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 辇
□青 禾
1
步辇是闽南话,意思是步行。我这辈子走得最多的是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和春天。那时,我们从生我养我的这座闽南小城走到湘潭韶山冲,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行程数千里。而我一生的不幸,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其实,生活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我真后悔那个决定。那是我想了一个晚上之后所做出的让我后悔一生的决定。我至今还记得相当清楚,那天一早,我就跑去找她,对她说,我们走,跟流脓他们一起走。
她睁大眼睛,好一会儿才说,跟他?不去。
流脓是我私下给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刘铁军起的绰号。我们是从初一到高三的同学。不知为什么,刘铁军从初一开始,两只小腿上经常“生粒仔”,“生粒仔”是本地闽南话,就是长脓疮,先是斑斑点点地布满小腿肚子,而后凸起,由红而黄,不小心碰破脓包,便流脓,艳黄艳黄的,让人恶心。初中的刘铁军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为了让他在课堂上安静一点,老师把他与她安排在同一张课桌。那时男女生之间不说话,很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遗风。他再调皮也只好闭嘴。于是,每天和他坐在一张课桌上的她,对他小腿上的脓疮印象深刻,特别是夏天。简直受不了,她说。作为报复,我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我和她都是医生的孩子,我父亲是外科医生,市医院有名的“第一刀”,她父亲是副院长,心血管病专家。我们住一个大院,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她叫林如茵,我叫陈友山。
高一年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在校学生每年都要下乡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去的山村都是烂泥田,踩进去,黑色的泥土就没到膝盖,黑色的气泡从四周叽里咕噜地冒出来,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天很冷,阴风阵阵。清晨出工,我们还站在田埂上犹豫,刘铁军已经踩进烂泥田,大声说,同学们,不冷。她站在田埂上小声对我说,田里那么脏,他小腿上的“粒仔”怕是要感染的。我说,烂了才好哩。
没想到刘铁军的小腿不但没有烂掉,反而好了,而且好得干净利索。
如果仅仅因为流脓,如茵不会真正讨厌他,她有天生的同情心。让她讨厌的是他对她的欺侮,欺人太甚。他在课堂上说不成话,便看小说,七侠五义小五义大红袍小红袍薛刚反唐罗通扫北,他看小说要她当掩护。你当地下党,他对她说,给我坐直了,挡住。老师朝这里看,你就动一下,提醒我。这算什么地下党?她不干,他就作弄她。她写字,他就用力往椅背上靠,靠一下,桌子就摇一下,让她写不得字做不了课堂笔记。当年中苏友好,课桌椅全是仿苏的,桌面微斜,椅是靠背椅,桌椅相连。她只好听从他的指派,直挺挺地坐好,双手叠放在桌上,尽量挡住老师的视线。每当老师朝他们那个方向看,她就动了一下,他便直起身子抬头看老师,作认真听课状。后来班主任说,自从他们坐在一起,刘铁军进步很快,上课不说话不做小动作,学习成绩有明显提高。说来也怪,刘铁军和林如茵坐在一起之后,学习成绩一直往上蹿,门门都由60分上下上升到七十多分左右,特别是语文,居然爬上了80分,作文还常常被当成范文贴在墙上。活见鬼。
还是去吧,我说,这样呆下去太无聊了。如茵抿嘴不说话,眼睛也不看我,只看屋顶上的某个地方。这是她的习惯,从小就这样,我不把这当成是对我的不尊重,也不怪她。
这是公元1966年冬季的某一天。天窗上的阳光温暖而柔和。天空中飘荡着《东方红》乐曲。我想她是在欣赏那块长方形的黄色。那时我没有把天窗上的阳光与那轮光芒万丈的红太阳联系起来。我只偷偷地注视着她那白里透红的脸颊。用当下的说法,脸颊是她的亮点,浅浅的酒窝,甜甜的微笑,让人心醉。革命大串联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铁军组织的是一支长征队,是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步行串联的新长征。计划从我们这座小城走到延安,很有吸引力。
这人讨厌。林如茵把眼光收回来,放到书桌上。书桌上摞着一堆名著,除了鲁迅,都是“封资修”。她父母亲希望她学医,她却喜欢文学,高考的目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我的目标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可是高考已经推迟,说是半年,看来遥遥无期。
这是她的房间。她的房间在她家二楼。她家在大同路中段,离“五星聚奎”坊不远。房间朝南的窗下,是她家的小院,院子里有一株含笑花。现在不是开花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总是闻到浓郁的花香。
这人真讨厌。她又说了一遍。把桌上一本翻开的书合起来。我来的时候她正在看《安娜·卡列尼娜》。在当时,这书无异于当下的黄色小说,她知道我不会去告发她,看什么书从不避我。
流脓刘铁军高中来了个大转变,一下子成了三好生,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让如茵心凉的是不久前那个下午,我们教室外的走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十分醒目: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讲的是市立医院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考的是医院里的主任医生,试题全是初中的数理化题,可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医学专家们却没一个考上60分,最惨的是医院“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林翰夫与陈明杰,分别是35分和38分。林翰夫是如茵的父亲,陈明杰是我父亲。
听说这张大字报是刘铁军写的。
还听说,这种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考试方法来自北京大学革命造反派,一时间在全国十分流行。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重磅出击,效果十分显著。
我和林如茵在同学们的嘲笑中逃离教室。
我们的父亲原来是本地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典型,曾被授予红色专家称号,一夜之间成了假专家。这对已经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我们的父亲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日子过得更加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哪怕是街上的口号声,也会把我们的父母吓出一身冷汗。
这样的日子没法过。我想解脱。跟刘铁军走是解脱的好机会。当然,如茵不去我也不会去。
可是第二天,如茵对我说,我们去吧,散散心。对于她的突然变化,我在惊喜之余心存一点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疑问如深山迷雾越来越浓,至今没有消散。
2
刘铁军别出心裁,他把原本只为了步行串联的红卫兵长征队组织成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并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八·一八毛泽东时代新长征队”。公元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点燃红卫兵运动的熊熊烈火。
我们长征队一共10个人,4位女生,4位男生,还有2位老师。倪为民是语文老师,省师范学院高材生,去年才分配到我们学校,会吹口琴。他对着扩音器吹口琴的效果和手风琴不相上下,一只口琴等于一支乐队。高长生老师教政治,从部队转业的,虽然没有什么文艺特长,却有很强的节奏感,每次演出,他都负责打钱鼓。别看那小小的钱鼓,对着扩音器,几乎可以和一支打击乐队相媲美。
高老师是个热心人,主动承担长征队的后勤工作。听说他在部队当过指导员,他的细心有时是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体会得到。到上杭才溪乡时,同学们都热衷于那里辉煌的革命历史,走访老红军,编写小节目,他却上街买了2刀草纸。当时闽西有许多小造纸厂,专造卫生用的草纸,细、柔、软。他说,我爱人特地交代,很好用。他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如茵的脸红了一下。我不理解她脸红的原因。那时生理卫生特别是女性生理卫生知识是一个禁区。不像现在,所有的女性秘密都可以在网上查看,图文并茂。高老师的话实际上是对女生说的,提醒她们他那里有她们在必要时所需的用品。第一位找他要的是李燕。她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不但能歌善舞,而且有大姐风范,因为她属狗,比我们大1岁。我们班大都属猪,个别属狗或属鼠。如茵属鼠,小我们一岁。李燕跟他要时他说,放一刀你那里吧。她要给钱,他哪里肯收,向她行了个军礼,说了句“为人民服务”。在当时,这是消除尴尬的好办法。李燕笑着收了,心照不宣。
后来我才知道,倪老师跟我们来,实际是因为严芳芳,严芳芳是我们班的郭兰英,她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曾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全地区学雷锋文艺晚会。听说她的父母亲都是倪老师的小学老师。他们小时候就认识。实际上,倪老师才比我们大5岁。
叶美英是严芳芳最好的朋友,用现在的说法,叫“闺密”,形影不离。刘铁军曾在一次团支部会上戏称她是美丽的英雄花,而且唱起那首人们十分熟悉的《英雄赞歌》,“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对叶美英名字的私下议论从此销声匿迹。几十年后,叶美英真应了她的名字,成了美国的常客。听说江汉夫在街上遇见她,她刚从美国回来,三个月之后还得去。他说,你去美国就像上东闸口,什么时候想走就走。东闸口是我们这座小城的一个老地名。她笑了,笑得很可爱。这是缘分,我和美国有缘,她说。她的女儿女婿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她去帮助带孩子。她说,不过,美国不是人呆的地方。这话让江汉夫大吃一惊,原来,几十年前就起了美英名字的她,至今不会说英语,在美国,她是个瞎子加聋子,离开华人社区寸步难行。电视也看不懂。她与孩子的奶奶有个约定,每人去3个月,高级保姆轮流当,“受罪”之后回国喘口气,养足了精神以利再战。
江汉夫也是长征队的,他和黄超明都是冲着刘铁军来的,他们从高一年起就是刘铁军的跟屁虫。当然,他们都工农子弟。他们学跳舞完全是刘铁军逼出来的。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学校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班级也跟着成立,刘铁军让李燕找他们,谁让他们是工农子弟,谁又让他们长得秀气,不像工农子弟?赶鸭子上架,把他们赶上了。
3
公元1966年的冬天有点冷。在闽西的公路上,我们一字排开,如一条在公路边游动的忘记冬眠的蛇。走在最前面的人打着我们的队旗,红底黄字:“八·一八毛泽东时代新长征队”。扛旗是光荣也是一种崇高的责任,每个队员轮流,从老师到学生。我们雄赳赳气昂昂,迎来了许多羡慕的目光,送走许多赞美的感叹。有一次,一辆苏制嘎斯军车在我们身边“吱”地一声停下来,一位解放军同志从驾驶室探出头,说,红卫兵小将请上车。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不,我们要学习红军长征精神,迈开双腿,走向延安!驾驶员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我们回一个军礼,说,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我至今不怀疑当时的真诚,只是不理解为什么那么真诚,对革命那么虔诚。而我们的语言又是那么的一致,好像经过一番精心的排练。是的,这样的话我们说过不止一次,每次都是这样的整齐响亮。这就是那个时代。
我说过之后有点后悔,我们都十分疲劳。特别是如茵,简直是咬着牙在走路,每前进一步脸颊上的酒窝都要深一次浅一次,我从她脸上看到小时候在教堂里的一种感觉,那就是受难者的神圣。小时候我们经常上教堂,她弹钢琴我唱圣歌。那时我们还在幼儿园,上小学之后,我们的父母就不让去了。也许,与当时越来越清一色的政治气氛有关,我们的父母亲都是循规蹈矩、小心翼翼的知识分子。我悄悄地问她,还行吗?她说,能坚持。全队女生就叶美英最精神,背着背包,挺着胸,不时地对四周的景色发出赞叹,啊,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多年以后解密,她之所以如此精力充沛,是因为她偷偷地在嘴里含美国洋参片。果然与头号帝国主义有染。
我的小腿子发软,发抖,但我不能在如茵面前表现出来,只能对她微笑,鼓励她。在我鼓励她的时候,叶美英回头朝我看了一下,又朝前看了一下刘铁军,那意思是,你也没有好多少,看看人家刘铁军。叶美英的这一看,激发了我体内无形的力量,让我振作起来,一个激灵,我浑身来劲,几步迈到她前面。我不能让她看笑话,更不能让刘铁军看笑话。
这时,我看到刘铁军从队伍的前面走到后面,他总是这样,来回地走,不知他从哪里来的体力。走在最后的是李燕,她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我说了,我不用你管,她说。看你,嘴唇都白了,他说。风把他们的话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说你有多傻,站着等不就行了,还要来回走,浪费体力,她说。他说,背包给我吧。
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高老师的提议下,站在路边等他们了。高老师对李燕说,还是给铁军吧,不是特殊情况吗。刘铁军走到她背后,李燕也就顺从地放下手,两边的背包带顺着手臂溜到刘铁军的手上。我悄声问如茵,什么特殊情况?如茵的脸红了一下,女孩子的事,你不懂。
天在不知不觉中暗了下来。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冷。公路边看不到村庄,更不用说红卫兵接待站了。刘铁军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到那边看一下。李燕从他的手上拿过自己的背包。刘铁军离开公路,顺着路边的斜坡往下走,斜坡上杂草丛生,依稀可见一条小路,远处,仿佛有一点光亮,昏黄摇曳,似有似无。李燕在他背后追了一句,小心点。
我听到自己肚子里咕噜一响,随着这一响,一种叫饥饿的感觉立即传遍全身。疲乏、饥饿。如茵的脸色像纸一样的白。背包从李燕的手上滑到地上,她也懒得再提起,就顺着坐到被包上。倪老师对严芳芳说,你把背包靠在我的背包上,这样会轻松一些。他们背靠背,严芳芳的脸上有了笑容。我也学着,让如茵的背包靠在我的背包上。队旗在高老师的手上猎猎作响。高老师总是在人们疲乏不堪的时候把队旗接到自己手上。
冷风阵阵袭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缩成一团,红旗从我们中间升起,迎风飘扬。
天黑时刘铁军气喘吁吁爬上来,说,下面的村子是大队部,有红卫兵接待站,大队支书已经让人做饭了,我们下去。
大家呼的一声,雀跃而起。
这个大队叫红星大队,以极高的热情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是第一支来到他们山村的红卫兵长征队,还因为我们是一支文艺演出队。这一天,是他们村“闹热”的日子,正愁没地方请戏班子唱戏。虽然他们村土地庙里的土地爷被搬走了,换上了毛主席的画像,两边的对联也用红纸黄字写上“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但土地爷的生日他们还是要做的。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全村贫下中农,包括小孩都不避讳。
吃过饭之后,刘铁军、李燕与高老师开了一个会,他们是我们这支长征队的临时团支部委员,他们决定支持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协会的要求,在这里举行一场慰问演出,并决定吃过晚饭后,大家分头去访贫问苦,编写节目。他们对大队邀请我们演出的真实用意避而不谈,所有队员也都做出浑然不觉的样子。
在向我们宣布临时团支部的决定时,刘铁军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虚伪。我私下对如茵说。她想了好久,说,这不叫虚伪。她的回答让我有点吃惊。为什么不叫虚伪?她说,我也说不清。我觉得,在土地爷生日的时候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必说破。说破了大家扫兴。
我十分惊讶地看着她,如茵什么时候变得成熟、老练、世故?我的担忧从此开始,她在无形中已经在向刘铁军靠拢。一个阴影在我的心中形成。
我们在那个山村的演出受到贫下中农的极大欢迎,几乎每个节目都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演出之后,大队贫下中农协会还为我们煮了点心,吃的是鱼粥。鲜美可口。我们是在村里的祠堂吃的点心,装鱼粥的大木桶就放在地上。我们有的站着吃,有的蹲着。我们吃粥的时候,门口围了许多小孩。如茵悄声对我说,你看,他们都还穿单裤。我一看,果然,有几个女孩子的裤子下还裂了一条很长的口子,随风飘动。如茵说,解放都17年了,没想到农民还这么穷。我说,小声点。她看了我一眼。眼光是那样的陌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接着说,隔墙有耳。她又看了我一眼,还是那种陌生得让人心悸的眼神。这种眼神有很强的排斥力。难道我说错了?难道你忘了教室走廊的那张大字报?这时,刘铁军端着碗走过来,蹲在如茵旁边。我想站起来走开,又舍不得。作为掩饰,我去装了半碗鱼粥,回来蹲在我原来的位置。我们一人一边,如茵在我们中间。
如茵对刘铁军说,你看见那些孩子了吗,他们都穿着单裤,这么冷的天!刘铁军说,穷,所以最革命。都解放十几年了,我说。刘铁军说,中国这么大底子这么薄人口这么多。一穷二白,有饭吃就是大进步。如茵说,这么说也有道理。我太理想主义了。刘铁军说,理想主义不是坏事,没有革命理想,人生就没有目标,前进就没有动力。
在昏暗的油灯下,我看到如茵的眼睛闪闪发亮,心中掠过一阵不安,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再蹲下去也没意思,站起来走人又觉得没面子。感到很尴尬。刘铁军说,友山,我说的对吗?我连忙说,是的,她就是太理想化了,不过她的心是好的,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刘铁军笑着站起来,向我摇了摇空碗,意思是他再去装一碗。
他走后,如茵说,怜悯与同情都是居高临下的。懂吗?她笑了一下。我觉得,她的笑其实不是给我的。还想装一碗吗?说着,她就走向粥桶。我看到,刘铁军为她盛了一碗,我正难受着,看到李燕走过去,也让他盛了一碗。他刚要放下勺,叶美英在边上喊道,铁军,也给我来一碗。她这一喊,喊出一阵笑声,黄超明、江汉夫几乎同时嗲声嗲气地喊道,铁军,也给我来一碗。这一下,连门外围观的孩子们都笑起来,嘻嘻哈哈地相互推搡着。如茵下意识地举了一下右手,我知道她是想让孩子们进来一起吃。就在这时,大队贫协主任在门外喊道,都走都走,一边喊一边就用粗大的手臂把孩子们一个个地拦了出去。回头对我们说,孩子们不懂规矩。
4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大队原名高坑,红星是“文革”开始之后改的名字。高坑山高水冷,贫穷落后,却到处是红色的标语,热烈的气氛。
我们在红星大队演出三天,受到贫下中农的极大欢迎,好吃好喝,还向我们开放大队的温泉室。温泉室远离大队部,在一个山坳里,一间茅草屋,远远望去,雾气笼罩,进了门,便有一股热气扑腾过来,周身舒坦。一个走廊,两个房间,男一间,女一间。草屋显然是刚刚整修过的,旧草中夹着新草,还能依稀闻到新稻草的芬芳。一进这草屋,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和激动的情绪把我们团团围住,犹如屋里的水汽。我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偷偷地看了如茵一眼,只见她的脸红喷喷的,我的心“呯呯呯”地乱撞起来,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我昏头昏脑的时候,听李燕说,不就是洗澡吗,紧张什么。我以为她是对我说的,定眼一看,她伏在如茵的耳边。我的耳朵怎么这么灵敏?刘铁军大声说,怕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黄超明说,革命者死都不怕了,还怕洗澡。江汉夫说,是啊,和刘文彩家的水牢相比,这里温暖多了。大家都笑起来。四川刘文彩是地主阶级的典型,不但残酷剥削农民,还私设水牢,关押敢于反抗的贫下中农。大队贫协主任说,就是洗澡嘛,男的跟我来,女的跟她走。这时,妇女主任已经走到另一个房间的门口。两个房间都没有男女标志,关门为号。
妇女主任不大喜欢说话,但面容慈善,不像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倒像地主婆。进了房间,贫协主任带头把自己脱得精光,把他的裸体毫无保留毫无悬念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既然来了,既然有人脱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脱?很快地,大家都脱光了,都很迅速地溜进水里,我们甚至都没看清对方。我至今还十分后悔,为什么不把刘铁军看个一清二楚。到底是一具什么样的身体,为什么对于女同学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这想法很下作、很可耻,但我没法不去想它。整个过程,大家都很安静,仿佛出了声响,把屋里的热气搅动了,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高长生老师十分认真地擦拭着自己的身子。倪为民老师没来,来之前,严芳芳说她身体不舒服不能来,倪老师便留下来陪她。一下水,刘铁军就一直坐在池边的台阶上,不说话,仿佛在思考着什么重大的问题。黄超明和江汉夫互相擦着背。水温适中,泡在水里是一种享受。高长生叫了我一声,举了举手中的毛巾,示意让我给他擦背。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我看到自己的下身,那个让人羞愧的东西在水里摇动着。刘铁军一定看到了,这样想着,我看了一下刘铁军,发现他正闭着眼睛,似乎在水中睡着了。
我一边给高老师擦背,一边想象着隔壁的情形,那是一群女生裸体,一想到“裸体”二字,下身便有了反应,很不雅观。正在我十分为难的时候,高老师坐了下来,我也跟着坐下来,听不到隔壁的人声,只听到水响。
大队贫协主任说,我们这里的温泉是十分养人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村的女人,皮肤特别的好。还能治病,妇女不育症。这时,传来隔壁妇女主任的声音,要死了你,给人家红卫兵讲这个。怎么不能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同样能做到。要死了你,这和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和温泉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你是怎么生的孩子?你还不是泡了我们村的温泉才有的孩子。你这个死人货,越说越离谱了。接着,隔壁传来妇女主任的笑声。经她这一笑,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隔壁的水声大了起来,我甚至可以从水声中想象出她们之间的嬉戏与动作。
整个过程刘铁军一直沉默着。或许,他也思考着某种问题。几十年后,作为一方诸侯,他曾经是一个百万人口大县农村改革的决策者。他的改革,上过省报,赢得很高的声誉,为他仕途的进一步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他的决心也许和那个茅草屋里的沉默有关。而那个时候,如茵在想什么呢?她为什么会有那多么的拒绝和等待,最后选择了刘铁军?
啊,生活。
我明显地感觉到如茵离我而去,也是在那个叫高坑的山村。那事发生在温泉之浴之后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我们的演出十分出彩,特别是如茵的一曲歌声,把贫下中农的情绪推向高潮。那个节目形式是“文革”中红卫兵的创造。一个人在台前演唱,一群人在台上造型,造型随着歌词的内容变化,时而歌颂,时而揭露。台前演唱原本是严芳芳,但她病了,她的病在我们男生看来是一种怪病,每月一次,肚子疼。如茵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救台。如茵唱的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叫《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如茵的歌声,催人泪下。节目之后是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口号之后是掌声,掌声经久不息。
演出之后照例是点心,点心之后,大家都被演出的成功激动得一点睡意都没有,便踏着山村的月光散步。我走在如茵的身边,她胸前的像章在1966年冬天的月色中闪闪发光。我的目光在她的胸前滞留很久,我至今弄不明白,我是在看别在她胸前的像章,还是留恋她高高的胸脯。
也许是我的出神,也许是我放肆的目光,她生气了。她生气不说话,只把她的眼睛转向一个不和你相对的地方。从侧面看过去,她生气的时候很美,是一种高气质的美。尤其是在这皎洁的月光中。我的心中对她充溢着说不出的柔情。她显然不知道我对她的柔情,她的脸颊出现忧伤。难道我的目光真的伤害了她?
她仿佛要说什么。我急切地等着,什么事她一说出口,就没事了。她就是那样一个心胸坦荡的人。可是,就在这时,走在前面的刘铁军突然放声高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如茵立即跟着唱,加快脚步朝前走去。
我也跟着唱,不唱不行。李燕从我身边走过,说,大声点,有力无力的,没吃饱?我没理她。如茵好像听到她的话,回头看了我一下。她放慢脚步,与我并肩。我不需要同情。不就是唱歌吗?我放声吼起来,声音比任何人都大。
5
离开红星大队,我们很快地接近江西。闽西与江西交界有个叫古城的小山村,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小山村为什么叫古城,想来当初曾经辉煌过,我们从小溪边的一座亭子看到一点蛛丝马迹。亭子里有块石碑,显示这附近有一座文昌阁,可是,连村里的老人都说不出这曾经的文昌阁在什么地方。或许,他们不敢说,不敢对外来的红卫兵炫耀逝去的荣光。古城人显然没有高坑人的智慧。我们在这里遭遇了平生第一场雪。雪是在半夜下的,迷迷糊糊之间,零零星星的水珠一样的东西落到脸上,跳进脖子里。清晨起来,窗外一片眩白,是雪。可惜已经停了。回想半夜的情形,才悟到那不是水珠,那是晶莹的雪珠子。
那天清晨,窗外的眩白一触到我的眼睛,就魔鬼般地化为一股冷气,顺着我的眼眶钻进我的肚子,瞬间就把我的肚子搅得咕咕乱叫。内急,从来没有这么急。我甚至来不及把全部衣服穿上,就急匆匆地跑出去找茅坑。天冷得浑身直打抖。雪在我的脚下吱吱响,我无暇欣赏雪景,直冲茅房。
山村的厕所都在屋外,粪坑上搭着一间简易的茅草房,不分男女,关门为号。门也不是正规的门,几片竹子夹着一片茅草,随随便便地挂在一边,人进去方便,把它拉到中间挂住,挡住外来的目光。我是分明看到那门是关着的,却因为急而伸手拉门。这也许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但是,就在我伸手时,李燕提着裤头迅速地站了起来,急冲冲地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那里,也不知道她是如何离去的。
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流氓。这不是李燕说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滚过来的我自己的声音。不,我不是,是的,不是流氓,不是有意的。可是,谁会相信你呢?刘铁军信吗,林如茵信吗,都不会信。
一阵冷风吹来,我打了个寒战,肚子咕噜一声,痛得难受。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进了茅房。架在粪坑上的木板摇摇晃晃,随时都可能掉进去。臭气熏得直想吐。
这时,隔壁茅房有了动静。我不敢出声。窸窸窣窣地,是女孩子脱裤子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水声。我神差鬼使地寻找隔墙的缝隙。我在一条缝隙里看到一块雪白,耀眼的雪白。我的脑子轰地一下。下身不自觉地硬了起来。羞愧难当。我不敢动,不敢喘气。手下意识地握住自己硬得而发烫的根。
她什么也没发现,拉完小便走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谁。从臂部的雪白可以推断,是我们的同学。显然不是李燕,那么,是如茵,叶美英,还是严芳芳?臂部、胸脯、曲线……无名的火焰在我的体内燃烧,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滑动。我浑身发热。罪孽深重。
闽西的冬天如此寒冷,这是我没想到的。面对茫茫雪景,一种从来未有的荒芜感弥漫心头。内疚、不安、羞愧像海浪一样涌来,一阵猛过一阵。我挣扎着往上,再往上,我终于露出水面,却闻到一阵恶臭,这不是来自于粪坑,而是来自于我的身上,我的内心。我绝望地大叫一声。这一声大叫,吓掉了栖落在树枝上的雪花。
我望着纷纷飘落的雪花,不知如何是好。
不舒服?
我一转身,看到站在我的跟前的是如茵。这么说,刚才在茅房里的是她!雪白的臂部。我的脸霎时热烘烘,我下意识地摸一下自己发烫的脸颊。
没有。
她的眼睛看着我的脸。这是她第一次正视我。这种正视是我所渴望的。以前,她和我说话,总是把眼睛看到别处。这是她的习惯。我没有勇气回应她的注视。一种堕落感、羞耻感笼罩心头,使我把眼光从她的对视中挪开。无脸见江东父老。
没有就好。
她仿佛犹豫了一下,匆匆离去。
她朝着刘铁军的房间走去。这时,他的房间里传出一阵笑声。听得出,除了我,所有队员都在他的房间里。刘铁军说,我们看雪去。说着,一大群人,所有的队员都涌出来,朝院子走去。
我悄然躲过众人的目光,躲进房间。我用发抖的手翻开红宝书,想寻找一段可以拯救我灵魂的语录。我找不到。在那个无处不革命的年代,哪一段语录都不适合我当时的心境。
我的灵魂只能在绝望中继续坠落,我的悲伤铺天盖地。
我浑身发冷,冷得发颤。我知道我病了。我很害怕。从记事起,我就没有在离开家人的时候生过病。出发前,母亲最担心的也是我的身体,给我带了许多常用药。我的被包里有一个小布袋子,我从里面拿出阿司匹林。吃了药,我很快就睡着了。
那天,因为我,刘铁军把全队出发的时间推迟到午饭后。我醒来的时候,林如茵坐在我的床前。而她的后面,围着全队队员,大家都用关切的目光看着我。这使我感到很温暖。仿佛从坠落的深渊得到拯救。如茵从刘铁军的手上拿过毛巾,拭去我额上的汗珠,说,出汗就好了。而我体内的不适,似乎真的跟着她的手势走掉了。肚子咕噜一声叫,说,我好像早上还没吃饭。李燕说,都中午了,你给贫下中农省了一顿饭。她说话的时候看着我,我不敢看她。我为清晨的鲁莽而羞愧。刘铁军说,行吗?我说行,睡一觉,什么病都没了。
当我们吃过饭,整装待发的时候,一个老太婆匆匆而来,说,听说你们这里有药?
刘铁军说,老人家你家里有人生病?可不是,发烧说胡话,我的小孙子。刘铁军拿眼睛看如茵,如茵小声说,没了。她怎么没了?她不会说假话,一定是真没了。这一路上从不见她生病,她的药哪里去了?看她与刘铁军的眼神交流,显然,他们曾经用她的药为贫下中农治过病,如茵和我一样,她母亲也给她带了许多常用药。我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还有多少秘密?
妒火在我的心中燃烧,我对如茵看我的眼睛视而不见。不能用我的药让他去充好人。
刘铁军说,老人家,我们的药也吃完了。哦,那个老太婆很失望地走了。围在我身边的人无声地散了。孤独重新把我紧紧包围。
如茵不知什么时候又走了进来,她向我无声地伸出她的手,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没有对我失望,她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的手动了一下,我是想拿出我的药袋子交给她的,可我的嘴上却说,万一我们病了,谁给我们药?
她没有再说一句话,悄然而去。我追了出去,神差鬼使地把我的药袋子递给了刘铁军。刘铁军说了声谢谢,就转身走出去。
他居然能找到那个老太婆。他说,她是个烈属。刘铁军把药袋还给我的时候说,只用一片阿司匹林。他还给我带来一个散发着霉味的红袖章,说这是那位烈属送给我的纪念品,当年红军的袖章。我不敢要,不能要。
几十年之后,这种红袖章八角帽什么的,凡是与红军有关的东西都成了红色收藏品,价值不菲。而在当时,却是一个传承革命传统的象征物,庄重神圣,不容亵渎,我不敢收是因为我自认为不配。
如茵无声地伸出手,替我收下。在那一刹那间,我感到既羞愧又温暖。羞愧的是我不配,温暖的是她替我接收。
我替你藏着,她说。
6
我们到红都瑞金,已是灯火阑珊时。街灯昏暗。街上的人却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卫兵熙熙攘攘。
所有人都是清一色的装束,旧军装,腰间一条宽宽的军用皮带,肩上挎着一只军用绿色挎包。口袋里一本红宝书,随时准备拿出来,翻开某项某段,高声朗读。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两群红卫兵,正在那里开展大辩论,这两群红卫兵的头头都是女的,声音各具特色,一个称得上女高音,一个有点沙哑。我们都围上去,听得津津有味。高老师一个个地拉我们,走走,快走,去晚了,连吃的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们重新走在一起时,我发现少了刘铁军。高老师说,他打前站去了。我这才想起来,当初他和我们一起围上去看辩论,只听几句就悄然离去了。我对如茵说,看不透刘铁军,他怎么对辩论不感兴趣。她说,他有他的想法。我说什么想法。她不接我的话。我心里便又升起一丝忌妒。一个可怕的词汇跳进我的脑际,“知心话”。是的,他们之间有知心话,而我们之间,尽管青梅竹马,尽管我把她当最亲密的朋友。我们之间已经“生分”了。想到“生分”二字,我的心尖跳了一下。
我的思想又进入一种混乱状态,搅来搅去,搅不清。然而,想到她与刘铁军在一起悄悄地说着知心话,想象他们之间的表情、神态,我的心都碎了。
离开瑞金之后,天气越来越冷,阴沉沉的天空不时地飘落着阵阵冰柱子,落在雨衣上很响,打在脸上很痛。
出了瑞金,我们再往西,走的是公路。在去于都的路上,遇到一队也是步行串联的红卫兵,来自湖南长沙,他们的目的地是闽西,是古田会议会址。刘铁军看着迎面而来又匆匆而去的队伍,眼光中有一种怪怪的东西,猜不透是惆怅还是遗憾。
走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我们却没有做过多的停留,只在那里唱了一首《长征》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唱歌的时候,我发现如茵情绪不高,声音不大,我走近她,说,不舒服?她摇了摇头。天还是阴沉沉的,冰柱子时下时停。我也提不起精神来唱歌。刘铁军似乎感觉到了,说,再来一遍,大声一点,拿出当年红军长征的气势,压倒一切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压倒。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疲劳和困乏。压倒它,战胜它!
7
我们到赣州是1967年除夕。从于都到赣州,大约下午五点多,冬季日短,夜色业已降临。我们是在一个机关食堂里吃的年夜饭,吃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灯光朦胧,食堂正要关门,见我们来,师傅又特地为我们把饭菜热了一下。那时的红卫兵是很吃香的,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当今的大腕。
那个除夕,赣州红卫兵接待站没什么人,我们被安置在一座大楼三楼的一间类似教室的大房子里,有许多床,中间还有一张长桌子。我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睡过床了,铺上草席解开被盖时,居然有一种温馨感袭来,虽然只给我们一间房间,我们还是很满足,以桌子为界,一边男一边女。在“长征”路上,我们已经睡惯了不分男女的统铺和铺着稻草的地铺。一天的“行军”,虽然累,却没有一点睡意,便围在一起聊天。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年”逐渐向我们展示一种无形的魅力。
我们的话题不定,时东时西,热烈而温馨。
正说得兴奋,有人推门进来,说城西山上火烧山,让我们和部队同志去救山火。部队的军车就在下面。我们都愣住了,不去不行,但水火无情,火烧山更是危险。刘铁军迅速做出决定,男的去,女的留下。想了想,又说,倪老师和陈友山也留下。我和倪老师都表示要去。高老师说,听铁军的,人生地不熟,女生单处不安全。刘铁军说,高老师有经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和倪老师只好留下。说心里话,我当时嘴上说去,心里却十分害怕。
他们走的时候,李燕和如茵跑到窗口,李燕冲着楼下喊,刘铁军,你们千万小心。
尽管很困,我们都睡不着。站在窗前,只见西边山上火光跳荡,浓烟滚滚,我一方面为刘铁军他们的安全担忧,一方面暗自庆幸,好在没去。我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不配,我胆小我自私。我脸上发热,偷偷地看了一下如茵,她正在看我。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对她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勉强。
黎明时分,他们终于平安回来,个个脸上都涂了炭似的,黑不溜秋,好在头发没有烧焦的痕迹。黄超明、江汉夫和高老师从车厢上跳下来,叶美英说,你们没事吧。黄超明冲着她笑,能有什么事。在毛主席的红卫兵面前,鬼都吓跑了。所有人都下来了,不见刘铁军。李燕着急地问,铁军呢铁军呢?高老师说,在前面驾驶室。她就和如茵绕到前面,果然,他正和一位解放军同志谈得兴高采烈。大家就围着黄超明、江汉夫打听灭火的情况,他们说,我们上了军车,就出城,到山也才发现,人多了,部队,还有其他地方来的红卫兵。呼啦啦地就上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是危险。打火是现学的,有人砍树枝,带叶青枝的,人手一枝,顺风站,跟火走,边走边打。打得昏天暗地晕头转向。如茵问,没人受伤?江汉夫说,没听说。
就在江汉夫说没听说之后不到半小时,我们从广播听到,一位来自上海的红卫兵小将在扑救山火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刘铁军跳下驾驶室说,大家过来,我介绍一下,他拉着随后跳下的解放军同志的手,这位是张指导员,想请我们到他们连队去联欢。张指导员接着说,这是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好机会。我们齐声喊道,向解放军同志学习。接着便使劲地鼓掌。这事就算成了。张指导员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上车走了。
1967年大年初一一整天,我们都在准备节目,挑出几个老节目:舞蹈《洗衣歌》是歌颂军民鱼水情的,《老两口学毛选》是反映老百姓学习解放军,把“毛选”学到日常生活中去的,《收租院》揭露解放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这些节目在过去的演出中深受欢迎,特别是《洗衣歌》,我和如茵的双舞蹈,部队一定欢喜。还排了新节目,歌伴舞,歌词歌曲舞蹈全是我们临时创作的,一方面是山上战士的灭火,一方面是山下亲人的牵挂,英勇之中夹杂着柔情,充分发挥我们长征队有男有女的表演优势。
那天晚上的联欢十分成功,部队的节目中也有灭火的内容,节目叫《像消灭帝国主义一样地消灭山火》,也是歌伴舞。风格与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拼命鼓掌,把手掌都拍红了。
我们走进营房时,一百多个战士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们,仿佛一盏高度聚光灯,把我们的脸照得热烘烘的,把我们照得热血沸腾。我发现,这个时候的如茵,一反平时的文静优雅而变得英姿飒爽,在我为她惊奇的一瞬间,发现她和刘铁军对看了一下,我的心仿佛被尖刀刺了一下。随之,解放军同志的掌声潮水般涌来,把我心中的不快冲洗得无影无踪。
8
到遂川的那个晚上,林如茵病倒了。
遂川是井冈山下的一座小县城,那里的猪内脏十分便宜。我们一路上吃太多的萝卜白水汤,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路过一家饮食店时,高老师说,我们去修正主义一回。我请客。
五块钱的炒猪肝,装了满满尖尖的一个大盆子,我看不到坐对面的刘铁军的鼻子,更看不到他嚼动的嘴巴。大家吃得兴高采烈,如茵的话很少,也不怎么动筷子,我以为她累了,不想到住地,就听李燕说她病了,发烧。李燕是来向我拿药的时候说的,我拿了药袋随李燕过去,如茵正倚在墙根喝水。想上井冈山的红卫兵太多,没床,全打地铺。
如茵对李燕说,我说了不吃药,喝开水就行了。但是我把阿司匹林拿到她面前时,她还是接了,先放在手心,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看了一下说,还有啊。我说,要不是我留着,像你那样,早没了。她移动到嘴边的手指突然停了下来,抓过我手中的药袋,把药片放进去,说,你还是留着吧。我知道我说错了话,伤了她。再怎么说她都不肯吃药。只是接过李燕的杯子,不停地喝水。李燕说,把药给我吧,你先去休息。
我十分懊丧地离开了她们的房间。
如茵没吃药,她硬是喝开水,把烧喝退了。那片阿司匹林最后落到刘铁军手上。因为李燕把让如茵吃药的任务转交给刘铁军。在李燕看来,如茵会听刘铁军的话。而这也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个举动,这说明在同学们眼中,如茵与刘铁军的关系比我更近。
好在刘铁军没有去劝如茵吃药,只对李燕说,她不吃就算了,不必勉强。我感冒就从来不吃药。后来那片阿司匹林让严芳芳吃了,严芳芳是第二天发的烧,倪老师说,芳芳发烧不吃药好不了。
我们在遂川滞留几天,一是演出;二是整休,拆洗被套衣服;三是传说井冈山上正流行乙型脑炎,许多红卫兵病倒了。上还是不上?刘铁军说,既然来了,不上可惜。有没有不上的?有不上的我们就此分手。他看着大家,我看着如茵,如茵上我就上。如茵说,有传说不一定就真有脑膜炎,传说使上山的人员大大减少,人一少,就什么传染病都没了。她说这话的语气,居然有点像她当副院长的父亲,她什么时候变了,变得让我有点不认识了?这分明不是以前的林如茵。那么,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到茨坪的时候天已经暗了,阴风一阵紧似一阵,冰柱打得脸颊和手背十分疼痛。为什么打手背?因为我们都累了,背上的背包越来越沉,都不由自主地用两只手的大拇指撑着背包带,以减轻背包加在肩上的重量。
大家都低头走路,转过一座山峰,寒风呼啸,发出凄厉的尖叫,不禁抬头,啊,前面一片灯光!到了,我们到革命圣地了。在我们的想象中,井冈山中心是一片荒凉的山坳,没想到有这么多楼房,这么多灯光。我们的惊讶是不约而同的,“啊”发自肺腑,却把我们自己逗笑了。到仙境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幸福的天堂!
刘铁军突然对着那片灯光,大声朗诵:“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大家都跟着高声朗诵:“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大家尽情地抒发心中的快乐,我们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井冈山。在我的记忆中,如此激动的刘铁军从来没有过。我至今还捉摸不透他当时的情感脉搏。他是一个情感不怎么外露的沉着稳健的人,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是什么东西让他如此情不自禁呢?
在茨坪,我一直注意观察刘铁军,他的确有政治野心。凡是毛主席用过的东西,他都要伸手去触摸,甚至在没人的时候,翻过警界线,到毛主席坐过的沙发上坐一下。他还模仿伟大领袖的坐姿,架起一只腿,比划伟人抽烟的手势。他还偷偷地笑了一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大家走出大厅后所做的小动作,他以为没人看到,自以为得计。没想到我杀了个回马枪,被我逮了个正着。他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你也来坐一坐?我说我不敢。我们一起走出大厅,他说,从井冈山到北京,走了22年,不简单。
我“哼”一声。总算看透了他。
9
我们的长征队是在井冈山解散的。那时广播里传来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所有在外串联的红卫兵都迅速回校复课。高长生、倪为民两位老师不回学校是不行的,严芳芳自然跟着倪老师,叶美英是严芳芳的“闺密”,也就跟着回去。黄明超暗恋叶美英,也选择了回去,江汉夫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选择回去,因为他母亲的身体不大好。刘铁军执意要到韶山。李燕和林如茵都选择跟他走,我不能离开如茵,离家时她父母曾经交代我照顾如茵,我必须把她安全地送回家,所以我只有到湖南的选择。
井冈山的分别依依不舍。女同学都哭了。就在大家难舍难分之际,刘铁军说,就此分手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说着转身而去,不再回头。
我们到韶山冲的时候,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没想到那里有许多照相点。我们都在毛主席的故居前留了影。每人都拍一张个人照,然后是李燕林如茵二人合影,我们四人合影。照完四人合影之后,李燕突然说,刘铁军,我们来一张。刘铁军爽爽快快地说,好啊。他们站在一起照相时,我偷偷地瞥了一下如茵,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表情。让我想不到的是,刘铁军居然对我说,友山如茵,一个院子里长大的,不来一张吗?他什么意思?好心还是想为自己和李燕开脱什么?那个年代,男女生单独合影可是一件稀罕事,只有在远离学校远离熟悉的人群才有可能发生。让我更没想到的是,林如茵居然爽爽快快地拉着我,走到摄影师指定的位置。
这是我和如茵唯一的一张合影,我一直保留至今。我们都笑着,笑得有点不自然,不像李燕与刘铁军,他们笑得很自然,甚至可以说有点甜蜜。我们的背后不是一般的农舍,是光芒万丈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原来就是这个地方啊!奇怪的是,我当时没有激动,只有一丝说不出的凄凉,我知道我与如茵的感情,已是日薄西山,无可挽回了。
这张照片是我们回家一个月之后寄来的。想不到那个照相点还很讲信用,如茵把照片拿给我的时候这样说。想不到,也许,她的心底是不希望收到照片。如果和她单独照的不是我而是刘铁军,她会说想不到吗,天天盼夜夜想,在梦里都收好几回了。
我们是从长沙坐火车回来的,那时,全国的红卫兵都往回赶,为的是响应伟大号召,复课闹革命。长沙火车站乱哄哄的,我们四人背着背包,手拉着手,拼命往里挤。我们得到消息,正好有一班火车要开往厦门,而我们的小城就在厦门边上。等我们挤进了站,挤上了车才发现,这是一列货车。车厢里人挤人,没有空隙。我们没带食物,即使有,也不敢吃,因为货车厢没有卫生设施,上不了厕所。
车很快就开了,空间在晃动中显露出来,没上车时那么拥挤,我们把背包放在地上,围坐下来。也许是太累了,我很快就在火车的摇晃中睡着了。
一觉醒来,我看到李燕和如茵,一人抓住刘铁军的一只胳膊,头靠在他两边的肩膀上睡着了。刘铁军也睡着了。而我,被孤零零地抛在一边。她们是什么时候靠上的,是什么人先靠上的,刘铁军知道吗?他肯定知道,他又不是死人。一个不知从哪来的词汇跳进脑际,“拥红偎翠”。行啊,流脓刘铁军!凭什么?我妒火中烧,连动手把他们都杀了的心都有了。但毫无办法。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到如茵娇美的脸容,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这么真切地欣赏过她。她在甜美的睡梦中,甚至微微地笑着,也许这个微笑不是给我的,也不是给她父母的,是专门给刘铁军的,但此时,刘铁军没看到没感觉,这个微笑是我的,百分之百地属于我。我的心里充溢着甜蜜与柔情,还夹杂着些许怜惜,情不自禁地把她的另一只胳膊抓到我的怀里,把头靠她的另一侧肩上。
如果说,刘铁军是拥红偎翠的话,我就是偷香窃玉。我更可耻更无聊,但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爱她,我的爱是神圣的。随着火车有节奏的晃动,我再次进入梦乡。
10
从韶山回来,已是1967年的三月了。学校终于没有复成课。不久,全国武斗成风,连我们这座闽南小城也能听到两派争斗的枪声。又过了一年,我们就上山下乡去了。
刘铁军选择了一个山村,这个山村是本地区最偏远最贫穷的一个山村,听说工分值只有2角7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农村强劳力劳作一天,只能挣到2角7分钱。李燕、叶美英、黄超明、江汉夫都跟他一起去。严芳芳不久前和倪为民老师结了婚。当时为了逃避上山下乡,许多女知青匆促结婚,种下不幸的种子。但严芳芳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爱情。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林如茵没有选择和刘铁军一起去,而是选择了一个离我们小城很近很富裕的村庄,从城里坐车不到一小时,就可以在村口下车。工分值也让知青们十分眼红,1元2角钱,比城里一般工人的工资还高。我自然选择和如茵一起去。
刘铁军他们是打着一面红旗去的,旗上绣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刘铁军他们是在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上接受这面旗帜的,会议一结束,他们就出发,谢绝一切车辆,打着背包,步辇,迈开双腿走着去。他们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再来一次别开生面的新长征。
与刘铁军们的轰轰烈烈相比,我和如茵选择悄然离去。
有一次,严芳芳夫妇来看我们,这时严芳芳的体态已经不同往常,如茵说,是不是快要当妈妈了?严芳芳十分甜蜜地点着头。倪老师对我说,陈友山,你们怎么样?我说我们没那一回事。倪老师哈哈大笑,说这种事,迟早的事。我们是过来人。这时,严芳芳伏在如茵的耳朵上悄悄地说了句什么,两个人便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们笑,我只好也跟着笑。这正应了本城一句闽南话,人家笑知道的,你笑不知道的。意思是,你是傻人一个。
我想,我宁可傻,也要坚守我的爱情。
在农村几年,我和如茵的关系似乎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从前。她和我说话,不看我,看一个我永远拿不准的地方,而且,她和我说话的时候越来越少,除了出工劳动,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古今中外名著。而我,开头有点心神不定,后来也看书,看从家里拿来的医学书籍。有时,她会突然对我说,你的衣服穿少了。有时在劳动中,她会在我感到口渴的时候,给我递过一碗水。当我主动关心她的时候,她却又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
在外人看来,我们走得很近,是很般配的一对。然而,我们始终是两条平行线,再近的距离也不可能交叉。对于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我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徘徊,在弥漫着凄凉的小路上行走。
然而生活是宁静的安稳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特别是在安静的夜晚,每当看到她窗前的灯光,我就有一种近似幸福的感觉。
恢复高考时,我们同时考上大学,她上的是省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上的是省医学院临床系。临别的时候,她对我说了句,对不起。我说,对不起什么?她说,你知道的。我说,有一问题,我一直藏在心里。她说,你问吧。我说当初你为什么不选择和刘铁军一起下乡。她说你看不出来?我说是李燕?她笑了一下,笑得很平静。
刘铁军很快就显山露水。下乡一年,他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他们大队被评为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他当选为省党代会代表,不久,被保送到省工业大学读书,成为人们十分羡慕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考上大学的前一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地区制药厂当技术员。第二年,李燕考上地区师范学校大专班,毕业后他们就结了婚,那时,刘铁军已经是制药厂的党委副书记了。
接下来刘铁军更是一帆风顺,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城市经济为中心,地改市,他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这个地级市的副书记,然后是市长、市委书记。在他任上,我们家乡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关于他种种舆论也四处传播。
江汉夫一直没考上大学,1975年办病退回城,在中山公园门口摆水果摊。后来开水果店,再后来水果店变成水果花卉公司,最后做房地产开发。他是刘铁军手中的一张牌,本市民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纳税大户,市政协常委。
刘铁军在同学中赢得口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黄超明父母亲的孝敬。在乡下,黄超明是刘铁军手下学大寨的突击队长,在一次修公路时,死于炸山事故。刘铁军一直把他的父母亲当自己的父母亲。在当上领导干部有了条件之后,干脆就把他们接到家里,亲生父母亲一样地养着。反倒让自己的亲生父母另住。弄得成了家之后的李燕要两边跑,一个人照顾四位老人,忙得团团转。
叶美英在黄超明去世之后,伤了两年心之后,嫁给一个小她三岁的工人,我们都不知道她爱人的大名,只跟着她叫小崔。小崔为人勤快,对叶美英言听计从,他们生了一个长得十分好看的女儿,并且把她培养成博士,去了美国。可惜小崔没福气,女儿成亲前夕,得癌症去世了。
倪为民后来当了教育局长,人们都说与刘铁军有关系,我看未必。高老师不知为什么卷入派性斗争,“文革”后他被划为“四种人”,开除公职。他不服,一直上访。后来,在刘铁军过问下,他的问题得到澄清,落实政策,以公职人员办理退休。退休之后,他就回乡安度晚年去了。
我后来到美国留学、定居,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失败的主要责任在我,我忘不了如茵。她说,连做爱都不专心,我还能希望你什么?所以,当她扔下我们3岁的女儿珍妮离家而去时,我毫无怨言。如茵知道了我的离婚,给我发了一封伊妹儿,表示关切。我让她当珍妮的姑姑,她立即答应,并让我把珍妮的照片寄给她。我们由此有了许多联系。但是,所有的话题都围着珍妮转。我对于她的生活仍然一无所知,她对于我,与从前一样,既熟悉又陌生,正像她当年与我说话时的神态,总是把眼睛看着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当珍妮学会给她发伊妹儿之后,她便只给她写信了。
关于同学们的近况大都是叶美英告诉我的。她三个月来一次美国,与她女儿的婆婆轮流带孙子。她最近一次的消息是,刘铁军出事了,李燕与他离了婚。出什么事她说不清,和李燕的离婚却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是李燕亲口说的。没说原因,只说跟着他,太累了。
林如茵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在国内很轰动。如茵的事,我在网上得到证实。叶美英说如茵送她一本,她本来想带来让我瞧瞧,可是走得太匆忙,落在饭桌上。下次吧。她说。
刘铁军与李燕的离婚,是个信号,我想如茵将会走进刘铁军的生活,不管他在哪里。这想法折磨着我,让我坐卧不安。一个星期天早晨,珍妮在电脑前高声说,爸爸,姑姑说,她就要结婚了,和一个叫刘铁军的叔叔。她还说,她永远是我的姑姑。
我“嗯”的一声,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奇怪自己的平静。我知道,这一切,从几十年前的那个早晨就开始了的,无话可说。
这一天清晨,我坐在加州家中安静的露台上喝茶,从屋里传出《浏阳河》的歌声。这是我从国内带来的老唱片。我对音乐没有爱好,只听红色歌曲。因为这些歌曲曾经伴随着我的青春岁月。我闭上眼睛。
一声清脆的铃响。邮递员送来一个邮件,来自大洋彼岸来,打开一看,是个红袖章。在我们的“长征”路上,如茵为我保存的那个烈属送的红军的红袖章。
红袖章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什么意思?她的主意,还是流脓刘铁军?
责任编辑 练建安
福建文学 2013年7期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