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林则徐用“漏风的国语”命令虎门销烟,又用“漏风的国语”命令抬出大炮。在南帆看来,说着带有福州方言的不标准的国语,林则徐“只是福州人的乡亲,是我们祖上的一个可爱的老爷子”。宏观的历史叙述总是有意无意地漏掉这些最真实可信的组成部分,任时光流逝,我只在乎这些有血有肉的细节纹理。我很喜欢南帆谈论历史的文字,以为他深入到历史的骨髓里,拉出最惨烈最本真的一面,毫无保留,给人触目惊心之感。他像一个高明的导演,以文字铺展而成的画面为屏幕,带着温情,又不失冷静,随意的一划拉定格,就是一组生动、立体、鲜活的镜头。
于是,林则徐不再只是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民族英雄”了,他平和地走到我的面前,这只是一个让人可以亲近的福建乡亲。
南帆的文字极具张力,在平淡如水的叙述中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又常能留有不绝的余味。《辛亥年的枪声》里,讲述林觉民的妻子陈意映的世界里只有“天井上方窄窄长长的天空”,她的世界之外,“历史在很远的地方运行,由丈夫林觉民以及他的一帮朋友操心”。一冷一热、一动一静的强烈对比,让人一眼望见两个鲜明可感的世界,让我为林觉民快意着、沸腾着。革命之外,还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可以安慰疲惫的身躯困乏的心灵。《五月天山雪》里,作者到访塔里木沙漠,只见沙漠边缘一大片枯死的胡杨林,“无数干枯的树枝奇怪地弯曲着,如同无数绝望地伸向天空的手臂”。自然界中的斗争,也如人类社会一般,充满着不可预知的残酷。绿色被沙漠围歼的一分一秒里,是不是也有痛苦的哀号在狂风中飘过,消失在大漠深处,愚钝的人类无从谛听?
尤其是,他再现刽子手行刑的场景,有一种无法躲避的撕裂感,久久滞留于心头,“要是刽子手功夫不到家,一刀斩在犯人的肩背上,犯人一时死不了,号叫挣扎,人群里旁观的亲属泪如泉涌又噤不敢言”。这样的残忍,经由“噤不敢言”传递到读者的心里,具有非凡的震撼力。南帆在向所有后来人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对于历史上曾经的惨相,我们该如何面对?对于历史中曾经激昂过的生命,我们该如何言说?
正如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的,南帆是“直面”的,是“正视”的,除此之外,南帆还专注于细节。他对细节用心地梳理,有林旭不慎遗落的一张纸片、林旭口中光绪听不懂的福州方言、林纾佩剑招摇过市的情景、林长民速死的瞬间、林觉民狱中的英勇抗争,还有林旭那永远止于23岁的年龄。南帆在《戊戌年的铡刀》中清楚地写道,“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凝固的前辈,以至于人们不再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的真实年龄”。林旭的生命止于23岁,23岁的生命虽短,“还是比许多凡夫俗子多活出好几辈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长度,而是深度、厚度,或者说是生命的质量。林旭因信仰而载浮载沉,因信仰而捐躯,视信仰重生了生命。臧克家写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林旭死了,他因最后的英勇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反倒拥有了无限的历史生命,在历史的暗夜里闪闪发光。
这是面对历史困局的一种努力,亦是后来者对历史中人与事的感同身受,以及将心比心的一种体贴,如他乡与故人重逢一般,哀其不幸,悲其不堪,敬其坚忍承受住生命之重。在南帆的启发下,作为后来者,我亦深知这些人物也都是受过烟熏火燎的世俗中人,也曾黯然神伤,也曾痛哭流涕,也曾悲欣交集,也曾嬉笑怒骂。人性之复杂深刻与庸俗平常,在南帆笔下,尽览无余。如此人物,更有打动人心之柔软的可能,不会沦为一个生硬空洞的符号。相片中的林觉民,“眉拙眼重,表情执拗,中山装的领口系得紧紧的”。通宵达旦呕心沥血地写完《与妻书》,深情款款、无限痛楚的林觉民跃然纸上。
正如南帆自己在演讲中所说的:“历史散文呈现出历史人物身上各种日常生活细节,使人看到历史的另外一面,正是其独特价值所在。”林觉民因参与广州起义而名垂青史,可如今,他被人记得更深的,反而是在《与妻书》中倾诉衷肠的深情男子。百多年过去了,激荡的革命情怀已成遥远的往事,唯有情意的浓度至今没有丝毫的褪色。
关注历史细节的南帆,也关注自己生活中平常的细节,包括当下的,包括过去的。点点滴滴的庸常俗事,被他一颗细腻的心,包裹着,审视着,体察着,追问着。在现实面前,他是一个难得的清醒者。
日本之行,置身轻轨列车里,半个世纪过去了,“一块巨大的历史伤疤,时时还会发炎,胀痛,不小心就渗出血来”。穿着日式睡衣在日本家庭旅馆里拍了一张照片,回国后,“我想把照片撕了”,又觉得“难堪是治疗遗忘的秘方”。于是,照片留下了,久久存留于心的是一份历史犹在眼前的沉重。现代社会,武器越来越先进,南帆不无焦虑地提醒人们,科学研究不见得都是有益于人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人类的。他抗议道:从事于武器研究的大约五十万科学家,不就是从事杀人研究吗?他发出呼喊:“放下屠刀,铸剑为犁,人类必须尽可能使用音乐、绘画、文学或者体育竞赛来对话。”这份清醒,源于南帆可贵的人道主义情怀。作为一个学界中人,南帆并没有躲进学问的象牙塔里,没有故步自封,反而强烈地关注着现实,用心聆听周遭的声音,或大或小,或清或杂,巨细无遗。
《读数时代》中,南帆提醒人们,“幸福,善良,正义,勇敢,壮烈,数字又能说明什么。”又警告道,“如果可感的生活完整地置换为一套数字代码,我们就会跨入一个冷漠的世界。”我想,在这个冷漠的数字时代里,南帆肯定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人吧。在南帆眼中,父亲“是白发苍苍和一张皱纹密布的脸”;女儿“是天真的笑靥”。感知着南帆散步在字里行间的炽热情感,内心也会随之温润起来。厦门作家何况先生在文章里也提到过的,在一次聚会上见到过南帆挂在脸上的独有的“文学的笑”,“文学的笑”应该是直达人心的,让人觉得无限温暖的吧。在我眼里,这笑是一片赤诚毫无掩饰的,从心底里汩汩流出,无形中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南帆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回忆的轨道里,随意的触碰都是情感的水滴,一甩手,开出更多的留恋之花,让他不能轻易地转身离开。
那个与巷子里的“水洼”“土墙”“小地痞”以及“那只瘦骨伶仃的老狗”厮混在一起的少年;那个在巷子里“撒开滚圆的小腿奔跑”的少年;那个缠着大人讲《水浒传》的痴痴少年,如今已然长大。因了这份对过往的眷恋,原本稀松平常的生活也就有了变调,匆忙行进的脚步也放慢了,想想过去,脸上洋溢着百感交集的表情。中学时的旧时光,“既遥远又清晰”,像是一把神秘的钥匙,打开青春期的闸门:这其中有没钱买鞋的窘迫,有没钱学拳的尴尬,有成为班上语文“王牌”的得意,有饥肠辘辘的灼痛感。插队时,在铁路脚下的田野里耕作,总要与车窗里的旅客对视一番,对于远行的旅客们,“心中涌起阵阵羡慕”。因为在一个17岁少年的心目中,“远方仿佛总是同自由、浪漫乃至惊险联系在一起”。
在南帆的笔下,时间照样疾驰,依然不变的是那份对亲人的绵绵情意。那一张床空了,克勤克俭、凄苦辛劳一生的外婆带着笨拙的爱永远地走了,带着遗憾、带着感伤,带着自责,南帆写道,“外婆这一辈子的享受实在太少”。相对于剖析历史的文字,我觉得这些怀人记事的散文更让我易起身临其境之感。有个画面我忘不了:“那天,我在另一个房间和父亲说话,外婆突然清晰地对给她喂饭的母亲说:帆儿长得真高呀!”老人临终时,儿孙围绕近旁,倾诉着心情,商量着料理随之而来的后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画面大抵是阴暗的,悲伤的,沉闷的,更是无奈的。再浓烈的情意,也唤不回生命的无情逝去。不能自抑地,我也想念我的外婆了,心里顿起泫然欲泣之感。
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有情有义的南帆不再隐藏在文字背后,他轻易地走出这本书,来到我的面前。这个温厚诚挚的中年男人,让我在肃然起敬之余,又起了几分亲切感。因为他活得很真实:因一个擦边球与朋友争吵得近乎翻脸;与朋友到茶馆正襟危坐地下棋;在承认自己手机上写短信“慢得可以”;读到侠骨柔情的诗句,“仍然会朗声长吟,拍案击节”。他并不一味地清高,他正儿八经地说起了“钱”。他清楚地意识到,“文学没有能力解除钱的包围”,作家“维持简朴的生活仍然要依赖一定的基本费用”。
回忆知青生涯,南帆写道,“我们是用野性和蛮横对付所有的现实:对付穷困,对付乡愁,对付寂寞和饥饿”。知青们可以为了一顿牙祭或一张车票而“大打出手”。这样的回忆虽然会“产生某些难堪”,但很真实。我以为,尽量地还原真实场景,是南帆的追求。这份追求中包括对饱含世俗烟火气之俗事的尽力刻画与描摹:讲令人害怕的蛇、需要精心照料的金鱼、外婆养过的淘气又慵懒的猫;谈儿子的表现与成绩、乒乓球及乒乓球名将、肆虐的台风、围绕着城市的山、欲存留永久的照片、穿得露出大脚趾的鞋子。
真实的南帆,关注于平凡生活中的琐碎物事,且能在其中洞见深刻的内涵,予人启迪,发人深思。《瞬间的永久》一文谈论照片,他发现现在的人们“在相片里笑成一团”,而一些老相片之中,“祖父祖母们都是阴沉着一张脸,目光僵硬”。民国流传至今的许多照片里,大学问家们的,有许多不是笑脸的,多是随着情绪而变化的表情,有的僵硬,有的严肃,有的冷漠,有的沉重。甚至有更多的含义隐藏在表情里,却与笑容没有半点牵连的。《虚假的出走》提醒人们,旅游已经失去了原始的意义,好像从一个城市出发“到了一个更为拥挤的地方”。因此,我们不再敏感,再也发现不了大自然的美,再也写不出古人笔下那般清丽自然的诗句了。
南帆说:“一个人总得做几件傻事,才算真正活了一辈子。”愿意在书里披露“傻事”的作者,并不一味光鲜亮丽,甚至多了几分无奈与尴尬,我却引以为知己同道。他对我来说像个大朋友,指点着我,指点着我如何坚韧地跨过岁月的风雨,如何勇敢地品尝风雨带来的酸涩。在《消失的巷子》里,他感慨道,“这些片断如今已经变成遥远的传说,如同窗棂上木刻的镂花一样残缺不全了”。幸而有文字可以作为记忆片断的载体,幸而有41篇散文结集而成的《辛亥年的枪声》。借助这些兼具学者风采与散文家气质的文字,回到过去,看看那些画面,不也是一种幸福与慰藉吗?南帆——我素未谋面的大朋友,他娓娓道来地讲述着历史中的人和当年的事,让我沉醉不已,回味良久。
责任编辑 小 山
福建文学 201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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