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刚写下“记者吕大干”五个字，我就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事实上，我只是想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万万没想到会如此艰难。我此前一直在琢磨，用个什么样的标题来吸引眼球，真正开始动笔了，才发现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开头。
按照现代传播规律，我应当一上来就标新立异，进而引起读者的兴趣，说白了就是当“标题党”。可我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很显然我是个不称职的文字工作者。
算了，不卖关子了，我就是记者吕大干，只不过前面得加上“特约”二字，而且还得有个定语——《登州日报》社。对，为了拿到那张特约记者证，我拼了整整一年多。
有人夸我爱岗敬业，也有人说我不自量力，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闹到今天这般田地，全是虚荣心作祟。我承认，我已经走火入魔了。
静下心来想想，凡事都不能私心爆棚，我就犯了这么个毛病，而且深受其害。总而言之，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怪不得别人。
讲讲我的事情吧。
我是宁海区公安分局的民警，组织关系仍然落在小镇派出所。过去我在基层得心应手，为了讨好女朋友乃至她的全家，我才觍着脸恳求领导，把自己借调到新闻宣传科帮助工作。
在我们登州市公安系统，一直遵循警力下沉的工作原则，要求所有警力都向基层单位倾斜，能挤进机关工作的人鳳毛麟角，即便托关系找后门也白搭。显而易见，对同意调整我岗位的局长，我是感恩戴德的。从这个角度讲，于公于私，我都得把工作干得出色、出彩。
我在心里盘算好了，只要自己肯吃苦，或许很快能正式调入机关，顺利的话，有个一年半载便能接任科长一职。没错，那会儿我坚信自己有这个实力，我甚至庆幸谈了一个有远见的女朋友——如果不是她以分手相要挟，我可能永远不会去考虑从事文字工作。
提起这档子事儿，曾经有段小插曲。
某次分局组织开会，局长在强调“文化育警”“文化强警”时，把讲话稿搁到一边，专门点了我的名字，说大家得向吕大干同志学习，人家工作之余给自己加压，创作的作品发表在《人民公安报》的“剑兰”副刊上。
我当时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待确认真的受到了表扬后，我眼眶一热，泪水差点流出来。要知道，我写那些东西的时候，总有人嘲笑我不务正业，这莫须有的罪名压得我抬不起头。
这下好了，局长公开发话了，并且用了个我想都不敢想的词：创作。那些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人不言语了，反过头来吵吵着让我请客。这事儿好办，到常去的烧烤大排档那里就能解决。
也是赶巧，那天女朋友正好到镇上看我，自然也被忽悠了过去。我们公安机关工作日不允许喝酒，几位同事端着饮料把我夸得天花乱坠。他们称我为青年才俊，说我与女朋友是郎才女貌、天设地造。正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我瞬间便飘飘然了。事后，女朋友让我好好发挥特长，我为此喜出望外，如今能瞧得上舞文弄墨的人不多了，人们都太浮躁。一听这话，我兴奋得把她搂在怀里，连连亲了几口。
那之后，我不再满足于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我固执地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得经得起文学期刊的考验。公安部有份杂志叫《啄木鸟》，那是全国唯一的法治文学月刊。我把目光瞄准了那里。
我仅在副刊发表过几首诗歌，要想在《啄木鸟》上露脸，确实有点异想天开。那段时间我非常郁闷，有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有时会在心里埋怨“鸟刊”的编辑有眼不识泰山。
请原谅我的小肚鸡肠，上不去稿子，我怨天尤人，把《啄木鸟》视为“鸟刊”。虽然后来我听说，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自称“鸟人”，那是很令人骄傲和自豪的称号。
忽然有一日，女朋友问我特长发挥得如何了。我无比惭愧地告诉她，正在寻找战机，准备攻下“鸟刊”。
女朋友当场给我甩了脸色，骂我是榆木脑袋。她唠叨了大半天，我才闹明白，她是想让我借此机会，回到城区工作。我迷迷糊糊地应允了。
爱情是一种古怪的东西，它真能让人找不着北。我不知哪来的胆量，居然跑去向局长毛遂自荐。没过多久，我便接到了借调命令。局长唯才是用，他是伯乐，我是千里马，自己决不能辜负了人家的厚望。
然而事与愿违，我根本算不上千里马，顶多是一匹卧槽马。
2
非常抱歉，我跑题了。但我必须把这些经历讲出来，否则如鲠在喉。
宣传工作真不是正常人干的营生，关键是吃力不讨好——干得好，是理所当然的;干得不济，板子就打到身上了。我像个被抽打的陀螺，永无休止地原地转圈。
也不知是从哪天开始的，市局给各单位下达了任务和指标，在什么级别的媒体上刊发或是播出多少新闻，都会折算成分数，评分标准非常细致。制订这一标准的人肯定是行家里手，依此标准计算出总分，排名一目了然。谁都希望自己的名次靠前，给自己家整个先进单位，害得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个个如临大敌，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我信心十足，心想，只要努力，早早晚晚都会出成绩。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到机关一个多月了，我还是没打开局面。
稿件迟迟变不成铅字，让我灰头土脸，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呢，我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如此比喻粗俗了点儿，但彼时正是那么个境况。我一度怀疑自己选错了方向，并因此迷茫彷徨。
冯科长跟我长谈了一次，向我面授机宜。他还是那么语重心长，说的内容还是跟我刚报到那会儿相似。
他说，小吕啊，你来了，给咱科里注入了新鲜血液，你是新生力量，科长的位置迟早是你的，我得把担子都压给你，你必须要把分局的新闻宣传工作搞得有起色。
之前我雄心勃勃，内心十分感激他的信任，眼下出师不利，我像秋后的茄子，早已蔫儿了。冯科长看我没精打采，乐呵了好一阵子，才重新拾起了话题。
他笑眯眯地说，你是双口吕，我是二马冯，这算不算是缘分？
见我不搭腔，冯科长换了一副夸张的语气，这点挫折都经受不起，赶紧打铺盖卷，滚回你的派出所。
我没好气地回敬道，真要知道这么难，打死我也不会来。
冯科长开玩笑说，没人把你打死啊，闹出了命案，还得麻烦人家刑警。你呀，还是没摸准路数，再拼也是无用功。
我迫不及待地问，此话怎讲？
冯科长答非所问，咱们文字稿的后面都会留下通信联系方式，简称为“通联”，你把这两个字拆分拆分，琢磨透门道，也就真正上路了。
我一头雾水，冯科长笑得更欢了，通联通联，顾名思义，沟通联络，他们编辑老师每天收到的稿件一大堆，谁有工夫看你的？
我瞬间醒悟了，却依旧不服气地说，我在公安报“剑兰”副刊发表的稿子，从来没找过人，我只晓得责编的名字，连人家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冯科长恨铁不成钢，吕大干，你怎么那么轴呢！那是咱公安部的机关报，他们有正事儿，地方媒体不一定有那么多讲究，他们往往不按套路出牌。
套路是什么？明白人心知肚明。在他的点拨下，我开始琢磨如何跟有关人员搞好关系，比如说，在署名时挂上记者的名字，他们也有考核任务。
凡事都不能想当然，别以为你是公安局的，人家就会高看一眼，想融入媒体的圈子，不是一般的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行业都有各自的圈子，这是必须要接受和面对的现实。我不憨不傻，自然晓得该如何操作。同齡人好说，找个小酒馆把酒言欢，他们喝得尽兴了，出了门就彼此称兄道弟了。令我头疼的是另一部分群体，他们年龄尴尬，摆出一副无欲无求的架势，不接受吃请，也不收受礼物，那种正义凛然的做派让人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无意间向女朋友发牢骚，说捧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她又把我奚落了一顿，说你姐夫不是在市委宣传部上班吗？找他罩着你。
这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准姐夫只是个副科长，而且同样是闺女女婿，我这还没结婚呢，就求到人家门上了，将来在老丈人家里也抬不起头。
但是，我挺没骨气的，不得不向现实屈服。
3
准姐夫是个八面玲珑的人，我自愧不如。他夸下了海口，说中央级媒体够不着，跟个别省部级的还有些交情，至于登州本地的媒体，想发篇稿子，那是“洒洒水”的啦。
我真搞不懂他一个北方的糙老爷们儿，干吗要模仿广东话，嗲里嗲气叫人恶心。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新来的常务副部长是广东人，好些下属都有意无意地撇起了广东腔。
还别说，在准姐夫的关照下，我在登州市的媒体发布新闻，真比张飞吃豆芽还要简单。冯科长乐得合不拢嘴，逢人便夸我后生可畏，捎带着夸一下自己慧眼识珠云云。
明明是我自己找的局长，凭什么还要让我认他一份人情？但我得大智若愚，随他怎么说，我得落下点好名声，为我日后接替他的职务做些铺垫。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仍旧不得劲儿，我还是愿意写文学作品，那个不用看领导的脸色，纯粹是自我享受。很荣幸，我加了“剑兰”副刊责编的微信，扯了几句客套话，我也不管人家忙不忙，发了一通牢骚。
责编耐心地看完我那些带着怨气的文字，发来一段语音，说非常理解基层通讯员的处境，让我别抛弃，别放弃。
我一惊一乍地说，敢情你是美女呀！
责编也换了一副惊讶的语气，原来吕大干不是笔名啊！这名字多好，吕老师，你就大干一场吧。
此话令我汗颜，我何德何能被人称为老师？一级有一级的水平，人家对基层普通作者都如此尊重，的确令人敬佩。
但她不经意的这一句话，却让我有了新的念想，我不愿做个通讯员，我也想当记者。我马上找人打听了，记者证需要经过正规考试才能拿到，那就退而求其次，争取个特约记者吧。明知这头衔虚头巴脑，没什么实际用处，但人总得有所追求。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许是因为有准姐夫这层关系，在召开全市行业新闻工作会议期间，《登州日报》社副社长把我喊了过去，说特约记者没多大意思，搞个全市乃至全省的“新闻工作先进个人”才管用。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傻乎乎地问，有啥用处？
副社长故作神秘地说，好些个单位都是这样，只要你拿到了先进，提拔重用不成问题。
人都是贪得无厌的，我也不例外。我想了想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对我而言都是好事儿，我一个都不想落下。
副社长停顿片刻，说，多写稿，多投稿，咱们一起努力。
我照着他说的做了，连续写了不少稿子投出去，负责跑政法口的记者起初还耐心帮我修改，见报的稿件面目全非。没几天他就不再看我的稿子了，直接自己操刀，然后也署上我的名字，以至于我吕大干的名字频频在省报露脸。
这让我有种流窜盗窃作案的感觉。我拐弯抹角地向他抗议，人家倒回过头来埋怨我，说社领导都打过招呼了，你费那个劲干吗？继续你的文学创作去。
爱好写文学作品已然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也无须遮遮掩掩，但我还是说出了心里话，毕竟我跟副社长仅是泛泛之交。
那位记者对此不屑一顾，说最烦你这号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把别人当傻瓜，谁都知道总编辑要退二线，副社长要上位，他想让你在你姐夫面前美言几句。
没料到事情曲里拐弯扯到了这上面。很快我就捕捉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准姐夫的广东话没白学，已经是常务副部长的红人了。我就偷偷乐吧，搭借他的东风，想干出点名堂，指日可待。
有人在背后扶持，效果立竿见影。我吕大干很快脱颖而出，成了登州市公安局响当当的新闻人物，我是跑新闻的民警，被打造成了新闻人物，有点滑稽。
新闻骨干培训班开班那天，我大摇大摆地走上了讲台，成了各分局乃至基层所队同行们的导师。我很虚伪，完全没有做贼心虚的感觉，仿佛所有成绩都是理所当然的。
授课提纲是从网上搜索、拼凑出来的，我照本宣科，讲了基层通讯员应当具备的素质：眼往上看，吃透上级精神;眼往前看，摸清同级套路;眼往下看，捕捉基层诉求。
这“三眼”让我成了他们的偶像，很多人说，吕大干这个人有头脑，善于总结，前途无量。我听了沾沾自喜，有种酒后微醺的感觉。
乐极生悲，当天夜里，我便碰上了一个大麻烦。
4
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说，这并不代表我在故弄玄虚。
新闻宣传科的工作不仅是要做好对外宣传，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搞好舆情控制。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说，对于网络上的涉警负面舆情，必须学会妥善应对，尽可能地消除不良影响。
培训班结束后，市局设宴答谢来授课的专家，我也应邀出席。我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当着领导的面得好好表现，我破天荒地喝了点酒。
登州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桌上的规矩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一沾酒杯就身不由己了，我喝醉了，差点滑到餐桌底下。
就是在这天夜里，我们分局的一个片儿警在执行任务时被人讹上了。对方是个网红女主播，录了段视频传到网上。她粉丝众多，视频的传播速度惊人，许多网友在别有用心之人的挑拨和教唆下，纷纷把矛头对准了公安机关。
冯科长好不容易打通了我的手机，我酒劲儿上头，还晕乎着呢。我趴在电脑前，跟虚拟世界里的网友们对骂，这可就犯了大忌。众所周知，对网上的各种炒作，最好的办法是置之不理。
我这一点火，各种谩骂就止不住了。公安作为执法机关，原本就有很多事情容易被人误解，我这么一折腾，指定不会有什么好影响。
次日早上，我满身的酒气仍然未消，对冯科长的批评置若罔闻。我摆出的理由是，社会发展迅猛，人民的诉求得不到及时满足，必然会引发诸多矛盾，公安民警是执法人员，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被人诟病合乎常理。这事得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分析。
我说的都是实情，但冯科长认为我目中无人，他把责任都推给了我，吕大干，别有点成绩就翘尾巴，我也跟你讲实话，给你压担子，一方面是锻炼你，另一方面出了事情你得担着，自己去把屁股擦干净喽。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况且我也不想被人看扁了。我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又没把住门儿，说了些挺让人恼火的话。眼瞅着冯科长要爆发，我脚底抹油，溜了。
我找到了办案民警，也就是网红女主播视频里的那位年轻片儿警。
他姓江。小江很委屈，可怜巴巴地说，吕科长，真不是网上传的那样。
一声“吕科長”让我很受用，我胸有成竹地劝他道，没关系，白的永远变不成黑的，死的永远说不成活的。有我在，再难的坎儿也能迈过去。
小江将信将疑地看了看我。实话实说，彼时我心里还真是没底，待他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才寻到了对策。
长话短说吧。
网红女主播遭人举报，说她夜里直播打扰了邻居休息。小江赶到之后，主播态度不错，答应了在家里装隔音墙。事已至此，本来皆大欢喜，但是直播间里有粉丝打抱不平，主播算了一下账，也觉得那笔费用花得冤枉。在个别粉丝的怂恿下，她又故伎重演，害得邻居又报了警。
她把小江引进屋里，在镜头前，主动扑到了小江的怀里。于是视频中就出现了民警深夜骚扰单身女子的画面。
小江在网络上成了过街老鼠，纵有千万个理由，他也无力解释。我在基层工作过，知道事情非常棘手，显然有人在背后策划，主播被当成了一杆枪。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主播扑向小江的同时，小江的执法记录仪被遮住了，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他无法自证清白。要想戳穿阴谋，必须要得到主播的配合。
直觉告诉我，主播只是一时糊涂。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讲清了利害关系，主播积极配合，把搬弄是非的粉丝昵称提供给了小江。后经网安支队介入，那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粉丝归案。
为了消除负面影响，我拟写了一份警情通报，局长签字后，发布到了分局的微信公众号上。女主播自知被不法分子利用，又特意录了段视频，把子丑寅卯讲了个一清二楚，公开在网上向小江及公安机关道了歉。
发觉上当受骗的网友为主播点赞，同时也开始讨论起公安民警、辅警工作的种种不易，直夸我们是平安守护神，还乱点鸳鸯谱，说小江和女主播有夫妻相。据我所知，他俩后来确实走得很近，主播关了直播间，新找了份工作。
网络风波过去了，没人追究我酒后在网上大放厥词的事情，但我与冯科长的关系出现了罅隙，虽然算不上敌对状态，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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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犹如一位儒雅的绅士，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一路前行。转眼到了年底，我得为特约记者证和“新闻工作先进个人”拼一把了。忙活了那么长时间，我不能前功尽弃。
在这几个月里，冯科长给我穿过不少小鞋，我都一笑而过。井水不犯河水，我没必要跟他刀枪相见，起了内讧只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像冯科长这样的人，各个单位都有，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我告诫自己，考虑要长远，就算是熬，我也能把他熬走。是的，我已经看清了他的嘴脸，正如他之前所说，压担子的同时也把责任推给了我，工作上出现任何差错，他都会一推三六九。
不是我吹牛，分局机关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勤奋的记者了。虽然报社副社长给我提供了许多便利，我可以坐享其成，但我一直在自我加压，只要不是女朋友召见，所有的业余时间我都泡在办公室里。
长期坚持写稿子，让我似乎摸到了其中的一些规律，感觉自己好像开了“天眼”。干记者的都强调要有双“新闻眼”，要有敏锐的目光，能从平常生活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我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这一能力。
这不，燧道镇派出所处置的一个小警情，就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村民老刘在自己承包的果园里栽下了冬桃，正赶上收获季节，邻村的周大娘眼馋，趁天黑偷偷摸摸去摘了一篮子。老刘听到声响跑过去，黑灯瞎火，没看清，把老人给绊倒了。
周大娘住进了医院，老刘主动报警，说怎么也没想到摘桃子的是周大娘，如果知道老人家馋那一口，会送上一果筐。出警的是所长，他一看既然都是误会，就给双方做了调解。都是乡里乡亲的，老刘马上买了营养品，去探望周大娘。
听闻此事，我颇为感动，觉得这是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既可以体现人心的善良，又能够展示公安民警办案以人为本。还有一点，所长跟我私交甚好，我有意把他打造成典型。
于是乎，我闭门造车，在电脑上敲出了一篇特写，落脚点放在所长人性化执法、合理化解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为了突出这一主题，我不但虚构了若干细节，还提到所长安排老刘赔了三千元的医疗费。
在输入这句话时，我有过一丝犹豫，但我想，这篇稿子本质上是真实的，发表之后，最起码能教人向善。我连夜把稿子发给了那位跑政法口的记者兄弟，此时我们情同手足，关系好得就差同穿一条裤子了。
看完稿子他很兴奋，说，吕大干，迄今为止，这是你写得最好的新闻稿，那些细节太打动人心了，你完全可以把它改成小说。
我也没客气，大言不惭地说，我吕大干是有两把刷子的，赶紧处理吧！这篇稿子一见报，准能引起轰动，得个“中国新闻奖”什么的跟玩儿似的。
过足了嘴瘾，我还真开始构思着写小说。那一宿，我没合眼，而且没有半点困意，似乎预料到了会有事情发生。
他也没再深入调查，直接把稿子转发出去。次日的省报刊发了那篇稿子，并且是在头版二條的位置。我忍住内心的喜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了其他同事的办公室。已经有人看过了文章，夸我是文曲星下凡。
能在省报头版见稿，在分局史无前例。吃午饭的时候，机关食堂里大家伙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他们纷纷为我竖起大拇指。唯有冯科长阴沉着脸，我心想这人真是小肚鸡肠，你就羡慕嫉妒恨吧。
傍晚时分，所长打来电话，责怪我胡诌八扯。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他说，你就偷着乐吧。
但是我再也乐不起来了。转过天来，省报又刊发了一篇评论，评论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写的，他言辞激烈，以《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为依据，大论特论组织行为与自助行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想象出来的那个赔偿金，合情不合法。那也意味着所长知法犯法。
点背不能怨社会，某位省领导作了批示，市里安排工作组来调查，有关副社长利用职务之便帮我刊发稿件的事情浮出水面。可笑的是，准姐夫其时刚刚甩了结发夫妻，跟我女朋友一家已形同陌路。
我不甘心就这样一败涂地，想请局长替我说句公道话。局长意味深长地说，做人不能太张扬。
我心想准是冯科长恶人先告状，还没等我想好对策，局长又说，原本跟小冯商量好了，把你培养起来，然后安排他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
我想笑，却笑不出来。是啊，我太自以为是了，局长看重的不是我的才分，我仅是一枚棋子而已。
特约记者证乃身外之物，并且，那名头是莫大的讽刺。我回到了燧道镇派出所，此时我才明白，我这种人根本无法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小镇派出所才最适合我。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我提起笔，艰难地写下“记者吕大干”五个字，我不知道能否把这个故事讲好，但我一定会努力，争取把它写好，然后投给《啄木鸟》。
记者吕大干注定成为笑谈。我，文学爱好者吕大干，再也不想凭借私人关系发稿子了。
当代小说 202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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