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航

　　上世纪二十年代，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陈言，要将“国民性、地方性和个性”在乡土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实现内在的同一。而自新时期以来，对于“故乡人事”多有涉猎且进行描摹的当代作家不在少数，莫言便是其中之一。作为脱颖而出者，莫言以“亲临现场”的观察和体认，竭力透过历史和时代的烟尘，以期真实确切地记录好“当下”的乡土世界与国民本性。

　　摘得桂冠，便往往会缚于枷锁。自莫言荣获诺奖至今，其创作境况同其他多数得奖者一样，画下了短暂的休止符。但也正因为一段时间的“缺席”，各界亦都不自觉地对其新作《晚熟的人》有一份“期待”——是实现文学创作的阶段性跃进，抑或是趋同于过往的文学风格？当年凭借着《透明的红萝卜》一炮而红的先锋作家，笔端所呈现出的极具炫惑色彩的感官世界和极为深刻复杂的真实人性是否依旧结构着莫言的新作？一切评定都有待考辨。而本文仅以其新作《晚熟的人》中的《斗士》一文为叙述依托，针对其中的人物塑造、所述事件以及二者所共同建构的“历史过往”，展开一些观察与阐述。

　　一、“武功”值得崇尚？兼作暴力的受害人与加害者

　　探究“人的本真”，是莫言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任務主线。自新时期文学肇始，“人性论”主张和“人道主义”立场，延承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观念”和鲁迅的“立人思想”，再一次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话语资源。伤痕、反思、知青等文学类型无不仰借着这一话语资源，重新展开了对于“人”与“人性”的审视、评判和改造。稍晚出场的莫言，虽同马原、残雪等人曾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烛照下，借用极具先锋实验意味的文体，营造出语言的炫惑感、结构的迷宫化和小说的陌生化，但对于“人的本真”的思索与探求，并未因此而被淡化。

　　在《斗士》中，仍旧可以洞察到这一主题。武功是“我”乡下的近亲，蛮横无理、粗俗鄙陋，是个十足的乡野无赖、泼皮恶人，是“村里一个谁也惹不起的人物”。小说通过塑造这样一个“恶者”（同时也被视为依靠五保生活的“弱者”），一方面揭示出乡土世界中的“人”与“人性”，另一方面更是叶里藏花一般地显露出莫言潜藏在小说背后的某种态度倾向（或是某种创作意图），即以点带面、见叶知秋地揭示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人的“恶化”和所谓的“弱化”。通过“弱者”武功的一系列与“权势强者”（如村党支部书记方明德）和“武力强者”（如村里最有力气的王魁）的斗争，让读者再次感知到那个时期人性的真实与复杂，以及“隐匿”在这一“故乡人事”背后的历史动因。

　　若以线性时间为叙述依托，小说的第四部分应当作为整个小说的事件起点：莫言通过武功青年时期与黄耗子的一次打斗，并以武功遭受到黄耗子的奚落和侮辱作为结束，来向读者阐述此后其种种劣迹的根源——受暴者是如何经由自身过往的创伤性记忆，并通过对施暴者恶行的模仿，完成自身“处世”方式（或是一种防御性机制）的建构。概而言之，即“记恨在心，睚眦必报;以暴制暴，以恶抗恶”。

　　然而武功这一价值判别观念的确立，不仅来自于“武力强者”的欺侮，还来自村子中“权势强者”的迫使。由于一时气盛，武功不但以决绝的姿态拒绝了方明德想要购买象牙棋子的要求，更是将棋子扔到河里，令可以使“全村都哆嗦”的村党支部书记方明德颜面扫地。于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过往的人事恩怨便具备了“正当”的理由，可以“公开”地进行查办和审讯——当村里的两个小推车轱辘失窃后，只因在现场发现了武功的烟荷包，方明德便下令将武功“弄到大队部里，吊到梁头上，整整吊了一夜”。这样公报私仇的泄愤行径，无疑与方明德自身的干部身份相悖，但莫言却借武功之口，道出了这一时期所发生过的某种实情——“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里，即便你遵纪守法，照样会灾祸临头”。

　　在遭受到了来自“武力强者”的拳打脚踢和“权势强者”的残酷私刑之后，武功便将自身所经历的“悲剧”归结于自己的“孱弱”。不休的忿恨在心头积聚，作为一种纾解的方式，自此以后，原先的“受暴者”竟通过“模仿”，最终也沦落为“施暴者”。

　　当然，在这之中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弱者”在遭遇来自外在的危险时，应如何进行自我保护？这种自我保护是否有效？甚至于是否会异化为另一种对他人的威胁？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指出：“农民往往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战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一般而言，在大量的叙述之中，农民属于被遮蔽的一方，往往也不具备有力的话语权，所以只好通过非常规的方式，如装糊涂、开小差、假意顺从的方式进行隐性反抗，以争取自身利益，如《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和“小腿疼”。但当弱者借助“武器”，感受到了“羸弱”的裨益时，便会建构一套体系用以自保。而又由于缺乏应有的克制意识，弱者的“武器”往往会被滥用，进而成为残害他者的利器。

　　武功以家中“只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娘”并且自己是“光棍一条”不怕死，作为报复王魁的“武器”，原本值得同情的“不幸”却被“弱者”毫不怜惜地改造为言语“利器”。在乡下，闲言碎语的威力丝毫不亚于新式战争兵器所能带来的创伤。纵使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说话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但是这不能否定言语对人声誉的侵蚀与残害的作用。武功在众人面前，无赖一般地高声道出王魁的家丑——其妻子和方明德的不正当关系以及子女的血缘问题，面对武功所发出的无影无形的言语，“我父亲”的厉声呵斥是失效的，王魁的拳头武力也是无能的。而武功的步步紧逼和纠缠不放，最后更是将王魁逼得“捂着脸哭起来”，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王魁一家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这是非之地。弱者的武器的威力可见一斑，闲言碎语在农村里对人的声誉的侵蚀更是无法遏制。原本因“弱”而受到欺侮的是武功，因“弱”而成为欺侮他者和加害者的也是武功，他最后成为了“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我”从母亲的口中惊悉武功所犯下的种种恶行和斑斑劣迹，一个年近七十的老者，在村中依靠“五保”生活的弱者，却曾以自己被斗争、被迫害的方式去“斗争”他人、加害他人，这样貌似荒诞的现实场景不禁令人深思，人性的演变是否真的可以遵循着启蒙先行者所高扬的“进化论调”一般有条不紊地开展？

　　在这一身份对换的背后，有着莫言对于“故乡人事”真切的体察，这样的“人的本真”纵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分作家所营造的淳朴善良的农民形象，使得乡村质朴的风景画面遭受“变形”，但更是对于一种“现实”的近距离描摹和再现，无形之中也完成了周作人所提出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的统一。

　　二、“明德”可曾应然？中间人物和乡土意识的长期存在

　　对自我有着严格要求的方明德，一出场便表现出自己对于政治与社会的关切，甚至在梦境之中，都接收到了最高领袖发出的“战斗”训令，一个以战斗姿态为主的人物形象很快就被确立了起来。然而，莫言一贯秉承着“新历史主义”的审视目光，任何一元化处理都必然会招致失败，故而打破人物扁平化塑造，克服二元对立式的处理模式，是其一直努力行走的道路。

　　如果说武功式的人物，仍有“变异”（或是“变恶”）的缘由，或者说作者有意展露出这一“变异”的全过程，但对于方明德的塑造，作者在建构正面形象的同时，也通过“我父亲”的叙述对其加以消解，使读者得知“老方这个人，干了不少坏事”，成为了一个“中间人物”。而从武功的口中，读者甚至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方明德及其家人的三大罪状：其一，在“一九七〇年八月”时，方明德曾借故利用职权对武功进行报复，“私设公堂”，动用酷刑;其二，方明德与王魁妻子私下里有着不正当的关系;其三，在方明德死后，儿子们秘不发丧，只为“继续领取每年一万多元的荣军补助”。这三大罪状足以表明方明德于公于私皆有“非善”的一面。方明德们既有着崇尚光辉的热忱，也有着无法摆脱的蒙昧和自私。而这种既定性的身份设置，较之于武功的“转变”似乎更能够展露出乡土社会中某些长久存在着的隐痛与弊病。

　　当然这样的形象并非莫言首创，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马多寿、柳青《创业史》中的郭振山、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福贤，还包括莫言自己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生产队队长，他们实实在在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但却又都或多或少地犯下了罪过。这类“中间人物”一直“活跃”于各个时期的小说之中，从侧面也说明，对于乡土社会的启蒙和国民性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效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既有的乡土意识是顽固和深重的。恰如方明德的名字，名为“明德”，其行径似乎未曾“明德”。故而这一名字的设定，就颇具几分反讽的意味。

　　或许莫言在设计小说时，并非想着将笔触涉及到“乡土的启蒙”问题中，但是在字里行间确实呈现出了这样的叙事意图。小说中乡土意识展现最为突出的，除了方明德的行径之外，还有散落于文字之中的时间细节。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我”与武功见面时的对谈，清晰地刻画出武功对于时间节点有着超乎常人的记识能力：无论是“我”出生的日期，还是自己被方明德整治的时间，甚至是小说结尾处母亲转述武功各种恶行时的日子。在武功的世界中，时间对其而言是最为重要的见证者，既见证着自己是如何遭受屈辱，也见证着自己是如何予以报复。所以小说中时而模糊不清、时而明明白白的时间，成为乡土意识（文中主要为“受难与复仇”）赖以存活的依托。

　　三、“文治”有待召唤：作为背景存在的“我”和“母亲”

　　对于小说的阐发，除上述这两个层面（即一条如何“害人”的路径）之外，同时也有一条可以“自救”的路径——“文治”，即如何应对“闲言碎语、流言蜚语”。

　　“文治”本是小说里“武功”哥哥的名字，“为他们俩取名的是我们家族中的一位饱读诗书的老人”。小说中丝毫没有对这位“文治”的其他描写，他似乎成了一个背景式的存在，但如果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也有一个类似“背景式”的人物——“我母亲”，却实实在在充当起了“文治”的功用。

　　小说中的母亲，远离叙述的中心，但又以一种“在场”的方式贯穿着事件的始终。莫言笔下的“母亲形象”，常常充盈着女性特有的智性和透过岁月烟尘之后的来自乡土民间的生活哲趣，有时甚至扮演着“劝诫者”的身份，以一种或温和或强势的口吻训诫着后辈。本篇中的母亲便是如此，当好奇的“我”想要凑上前去看热闹时，母亲采用一种几近“责骂”的方式试图劝阻，并用俚语告诫“我”——“啄木鸟死在树洞里，吃亏在嘴上”。

　　以民间智者形象登台的母亲，既是“寡言少语、不搬弄是非”的乡间处世规矩的一种象征，也是莫言欲借此同武功大肆宣扬的“闲言碎语、流言蜚语”相对照的一种设计。

　　母亲在文中的劝诫，便成为了言语暴力的消解渠道，进而与武功的存在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复调性效果。在说与不说之中，有时潜藏着个人诸多的思虑和谋算，而母亲这一形象所确立的意涵便是将抉择道路的石头抛到了“不说”之上。可是在小说的结尾处，却又产生了一种裂隙——本应“三缄其口”的母亲却以一种近乎于“泄密”的方式，向“我”吐露出武功曾对自己诉说过的种种恶行，但这些内容她都并未向“我父亲”提及，而且还要求“我”替武功保密。甚至，母亲还以一种道德审判者的身份，对武功的卑鄙行径予以谴责，“他干的这些坏事，总会受到报应”。一方面，此时的母亲充当起了乡土世界中评判者的角色，更是用一种狠绝的口吻对其进行评定，同时，她更是出于一种“劝诫”的目的警醒着“我”——为恶者终究不得好报。

　　但是如同方明德正面形象建立之后的随即解构，以母亲为隐喻对象的传统因果报应观念在表达传递的同时，也被现实的情景予以消解——“事实证明，武功没有作死，他还顺利地获得了‘五保，他放了那么多次火，干过那么多的坏事，竟然没被人捉住过”，文中的“我”在倍感困惑时，不得不以“真是一个奇迹”来作为对事实合理性的解释。但这背后所意味的，是传统乡野意识中因果报应和循环往复观念的失效甚至是溃败，而这也是莫言对于现实情境中国民性感知之后的生活化兼艺术化的表述。

　　如果与过往联结，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在其短篇小说《故乡》中，通过循序的叙述和精巧的设计，建构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叙事模式，即“返乡模式”。《故乡》中的“我”与《斗士》的“我”（包括“我母亲”），都是以旁观者的姿態“见证”着故乡人事的变迁与异化。作为边缘化人物，任何事件的发生及发展，“我”都不与之具备任何直接性的关联，“我”唯一起到的效用是以“在场”的旁观者身份，将散乱的小说事件串联为一条较为清晰完整的时间线，并以近距离视角带领着读者介入到事件发生的现场，使读者更为真切地目睹到故土乡间所发生的不具悲剧形式的悲剧，即个体与人性如何被他者和时代所规训、牵引，终而变异的“故乡人事”。

　　结语：来自个体与历史的告诫

　　回到开篇的话题，自新文学之初，周氏兄弟便竭力探究并渴求达成的“立人思想”和“国民性改造”是否仍具有对历史和现实忧虑进行“疗治”的效力？“武功”之过，“文治”之失，到底是归咎于野蛮的他人、粗暴的时代，还是自身的人性？

　　这一问题仍需更为深入地探究和观察，如果仅仅就《斗士》一文而言，作为“在场”的旁观者，“我”和“我母亲”其实完成了代替作者叙述的任务，即对中国“当下”乡土社会中存在着的某种真实情境的讲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读者的好意“告诫”。我们能够汲取到的启示，或许正是来自母亲的那份略带强硬口气的“告诫”——“少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当代小说 2022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