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枫

　　“你的任务做到哪儿了？”

　　周五下午有个采访，我去楼下办公室喊摄像的同事时正好遇到A。A迎面走过来时，正喃喃自语，不知念叨着什么，看到我，倒是很高兴的样子，脸上瞬间扬起了笑容，轻声询问我。听到他压低的声音，我马上反应过来他指的是最近在网络上很热门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这个游戏以未来世界为背景，虚构了一个时空。在游戏的世界里，人类社会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宛如脱缰的野马一般不可控制，有钱人以往自己的身体里装所谓的机械义体来改造自己为荣。简单地说，就是游戏世界里的人认为把自己打造成半人半机械的“生物”是人类进化的一种方式。

　　公司里的大多数同事都比我们年龄大，对网络可能略有了解，对游戏却是知之甚少。因此，我和A偶然发现我们的爱好相同之后，便经常交流一些与游戏相关的话题。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很相似，因此成了还不错的朋友。

　　A说的游戏我也玩过，但最近采访不少，天气又热，年纪大的同事都不愿意出外景，没什么资历的我自告奋勇地揽下了任务，几乎跑断了腿，下了班回家就恨不得躺在床上一头睡过去。一没时间，二没精力，游戏玩得根本不算深入。

　　我想了想，有点迟疑地回答A：“我好像做到处理赛博精神病人那里吧。”

　　A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显然我的任务进度让他感到很失望。“我本来还想和你聊聊后面的剧情，你竟然才做到这里……算了。”他摇摇头，“不过你的那个任务我印象挺深刻的，你还没做完吧？后面很有意思。”他冲我俏皮地挤了挤眼睛，然后我们各奔东西。

　　喊上了摄像的同事，我们四个人连带着庞大的摄像机器挤在了一辆小破车里——白色的桑塔纳，看起来好像是零几年的款了。一坐进去就闻到了一股复杂难言的味道，屁股底下的坐垫更是烫得惊人。好在空调系统还健在，空调的冷气飘过来的时候，我清晰地听见身旁的摄像大哥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虽然一起出过很多次外景，但说起来大家并不太熟——在报社里，能和我闲聊几句的也就A一人——于是，一路上大家都很沉默，偶尔交流几句有关采访对象的信息，在得到想要得到的信息之后便都收住了话音。

　　好不容易到了采访对象的家附近，车子停了下来。打开车门，过于炙热的太阳让我有些眩晕，就连脚步都有些踉跄。同事们看了我一眼，都没说什么，想必他们的感受和我差不多。这样的天出外景，真是件折磨人的事情。

　　我们扛着“长枪短炮”很勉强地进了采访对象的家里。采访对象的家在待拆迁的老旧小区里，光看设施就能粗略猜出这个小区是上个世纪末的产物，低矮，潮湿，即使在这样的大太阳底下，整个室内依旧昏暗，像是半地下室一般，还有一股难闻的排泄物和汗臭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采访对象是一位看上去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她坐在铺着粉色床单的床上，床单上艳俗的花纹配上她干瘪的胸腔和裤管下细瘦的双腿，让人心生一种诡异的衰败之感。

　　老太太对我们的到来还是挺欢迎的，采访也算得上顺利。我们得知，老太太有两个子女，女儿在国外，儿子在本市。但儿子的家庭条件不算好，工作忙还要拉扯好几个孩子，儿媳又是家庭主妇，他们自己都过得紧紧巴巴的，没空来看老太太，更没有钱给老太太治病。

　　“女儿呢？女儿长期生活在国外应该不算是太穷吧？”我们问。老太太摇摇头，支支吾吾地说：“已经很久联系不上女儿了。”

　　哦，对了，这老太太不仅半身瘫痪，最近还查出来了胃癌。

　　大概是经济不宽裕的缘故，儿子请的护工并不是全天的。护工每天只过来一个小时，帮老太太做一锅粥，清理一下一天的排泄物，打扫一下卫生，一个小时过去，人就走了。大部分时候，老太太自己一个人待在屋子里，靠着一锅粥和一堆成人纸尿布维持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体面。

　　老太太希望我们能把她的遭遇登报，让更多人看到，再想想办法帮她募捐一点钱来治病，哪怕很少的钱，能够给她请一个时间长一点的护工也行。就算治不了癌癥，也可以让她体面踏实地过完余下不多的日子。

　　我们听了很感慨，但这样的新闻能不能登报，在报纸上能占多大的“豆腐块”，会不会有人捐钱帮助老太太，都是我们所不能保证的。

　　带着老太太的希冀与期待，我们走出了那个阴暗的房间。站在太阳底下，我忍不住呼出一口气。

　　在车上，大家随口聊了几句老太太的事情，大多觉得她可怜。在我听来，这会儿，同事们在空调底下吐露出的这几句悲悯之语，完全没有了在拍摄时眼眶泛红的真情实感。离开了那个房间之后，那些让人觉得痛苦和感同身受的故事好像都被阳光晒得无影无踪了。工作之外，我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

　　很显然，这不过是我们报道过的很多新闻事件中的极其普通的一个。

　　果不其然，很快大家话锋一转，说起孩子上学、报社减薪、同事跳槽的事情来了。

　　回报社后，时间已经不早了，偌大的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同事们不是离职了就是已经下班回家了。我也无意多留，拿上自己的东西就走了。

　　很巧，在地铁站，我遇到了A，我们又聊了一会儿那个游戏。在共同的爱好面前，我们简直有说不完的话。A向我透露了接下来的一些游戏剧情，兴奋得手舞足蹈。我虽然说的话不多，却也觉得高兴，忙碌了一整天之后，能有人聊上几句真是再好不过了。

　　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家如出一辙地沉默着，沉默着刷短视频，沉默着发消息，沉默着发呆……

　　时不时有人向我们投来古怪的目光，大概是听到了A说的那些特殊的游戏术语。不难想象在他们的眼里，我和A是多么的奇怪。

　　A的剧透勾起了我对游戏后续剧情的兴趣。回到家里，尽管我已经很累了，但也没像前几日一样直接瘫倒在床上，而是拎着从报社食堂打包回来的饭菜，坐在了电脑桌前，一边吃饭一边打开了游戏。

　　在游戏的世界里，人们为了紧跟科技的发展，为了获得所谓的进化，在身体中植入义体（包括机械元件、电子芯片）。那些在自己的身体里植入了廉价、盗版义体的人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认知，开始远离人类的社交圈，将自己视为机械。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赛博精神病人”。

　　我接到的任务是要“报废”他们。

　　此时是未来城市的夏天，据说酷热难耐。我驱车行驶在远离城市的盘山公路上，却没有热得流汗。四周安静得可怕，没有一丝蝉鸣和人声，就连我的车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我加快了车速，周围依然悄无声息。在这片安静中，我很快追上了那个在公路上肆无忌惮飙车的“赛博精神病人”。我的车横停在她的车前，又根据任务提示在公路上快速地做好了拦截车辆的措施。

　　那辆车被迫停了下来。我很自然地跨出一条被改造过的腿，下车，将芯片连接在对方的车上。权限吻合，我打开了对方的车门。

　　出人意料的是，车里的“赛博精神病人”是个年轻女孩，看上去和我在现实世界中的年龄差不多。她的脸没有经过改造，白皙的面孔上还带着一丝稚嫩感，但除了脸以外，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由粗糙的机械元件构成。

　　过多的改造让她的身体和头看起来撕裂感很强，就像是电脑电视机突然长出了头一样。

　　我很难界定她是人，还是机器。在赛博朋克世界里，大家有一种奇怪的默契：倘若你依旧是肉眼凡胎，那么你会被看不起；倘若你的身上装了太多的义体，那么你将会被从“人类”的行列中驱逐。

　　“你好。”她那宝石蓝色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我，平淡地开口道。

　　……

　　我并不沉迷游戏，只是把玩游戏看作下班后的一种消遣方式。开始，这个游戏的剧情的确令我震撼，但之后，于我而言，游戏里的任务变得无趣了——无非是跑跑腿，向玩家灌输一下支线剧情。支线的剧情实在不如主线精彩，这让我不禁疑惑A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任务推崇备至。

　　只可惜，我一直没能找到机会去问A。倒是，在这几天里，我们采访过的患癌老太太的故事有了不一样的剧情发展。

　　按照领导的指示，我们再一次去了老太太家，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我们吃了闭门羹。一个三十出头的男青年站在老太太家门口，将我们拦在门外。

　　“你们是什么人？”他的目光在我们身上快速地扫了一遍，而后又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我一会儿，目光在我拿着的话筒上停留了好几秒，说，“你们是哪个平台的？记者？”

　　我和摄像的同事对视一眼，又看向面前这位穿着白色背心和看不清颜色短裤的模样邋遢的男青年，说：“我们是本地报社的……”

　　话音未落，男青年板起了脸。

　　里面传来了老太太那熟悉的声音：“军子啊！外面谁来了啊？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音的记者？还是给我们送钱的人来了？”和上次不同，这一次老太太的声音充满了希望、兴奋和隐隐的期待。

　　我提高了声音喊：“奶奶！我们是报社的，上次来采访过你，你还记得吗？”

　　昏暗的屋子里一下子没了声音，好像刚才那个熟悉的声音只是我们的幻觉。

　　男青年很不耐烦地推搡起离门最近的一位同事：“好了好了，我们家现在不需要你们，也不想上什么报纸。都什么年代了啊，现在谁还看报纸？我看你们这些记者也早点转行好了，现在互联网公司这么多，随便去一家，不比你们现在的工资高？”

　　他又嘟囔了几句，转身关门时忽然转过头来，拿一双眼睛意味不明地打量着我们：“你们上次来过是吧？文章发了吗？发在报纸上了吗？这是我们家的私事，我妈就是年纪大了被你们给忽悠了，现在不管是我妈还是我，都不同意你们拿我们家的事当素材。要是发了，就拿钱来；没发，我们家也不同意你们发。”

　　这篇稿子还没发。领导觉得内容不够详实，还有可以挖掘的余地，所以这次才派我们过来做一些深入的了解，争取能够挖掘出更多的故事来。比如，老太太的女儿为什么不肯回来，儿子在做什么工作，老太太之前是做什么的……要求我们把报道写得有意思、真实一点，最好是能有一点社会反响。

　　采访没成，大家都有些怨言。大热天跑那么远去采访，回家又是写稿子又是剪片子的，到头来当事人却变了卦。领导也索性说放弃这个选题了。倒霉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些参与采访的小记者，忙活了半天，既没有绩效，也没有钱。但大家肯定都不能表现出来，这样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新媒体对纸媒的冲击太大，时常有采访对象对我们爱答不理，对新媒体的那些小年轻们却点头哈腰的。

　　互联网时代，可能几十秒的短视频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远超过一整张报纸专版。

　　这件事过去之后，我每天上班“划划水摸摸鱼”，回家就一头栽进游戏的世界里。在游戏里，我又遇见了好几个“赛博精神病人”。我发现这个病是很难界定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因为安装了太多的义体，失去了人的模样和认知；有的人虽然并没有太多地改造自己的身体，却沉迷于科技、网络带来的新技术，逐渐在网络世界中迷失了自己。

　　我有好几次都晃悠到了A的办公室门口，探头张望，看他在不在。我还挺想和他聊聊的，最近没什么工作，也沒什么人同我聊天。我不喜欢网络交友聊天，那总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谁知道屏幕后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奇怪的是，一连几天，我都没看到A。我觉得奇怪，找了A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询问A的情况。那同事四处张望后，压低声音对我说：“哎呀，A的事，你还不知道吧？”

　　我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摇头。她看到我吃惊的模样，瞬间就坐直了身子，神神秘秘地说：“你这几天没看新闻是吧？”

　　“什么新闻，我们报社的吗？”

　　“当然是某音和某博上的啊！”她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你怎么好像原始人一样，这些你都不玩吗？”

　　“不玩。”我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这换来了她又一个难以置信的眼神，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里面还夹杂着一点鄙夷。好吧，她一定更难相信，我这个不玩新媒体的原始人竟然每晚都在赛博朋克的未来世界里遨游。

　　“喏，你看吧。”她拿走我的手机，非常熟练地下载了某个应用，然后在搜索栏里输入了一行关键词，看着跳出来的页面，指着那页面上的照片对我说。

　　照片里的人是A，背景是某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我也去过，是市立的公共图书馆，一到节假日就有很多人，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年轻人老年人，穿着光鲜的人或是满身汗臭味的人，都有。图书馆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我去的次数不多，基本都是为了查资料去的。有些比较早的书在互联网上并不能搜索到，需要去图书馆借。我在图书馆里待的时间不长，基本上都是把书借回家来看。

　　A不像我，他好像有在图书馆里享受阅读时光的爱好。因为这个新闻里写道，他被一个中年女人指控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几次三番地骚扰对方。

　　我满脸狐疑地看完了这条新闻。新闻里的A，简直是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外表人模狗样的，实际上却是个道貌岸然的人渣、禽兽。评论成千上万条，网友们得出了他可能有特殊癖好的结论，所以才会几次三番地对一位中年妇女下手。

　　按理说，以他的条件，找个女朋友也不难，图什么呢？网友们百思不得其解，还顺藤摸瓜扒出了A的工作单位是我们报社，甚至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弄到几张A和他某位前女友的照片，以及我和A下班时一起走出单位的照片。在网友们口中，无论是A的前女友，还是我这个疑似A办公室恋情的对象，都比被A“下手”的那个中年妇女年轻漂亮太多了。

　　“所以你和A谈了？”同事用一种八卦的又带着点幸灾乐祸的眼神盯着我，妄图从我脸上发现什么端倪。

　　“当然没有。”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她。说真的，我完全看不出来，也不认为A是新闻里描述的猥琐男，但我又觉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了解A，平时和他也不过是聊聊游戏、聊聊兴趣爱好，抱怨一下单位罢了。万一是我不了解对方呢？或者我了解的A只是表面上的A，而真实的A，我并不了解呢？

　　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是我后知后觉了，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早就在讨论这件事了。大家对A的看法和我差不多，一方面下意识地觉得是假的，另一方面却又觉得不好确定，毕竟大家和A都算不上很熟悉。

　　随着A在单位里的消失，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逐渐淡去了，但在网络上，这件事的热度却只增不减。A的事件其实没有任何证据，所有的证据就是那位中年女士的口供和周围一些所谓的目击者们的模模糊糊的证词。大多是说可能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自己没有确切地看到，又或者是说看到A好像对那名女士挺关注的，说不定就是在酝酿着下手之类的。阅览室的监控也没有拍到实质性的画面，至多拍到A把那位女士掉在地上的耳机捡起来还给了对方，而在那位女士去厕所后，A也起身离开了。

　　不管此事是否有证据，网友们已经把A钉在了嫌疑人的位置上，讨论的话题从A的事件一直扩展到自己身边的事。女孩子们说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类似的事件；男人们一边对自己见义勇为津津乐道，一边踩着A这个嫌疑人，把自己往更高的地位上送。

　　我說不好这是全民的正义审判还是什么群体的狂欢。在关注A的事件的同时，我还在某狐上看到了那位我们采访过的老太太的新闻。

　　真有意思，原本我们是为了做新闻去采访老太太，最后却在新闻上获知了她的后续故事。

　　看样子，老太太的确通过新媒体的采访和网络众筹获得了一笔巨额的医药费，她和她儿子感激涕零的照片在软件首页飘了很长时间。网友们都在感叹人间有真情，可怜这个一把年纪却遭遇不幸的老人。

　　下班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我拐去了那个熟悉的老旧小区，站在了那个熟悉的地方。左邻右舍似乎对老太太家这段时间的热闹都已经习惯了，把我认成了新媒体的记者，非常自然地对我说：“你找蒋老太是吧？”

　　“她出去玩啦！她儿子把她接出去玩啦！”旁边一个牙齿都掉了的老头表情憧憬地喊道。

　　“我们还以为她那儿子不会管她呢！居然还舍得带她出去玩？！”一个阿姨接过话头。

　　出去玩了？我没好意思问，以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半身瘫痪，再加上癌症）怎么能出去玩？真要好好医治的话，康复训练、用药、化疗、手术都是急需的，老太太的身体状况真的允许她跟着儿子出去玩吗？

　　但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我只是笑了笑没说话。等回到家打开游戏看到那些半肉身半机械的未来人，我才松了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愈发觉得游戏带给我的真实感居然比现实更甚。

　　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未来的城市道路上晃悠了一圈，我的头顶上都是呼啸而过的飞行器，街道上满是改造过后的人类，大家看起来好像与我在现实里遇到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想起了A，忍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A的声音听起来和往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甚至还要更冷静一些。我当然不能上来就问网上热度很高的那件事，装作不经意地问他最近在做什么。A迟疑片刻，告诉我，他正在玩游戏。当听到我也正在玩时，A的语气里多了点兴奋，跟我说：“你打开线上模式，一会儿我来带你。”

　　这个游戏是能线上玩的，但是并不能和太多的玩家一起线上玩，最多允许玩家进行四人联机。我打开了线上模式，不一会儿，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飘浮在空中的飞行器。

　　我还没有飞行器，听说这玩意儿在通关之后可以免费获得一个，所以我猜测A大概是通关了，至于通关几次并不清楚。A娴熟地驾驶着飞行器，载着我在这座未来城市的上空打转，整座由代码建立起来的宏伟的城市尽收眼底。

　　我站在飞行器巨大的透明玻璃窗边，俯瞰着高耸入云的大厦，看着周围来回穿梭的其他飞行器，听见A在语音里说：“其实那天从头到尾，都有人可以证明我没有做过那件事。”

　　他突然提起了在那个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新闻，而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我听得出来，他的语气里有着难以掩饰的颓败和无力，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没有办法说出一句“我相信你”，因为仔细想想我和A也并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了解彼此，我们之间不过是聊一聊兴趣爱好罢了。

　　所以，我有时也能理解那些目击者们的沉默。但这一切都以被大多数人攻击的人并不是我为前提。

　　察觉到我的沉默，A很快换了话题：“那个任务你做完了吗？”

　　“哪个？‘赛博精神病吗？”我很快接上话，假装刚才的沉默不存在，“做完了，感觉挺荒诞的。”

　　“你说，未来真的会有‘赛博精神病吗？人真的会沉浸在科技和网络中，失去作为人的认知，失去人性，远离自己的社交圈，压缩自己作为人的部分吗？”A站在我旁边，向飞行器窗外看去。我突然很好奇他在看什么，是在看这座由代码组成的未来城市，还是别的什么。

　　语音里，我又一次陷入了沉默，尽管A的问题并不难回答。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A说话。这天之后，A依然没有来上班，但不论是领导们还是同事们似乎都对此见怪不怪，没有人问起他为什么没有来，尽管热搜上与A有关的新闻早就不见了，但那个新闻带来的影响力依然存在。除了A一下子成了过街老鼠之外，我们单位因为A的事件的时常被人提起，恐怕领导的压力也很大。

　　这阵子我经常听人说A可能要辞职，甚至还有人说A因为网络暴力得了精神病，恐怕要进精神病院……众说纷纭，单位里的气压也很低。领导专门开了一次会，隐晦地提到了A的事件，并告知大家，要爱惜羽毛，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要让自己、家人和单位都陷入类似的舆论漩涡中。

　　我想起我从上大学填报志愿到进入报社，都是怀着所谓的新闻理想的。从某些角度上来说，A的事件借助新闻实现了民众的正义，实现了我的新闻理想，但作为与新闻主人公相关的人，站在另一个角度，我却感到现实的荒诞和理想的破灭。

　　在离开报社前，我又去了一趟蒋老太居住的小区。这一次，我竟然见到了据说和儿子出去旅游了的老太太。

　　老太太依旧坐在那张破旧潮湿的床板上。她没有认出我来，只是坐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我们第一次来采访时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期盼。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整个房间好像也变得更昏暗破败了。

　　“蒋奶奶，你好。”我试探着小心地发出声音，却还是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她抬头看到我，眼中尽是闪躲和恐惧，上半身勉力地往后靠去，好像我是什么洪水猛獸一般，警惕地对我说：“我不接受采访，快走，快走！”

　　我说：“老太太，我是之前来采访你的报社记者，你不记得了吗？”

　　老太太睁大了浑浊的双眼，明显变得更加恐惧了，两只枯瘦的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喊：“你快走，快走，我不认识你！”

　　我只好从老太太家退了出来，转而询问周围的邻居。这次邻居们的看法和上次截然不同。

　　“也太过分了点，明明有那么多钱，却不肯给老的看病，还好意思去网上让人捐钱。”

　　“真是不要脸，我就不信老的不知道自己家儿子女儿有钱，真是丧良心。”

　　“唉，你们也别说了，人家儿子女儿是有钱，但也确实不给老人用啊！”

　　“那也不能就找人家网友捐钱啊！这不是骗人吗！”

　　听了他们的话，我猜测老太太家的故事又更新了版本，连忙掏出手机打开应用，果然老太太家的事也上了热搜。标题是《大反转！因癌症获百万捐款的蒋老太一家其实比你还有钱！》，文章细写了蒋老太家儿子和女儿的家境，特别提到女儿在国外，儿子家在我们市有房，儿媳家更是在闹市区坐拥两个铺面，生活比大多数给蒋老太捐款的网友都要阔绰。

　　网友们群情激愤，纷纷说自己受到了欺骗，要蒋老太的儿子把钱都吐出来。蒋老太的儿子早就把钱花完了，带着媳妇玩了个“人间蒸发”，把真的患病的亲妈扔在这里。听邻居说，最近还经常有人要强行采访蒋老太，也有人跑到蒋老太家来要钱；蒋老太的护工早就不来了，最近都是社区的爱心公益组织来帮忙照顾一下这位老太太。

　　“真的是……”邻居们感慨着，“老太太其实也没骗人，说起来，有的网友也太过分了。”他们领着我看老太太门前堆起来的垃圾，垃圾在大热天里散发出一股子难闻的味道。老太太家的墙面也被人写了大字，比如，“死”“拆”和“此处可以随地大小便”等。

　　我拿着装着一千块钱的信封重新回到了蒋老太家。老太太显然是听到了屋外大家的议论声，这一次看到我进来，什么也没说，只用她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我，静静地看着我走进来。我将信封交到她的手上，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直到坐进开了冷气的出租车，我才松了一口气，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般。

　　在摇摇晃晃的破出租车上，我想，A在语音里问的那个问题，我已经有答案了。

　　当代小说 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