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仲健

　　谈论自己的“不幸”，多少有些无病呻吟的嫌疑，但还是得说，这几年，我的确经历和见证了诸多的艰辛与不容易。细细想来，这些“不幸”可能一直都在，只不过我之前不曾关注罢了——驰骋中的马儿总是顾及不到路边一株野草的枯荣。

　　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沉迷于玩弄文字和技巧，以“祥林嫂”式的絮絮叨叨去书写生活中的琐碎日常，力求借日常之万象，表达高于日常的主旨，这种做法是否自成一格且不受诟病？这是我至今还在思考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想得越多，越敬而远之。索性不想了，写自己想写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哪怕被指摘作品带有严重情绪、缺乏写作技巧和文学性，哪怕这些文字永远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

　　《少年游》写的是发小尤子鑫向“我”借钱的故事。在借不借这个问题上，“我”理智地选择了后者，并做好与其断绝来往的准备——友情本就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无意间，几张照片，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披挂铠甲的“我”，感受到久违的柔软，最终，“我”选择了帮助他。与其说帮助，不如说是合作，好比少年时的一次出游，我们携手同行。

　　《顺风车》中的“我”是一个小白领，为了完成一次临时受派的出差任务，不得不选择顺风车这种新兴的出行方式。密闭的空间，十余个小时的车程，“我”、车主、同行的乘客，五个不曾谋面的陌路人，各自保持警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互动。“我”是这次行程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说借由“我”的视角，讲述了顺风车在行驶过程中的系列事件，以及“我”在此过程中受到的触动和冲击。若与《少年游》相提并论，这是另一种意义的携手同行。

　　显而易见，两篇作品，我都侧重书写小人物的“不幸”。《少年游》中的“我”，是一个单亲孩子的父亲，每天为生计奔波，夹缝中求生存；发小尤子鑫是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因为生意不景气，资金吃紧，借贷无门，理发店难以维持。《顺风车》中的“我”，遭遇职场霸凌，处处忍气吞声，包括被迫接受这一趟本不该属于“我”的出差任务；顺风车车主，为了享受法定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的福利，使尽浑身解数揽客，多少有些狼狈……

　　负债、离异、勾心斗角……与苦难相比，这些大众化的艰辛和不易，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书写小人物的种种艰辛与不易，让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危机得到有效表达，并非我写这两篇小说的唯一目的。世上没有真正的顺风车，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总有这样那样的艰辛与不易，毋庸置疑的是，大部分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堅韧地活着，有滋有味地活着，如《少年游》中的尤子鑫和《顺风车》中的顺风车车主。

　　生活如此不易，但我们仍需忍辱负重，砥砺前行，扛起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的责任。好吧，我们不必忍辱负重，大可以乐观向上，因为生活并非想象得那么不堪，落日、晨曦、明月、清风、美食、歌声……还有《少年游》中尤子鑫的梦想和《顺风车》中触动“我”的一个个瞬间。窃以为，让小说起到类似心灵鸡汤的作用，并非对小说文本的亵渎，文学作品应该具备治愈的功能，好比废墟上的花，洞穿黑暗的一豆光。

　　当代小说 202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