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然

　　作家出版第一部小说是在他去世半年后。他儿子遵照他的遗愿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出版社，将那部叫做《第一枪》的小说付梓发行，所支出的費用是作家一辈子积攒下来的所有财产——三万五千元。

　　作家在十六岁时写下小说的开头后因为某些原因搁置下来，二十年后，他清理旧物时从老课本里找到了这篇小说，便停下手头的工作，席地而坐，翻开磨损严重的笔记本，津津有味地读起来。《第一枪》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他万万没想到这也将成为他最后一篇小说），笔法还有些稚嫩，能够看出模仿的是当时很火的一位奇幻小说作家的写法，还好这之后他很快摒弃了这种风格，转投到王小波的门下。小说突然中断令他怅然若失，他想他应该继续下去，至少要给它加一个结尾，做到有始有终。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六岁，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家四口蜗居在六十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里，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房子的空间越来越小。他上过几年班，后来受不了公司那些条条框框，毅然辞职开了一家网店。网店赚不了多少钱，常常因为额外的花销（比如宴请一位突然到访的老同学）而入不敷出。他还记得正是因为这篇被同学们争相传阅的小说激发了他的文学梦想，为什么当时没有写下去呢？他想起来了，笔记本在同学们的传阅过程中不慎落入老师之手，老师把它和一堆没收来的漫画、黄色小说、录音机等一起锁进了文件柜里。毕业时他主动找到老师，老师对他说，你的小说我看过了，写得很好，但我还是要劝你断了当作家的念想，只有两种人能当作家，一种是沉浸在白日梦里的人，一种是穷人。当时他不以为然，即使在三十六岁再次回忆起老师的话时，依然认为是无稽之谈。

　　生活实在太无趣了，他想，唯有文学能够让他找回遗失已久的激情。他打开电脑，把二十年前的文字全部誊在文档里，点击保存之后开始掩面构思。脑子里的文字纷纷扬扬、毫无秩序，始终凑不成完整的句子，他有些伤感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学才华搁置太久，已经锈迹斑斑了。不过这没有让他气馁，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天赋很快就可以找回当初的感觉。

　　作家通过网络购买了大量书籍，大部分是小说，还有一小部分是关于写作的工具书。他完全搁置了网店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在续写《第一枪》之前，他先尝试写了两个万字左右的短篇，用来练手。第一篇叫做《致命之爱》，讲述一个男子因为强烈的占有欲把妻子药成植物人的故事;第二篇叫做《来自火星的你》，是一个科幻故事，限于他狭窄的知识面，幻想的成分居多。前者投了一家杂志，后者投了另一家杂志。在他写作过程中两个孩子和妻子数次打断他，妻子甚至质问他究竟坐在电脑前鬼鬼祟祟干什么，他谎称在回复客户留言。等待杂志社回复是个煎熬的过程，他每天查阅邮件，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三个月后，他终于放弃了等待，开始着手自己的第三篇小说。

　　这次他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不再字斟句酌，而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也许那根本算不上小说，但他还是保持了最基本的自信，觉得只要稍微懂点文学的人都能看出他的天赋。他把这篇涂鸦稿贴到一家文学网站上，如他所料，小说得到了很多人的点赞。他被拉进一个文学群，群主是一名二十多岁的“诗人”，而且是“继李杜之后中国最牛的诗人”（起码诗人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作家读过他的诗后，认定这个年轻人的思想有点危险。群里一共三十几个人，大部分是写小说的，他们在一起讨论当下流行的作品，探讨小说的真谛。谈论通常很激烈，对小说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语言最重要，有人认为故事最重要，有人认为思想最重要。后来，有人在群里发布了一条某创意写作班招生的消息，群里才安静下来。

　　他退了群，没打一声招呼，随后报名参加了这家创意写作培训班。培训班在距离居住地一千五百公里的海边，为期三十五天。在那里他认识了W，一个留着栗色波浪短发的女人。W很瘦，身材却很好，尽管她故意穿着肥大的外套掩饰自己的胸部，但还是被他一眼看穿。大概男人都有这方面的天赋和毒辣眼光。

　　老师是省级作家，五十岁，二十年的时间发表了很多短篇小说，也有散文。他听了一天课，开始心疼学费，晚上独自步出宾馆，想找个地方喝点酒。在一家叫做“慢时光”的酒吧里，他又见到了W，W还是穿着白天的衣服，坐在角落里喝酒。很自然地，他坐到她的旁边，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讨论文学。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写了十几年，直到成为母亲。她说，现在女儿十岁了，我终于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喝完一杯酒，W提议去海边，听说这里的海是全中国最蓝的，她想亲自验证一下，她为此换上了运动鞋。说着，她抬起右脚给他看。他注意到那是一双米色的运动鞋（也许是白色混合了夜色所致），鞋帮上镶着一对荧光蓝色闪电，在她走动时划出一串荧光。这是小孩子喜欢的款式，他想。

　　他们一起走上街，她的头只到他的肩膀，如果他伸直胳膊，手正好可以搭在她的肩头，显然他不会这么做，但可以幻想一下。在此之前，他居然忽略了这是一座海滨城市，是旅游度假的好去处。他不爱旅游，也很少出门，这点和妻子正相反，妻子热衷于周游世界，他从未陪过她，没孩子的时候她常邀闺密同行，有了孩子则是和孩子同行。其实他有很多时间写作，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想起这回事，闲时他上网、刷剧、看篮球赛。他很喜欢一个叫勒布朗·詹姆斯的篮球明星，喜欢了很多年，他了解所有篮球规则和技术动作，但他不会打篮球，从来没打过。

　　他们迎着海风慢慢往前走，彼此都不再说话。很快他们走到这座城市的边缘，风更猛烈了，舔着他的头发，他看到一片幽暗的空白，就像他的这些年，没有内容。W说，好美啊。他没有说话。W看着他，说，你不觉得吗？他说，是，美。W说，你觉得小说必须要有故事吗？这个问题很突然，他有点不知所措，他如实回答，我还没有想过。很多年以后，他想到了完美的答案，小说表面上可以没有故事，就像这片海，但是海的下面，是一条鱼在追杀另一条鱼，是一株珊瑚在等待另一株珊瑚的求爱。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和W分别日久，他偶尔还能在一些杂志上看到她的名字和照片，却再没联系过。当时，面对着这片静默的海，W说，我要写一篇完全没有故事的小说，没有主角，没有情节，只是宣泄一种情绪，我觉得这才是小说的未来。他隐隐觉得如果这样其实算不上小说，但他没有说出来。

　　那天晚上他们回到宾馆，进入同一个房间，她的，或者他的，他想不起来了，他们畅谈了很久，内容只和文学有关。三十五天后，他们分手。

　　他有些不安地回到家中，還好，妻子没有对他进行盘问。晚上，妻子脱去衣服走进浴室时，他看到她两个肩膀上黑黝黝的，有一些翘着白边的死皮即将脱落，他走到阳台，衣架上果然晾着三件泳衣，一大两小。妻子把两个孩子哄睡后回到房间，穿着睡衣躺到床上，他试探着靠近她，一如既往。她说，累，不了。他翻了个身，回到原来的位置。生活从来不会给他惊喜，也许文学会。

　　他投出第四篇小说一个半月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杂志社的编辑，当时他正在午睡，听到电话后纠缠他的困意一扫而空。他一下子从床上鱼跃而起，磕磕巴巴地回答着编辑的问题，关于小说的意旨和细节，他坦言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这么多，文字都是从脑海中自然流淌出来的。编辑说，等我消息吧，然后挂了电话。之后的等待可以用煎熬来形容，他每天把手机捧在手里，音量调到最大，生怕错过一个电话或者一条信息。他从夏天等到冬天，其间写了几篇悬疑小说，发表在了某家杂志旗下的公众号上，稿费微薄，不够抽烟（妻子不允许他抽烟，他只有去楼下倒垃圾时借机抽一根）。春节之前他忐忑地拨通了那个每天都要看上几遍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女人，他说找娄老师，女人说我们这没有姓刘的。他深吸一口气，调整了自己的发音，说，娄老师，不是刘老师。很快电话被另一个人接过去，是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虽然这个声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还是通过微微上扬的尾音判断出跟上次的声音同属于一人。他说，娄老师好，我是× × ×，《× × ×》的作者。娄老师沉默了片刻，如大梦初醒一般，哦哦，你好，你的小说需要修改。随后给他指出了几个问题。他频频点着头，仿佛图像能够通过声波传递，娄老师正在电话另一端审视他态度是否虔诚。他开始动手修改，一边改一边赞叹，编辑果然是编辑，眼光真是毒辣。三天后，他把修改稿交给娄老师，像第一次一样，娄老师说，等我消息吧。

　　这期间，他开始写《第一枪》。大部分人的一天都是从早晨开始，作家也不例外，甚至比别人更早一点。天还没亮，作家做好早饭，先等着儿子起床，吃过早饭，送儿子上学，返回，再等着妻子和女儿起床。母女俩吃过早饭，一起外出，妻子去上班，顺道送女儿去幼儿园。他洗好碗筷，通常会擦一遍地板，如果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满了，那就把衣服也洗了。然后，他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了，他倒上一杯水，打开电脑，开始码字。如果思路中断，他会夹上一支烟来到楼道里，打开楼梯一侧的窗户，一边构思一边抽烟。抽完烟，返回房间，把烟蒂扔进马桶，冲走，继续写作。有时候思路会断很久，他找呀找，怎么也找不到断开的那个线头，他急躁地薅头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但这样做只会让灵感躲得更远。后来他安静下来，把《第一枪》扔在一边，写另一篇，那是个短篇。这个方法行之有效，通常在他写短篇的过程中，《第一枪》的后续情节会应运而生。

　　杂志社还是没消息。有一天，妻子突然告诉他，她所在的公司面临倒闭，而之前拖欠的三个月工资大概也要打水漂了。他表面上倾听着妻子的倾诉，脑子还沉浸在《第一枪》里，妻子掰着手指头数算接下来需要应对的生活开支，儿子的材料费、校服费、补习班费用，女儿的学费、兴趣班费用，车也该加油了，电费也所剩不多了，而她自己也需要置办两件夏装。他点着头，然后妻子报出了一个数字，他醒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力承担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他如实告诉妻子，妻子显然不信，你赚的钱呢？开网店赚的钱呢？他支支吾吾，我在做别的。做什么？我在写作。他艰难地答道。如他料想，妻子果然冷下脸来，我不管你干什么，只要能挣钱，没钱一切都是白扯！妻子就在他的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形只影单。他想起了W，那天在宾馆里，他和她彻夜长谈。他们才认识了一天，却像相识多年的老友，遗憾的是，在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想起留给对方一个联系方式。

　　他抽出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网店，却发现自己竟然连进货的本钱都筹不出了。妻子的公司正式倒闭了，她窝在家里，天天浏览招聘网站，对着他抱怨，不如去送外卖算了，只要肯干，月薪过万不成问题。他躲出去，抽了根烟，回来对妻子说，好，我去送外卖。

　　杂志社还是没有消息。他送外卖一个月了。他常常骑着电动车构思小说，因此闯过几次红灯，被急刹在他面前的出租车咒骂;撞倒过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孩子，幸好小孩子没有受伤，家长也好说话;还在一个雨天摔倒在马路牙子上，膝盖磕青了，腿打不了弯，只好请假歇几天。还有一次，他敲开顾客的门，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他认出了她，她胖了，五官像搬了新家，上学时她读过他的小说，视他为偶像。她没认出他，他戴着口罩。她说谢谢，他没说话，逃了。

　　杂志社还是没有消息。他忍不住再次拨通杂志社的电话，娄老师不无遗憾地告诉他，他的小说在终审时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只好撤稿。挂了电话，他呆坐在床头，房子里的景象像剪纸一样在他眼前飘浮，妻子在洗澡，儿子在写作业，女儿在码积木。他的意识有些模糊，也许是妻子在码积木，儿子在洗澡，女儿在写作业。每天都是他他她她、这这那那，一成不变的主语和千篇一律的宾语随意组合，不久后打乱，再重新组合。每天如此，看不到尽头。他想起那片海，海和天，海和鱼，鱼和鱼，鱼和海鸥，海鸥和天，天和海，海和礁石，礁石和船，船和水手，水手和海……简直有无穷种排列方式和可能。积木在一声巨响中倒塌，儿子在指责女儿，女儿还击，儿子动了手，女儿哭，妻子湿漉漉地跑出来，将两人拉开，她的脸对着他，大声说着什么，嗡嗡嗡嗡的，像苍蝇。

　　就在那一刻，他做出了决定。妻子答应得异常爽快，这让作家有些意外。妻子说，你去吧，听说水手一年能赚几十万，你干两年，我们就能把房子换了。

　　作家暂停了小说创作，经人介绍，找到一家中介公司，通过短暂培训，被推荐到一艘远洋散货船上工作。临走的前一天，他收拾好行李，一个瘪瘪的旅行背包。妻子多年以来第一次露出关心的表情，问他，就带这么点东西吗？他假装轻描淡写地回答，这些就够了，船上什么都有。妻子打开他的背包查看，好像自责似的说，我应该提前给你买几条内裤的。他竟然有些感动，揉了揉鼻子，说，不用，勤洗着点，够用。那天晚上，关了灯，他们在床上，妻子主动贴近他，他迎合着，努力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紧紧盯着悬浮于头顶的黑暗，叹了口气。

　　第二天，作家起了个大早，妻子随后也爬起来，声称要送他。他本想看看两个孩子的，上了厕所后却忘了;妻子送他去车站，他下了车，本想回身招招手的，在洪水般涌来的摩的司机“去哪里”的询问声中，也忘了。他搭乘县城的大巴到达省城，坐省城的高铁前往千里之外的一座港口，船在等他，海也在等他，大概只在等他。他们有五个人上船，替换掉另外下船的五名水手，他发现同行的五个人中竟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船上的第一个星期，他没跨出起居室一步，他被晕船缠住难以脱身，头晕、呕吐、四肢无力，呕吐，呕吐，呕吐，直到呕吐只剩下一个动作。他只能喝一点水维持身体机能。这些天里一直是白发老人在照顾他，像一个父亲。后来，他的症状逐渐减轻，能勉强下床行走，他萎着身子走出起居室，甲板上海风清冷，轻揉着他单薄的身躯，海睡着了，微微起伏地打着鼾。他再往远处看，顿时觉得自己渺小得如同一粒微尘。此刻他坚信“地平说”起源于海上的渔民，海水流到世界的边缘，无处可去，于是向上涌去，倒灌成天空，上面的蓝色沉淀下来，把更深的蓝留在了海上，形成一条深蓝和浅蓝的界限。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换个角度又拍了一张，他想发给妻子看，却发现手机的信号格上早就打了一个红叉。他无奈地收回手机，心想，怪不得一個星期都没接到一个电话。白发老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老人说，爷们儿行啊，才吐了一个星期就好了？他从老人口中得知三分之二的人第一次出海会晕船，有的人晕船症状持续半年都得不到缓解，只好在靠岸的第一时间逃下船，即使在异国他乡流浪也不愿再回到船上。这些人跟海没有缘分，强求不来的，老人感叹。

　　船上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辛苦，除了例行值班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由自己支配。船员们喝酒、打牌、侃大山，还有人扎堆看提前拷在硬盘里的色情视频，毕竟大半年的航期里都见不到一个女人。他则躲进宿舍里写作，船员宿舍都是单人间，类似快捷酒店。他坐在写字台前，一边抽烟一边写《第一枪》。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抽烟了。

　　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会想起妻子和一对儿女，想起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想念的时间在缩短，而浓度在提高，一些记忆里的糟粕（比如谎言和争吵）逐渐挥发，剩下的都是美好，连妻子的模样也端庄起来。老人常常找作家聊天，可能作家看起来更擅长倾听。老人喋喋不休，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跟作家一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年纪大了后，反而越来越爱说话，说自己的往事，说一辈子的所见所闻。他说他开始是个劁猪匠，被他阉割过的公猪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可能罪孽太重，三十岁了还没娶上老婆，于是跟着同村的人出了海，想着攒几年钱，结婚生子。谁知道四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孤身一人。他想得开，虽然船上寂寞，可是靠了港后可以好好潇洒几天，这几天的潇洒抵得上家里的几年。说罢，老人咧开豁牙的嘴嘿嘿笑起来，并铺张出一脸憧憬。

　　作家看着老人，他瘪皱的皮肤随意搭在骨架上，好像一阵风就能将它们分离，这样一个人，本应该在敬老院安享晚年，可他还是投身到了大海。老人又说，上船的多数人都是在陆地上混不下去的，娶不上媳妇的、离婚的、欠债的、有过案底的，你是为什么？作家想了想，答不上来。老人说，现在不想说也没事儿，你早晚会憋不住的，会把心里所有的苦水倒进海里。他不置可否。他认为如果他有苦水的话也应该写进小说，而不是倒进海里。

　　四个月后，船在一个欧洲国家靠港，工人卸着货，船员们已经纷纷下了船，那样子好像刚刚刑满释放的犯人，急于奔赴自由。作家站在甲板上，看着同事一个个离开，海上的风吹到陆地，赶着水手们的步伐。老人走到作家面前，说，走吧，去潇洒潇洒，在这里是合法的。作家摇了摇头，三个月前失败的体验还盘桓在他心底。老人说，我告诉你，大洋马的服务好得很。作家笑了，他没想到老人这个年纪了还热衷此道。那天晚上，他坐在电脑前，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海浪拍打在船舷上，发出一声声黏稠的哀叹，拨乱他的心弦。他再次来到甲板上，天空低垂，碎星星落了一海，在水面摇曳。

　　他一个人下了船，捋着大大小小的脚印一直往前走，走进万家灯火，走进一片霓虹里。他看到一家酒吧，便信步走进去，里面很安静，客人不太多，一个黄头发的外国小伙子在舞台上弹着吉他唱歌，是一首乡村民谣。他用蹩脚的英文点了一杯酒，慢慢喝着，随着歌曲曲调逐渐上扬，他的孤独感在体内膨胀，并从五脏六腑溢出来。他掏出手机，信号格高低起伏地逗引他，算了算时间，没错的话，六十平房子里的电子钟刚好显示23：30，不出意外的话，一团梦正在房子里孕育成型。他不该打碎它。

　　货卸完，船空了，又被别的货填满，船启航往回走。返程的时间变得漫长，他也跟同事们喝酒侃大山，不过从来没有打过牌。上班时的工作千篇一律，擦甲板，敲锈，船是新船，基本没锈，但还是天天擦。船长说，总得给你们找点事儿干，不然把你们闲出毛病了。

　　他的小说进度缓慢，每天只能写一两百字，有时候几个字，有时候一个字也写不出。不过他不再急迫，他知道自己有的是时间，海上的人生比陆地少了些烟火绚烂，多了些孤独，孤独会把时间拉长，海上的一天可以当陆地的两天，所有的事情都像这艘船一样踽踽前行。

　　航行到地中海，老人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卧床不起，作家喊了他几遍，他像没听见，只是嘴巴里念念有词，可是没人听懂他在说什么。船长忧心忡忡地表示，老人恐怕不行了，然后抱怨船东为了节约开支特许老人上船。二十四小时后，老人闭上了嘴，他的身体失去血色，逐渐僵硬。船长启动卫星电话，试图联系他的家人，可经过一番努力后发现他的所有资料都是假的。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在陆地被遗忘的人。那就把他扔进海里吧。他的尸体放置了两天，正发出腐烂的臭味，船长捂着鼻子说，总不能让他烂在船上。他被裹在床单里滚下船舷，船继续航行。作家站在船尾，看着尸体像一个坐标静置于海上，有两只海鸥飞过来，落在尸体上，又有两只海鸥飞过来，一群海鸥飞过来。作家知道，不久之后，老人会只剩一副骸骨。他转过了头。

　　船再次靠岸是在六月下旬，南方正进入梅雨季节。他一下船就开始下雨，直到他回到北方的家乡，走出高铁出站口，太阳才拖泥带水地露面。他事先没有给家里打电话，要给他们一个惊喜，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纸离婚协议。妻子平静如水地告诉他，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让她坚定了离婚的想法。去年寒假，她带孩子们去爬山，儿子从一百二十级台阶上滚落，摔断了腿，在医院里，她试着联系他，可是手机一直提示无法接通。她说，当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她生活里唯一的功绩是协助她生育了两个孩子。他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自己正在像死去的老人一样，慢慢变成一个不存在的人。大概只有文学能够证明他的价值。

　　他们离了婚，比想象中顺利，除了房子和车子，没有别的财产需要分割，作家慷慨地把它们留给了前妻。在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上，作家纠结过，也很快想通了，他还要回到海上（如果以前是为了收入和写作，那么他这次选择回到海上更多的是为了避开那些熟悉的目光）。一年或者两年后，反正用不了多久，人们会忘了他这个人，直到他成为真正的作家。

　　办完手续，前妻提议一起吃顿饭。他们征询了孩子的意见，儿子说吃火锅，女儿说吃肯德基，相持不下，只好猜拳决定，儿子毫无悬念地赢了女儿，作家看到女儿的小脸儿瞬間阴沉下来。几个人走进火锅店，作家说出去一趟，他在路边打了辆车，不久后提了汉堡和薯条返回。羊肉片在汤里翻滚，热气拢成一朵云，罩在前妻头顶。前妻说，点外卖就好了，何必自己跑一趟？作家把汉堡推到女儿面前，没说话。女儿看着他，说，谢谢爸爸。

　　饭后，作家恳请前妻让他和孩子们单独待一会儿，前妻同意了。他一手牵着儿子一手领着女儿走出饭店，天不算晚，路灯、车灯、霓虹灯，各种各样的灯光将夜切割得七零八落。儿子的个头快超过他了，脸上也开始冒出青春痘;女儿呢，也长高不少，模样越来越像妈妈。儿子说，爸，我们去哪里？他说，随便走走。儿子说，我累了，想回家。他问女儿，你呢？女儿打了个哈欠，说，我困了。于是，三个人打车回家，一路无言。

　　第二天，作家在报刊亭买了能买到的所有当期文学杂志，装进行李，再次出了海。他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了W，在一篇小说上方备注着作者简介，她还是那么瘦，图片画质不太好，显得她皮肤有些粗糙。他读了那篇小说一遍，觉得并没有自己写得好，但还是在心里为她送上祝福。很快他就看完了所有杂志，他把它们扔进海里，看着它们变成一条条镂刻着故事的鱼，漂浮一阵后向海底游去。他继续写小说，小说完成了将近十万字，他写得越来越得心应手，甚至有时候不像是自己在写小说，而是小说里面的人物拖着他的手，命令他在键盘上敲击。

　　每次返回陆地，作家都会前往报刊亭购买文学杂志，带到海上阅读，读完无一例外扔到海里，然后继续写小说。偶尔，小说里的人物会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和他对话，哀求作家不要把他写得过于落魄。随着剧情的深入，人物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当小说进入高潮时，人物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作家喝醉的次数越来越多，喝多了他会拉住一名同事，嘴里颠三倒四，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没人知道那是小说主人公的台词。在此期间，他的前妻再婚，嫁给了一名医生。后来，儿子结婚，女儿出嫁，他都是在上岸后才得知消息的。

　　这样过了很多年，大概在作家六十岁的时候，他在船上失踪了，船员们找遍了甲板、机舱，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又派遣救生艇在海上打捞，还是一无所获。经过两天的努力，大家在船长的默许下放弃了寻找，一致认定作家已经葬身海底。在整理作家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一台电脑（电脑桌面上唯一的图标是标注为《第一枪》的word文档），一张银行卡（卡上贴着他儿子的地址），和一摞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彩页（每张彩页上都印着一个瘦瘦的女人）。他们按照地址把电脑和银行卡寄给了作家的儿子，把彩页全部扔进了海里。

　　当代小说 2022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