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华鹏

　　鲁迅先生的写作可以看作是“铁屋中的呐喊”，他的小说如一匹独狼的声声号叫，唤醒了铁屋中沉睡而麻木的人们。许多年过去，鲁迅小说表达的时代也离我们远去，但他的声声呐喊犹在耳旁。如今，一个最好与最坏交汇、天使与魔鬼共舞的时代与我们不期而遇，如果阿Q先生还健在，我想，他面对的将不再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而是是否进城打工的问题。如果农民阿Q先生进城打工了，那么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就不是鲁迅小说“呐喊”的主题了，是什么呢？是阿Q先生在城里遭遇种种白眼和不公之后，而发出的对这个时代的盛怒。

　　阿Q先生活在鲁迅的小说里，不过，他的后代则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李相华的中篇小说《东边的风》就是这样一篇将笔触伸展到打工仔内心世界的小说，写他们在一个富有社会里的贫困；写他们在一个欲望城市里的饥渴；写他们在一个灯红酒绿场所里的卑贱；写他们一夜富有后的放纵；写他们为了内心尊严的两难选择；写他们无论留下还是归去的寂寥和无所皈依。

　　写打工题材的小说很多，这个小说的故事不复杂也不离奇，甚至还有一丝通俗，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它，被它感染，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在其他同类小说中看不到的东西——有疼痛的写作，有盛怒的表达。

　　许多类似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作者和小说主人公的情绪，也看不到他们的盛怒与疼痛，只有对离奇出格的故事的崇拜，只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叙述，小说中没有了情绪，没有了盛怒，又怎能有直面真实的勇气？有和时代较劲的胆量？有打动人和感染人的力量？有对现实的冒犯和否定？秘鲁小说家略萨说，“虚构小说的存在不是为了反映现实，而是为了否定现实，将现实变成非现实。”我赞同这种说法，小说是在现实变成非现实中找到存在价值的。

　　而《东边的风》写出了一个打工仔的盛怒与疼痛——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写法，是让小说拥有自身体温的一种写法。作者李相华在“创作谈”中也说，“有情绪的写作，或许算得上一种有感觉的写作。”

　　小说主人公“我”——李相龙，是退伍特种兵，在乡里被裁员后到晋海打工，做过酒店洗手间清洁工，打过架，偶然被一老板看中成为保镖，后为老板讨债，后入监狱。这是一个打工仔普通而又有一些起伏的经历。“我”困顿过，饿过肚子，遭过歧视，也放纵过，苦苦挣扎过，不愿违背良心，又不得不为非作歹，心中藏有一份纯真的感情，又不得不逢场作戏……这一切，足以让一个人变得盛怒起来，至于因谁而怒？因为老板、因为女人，还是因为这座城市、因为这个时代？可以说，连主人公自己也无法判断。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愤怒——用他粗俗的语言、用他粗暴的行为、用他吊儿郎当的神态，来对付这看不见又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人格异化，是否有解决之道呢？尽管作者为“我”提供了离开城市回到乡村的选择，我们知道，但对任何一个打工仔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出路。

　　小说所表达出来的盛怒与疼痛，除了来自“我”苦楚的生存经历外，还来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流行于世间的尴尬而混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比如小说中写到的春兰，先打工后当了艳星傍上了大款，要为家乡建一所希望小学，受到乡人赞扬，一个不光彩职业赚来的钱去做光彩的事；再比如那个乡长，虽然满嘴“村长是个官，打工是个仔”的瞧不起打工仔的话，但为了他的政绩，他邀请“我”回来，目的是希望“我”多引几批乡里女孩子，到沿海去，多出几个春兰，如此种种，真让人不知道价值和道德的天平往哪边倾斜。

　　“我”——李相龙，除了盛怒以外，还能怎么样呢？对抗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这是我们面对的深深的现实。《东边的风》写到如此，已经写到一种痛了，已经是出色的了。

　　鲁迅先生对于自己呐喊的看法是：“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既然如此，那么一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盛怒和疼痛，能起到什么作用，那又何必在意呢？只是做为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没有充分体验这种盛怒和疼痛，又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呢？

　　福建文学 201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