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莉

　　1

　　好久没见到李徽了——当然，“好久”是个相对概念，网络时代，大家随时可以“网上见”，但我们都忙得很，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也不互相叨扰。两年前我出差路过上海，我们见过一面，算是距离最近的一次线下相见了。曾有首很流行的诗句，“你见或是不见，我都在那里”，据说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写的，也有说不是的，是有人冒充法王的诗。这倒可以形容我和李徽，哪怕多久不联系，一接电话，时空便消失了。我们六岁就认识，四十年了，彼此在对方身上生了根。

　　李徽的语音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汗流浃背地在拖地，一周没拖了，仿木条纹瓷砖像打了蜡一样粘脚，实在看不下去。即便明天是双休日，我也不想把这项工作推到第二天。八月底的深圳，天气溽热得要命，是那种黏糊糊、浓稠化不开的热，已经持续闷热很久了，整个夏天几乎没见到像样的雨水。如今，生态出了问题，气候格外反常了。记忆中的岭南夏季，热几天就会下场暴雨，或者来场台风解解暑;而今年——去年似乎也是如此，就是持续的热，热，热。客厅没装空调很失策，前年装修的时候，老公要装，我阻止了，一是想节省点费用，预算都超支了，再就是也想增加自身抗热能力，都在空调房，会产生依赖性。我的胳膊上贴着膏药，抬起来就痛，都是拜空调所赐。人到中年，各种未曾料到的毛病都会趁机赶过来欺负人，身体各器官零部件争相刷存在感。深圳属于海洋性气候，即使是夏季，早晚还是凉爽的，有自然风。没想到如今世道变化无常，连气候也说不准了，过去的经验要改写。我弯着腰，层出不穷的汗水像小溪流一样，在身上蜿蜒流淌。

　　“在拖地啊？不是请了家政工的吗？”

　　“辞了。”我靠墙边直起身，放下拖把，一边用胳膊擦额头上滴下的汗珠。

　　“小青，跟你说个事儿，就是……那个……你手头有没有钱？”

　　她直奔主题，这话也只有她问得出。这年头开口向人借钱是犯忌的事，亲兄弟之间也常有碰一鼻子灰的。李徽倒不介意，也不怕被拒绝，上海苏州的几个老同学都被她一一借过，自然也包括在深圳的我。都是打小的同学，谁好意思说“不”呢？后来大家都有点躲她了，故意不接电话——我听刘波说的。去年春节回老家，我们遇到。刘波经常在苏沪两地来回跑。“现在生意不好做，手头确实没有现钱。”刘波跟我解释，大约也是希望我代为转告。“堂堂大会计师，挣钱应该不少，怎么会缺呢？”刘波表示不解。

　　其实我现在也不太了解李徽，不错，我们是闺密，但闺密就互相了解吗？我甚至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简直比登天还难。就算同在一个屋檐下，了解也是困难的，比如，就像此刻，面对在书房里关着门、戴着耳机、沉浸在游戏中的思安，我无能为力，也百思不解。我无法拉他下来，无法走进他的心里，我甚至找不到和他对话的通道，我们仿佛是来自两个次元的人物。这个家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个寄居的壳，有时看他——我的儿子，就像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女儿要报名念小学了，很高的一笔学费呀。”李徽焦急地说，口音带点上海腔。

　　尽管我和李徽同龄，但我有时竟产生两代人的感觉。思安已经大三，她女儿才读小学。人生中我唯一觉得幸运的是赶早生了娃，看到周围焦虑的妈妈们整天赶着孩子上各种培训班，在微信里天天打卡，被学校班级群发布的成绩信息搞得天天惴惴不安，我不由得松一口气，尽管今天的思安也让人操心，但好歹过了陪读这一关。今天下班时，从沃尔玛超市顺便买点纸巾、洗发水和排骨，结账时，我前面排着一位大叔，收銀台摊着他一大堆东西，其中有大小两只塑料恐龙玩具，由于玩具不知怎么没贴条形码，打不了价，只好搁下不买了。身边的小男孩哭得地动山摇，口罩扯在鼻子下面，一双小手不停地扑打着他爸，这位老兄一边结账，一边哄骂，最后抱起不肯挪步的儿子狼狈而逃。

　　我庆幸自己过了这一阶段。生孩子真是赊本的买卖，好好的人生给套上了枷锁，再无自由可言。

　　看着李徽的万里长征才开始起步，不由得心生同情，一把年纪了，她身体并不是很好，腰椎肩椎都有问题，以前在庐城，时不时都要做一下推拿，也向我借过钱。那个时候她的花销就比一般人大，说起来我都成她的资深债主了，没想到这债权关系延续到了现在。

　　她女儿上的是私立小学国际班，一年要交二十多万学费。这些年李徽不断找亲友借钱，从她女儿上幼儿园开始，她走的就是一条贵族路线。我很奇怪，幼儿园也就罢了，义务教育是免费教育，为什么不去读？

　　“上海好一点的家庭，都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啊。”李徽反而奇怪我的问题。

　　我真的不了解她，当然，我也费解这个时代。曾在哪里看到过一篇报道，上海有个两岁半的小孩得了斑秃，半夜总频频惊醒，妈妈一开始以为是缺钙，赶紧买来补钙剂，吃了以后不见好转，头发照样成片地掉，后脑勺形成好几个铜钱大小的秃点，去看医生，才知道是患了斑脱。医生也奇怪，这种疾病多是成年人因压力大才得的，现在虽有年轻化趋势，可是还没接诊过这么小的孩子，再一问才知道，上海好一点的幼儿园竞争很激烈，都要参加入园考试，家长为了能让孩子顺利通过，一口气报了英语、钢琴、数学、绘画、主持五个培训班。每次孩子淘气坐不住的时候，家长就威胁说，你再不努力，就上不了幼儿园了。孩子着急怕上不了学，终于顶不住秃了。

　　我不由得感叹，深圳虽然也是海外留学生大户，可比具有崇洋传统的上海还是要好点。思安千不是万不是，到底也算是帮我省了一笔钱。

　　我上次借给李徽两万，她还没还，现在又开口。她倒不会赖账，记得清清楚楚，说等有钱了一起还我。（她的信用记录还是良好的，尽管时间会让人民币贬值）我自然相信她的偿还能力，上海某财务公司大会计师，标准金领。她老公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在银行上班。可即便这样，钱还是不够用，在上海，一套房子就让他们成了房奴。

　　李徽学的是财务，按理说应该很善于理财，但她更惯于花费。曾经还在庐城的时候，我俩遇到一个学中医的会看手相的人，他就说李徽手缝大，漏财，存不住钱;而我正相反，手紧，天生节俭。也确实，当年李徽就是月光族，常要向我借钱周转，那会儿我已经毕业，在一家合资企业。她在郊区的一家中学一边工作，一边苦读，准备考研。李徽是个有野心的人，一心向往大城市，也算如愿以偿了。

　　两年前，我路过上海，李徽在淮海路的星巴克请我喝咖啡。她是星巴克忠实消费者，以前在庐城刚有星巴克的时候，她就成为第一批会员，她热衷于那里的氛围。

　　十月下旬，上海最好的季节，桂花的香气不时地从某个角落溢出来，很醉人，令我想起故乡的味道。我们沿着湖南路闲逛，经过赵丹旧居，午后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梧桐树，洒下金币般斑驳缤纷的光影。李徽戴着一顶镶嵌着黑丝绸边的草帽，波浪般的长发披垂着，很洋气。李徽终于生活在她梦想的大城市，成为她梦想中的样子了。

　　李徽喜欢戴帽子，有檐的、无檐的，草帽、丝绒帽，不一而足。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帽子对她来说倒不仅仅是装饰，还有保健之用，她有偏头疼的毛病。我猜想，是不是也和小时候烙下的阴影有点关系。

　　2

　　那一年不知为什么刮起可怕的妖风，学校里的女生们头上大面积地滋生虱子，米虫般大的褐色生物，在头发丛里爬来钻去，奇痒无比，据说还能飞，从一个女生头上飞到另一个女生头上。“三月三，虱子飞过山”，坊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被头皮滋养得黑油油的肥壮虱子繁殖能力超强，生出一窝一窝的小崽子，白花花布满在女生的头发上，看上去像早衰的童女，捏一个“啪”的一声脆响。染上之后，很难断根，头发怎么洗都免不了还会有。女生们对生有虱子的人退避三舍。其实那会儿大多数人都未能幸免，只不过有多少之差和显隐之别。隐在发丛里的虱子，假若不听话爬出来，恰巧被人发现，那就坐实了这件丑事，虱子主人立马灰头土脸，像得了难以启齿的麻风病一样。

　　我不幸中招，被当众揭发了。刘永红惊呼：“大家快过来看啊，宋小青头上有虱子，看啊，还在爬呢。”女生们纷纷围拢过来，朝我头上盯去，指指点点，我惊惧羞愧得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不晓得什么原因，刘永红小小年纪，就有一种天然独特的本领，能做带头大姐，会拉拢大多数，孤立某一人，她用的词叫“搞臭”。这个词从我们上一辈那里继承来的，听了叫人闻风丧胆，大家都不敢得罪她，怕被“搞臭”。其实，我也曾亲眼看见过她头发里有虱子，可是，我不敢像她那样指出来，谁有胆量说她呢？估计别的同学也看见过，但没有人说。没人说就等于没有，她可以居高临下地揭发别人。

　　“真脏！”“好恶心呀！”女生们捏着鼻子窃窃私语，她们像躲避瘟神一样地从我身边跳开，和我原来关系不错的同学也不敢靠近我了。

　　当天晚上，妈妈买来烧酒给我洗头，然后用旧毛巾严严实实地包着，捂了一宿，我感觉整个脑袋都要给点燃了。这个时候谁要是不小心丢个火星，我就完了。许多次我想象自己顶着一个火球在大街上狂奔。

　　第二天我带着未散尽的一头酒精味惶恐地到班上，依然可以感觉到同学们异样的眼光，比浇在我头发上的酒精还灼热。

　　体育课自由活动，刘永红召集一帮人玩丢手绢游戏，大家围成一圈，同声高唱：“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背后，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一个同学在圈子外面拿着手帕，歌声结束，看看手帕放在谁背后，谁就替代那个人起来跑。

　　我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这种被群体孤立的恐惧感，一直到很久以后都伴随着我，使得成年之后的我对集体聚集本能地排斥，特别是对聚集中那神气活现、指点江山、喜欢当众臧否人物的大哥大、大姐大退避三舍。印象中，他（她）们专门会让弱者、瞧不顺眼的或者不跟从他（她）们的人难堪，下不了台。我从前单位有个女上司，她家但凡有个什么事，大家都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地前去表示慰问祝贺，我憷于表达，也不合群，从未随过份子。女上司有时来职工办公室亲民巡察，一个一个格子间打招呼问候寒暄，经过我身边看也不看，好像我是透明物。这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令我想起小时候，童年的影响宿命般地影响至今。

　　我默默地缩在一边，忍着就要流出的泪，时间变得漫长而难熬。

　　这时，李徽走了过来，她手里攥着五颗小石子儿，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玩抓子儿游戏？”

　　我羞愤交加，被她搭讪比独自待着也好不了多少。

　　丢手绢游戏没有她，什么集体游戏都没有她，跳房子、跳绳、跑圈……她都不参加，我从来没想过，也没留意过她的感觉，她基本上是被我们忽略的。有时瞥见她一个人待在一旁，心里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庆幸感，幸亏自己不是她。

　　李徽那时候瘦瘦小小，皮肤黝黑，嘴角边有一颗小小的凸出的肉痣，被刘永红称为“好吃痣”。李徽性格孤僻，又有点死脑筋，刘永红曾恩赐地让她扮演矮人国里托着公主衣服的仆从，她不肯，习惯了别人服从的刘永红在李徽这里碰了钉子，从此开始冷落她，别人自然跟着不搭理她了。李徽总是独来独往，偶尔我瞧见她手里捧着本小人书，安静地看着。她倒还挺不屈的，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头昂得高高的，尽管她那么矮小。

　　“她妈是菜农，她爸投机倒把，给抓过的。”这是刘永红爆出来的料，也不知真假，大家更加瞧不起她。

　　五颗小石子，磨得光滑溜圆，平常我们玩的石子棋都非常粗糙。

　　“五彩石，我收集到的。”她眼睛里闪烁着友谊的渴望。

　　我接了过来，在手里摩挲，我俩就在一旁玩起石子棋来，我头一次见到李徽笑，她的牙齿很白很整齐。

　　在那些被孤立的日子，李徽和我結成了同盟。

　　我的耻辱刚刚过去不久，李徽的灾难便来了，还是虱子惹的祸。她妈妈比我妈行动更绝，干脆给她剃了光头。李徽原本拥有一头浓密黑发——被刘永红嘲笑过“懒人顶重发”，乱糟糟的，篦子都篦不通。这大概也是她被认为很脏，不配和大家一起玩的原因。如今一根毛都没有了，光秃秃的脑壳像发亮的青瓜皮。

　　我不知道李徽怎么还有勇气来到学校上课。一首打油诗在班里响亮地传唱开来：“秃子秃花瓢，挂在树上摇，秃子想戴花，摸摸头上没有毛，想想真无聊。”

　　大家笑坏了，想想吧，一个女生剃了光头，多刺激啊！我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由于李徽成功地取代我成为大家攻击的靶子，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另一方面，又十分同情她。但我不敢公开表示我的同情，那个时候，刘永红已经向我示好，我被重新拉进革命队伍，可以参与丢手绢游戏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不知好歹站李徽一边，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刘永红的权威，自绝于人民。

　　李徽头皮青白，和她黝黑的面容构成鲜明对比，她变成和男孩一样的人，男孩子们也嘲笑她，她简直就是一个异类啊。

　　课间，我不敢和她玩，甚至不敢看她，我怕看见她瞥向我的渴求目光。

　　我们两家住址是同一个方向，我被孤立的那阵子，我们总一同放学回家。

　　现在，她要一个人走上很远，才停下来等我，她知道我不想被人看见和她在一起。

　　“拿酒精洗头，捂一捂就好了。”

　　“我妈舍不得烧酒。”

　　我递给她一枚咸橄榄，早上爸爸给了我两颗。

　　“很好吃。”她爱惜地咂着嘴。

　　走到文化馆附近，我们就要分手了。

　　“去不去我家玩？那里有许多花，你不是喜欢花吗？”

　　那会子我们刚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了，我的一篇作文被老师表扬了，写的就是院子里的洗澡花。

　　过了文化馆就是郊外了，建筑物变得稀少，柏油路两旁，是一片一片的农田、水沟、低矮茅房。李徽家离我家不算太远，走十分钟便到了，但好像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她家是自建的砖头房，门口用竹篱笆围了个大院子，几只鸡在啄米，旁边有个用茅草搭建的茅厕，和我在乡下奶奶家看见的一样。乡下人都在自家院子里，用一口大水缸做粪窖，上面支起两块木板，蹲在上面解手，没有顶，直接可以看见天空。我只能抬头，木板下简直没法看，粪便蛆虫，臭气熏人，会叫人恶心得站不稳。李徽放下书包，直接带我到她家屋后的田野里，一大片绿油油的青菜排列整齐，像浩大的织锦呈现在面前。这里是蔬菜队领地，菜农们靠种菜谋生，他们没有城镇户口，虽然我们住在相距不远的同一片土地上，但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李徽之所以被孤立，也有这个原因吧，小孩子也是天生势利，而且不会掩饰。没有城镇户口意味着没有粮票，买不到大米、油条、麻花、包子……意味着穷。

　　我和李徽走在田埂上，她教我辨认着菜畦里的马兰头、荠菜、马齿苋。“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味道可好了。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挑野菜。”“挑”就是“摘”的意思，这字真传神，就是在一大片菜地草叶间寻觅，那种“挑”中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是一种发现的快乐。有一回姐姐拉肚子，妈妈就“挑”了许多马齿苋煮水给她喝。妈妈将剩余的马齿苋用灰揉，晾晒成干，和五花肉配起来烧，很好吃。没想到，李徽家的田野有这么多可“挑”的好东西。

　　李徽的样子就像大地的主人，完全不同于她在学校的那种灰头土脸。我们一起唱起了应景的流行歌：“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我第一次听李徽唱歌唱得那么大声。音乐课考试，每人唱一首歌，李徽得分最低，就是老师送的及格分，她声音太小，老师把耳朵凑到跟前也听不见。“蚊子哼一样。”老师摇头下评语。

　　也许是对田野的热爱焕发了她的激情，也许是和我在一起。

　　田埂间水沟边遍布五颜六色的小野花，其中最出色的是野蔷薇，粉色的花朵，一蓬一蓬，开得欢欢实实，惹人欲摘。“你小心啊，蔷薇有刺。”“别滑下去了。”李徽在我身边提醒着。好看的花儿确实难摘一点，靠着水沟淤泥长，李徽身手敏捷，在危险的地方，她把我推开，自己贴在田埂上，探下身子，去摘花朵。

　　“我摔过一回，你看我这里，有疤痕。”李徽把头伸给我看。果然有条突出的细白的疤痕，她的头发已经长出了一点点，硬硬的，像山里的野板栗。

　　“摘蔷薇摔的？”

　　“摘莲蓬。”她指着不远处的一块荷塘说，“带弟弟玩，弟弟吵着要莲蓬，我够不着，掉水里了，弟弟在我后边，也跟着一起掉水里了。幸好路过的人把我们救起来。那池塘淹死过小孩的。”

　　“你妈骂你弟没有？”

　　“哪会骂我弟？！打了我一顿。说要是弟弟淹死了，我也活不成。”李徽眼里起了雾。

　　“偏心的父母，叫不应的黄天”，这是民间老话，我想起我妈，她总说自己一碗水端平，可我觉得她是偏心姐姐的。

　　“我妈偏心我弟，其次是我姐，我是这个。”她伸出小拇指，讪笑了一下。

　　“等以后我们有出息了，让她们后悔吧。”我握着李徽的手。

　　李徽点点头，我们仿佛结成了同盟军。李徽将蔷薇编成花环戴在我头上：“像女王。”她拍手。我又把花环套在她头上：“好看，像花边帽子，你戴帽子很好看。”

　　“到冬天就好了。”李徽眨着眼睛。

　　“是的，冬天头发就长长了。”

　　“可以戴帽子了。”李徽笑了一下。她剃光头后，我送了她一顶旧风雪帽，那是我自己戴过的，我很喜欢，风雪帽有两根像辫子一样的长带子。

　　3

　　“我东拼西凑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就还差五万。”李徽在电话里说，“刘波的电话打不通，船长也没消息，只好找你了。”

　　我心说，他们都躲着你呢。

　　五万，不是很大的数字，到哪儿不能消化呢？大概也是她把自己的信用透支得太多了。我真弄不懂李徽，为了这么点钱，把面子都丢光了。刘波背后说的话我自然不能告诉李徽，她竟然还提起“船长”，难道“船长”的日子会比她好过？

　　“我也没办法，船长要是有消息，肯定会支援的，他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好朋友。哎，你有他消息嗎？”

　　“你都没有，我怎么会有？”

　　“只知道他在上海，这么多年就是不联系。”

　　“船长”是梁承斌，这雅号来源于我们一次去郊外游玩。那会子我们上高一，一起玩的人还有刘波以及其他几个同学。

　　李徽那时已经有一头齐肩乌发了，平时在学校就束个马尾，去校外玩的时候放了下来，是学台港片里流行的装扮。她的个头已蹿起来，不再像小学时那样瘦瘦小小，面容也长开了，漆黑的眼珠，乌黑的眉毛，五官立体，有点印度人的味道，嘴角边的小肉痣也随之长大了一点。小升初我俩都进了一中，不同班，高中又到了同一个班，算是做同学最久的了。“唉，李徽怎么打扮都有点土气。”刘永红分在另一所学校，有次来我们学校看运动会，看到正参加4×100接力的李徽，随口笑道。我本来不觉得李徽土，但刘永红一说，似乎也有点同感。李徽披散着头发，像电影里的城市姑娘那样，可是说不上来哪里依然带有一股乡野的气息。我倒是蛮喜欢，很可爱。

　　一个春天的周末，梁承斌提出去小洲島玩，踩单车去。

　　“我们没有单车。”李徽说。

　　“坐我们车后面好了。”梁承斌爸爸是钢铁厂的师傅，他家境还可以，有一辆“二八”自行车，刘波也有自行车。

　　于是就男生载女生，一路开往小洲岛。大约十几公里吧，他们也不嫌累，就这么一路开过去了。我坐刘波车后，李徽由梁承斌载。

　　小洲岛其实没什么好玩的，就是一片水域，岸边泊着一艘生了锈的旧船。我们进到船舱里，东寻西看，梁承斌走到驾驶室，打着方向盘，模拟驾驶。

　　不知怎么我们就谈起了理想。

　　刘波说将来想当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那样，他是我们班的学霸，被物理老师誉为神童，这个理想倒也挺配他。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啥，对于理想我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我却记得李徽的理想，她说她将来要生活在大城市，住很大的房子，穿自己想穿的衣服。

　　李徽迫切地想离开自己的家，她和父母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她姐姐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里做帮手，早上提着菜篓去集市上卖。“一个子儿都斤斤计较，和我妈一个样。”李徽很瞧不上。家里的饭菜，她妈妈小气到连肉丝切成几条都清清楚楚，她不小心多吃了一条要被骂半天。好不容易买了几个苹果，不放烂了不给吃。就像那个《吃葡萄的故事》里，有人先从好的开始吃，她们家永远吃的是最坏的。“她眼界只有芝麻这么点大。”李徽说，“家里有两把秤，一把是做了手脚的。”对我，她倒愿意吐露家丑，她心里积压着许多不满，需要一个出口来倾吐。李徽发誓一定要离开这样的家。她学习很刻苦，却得不到家人重视，她父母总拿她和姐姐比较，嫌她读书花钱，她常常羡慕我能读到《读者》这样的杂志。她所住的郊外电路不稳，动辄停电，晚上学习要点煤油灯，又被她妈说费油。于是，我将家里多余的蜡烛头送给她，她学到很晚，有一次来了瞌睡，还被烛火烧了头发。说起这事，她后怕不已。

　　“一定要考上大学，才能跳出农门。”李徽坚定地说。后来她腰椎间盘突出，也跟那会儿长时间熬夜以及不正规的坐姿有关。

　　“你的理想是什么？”我们问在驾驶舱里捣鼓的梁承斌。

　　“船长，将来我要当船长，不然的话当个大副也行啊。”他的外号就这么来的，他们都是有明确理想的人。“船长”应该很兴奋，还唱起歌来，他唱的是《凯旋在子夜》里的主题曲《月亮之歌》，把我们都感动了：“当我躺在妈妈怀里，常对着妈妈甜甜地笑……”

　　“你以后可以考音乐学院，当歌唱家。”李徽认真地建议道。

　　“不，我要报考海军院校，将来去远洋。”梁承斌戴着水手帽，眼眸熠熠生辉，样子很帅。

　　梁承斌喜欢李徽，李徽却没什么感觉，她喜欢的是洋派型的，像我们班主任凌城那款。凌城在上海读了四年大学，分在我们学校年头不长，同学都不太喜欢凌老师，私下叫他“假洋鬼子”。凌老师有一头天然卷发，说话轻声慢语，有点嗲，就是那种仿上海人的腔调，但李徽喜欢，她认为那是文明，是洋派，“不像我们这里人，说话粗声大气，跟吵架一样。”凌城任命李徽为英语课代表，英语成为她所有学科中最好的一科。凌城教了我们一年半就调走了，他本来就是弋江市人，不甘心待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一直心心念念地要调离。教我们那一年都在办调动，有时一请假就是两个星期，让别的老师顶课，这也是我们不喜欢他的原因，觉得他不负责任。

　　换了英语老师之后，李徽很失落，英语成绩下滑得厉害，中学生确实是这样，“亲其师信其道”，喜欢哪科老师，哪科就学得好。英语的退步直接影响了李徽的高考，她原本打算考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凌城曾去李徽家家访，他告诉李徽将来有条件一定要去大城市，去上海，那里是视野最开阔的地方。这个信念深深地影响了李徽，但她最后却读了省农学院，还是大专班。想不到进了大学还脱不了一个“农”字，李徽特别郁闷。

　　说起来，我们那一届整体考得都不太好，是学校高考小年，上一届录取率达30%，这一届都不到这个比例，我们班考得最好的刘波也只上了一所工业大学，离他梦想的清华大学差了二十分。我上了省师专。最惨的是梁承斌，他落榜了，第二年参了军，是海军，在某种意义上倒符合了他的理想。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李徽还有刘波，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庐城，那是省级高校最多的城市。

　　对于来自小县城的我们来说，庐城就是大地方了，出门要坐公交车，到处有高楼大厦、大商场，有公园景点、历史古迹，光一个校园就有我们县的城关大，够逛老半天。庐城算是我们见的最大世面了。

　　金秋十月的某一天，我们仨在环城公园划船，是那种电动脚踏式的，不需要用力，把握好方向盘就行了。“要是船长在，我们就乘那种划桨的，他力气大，方向感强。”李徽不无遗憾地说，我们也有点惆怅。她坐在方向盘前，随着船的行驶，风将她海藻般的长发吹得飘起来，阳光穿过发梢，人就像沐浴在金粉一样的光芒里。我想起之前她光头时的情形，觉得完全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留起了梦寐以求的长发，大学真自由，离开父母真自由。

　　如果这个时候刘永红再见到李徽，一定不会觉得她还有土味了吧？事实上，李徽已经脱胎换骨，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了。不过，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李徽突然心血来潮，将一头漂亮的长发剪成了寸头。当她这样突兀地站在我面前时，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时代，看到那个被剃了光头的女孩子。不同的是，这次是她主动剃去的。

　　那会子我已经师专毕业了，分在一家化工厂做培训师。留在城里，对于一个师范专科生来说，是很难得的。我们班除了极少数要考研的继续深造以外，大部分返回原籍当了老师。我因为年年拿一等奖学金，才获得了这个唯一留城的名额。是的，我也不想回原籍，在庐城待两年没有待够。李徽在读大三，这也是她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了。当时她正和同学校的一个男生谈恋爱，断发是因为爱情，“青丝为君留，情去发不在”，李徽是个决绝的人。

　　“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是闹着玩的，并不是真心和我在一起。”李徽哑着嗓子说，“我们一起走过礼品店，他指着一个八音礼盒说，将来等我结婚时送给我。天哪，他怎么能这么说啊？！我知道，他根本是嫌我穷，嫌我是乡下人，配不上他。”

　　那男孩我見过两次，长相斯文，戴着眼镜，个子高高的，有一点点凌城的味道，李徽就是喜欢这类“小白脸”。男孩是庐城本地人，带李徽去过咖啡馆、音乐厅，我曾听过李徽无比激动地向我描绘那里面的情形和感受。李徽骨子里迷恋这样的东西，她在男孩的带领下，成为星巴克的第一批会员。

　　“他家里人居然还找到系里，调查我的家境。”李徽的眼睛雾蒙蒙的，硬是忍住了即将流出的眼泪。

　　那天，她睡在我宿舍里，我半夜醒来，她还睁着眼睛。“我会留在庐城的。”她说，“不是为他，是为我自己。”

　　李徽将下唇咬出一排牙印，她说到做到，终于留在了庐城。

　　4

　　万象天地位于原来的城中村。刚来深圳时，这里到处是“握手楼”、“亲嘴楼”，曲里拐弯的巷子里布满各种小店铺：日用百货、饺子馆、生蚝吧、凉茶铺、麻辣涮、美容坊、五金店、水果摊……还有推着三轮车叫卖的人，这样的地方在深圳被命名为“插花地”。在插花地居住生活成本相对较低，那里云集着四面八方来深圳打工的人，诸如建筑工、家政工、大学毕业生、失婚者、无业游民、违法作乱铤而走险者、逃犯等。插花地改造之后，宽阔气派的大楼拔地而起，林立有序，新的商业圈成为时尚人士打卡的新地界。万象天地就在这商圈之中，高档品牌纷纷进驻万象天地。作为首屈一指从无到有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要打造地地道道不留死角的新面目，原来那些有碍观瞻的城中村、插花地越来越少了，早年间深圳街头还能看到戴着黑色帽帘的土著客家女，如今也不见了踪影。每当夜晚来临，城市灯火亮起来，从高处看过去，整个深南大道没有一处不辉煌。逢上节日，大型灯光秀璀璨夺目，亮丽的高楼大厦连缀成流光溢彩的轮廓线，看上去就像美轮美奂的海市蜃楼，倒叫人没来由地产生一种不真切感。

　　雅茜约我在这里见面，她有一栋房子就离此不远，现在升值了，她便什么都不用做，躺着就把钱赚了。

　　“早点到，我们先在诚品书吧坐一会儿。”

　　雅茜喜欢书吧雅致的环境，她也算得上一名资深文青。前两天我还看见她在朋友圈发了几张在书吧读书的照片，她身穿红色连衣裙，头戴灰色宽边帽，手捧莫言的书，姿势优雅极了。雅茜喜欢戴帽子，这习惯和李徽一样。

　　她今天穿的是白色休闲T恤、耐克休闲长裤，戴着蓝色宽边帽，显得时尚而洋气。书吧隔出好几个区间，各设有高低不一、错落有致的桌椅，里面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读书的人，咖啡和果茶的香味弥漫其间。雅茜坐在里面一个相对较空阔的区域，手里捧着一本《蒋勋谈人生》。

　　我走过去，她抬起头，扬了扬眉毛，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又低下头看书。这是雅茜和李徽的区别，有点倨傲，不熟悉的人会认为不懂礼数，不像李徽，见到你亲昵得恨不得扑过来。一个人的表达方式和一个人性格有关，当然，也和年份有关，友谊像美酒，有年份的原浆更醇厚一些。

　　雅茜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间不需要矫情做作，人这一生中一定要有一两个能随时说话、随时交往、不需要客套的朋友。这是她对友谊的诠释。

　　“要不要来杯饮料？”我问她。一般在书吧，大家都会去吧台买杯饮料，也算是一种支持，如今许多线下书店都开不下去了，买一杯饮料后长时间坐着才心安理得。当然，这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别人也有什么都不要的，就坐在那里看书，书吧也不会撵人。这也是发达城市的气度吧。

　　雅茜摇头，继续沉浸在书里。我便去吧台，也要了杯免费的白开水。

　　我挑了本写日本花道的书，坐在雅茜旁边，在这样的场合，我不大能读得进去，只能选些好玩的好读的书随便翻翻。雅茜瞥了一眼我的书，又瞥了一眼我的白开水，嘴角上扬，浮出一丝讥讽笑意。她经常会露出这样的微笑。

　　我当下立即醒悟，其实我应该点两杯饮料，送她一杯，方显大方。雅茜嘲笑过小气之人，有一阵子，她结交了一些深圳文化名人，请他们吃饭，吃过几回，私下不屑道：“这些假文酸醋的人，没钱还爱摆谱，吃别人的喝别人的仿佛天经地义。一桌子男人，却让我一个女人买单，他们竟心安理得。”

　　“和你吃饭是给你面子，谁叫你是富婆啊？一般人还请不到呢。”我开玩笑。

　　“你也真是的，这和富不富有个毛关系？人应该讲规矩，礼尚往来，文人连这个礼都不懂。凭什么就该一方老是掏钱？这一点还是外国好，吃饭都AA制，这是平等也是尊重。”

　　她这么说了之后，我和她吃饭也就实行AA制了，或者，这次她请我，再下次就我请她。当然，我请客的餐馆一般不及她请客的贵，这个她能接受的，毕竟财力在那里，她认可的是我这种觉悟。

　　每次约见一般都是她提出，很多时候我并不想出来，特别是思安小的时候，我不像她有那么多闲暇时间，但我不善于说“NO”，尤其对朋友。

　　是的，和雅茜也是十几年的朋友了，在深圳，这就很难得了。雅茜阶层高，结交的多半是富豪，高大上的朋友。有一次和她及她约的朋友一起吃饭，听她们谈出国旅游的趣闻，她们几乎把所有国家都跑遍了，还相约着下次一起去南极。我在一旁都插不上话。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折叠空间、看上去大家在同样的天空下，其实壁垒森严，屏障横隔，无法逾越。如果不是思安，我也不会成为她的朋友。

　　雅茜的儿子子豪和思安在小学是同班同学，子豪的孪生妹妹子美则在另一个班。因孩子而结交成为朋友的，在深圳学圈里倒也并不鲜见。大人们围绕着孩子，交流育儿经、结伴亲子游什么的。雅茜运气好，一胎生了两个——有人做过统计，深圳的富人双胞胎几率大于普通人，据说有一种很贵的妈仔丸，吃了生双胞胎的概率就会加大——你瞧，富人总有办法。也不知是双胞胎把智商分偏了还是咋的，子豪学习很差，我家思安却学习很好，这是雅茜主动结交我的原因，原来成绩好也是一种资源。雅茜邀请我们参加子豪奢华的生日宴，约我们去海边开私家游轮游玩，或者去某个农庄休闲度假。那会子她倒从不提AA制，若AA的话，我们玩不起的。

　　子豪和思安都是内向的孩子，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思安显得格外活络，他和子豪一起摆弄玩具，做游戏，指点子豪拼装乐高，不厌其烦地向子豪介绍他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像个博学的小老师。和思安一起玩的时候，子豪也能露出难能可贵的笑容。

　　我看着也很欣慰，并深深感激雅茜，如果不是她，我的思安哪里能见到这样的世面呢？有一次，我问思安，玩得开心不？思安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你们开心就好啦。

　　他们也就在小学做了几年同学，到了初中便分开了。子豪初中时换了两所学校，普通高中没考上，后来读了个私立高中，子美成绩稍微好一点，也只上了一所普通高中。思安成绩一直出类拔萃，他就读的母校对他十分器重，按中考成绩来看，本来可以进重点中学的，但他的母校挽留了他。“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他们说在高手如林的重点高中，他会被湮没的。我们再三思忖后便同意了。思安倒也不负众望，年年考试都在区里排前几名。但是，平时考得再好都没用，关键是最后一场大考。

　　思安考砸了，因为太紧张的缘故。考前失眠，第一场考语文，学校副校长从监控里看到他用手擦虚汗，特地以副主考的身份走过去给他送去了毛巾。“为什么都要盯着我？为什么给我送毛巾？为什么不能让我和别的同学一样？”分数下来的时候，他抱着头哭喊道。我吓坏了，他长这么大，从没有这么吼过。

　　思安去了广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和美国联合办学，有个2+2模式，国内读两年，去美国读两年。我手头攒的钱就是要供他出国的，深圳有条件的家庭一般都会送孩子出国，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新冠疫情使得赴美国之行搁浅，学校调整为3+1模式，在家歇了大半年了，上网课，思安整天足不出户，挂在电脑上，每天要睡到中午，有课就挂着，我不能说他。有一次我忍不住进去说他，他一拳头砸在书桌上，让我不要擅自进他房间。他从小就性格内向，如今越发阴沉。

　　我们现在很少说话，有时我在想，生孩子有什么用呢？你一切的付出也许都看不到一丝希望，他不领情，不稀罕，甚至还对你怀有深深的厌恶，这一代孩子怎么了？可是，我也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孩子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大概也是我们作为女性的悲哀吧。

　　书店里冷气不是很足，雅茜将帽子放在旁边，我发现她发型有点变化，发尾整齐了，发丝很直，额头留有一些刘海。

　　“剪发了？”

　　“嗯，理得不好，我准备找他们重修。”雅茜生气地说，“一千元，就理出这么个效果。”

　　我瞠目。确实还不如我花几十块钱理得好，有钱人就是不一样。我想起李徽的托付，她知道我有一个富豪女友——也怪我多嘴，向她炫耀过，她希望我能借给她一点钱救急。“小青，帮帮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一有钱，我马上就还你。我老公申请的新信用卡马上就批下来了。”

　　唉，要是李徽认识雅茜就好了，她可以直接开口。

　　五万元，对雅茜来说可能连九牛一毛都不算。我曾和她一起逛商城，她买件旗袍和一个手袋，两个小时之内，十万元就没了。

　　可是，我怎么开这个口呢？雅茜现在吃个饭都要AA制呢。

　　没钱的人不知道有钱的人怎么个有钱法，有钱的人也不知道没钱的人怎么个没钱法。“何不食肉糜？”，这种问法是真的。思安考砸那年，雅茜奇怪地说，你让他直接出国读书就好了呀，和我们子豪一起去美国，做个伴。

　　她那一对双胞胎儿女子美和子豪都去了美国，一般人供一个孩子出国都要卖房了，她轻轻松松送出去一对。更离奇的是，子豪待了不到两个月便自己买机票回来了，他说待不惯美国，不喜欢那学校，也不习惯住别人家里。那边的学费不能退，雅茜却欣慰地说，还好，就两个月，孩子有主见，能自己做主，虽然损失了一学期的学费，可总比读了四年再反悔好。

　　我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有钱人的逻辑和我们是不同的。

　　当然，每个人的逻辑都不同。比如李徽，其实我也不懂她。

　　5

　　李徽第三次断发是在她三十岁时。大概小学的光头经历给了她超强的免疫力，对光着脑袋上街毫无负担了。她的后两次断发都和恋爱有关。

　　那會子李徽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她在庐城苦读，考了三次，终于考中了苏州一所大学，读了研，学的是财会。读研期间她和一个从北京来进修的男人好上了，那人是离过婚的，纠缠了几年，分了手。“他，一个二手男人，居然还瞧不起我的出身，动不动就说前妻如何如何。”他前妻是北京干部家庭的，李徽不服这口气。毕业后她去了上海，找了一家大公司，一心要在大城市落地生根。彼时我已经跟随丈夫到了深圳了，思安也已经出生。

　　“青春很短，过期不候。”每次我们通电话，我都替她着急。曾经有一些人喜欢过她，在庐城时，她大学的同学，还有我们留在庐城的老乡，以及她所在单位的同事，但她那会子一心要出去，无暇把时间花于此，校园里那场夭折的恋情赋予她极大的斗志。梁承斌也曾来庐城看望过她，他在山东当兵的几年来过庐城两次。有一回，李徽给我看“八一”徽章，说是梁承斌送的礼物，“船长人真好，真的。”李徽叹了口气。退伍后梁承斌回到了家乡，进了他父亲的钢铁厂。

　　李徽在三十九岁的时候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对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俩人是在一个红娘网站结识的，经过电脑综合条件比对，他们被视为适合发展，于是开始交往，很快走进了婚姻殿堂。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些社交软件大数据算法还真有科学依据啊。我见过她丈夫的相片，外貌一般，嘴角边的一个痣和李徽的相对应。这真是太神奇了，冥冥中仿佛天注定。李徽爱学习，另一半也是来自名牌大学。

　　“小青，你知道吗？原来学问根本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素质，我没想到清华大学毕业的人竟是粗话连篇，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李徽跟我说起她老公时，口气鄙弃得要命，“他是农村出身，出身真是改不掉的东西，你见了就知道，说话的语气和他妈妈一个样，三句话不离人生殖器。”农村人并非都这样啊，教养无关乎身份，城市里的流氓少见吗？我觉得李徽未免有偏见，她自己在恋爱上就是偏见的受害者，到头来自己却对别人有偏见，我猜若不是年纪太大，她大概也不会选择这个老公吧。女儿出生后，她坚决不让婆婆带孩子，同样也没让自己亲妈带，说是不想让孩子染上乡下口音和乡下气。每次回老家，李徽都带着女儿住宾馆，回她婆家也是这样。

　　其实，他们的矛盾从结婚伊始就种下了，因为房子问题，结婚得有房，这是他们达成的共识。她老公当时看中静安区一套二手房，李徽嫌小嫌旧，嫌没有电梯，她相中了浦东的大房子，一百六十平方米，“住大房子才有大格局。”她老公当时依了她，但后来趋势发展，让她老公对她痛恨不已，静安区的房子升值厉害，再旧也比浦东值钱，而且郊区没什么好学校，女儿上学，还是找刘波挂靠的户口。为了这套房，她老公家里也算是倾尽所有了。

　　“累了一天，住在宽敞崭新的房子里，心里才舒坦啊。”李徽口里不认输。

　　不管是静安还是浦东，一栋房子耗光了俩人所有的积蓄，对于出身农村的外省人来说，能在上海立下足买得起房，不能不说代价是巨大的。房子每月按揭一万，得供到她老公退休之年，孩子还要上国际学校，也难怪她的钱总不够。

　　房子大的好处是可以和老公分开住，要是在静安，俩人不得不挤一起，多别扭啊。李徽欣慰地说。

　　尽管和老公基本没什么话可说，但俩人都不打算离婚，否则财产两败俱伤，这个账他们都会算。

　　“夫妻俩过日子更像是合伙人，你以为有多少爱情吗？要是为了爱情的话，你怎么不选刘波？”

　　李徽说这话，我愣了好半天，我从来没想过她会认为我和刘波有爱情。大家都是同学，青梅竹马，在庐城经常一起玩儿。刘波离我们学校更近，他周六有空的话都会过来找我打羽毛球。我毕业后分到工厂，他也经常去我宿舍找我——几个人合伙住的宿舍，是简陋的平房，墙壁上长着青苔般的绿毛，被我用明星画报遮挡着。他来了后，我便用电磁炉和小铝锅炒菜招待他。后来他去浙江大学读了硕士，再后来分到了上海，在爱情这方面，他从来就没有向我表示过一丁一点。

　　听李徽这么一说，我心里有一点恍然。我是在刘波离开庐城之后恋爱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我们俩是一个厂的，当时他刚和前女友分手，很失落，经常来我宿舍蹭饭。有一次带了一瓶红酒，我们对饮，一瓶干红全喝光了。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后，单位分给我们一间小小的宿舍。工厂改制后，他到深圳发展，我随后也跟了过来。刘波应该也是权衡了条件的，他在大上海发展，和庐城的一个不景气企业里的员工交往，太不现实吧。是的，婚姻是很实际的事，时代早也就逼着我们认清了形势，爱情虚无缥缈，不能当饭吃。扪心自问，我们哪个能做到“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所以大家连口都没有开，也好，避免了尴尬，至少没有破坏我们的友情。

　　我老公从来不记得我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说好的在同一个路口碰面我们都会走岔，我不知道他和前女友有没有浪漫过。他性格内向，思安有点像他。到深圳后他去了华为集团，搞交换机，钱挣得还可以，因此，我们才较早地在深圳买上了房。年纪大了之后，精力和思维跟不上，单位给了一笔补偿费，劝退了他。现在他在一家私人小科技公司做技术，搞跟人工智能有关的产品，他把一台名为“艺术宝宝”的小机器人带回家里，整天翻来覆去地研究，和它对话。

　　“小贝，今天天气如何？”

　　“小贝，请播放一首《我爱你，中国》。”

　　有时，他问了很奇怪的问题，艺术宝宝便充满稚气地说：“请再说一遍，小贝没听明白。”

　　我觉得小贝倒像一个与他更亲近的人。

　　幸而有闺密。雅茜说女人之间的友谊是男人不能取代的，只有女人才会理解女人，男人哪里会理解？

　　我有点诧异雅茜也会这样说，她和老公关系亲密，常在朋友圈晒她老公炒菜、浇水之类的图片。她称老公为“老大”，那是一个做期货的金融“大鳄”，同时也是个懂情趣会过日子的好男人。

　　子豪上小学时雅茜就在家做全职太太了——她原来在一家证券公司，那会子一年收入就有二十万了。她说，现在老公一年给她三十万，算是她看管孩子打理家务的薪资。这点挺好，尊重女性，谁说管理家务不是工作呢？我们都表扬她老公。

　　“男人再好，也不是女人的全部啊。女人得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空間。”雅茜提醒我，她觉得我为孩子为家庭牺牲太多，大概是因为我们每次在一起时，我都待不了太久急着赶回家之故。“你不仅仅是思安的妈妈，你丈夫的老婆，你是宋小青自己。”

　　我听了鼻子一酸，确实女人才理解女人。

　　在深圳，我没什么朋友，不像雅茜，我常常在朋友圈看见她和女友们一起喝茶聊天游山玩水，有时她的异地女友从另一个城市飞过来看她，我和李徽就做不到。我羡慕她有这么多随叫随到说飞就飞的朋友。一个人能获得这么多的朋友，一定人品很出色才可以吧。

　　“有钱也可以的。”有次我那不爱出声的老公听我在家念叨，递过来一句话。我愣了一回，想一想觉得也不无道理。

　　不管怎样，能被雅茜列入可以交心的朋友，我很珍惜，当然，有时我也不免奇怪，雅茜性格其实有很自我的一面，不属于特好相处的那种，她的朋友们都像我一样不计较吗？

　　比如，刚刚在我端上白水时露出的那个讥笑，就颇让我有些不舒服，也许是经济不匹配，让我在她面前格外敏感吧。是的，和她在一起，不由得就觉得自己寒酸，唉，金钱是能够羞辱一个人的。

　　“来，你捧着书，这样捧，放低一点，一手托着下巴。”雅茜举着手机开始给我拍照，她是摄影发烧友，每次我们在一起都要拍很多照片。她专门上过一个摄影班，买了昂贵的单反，曾和一起举着长枪短炮的摄友们跋山涉水去过许多著名的景点。现在照相机玩腻了丢在一边。“手机一样可以拍出好片片。”她说。

　　于是，我们放下书，在书吧的各个角落取景，横拍竖拍搞了好一会儿，原来到书吧的目的，不是读书，而是拍读书照的，我哑然失笑。而后又转战到商城的其他地方，雅茜不愧是资深摄影师，很会找地方，楼与楼之间的玻璃桥、阳光投下的影子、巨幅广告牌下、商家空阔的藤椅，我们还找到一处某个艺术策展的地方，拍了许多凝视画作的背影，特别有文艺范儿。这些照片不久将会在朋友圈呈现，我也会作为她的朋友露个脸。

　　雅茜夸我拍得不错，有审美感。“有一个会拍美照的朋友真好。”我为自己还有这点用场感到高兴。

　　拍累了，我们在一家挂着灯笼的日料店坐下。

　　“今天我来请啊。”我对雅茜说，雅茜颔首微笑。她点了一份鳗鱼饭、一个味噌汤，我点了三文鱼虾卷、蔬菜沙拉、锅贴饺子和一个牛尾汤。

　　我是想和她说说李徽的事。

　　6

　　挂历上的“立冬”节气一过，岭南的天也终于凉下来，阳光打在身上没有那么灼热难耐了。

　　走在路上，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从我身边飞驰而过，速度之快不由得让人捏一把汗。最近眼前老是见到这些送外卖的孩子在疾驰，以前也有许多，只是司空见惯便熟视无睹了。

　　这些外卖小哥戴着头盔或贝雷帽，或者带小兔子耳朵的卡通帽，穿着色彩鲜艳的制服，他们遍地开花地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构成了都市一道奇异的风景。某一天的下午两点来钟，我看见一个和思安差不多大的孩子趴在外卖车上吃一碗盒饭，他大概饿了很久才吃到饭，那爱惜享用的样子，让人不由得一阵鼻酸，他在远方的父母看到会心疼吧？男孩的上衣后背上印着“饿了么”三个字，头上是带兔子耳朵的卡通帽，看上去很滑稽，帽子上写着“一路一戴，我最可爱”的卖萌广告词。还有一次在电梯里，遇见一个外卖小哥，他急匆匆地问我这是不是××楼，我告诉他走错了，隔壁的那栋才是，他紧张地捏着拳头，手机里传来提示音：你所送的外卖即将超时。

　　这些人被命名为城市的骑手，他们其实是在和时间赛跑，也和死神赛跑。

　　“美团外卖，送啥都快”是他们的口号。两公里要求三十分钟送到，去年还是三十二分钟，今年又加快了，城市就像骑在一辆加速行驶的快车上，在向更快更强奔去。行业要求越来越高，让你恨不得能拔地飞起来，抢时间，抢速度，抢生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为什么他们不怕死要逆行，因為每单逆行能节省五分钟。

　　最疯狂的一单，一公里只用了十四分钟。

　　刘波在电话里叹息道：“上海平均每2.5天死亡一名骑手，深圳三个月死亡12名。你不知道吧？”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当我们享受着生活的方便快捷，当我们轻轻按一个“好评”、“差评”键时，有没有想过这是一群骑手拿命在搏的？

　　“海洋的命保住了，可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要做开颅手术，腿也断了，最坏的情况是成为植物人。”海洋是梁承斌的孩子。

　　好久没有船长的消息。他其实一直在上海的一家船运公司，可他从来不和我们联系。当兵退伍后分到县钢铁厂，后来下岗就来到上海打工，在一家船运公司做机器维修和护理。他水性很好，曾救过一名落水的孩童，船运公司的人都称他为“水手”。

　　我们几个在上海的同学去看他，他看上去比我们老了十岁不止，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头发都花白了，他双手捂脸，哭出声来：“是我害了海洋，害了我儿子，我太要面子，我本来就不同意他当什么骑手的！这么多老同学在上海，有的开公司做老板，有的当领导、当教授，是的，你们说得对，我只要随便找你们开个口，帮我儿子解决一下工作，他也不至于……海洋也是念了大学的人啊……”梁承斌号啕起来，“也怪这孩子，说什么也要做骑手，还说只要肯跑，还是挺能赚钱的，等跑不动了，再做其他的，海洋说喜欢逆风飞扬的感觉……唉，这孩子别的不像我，怎么就单单这个像我啊？年轻时，我就想当船长、当水手，喜欢那种风里浪里驰骋的快乐……是我害了他呀……”

　　上海的同学组织了捐款，刘波捐得最多。他很自责，对老同学关心不够，虽然大家都忙，可是平时挤出一个问候的时间总是有的，居然都很少联系。

　　李徽也拿出了五千。“唉，心里真难过。”我们通语音电话时，她声音哽咽。

　　我问她孩子学费的事情解决没有，因为没帮上她的忙，我心里很虚。

　　李徽说她在家里办了晚托，有住家阿姨管理，她同时给阿姨在小区找了三份小时工，阿姨答应不用再给她保姆费了，省了一笔开支。“女儿也是阿姨从小带大的，她看着我们艰难，也愿意帮我们一把。”

　　我点点头：“这就好，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人活着，总会有办法的。”

　　海洋现在状况好了很多，大概不会成为植物人了。

　　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们一起为船长祈祷。

　　冬天到了，天终于凉快下来。

　　深圳的冬天是全年最好的时节。

　　我披上一件风衣外套，乘地铁在会展中心下车后，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来到卡尔顿大酒店，出示了绿码，在服务生引领下来到二楼的一个大会议厅。会议厅门前有两个女孩在做来宾登记，并发放矿泉水和学习资料。

　　这是某学院办的西方哲学班，学费不菲，有点类似长江学院那种，也是给上流圈提供一个交际的平台，每个月上一次课，教授都是从全国名牌大学特聘的专家。

　　雅茜是这个班的学员，上一期是国学，这一期是西学。学员可以带一个学伴过来，她把我名字报上了，并安排了位置。

　　会议厅里的座位都满了，我在最后一排找了个空位坐下。一个瘦瘦的操着湖北口音的教授在讲台上口若悬河，他讲的是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史。

　　我有点感叹，深圳其实有许多免费公益讲座，什么“市民大讲坛”“书城晚八点”，名目繁多，花这么多钱，来上一个干巴巴老头的课有必要吗？

　　当然，人的逻辑不同，这里属于人脉圈，学习是其次，搭建平台才是真。能到这儿学习的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我不过是潜伏在此的看客。

　　感谢雅茜，她给了我一个窥视富人的窗口。

　　有好一阵子没有见到她了，也没有和她联系，她朋友圈里依然常发一些和友人看山看水的照片。

　　上次鼓足勇气开口，说了李徽的情况，雅茜不仅没借，反而把我数落了一顿：“你也真是的，怎么有这种朋友？”她说她的钱都在股市里。

　　我碰了一鼻子灰，也就没好意思和她联系，她也没再搭理我。

　　船长家出事后，同学替他发动了轻松筹，我在朋友圈转发，我一般很少转发这种东西，总认为发这个容易给别人造成道德负担，其实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救济方面有专门的社会部门和慈善机构，不好打扰个人。但所有的私人资料都贴上去，像在卖惨，不是实在走投无路，谁会这样做呢？世界有时候就是让你不得不放下脸面。

　　我没想到雅茜捐了五千元，虽然这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可是我还是挺感动的，她说好久没见了，约我一起听课。

　　但是雅茜却还没有来，正纳闷着，收到雅茜一条信息：家里有点事，今天就不过去了。

　　教授在台上讲得带劲，嘴里不时蹦出“他妈的”之类的口头禅，现在国骂在大学教授口里也是家常便饭了。他讲西方哲学，却不知道哪怕骂人，西方也绝对不会拿“母亲”作为攻击对象的，最多“fuck you”。

　　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个披着藕粉色蚕丝纱巾，穿着入时的中年女人过来和我打招呼，她说：“你是雅茜朋友吧？”我愣了一下，问：“你怎么知道？”“我在她朋友圈看过你。”我睁大眼睛，仔细看了她一眼，发现我也在雅茜朋友圈见过她。

　　“她怎么没来？”

　　“家里临时有事。”

　　“唉，她也真不容易，一直坚持提升自己。”女人告诉我雅茜老公在外面有个情人，也是职场精英，雅茜这么多年没上班，她其实是不想自己被淘汰，可毕竟年纪大了，那个小三很年轻的。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借口上厕所，我离开了这个女人。

　　7

　　元旦快来临的时候我正好有个去南京出差的机会，顺便回了趟老家，恰好李徽也回来了，因她母亲患了胃癌。

　　“她喜欢吃剩菜，馊的、霉变的、腐烂的食物，这么多年，她不晓得对自己好。”李徽说，“以前她苛刻家人，更苛刻自己。”

　　她母亲在市里大医院住院，刚动过手术，胃切了四分之三。

　　“看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真是想不到啊，她曾经那么强悍，那么让人惧怕，现在却那么可怜。她现在反而有点怕我了，像犯了错误的小孩一样问我，下次回来能不能带来孩子……”

　　李徽抹了下眼睛，她说蔬菜队解散，地被政府征用，补偿了大房子，写的是弟弟的名字，父母和弟弟住一起。“她那脾气你也知道，和儿媳妇处不好，搬了出来，租了个小房子。我姐姐平时去照顾她，也是有意见，说她偏心兒子，结果靠的还是女儿。现在在医院里也主要是她陪护，我就多出钱呗。”

　　“你拿得出来吗？”

　　“我最近又找了份兼职，在一家培训机构做培训师。来上课的都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看着他们，就想起以前的自己。唉，大不了卖房子呗。我已想通了，人能活多少年呢？看看船长，看看我妈，我常想能活着就是万幸了。我妈节俭一辈子，到头来，还不是如此？房子产权五十年也好，七十年也罢，哪怕是一百年产权，最后也不是自己的。人其实就是个过客，在这个世间谁都是寄居……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一点点爱吧……看着妈妈躺在那里，真想问一问她，小时候的我真就那么不讨人喜欢吗？为了证明自己，我越走越远，拼了命地想让人看得起，想让人羡慕，让人爱，甚至打肿脸充胖子……”

　　李徽又抹了抹眼睛。

　　我心里也难受起来，谁不是为了生活、尊严和爱呢？我又想起思安来，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我通电话了，微信也是选择性地回复，就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甚至不如他爸爸的艺术宝宝。他得到我那么多爱，可是，他似乎都不愿意回报一点，我们的爱从来都是单向的。我和李徽，我们这一代，是不是都患有爱匮乏或爱饥渴症？在多子女的时代，我们被父母忽视，粗养长大，偏偏又成为独生子女的长辈，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现在却被他们忽视。要是我像李徽妈妈那样躺在床上，思安，我的孩子，他会来陪伴我吗？

　　冷风吹过来，我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我们是在离开小城前见的面，地点约在星巴克，小城也有了星巴克。喝了一杯咖啡后，李徽说：“一起走走吧。”

　　小城又添了许多建筑，连招牌都是新的，每一次回来都有惊诧之感。唉，现在在自己的故乡走着走着都能迷路，故乡仿佛也变成了异乡。

　　我们上小学的地方改成了幼儿园，被包围在一片高大的建筑物里面，如果不是特意提起，我们都想不起这里曾经是我们的校园。

　　从幼儿园里出来，居然遇到多年不见的刘永红，她若不叫我，我都没认出她来。满头大波浪，大红色加长羽绒服，显得臃肿而壮硕，她笑着喊：“宋小青，李徽。”

　　李徽听到她的声音，身体不由得颤了一下。

　　“真难得啊，竟然在大街上同时遇见你们两个。”刘永红拉着我们的手亲昵地笑着。她提议晚上大家一起吃饭，把老同学都叫来，好好聚一下。“我一个电话，大家肯定全都过来。”她依然有大姐大的豪迈气概。

　　“我晚上的高铁。”李徽谢绝了，她其实是第二天晚上的高铁。

　　“下一次吧，这次时间太紧，下次回来提前跟你说。”我也跟着推却，这时候哪有心情聚啊？

　　“你知道吗？到现在她的声音还会让我产生本能的生理反应。”李徽苦笑着。

　　我想起许多年前那个被剃光头的孩子。

　　“不喜欢聚会。”她说。

　　“我也是。”我挽起她的胳膊。

　　去年冬天回家过年时，本来说好的高中同学一起聚会，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又取消了。刘波也回老家了，他每年都回，我们在河边的春早公园见了一面。当时饭馆都不开张了，我们在公园里走了走，春早公园寂寂无人，只有野池塘边的几株腊梅还在倔强开放，散发着幽幽的暗香。我忍不住凑近了闻了闻，刘波笑道：“还是大自然治愈，风有信，花不误。”

　　他要提前回上海，我也改签了机票。

　　“保重。”我们互相道别。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想起多年前在庐城的时光，他总是这样转身离去，我是该庆幸还是遗憾没有叫住他呢？

　　“可能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孤独的人，我们其实都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李徽感慨，“我们如此好强，又如此羸弱，有时我都认不得自己了，不知道这些年那么拼命究竟要证明什么。为了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反而把面子都丢光了……唉，也只有你，一直不嫌弃……”她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我们重走之前走过的道路，先经过我家，然后又经过她家，一切都大变样了，矮房子、农田、水沟，早就不在了。

　　原来她家种蔬菜的地方，现在长出一片高楼。

　　“还记得吗？我们在这里摘野蔷薇，就是这个地方。”我用手指着这片钢筋水泥。

　　“你编了一个花环，套在我头上。”

　　那时她的头发已经长出了一寸，说到冬天就好了，可以戴帽子。

　　我们打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一朵野蔷薇。自然，我们连一朵野花也没有见到。

　　“记得当时我们唱的那首歌吗？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

　　她没有戴帽子，头发有点凌乱地披散着，掺杂着些许白发，像蒙了一层灰。她说二十来岁的时候头发就白了，染了几十年，这次回来得匆忙，没来得及染。

　　“小青，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拼命逃避的、要洗刷的，却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原来，我是那么怀念那片田野……可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似乎听到她胸腔里的叹息。

　　淡淡的日光从高楼的缝隙间照过来，她站在水泥台阶上，像站在一座孤岛上。发如雪。

　　当代小说 202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