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中

　　这两篇小说，仅仅是构思所花费的时间，每篇都在二十天以上，我想找到一种令自己满意的便捷、有效的写法。近两三年来我发表的十几篇（部）中短篇小说，大都是由作者充当叙述人，采用第三人称，以全知的视角展开叙事的。虚构一个人的故事，然后对准这个人，火力全开，“正面强攻”。然而这两篇小说，我感觉没法这样写。

　　我认为，小说写人心、人性，就必然触及到人物行为和心理的隐秘，而这些隐秘是可以大致分类的，不同的隐秘可以采用不同的结构方式、叙事视角去揭示。第一种情形是相对公开的隐秘，即人物所属群体中的所有人都知道的，如鲁迅的《阿Q正传》;第二种情形是部分特定关系人才知道的，如鲁迅的《孤独者》;第三种情形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的隐私，如伊恩·麦克尤恩的《蝴蝶》和胡安·鲁尔福的《塔尔巴》。

　　在第二种情形中，如果由作者充当叙述人，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采取“正面强攻”，则需要呈现的信息往往难以呈现，需要隐藏的信息往往难以隐藏。通常的做法是，围绕主要人物设计次要人物（即特定关系人），并制造人物间合理的关联，采用限知视角叙事。这些次要人物对主要人物展开“迂回包抄”，从外围接近，从而获取主要人物身上的隐秘。

　　这样的小说很多。在《孤独者》中，作者为制造“我”与主人公魏连殳的关联，真可谓煞费苦心。魏连殳的朋友“我”、房东老太太、魏连殳的堂兄弟等次要人物，都分别和魏连殳发生了不同的关联，是他行为和心理隐秘的目击者、见证者、知情者。莫言的《冰雪美人》也是如此。已知的阅读经验使我确信，这样的小说一般只能这样写，很难有更好的写法。

　　我发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和《真心英雄》这两篇小说，主人公的隐秘也都属于第二种情形。于是，在经历了一番困惑和焦虑之后，我在设计次要人物、制造人物间的关联方面下了些功夫，对主人公进行“迂回包抄”。

　　在《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中，叙述人是“我”，“我”是主人公秋红的本家“二叔”和同班同学，又多次乘坐她当乘务员的那辆长途汽车，能耳闻目睹她很多行为;途中停车吃饭的“永祥饭店”的老板罗永祥，则目睹了她疯了以后多次来镇上的情景，并将这些告诉了“我”;赵丕胜跟“我”谈到刘刚的经历，使“我”得以知道她和刘刚是情人关系。这样设计，秋红那些虚虚实实的情感隐秘就基本呈现出来了。

　　在《真心英雄》中，我为主人公罗志成设计了两个次要人物，都是他的老战友。一个是房地产公司老板牛昆达;一个是为帮儿子还债不得不在牛昆达公司打工的孙守运。这两个次要人物都是罗志成个性、境遇的映衬者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参与者，同时孙守运还是罗志成隐秘的知情者。

　　我不敢确信我找到了最好的写法，因为“迂回包抄”看似简单，其实却是一种高难度的“技术活”。比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洛希尔的提琴》，如果没有洛希尔这个次要人物，小说会是什么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其他次要人物，如医士、神甫等等，也都各自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叙事功能，没有一个是可有可无的。

　　小說的写法是难以穷尽的，绝对的“最好的写法”大概是不存在的。这让作家们焦虑，但创造的快乐也在其中。

　　当代小说 2021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