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李迎春（小说家、龙岩市作协副主席）
引 言
2012年11月，黄发有教授曾在《新华日报》撰文称：“文学创作其实也是一种长跑比赛。不少作家在成名之前还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独立的艺术探索，一旦靠写作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便不满足于成天沉浸在文字游戏之中的枯燥生活，开始将生命耗费在无聊的会议与频繁的应酬之中，创造力急剧萎缩。伟大的作家把写作当成通往自由的道路，但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渴望的似乎恰恰是那种身心受到种种限制的权力、金钱与声名的枷锁。”这是评论家对中国作家现状的不满，更是对作家的一种忠告。文学创作是一种长跑比赛，正说明了文学是寂寞的事业，是孤独者的奔跑。这让我想起多年前见到黄发有时的情景，个子不高，圆润而并不显胖，温和的神态中带着些羞涩，与我们娓娓而谈，并没有咄咄逼人的姿态。他来自客家祖地的福建省上杭县，童年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喜欢胡思乱想的他与世俗的乡村显得格格不入，形成了成长阶段敏感而孤独的特质。他的经历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在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之外，没有人在乎一颗幼小心灵遭遇的歧视与创伤，没有人理解一个孩子的所思所想。在那些封闭的山村，人们习惯了庸常的生活，任何一丝的改变也会引来众人的非议和愤怒。这就是黄发有和许多客家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所幸，知识还是改变了命运。一旦走出被大山重重包围的村子，孤独的思想便有了巨大的回声。客家文化给了他无声的滋养，他的评论、散文、随笔倾泻而出，优美而扎实的文字犹如他的为人，温文尔雅、不卑不亢。作为国内颇具影响的青年评论家，他在作家作品、文学期刊、文学生态等方面的研究，既锋芒毕露又稳健扎实，在文学表象之下更多是有理有据、从容不迫的论述。正如他所说：“文学只有不再为种种急功近利的世俗之‘用所驱使时，才可能回归其本体，成为点燃黑暗的火光，穿越绝望的希望。”今天的访谈，正是试图从成长环境入手，寻找黄发有的文学足迹。
黄发有，福建省上杭县人。1969年生。杭州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曲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毕业，1996年入复旦大学攻读文学博士。著有学术专著《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和学术随笔集《客家漫步》等。（李迎春）
李迎春：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客家人这个身份对您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有什么影响？
黄发有：我从小就对写作有浓厚兴趣。虽然本科主修经济学，但是在工作多年后，我还是弃商从文转而攻读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说实话，我一开始以为读中文系就是搞创作，后来才明白搞错了，中文系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者。我反复和朋友说，写作《客家漫步》一书的初衷无非是顾影自怜，这并非出于矫情，而是源自我的心声。博士毕业后，我到山东大学教书。在陌生的济南，写作带有潜在的学理性的随笔，既慰藉了被北方水土激发出来的乡愁，又满足了我在经过多年严格的学术训练后，对于直抒胸臆的感性表达的焦渴。《客家漫步》中的大部分文章，曾经在《齐鲁晚报·青未了》上以专栏的形式发表，一周一篇，偶有中断，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
因为从小对文史就有浓厚兴趣，我从大学本科时关注客家文化，黄遵宪、林风眠、丘逢甲、华喦等客家先贤的经历和独特气质，也加深了我对客家精神的认识。为了写作客家题材的散文，我从2000年至2003年，三次自费到粤东、闽西南、赣南客家中心聚居区做田野调查，费时将近两月。有不少乡村，只能租载客的摩托车或坐农用拖拉机前往，甚至得背着行囊步行。坐在浑身上下无处不动的中巴车上，看着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夹着廉价香烟，口里还要和女售票员调情，真有点提心吊胆。可当地人说遇上这样的司机的车还放心，怕就怕遇上那些如临大敌的司机，那样的人在崎岖的山路上开车反而更不稳。住在老乡的家里，感受着客家人好客的风习和关爱出门人的温存，内心的冷漠就像冰碴子一样融化。有时候，目的渐渐模糊了，那些熟悉的场景把我拉回到实在的乡村生活中。
李迎春：从《客家漫步》到《客家原乡》，我们看到您对家乡浓烈的感情，对客家民系深情的关注，也看到您对客家研究和思考的不断深入。您能否谈谈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关联与自己创作过程的思考？
黄发有：客家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近代以前的漫漫千年里，其历史身份是无声的哑蝉，不断地被放逐，不断地被迁入地的主人所排挤。而客家民系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舞台上的崛起，颇有点哑巴开口的意味。因为喜欢胡思乱想，我在上学之前被村里人嘲笑为“癔子哥哥”（客家话，意为傻子）。幼年被歧视的遭遇，也使我早早地贴近庄稼、土地与自然，关注那些为大多数人所不屑的弱小生灵和卑贱人生，像乞丐、卖艺人和专门赶着种猪到各个乡村去给母猪配种的残疾人等等，他们的脸庞承受了太多冷遇，甚至被小孩子的唾沫击中，本能的愤怒使他们如困兽一样狂吼，然而在我眼里却可以是那么的友善和柔和，对你微不足道的友好充满感激，这种人性的闪光给了我悠长的感动与滋养。当然，崎岖的山路将我的脚板磨砺得异常厚实，行走在山岭水畔的客家汉子的坚韧、固执，以及那种不惜铤而走险的野性，言传身教地给了我漂泊的冲动和走向未知世界的勇气。对于聚族而居的客家内部的倾轧、与人性共始终的做错事的根性、淳朴民风中的落后迟滞、遗民风尚中的封建因素，我有充分的认识，这一方面的记忆如骨鲠在喉，使我无法回避，更无法故意遮掩。只有意识到这一面的严峻，才能触摸到没有美化的、活生生的客家。
《客家漫步》更加偏重情感的抒发，《客家原乡》依然采用散文笔法，但有较强的学理性。这两本书的市场反响都还不错，《客家漫步》获得山东省的省级文学奖齐鲁文学奖散文奖。比较而言，一般读者比较喜欢《客家漫步》，而学术圈的一些学者更为推崇《客家原乡》。其实，我个人从读大学本科开始，就一直在构思客家题材的小说，虽然也写过一些篇章，但总体来说，还都是空想。曾经有不止一个老师辈的学者劝我，让我不能不务正业，放弃学术去写小说。吃了学术饭，真是欲罢不能，内心又会时时觉得遗憾和纠结。
李迎春：作为客家人，客家地区的生活经历对您的研究和创作有哪些影响？苦难和贫困，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仍然有着深刻的童年记忆，您是怎样看待的？其实不管是贫穷的生活还是富裕的生活，更主要是如何将自身生活经历变成文学研究和创作的正能量。请谈谈您的体会。
黄发有：在几乎所有客家族谱里，几乎都会提到先祖的荣耀，这种自豪感对后世裔孙也确实有一种激励作用。“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往细处说，很多同姓的名人跟客家的关系并不直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经过反复迁移进入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底层民系。当海边肥沃的土地被别的民系捷足先登后，客家先民只能退避到较为偏远的大山深处，开辟自己的聚居区。客家人曾经因为贫穷而遭受到周边人群的歧视，甚至引发族群冲突。正因为在艰难的生存条件的磨砺下，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是客家人可贵的精神特质。
在《汀江入海流》中，我曾经有这样的文字：“在离乱年岁、恶劣形势和陌生环境下，客家人的吃苦耐劳、勇于进取、信守诺言的精神表现得最为夺目。而一旦进入安逸的守成状态，以山地为文化根性的客家人就容易显现其保守、排他、狭隘、短视的局限性。因此，客家人要像南流的汀江一样，永远地保持一种流动状态，不断地接受和包容不同的水源，不断地走向更为广阔的新世界。客家人如果丢掉了‘做客的自我认同和危机意识，如果失去了放逐自我的勇气，如果沉湎于‘家居状态中安贫乐土，那就成了地道的‘家人而不是‘客家人。‘客家的宿命，注定与百世一统的守成无缘，在失去了家谱上最初的故乡之后，所有的地方都是异乡，在所有的土地上都只是寄人篱下的‘后来者，永远在‘客与‘家之间流浪。没有为客的危机与艰辛，就没有居家的稳定与美好。”最近几年，借着到美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授课和访学的机会，我搜阅了不少有关客家华侨的相关史料，也对一些典型的客庄、客家会馆进行实地踏访。这些经历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客家的认识，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客家人获取成功的艰难，更应该以开放的情怀拥抱未知世界，自强不息。
李迎春：除了客家文学外，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文学传媒和当代文学，发表了许多有见地、有影响的论文，如《文学健忘症——消费时代的文学生态》等。从新千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您怎样看待目前的文学生态？它有哪些新的特点？对于一大批喜欢文学或者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文学的希望或者出路在哪里？
黄发有：我现在主要的学术方向是文学传媒研究，对于当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早在1998年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密切关注，并且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1999年春天，我发现原先设计的博士论文框架有一些问题，对90年代小说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清晰地意识到传媒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强化。后来，我在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与补充时，增加了对这方面问题的专题讨论，针对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文化、媒体趣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考察文学环境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模式。新世纪的文学，传媒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一方面是网络类型文学的流行，另一方面是以纸媒为主阵地的纯文学的日渐衰退。当然，媒体背后更为强大的推动力是商业意志和消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其实，对于真正的好作家而言，不管是生活在乱世或盛世，他的内心都注定是孤独的，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最为重要。尽管有不少作者因为迎合潮流而盛极一时，但终究是昙花一现。另外，从事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选择，你必须做到顶尖才能留下自己的印迹，不像做生意，要大富大贵不太容易，但要混个温饱并不太难，只要会算账，每天的盈亏都一目了然。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他很难一下子判断自己的对错与成败，有时要到后世才能给出相对准确的定位，精神的问题最为复杂。
李迎春：能否谈谈您在哈佛大学和港台做访问学者和任教的经历？这些经历对您的研究和创作有什么帮助和启发？
黄发有：在哈佛一年多的访问经历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对于提升研究境界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参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交流与深层对话，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美国学术体制和中国学术体制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通过自己的观察，也能对自己的思维习惯和研究思路有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在自我反省中突破一些盲区。最近几年，我多次到新加坡、台湾和香港授课或访问，这些地区都有大量的客家人，我也搜集了不少有关当地客家人的相关资料，针对这些内容，曾经也有研究和创作方面的计划。我写过一些相关的随笔，发表之后也有比较好的反响。遗憾的是，还没有完全付诸实施。
李迎春：近年来，有关客家题材的文学创作热度不减，但似乎有影响的作品不多，特别是在表现文化内涵方面，似乎除了民俗民风方面之外，鲜有从精神层面进行深入挖掘的好作品。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客家文学的创作如何突破？
黄发有：大陆客家题材的文学创作最近二十年取得了值得瞩目的成就，像广东的陈国凯、程贤章、谭元亨和闽西的马卡丹等，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这些作家的精神背影还是显得有些孤独。从近代以来，客家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是以黄遵宪、丘逢甲、温仲和等为代表的岭东诗派，梅州籍作家李金发、张资平和闽西籍作家北村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们的创作并不以客家为中心题材。对于有志于客家题材创作的客家人来说，台湾的客家文学值得重点关注。吴浊流、龙瑛宗、钟肇政、李乔、林海音、钟理和、宋泽莱、甘耀明以及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求学、工作的李永平，只要是对台湾文学有初步了解的文学界人士，就会明白这一串名字有多么厚重。由于闽粤赣边区以及广西、湖南、四川等地的客家聚居区都被崇山峻岭包围，大陆的客籍作家的视野容易受到限制，他们的写作需要突破自我，超越自我。根据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我觉得一些年轻作者的客家题材创作，成了风俗资料的堆砌，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不够丰满，甚至成为一种符号;在一些散文创作中，作者往往忽略了丰富性和复杂性，所有的精神和文化问题都从“客家”中寻求解释，表现出过度阐释的倾向。我觉得，客家文化要发扬光大，客家文学要有所突破，必须“破壁而出”，也就是需要有深刻的自省和超越，需要一种批判性眼光。只有这样，才能丢弃历史的沉重包袱，才能赋予客家以新的内涵和活力，激活客家，重塑客家。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福建文学 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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