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尾

　　到世界里去

　　宋 尾

　　父亲半蹲在下午的暖阳里，他边上围拢了热心人——那些看热闹的邻居。他们不是来看父亲磨刀，而是指望着这次能瞧到稀奇的。哧哧的磨刀石让他们心烦意乱，人群中不耐烦的噪声多了起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是想尽快看见结果。哪怕这个结果跟他们并无什么关系。

　　父亲在不耐烦的咳痰声和咒骂声里磨完手里的刀，这才回屋，提着那只刚刚断气的死狗出来。门口的邻居们立即像水一样散开，为他敞开一道顺畅的口子。

　　邻居们袖手观望父亲费力地把它倒悬在粗壮的槐树干上，仰起头，张大嘴，一眼不眨。当刀子扎进它的肚子，霎时，四周一片古怪的安静——围观者全部屏住了呼吸——他们，满怀嫉妒和期待的复杂心态，急切地等候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胜利二路，类似的场面很常见。几乎每户男人都有这种好手艺，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当众表演一番。剥水蛇皮，剥刺猬皮，剥肚子鼓胀的水老鼠的灰皮——但这次不同，这次，父亲要剥皮的这只狗，可不是一般的狗。

　　显然，锅炉工父亲糟糕的手艺遭到他们的无情嘲笑——在很多方面、很多时刻以及很长时间，这种嘲弄一直在胜利二路持续着。邻居们又像是惋惜，又像是幸灾乐祸，说，茂堂啊，错喽错喽！你搞错了噻，该先扎喉管，从脖子那里划开，才能取下一张整皮——整皮跟破皮的价钱差到哪儿去了哟。

　　在争议声里父亲把皮给扯下来了。人群中终于发出一阵带着轻微压抑之后的骚动——但解剖后的结果显然令他们失望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释然了。去掉皮后，他们没有在这狗的内部发现什么值得惊奇的东西，没有珍宝、也没有可拿来炫耀的东西，没有！包括狗的内脏和骨骼、乃至躯体的任何一样东西，看上去跟普通的狗没有什么区别。

　　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被剥去皮的狗。

　　它在我眼里不像是死了，更像是刚刚出生。嫩红色的肉、四处游走的筋和血管清晰可见，在那种粉嫩的红色之上包着一层极薄的乳白色的膜。我战栗着望向它，它是那么陌生，仿佛这根本就不是我熟悉的它。我依然相信它并没有死，但无论如何，它不可能再重新穿上那身被扎漏了的皮囊了，更不可能让见到它的人发出啧啧的惊叹了。

　　我定定地看着那些溅在上面的血污，它们不再发亮，而是慢慢变成一种深黑色的物质，就像被凝固的阴影。

　　我是在菜市场捡到它的。

　　那时，它在一堆菜叶堆里找食。那种脏兮兮的，到处可见的癞皮土狗。我注意它，是它只有一只眼，左眼不知被哪个人用什么东西———也许是尖头的木棍———捅穿了，也可能并没完全瞎掉，眼皮耷拉，脓汁和眼泪从深黑色的眼眶里滴淌出来，散发出一股腥臭味。当我走近，它用那仅存的眼珠盯着我。但使我害怕的，是那只破碎的瞳仁，就像砸碎的玻璃跟液体浑浊地混合在一起。

　　凭经验，我知道这时贸然跑开是不妥的。我小心向侧行，试图绕过这个潜在的危险物。可它不给我逃离的机会，也不知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它，它一直撵着我。我走几步，它走几步；我停，它也停，蹲下后腿，两只前爪撑着地面。

　　它一直跟着我回家了。在门口做煤球的父亲发现了它，他冲我吼，“你从哪儿带了条这么丑的狗回来？嘿！还是个独眼龙！”

　　他随手抓了一根晾衣服的竹篙朝它掌去，嘴里一边还发出“嗖嗖”的怪声。人们都习惯用这种声音来驱赶讨厌的动物。竹篙并没击中，它仓皇溜出很远，一边跑一边回头。

　　第二天放学后，在巷口我又看到它——但前次我体味到的那种凶恶奇异地消失了。它蹲在地上，用惟一那只眼，忧愁地看着我。似乎整晚，它都蹲在那等我。好像它流浪了这么久，就是为找到我。

　　说不清为什么，我觉得它就是我的。

　　我领着它，安置在后院的露天坝子上。那里，很安全。无论对它，或是对我。晚上我端了一碗剩饭去，它悄无声息地从黑暗里走近。吭哧吭哧，那种贪婪又满足的吃相我从未见过。临走时，碗底的积垢舔舐得干干净净，在夜色里透出一些反光。

　　这只狗的长相引起了街坊的兴趣。

　　“这杂种也丑得太出奇了吧。”街上的海棠麻子似乎死活不相信这是狗，“这是变种！”

　　他的跟班，那个讨嫌的苟三说，“你看，你们两兄弟长得太像了，去，找个镜子来。”

　　我不同他们争辩。

　　因为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已经不大记得为什么会这样，但记得母亲为此带我去了很多次医院，朝我血管里灌了许多青霉素，没用。祖母于是更加笃信胜利二路毛仙人的说法，说是喉咙眼被一个什么脏东西堵住了，需要“开窍”。但除了烧纸，画符，喝一些味道发臭的黄水，从祖母手里接过钱，他的方子也并不怎么奏效，我还是那样。但背着他们，我能跟自己说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我能跟它说话。它听得可仔细了。

　　这条街上的孩子再次找到乐子了——他们冲它吹口哨，扔石子。把它围堵起来，捡了很多小石子儿，比赛——看谁能砸到它。

　　每天，它身上挂着大大小小的脚印儿，有时还滴答着一些唾液。我能分辨出这些口水是谁谁的。其实，就是当着我，也没什么可避嫌的——苟三最爱干的，就是装着漫不经心地经过它，突然横出就是一脚，反皮靴踢得它猛地从地上呜呜跳起来。

　　过了几天，他不知从哪找来一个人造革的套索，圈在它的脖子上，硬生生地拖着它去找黑豹打架。黑豹，胜利二路最凶猛的狼狗。

　　它回来时被咬得浑身都是血水，跟灰褐色的毛皮粘连在一起。其实，我远远躲在巷口，听到了它的悲鸣，但我不敢走过去，我怕它看见我，我也怕这街上的人看到我，欢畅地打招呼，嘿，看见么！你的狗！——我心里有一种隐秘的羞耻。但我的确很难受，被撕咬的仿佛是我自己。

　　眼看着父亲结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徐云天如坐针毡，决心孤注一掷。2012年2月16日下午，徐云天敲响了父亲徐河的家门。开门的是吴丽藻，坐下后，徐云天开门见山地说：“我就是追求你的‘英雄’。”

　　它艰难又缓慢地走近我，收起四肢，匍匐在我脚下，整个身躯都在发抖，抖得很厉害，像是害了重病的老人，喘息声很响，很浑浊，黏糊糊的口液大块大块地从口腔里掉下来，打湿了地面。我很想伸手去摸摸它。一阵风吹过，从它身上传来一股强烈的腥臭味，比往常更浓。我缩回了手。

　　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件奇异的事情，我仍然跟其他人一样，也一直认为它是一只狗：一只卑贱的狗，丑陋的狗。我们总被眼前的东西有意无意欺瞒着。

　　每天，它跟着我去上学。我进到学校，它就在外面。但这个清晨，同学们突然对我有兴趣了，确切地说，对我屁股后跟着的这条独眼狗感兴趣了。

　　早自习的铃响了，他们依旧围着我和狗，兴奋地讨论它那只淌着泪的瞎眼，还有同学把讲台上的粉笔掰成一节一节的，哼着游击队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向它投掷——我脸上也挨了几下，火辣辣的。

　　有个胆大的男生，捅了一下它那脏兮兮的眼眶——然后飞快地收回自己的手指，将上面的暗红的黏液擦到我的后背上，惹来背后女生一阵阵快意的笑声。我很想说些什么制止他们，我越是紧张，越是生气，就越是一句话也憋不出来。但是，它却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它突然哇哇跳开，嘴里瓮声瓮气地发出一种声音，就像装在土坛子里的那种声音，“妈拉逼！”包括我，所有人都被这个古怪的声音吓到了，男生忙不迭扔下手里的铅笔头，一哄而散，女生惊慌失措地跑开，甚至还有人哭了。

　　这事被几个好事的女生报告给班主任了。班主任很生气，首先，她觉得我不应该带狗到学校来；其次，她认为那句脏话肯定是我骂的——狗怎么可能说人话呢？

　　我很想辩解，不是我要它进来，是同学用树枝和木棍，追着它闯进学校的。而且，我也没说脏话。但我没说。最后，她让我请家长来。

　　我回了家，但没告诉任何人——上午发生的这件事。我知道，要是告诉父亲的话，招来的肯定又是一顿好打。他的巴掌像铁块那样，贴在脸上，能让你的一切——比如神经、知觉，还有时间，都猛然停顿下来。如果告诉祖母，她必然愤懑地带着我去学校操场踮起小脚大喊大叫，老师的祖宗八代都要被她一溜骂个遍。相比挨打，我更怕这个。

　　但这些烦恼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我心里充满莫名的兴奋，这只狗，居然能骂人，这多奇妙啊！

　　我特别想知道，除了骂人，它还能说别的什么话吗？我幻想着，它是个天使，或是一个外星人，它能讲几十种语言，它能看懂每一个人，它可以帮我做每一种家庭作业，还能给我偷来答卷，甚至，它可以长生不老，它是神仙专门派来陪我耍的……

　　但沮丧的是，无论我怎么逗它、求它，它还是那只沉默的狗，就算踢它一脚，嘴里蹦不出一个词，哪怕是那句“妈拉逼”。这让我开始相信老师，怀疑自己的耳朵——难道，这真是错觉？

　　我没请家长，更没回学校。我们在县中学的垃圾场玩，这里像天堂。半截的粉笔遍地都是，还有彩色的；有书，作业本，文具盒，塑料的，铁的，旧的，半成新的。我翻找的时候，它从垃圾堆里噼啪扒拉出一个铁文具盒，斑驳的花漆已经辨认不出图案。打开一看，竟然是钱！七块四毛，静静蜷在里面。我们像小偷一样匆忙逃离。

　　我苦苦思索该怎么花掉它，连环画，去公园打气枪。突然，我想喝汽水，咕咕冒泡的汽水，在小卖部。

　　在街口的国营理发店前，我们被十几条腿拦住了。

　　这里总围拢很多人，他们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仿佛就是待在那里。下象棋，打牌，吹牛皮，骂架，争争吵吵的。现在没有牌局，他们的屁股全部挤在两三条乌青发亮的长凳上，好像为什么事争论不休，手间的烟烬随着剧烈的肢体动作散落一地。

　　我跟它经过时，一切突然停顿下来。

　　“这不是茂堂的儿子嘛！”苟三的父亲谢大脚看见我，大声说，“你不去上学，在街上瞎跑！”我当然不会回应。再说大人们说话，往往并不是真的想问我们什么。

　　他摆摆头，对旁边的人说，“小鸡巴，老是不开言。”

　　“那是，哪像你两个儿子，好精灵哟。”刘家爹摇头，“这伢子，这么大，话都不会说。”

　　“哑巴？”有人问。

　　杂货铺的陈老头撇嘴说，“原来会说的，说是中邪了。”

　　“嗬！有鬼气。”这人惊叹，“这狗！唷！这是狗吗？”他说，“这是哪样品种！”

　　“还品种？”毛家爹随便瞥了一眼说，“没长全的土狗！”

　　“这是公还是母？”有人问。

　　“跟你一样，”毛家爹说，“鸡巴打架，关你卵子事！”一群人哄笑起来。

　　“母的！”另一位老头笑，“老东西！公母都不分。”笑声短促，像是被人扼住了气管。

　　“放你娘的屁！”毛家爹勃然大怒，指着对方的鼻子，“你敢跟我赌？”

　　“赌就赌。”对方说。

　　毛家爹霍然起身，一双像松弛的橘子皮一样满是斑点的手，突然锁住它的脖子，它被倒提起来，在空中四脚扑腾。“哎哟，”毛家爹大叫，“还真了不得。这是阴阳狗吧？”毛家爹拎着狗，“老谢，你去帮我把推子拿来。”

　　“拿推子干嘛？”谢大脚问。

　　“我给它搞个造型。”他叼着烟叫。

　　“无聊！”他进去把电推子取了出来——惹得理发店的张师傅一阵乱骂——“狗日的，老子的推子是给人剃头的，不是给狗用的！”

　　“给它弄个啥标志呢？”毛家爹向众人发问。

　　“推抹光！”有人说。

　　“那推到什么时候？”他摆着手上的推子说。

　　“推个井字！”有人说，但马上就有人否决，“这好复杂哦。”

　　“那么，推个德国佬的标志嘛！！”

　　马上又有人跳出来，“复杂！搞个简单的。快点快点！”

　　“那……推个十字！”有人建议。

　　“呃！”毛家爹咧嘴一笑，“来几个人嘛，帮我按着它的爪子。”

　　谢大脚几个人呲着牙按住四个爪子，它开始哀嚎，但它的嚎声被彻底覆盖。这群人如同过节那样，兴高采烈。

　　我不知所措地看着。突然就听到了那个吼声——“妈拉逼！”好像是从地心里传出的声响。老谢被唬到了，忙不迭扔下手。问，刚才是哪个在骂？

　　“妈拉逼！”

　　这次，大家可全听得真真切切。四个人触电一样撒了手。它顺势一蹬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那个十字，只完成了一半。在它的背脊上，留下一个奇怪的符号：⊥——“上”字少了那一横。

　　我在后面撵，迎头撞见提着空酒瓶去打酒的父亲——一声大吼，“狗日的，你没去上学啊？！”我拔腿就跑，大脑一片空白，跑得魂都飞到天上去了，一颗心扑通地跳，就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迸出来了。

　　我带着它躲进家背后的小院子里。

　　这里每家每户都用篱笆、木头，或是铁丝和砖头彻成一个一个独立的院子，平常没人会去。我们家也有院子，可以连接到厨房，平常是不开的。里面堆满杂物，祖父还在院子里种养了一些花，都是些没名堂的花种，栀子、鸡冠花，墙沿上则放了几盆仙人掌。院子里还有一群小母鸡，一只体积庞大的老公鸡，走起路来步履蹒跚。还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大水缸，我在里头躺着，它蜷了身子，窝在水缸边。

　　我问它——我发现对着它说话比想象的还要自如——“你是狗吗？”

　　它沉默。

　　我又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会说人话？”

　　它还是沉默。

　　我朝四周望了望，继续问，“现在旁边没有人，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可是，它依旧沉默不语。挪了一个方向，背对我，懒洋洋地把短短的尾巴蜷起来窝在地上。

　　我失望极了，我累了，刚才一阵疯跑让我虚脱。

　　躺在水缸里，我突然听到从前面传来悲伤的唢呐声——那是隔壁的蔡家婆死了，早上我挤进去看了，她睡在堂屋中央——一张白色的垫布上面，人干枯得不成样子。比她活着时还要瘦，但比她活着时直挺了许多。我盯着她看了许久，我不知道人死跟活着究竟是什么样的差别，人死了，会到什么地方呢？

　　我带着一种惘然的情绪，问它最后一个问题，“蔡家婆死了，你说我还能再见到她吗？”它转头，眼睛无辜地看着我，头点了一下，又摇晃了一下。

　　那么，到底是能还是不能见到呢？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死亡，既让我恐惧，更让我好奇。以前我最怕的是鬼，但现在蔡阿婆死了，我最想遇见的，竟然也是鬼。

　　天黑了，我凝望头顶上密密麻麻的星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有的亮，有的又暗，有的大，有的又小。它们是谁的，是谁把它们放在天上的？我又想起蔡阿婆了，在心里默念：“婆婆，你终于死了，你能不能回来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突然感觉一阵恐慌，要是她死了再不能活过来，那么，接下来的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直到万亿年，她都不会醒来，也就是说，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一样也不晓得了。尽管我的数学那么差劲，但这个庞大而漫长的数字依然让我心悸，死去的人靠什么死去这么久呢？……我在无尽的狂想中睡着了，我并没梦见蔡阿婆。在一阵剧烈的疼痛中，我醒了，我看见父亲凶狠地站在面前，用那只在锅炉边翻砂的右手，使劲揪着我的左耳。我的耳朵好像消失了一样。

　　我和我的狗被隔离起来了。

　　那晚，父亲喷吐着浓重的酒味，把我吊在床上用军用皮带狠抽了一顿，一边抽一边咆哮，其实谁也不晓得他在说什么。直到祖母把房门撞开，踮着小脚照着他脸上就是一巴掌，“狗日，就晓得喝！把伢儿往死里打！抽筋的砍脑壳的！老子涮你，看你疼不疼？！”父亲脸都不揉一下，回到堂屋继续喝。

　　至于它——被拴在窗户上。它现在成了胜利二路的新闻焦点。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它，隔着院子的栅栏，对着它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争得面红耳赤。他们是来讨骂的——带来吃剩的骨头，扔向它。然后，渴望亲耳听到从它嘴里迸出的那句骂声。

　　但它很难被触怒。它甚至不拿正眼瞧瞧这些望穿秋水的观众。偶尔，当从它嘴里发出一些呜呜咽咽的声音，哪怕是含混不清的声音，也足以让围观人群兴奋起来。

　　陈医生笃定地认为——他是一位曾经的赤脚医生，几年前才回城——狗能说话并不奇怪，他曾在乡下见过会吹笛子的水牛，还有会说人话的猴子。他判定，这狗能说话，原因出自它的喉管，肯定是那里的畸形，导致发出这种类似人的怪声。他提议，由他主刀，将它开膛破肚，重点是，检查它的发音系统，是不是因为畸形或堵塞而产生的某种发音变异。

　　当然没人会同意他这么干。并且，他的观点被驳斥得一文不值。粮校的刘副校长——虽然他住在这条街上，但这是头次见到他来串门——一开腔就满嘴文化味，每句话末都带着一个“嘛”字。猴子嘛，说话不奇怪嘛。达尔文说了，人本身就是猴子进化的。水牛会哼哼，这有什么奇特的嘛。但是狗——你什么时候见过狗说人话嘛？就算是喉咙里长了痔疮嘛，也不至于说得这样清晰啊，是不是嘛？

　　也有人插嘴，说这只狗是狗精，只有狗精才能说人话。

　　刘副校长轻蔑地说，这根本不是狗。他说它是一种叫讹兽的野生动物，最擅长模仿人类说话，而且一套一套的，专门哄人。山海经上就有对它的记载，说它的肉鲜美无比。

　　“那为什么它只会一句？”这也是大家共同的疑惑。

　　“有进化，当然也有退化。”刘副校长的解释，似是而非，但也合情合理。

　　不过当他离开，新的争执又开始了。

　　老谢说，这不是狗，是太岁。有人引申道，怕不是单纯的太岁哦，太岁哪里是这种形状呐！怕是——狗跟太岁的杂种喔？这种言论，一般都会博得会心的哄笑。

　　争议看来一直在持续。但毫无疑问，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畜生。大家普遍这么认为。

　　这只不知来自哪里也无人收养的土狗，突然变得走俏起来了。

　　有人托人来买它的，还有直接跑来讨价还价的。没人跟我商量，但看母亲的样子，好像动心了。

　　不过，祖母坚决地拒绝了这一切诱惑。为此母亲丢掉了自己在棉纺厂的悠闲的岗位，被调去三班倒。因为她的厂长要买下这只狗的愿望也落空了。

　　一个后半夜，警醒的祖母发觉了动静，赶紧将祖父推醒，让他到后院瞧瞧。祖父一进到院子，就被人从后面一棒子打晕在地。两个模糊的人影翻墙垣溜了。据祖母分析，贼人的目的肯定是这条狗——她到达院子的时候，除了晕倒在地的祖父，狗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嘴边叼着吃剩的肉块——下了药的。要晚点发现，狗就要被人给弄跑了。

　　这给全家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他们开会商议。半夜去把毛仙人也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商量什么。

　　我扒着后厢房的窗棂，但怎么也看不到它。我只看到一团黑乎乎的夜晚，很薄。后来我听到一种声音，也很薄。像是哭，又像在笑。我觉得是它。

　　第二天，我坐在门槛上晒桃花太阳，突然听到从后面院子里传来一声惨吠。是它，是它在叫。

　　透过窗子，我能看见祖父牵着铁链子，父亲执着一根大铁棒——大板车车轱辘中间的那根轴承，十二三斤——狠狠地敲在它身上，它一边哀叫，一边躲跳，铁棒像雨点落在它的背脊、头颅、屁股、尾巴、腹部或者任何一个可以砸到的地方，我此前从未听过那种声音，沉闷、脆响。

　　我大声哀求，但这没用。

　　它匍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它那只瞎眼里脓汁都流干了，大量鲜血从那里涌出来，将那些残积的东西都冲掉了。它的背脊塌陷下去了，一层光秃秃的毛皮耷拉在凹陷处。它身上也再看不到任何人的口水和脚印，全是大块大块的红色的污渍。

　　他们合力棒打了一下午。父亲问，“怕是行了吧？”祖父说，“你就是把它敲死了，只要放在地上，它就能活过来。命硬得很。”“那怎办？”父亲问。“你把它吊起来，只要不让它接地气，它就活不成。”于是，父亲用铁链子重新把它套起来，找了根长木棍子搁在院墙的两端，把它倒过来，吊在半空。

　　半夜，我又听到那种嘤嘤的哭声。我睡不着，偷偷爬起来，躲在窗子背后。那晚的月亮很圆，蓝幽幽的月光铺在地上，也铺在它黯淡的身躯上。它倒悬在院子里，格外凄惨。它在哭。我看见它的泪水淌在地上，有一摊那么多。

　　天亮时，我回到床上。一只尖嘴的蚊子，嗡嗡飞旋在床帐里，像在找自己遗落的什么东西。

　　它被吊了三天两夜，这才死了。

　　父亲早早烧了一大锅开水——他要剥皮。这也是胜利二路的传统。几乎每户男人都有这种好手艺，剥水蛇皮，剥刺猬皮，剥肚子鼓胀的水老鼠的灰皮。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当众表演。

　　门口早早就挤着围观的人群，但剖开后的结果显然令他们失望了。更准确地说，是释然了。去掉皮后，没有在这狗的内部发现什么值得惊奇的东西，不管是内脏和骨骼、乃至任何一样东西，看上去跟普通的狗没什么区别。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被剥去皮的狗。

　　它在我眼里不像是死了，更像是刚刚出生。嫩红色的肉、四处游走的筋和血管清晰可见，在那种粉嫩的红色之上包着一层极薄的乳白色的膜。它是那么陌生，仿佛这根本就不是我熟悉的它。我依然相信它并没有死，但无论如何，它不可能再重新穿上那身被扎漏了的皮囊了。

　　那些溅在上面的血污，慢慢变成一种深黑色的物质。

　　父亲剥掉它的皮后，将内脏取出来，递给祖母，她很细心地在内脏中挑出心脏和舌头，用一张纱布包好。邻居们起哄，“总得给我们一点汤吧？”父亲敷衍着，“行，行，好，没问题。”起夜雾时，他将剁好的肉块，用报纸包好，选了几户常走动的街坊，每家分了一些。

　　这晚，全家人——两个舅爷、几个同姓的叔伯都来了——过节一样，围着吃炉子。炉子烧得旺旺的，绿色的火苗直往边上乱窜，锅里烧烫呼呼的，放了辣椒的红汤煮得沸沸的，里面——它被切成一块一块，在汤锅里上下翻滚。

　　他们在喝酒，连祖母和母亲也倒了一杯。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妈妈从锅里捞了一块肉，递到我的碗里。我拧着身子，躲过她的筷子。

　　这个姿态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他站起身来，我立刻——畏惧地坐直、端正自己的坐姿。但惊讶的是，他并没对我的不敬动怒，反而温柔地抚摩——当他的手掌放到我头顶时，我全身都绷紧了——我的脑袋瓜，随后，他转身用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在我碗里，轻声说，吃吧。

　　我不会拒绝，也不敢拒绝。

　　我将那块肉使劲搅拌在饭粒里，屏息，吞了进去。

　　这晚我梦到它了。

　　我们一起到县河边溜达，我一直追着它问，“你是谁？”它笑嘻嘻地，“我是我啊。”

　　我责备它，“怎么一直不跟我说话儿呢？”它笑嘻嘻地，“我一直在跟你说话儿啊。”

　　“是吗，我还不晓得你叫什么。”

　　“我没有名字。”它补充说，“但——你可以用你的名字，叫我。”

　　嘿，我觉着很有意思。“那你从哪里来的？”

　　它问，“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

　　“我从世界里来。”

　　“‘世界’在哪里？”它刚刚提到的这个词，我还是第一回听说。

　　“怎么说呢，它很大——”它很严肃地用手画了个圈给我比划着，“它大到没有边际，你永远都走不出去；但其实也很小，比你的指甲还小，比头发还细，如果不用心，你很难看见它，唔——”它接着说，“它就藏在你的心里。”

　　“在我心里？”我觉着古怪。

　　“也可以说，我们都在它的身体里，”它很神秘地说，“世界是平行的。”

　　“平行的？”我很诧异。

　　“也就是说，”它缓慢地说，“在另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个你。”

　　“什么？”我悚然叫道，“一模一样的我？”

　　“你等着，我们马上就要在一起了。”然后，它一个猛子，向我的肋下扎进来——先是它的头，接着是躯干……我的皮囊被某种力量撕开，胀得难受。

　　“疼！”我说。

　　“嘘！”它微笑着，这是我对它最后的记忆。然后，这张笑脸也进到我的身体。

　　一阵剧痛使我苏醒过来。我惊讶地发现，几乎全家人都簇拥在房里。还有毛仙人，他执着一把手术刀，熟练地切割着我的胸腔；父亲则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虔诚的姿态，捧着一个白纱布包——喔，我认出来了，那是它的心——小心翼翼放进我的身体。然后，我看见一缕针线在我身上缝缝补补。我好奇地盯着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没有害怕，甚至没有一丝疼痛。

　　很快，我又睡着了。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福建文学 201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