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羽佳

　　《王能好》是魏思孝继《都是人民群众》《余事勿取》之后“乡村三部曲”的又一力作，作品用冷峻、中性的笔触表现了时代文明与历史逻辑失衡后的虚无感与残缺感。在王能好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命运在时代变幻中的嗟叹，也可以感受到广袤乡村在历史长河中的倔强生命力。这是作者魏思孝的写作风格使然，当然，也不全是。

　　“风格”是一种发生学现象，是作者的私人性产物，也是作者观念与情感的外在延伸，更是作者本体与社会交壤时的“亚语言”。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认为，“风格永远只是隐喻，即作者的文学意向和躯体性结构之间的一种等价关系”，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作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时的契约自主与自由，便是艺术风格独立性的基础。

　　《王能好》是一场自由“零度”的写作，纵然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魏思孝日常交往和生活记忆中的表哥，但“王能好”却是作者几十年乡村生活经验中那个冷眼旁观的“他者”。作为挣扎于城市和乡村传统之外的异类，王能好是典型的“零度”式人物存在。在作者独特的“零度”式虚构写作中，王能好活成了一种意象和符号。

　　如果说文学中的形象、词汇与叙述方式都是在作者的身体与经历中产生的，那么，“王能好”的意象和符號无疑是分裂的。它的一部分是作者内心深处连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本能意图的意义显现——这部分的能指物因为不具备语言的迁延功能，便被看护在作家的意义场和写作痕迹中，同时它也是作者内心中对“表哥”的历史与亲缘性认识。但是，这一意象和符号有一大部分仍然属于“王能好”的言语显现，这部分的所指物拥有延续性，经过不断地流动与混合，成为读者心中许许多多个时代性、地域性的“王能好”，成为今天乡村文学记录中的一个独特的隐喻。

　　在这个隐喻体系中，我们读到了喑哑、沉默、隐匿、撕裂与抛弃的情感痕迹与叙事氛围，以及道德观的无介入与零暗示，叙事技巧的纯粹与理性等。作者用一种反思考的书写姿态，通过山东普通小镇农村乡民的所看所思所想，引导我们“旁观式”地感知当下社会人情冷暖，感受真实的乡村现场，并借此极力还原了今天多样乡村文明语境下的复杂事实与人物原型。

　　一、被遮蔽的“单向度人”

　　城市生活中的事物似乎都会在同一个层面被量化，人们总是以“值多少”来判断和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王能好作为传统生活意义上的被遮蔽者，一名被孤立的乡村劳工，正不断地沦为工业文明中“单向度的人”。坍塌的土地自信、小农性的知识局限、婚姻市场的失意，压制了王能好内心中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让他即便再勤劳也无法改良内心虚妄的存在感。在他的内心世界中，自己正不断与土地分离，与自然撕裂，由自负走向贫瘠，由立体走向单面。他也曾妄想在城市那些陋巷中找到通往传统乡村秩序的可能，但每每都徒劳无功。王能好好似漂泊无依的鬼魂，游荡在现代化城市的上空，只有城市中横流的物欲才能带给他真实生活在城市中的感觉。“尽管城市生活显得简单多了，似乎只剩下了钱”，“钱”是生活最终的目标，城市中的那些高品质生活，对王能好来说，都不过是触手即破的泡沫，他最终追求的仅仅是得以糊口的报酬，而低水平的报酬恰与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他痛苦的根源之一。

　　王能好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然而内心充斥着的孤傲却令其难以接受自己正在“游离”这一事实：“言语中对上海的轻蔑，是王能好为回乡找的借口，并不是自己没混好才回来的，而是不值得。”王能好试图借助贬低城市抬高乡村这样的方式令自己重归乡村，却忘记了自己早已被排斥在宗法血缘秩序之外，亲人们期盼的是光宗耀祖的王能好，对他的失败而归只会表示失望：“短暂的问候后，失落的情绪写满了亲人的脸，只落下一句，人回来就行。”王能好游走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是庞大民工基数中一粒不起眼的石子，当他离开城市后，他曾身在其中的所有痕迹顷刻间便被抹去，而当他回归乡村，又被乡村秩序所排挤。他在轻蔑城市、遮蔽乡村的同时，又何尝不在被城市轻蔑，被乡村遮蔽？

　　王能好就像是在城市的机器轰鸣与传统乡村文明对峙中那个始终缺席的“戈多”，他的荒诞存在与虚无浪游真实地映衬出当下乡村的某些困境。王能好夹身于两种秩序的缝隙中，换句话说，他不仅是城市生活的“局外人”，同时也是被排斥在传统乡村秩序之外的“游离者”。在乡村生活中，不管是家庭成员还是知心好友，于王能好而言，似乎都只是虚幻的泡影：“掏心掏肺的话，放在别人的身上，只能在两种情况下说：一是和交心的朋友，二是喝多酒。王能好只有后者，他认识的人多，没有可以交心的，或者说，他的性格决定了对谁都一视同仁，看不出远近，只要酒喝到位，和谁都能交心，可并没有人把他当回事，也不把他放在眼里。”王能好并非不愿与他人交流，他可以不计较血缘的亲疏与初相识的周光权结为兄弟，也试图在酒后状态下与人交心，然而，前者只是两个同样困于生活的灵魂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后者却是脱离了乡村秩序的“游离者”尝试重新融回乡村的妄想。

　　在乡村里其他“归属者”的眼里，王能好是他们向下对比的标尺，是末位的兜底，是人们不如意时寻找存在感的某种工具。无论是父母兄弟，还是亲戚朋友，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平等的，彼此平等的对话只有在牵扯到一样事物时才会存在，那就是“钱”。魏思孝用一个“钱”字极尽讽刺了乡村里的人民，在钱的映照下，所有的宗法、血缘、秩序似乎都成了笑话，王能好手中有钱，人们便会忽略宗法和血缘对他产生敬意，而他们尊重的也只是钱，王能好在他们眼中仍旧是那个给他们带来存在感和“兜底”的人。

　　如同堂吉诃德的“骑士梦”，王能好妄图去城市中闯荡一番的雄心也不过是邻里乡亲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人们都相信，以王能好的本事，能在城里混出个名堂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因此，当王能好第一次外出打工归来，尽管其自认为城市的烟尘已经给他镀了一层金，但人们在言谈之中依旧对他充满了鄙夷与轻蔑。然而，或许是长期生活的不如意，让这些农村人的内心深处都朴素地怀揣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能有一个“救世主”来解决他们当前生活的困境，而王能好或许就在此时担当了这个“救世主”的角色，即便是出自他口中的空话或谎言，也有可能会充满蛊惑性的力量。因此，当王能好第二次外出务工后，长久的失联让留守在家里的父母幻想着他或许当真是发了财，不过这种幻想很快便在自我审视与自我怀疑中破灭，比如，当卫华邦一想到自己将个人境遇的改变寄托在表哥这种不靠谱的人身上时，就会感到羞愧。人们一方面讥笑、质疑着王能好的“雄心”，一方面又异想天开地期望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因他而获得改变。

　　二、充满矛盾的“异乡人”

　　生存的稳定感来自知识和行动的协调，即静观的生命与活动的生命彼此关照。我知为我行提供信息，我行来验证知识的真伪。智力的等价物是行为的最终报酬，这种有效的合作可以保证人们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使主体确认自身与他者共处时的位置。王能好是矛盾的，“在场”的欲望找不到适合的喘息空间，因此王能好在面对现代文明时常常无所适从、自欺欺人，表现出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与精神存在的异乡性。无论是逃离乡村去往城市，还是放弃反抗安身乡村，他始终都处于混乱、怀疑和恐惧的不确定性状态。

　　显然，面对当下“现代性”乡村婚姻伦理，王能好一直在拒绝“合群”，他在思想上固守传统婚育旧习，却又趋利性地向往城市低经济成本的“自由情感”，成为背离当下乡村婚俗观念的“异乡人”。王能好试图与新型伦理观念保持距离，因而对为自己张罗婚事的村里的妇女抱着若即若离的疏远态度，以至于人们再也不愿意为他的婚事奔走，转而对其展开诸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之类的挖苦和讥讽。在看到自己看不上的同龄妇女们纷纷嫁人时，王能好内心的悔意又开始滋生，每当此时，他便将对自己婚姻不顺的失意转化为对“自由情感”的渴望，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做着企图“冒犯”的美梦：他想象着那些年轻姑娘走进高档公寓后的情形，“但想象总是在她们行将褪去衣服时停滞”；他也一度盼望着曾经来厂里巡视的厂长女助理再次到来，回想着她黑色的长裙以及浅浅上扬的嘴角，对方的“眼神像是一床当季棉花做成的被子，让人躺進去就不想再起来”。王能好始终站在传统的婚俗规则里，用小农的思维和眼光审视着城市女性的婚嫁秩序，恰恰是这种不切实际、泥古不化、扭曲守旧的反常识性认知，促成了他的在场与他者的在场两者之间的互不相容性。

　　现代工业文明经历了断裂式发展之后，人类的理性也被逐渐标榜到了新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秩序，是以知识理性、认识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体系。然而，王能好虽身处城乡融合后的社会空间，其个人的生产能力却仍处于传统小农经济的结构水平上，成为与现代化乡村工业文明格格不入的“异乡人”。乡村生活的失意，没有让王能好正视自身，他甚至对学习现代工业技能十分排斥。传统小农生产者出身的王能好不曾在文化知识的海洋中浸染过，无力触碰到现代文明用知识和理性孵化出来的光辉，却偏偏幻想着能够在城市生活中施展自己的拳脚。王能好无视自己在现代城市文明体系中的“未成年”定位，无视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恰恰是这种无视，令他不得不在现代化社会分工中去承担潦草、无奈、重复、枯燥的机械性劳作，成为工业文明“建设机床”上一颗廉价的“螺丝钉”，在自己的临时“螺丝盒”里艰难求生：“六张上下铺的床，屋里杂乱，随处堆放的衣物和脸盆，漫出一股沤粪的味道。”王能好及其代表的这类人仿佛是城市生活中无法被捕捉的暗影，有时候甚至连法律也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他们混迹于现代化社会体系的阴影中，混迹于无力的、低级的生存形态里，被定义为（同时也自认为是）轻而易举便可被操纵和欺骗的傀儡，是城市权力运行体系中最软弱的一环，是无人在意的流浪人。

　　“王能好们”无法理解何为现代化社会，亦无法寻求现代性生活，他们只能在名为现代化社会的“囚笼”中苦苦挣扎、居无定所、无人可依，甚至被人拐卖，成为非法劳工，直至丢失性命。二次外出务工后，王能好以其最朴素的话语道出了自己在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艰难困境：“人心坏透了，还是家里好。”发达的现代技术、不断更新的乡村社会行为准则、其个人落后的思维认知以及不思进取的无知愚昧，这一切，让王能好成为一个失语者，他作为人的诉求在现实中不断遭遇胁迫和压抑，而一味地逃避与抱怨，又让他失去了融入现代社会的能力，只能在“苦海”中垂死沉浮。

　　在城市生活的层面上，尽管王能好的身体主体处在城市圈层中，而他的精神主体却是与现代文明精神格格不入的。王能好时常将老家生活与城市生活作对比，并将在对比中获得的“自我良好”的感觉一厢情愿地用来遮掩自己无力面对城市生活的事实。尤其是当他下工后坐在马路边观赏着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听保安描述高档公寓的高房价时，这份“自我良好”便被他拿出来抚慰自己。另外，他还试图通过某种“对调”来缩短自己与城市人之间的差距：“心想，还是在老家好，地方宽敞，就这些装修和家具，花钱也能弄成这样。”在王能好及其同一类人的观念中，城市生活只是他们心中的幻影，他们靠自身的廉价劳动获取低微的报酬之后，也只剩下了对城市生活、城市人民和城市“自由情感”的无尽幻想与痴望，而并不试图去触及城市文明的内核以及通过知识、技术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高品质的生活对“王能好们”而言，只是一座座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在他们的思维模式里，自己只是在为生存而奋斗。换句话说，知识水平与思维层次的低端将王能好局限在了“过去”，令他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以至于面对昔日老同学的发迹，只能以一种阿Q式的自我嘲解来缓释内心的苦闷：一方面他向往着同学殷实的生活并幻想着两人再见面时的场景；另一方面他又自欺欺人地揭同学的老底，认为对方发迹靠的不是像自己一样下苦功的真本事。

　　王能好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结合体，他渴望城市又排斥城市，他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中。同时，也恰恰是这种“游离”状态，加深了他在情感关系和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异乡性和矛盾性。“王能好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处，却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都市欲望中迷失了自我，他们的悲剧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因而故事结局中王能好的突然死亡就不显得多么离奇与突兀，这是一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结果。

　　王能好的人生始终处于一种“醉”与“梦”的迷幻中：他生活在由自己编织的伟大的“白日梦”里，然而，行动的生命与静观的生命在他的知行实践中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和谐感，他所建构的自我话语体系时刻存在着坍塌的风险。因此，他只能不断地用“醉”的方式进行自我麻痹。对王能好而言，“醉”的状态并非是酗酒后的癫狂，而更多的是一个囿于传统乡村落后秩序又困在现代社会体系“牢笼”中的普通乡民内心的错乱与无奈。他不愿意借助现代城市的知识与科技去提高自己，这令他的困境始终处于一种无解的境地，所以，“醉”恰恰是能够让王能好自我矛盾感得以消解的一种理想状态。

　　“王能好撞向汽车的瞬间，醉醺醺的脸上，表情放松，没看到红灯，也没看到汽车，更没看到任何人。目空一切，什么也不在乎”。作者以客观、轻松的笔调写出了监控画面上他最后的死亡过程，没有过多的渲染，也没有刻意营造某种氛围，这是对死亡的嘲讽，也是对苦难的超越。

　　结? 语

　　王能好离去了，他是广大农民中的一分子，却又不只是农民中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从王能好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区别于王能好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小说中还刻画了有着完全不同人生轨迹的吕长义这个人物。这名出色的企业家从小就被培植在中产阶级家庭的优渥土壤中，沐浴着知识理性的光辉。外出留学、合资被骗的经历让这个王能好的同龄人积累了比王能好多出数倍的人生经验。然而，相隔遥远的两人却在某些时刻有了人生经历的交叉，这些就发生在那张吕长义期待已久的与白宫幕僚的合照中，“基思·席勒双手交叉捂住裆部，眼神下看，一副不情愿的姿态，衬托得吕长义红润欣喜的表情太过殷勤，这种糟糕且无奈的情绪，和王能好当初去找刘忠，想在盈科环保当个保安的心态，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面对白宫幕僚，一向受人尊敬的吕长义此时就像被王能好突然附体了一般，过去所有的荣耀仿佛都在这一刻消失殆尽了。

　　这似曾相识的场景似乎在我们身上也发生过，尽管我们不是王能好，但却可能有一天会在某个瞬间也变成“王能好”。

　　当我们翻阅《王能好》这本小说，感受着农村文明在面对城市文明的全面溃败时，或许会发出某些感慨，然而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却并不仅仅是一种由工业文明和知识理性所带来的压迫感，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优绩主义”陷阱。我们不需要向王能好对标生活的不如意，因为人生本不应有既定的成功者，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步调，只有充分了解自己，才是对自己和生活的超越。

　　当代小说 202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