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武

　　章武,陈姓,1942年出生,祖籍莆田。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顾问。著有《海峡女神》《飞越太平洋》《东方金蔷薇》及《章武散文自选集》等。

　　你,不就是楼梯吗?矗立在我家门口的楼梯——6层,拐了11次弯。不多不少,总共96级。

　　想当年,华山的千尺幢、百尺峡,黄山的天都峰、鲫鱼背,全都不在话下。庐山的三千级“好汉坡”,茫荡山的“三千八百坎”古道,我甚至可以一口气登顶,且“脸不改色心不跳”。你——这区区几十级楼梯算得了什么!

　　历来健步如飞的我,每次搬家,总喜欢选择最顶层。

　　不仅仅因为顶层空气好,视野开阔,“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也不仅仅因为爬楼梯有助于增强心脏收缩,加快血液循环,扩大肺活量——据一位德国医生测定,一位体重60公斤的人,若爬10分钟楼梯,需消耗836.8千焦耳热量,等于同时间游泳的2.5倍,平地散步的4倍。又据一位英国学者研究,一个人每登一级楼梯,大约可延长寿命4秒钟……

　　对我来说,更因为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几乎都离不开楼梯。阳光下,灯光里,睡梦中,一级级楼梯,光与影、明与暗交相叠印的楼梯,犹如黑白琴键,总在我最隐秘的心间弹奏出最曼妙的音乐——

　　少年时,迷上了苏联小说。最憧憬的,是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保尔·柯察金们所为之浴血奋斗的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电气化。苏维埃不大好理解,但电气化,老师一说就明白了,那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于是,我记住了,人世间最美好的一切,是离不开楼梯的,没有步步登高的楼梯,也就没有未来的光明。

　　当大学助教时,与男女学生混居一楼。有一天,吃完早餐的我,正拎着热水瓶,步履轻松地拾级登楼,猛听见头顶上惊叫一声,一位迎面下楼的女学生,手中小皮箱的口子忽然间松开了,花花绿绿的衣裙连同一个可爱的洋娃娃全都滚了下来,如同鲜花一般开遍了我眼前的几级台阶。我不得不弯下身子帮她一一捡起来。偷眼看她,一抹曙光正好落在她的脸上。她的脸好红好红,红得就像天上燃烧的早霞。我如同电击一般怔住了,心理上生理上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于是后来,这位女学生就成为我的新娘、我的妻子、我的老伴。一晃40年过去,如今,孩子们都要给我俩举办“红宝石婚”庆典了。是的,楼梯,对于我俩来说,你就是月老抛来的红丝线,比40年还长的红丝线。

　　前些年,五岁的小外孙女第一次从美国回来看我。她对外公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包括楼梯。记得第一次带她下楼时,她每到一层楼都要大声宣布:五楼啦!四楼啦!三楼啦!二楼啦!一楼啦!可是,到了楼下平地,她刚刚掌握的汉语中,并没有相应的词汇。怎么办?她歪着脑袋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双手一摊,大喊一声:“没有楼啦!”她这一喊,逗得所有过路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此后,第一次当外公的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到幼儿园接她回家。俏皮的她,有时到了楼梯口,还要撒撒娇,要我抱她上楼。我呢?返老还童,也总有办法哄她:“来,我们比赛比赛,每上一级台阶,就要说出一种小东西的名字,要是外公说不上来,就抱你上楼,好吗?”

　　好啊!历来争强好胜的她就率先上楼了:

　　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小牛,小羊,小兔子!

　　我不甘示弱,紧跟着上楼:

　　小帽子,小围巾,小衣服,小裙子,小手套,小鞋子,小袜子……

　　不知不觉间,96种小东西全都凑足了,OK,家门口也就到了。

　　如今,她远在地球的另一面。每当我想念她时,楼梯上总会回荡起她那稚嫩的童声和快乐的笑声,有如一阵清风从苍老的树梢掠过,一股清亮的瀑布从嶙峋的山岩间倾泄而下。

　　因此,当我被诊断为骨质增生,韧带钙化,双膝退行性改变,不得不依靠拐杖和扶手上楼,不得不曲着双腿,慢慢倒退着下楼时;当我又被查出脊髓间有一些多余的东西,正在潜滋暗长,不断占领地盘,压迫神经,因而造成我足底发麻,小腿发麻,大腿发麻,继而左脚肌肉萎缩,乏力,并很有可能导致下半身瘫痪时,许多亲友都难以相信历来“见山就爬,一爬到顶”的我,居然会落到如此下场。有人甚至在网上发文:“眼见郭风起不了床,章武要倒退着下楼,心中不免涌起一种英雄迟暮的苍凉之感”。

　　我自然不是什么英雄,但迟暮的苍凉之感在所难免。不过,当有人劝我赶紧把这套房子卖掉,另换一套带有电梯的房子时,我却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因为,电梯留给我的,是另一种并不愉快的记忆——

　　那年,第一次到深圳,住进福建省人民政府办事处的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只是寄存在公寓楼第24层的一个小套房。但这对于自带粮草、自办伙食的我们来说,已是宾至如归,十分满足了。不料翌日,恰逢停电,我们不得不拎着行李,步行上下备用楼梯,而每一趟,就是48道弯,384级台阶……

　　再后来,举世震惊的“9.11”事件过后一个月,我到了纽约,到了原世贸中心双子楼的废墟前。废墟还在冒烟。焦黑的土石渣,断裂的水泥板块,扭曲变形的钢梁钢柱,连同夹杂其间还在闪闪发亮的玻璃碎片。土腥味,焦糊味,混杂有各种金属和化学品的、一种呛人的闻所未闻的气味。我仿佛听见无数绝望的叫声还在缝隙中震颤,无数亡灵还在原先的电梯间寻找出路……

　　似乎从那以后,我就得了电梯恐惧症。

　　因此,我不要电梯,我只要能步行上下的楼梯。何况,我现有的这套房子来之不易,这是我和老伴的工资、养老金,加上半辈子的稿费、编辑费和讲课费,再加上一大笔尚未还清的银行贷款换来的啊!这又是我和老伴跑遍东西南北中,问遍金木水火土,尝尽酸甜苦辣咸,亲自设计,亲自采购,亲自装修,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一管一线,点点滴滴,丝丝缕缕,条条块块,千辛万苦、欢天喜地换来的啊!正如丰子恺在《缘缘堂随笔》中所言,“你是我安息之所。你是我的归宿之处”,“倘若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仓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能够生活自理,能够沿着96级楼梯自由而又从容地上来下去。但人生无常,命运的突然转折,往往都在你的一切计划之外。它说来就来,完全不在你的邀请之列。对它,你无可奈何,你别无选择,你只能顺应自然,逆来顺受。

　　不过,你也不能无所作为。能否在现有条件下加以改善?比如,为全楼安上电梯?据说也只要二十来万元。但全楼住户至少会有一半人反对,因为他们都住在三楼以下,况且大多比我年轻,比我健康,谁愿意分摊这笔份外的开支呢!

　　于是,想到火车卧铺车厢过道上可以随意翻动的墙椅。要是每一层楼梯拐弯处都能装上这么一张,那么,我的六层楼岂不就分解成好几个二层楼?可惜我和老伴到福州台江转了好几天,却始终找不到类似的椅子。好在儿子上网淘宝,一下子就从广东某地网购来了。于是,请工人师傅前来安装,每一张墙椅,只用六颗长螺丝钉,就固定住了。由于这种墙椅不占地,全楼男女老少都可免费享受,自然皆大欢喜。更有趣的是,我有时到楼下开信箱取报纸,每上一层楼,就坐下来翻它几个版面,不知不觉间到了六楼,就把当日的几份报纸全浏览完了,于是,一进家门,顺手就把它们全给扔了。这真是:走路、歇息、读报三不误,何乐而不为!

　　当然,高悬在我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宝剑,总有一天要掉下来。对此,我也不能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毕竟,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缘分的,只不过时间有长有短而已。

　　但不管我是健步如飞,还是步履维艰,是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上攀爬,还是将来要请人把我从轮椅上抱下来,背上去,抬上去……今生今世,我都离不开你,都要特别感谢你——我可亲可爱的楼梯!

　　因为,只要你存在,只要你依然矗立在我面前,我就必须勇敢地抬起头来,奋力保持一种向上的姿势。

　　2008年初冬至2009年暮春

　　女儿的第一张相片

　　女儿长大了,16岁了,应该有她自己的一本相集。

　　于是,我和妻子寻找起她的第一张相片。

　　才四个月。她坐在椅轿上,一边甜津津地吮吸着自己的手指,一边睁大明亮的眼睛,惊奇地盯着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

　　并肩站在她背后的,便是我和我的妻子。

　　“咦——”女儿惊叫起来,“你们怎么这样无精打采!”

　　是的,相片上,妻子勉强笑着,笑得有点凄清。我呢?风尘仆仆,一脸疲惫不堪的神色。更可笑的是,我一只眼睛仅微微睁开一条缝,另一只眼居然闭上了,似乎正在打瞌睡。

　　然而,这确确实实是我女儿出生后的第一张相片,一张唯一的,任何摄影大师用任何特技都无法重拍的第一张相片。

　　女儿委屈地翘起了嘴巴。

　　我和妻子默默地对视了一阵子。

　　风声、雨声、山溪流水的潺潺声;木夯落地声、独轮车吱吱嘎嘎的行进声、尖利的高音喇叭声……一声声,从遥远的山、水和森林传了过来。

　　是时候了,必须把16年前的一切,如实地告诉我们的女儿——

　　那年,我和怀孕九个多月的妻子,作为必须“重新学习”对象,下放到闽西北交界处这个白云缭绕的高寒山村,在一座破旧的客家土圆楼里安下了家。全部家当,只不过是两大袋衣被和四个飞马牌香烟纸皮箱所装的,在当年最不值钱的书籍而已。半个多月过后,随着山中的枫叶在秋风中纷纷落地,我的女儿也哇哇坠地了。尽管她“脐带绕颈”,属于难产的一种;尽管负责接生的只是楼下一位在公社保健院培训过两个月的老阿婆,其所拥有的医疗器械,也只有一把剪刀和一盏酒精灯而已,但她——我最可爱最宝贝的女儿,毕竟还是平安地来到了人间。第二天一早,一夜无眠的我,翻山越岭跑到公社邮电所,给远在莆田的家乡亲人发了个四个字的电报:“母女平安。”不料,兵荒马乱的年头,这电报送到家里时,居然被漏译了一个字,变成“母平安”三个字,害得我那老祖母(也就是我女儿的曾祖母),以为刚生下的曾孙子或曾孙女儿已经夭折,足足哭了三天。

　　其时,秋收冬种,正是山里“大批促大干”的大忙季节。作为一名下放“蹲点”干部,我必须每天早出晚归,催收,催种,催征购,还要在“夜校”里没完没了地“突出政治”,对女儿根本无暇顾及。但她,还是安安静静地吮吸着她母亲的乳汁长大,不知不觉间,快四个月了。

　　一天夜里,我正痴痴地望着在竹摇篮里酣睡的女儿。妻子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杨白劳还给女儿买条红头绳呢,我们也该给女儿照张相片了。”

　　是啊,无论如何,应该给她的出生留下一个纪念。同时,也可寄回家去,告慰她从未见过面的曾祖母、祖父母及其他亲人。

　　可是,到哪儿照相呢?这在今天城乡,简直易如反掌的一件区区小事,在当年,在穷乡僻壤,简直成为一种奢望。我们所处的山村,四面环山,山外有山,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到哪里找照相馆呢?

　　幸好,一位邻居来告:隔邻公社的圩场上,常有一个永定人过来照相。山村圩市,按传统惯例,是五天一次,如今“学大寨”,已改为十天一次了。捱到了圩日那天,我和妻子把女儿精心打扮一番,便轮番抱着她走了20多里山路,终于到了隔邻公社那个巴掌大的圩场上。

　　那年头,正搞“以粮为纲”,圩场上只零零散散地摆着一些鸡鸭鹅兔之类的活物、泥鳅田螺之类的野物、锅瓢碗盏之类的杂物。倘若没有那头穿山甲吸引了一大圈围观者,这市场简直没有一丝活力。我们耐着性子在场子里穿了几个来回,却始终不见那位令人望眼欲穿的摄影师。

　　问圩尾一位卖甘蔗的老头。他长叹一声,低声道:

　　“砸了,镜头全砸了!上一圩,他被戴红袖圈的人说是外流人员,赶走了,镜头也砸了!”

　　大概是我们失望的神情感动了他,老人递过来两截甘蔗,安慰道:“要照相,到县城去吧,那里的人民照相馆,是有执照的!”

　　可是,从这里到县城,将近两百里路,九曲十八弯的摩天岭,每天只发一班车,还得在县城住宿,谈何容易!

　　我们只好抱着女儿,怏怏而归。

　　天无绝人之路。不久,县里要开大会,突然想起了我这个藏在山里的秀才,通知我去帮忙整理材料。既然我的旅差费可以报销,那么,何不携妻女同到县城照一张相?

　　主意打定,说走就走。我们提前一天搭上了那一趟唯一的班车,在九曲十八弯颠簸了一个上午,总算安抵县城。

　　急急忙忙赶到县里唯一的那家“人民照相馆”,抬头一看,全傻了!紧闭的大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先引用了一段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接着赫然写道:“因革命需要,本馆暂停营业十天。”

　　我的天!难道这两百里路汽车白坐了!我和妻子抱着女儿挤进县城唯一的一家还在照常营业的饭店,胡乱喝了一碗面汤,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那年,我才27岁,毕竟血气方刚,很快下了决心:

　　“走,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漳州照相去!”

　　从县城到漳州,不足一百里路,抓紧时间,一个下午还可以来回呢!

　　于是,我们又急急忙忙折回汽车站。不巧,一趟车刚发走,下一趟车还得再等两个钟头!

　　“算了,有什么车坐什么车,分段走,走一步算一步!”

　　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带上妻女,不顾一切跳上了一辆刚要开动的客车,坐到了毗邻漳州市郊的一个小镇。但小镇开往漳州的班车又已开出,我便高价雇了一辆脚踏三轮车,让蹬车的师傅紧蹬着往漳州而去……

　　北风卷起九龙江岸因“改天换地”而到处堆积的黄沙黄土,漫漫黄尘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头上、脸上、身上摔打而来。我紧紧抱着因哭累而睡熟的女儿,咬着牙关,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为了让女儿照一张相,全豁出去吧!”

　　好不容易进了漳州,先到汽车站买好返县城的最后一班车票,屈指一算,所剩下的时间一共只有15分钟了。于是,我们又坐三轮车奔向最近的一家照相馆。一进门,我就大喊:

　　“同志,我们赶了三百里路,只为了给孩子照一张相。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请,请赶快!”

　　摄影师见我们风尘仆仆的样子,十分同情,立刻摆开了拍摄的架势。

　　于是,女儿坐在前头的椅轿上,我和妻子并肩站在她的背后……

　　就在摄影师把镜头对准我们的那几秒钟,我像一位在茫茫大沙漠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突然发现绿洲的旅人那样,所有的奔波、辛劳、失望、焦虑和气愤,一下子像大山一样压了下来,一种过度紧张之后的松弛,便我感到一阵眩晕,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皮……

　　“咔嚓”一声,摄影师已按下了快门。

　　半个月之后,这张花费了我们将近半个月工资、长途奔走300多里路的相片,女儿的第一张相片,终于寄到了我们的手中。

　　16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把这张相片连同它的故事,一起交给了女儿。

　　在荒唐的年月,这仅仅只是一件荒唐的小事。面对荒唐的一切,睁一眼,闭一眼,也许,也正是当年的我,一种最真实的写照吧!

　　女儿听完了故事,似乎突然间长大了许多。她神情庄重地把这第一张相片,端端正正地粘在了影集的第一页。

　　但愿从此以后,她影集中的每一页,都不再有风沙、尘土,都将铺满鲜花,布满阳光!

　　(1985年写于福州黄巷,选自《章武散文自选集》)

　　责任编辑 贾秀莉

　　福建文学 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