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芳

　　《九龙山·龙吟河》（以下简称《龙》）是王玉水在《山里有棵大树》这部小说的基础上精心打造的又一力作。相比较《山里有棵大树》，《龙》的结构线索更为清晰，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艺术手法也更为纯熟，特别是在地域上，作者进行了一次乾坤大挪移，从豫西山区挪移到了塞外漠南山区，地域色彩更加明显。由于作品时间跨度较长，从上个世纪初叶写到七十年代中期，所以作者在整体构思中以情节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原动力，特别是发表于《中国作家》（2018年第10期）的缩减版，压缩了漫长的叙事过程，以一方穷乡僻壤为书写空间，以典型化情节再现了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卑微如草芥的人物命运以及如宗教般虔诚的“榆树”情结。

　　一

　　《龙》是一部情节化程度非常高的小说，通过具体化的情节描摹一步步推进事件的发生、发展。情节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可以叙述故事、表现主旨、塑造人物等，在多方面的作用中，我认为《龙》的情节还担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完成时间的转场。讲故事一般都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如英国小说家与小说理论家佛斯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则是情节。在情节中时间顺序仍然保有，但已为因果关系所掩盖。所以，如果明确地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作者也只能是在讲故事，而如果事件和事件之间互成因果，这就可以形成小说的情节。互成因果的情节隐匿了时间线索，极大地缩减了叙述时间，让文本的结构更紧凑，事件本身都有着发生、发展与结局的逻辑顺序，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物的性格也正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得以生成。在这里，动态的情节不只是一个流动的载体，它更为人物提供了展示的空间和舞台。

　　《龙》以“金鸡报晓”的传奇故事开场，直接点出了“榆树坡”的由来。多少年、多少代在“南蛮子盗金鸡”的故事讲述中一晃而过，唯一可以见证历史的是这棵遮天蔽日的老榆树。故事的背景布置好以后，小说的核心人物也就登场了。在小说家讲故事的时候，情节一般有“外在”和“内在”两种形态，借用小说理论家W·C·布斯的理论，即“讲述”和“显示”。“讲述”是由叙述者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显示”是随着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发展。如我国经典小说《红楼梦》，从它的情节发展上看，无论是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衰败，还是宝黛爱情的悲剧，都不是作者强行加上的，而是人物性格发展与人物之间矛盾纠葛的必然结果。正如作者在《走出对图腾的崇拜》一文中所说：“在我打算提笔写这部书的时候，只是被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冲动所驱使，觉得应该把萦绕我心多年的一些人物形象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没有想到要塑造一个或几个什么英雄人物，更没有打算给这部作品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立意高度。”作者在叙述故事的时候，主观意识是淡化的，他更多让人物自己去发声、去表现，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性格逐渐形成，按照人物性格再去延伸叙事。

　　如公孙榆树和“二百五”的“宿怨”，这是两个村子、几代人之间的隔阂，公孙榆树似乎天生就是来对付“二百五”的，作者从认“老榆树”作干爹、公孙榆树取名、公孙榆树吓死狼等情节入手，一步步塑造出了公孙榆树少年威武、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而“二百五”则稀松软蛋、欺软怕硬。甚至公孙榆树的从军也是以对付“二百五”为出发点的，“二百五”进城读书却入了军营，拿着盒子炮、骑着高头大马在榆树坡耀武扬威，公孙榆树羡慕嫉妒恨，然而在“二百五”的威逼下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县城里寻求生计。由此，公孙榆树开始了他的“开挂”人生，榆树坡的老榆树，以及和“二百五”之间的恩恩怨怨也仿佛成了遥远的过去时。确实如作者所说，“写一个历史阶段、寫一方风土人情、写一群萦绕我心的人物”，只是让时代再现，让历史再现，让真实的人物再现，作者没有做主观的虚构和加工，而是让人物在时代的风云中自由行动，以情节推动叙事的节奏，让故事最终走向一个人、一个时代的落幕。

　　二

　　作家阎连科说：“地域就是作家的世界。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生地——那一块供他成长的土地，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所以，地域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作者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尊重朴素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在对地域文化的书写中饱含了其浓厚的情感。作者笔下的漠南山区是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界处，边远闭塞，交通不便，偏僻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该地域特殊的人文环境和民间价值取向。作者正是以这种民间视角，深刻挖掘，努力刻画本色的世风民情，传达乡土神韵，强化“民间”特质，并在整个话语体系中制造“土得掉渣”的艺术效果。

　　龙吟河畔，榆树坡和柳树沟遥遥相对，两个村子几十户人家在老榆树的“庇护”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安无事。唯一让柳树沟的熊占魁恼火的，是公孙牛家的儿子竟然比自家儿子先认了老榆树作“干爹”。作者借用熊占魁的视角，远远地看着老榆树，“老榆树的树杈上数不清的红布条抖动翻飞：新的、旧的、粗的、细的，一撩一撩的，撩得他心烦意乱……”这棵逾越千年的老榆树满载着历史和传说，连康熙皇帝也称其为“天下神树”，借康熙爷的金口玉言，“天下神树”更是名闻遐迩。于是，榆树坡上的老榆树简直和老榆树后面的轩辕庙一样，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如作者在《走出对图腾的崇拜》中所说：“《九龙山·龙吟河》中的老榆树无疑是作品中众多人物崇拜的图腾，但是千百年来究竟给山里人带来了多少福祉和实惠，恐怕连他们自己也难以说得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认同和文化信仰，老榆树上挂着的数也数不清的红布条代表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种希冀，但它真的给山里人带来了福祉和实惠吗？作者提出的质疑同样也是山里人的质疑。所以村里的哲人公孙老七预言：“九龙山中、神龙峰下、龙吟河畔，天子所至，榆树坡上、老榆树下，迟早有大贵人出世。”预言是一种期待，山里人也觉得，真正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是人，而不是轩辕庙，也不是老榆树，这个转变预示了一种乡土“觉醒”。作者正是顺应了这种“觉醒”，把由对“物”的膜拜转向对“英雄”的崇拜，由唯心主义的价值认同走向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文化信仰。特别是在小说结尾，当榆树坡人在因痛失“英雄”而黯然神伤之际，榆钱儿接过了“接力棒”，她辞去了旅游局副局长的职务，回家乡成立了九龙山文化旅游公司。“虎踞龙盘的老榆树依然张扬着坚毅而温柔的枝枝杈杈，密密麻麻的枝丫上已泛起层层新绿，隐隐地飘溢着榆钱儿的清香。乡党委政府大院（早以前的轩辕庙）里不停地有人出出进进，仿佛要发生、演绎和重复那些简单而复杂的故事。”《龙》在结尾时走出了一般乡土小说田园牧歌式的窠臼，以崭新的面貌和昂扬的精神融入了大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

　　三

　　民间的价值取向一直是作者的写作重点，作者始终以一个发现者的身份蛰居其间，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即由芸芸众生所营造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这也是涵盖着普通老百姓真实生态景观、人文景观的文化空间。在整个文化空间中，村子和村子之间自有一条无形的分水岭，族群意识特别强烈，这也许正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文化为中心而形成的“乡土伦理”。如小说中两次提到的修路事件。作者不惜笔墨，洋洋洒洒写了修路过程中熊占魁和公孙老七的斗智斗勇，第一次以“二百五”受伤而告终，第二次以熊占魁自己受伤而告终。拥有老榆树的榆树坡似乎成为儒家正统，特别是给总督大人站过岗、放过哨的公孙老七一呼百应，在他的带领下榆树坡的人绝对要和柳树沟的人死磕到底;而以熊占魁为首的柳树沟则处处低人一等，熊占魁也被塑造成了诡计多端的黑心地主形象。

　　中国乡村自古有着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而在革命战争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血缘关系却转变为简单的阶级关系。传统的乡土社会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介入，使乡村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贫富差别以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有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所以，在进入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熊占魁为首的柳树沟在与榆树坡的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除了“二百五”在国民党当排副的时期）。但作者似乎有意在淡化革命功利主义色彩，淡化时代背景，在“土得掉渣”的话语体系中融入了诗性的追寻。

　　公孙榆树和柳叶产生情感，公孙榆树辞官回乡开荒种地，公孙榆树担任榆树坡初级小学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在公孙榆树的经验世界里，有老排长的勇敢和奉献，有宋之峰的担当和忠诚，有表叔的睿智与无奈，也有“二百五”的舍生取义;在公孙榆树的情感世界里，有对魏秋月、柳叶的男女情爱，有对老排长、“二百五”等的兄弟情谊，更有对榆树坡的父老乡亲的无私热爱;在公孙榆树的价值世界里，他和所有的榆树坡柳树沟人民一样，都在文化同根、生存同命的历史中挣扎着。

　　公孙榆树以他独特的处事方式解构了所有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意识，正如马明奎在《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一文中谈到的：“《龙》的政治历史价值正在于此，玉水先生在并不拒绝政治社会描述的前提下，在深刻广泛描述人民生存现状的同时，还原了某种历史的真实，亦即还原了当时人民生活的具体情境和人性状况。”以公孙老七、公孙榆树为代表的榆树坡和以“二百五”父子为代表的柳树沟之间的恩恩怨怨，究其实质，乃是传统宗法、族群之间的争斗，并没有上升到阶级、政治的层面。所以在战场上当公孙榆树和“二百五”相遇时，多年的恩怨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被瞬间瓦解，浓浓的乡情才是高于一切的，特別是“二百五”生死相托的情节更是催人泪下：

　　“打完仗，你……你一定要把我带……回去，哪怕是一块骨头也行。我……我不想做游魂野鬼，我想回家，就埋在老榆树旁边。在那守着榆树坡，能看见柳树沟，能看见龙吟河。告诉父老乡亲，我二百五是……打……打小日本死的……”二百五拼命地傻笑了一下，眼一闭，头一歪，便没了声音。公孙榆树拼命拍打着他的脸颊喊道：“二百五，二百五，你……还有第二件呢，喂，第二件……”

　　“二百五”又睁开了眼，嘴角歪了一下，脸上划过一丝玩世不恭的笑意：“你……你得娶了柳叶儿……”

　　作者笔下的公孙榆树一直是以其独特的个性存在着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他骁勇善战，但退出了战场，在阶级斗争的历史洪流中他无所适从。他辞官、离婚、开荒种地，适合他的土壤不是政治，而是土地。在公孙榆树身上，一直有着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乡民意识，其生活状态、思维方式是与其所处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形式和讲究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化形态相适应的。如熊占魁作为两个村子人民共同的阶级敌人被批斗时，公孙榆树的表现反而很消极，与革命干部文昌昊、安德鲁等处处作对，特别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和地主的女儿柳叶结婚，以及保护轩辕庙等情节，体现了公孙榆树淡薄的阶级意识和浓厚的乡民意识。

　　四

　　在当下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龙》自然表现出不同于传统革命文学的新特征，王玉水是站在人道主义或人性的立场上来书写战争、塑造人物的。特别是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中夹杂了对于普通人性的书写，读起来颇具有趣味性，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至，革命英雄以另一种崭新的姿态重返读者视野，找寻着昔日的辉煌与崇高。

　　《龙》在描写革命者婚姻家庭的时候显然很大胆，既写了公孙榆树说话粗俗、不服管教的“匪性”，也写了魏秋月具有“小资”思想、贪慕虚荣的狭隘性，这也是两人最终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当然，随着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当下持续攀高的离婚率已经习以为常，但回顾父辈的婚姻生活，特别是从血雨腥风中走出来的革命英雄的爱情婚姻生活，写他们的离婚和婚外恋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英雄本身自带光环，但作者笔下的“英雄”却褪去了光环，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传奇人物最为朴素的一生。

　　张爱玲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特别是英雄人物，他的舞台不仅仅是战场，也有社会、家庭等。《龙》几乎有一半的笔墨写公孙榆树在单位、乡村、家庭的琐事，正是这些琐事才凸显了英雄人物有血有肉的一面，同时也赋予了世俗文化的审美性。在价值多元化和道德体系失衡的今天，大众内心深处都在呼唤真善美，都在呼唤着英雄的回归，但这个英雄不是高高凌驾于世俗生活之上的“神话”，而是充满市井烟火的真实存在。尊重历史，还原人性，在历史事件与文化审美中寻求一种和谐，才能触动大众近距离接触英雄的兴奋点，从而完成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度思考。

　　文学永远是一项充满缺憾的事业，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缺憾也许会越来越明显。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提到的：由于《九龙山·龙吟河》线索比较单一，故事情节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历史记录，这样，以一个人的‘独舞’与几个人的‘和声’来谋篇布局和述说历史，很难将百年历史的复杂多变和波澜壮阔表现得淋漓尽致……确如作者所言，《龙》的整体结构框架基本围绕主人公公孙榆树展开，虽然作者在情节安排上尽可能让其他人物“在场”，但对他们的描写仍然显得太过单薄。如公孙榆树第一次进县城见到的表叔公孙有胜，实际上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者，应该作为一条副线而存在;魏秋月作为公孙榆树的第一任妻子加革命同志，当二人情感陷入危机时，作者没有写出她的转变历程;关于“二百五”的正面描述也仅仅限于两人的“生死相托”……

　　总之，作为一部反映历史面貌和时代精神的长篇小说，作者能够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以故事的形式把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融为一体，让历史的变革与人的精神价值取向相辅相成。最后，公孙榆树轰然倒在老榆树下，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者为公孙榆树画上了句号，也为一代人的使命画上了句号。

　　当代小说 202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