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八十年初卷入朦胧诗大讨论后，孙绍振就一直以颠覆性的姿态反抗传统和权威，孜孜不倦于创设属于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孙氏文论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原创意义，亦成了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阎国忠（北京大学）认为，孙绍振的“创作论”和“解读学”不仅意味着重新打开了一座通向文学美和魅力的大门，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得以焕发出新的生机；而且意味着从文学实践上对“正统”与“新潮”的文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为文学理论的重建提供了可能。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孙绍振在系列著作中，基于文体结构分析和文本解读，使文学理论与文学历史实践紧密结合。他的文艺观虽受过康德、黑格尔美学的影响，但更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他的文艺观和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思想解放的产物，也是反思历史正反经验的产物，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并非偶然。俞兆平（厦门大学）认为，孙绍振的文论是以感悟性、洞察力为特征的感性经验层面和以抽象性、逻辑性为特征的理性超越层面的融合，并认为孙氏文论在价值论、实践论和辩证法三个方面具有深刻的中西方哲学底蕴。庄伟杰（华侨大学）认为，孙绍振诗学体系是文学、美学、幽默学、写作学、文本解读学乃至文学教育等交相互映而凝成的产物。伍明春（福建师范大学）认为，现象批评、文本细读和理论概括，构成了孙绍振新诗研究的三个向度。这三个向度之间相互勾连、相互补充，凸显出孙绍振新诗研究的鲜明个性和诗学价值。王国平（《光明日报》文艺部）通过检索、梳理《人民日报》关于孙绍振文学活动的记载，考察了孙绍振的学术地位、研究思路与研究成果。蔡福军（福建省艺术研究院）认为，孙绍振是一个逻辑美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极其娴熟地运用马克思的辩证逻辑进行理论演绎和文本解读，但在辩证逻辑无法有效阐释文本的时候，他又引入了还原法、比较法的二元平行逻辑，充分显示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创新性和灵活性。散文研究是孙绍振较晚关注的领域，但却也成果卓著。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认为，孙绍振的散文理论研究与他的新诗理论、小说理论、幽默理论和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一样，都是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他的研究，不仅预示着散文从文学理论的边缘向中心发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挑战，而且以观念、方法与范畴建构为引领，以其富于生命激情的原创性、独特性的研究，拓展了散文研究的视野，提升了当代散文研究的地位和声誉。王炳中（福建师范大学）认为，孙绍振的散文研究涵纳散文的本体特征、审美范畴、文本批评，是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由于散文理论的世界性贫困，相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孙氏在散文研究上独辟蹊径的创作显得尤为重要。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的发表，成为了当代诗学理论转向的重要推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认为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在理论界开始了自觉的人性寻求，其价值在于呼吁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对抹杀个性、漠视人的价值的僵化的诗歌模式的反叛，体现了对心灵自由的呼唤，对当代诗歌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骆英（诗人）认为，在该文中，孙氏展示出了扎实的学术根柢，超前的学术眼光和探索者的勇气；“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之后，中国诗歌创作才真正地融入世界诗坛。连敏（北京语言大学）认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发表及被批判的曲折过程，留下了当年看待诗歌的眼光和独特方式，反映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作者、作品、读者、刊物、时代环境之间互相选择、相互规避及其错综复杂的内在冲突，呈现了80年代初多种声音混杂、纠缠、博弈的诗歌生态。
孙绍振独树一帜的文本解读学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孙绍振认为，百年来的中西方文艺理论，都是以哲学本源论和本体论为主导的，缺乏对文本的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的解释。因此，注重文本分析和还原，成为孙绍振一贯的治学之道，亦是他区别、超越同时代学者的显征之处。余岱宗（福建师范大学）认为，孙绍振的文本解读学特别关注文本中人物情感的特殊生成方式，是情感审美符号的微观诊断学。它对无声文字情感意脉的灵巧捕捉，对文学作品进行同类相比的超敏感辨析，最终都落实在审美符号对情感探查和书写的“唯一性”上。赖彧煌（福建师范大学）认为，孙绍振的“解读学”奠基于80年代以来构拟的审美价值论等美学创设，再假以近年来有针对性的、繁富且多角度的文本分析。在理论资源的援引上，孙绍振不仅以康德式的分区观念确定对象和范围，而且以黑格尔式的构型方式分疏和评判对象的具体展现。这一学说牵连着潜隐其间的作家的气质或精神，也折射着整个外部世界的多样性，它显现为物理和美学特征的错综构造。吴励生（《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全面评价了孙绍振细读著作《月迷津渡》一书，他认为该书虽然仍是围绕中学语文教育以及课本所选经典文本的话题展开，但该书从《诗经》的经典性表达讲起，也即从中国情感原则的源头讲起，尽管“典型的形态”分析仍是唐诗，但所做出的“全面超越”却是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角，重新凸显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并更彻底地贯通了他的情感逻辑变异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打通了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评论领域之间的壁垒。孙彦君（福建师范大学）认为孙绍振的文本解读学受到朱光潜真善美差异论、叶圣陶作家经验论、朱自清理性化和经验论相结合的细读法的影响，但又大大地超越了三家的文本解读理论，特别是孙绍振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层层深入文本的内部，又时刻结合文本特征的解读法，是三家所不能及的。值得一提的是，孙绍振的文本解读学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有着很强的操作性，孙氏本人也带着他的文本解读学强力介入当下的语文教学改革，产生了全国性的反响。赖瑞云（福建师范大学）指出，孙绍振在语文教学界的影响，不仅在于其以令人惊叹的精力和毅力作了近千篇（部）作品的解读，而且还在于他的文本解读法，将作品中固有的美原原本本地展示给了学生，使作品分析摆脱了支离破碎的机械拆解，彻底结束了语文教学长期处于低效、无效、“负效”的局面，语文教学也因此从“小儿科”变为“大学问”。
在一个据说无大师的时代，我们无意为孙绍振先生冠上“大师”的称号，但从其人其文来看，孙绍振先生无疑是接近大师的一个。谢冕（北京大学）用诗意的语言形容孙绍振先生是 “一个美丽的人”。他认为孙绍振思想前卫，敢于反叛传统和权威，在上个世纪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中，他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能够成为三个“崛起”之一，并经受住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就缘于他的这一人格精神。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指出，孙绍振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还是一个出色的“文学教练”。从写作《文学创作论》开始，孙绍振就致力于文学创作规律和创作技巧的总结，使得文学创作在技术训练上充满了无限可能。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回顾了他与孙绍振的日常交往和学术交流，指出孙绍振能够建构起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缘于他的博学多思。他往往能从习焉不察的文学现象背后发现隐藏着的丰富意涵。他虽然清醒地认识到了西方文论的危机，但他的学术思想与符号学、结构主义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陈晓明（北京大学）回顾了孙绍振对其学术成长的提挈，并指出孙绍振虽然敢于对各种理论权威和主流观念展开无情的批判，但对后辈年轻学者却充满了宽容和关怀。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指出，孙绍振一直保持一种创新、探索的精神姿态，但他的创新和探索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谢有顺（中山大学）指出，孙绍振是中国当代最有理论创见的学者之一，他的理论自成体系，是现代文艺理论界中不可多得的一座理论富矿，已经成为一门值得深入研究的学问。管宁（《福建论坛》杂志社）指出，孙绍振精力旺盛、思维敏捷，他以一种开拓者的勇气了引领了文艺评论和语文教改的新潮流，给福建师范大学及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氛围带来了诸多改变。陈希我（福建师范大学）从学生的角度谈及了孙绍振先生的为人为学。他指出，作为学者，孙绍振敢于质疑，不信权威；但作为老师，孙绍振先生却充满了宽容，甚至是传统的：他的批判与颠覆武器是启蒙话语，他的手术刀是辩证法，他的美学结构是古典的，他的“危险美女”只在纸上。陈仲义（厦门城市学院）认为，孙绍振的为人为文，可归纳为“三气”：大气、锐气、霸气。这使他立足本土，雄视西方，不仅“入乎其里”，更是“出乎其外”，始终对西学保持一种国内学者少有的扬弃态势，进而在趋同思维中摆脱惯性的向心力，获得越轨与出格的新意。郑家建（福建师范大学）指出，孙绍振先生的诗学思想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笔宝贵财富，并勉励文学院的青年学者发扬孙绍振先生的学术精神，整理、总结孙绍振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之成为文学院的一个品牌。
最后，孙绍振先生作了总结发言。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渊源和构成作了阐述，并指出，与会专家学者对他的系统研究，敞亮了他对自己理论的进一步认知。他特别感谢了与会人员对他理论中不足之处的指出，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如今，孙先生已届八十高龄，却仍笔耕不辍，我们既要祝福他身体健康、永远年轻，也祈愿他的思想之树长青，芳华泽久远。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福建文学 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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