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善明

　　整个冬季，没有飘下一片雪。麦地里裂开一道道口子，像一张张冒烟的大嘴；绿油油的麦苗成了枯黄的干草，村民们跺着脚冲老天爷直骂娘！一直出了正月，他老人家才缓过神来，知道了该尽的责任还没有尽，便着急忙慌地下了一场雪。就是这场雪，竟然让奶奶稀里糊涂地撒手归天了。

　　雪，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是夜里悄悄地下的。因了天气逐渐转暖的缘故，雪随下随化。早晨，人们打开房门，睡眼蒙眬中突然看到院子里一片泥泞。举头望，零星的雪花还在天空中悠闲地起舞，房上、树杈上顶着厚厚的积雪。人们像见了救星似的，兴高采烈地招呼家人：起床，快起床！下雪了，下雪了！

　　奶奶照例早早地生火做饭。当她发现下雪了的时候，那颗像干涸了一个冬季的庄稼地似的心，犹如注入了涓涓细流，立刻活泛了起来。她想到的并不是看雪，而是看看這场雪能否挽回那些已经枯萎的麦苗的命。

　　奶奶的心比脚急。毕竟快七十岁的人了，毕竟路上全是泥巴，奶奶一溜歪斜地往地里奔，刚刚赶到自己家的地头，脚下突然一滑，一个跟头栽在地上。等其他人赶来的时候，奶奶已经不行了。

　　村里的人都说，奶奶的命就像庄稼地里的小径，疙疙瘩瘩，曲曲折折。

　　奶奶究竟叫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都知道爷爷外号叫徐大牙，在家里排行老三，人们都随着爷爷称呼奶奶。有叫三嫂的，有叫三婶的，有叫三奶奶的，当然，也有叫老三家的。上了些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年奶奶是带着大伯嫁给爷爷的。那时大伯五岁，长得白白净净，一双韭菜叶那么宽的双眼皮，一对黑黑的大眼睛，见到谁都“嘿嘿嘿”地笑，很少说话，即使说话，语速也很慢：吃、饭、了、吗？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脑袋像调皮似的老是向右边偏歪。奶奶说，大伯两岁的时候，发高烧烧成了脑膜炎。当时正值麦收，大家都忙着抢收庄稼，那时奶奶还年轻，不知道轻重，想熬过那两天，再给大伯看，没想到会烧成脑膜炎。奶奶年轻的时候，绝对称得上村花，就是嫁给爷爷的时候，腰还是腰，臀还是臀，像个大姑娘。村里的女人们都为奶奶这朵鲜花插到爷爷这摊牛粪上鸣不平。经常有人问奶奶的过往，开始，奶奶总是笑而不答，但是，架不住大家的热情和好奇，在大家不厌其烦地关心下，便一遍又一遍恨恨地说，她原先那个死鬼，长得五大三粗的，整天长在庄稼地里。大伯三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死鬼从地里回来，满头满脸的汗。他从井里提上水，趴在桶上就喝，像牛一样，一桶水喝下去了半截，不一会儿，捂着肚子“哎哟哎哟”满地打滚，人还没送到卫生院，就断了气。

　　奶奶每次说，眼里都盈满了泪。

　　奶奶嫁给爷爷的时候，爷爷一个人守着两间破草房过日子。爷爷矮小、猥琐，嘴唇好像永远也管不住那两排黄黄的板牙，一不小心，牙就龇出唇外。爷爷对大伯却视如己出，经常带着大伯去田里逮蚂蚱，到水沟里摸鱼，或者，蹲在自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下看蚂蚁上树。爷爷指着自己的鼻子让他叫爸爸，大伯歪着头，高高兴兴地叫“爸”。“叫爸爸！”“爸！”爷爷兴奋得手舞足蹈，冲着天，大声地叫喊：“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原来一直低着头、沿着墙根走的爷爷，不再低头，也不再躲人。每当他把大伯架在肩膀上走在村街上的时候，都会昂首挺胸地主动和路人打招呼，幸福和自豪写满了脸。

　　人，往哪儿抬，丧，在哪里发？人们都犯了难。

　　人群里有个奶奶的堂兄弟，也就是爷爷的堂兄弟，算是我们徐家这一支中辈分最高的了，人们把目光都投向他：“六爷，人，往哪儿抬呢？”

　　六爷用手挠着头，嗯嗯了半天，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最后说：“还是叫村主任和二顺来吧。”

　　二顺就是我父亲，是奶奶和徐大牙生的儿子。父亲出生后，大伯的名字就由小顺改成了大顺。

　　村主任和父亲是前后脚赶来的。

　　村主任叫徐永发，三十多岁，之前拉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专门在四邻八庄盖民房，去年春天，村里换届时当选为村主任。他与我家是同族，按辈分，父亲管他叫叔。徐永发两手掐着腰，冲父亲劈头便问：“把你娘往哪儿抬？”

　　事情来得突然，父亲好像还没有想好：“往——往——”父亲涨红了脸，吭哧了半天，到底也没有说出往哪里抬。

　　“从哪里算也得往你家抬呀！这个也要请示你老婆吗？”

　　村里人都知道，父亲老实，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母亲说了算。父亲一边挠头，一边拿眼角瞟瞟这个，又瞅瞅那个。

　　父亲的眼角扫到了徐永发，见徐永发一直逼视着自己，一脸毋庸置疑的样子，于是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又迅疾地吐出来，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抬我——我——我家去吧。”

　　这时，又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些人。他们中有人抬了张门板，有人抱着被子和褥子，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奶奶抬到了门板上。直到这个时候，父亲才突然像意识到什么，跟在人群后边，咧开嘴，边走边“妈呀——亲妈呀——”地哭了起来。

　　当奶奶快被抬到我家门口时，只见哑巴（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披头散发地从东侧的胡同里跑了过来。

　　她“啊啊啊”地直往奶奶身上扑。徐永发训斥着哑巴，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拖了出来。她跟疯了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冲进人群。哑巴直勾勾地盯着奶奶，泪水噼里啪啦砸在地上，“啊啊啊”的叫喊声，震着人们的耳膜，令在场的人心里都酸溜溜的。

　　哑巴死劲地抓着门板，一边用手指着自己的家，一边“啊啊啊”地叫喊。人们都看懂了，哑巴想叫人把奶奶抬到她家去。

　　徐永发扭头看父亲，父亲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嘴巴张了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徐永发大声地训斥哑巴：“胡闹！死者为大，按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办！”他挥挥手，对抬奶奶的人大喊，“去二顺家！”

　　哑巴还是死死地抓住门板不放，她乞求徐永发，乞求抬奶奶的人。但是，徐永发主意已定，他黑着脸斥责抬奶奶的人：“耳朵里都塞驴毛了吗？！去二顺家！”

　　哑巴是被硬生生地拖进我家的，哑巴的脚在泥水地里拖出了两道深深的沟。

　　哑巴是奶奶捡回来的。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上也飘着雪花，东北风吹得干枯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声响。奶奶背着柳条筐去场院弄柴火，远远地看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嗷嗷”地喊，大伯也混在人群中胳膊一上一下地舞动着。奶奶紧走几步，站在人群外往里瞅。她听到有人议论：“是个傻子。”

　　“不光傻，还是个哑巴呢。”

　　“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昨天就有人看见她在村子里转悠。”

　　奶奶通过人墙的缝隙，看见麦秸垛旁蹲着一个女人，朝围观的人不停地傻笑。她身后的麦秸垛上有个掏出来的洞。女人三十岁左右，头发披散着，上面粘着许多麦草；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地涂满了污垢，像彩蛋似的；身上穿着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小棉袄，袄上有好几处露着白色的棉花。女人上牙叩击着下牙，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几个流着清鼻涕的孩子远远地往女人身上掷石子，还有的拿木棍试探性地往她身上乱捅。女人双手抱在胸前，胆怯地向后缩着身子。在围观的人嘻嘻哈哈的起哄声中，孩子们胆子似乎也大了起来，石子、土块雨点般地落在女人身上，拿棍子捅的，也加大了力道。女人可能是被弄疼了，兩只眼睛几乎鼓出了眼眶，头发也倒立了起来。只见她忽地从地上站起来，“啊啊啊”地追逐着孩子们。孩子们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四处逃窜。这时人们才发现，女人原来只穿了一条单裤，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屁股处撕开了一块巴掌大的口子，雪白的皮肉露了出来。围观的人看见了，瞬间又来了情绪，起哄声又一次高涨起来。起哄声像进攻的号角，许多孩子又跑回来朝女人投掷起了石子和土块。

　　“欺负个傻子不丧良心吗？”奶奶气愤地大声喊道，她朝正在起哄的大伯踢了一脚，毫无防备的大伯“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奶奶将背着的柳条筐扔在大伯身上，迅速地挤进人群……

　　还没有到家，母亲就远远地听见哑巴“啊啊啊”的哭声，心里窝着的那团火倏地顶上了脑门。

　　给奶奶穿好衣服后，徐永发留下父亲支应家里的事，派本家的七叔带着哑巴的儿子希望，给老亲少友磕头报丧。那时，姥姥生病了，母亲回娘家照顾了几天，在娘家，她急火火地把七叔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了一些情况，虽然没有直接问把奶奶安置在哪里了，但是，从她涨红的脸上，从她焦急的神态上，七叔明白她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从七叔闪烁其词的回答中，母亲知道，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奶奶早就把自己的寿衣做好了，那还是希望过完周岁生日以后。九年来，每到夏天，奶奶都把自己的寿衣拿出来晒晒，再兴致勃勃地在身上比量比量。每次，她都会满意地闭上眼，将寿衣贴在脸上，拿手轻轻地抚摸着。每次，奶奶都会流露出幸福和欣慰的微笑。奶奶好像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进家门，母亲就看到灵棚已经搭好了，人们咋咋呼呼地往泥泞的院子里铺着麦草。奶奶人缘好，谁家有红白喜事，谁家修房子盖屋，不用招呼，知道了，准去帮忙。忙完了，也从来不在主家吃饭。但是，母亲知道，这些人，有不少是怀着其他的目的。

　　也许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搞得手足无措，也许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父亲低着头，绞着手，呆呆地站在角落里有些魂不守舍。母亲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扯住他的胳膊，拽着他进了厨房。

　　那天，奶奶把哑巴领回了家。哑巴“啊啊啊”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吓得我直往母亲的背后躲。母亲当时就急了，冲奶奶嚷：“人家都不管，你装什么亲生的！”

　　“眼看着一个大活人被活活饿死、活活冻死？”奶奶抢白母亲。

　　奶奶烧了一大锅开水。灯光下，她看到哑巴的头发里爬满了虱子，虱子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一会儿撅着屁股钻进去，一会儿又伸着脖子爬出来。“哎哟妈呀，”奶奶惊讶地咧着嘴，“这点小人儿，两天还不让虱子啃成骨头架子了！”她一边哄着哑巴，一边拿剪子把她的头发剪光了。奶奶从头到脚给哑巴洗了个遍，足足洗黑了两大盆水。洗完，她又翻箱倒柜找出自己的衣服给哑巴换上，然后把哑巴的衣服统统扔进了热水盆。

　　一家人像避瘟神似的躲着哑巴，可是，大伯却像得到了稀罕物一样逗着哑巴玩。他一边指指吊在梁上的电灯，一边又指着哑巴的头，咧开大嘴“嘿嘿”乐：“电、灯、泡，电、灯、泡。”

　　谁能想到，大伯和哑巴竟然成了好朋友。

　　大伯经常拉着哑巴的手在村子大街上招摇过市，场院、沉沙池成了他们的乐园，饲养处则是他们的栖息地。

　　大伯当饲养员已经十二年了。大家都知道，当初，如果没有爷爷的那一“壮举”，这个差事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大伯头上。

　　十二年之前的那个秋天，黄河滩里的庄稼成熟了，社员们起早贪黑地忙着掰玉米，忙着往场院里运玉米秸。河滩里，一捆一捆的玉米秸像孩子似的四仰八叉地躺在地里。那个时候，玉米秸可是好东西，一来可以做牲畜过冬的饲料，二来也是村民们主要的生活燃料。蒸窝窝、贴饼子、熬地瓜汤，主要都是用玉米秸做燃料。玉米秸是硬柴火，耐烧，火力足，能在很短的时间把饭做好，蒸出来的窝窝、贴出来的饼子、熬出来的地瓜汤，香，酥，甜！

　　从河滩里把玉米秸运回来，需要越过大坝。别小看一捆一捆的玉米秸，一个棒小伙子背一捆上大坝还行，如果背两捆，一趟上去，就得累趴下。所以，条件好的生产队，一般都用马车、牛车往外运。赶牛车的外号叫徐大马棒，那天下午，他已经运了五六趟了，每运一趟，小公牛身上就湿一大片，还没等干，再运一趟，又被汗水浸湿了。可能是累了或者饿了，也可能是真的闹肚子，徐大马棒嘴里嚷嚷着肚子难受，捂着肚子一趟趟地往已经干涸了的小水沟里跑。刚去了一趟，还没有回到车前，又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向水沟那边跑。这时，一捆捆的玉米秸已经装上了车，眼看着天也慢慢地暗了下来，女人们嚷嚷着回家做饭，男人们则一边骂徐大马棒懒驴拉磨屎尿多，一边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他。大家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徐大马棒回来。这时，一向胆小怕事的爷爷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把手里的镰刀朝脚下的玉米秸上一扔，冷不丁地站出来：“我来！”

　　之前，爷爷赶过牛车。那是工休的间隙，趁徐大马棒和其他人在大柳树下下五子棋的时候，他过过瘾。当然，那是在平整的道路上。

　　“行吗？”人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行，”爷爷自信地说，“别把人看扁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爷爷牵着缰绳，扬起鞭子，对着那头棕色的小公牛连喊带抽。急于想收工回家的人们聚集在坡道两侧，又伸胳膊又撸拳地给小公牛助威加油。小公牛也没有负众人所望，使出了吃奶的劲，左摇右晃地将一大车玉米秸拉上了大坝。在赞扬牛的同时，人们也给爷爷伸出了大拇指。爷爷从来没有被人表扬过，在他的记忆里，人们从没有正眼看过他，当众被这么多人表扬，在爷爷的人生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他像个得胜的将军，一边挥舞着鞭子朝众人“嘿嘿”地笑，一边拿手揩着脸上的汗。

　　如果爷爷在大坝上休息一会儿，此次壮举就堪称完美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也许就能真正地挺直腰板生活在徐家庄了。可是，也许爷爷被压抑的时间太久，他太想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了，人们的赞许激励了他，他决定乘胜前进。

　　在人们赞许的目光中，爷爷又牵着牛沿着坡道向大坝下面走。

　　那时的黄河大坝虽然没有现在高，但是坡比较陡。爷爷还是像上坡的时候那样，跟在牛的一侧，一边扬着鞭子，一边“驾驾驾”地给牛使劲。可能玉米秸装得太多，向下的冲击力太大，也可能是小牛实在太累了，坡道还没有下到一半，小牛的两条前腿突然跪在了地上。紧接着，牛车的冲击力推着跪在地上的牛、拖着牵着缰绳的爷爷，排山倒海般向下冲——车翻了，爷爷被活生生砸在了车下……

　　院子里，只听见哑巴一个人在昏天黑地“啊啊啊”地哭。帮忙的人趁着还没有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徐永发当上村主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殡葬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原来的吃丧、路祭、陪葬等。以前的时候，一家发丧，全村人来吃，你家吃得好，我家比你家吃得还好。为了面子，丧主苦不堪言，但又无可奈何。孝子们从给逝去的人扎纸马、纸牛、纸羊到扎纸电视、纸席梦思、纸大楼，后来又发展到了扎“丫鬟”“三妻四妾”“国王”。最重要的改革是把三天葬期改為两天，徐大发说，厚养薄葬，厚养薄葬，扎上一群娘们儿，不折腾死你爹吗？给你娘配上个“国王”，你爹往哪里搁？徐永发还说，死了死了，死了就了了，年轻人都忙着出去打工了，谁有这么多工夫跟你瞎折腾？

　　在推动殡葬改革上，徐永发下了大力气。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他亲自担任红白理事会的主任。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吃什么、喝什么、何种仪式、什么程序，都由红白理事会说了算，主家不再有发言权，只要配合就行了。

　　当时，有上了年纪的人转不过弯来，背后骂徐永发：小兔崽子，憋憋屈屈地活了一辈子，临了也不能风光一回？

　　意见归意见，规定还得执行。

　　徐永发背着手将院子里的人扫视了一圈，然后拿手指划着：你，去派出所销户口；你，去砍哀杖；你俩去镇上买祭品、孝章，还有老盆。

　　领到任务的人正准备起身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从厨房里出来了。眼尖的一眼就发现，父亲的脸上有一块红红的巴掌印；母亲呢，愁苦的脸上，一片乌云。

　　按照新规定，下午是乡里乡亲的吊唁时间。每家每户都派出代表来吊唁亡人。平时那些与亡人有矛盾有隔阂的，来了，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就掀过去了；即便是由于吊唁人或吊唁人家人的原因造成的矛盾和隔阂，人家来吊唁了，来帮忙了，此后，亡人的家属也不会再追究了。

　　来吊唁的，大多是上了些年纪的女人，她们三三两两地结着伴，拿上两刀火纸，有的还拿上祭品——几个水果、几块桃酥或者两个馒头。一进门，就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手绢，罩着嘴，按照各自的辈分，嫂子、婶子、大娘地哭上两声。这个时候，徐永发就充当了执事的角色。

　　父亲和他的几个堂兄弟跪拜在灵棚前的左手边，希望和他的几个堂兄弟跪拜在灵堂前的右手边。女的都在屋里。

　　女人们就像演戏一样，来了吊唁的，就哭一阵，男人们还要行跪拜礼。我发现，父亲的哀杖比别人的短一大截，头几乎碰到地上。母亲的哭声倒挺大，眼窝里却是干的，没有一滴泪。

　　吊唁的，一拨接着一拨，祭奠完了，并没有接着走，而是三个一伙五个一帮地围在一起交头接耳。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像背历史一样，追忆着奶奶嫁到徐家庄以来的历史，感慨着她的种种不易，怀念着她对自己曾经的帮助，称赞着她的要强。最后，却不由得摇头感叹：老三家的这是什么命呀，如果大顺还活着——唉！

　　爷爷去世前，大伯和其他男人一样下地干活。大伯说话慢，性子慢，干活也慢，和其他男人一起翻地，别人都翻到地头了，他才翻了一半。男人们每天记十分工，他和妇女一样每天记八分工。

　　爷爷去世后，老村长（那个时候叫大队长）安排他在生产队饲养处喂头牯，每天记十分工，算是对爷爷“因公死亡”的补偿。

　　那一年开春的时候，和大伯一起喂头牯的徐永银找到奶奶，神秘地对奶奶说，大顺和哑巴分不开了，让他们结婚吧。

　　徐永银是老光棍，年轻的时候在县城的铺子里给人当伙计，听说那时候他跟一个女人好上了，可不知为什么，那个女人却嫁给了别人。徐永银回到村里很长一段时间都疯疯癫癫的，一辈子未娶。

　　“分不开了？”奶奶疑惑地望着徐永银。

　　徐永银脸上乐开了花，他伸出手，得意地将两个大拇指碰在了一起。

　　饲养处只有徐永银和大伯两个人。徐永银年龄太大了，近两年，他只是每天上午帮大伯铡铡草，其他时间，只有大伯一个人在那里。一天下午，徐永银回到饲养处想借把锨用，结果，正好碰见大伯和哑巴在炕上欢愉。

　　徐永银的话戳到了奶奶的痛处。大伯的婚事，一直是奶奶的心病，这些年来，她求这个央那个，给大伯介绍了多少，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连带孩子的寡妇，都不知见了多少了。“我死了以后，大顺怎么办呢？”媒人们都知道，这是奶奶每次乞求她们都要说的话。

　　以往，无论谁给大伯介绍对象，她都千恩万谢地忙不迭答应，然后紧接着追问什么时候见面，仿佛不立刻见面，就被别人抢了去似的。可后来不知为什么，奶奶像变了个人，不再像原来那样急三火四。这次，她对徐永银笑了笑，既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

　　时间不长，村里就传遍了大伯和哑巴的事。这一天，奶奶却像等待了一个世纪，那天，她兴致勃勃地跟我父母商量：“已经到这一步了，给他俩把事办了吧。”

　　母亲首先站出来表示反对：“家里已经有个半残废了，再找个残废，不让村里人笑掉大牙？”奶奶低声下气地乞求母亲：“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难的，残废也得往下活呀。”母亲把桌子拍得啪啪响，质问奶奶：“两个残废以后谁来管？”奶奶被噎得像掐住脖子的鸡，脸憋得通红，脖子一伸一伸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她知道母亲所说的“以后”指的是什么。

　　几天后，我们家分家了。奶奶把舅姥爷请了来，除了每个人穿的衣服、睡的床以外，四间屋，家里所有的粮食、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柴火、农具等等分别搭配成两份。从我的方格本上撕下张纸分别做了两个阄，由母亲和大伯抓，最终，四间屋，母亲抓着西边两间，大伯和奶奶住东边两间。

　　奶奶满心欢喜地给大伯筹办婚礼时，出事了。

　　那是麦子正在灌浆的时候，沉沙池里蓄满了从黄河引来的水，那天，大伯带着哑巴在堤岸上玩，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只红色的气球在水面上随风浮动。当时，大伯已经爬上了堤岸上的一棵大柳树，准备折柳条给哑巴编顶帽子。猛然间，他发现哑巴已经下到了水里，“啊啊啊”惊恐地喊着，两条手臂在水里胡乱地扑腾。本来不会水的大伯，一时慌了神，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一头扎进了水里。

　　哑巴后来被人救了，大伯的命却留在了水里。

　　丧礼进行到第二天，徐永发没来，他爹老村长却来了。老村长退下来以后，不再抛头露面，村里的大事小情都由徐永发处理，用老村长自己的话说：给年轻人让路了。

　　人们见了老村长都觉得有些别扭，有些不对头，但一时又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见了面，打了招呼，转过身去了，才想起，老村长原来天天绷着脸，像谁都欠了他什么似的；今天呢，见了谁都笑嘻嘻的，还没等对方开口，他抢先说道：“我也来送送老三家的。”随后，又加一句，“永發到镇里开会去了。”六爷爷皱了皱眉，很是疑惑，昨天晚上，六爷爷老伴去村卫生室给小孙子买药，听到大夫说徐永发不小心撞门框上了，可是呢，伤口分明在头顶上，而且，还是圆的。“怎么会这样呢？”大夫不解地摇着头。

　　站在旁边的一个嫂子说，昨天晚上她听到西院里的老村长和徐永发吵了很长时间，而且吵得很凶，还听到西院里有摔东西的声音。这位嫂子和老村长东西邻住着，两家仅一墙之隔。

　　亲戚们陆陆续续地来了，老村长竟然接替了徐永发，当了执事。

　　我们家的亲戚少，一个上午，院子里冷冷清清，冷清得令人心慌。哑巴也不再像昨天那样，“啊啊啊”地大声哭喊，只见她干张着大嘴，喉咙处一鼓一鼓的，丝丝缕缕的热气从嘴里飘出来，一双无助的眼睛望着奶奶。母亲显得很焦虑，像有什么心事，眼睛不住地向院子里张望，见吊唁的亲戚来了，便像应付官差似的有一声没一声地哭着。

　　上厕所的时候，我听到厕所围墙外有人在议论老村长：这下彻底完了，老村长比他那熊儿还邪性！

　　老村长在村里干了近三十年，有的人怕他，有的人恨他。老村长的粗暴是出了名的，比如，谁家的儿女不孝顺，他不教育、不调解，而是朝男人的屁股上踹，并且，越是人多的时候越踹；不但踹，还骂，骂起人来劈头盖脸、狂风暴雨，被骂的男人羞得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男人觉得受了屈辱、丢了面子，回到家打老婆。他不管，说他打男人，是为了工作，男人打老婆，那是家务事。也有人说，老村长是个“稀泥匠”，办事不讲原则。村里有个光棍，四十出头了才讨了个老婆。光棍家里穷，结婚时，从这家搬张桌子，从那家凑个橱子，结婚三天后新娘子回门，从娘家回来一看，傻了眼，家里空空荡荡，结婚时的一应家具都没了，一气之下又回了娘家。男人一趟一趟地去接，新娘子就是不回来。几天后，新娘子找村里出介绍信离婚，老村长根本不正眼看她，一边跟妇女主任打闹着，一边说：“大队改成村了，老公章交上去了，新公章还没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新娘子又找，老村长说：“乡里老领导走了，新领导还没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再找，老村长指指天说：“麦收了，等收完麦帮着到乡里问问。”

　　一个声音尖尖的男人说：“这回，三婶子在地下也睡不安生了。”

　　我知道他们在说希望的事。这件事就像美味佳肴，每当人们袖着手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在大树下光着膀子乘凉，在村街上抱着孩子扯闲篇儿，都会把它拿出来咀嚼咀嚼。十年来，从没间断。

　　大伯去世后，奶奶拿出我的小演草本，让哑巴写出自己家的住址，哑巴不接本子，不接笔，只是哭，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奶奶几次三番地撵哑巴走，撵出去，再回来，撵出去，再回来。有一次，奶奶把她在门外关了三天三夜，三天后，哑巴依旧可怜巴巴地蹲在门外。

　　奶奶拍着大腿说：“把我难死了，我死了以后，你怎么活呀！”说完，两个人抱头痛哭。

　　到了八九月份，哑巴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大家都为奶奶高兴，不管怎么说，大顺总算留下了个种。后来，无论怎么算，哑巴都该生了，可是，哑巴却仍旧腆着个大肚子，不见动静。奶奶倒是挺沉得住气，笑着对人说：“俺孙子啊，随他爹，性子慢。”

　　希望出生后，哑巴竟然不再疯疯癫癫，像正常人一样了。但是，各种传言却像风一样灌满了村里的角角落落，而且从没有停止过——谁生孩子不是十月怀胎，大顺死了都十一个月了！

　　希望过满月的时候，奶奶请老村长喝喜酒。老村长瞪着眼睛对奶奶吼：“如果我有枪，就毙了你！”

　　哪里人多，奶奶就抱着希望到哪里去。每到一处，原本正在叽叽喳喳的，见奶奶抱着孙子来了，都停下了，开始喜笑颜开地夸希望长得虎头虎脑，目光却在希望的脸上四处游走。

　　人们终于发现了端倪：这孩子怎么长得和二顺这么像呢？

　　“自古以来谁家侄子不随叔？”每次，奶奶回答得都很从容。

　　母亲不淡定了，她不止一次地问我：“麦收后我去你姥姥家那几天，晚上你跟谁睡的？”我也不止一次地回答她：“奶奶搂着我睡的。”

　　“你爹呢？”

　　“奶奶说，他到舅姥爷家帮着盖屋去了。”

　　不知道母亲去了舅姥爷家多少趟，我知道，她和父亲的战争从没有停止过。从那以后，院子里，我们家和奶奶家中间添了一堵墙。

　　后来，希望经常被小朋友打得哭着跑回家，他们问他：“你爹是谁？”希望生气地回答：“你爹是我！”每次，奶奶都跳着脚骂：“谁再胡说，看我不撕烂他那张臭嘴！”

　　我知道，奶奶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没见她撕过谁的嘴。

　　希望像一只孤独的小狗，他不再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还三天两头地逃学。我经常发现他一个人蜷曲在某个角落里望着天空发呆。

　　开始出殡了。全村的人像得到了命令一样，一下子涌进了院子，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一家出殡时有这么多的人。

　　老村长面带笑容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招呼着，让站在大街上的人都进到院子里来。那架势，我感觉仿佛不像是送葬，倒像是开演唱会。

　　院子里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

　　老村长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他对着院子慢慢地扫视了一周，抓起放在供案下面的老盆，像展示珍贵的物件一样，向人们挥舞着。有的人相视一笑，有的人交头接耳。一直坐立不安的母亲再也坐不住了，她竟然擅自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跑到跪着的父亲那里去了。她将抖动的手伸向父亲，不知道是想将他推出去，还是想将他拽回来。哑巴呢，像被抽掉了筋骨似的，瘫软在墙根，一双无助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屋顶。

　　老村长抓着老盆的手高高地举起。父亲的头已经碰着了地，还在不停地使劲，要将头一直往地里钻，希望则像木雕似的，跪在那里一动不动。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屏住了呼吸，直愣愣地望着老村长手里的老盆。只见老村长俯身一把抓住希望的肩膀，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老村长将老盆一把塞给希望。希望瞪大了眼睛，将老盆举过头顶，用尽全身的力气似的，唰地摔向事先放在地下的砖上。盆碴四处飞溅。

　　飞溅的盆碴，像一张张封条，把人们大张着的嘴巴都封上了。院子里寂静无声。有的人脸上绽放出了笑容，有的显得极为沮丧和失望，不住地摇头叹气。

　　母亲的哭声首先打破了寂静，她哭得泪水滂沱，她哭得撕心裂肺。

　　哑巴虽然依旧发不出声，但是，我惊诧地发现，她精神明显地好多了——张着大嘴，仰望着天空，脸上竟然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哑巴正在麦子地里施肥，她明显地见老了，头发白了，脸上也爬满了皱纹。她的宝贝孙子小宝，在太奶奶坟茔周边绿油油的麦地里顽皮地滚着、爬着。哑巴每天都在地里忙碌，奶奶去世后，她将奶奶坟茔周边的那块荒地开垦了出来，夏天种玉米，秋天种麦子。她将奶奶的坟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时还坐在坟前“啊啊啊”地给奶奶说说话。

　　奶奶坟头的脚下，是一块用水泥板盖着的四四方方的穴，村里人都知道，那是啞巴为自己准备的。

　　哑巴，哦——不，在心里，我已经称她为大娘了，从奶奶去世后就开始这么叫了。

　　当代小说 202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