，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不慎重的说法。
散文究竟可不可以虚构，这完全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都无法说清的问题。在虚构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和某些作家秘而不宣的创作“秘笈”的今天，即便是那些强烈主张散文不能虚构的学者，也丝毫没有办法去阻止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们在写作散文的时候去大量地虚构。假设我们认同散文可以凭空虚构，那么小说与散文的区别究竟又在哪里？而即便小说完全是虚构的，其创作也必须是以艺术的真实为前提，它使读者相信，小说中所描写的，确乎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过，或者可能会有的事情。而散文即便是可以虚构，但至少必须得掌握好分寸，并且是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而绝非是天马行空地杜撰故事，甚至虚构出自己异乎常人的人生履历。
从莫言众多的散文来看，我们几乎都可以一眼就看出其虚构的痕迹，乃至明显的破绽。其前后龃龉，互相矛盾之处，往往令人难以置信，以致对莫言的散文大打折扣。莫言在与王尧对话时说：“上一年级时，还有许多孩子光着屁股上学，后来校长把家长找到学校开会说：光着膀子上学可以，但光着屁股是不可以的。我在下面跟同学说学校是监狱，这个老师是个奴隶主，我们都是奴隶。他认为是个大问题，就向学校汇报，学校一听学生讲这样反动的言论，非常重视。像我这样十岁不到的孩子，你说怎么处理？家里也不是地主，是中农，父亲呢也是大队会计。我的大哥还是一个大学生，和校长女儿的关系很好，后来学校开大会宣布，给我一个警告处分。”而在《我看十七年文学》中，莫言却说：“十岁那年，我升入四年级，因为私下里骂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班干部像老师的狗腿子而被同学告发。老师大怒，在班里组织了一个严肃的批判大会，让每个同学发言批判我。有个特别漂亮、平日里我还对她想入非非的女同学发言发不出来，满面通红，扇了我一个耳光，表示了她对我的反动言论的愤恨”，“我之所以口出反对（动）言论，与老师的重女轻男、以貌取人有直接的关系，也与刚看了一部反映西藏生活的影片《农奴》有关系，要不然像我这种傻瓜一样的农村小孩，除了见过横行霸道的村干部，哪里知道什么奴隶主啊！”
仔细对照以上两段叙述，难免让人疑窦顿生。莫言在《我的老师》中说：“我五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但在莫言的大哥管谟贤的书中，却清楚地写道，一九六一年，七岁的莫言入大栏中心小学读书，老师为之取名管谟业。照前一种说法，莫言骂学校是监狱，老师是奴隶主，是因为许多孩子光着屁股上学。而事实是，《农奴》这部影片在当年根本还没有拍摄出来（笔者按：《农奴》拍摄完成于一九六三年），五岁的莫言也就绝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监狱，什么是奴隶主，什么是奴隶。而照后一种说法，则是因为老师重女轻男和以貌取人。也就是说，莫言在小学被批判，乃至受到警告处分，完全是因为不同的两件事。莫言撰文说自己从五岁就开始上学，或许正是因为如像莫言所说的“索性把散文的真实性的定义彻底否定掉”，为了让自己的人生履历更富有传奇性，而用小说的笔法虚构出来的一段光荣的人生履历。受到学校的警告处分，到底是在一年级还是四年级，这样影响其一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记忆惊人的莫言来说，怎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记忆误差？而莫言在后文中也明确指出，要不是因为看了电影《农奴》，像莫言这样的农村小孩是绝对不知道什么是奴隶主的。关于莫言骂学校和老师这一事件，莫言在多篇文章中都有提及，但在《我看十七年文学》中，却多出了骂班干部是老师的狗腿子，并且被漂亮的女同学愤怒地扇了一耳光的细节。而在莫言大哥编订的莫言年谱中，却丝毫都没有莫言受到召开全校大会批判，对其进行警告处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一星半点的记载和叙述。据莫言好友张世家回忆，莫言曾任安平村小学《藻藜造反小报》的总编，并写下了颇具火药味，直指学校老师的诗歌：“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砸烂砸烂全他妈的砸烂，砸烂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这很有可能说明，是莫言在造老师和学校的反。
我们知道，美国作家福克纳对于莫言的影响，可说是具有决定性的。莫言对福克纳的崇拜和喜爱有加，可说是人所共知的。莫言如此评价福克纳大叔说：“譬如他从小不认真读书，譬如他喜欢胡言乱语，譬如他喜欢撒谎，他连战场都没上过，却大言不惭地对人说自己驾驶着飞机与敌人在天上大战，他还说他的脑袋里留下一块巨大的弹片，而且因为脑子里有弹片，才导致了他烦琐而晦涩的语言风格。”就莫言的散文创作来看，莫言对福克纳，是有明显“师承”的。莫言曾直言不讳地宣称：“越是没影的事，越容易写得绘声绘色。”“前几年有人还批评人家台湾的三毛，说她的那些有关大沙漠的散文是胡编的。我觉得这些人真是迂腐 ，谁告诉你散文、随笔都是真的？你回头看看几十年来咱们那些著名的散文、随笔，有几篇是真的？大家伙儿都心照不宣地胡编了几十年了，为什么不许人家三毛胡编？”在我看来，大伙儿都胡编，自己就可以胡编，这样的说法，就像别人随地吐痰，自己就可以随地吐痰一样，未免滑稽可笑，岂能当做写作的理由加以提倡？
众所周知，文学的虚构与胡编滥造，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倘若散文的虚构等同于胡编，那么散文的迅速绝种，就将是理所当然的事。惟其如此，莫言关于散文可以虚构和胡编的主张，才尤其值得我们探讨和学界的重视。在莫言的散文中，我们随处都能看到莫言对其童年饥饿的叙述。莫言不厌其烦地写到其在童年时因为吃不饱肚子而饥肠辘辘。在《吃相凶恶》中，莫言写道：“一九六○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据说马四从他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烧着吃，没有确证，因为很快马四也死了。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一车煤块，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在下边嚼煤，咯咯嘣嘣一片响。”煤是否真的吃起来很香，嚼得烂，下得了肚，在下肚之后又怎样消化，想必稍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都可以立即进行判断。对于莫言这些散文的真伪，按照莫言大哥的说法，莫言上小学读书，是在一九六一年。也就是说，莫言在一九六○春天已经上学本身就是假的。一九六○年莫言连小学都没有上，可见其当年在小学吃煤炭这个故事，纯属就是虚构的。或许正是因为发觉莫言的散文已经对读者引起了误导，莫言的大哥在《大哥说莫言》一书中，才特别告诫读者说：“莫言的散文也是小说，不能当真的。”“莫言只是从写文章的需要出发，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可也。万不可当真，更不能将其引入自己的文章，当做事实进行宣传。”
事实上，莫言在散文中所进行的虚构，已经是越来越离谱。在《会唱歌的墙》中，莫言的虚构可说是真正把散文的真实彻底取消掉了。莫言写道：“但现在已是滴水成冰的隆冬了，大地沉睡在白雪下，初升的太阳照耀，眼前展开万丈金琉璃。许多似曾相识的人在雪地上忙碌着，他们仿佛是从地里冒上来的。这就是高密东北乡的‘雪集了。‘雪集者，雪地上的集市，雪地上的交易，雪的祭祀和庆典，是一个将千言万语压在心头，一出声便遭祸的仪式。成千上万的东北乡人一入冬就盼望着第一场雪，雪遮住了大地，人走出房屋，集中在墨水河南那大约有五百亩的莫名其妙的高地上。”不仅如此，莫言还神秘地写道：“我多么留恋随着爷爷第一次去赶‘雪集的情景，你只能用眼睛看，用手势比划，用全部心思去体会，但是你绝对不能开口说话。开口说话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心照不宣。雪集上卖什么的都有，最多的是蒲草编织的鞋和各种吃食。主宰着雪集的是美食的香气：油煎包的香气、炸油条的香气、烧肉的香气、烤野兔的香气……”莫言在文中还描写了一位奇特的门老头儿，这位门老头儿到处收集酒瓶子，甚至多达几万只，并用这些酒瓶砌成了一道把高密东北乡和外乡隔开的约有二十米长的一道墙。这些酒瓶的瓶口一律朝北，“只要是刮起北风，这几万只瓶子变一齐发出声音各异的呼啸，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变成了亘古未有的音乐”。仔细将此文与莫言那些缺衣少食的童年记忆的文章相比，我们仿佛觉得，在莫言的笔下，确乎存在着两个高密东北乡：一个是穷得吃草根树皮和白色泥土，拉不出屎而不断死人的东北乡；一个却是生活富庶，到处都弥漫着美食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的高密东北乡。那么多的酒瓶，可得要有多少食客来此大快朵颐。高密乡这样的“雪集”，丝毫也不亚于今天的美食节。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居然就像是一个后现代的行为艺术家，并且将捡到的几万只酒瓶子做成一道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的音乐墙，这样的创意，恐怕当今许多前卫的艺术家也未必能够做到。这样的“雪集”，简直成了饕餮者的天堂。但莫言的大哥却告诉读者说：“大栏一带更不存在什么‘雪集。村里有个门老头，是一个老党员、老光棍、老五保户，他没有能力搞到几十万只酒瓶子，即使搞到了，也早就当废品卖了换了酒喝，绝舍不得用来砌墙。”
在阅读莫言的散文时，笔者发现，莫言的许多虚构，并非都是一次完成，而是在写作中不断添加，逐步编织完善成迷人的故事的。如莫言起先在文章中只是说自己骂学校是监狱，老师是奴隶主。或许觉得这样还缺了点什么，继而又虚构出了骂同学是老师的狗腿子，并且遭到了自己暗中迷恋的一位漂亮女同学扇耳光的故事。我们知道，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总是能够赢得人们的同情的。莫言在文章中一面渲染其童年的叛逆，一面又刻意突出自己的读书传奇。在《童年读书》中，莫言写道：“记得从一位老师手里借到《青春之歌》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从草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我们假设莫言是从下午一点拿到《青春之歌》，一直读到晚上八点钟天黑。仅仅七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要读完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莫言一个小时至少要读将近六万字，每分钟至少要读将近一千字，这样的阅读速度，除了一目十行，究竟有多少可能性，每一个具有阅读经验的人都会一清二楚。在该文中，莫言还讲述了一个自己心酸的读书故事：“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被盗版一样。”但在另一篇文章中，莫言又将这个故事说成是：“我们村一个石匠的家里有一套带插图的《封神演义》，这套书好像是在讲述三千年前的中国历史”，“为了阅读这套书，我给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阅读这套书两个小时，而且必须在他家的磨道里读。我读书时，石匠的女儿就站在我的背后监督着我，时间一到，马上收走。如果我想继续阅读，那就要继续拉磨。那时，在我们那里根本就没有钟表，所以，所谓两个小时，全看石匠女儿的情绪，她情绪好时，时间就走得缓慢，她情绪不好时，时间就走得飞快。为了让这个小姑娘保持愉快的心情，我只好到邻居家的杏树上偷杏子给她吃。像我这样的馋鬼，能把偷来的杏子送给别人吃，简直就像让馋猫把嘴里的鱼吐出来一样，但我还是将得来不易的杏子送给那个女孩子，当然，石匠的女儿很好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总之，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故事的前一个“版本”，是发表在国内的，而后者却是在国外某大学的演讲会上，讲述给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听的。由此看来，莫言的散文简直就像是“大力丸”一样，其配方和剂量只是根据服用者的需要，随时都在任意添加。
在莫言的这些散文中，那些外表美丽，曾经让莫言深深迷恋的乡村女孩，往往都是一些内心阴毒的人。这种故事性极强，反差强烈的描写，貌似非常感人，但当读者在多读了几篇莫言这样的散文之后，就会有一种原来如此，被忽悠的感觉。莫言这些互相龃龉，虚构出来的散文，事实上已越来越让人生疑，并且失去了阅读的兴趣。在谈到写作的动因时，莫言一会说是因为家里穷，听一位被打成右派的老师说，只要能写出一本书，不仅一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一会又说是因为爱上了那位石匠家清纯漂亮的女儿。因为石匠的女儿曾经对莫言许诺说，只要莫言能写出一本像《封神演义》那样的书，她就答应嫁给他。透过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子虚乌有的名人八卦。倘若作家们都用这种小说的笔法来写散文，散文最终就会堕落成为到处满天飞的娱乐新闻，使散文成为一种不受欢迎的虚假文体。在这种真假难辨的情况下，我们遗憾地看到，莫言散文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大，某些作家和学者在撰写莫言传记和从事学术研究时，往往都是将莫言这些虚构的散文当做真实的材料，以讹传讹地盲目引用的。这种以假当真的写作，无疑将会极大地伤害文学，对读者产生误导。假如作家在写作散文时，个个都像福克纳那样，没开过飞机却说自己驾驶过飞机，英勇作战，并且脑袋里仍残留着弹片，那么，散文必将成为胡编滥造的代名词，这样的写作，最终只能将散文引向坟墓。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福建文学 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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