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 冬

　　我的学生

　　麦 冬

　　几年来我过惯了这种深居简出、孤单寂寞的退休生活，尽管我不曾派上用场的那张粗糙的名片上还写着代表身份和资历的十三个头衔，它们是九个会员、三个理事和一个主席。我清楚这些子虚乌有的会员和理事，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头无法说明任何事。如果有的话那也仅仅是告诉别人并提醒自己：我老了。这似乎是句残忍的话，事实上我一度也是这么想的，但如今已改变了：没有什么是残忍的，即使时间，即使死亡，即使永恒的黑暗。没有什么能让我这个老头迷惘与心慌意乱，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找到了某种神秘主义哲学，或者相信宗教和神话故事中对复活的描述。研究历史的汤恩比先生曾经试着引经据典证明复活的可能性，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我感兴趣的倒是他对农业现象的那些描述：春种秋收，冬枯夏荣，种子转成果子又变成种子。这种循环往复的形式让人相信这样的一种说法，时间是流淌的，但并非奔流到海不复返，而是以降水的形式从天空回到了大地。这就是说时间运动的轨迹并非一条无始无终的直线，而是一个圆，在这里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将来，有的只是永恒的现在。就像圆本身无所谓前后左右一样。

　　历史也是如此。秦汉的旦夕晨昏和宋朝的没有什么不同，而宋朝和如今也一样。我曾经读过一则描写宋朝早市的文字，它仿佛写的就是今天早上：“天边还暗着，街道上就传来了嗒嗒的马蹄声响。循声望去，一根又一根长柄挑着白纸灯笼，在一匹匹马头前晃动，灯笼上书写的官位，在朦朦的晨色中，依稀可辨，才四更时分，官士们就开始上早朝了。”显然此处的“马匹”和“早朝”是可疑的，因为它们不可能出现在“今天早上”的街道上，事情似乎是这样的，但其实不然，马匹还是马匹，不管它奔跑在街道上还是驰骋于荒野间，而早朝如果说已不存在了，不如说你从未见识过。宋朝的早市上行走着的木竹匠人、杂作挑夫、砖瓦泥工、道士僧者一样行走在“今天早上”的街道上。

　　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种“沉思”的生活，而非“行动”的生活，我并不认为沉思就一定比行动更高一级，恰恰相反，我和你们一样认为“沉思”源之于“行动”。作为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头，筋骨还算康健，视听亦无大碍，理应多参加诸如楹联、书法、文学、灯谜等学会举办的活动，但事实正相反，我常常以牙疼为由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我并没有和这些活动的主办者们有过什么不愉快的瓜葛，他们中的几位甚至还称得上是我的朋友，但我却日益对这些活动失去了兴趣，这不仅仅因为牙疼，事实上我相信独处更有益于我保持平静、恬淡的心境，另外那些吵吵嚷嚷的老年人的场合，会使你悲观地发现时光的流逝，而且它的轨迹并非一个想象中的圆，而是从虚无迅速地飞向虚无。

　　我的生活圈子在日益缩小，这正是我愿意看到的，除了一周去看趟牙医，隔天上回菜市场，我基本上和这个曾经让我大胆无畏也曾经让我萎靡退缩过的世界没有更多的联系。我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有时看一会儿有关古代服饰、室内摆设的杂书，而那些曾经让我着迷的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书籍现在静静地躺在书架上，成年累月动都没有动过它们。我日益相信这样的一种说法，历史全是一样的，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也仅仅是一些外在的东西，像建筑、房屋、室内摆设、衣装服饰这些东西。我有时翻翻这些书，觉得它们令人愉快，我懂得了唐朝的玉器和宋代的玉器有何不同，知道宋代的茶楼酒肆和清代的差异所在。有一度我沉迷于先秦的服饰，对那些头巾、腰带、彩帛、枕套的样式颜色布料了如指掌。我愈是对事物感兴趣，也就愈对历史人物、故事失去了兴趣。我常常想，与其去研究改朝换代、宫闱秘事，还不如抬头看看天空、云彩。它们才是永恒的。

　　有时我会走到窗前，看看窗外的景色，但就是这样的次数也不是太多。也许是因为我对它们太熟悉的缘故吧。无论是晨曦中的山岗，还是日落时分的层林，景色迷茫深邃，会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变幻出不同的层次和色彩。这些美景现在也已无法吸引住我的目光，更无法激起我心底的波澜。这并非因为我天生缺乏与自然的亲和力，而是因为我对它们太熟悉的缘故。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我说不准，但是我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散步——这也许是我与这个世界相维系的另一条纽带吧——总要从西大路拐过下斜街，然后爬上山岗下的渠道边。这几乎已成为了一成不变的散步路线。

　　我下了楼，轻轻地带上了门，关门之前我瞧了瞧搁板上的钟，时钟已经七时了。我总是在这个时候出去散步，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我保持着相当规律的生活习惯。我下了楼，慢悠悠地走出院子，不时晃动着双臂，用右边的手掌拍打左边的肩膀，用左边的手掌拍打右边的肩膀。马路上明晃晃的，亮堂堂的，可以听到电视播音员播报新闻的声音。我走到马路边铺着方形花砖的人行道上，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心情平和，神情安详，不时望望前方道路、行人和街树洒下来的阴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像我这样的老头确实不值得注意。有时候我会这么想，我今天重复着昨天的散步，明天重复着今天的散步，除了天气会随着季节的转换略有变化外，几乎每一天的散步都是一样的，散步的路线，路边的景物都是一样的，我甚至想连我踏在这条路上的步点也是—样的，一个新的脚印覆盖了前一天留下的脚印。

　　和西大路相比，下斜街要狭小许多，也要热闹许多。由于路更窄了，行人便显得更挤。我在熙熙攘攘的行人中行走，不时绕过一个扑克摊，经过那些我熟视无睹的水果店、杂货铺、饭馆、酒楼、邮电代办所和牛奶专卖店。我记不清这些店铺哪几家是老店，哪几家又是刚刚开张的。我没有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注意力，事实上即使我注意了也难得分清，因为这些店铺常常不停地改变老板、撤换招牌、更换货柜上出售的商品。在下斜街快到尽头的地方，我会放慢自己的脚步，在街角，有个店铺每个晚上都聚集着十来位老头，他们围坐一团进行民间器乐合奏。悠扬古朴的唢呐、三弦、二胡声似乎是从古代传来又似乎要把现在带回过去。每回经过此地，我总有一丝的犹豫，这并不是因为演奏吸引了我，而是因为这些似乎不合时宜的演奏动摇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原则。我往里瞧了一眼，那位吹笛的老头正好面对街道，他浓眉倒竖，似乎盯着我，又似乎把严峻的眼神投向我身后深沉的夜幕。我承认，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很容易便把他与那些眼神温和、面容清癯、弯腰驼背的老头区分开来。我带着那道眼神，踩着民乐的节奏离开了下斜街最末端的几个店铺。我爬上了渠道边，秋风轻拂，我呼吸到了异常清新的空气。

　　我在渠道边呆了不足一刻钟便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下了渠道，经过下斜街，没有什么新鲜的见闻，一切保持着我来时的样子。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街道上多了两辆警笛长鸣的警车吸引了众多行人围观。一定是治安上的问题，我对此并没有过多的兴趣。我早已过了好奇的年龄，甚至我从来就不曾好奇过，哪怕在年轻的时候。我很快便绕过了那些围观的人群，刺耳的警笛仍在耳边回响，震颤着我年老的耳膜。我往回走，继续自己的散步。不会有任何意外的事发生。

　　我回到了院门口，和往常一样拐进门房看看有没有新来的报刊。我拿到了地方报的都市版和新一期的《文物》杂志。这两份报刊尽管一雅一俗，但都是我的朋友。《文物》订阅有几个年头了，这可以理解，因为我说过作为一个退休老头尽管没有别的嗜好，但也不能一无所有，我放弃了早年的爱好：文学、历史、楹联、书法，而选择了古代服饰、建筑和室内摆设的研究。也许根本不应该称为研究，这个词汇应属于考古学家或那些居心各异的收藏家。事实上我感兴趣的不是“文物”，而仅仅是一些“过去”的摆设而已，但人们称它们“文物”，我并不介意，因为我对它们的了解确实只能来自新发掘的古城遗址、墓葬及相关的资料。至于都市报，我对它的认识可以说是相当偶然的，因为多年来我早已对报刊电视新闻失去了兴趣，这倒不是说我这个年老力衰的老头在与某种被称之为“媒介暴力”的东西作战，而是因为我生活圈子迅速缩小，媒介对于我来说因为遥远而显得无足轻重罢了。但是难以理喻的是我第一回看到从菜市场带回的包虾皮的都市报，就被吸引住了。吸引我的是那些吸毒、卖淫、通奸、凶杀这些下流、低级趣味的所谓社会新闻。对此我并不感到羞耻，我承认我的审美趣味在下降，我的精神境界越来越低下，也许已经低到水平线以下也说不定。

　　我带着两个沉默的朋友进屋正要与它们进行交谈时，刚刚掩闭的房门响起了敲门声。这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因为我刚进屋，甚至连屋内的灯都还没有摁亮就有人登门拜访。这是多年来少有的事，我虽然没有感到任何的慌乱，但还是站在门口犹豫了一阵才摁亮了灯并轻轻地开了房门。门口站着一位陌生的朋友，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长裤，年纪在35岁上下，表情腼腆，眼神执拗，他用一种大得惊人的声音问道：“请问钱老师是住在这儿吗?”我有点发愣，不仅因为来客陌生也因为他说话奇怪的力度和音色。我不明白这孩子是因为自卑还是因为过度的自尊而用错了发音器官。我发完愣，回答说，“是的”。但奇怪的是他转头便走，像是没有听见我的回答或是听错了我的回答，就在他转身的时候，我不得不又叫了声，“是的，我就是，请你进来。”

　　他脚步很重地进了门，我请他在起居室就座，因为客厅久疏清扫已落满灰尘。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捧着我沏的一杯热茶，显得心神不定，犹豫不决，似乎正在琢磨以最好的词汇介绍自己。由于字斟句酌，他的开场白说得有些结巴，“钱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您已经忘记了我，我却永远也不会忘记您，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八年，但我仍然十分清晰地记得您上语文课时的情景。当时我坐在第二排，由于第一排的同学经常没有前来上课，您常常是坐在第一排的课桌上，手捧课本给我们解释词语，朗读课文和概括段落大意。”我听着微笑地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相信他所说的全是真的，当时我因为严重的关节炎确实常常坐在课桌上讲课，况且对于我这位老头来说，现在还有谁愿意假装我的学生?我点点头，嘴角一直挂着温和的微笑，我的学生似乎也因此有点放松，不再像刚来时那么窘迫不安。他继续用有力的声音说道，“后来您调回市里工作，我接着念完了高中，又上了大学，后来分配到一所山区中学任教。我家境不好，当老师的那点收入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几年后我咬咬牙揣着两个月的工资去了广州，做了几个月的盲流后，终于在一家老乡开的医院当上了门诊部主任。说来好笑，我大学学的是政教却当上了什么门诊部主任，我自己就想这事真是有些荒诞，可是这荒诞的事到处都是啊，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不说你也知道这门诊主任都是干些啥的，可笑的是我好像还干得挺不错的，老板一会儿把我支去南宁，一会儿又把我派到深圳，我还在武汉、烟台各呆过几年，最远去过甘肃，在兰州把一个快垮掉的门诊部重新扶上马。老板自然没话说，可我心里……那年在兰州……不是我不识时务，也不是我多有良心，那年春节，我没回老家，一个人去了趟敦煌，我一直记得你上课说过的莫高窑，不知为什么我也一直记得那些佛像脸上的神情，我去那天正好碰到风沙天……景区关门，在漫天的黄沙中不知怎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知道应该是人去适应这个社会，不是社会去适应人，我想过了，也下了决心，可到头来……我最终还是决定不干了，回老家应聘，当上了晚报记者，本想这下好了，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了，可是最初的新鲜感一过，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都说我是个怪人，我自己倒不觉得有多怪，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也不是个搞新闻的料，只好写了个报告，又把工作辞了……再后来，好像突然间时来运转，我居然考上了公务员，在市委办当上了秘书。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不能称作秘书，因为按上面规定只有省级领导才配秘书，所以我们常说的秘书实际上准确的叫法应该是领导的联络人，至于我的工作实际上也不是联络人，平时搞一些材料，但也不是太多，多数材料是综合一科搞的，怎么说呢，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他又开始结巴了起来，这或许有他表达上的原因，也可能因为我的表情干扰了他。作为一个生性敏感的人 (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发觉我对他的工作介绍失去了耐心，我的判断很快便得到了证实，因为当他重新开口时，话题已经从自己的工作介绍转移到对我的外貌的描述上来，“钱老师，时光流逝使一个少年人变老，但却使您变得更加深沉。你的声音还是像以前那样醇厚，你的眼睛还像过去那样深邃，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眼神比过去更温和，更宽容了吧……怎么说呢，以前你的眼神……你的眼神更加锐利……”我笑了起来，友善地打断了他的描述，“年纪大了，自然不会像年轻时那么偏激。”“对，但是……”他说，“我相信一个人的改变，但不相信那改变仅仅是时光所带来的，我不相信，可是……，怎么说呢……”

　　我的学生站了起来。给我倒满茶，也给自己的添上，然后把起居室的吊灯往下拉了拉。他的这一动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感到意外的不仅是动作本身，还有他做此动作时的表情：显得自然而然又带着某些我未知的下意识因素。似乎是灯光的存在干扰了他的思索。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灯本身没有问题。这是一盏灰色的圆形吊灯，装着普通的40瓦钨丝灯炮，它的样式老一些，但却简朴、雅致。或许由于熟悉的缘故，我甚至有点喜欢，我从未想过用另一盏别的样式的吊灯把它换下。毫无疑问，光线本身也没有问题，40瓦对于这个小小的起居室来说既不会太暗也不会过于明亮。吊灯更低了，光圈刚好罩住了我们的身体，灯罩上方的阴影在扩大并因此显得更为浓重。一阵秋风从客厅的窗户猛灌进屋，窗扇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

　　接下来我的学生显得更为自如，思维十分活跃，语言极具跳跃性。他一会儿说到是如何找到我的住所的，一会儿回忆往事，一会儿讲述自己几年来的经历。这使得我一直搞不懂他登门拜访的真实意愿所在，直到他谈到了下面的话时，他的来意才初显端倪，此时，他神情亢奋，语速也比原来更快了。

　　“几年来我一直卧薪尝胆，可以这么说，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人或者说一本书，寻找一种理论能一劳永逸地解答我的所有疑问。所有问题解决了，我就可以放手寻求自己的生活方式。您肯定能发现这句话其实不是我说的，而是毛姆说的。不错，是他说的，但这并不等于我没有这个念头，并不等于别人就不能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不是难事，谁说的我们也大可不必深究，问题是这本书在哪里，我们找得到吗?很遗憾，毛姆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他的回答只能让我更为茫然。他在《在昏暗中摸索》一文中举了法朗士那个关于东方国王的故事，他派人收集世界的智慧，编纂成册以便他阅读与学习，以便他成为一个最圣明的君主。结局您或许已经知道了，他的贤士花了30年献上了五千册记载智慧的典籍，然而国王根本就不要这样的浩繁卷帙，他命令贤士们把这些智识加以压缩。过了十九年，5千册变成了5百册，可这还是太多，国王又要求进一步压缩。又过了十年，他们带回了50本书，但国王老了，疲惫不堪，连看几本书的时间也没有，他命令贤士们把所有的智慧编成一本单卷以便他浏览。5年后，贤士们终于大功告成，把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送到了国王手里，但这时候国王已经气息奄奄，连这一本书也来不及看了。毛姆转述这个故事显然要说明根本就没有一本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书，根本就没有一种言论能够给人指明生活的道路。如果说他对所有的哲学家失去了信心，那么我要说的是我对毛姆也失去了信心。他貌似老于世故、富有常识，但他的话对我根本就没有用，他没能解决任何问题，归根到底，他只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二三流的作家，他只能使我灰心丧气，像他一样对哲学失去信心。”

　　我的学生双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双手在微微发颤，他热切的眼神在眼镜后闪光，似乎望着我也似乎望着我的背后。我给茶壶添了水，他继续对我说，或者说是继续对他自己说：

　　“但我并不气馁，我把目光投向了文学作品，有人告诉我文学作品更具有感性，但文学一样让人大失所望。是的，文学应该关心人，但人的定义不仅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个概念太简单了。人也不仅仅是性、政治，人的含义应该更为复杂。也许我也谈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应该给人重新定义。文学确实让我大失所望，几年来的阅读经验告诉我，没有一篇作品是没有缺点的，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我佩服，托尔斯泰只是一个伪君子、假道学，陀斯妥耶夫斯基脑子有毛病，曼德尔斯坦姆是个疯子，卡夫卡有自闭症，至于博尔赫斯，我认为他如果不是故弄玄虚就是痴心梦想。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为躲避敌人修建了一座迷宫，不可理喻的是他却把迷宫修造在海边的山崖上，并丧心病狂地涂上显眼的粉红色。他想用悖论、迷宫、梦解释一切，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却被奉为神明，这真是我们的悲哀。还有福克纳，我认为他的《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应该重写，要是我，我会让那个死去的尸体在结尾复活，为什么要让一具尸体一辈子呆在屋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让他复活——这不是不可能的——这样故事显然更加激动人心。至于《变形记》，我要是卡夫卡，就会在结尾让可怜的甲虫长上翅膀膀飞向天堂，不，飞向天空。总之我认为卡夫卡缺乏的正是理想主义，他太颓废了，这样的人我们还能指望他指引我们生活？总之……总之……”

　　我的学生又抿了一口茶水，结果呛了一口，不断地打喷嚏。他低着头，由于激动原本苍白的脸庞红了起来，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着隐隐的光芒。我失望地望着他，不，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担忧：这孩子脑子肯定出了些问题，我不安地望着他，好在他看上去稍稍平息了些，或许是喷嚏让他更为清醒，因为接下来的谈话中，理智似乎又回到了他的思维当中。

　　“有一篇作品也许是唯一的例外，那就是契诃夫的《一个公务员的死》，我至今尚未想出改写它的方案，似乎它已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个写于1883年的关于喷嚏的故事就是现在看来也是一篇杰作，我要说的不仅仅是它的社会性和批判性，这或许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但我要强调的是它的艺术性——就是他讲述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时所具有冷静、客观和朴素的风格，正是这种风格使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为必然：正如那位文官所说的，大家都打喷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遗憾的是，事情越来越朝不利于这位可怜的文官的方向发展，因为他的唾沫喷到了一位将军的身上，这事有点不合适，他必须道个歉才是。于是他非常得体地说了声对不起，那位将军显然也不是一位不近情理的人，他认为几点唾沫星子没关系，他仅仅告诉文官好好坐着，不要不停地说对不起，因为他是来听戏的而不是来听道歉的。我觉得将军本人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文官身上，因为唾沫事件使他越来越心慌意乱，惶惶不安，这使得他在此后又先后四次向将军大人道了歉，先是在剧院的休息间，后来是在将军的办公室里。这四次道歉显然在将军大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他认为这位小公务员的行径简直是胡闹，开玩笑，以至于他气得脸色发青，全身发抖，不得不跺着脚连说了两遍：滚出去！结局您肯定已经知道了，小公务员死了，他是被吓死的。他为什么会被吓死，契诃夫并没有在心理方面作更深入的交待，他只是通过5次越来越郑重其事的道歉，逐层展示了一位底层文职人员在巨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卑微的命运。消失似乎是他唯一的出路。切尔维亚科夫死了，我愿意用卡夫卡式的话说，他人死了，而耻辱却永存人间。”

　　我的学生站了起来，颤动着手指掐灭了手中的香烟。那支不知何时点燃的香烟在琥珀色的烟灰缸中冒着淡淡的青烟。他的神情显得沉着、果断，他说，“钱老师，第一次拜访就占用了你这么多的时间，实在不好意思，我告辞了。”

　　说实在的，学生的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没想到他会如此突然地起身告辞，但我还是十分得体地站了起来，面对自己陌生的学生十分沉稳地和他告了别，“那好吧，欢迎你下次再来。”这是一种异常平静的老人的声音，事实上它理应显得生涩，有一点结巴才对。因为我说过，我内心有点慌乱，感到轻微的窒息，因为他的话语让我迷惑和惊愕，似乎唤起了我年轻时的某些梦想，而正是此时他起身告退，似乎只需倾诉而无需任何回答。似乎是这位年青人也感到，像我这种年近古稀的老朽已不能为他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建议。我开了门，摁亮了路灯，陪着学生慢慢地下了楼梯，希望在这短暂的送别时，听到让我平静的只言片语。然而，除了“再见”这两个字之外，我的学生再也没有开口说过别的任何话。他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没有告诉我。我看着他匆匆下了楼梯，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院子的门口。我呆在黑暗中。秋风吹拂着我稀疏的白发，秋风吹拂着院子内无人管理的杂草。在黑暗中，它们发出簌簌的耳语。

　　我回到屋内，在那张陪伴我二十多年的旧藤椅上坐下。我耷拉着脑袋，整个身子几乎全部陷进了暗褐色的椅子中。我承认，陌生的后生的来访打扰了我平静的心境，但也仅此而已，一颗小石子扔进水潭，泛出涟漪，随即又随着石子的下沉而消失。我很快便把自己的心境调整到原来的状态，坐正身体，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水。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关了客厅的窗户和通往阳台的房门。冰冷的秋风在户外呼啸，它已不会对我的气管和肺部造成伤害。我很快忘记了刚才的来访者，忘记了他那执拗的眼神。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多年前便学会了遗忘。我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把我想要忘掉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我重新在旧藤椅上坐下，手中拿着印刷精良的新一期《文物》杂志，我摘下眼镜，瞧了瞧封面和封面上的彩色陶钵，然后打开目录，像往常一样随意翻阅杂志的彩页和内文。在第16页，我读到了《苏州常熟罗墩遗址发掘简报》，读到了遗址概况、地层分析和墓葬介绍。其陪葬品为陶器105件，石器29件及玉器116件。简报称在罗墩遗址发掘的11座墓葬中10座有玉器，所出玉多寡不一，但总体体现出当时葬玉的广泛性，但简报也否认了作为陪葬品的玉器是一种通神权力和从事某种职业的标志，他们倾向于这样的结论：“玉器在其早期阶段仅为显贵或部族首领冠帽上的饰物，只是体现地位和等级。”

　　我合上《文物》杂志，这座五千年前的墓地并没有把我的思绪带到远古，并没有使我想起远古的蛮荒和凄凉，没有使我想起荒原上尊贵的首领和卑贱的奴仆，没有使我想起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我记得最为清晰的仅仅是那些玉器的模样，不管它们是用于巫觋的法器或是部族首领头上的装饰品。我记住了它们的形态，记住环状的玉镯和玉戒，还记住了冠状饰物的形态。简报对于它们的描述我看了一遍就记住了：“良渚早期阶段的冠状玉饰的基本形式是宽矮长方形、下端无榫及均为素面。”它们上端的圆形开口和下端的三个小孔使玉器看上去仿佛是比目鱼的化石。在暗淡的灯光下，我把双眼凑近又拉开，选择最适合我视力的距离，以便更好地分辨玉器图片上最细微的形态和色泽变化。我的观察并没有引发任何称得上“理性”的思考，这些东西仅仅只是一件物体而已，尽管它们的年代久远，但这并不能使我因此就赋于它们什么隐喻的功能，把它们变成抽象的概念，变成谜底或一个谜面。

　　在寂静的夜晚里，一位老人从一本杂志上品尝到了孤独的乐趣，这种乐趣是微小的，但对于我来说却是足够的，以至于我只需随便翻翻，看过短短的一则介绍，就可以合上杂志把它暂放在角落。我闭上了双眼，似乎是进入了浅浅的睡眠，又似乎是进入了茫然的思绪之中。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夜更寂静了，我不懂时针是否已过了午夜，可以听见秋风在窗外呼啸，我从藤椅上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后顺手拿起桌上的都市报。我津津有味地读起了那些似有其事的奇闻逸事：河边女尸，嫉妒情人，狗当户主，驼鸟护车。接着又读了结石症、前列腺炎、鼻炎、老年性耳聋的最新疗法，最后把目光投向头条的“特别报道”：一位年青人从刚刚封顶的建行二十四层大厦跳楼自杀。跳楼者是市委秘书科的秘书。报道说出事前这位姓陈的秘书正在接受调查，有关部门怀疑他向境外机构提供国家机密文件，接受境外机构提供的活动经费等等。报道说，陈某平时为人老实，性格有些孤癖，虽然领导并没有委以重任，但还是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了大量政府机密文件。报道还就此案的发生引申到加强机关保密工作的话题上去，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正当我要合上报纸时，报道的最后一段文字吸引住我的目光。它说的是公安机关在搜查陈某的房间时，除了找到了38万存款、7万现金、18份机密文件外，还发现了一整箱字迹潦草的手稿，内文天马行空，十分诡秘，但经有关部门鉴定，并非机密文件，而是小说或类似小说的文学作品。据此确定，陈某是个文学爱好者。这也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因为陈某所有的同事都否认陈某有爱好文学的习惯，但这习惯看来是个事实，因为陈某跳楼时，身无分文，除了一把“永生”钢笔外，还带有一本书，虽然这本书被血水浸泡已经字迹模糊，但仍然能分辨得出此书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

　　此时，我想到了“复活”这个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理智也告诉我这不可能是真的。我想起了晚上的不速之客，我的学生。但这不可能是真的。那个陈某已经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摔得粉身碎骨，而我的学生刚刚还和我谈话。我甚至又记起了他说的那些话，毛姆、卡夫卡、契诃夫、一个小公务员的死。我又记起了他执拗的眼神，记起了黑暗中他匆匆而去的背影，他回家去了，他的妻子和5岁的女儿等着他。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泄密犯。但我还是再次翻开报纸，仔细地分辨报纸上模糊的照片。我什么也没有发现。那只是一具尸体，你根本就看不清他的模样。

　　责任编辑 杨静南

　　福建文学 201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