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

　　如果仍然有人对于文学的意义表示怀疑，那么阿乙的新作《骗子来到南方》事实上可能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于文学尊严的凝视。正如阿乙极其推崇的作家卡夫卡一般，这部作品通过解放写作使得不同的情感空间得以并置。整部小说集中既有半实半虚的短章，也有数则离奇的寓言与故事新编，更有内部充满了对残酷、暴力的记录与想象的短篇及中篇小说。然而作为一名追求真实的作家，阿乙的所作所为均是为了将时代的重大问题戏剧化，借此让小说可以永远观照“生活世界”。因此，在“真实的基础上起飞”成为我们阅读《骗子来到南方》的一个首要原则。

　　警察出身其后又从事新闻工作的阿乙可能是70后作家中最为讲究“真实”的。他的小说往往会依赖于一些真实的案例和事件，无论是此前《鸟，看见我了》中的连环杀人案件，还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的无意义杀人事件，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更不用说在《骗子来到南方》中，红乌镇里看似匪夷所思的集资骗局，在现实生活中已然泛滥成灾，这也就使得阿乙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想要为读者揭示一种隐秘背后的真相。但是，相比较悬疑大师希区柯克讲述真相之时的重重迷雾，阿乙的创作一直遵循着“结局逆转一次”的基本公式。《剩渣》《严酷的事实》中“陈丽霞”、“贿”虽然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美貌，但是最终难逃衰老的命定结局，而《生活风格》《骗子来到南方》《想学魔法的孩子》中“毕癸丑”、“唐南生”、“浩宇”虽有着常态化的生活方式，但是小说结尾三者无一例外全部离奇死亡。阿乙坚守的这一叙事逻辑逐渐形成了只属于他本人的一种笔调，这是一种让小说摆脱咬文嚼字的自动控制、逐渐介入自我显现的笔调。他用这种笔调去处理整个小说的故事时，一种近乎冷漠与残忍的“上帝之眼”悬浮在文本上空，注视着小说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残酷景象。首先是《生活风格》中“毕癸丑”被碾压成泥的场景：“一具被拦腰切断的尸体躺在拐弯处。是个穿白背心的老年人。切断处因为受到挤压高高耸起。一些肠子被压扁了，一些则像气球鼓起来……只见一辆车——同样是卡车——从尸体上疾驰而过。他们看着一块肉飞起来，扑向路边的沙地。从尸体里又溢出大量的血来。路面一时殷红……国道上，尸体被切割得七零八乱，散布在各处，有一些完全被轧平，甚至被轧进缝隙中，化身马路的一部分。”此后，唐南生尸体重现于世的画面也开始显现：“全身漆黑、肥肿，像‘熟得裂开了表皮’的烤红薯……唐南生的阴囊胀得像只大柚子。那男性标志物被剪掉，如今塞在他的嘴里……唐头顶那绺宝贵的头发、一对吊梢眉以及还算浓密的花白胡子全被拔光，饱满的额头上留着边缘整齐的小洞，都可以通过这些小洞猜到砸下去的石头的大小。”阿乙此时已然摒弃了一切说明和渲染，只是冷眼旁观红乌镇内发生的暴力、殘酷与死亡。读罢小说，你会产生一种几乎完全是生理层面的惊悚和恐怖，而阿乙正是想要用这种暴力与死亡去震撼读者，使我们产生一种对于理想的“道德认知力”的质疑。在此过程中，阿乙笔下的“南方”逐渐成形，一方面红乌镇开始成为诉说某种虚幻道德之境的起点，另一方面红乌镇最终也成了“整个世界的一段盲肠”。小说里的红乌镇无论几次通车，几次被纳入某个体系，它始终是如菲利普·迪昂《37°2》笔下那个与世隔绝的荒旷之地。在阿乙的笔下，苦难与罪恶皆归属于“南方”，红乌镇也因此成为想象中的流亡之地与放逐之所。然而就是在这种极度平静、冷峻的笔调下，阿乙对于“南方”的倾诉中反而隐约间流露出一丝期望：既然荒诞与虚无的罪恶之壤已然遍布“南方”，那么在红乌人血与泪的浇灌下，一朵超乎常人预料的恶之花或许正在某个不为人知处缓缓开放。

　　那么作为读者，想要真正进入“南方”这块罪恶之地，细细品味红乌镇人所经历的悲苦欢欣，最好的方式之一便是承认我们自己也是阿乙笔下的被欺诈者，然后作为一个受害者，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骗局带给人们的虚妄与苦痛。《大坝》便是我们理解受骗者心理特征的最佳入门作品。故事开篇，“我”作为一位志愿者，来到一个拥有着罕见大坝的两姓村支教。大坝高七十米，耸立在两座山峰之间，而两姓村就位于大坝旁边，甚至因为“距离太近，大半个村庄都处在它的阴影之下”。在村庄生活的过程中，“我”发现村民们上千次地讨论过有关于“迁徙”的问题，然而以麻政德、木太权为首的两姓村民因为种种原因始终不愿离开。雨季渐近，动物的逃离与大坝的变形很快引起了部分村民的恐慌，然而村民逃亡的严肃性、正当性与必要性很快被村民们以“同样的场景往年都曾经发生过”、“这么大的大坝怎么会破呢？”的自我安慰所瓦解。直到第二次雷雨来临前，木俊挖出的水灾赈务纪念碑被清理干净，碑文显示在本地曾发生过严重的水灾。长时间的沉默过后，村民们又被“过去怎么能跟现在比”的观点所说服。雷雨来临，村道之中水流成河，聚集在村公所的村民们这时却搬出音箱，决定跳一场广场舞：“他们半睁着眼睛，摇头晃脑，摆舞双臂，像水草一样摆动起来”。当隆隆的声响从大坝传来，木太权仍旧抓起麦克风强调：“我们这里过去没发生水灾，现在也不会发生，将来更不会。”而麻政德“大不了就死”的口号也再次回荡在众村民口中。最终远方传来一声巨响，洪水夺路而出，“我”最终成为这场水灾里唯一幸存的人。《大坝》作为一篇寓言，实际上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故事里的大坝与其说是两姓村民的庇护之所，不如说是受骗者无法改变自身环境所选择的安息之地。整个寓言从开始就渲染着大坝蓄洪带给村民的巨大威胁，但是就是这个一戳就破的“大坝安全”骗局，所有的村民都深陷其中。这些村民的异常表现正是我们理解受骗者心理的一个重要参照。正如阿乙所言，村民不会离开村庄的根本原因是：“对新生活充满恐惧。为此，他们宁愿和谎言结下牢固的盟约。”事实上，阿乙在此刻想要体现的另一个维度便是受骗者的情感心理分析。《大坝》中村民的自我欺骗往往处于一种集体氛围之中，因为村民的盲从以及对于损失房屋财物等沉没成本的担忧，使得受骗者深陷骗局而难以脱身。这个道理，不由得让我们感到滑稽而又悲哀，因为作为一个受骗者，我们最为擅长的事情竟然是自我欺骗，而这种骗局对于个体而言往往是无法可解的。

　　至此，我们实际上就能对于《骗子来到南方》中发生在红乌镇乃至现实生活中的“集资骗局”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这同时也对阿乙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对于作家而言，把一个知道结局的日常事件书写为一个传奇骗局可谓是难上加难。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红乌镇中传奇骗局的形成，我们往往也可以作为阿乙笔下的欺诈者，去深度还原整个骗局发生的过程。《骗子来到南方》中多次强调了诈骗者骗术的高超，骗子唐南生首先便是通过“拒斥”的话术骗取了整个红乌镇居民多年的积蓄。而他的成功秘诀是对蜂拥而来的投资采取“拒斥”的态度，从而引来更多的投资。因此，当小说中描写江南公司限制采购股份额之时，红乌镇民开始疯狂抢夺《投资入股协议书》，甚至造成了“红乌撤县建市以来，市区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群体性事件”;其次，唐南生又靠着一次次的“捏泡”精准把握住了红乌镇民的趋利心理，“十年之内，我们这里将出现一座人口相当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到九百万的大型城市，我们每人手中的股权，价值将是今天的百倍、千倍，乃至万倍”;最后当集资骗局被拆穿，唐南生又利用受骗者的自欺心理建构了一个局中局维持着镇民仅有的希望，“他要跑，开始就跑了，又何必来还咱们的钱呢。咱们应该给对方也是给自己一点信心。世上的人没我们想象得那么坏”。小说中欺诈者对于受骗者心理特征的准确把握正是来源于阿乙对于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然而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不是作者的告白，而是在这已然成为陷阱的世界里探索人类的生活。”作者对于二者心理特征的精准把控实际上达到了他想要的叙事效果，读者正是沿着欺诈者以及受骗者的心路历程，才得以真正进入红乌镇这个位于作者笔下的南方荒凉之地。而我们也正是在这些充满陷阱的骗局中，真正体悟到了人性的幽微与复杂，借此完成了对于自我的认知与救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性的偏转往往也会使得人偏离固有的轨道，最终落入无底深渊。因此在小说结尾，当怒火攻心的受骗者设计虐杀了欺诈者，阿乙借潘洹夫之口再次提出了那个有关于“道德认知力”的疑问：作为受害者的镇民是否有权力对于骗子进行私刑的审判？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是阿乙对于小说存在价值的思考。一般而言，受难往往会使受难者获得道德上的豁免权，这一方面源于人类同情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常因为这些受难者们后来掌握了话语权。但是，阿乙对于一切有关于道德完美的想象与渴望保持着警惕。正如小说中一戳就破的骗局，他想要去通过一种方式去戳破这个所谓的道德幻想。因此，当小说里潘洹夫利用整整九个问题去讨论受难者私刑的正义性之时，受难者道德上的污点反而会让我们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去看待所谓的真相。这或许也印证了赫尔曼·布洛赫执拗重复的原因：“认识，才是小说的唯一道德。”

　　事实上，《骗子来到南方》中的故事大多取材于光怪陆离的社会热点事件，这或许会使得读者感慨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加离奇。然而，对于一个经由媒介话语简化过的当下生活场景而言，热点事件往往转瞬即逝，留给观众的更多只是一场娱乐至死的狂欢，但是对于作家阿乙而言，小说的精神应该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它应该时刻告诉读者：“真相远比你想象得更加复杂。”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下，我深刻理解并且赞同阿乙对于这些离奇社会事件所进行的“后预言式”书写。对于读者而言，《骗子来到南方》敲响了我们对于文学认知的警钟，而这也使得它真正意义上有可能成为引起轰动的“社会小说”。

　　当代小说 202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