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主持：房?伟

　　从生活的本质出发

　　主持人語：书写生活，始终是小说家们立身的根本。自然，生活是宏观的命题，落实到创作中时，它或与时代结合，或与人性相联，或者在细小与幽微之处寻找本质。2021年业已过半，熟悉的春夏交接正在年复一年地上演。生活展现出诸多相似与重复，却也在重复之中，复现生机。有的作家在纷扰的时代中，开始回望自己的家乡;有的作家用自己的笔触，回忆起年少时深埋的情感。燥热的天气，带给人们的或许是烦闷与焦躁，却也促发了人们品味生活的动力。本期所选的篇目大多从生活入手，描绘城市与乡土，描绘命运与人生，在宽广的时代中，回归生活的本质。炎炎夏日，读此小说，生活也可归于静谧。

　　城乡文学中的原生态生活

　　马? 捷

　　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与乡土文学有关，洪子诚先生曾说过，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国文学就产生了“一体化”进程。进入五十年代后，“一体化”在文学中的表现越发明显，一直到九十年代才有一个转型的发生。就是在这“一体化”发展中，当代文学也具有强烈的“地方性”，“一体化”不仅没有抹消中国文学差异化的“地方性”，反而使它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凸显。高邮之于汪曾祺，北京之于王蒙，浙江之于余华，西藏之于马原，苏南村镇之于苏童，江南之于格非……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新都市文学”、“新京味小说”、“新海派小说”，这些群体让地域文化变得更加鲜明。近期的文学创作中，仍有不少作家心中盛着故乡——或者是一个能够被称为是“精神故乡”的印记，而这构成了乡土文学中的原生态生活图景。

　　三三的短篇小说《晚春》（《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中的故事围绕着“我”所落脚的地方——杭州。人之于家乡的定义是什么？是出生长大的地方，还是亲人居住的地方？小说以父亲的视角提及，他认为“杭州”是他别无选择、能够重新开始的地方。他的故乡是上海，但是手足兄弟因为利益而断了联系，后来又去了九江、上海，没有哪里算得上是归宿。诚然如此，人之所以想不开，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当下所在的地方看成终点。而“我”明明户口在九江，却欺骗女友说在北京有房子。后妈雅红之于父亲，女友小榛之于“我”，成为两条相互纠缠的叙述线，围绕着“归宿”而展开。因为雅红在杭州有落脚之地，所以父亲留在了杭州，并且让他的孩子“回”杭州，而“我”却对此产生了异议，毕竟“杭州”自始至终都不是我的家乡。虽然时代变了，但是父与子所遇到的矛盾没有改变，父亲失去了故土，当他涌动起精神返乡的冲动时，却发现故乡的消逝或不再，于是“到更远的地方去”就成为他在精神上的潜在追求，他靠模仿别人抵达应有的生活。而“我”也是如此，“我”欺骗了女友，说自己在北京有户口，但这一切却被后妈拆穿——“我”到底能栖息于何处？这是全球化时代里现代人的“无家可归”，也是城市文学理想型的存在表达。

　　与之相似的是李学辉的《月亮下蛋》（《西部》2021年第3期），通过对于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刻画，讲述了臧玉在城里生活的各种窘迫事情——她一个孤身女人在城里照顾孩子的不易。作者的书写没有游离于时代之外，用诸多细节，例如见到月亮时的孤独，派件工作结束后腿的肿胀，与婆婆相处的不易，以期达到读、写者心灵的共振。城市文学的写作自始至终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我们有关城市的想象始终与对乡土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城市文学中的“城市”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构成，而是不断变化和被塑形的构造物。其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构成部分：一个是乡土文学中对城市的想象性建构;一个是城市文学中的城市形象塑造，即作为想象对象的城市和作为表现对象的城市。其实这样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每天都在无数普通家庭中上演着。为了饮食、工作、孩子和爱欲等，人们不得不放下尊严，周旋于一件件庸俗的人事。生活似乎又充满了希望。说到底，自尊和面子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努力争取来的，也就是所说的内涵增大。作者对于人性的思考，对所塑造人物的把控极其到位，甚至能达到陌生化，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同质化写作中走出来。

　　与城乡间的跨域一起出现的，是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界限日益模糊。陈再见的短篇小说《胰腺》（《花城》2021年第3期）同样挖掘和书写了县城题材，以“我”的视角去观照潮汕的风俗和生活。讲述了“我”的大姨子为治好她丈夫的癌症，用遍各种民间偏方。当她得知碣石湾上的月眉庵有个老僮身能祛除凡人身上的不治之症时，便与“我”驱车前往此地求秘方。但是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发生了车祸……待“我”在重症监护室醒来，发现姐夫患的病是胰腺癌，而“我”因这次车祸而损伤的胰腺也会像定时炸弹一般，随时可能危害生命。作者用大篇幅书写了大姨子对僮身之术的迷信——她为了救治丈夫疯了一样寻找民间偏方：重修祖坟，为新建的门楼更改分金，给丈夫灌各种莫名其妙的汤药，用平时卤肉腌菜的粗盐搓得丈夫满身血红……令人想起《呼兰河传》中婆婆为小团圆媳妇驱邪，最后竟把自己媳妇活活烧死的场景。很显然，作者这样刻画是故意而为之。以写作者的身份去看待家乡的人与事时，往往会带上一定程度的文学虚构意味，作者带着深刻的悲悯去挖掘所有事情背后不可扭转的缘由。所以，越去描写家乡的愚昧不堪，越是感受到离家乡越近，甚至像是高度放大后呈现出的效果。同时，作者也不愿安于如此简单的模式，制造了“车祸”的情节，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的简单结构。胰腺的病症从“阿喜”到“我”，也暗喻着小镇的愚昧风气来自于小镇的每一个人。

　　在一定程度上，乡土文学充当了关于国家和民族寓言写作的象征。胡性能的《石头里的老虎》（《湘江文艺》2021年第3期）中，作者以“石头里的老虎”为线索，讲述了他回乡路上的坎坷。文章开头作者开门见山地道出了自己一个奇怪的梦——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中，蹦出一只布满黄黑条纹的老虎。他查询后得知这样的梦预示路上会碰到许多困难，而这能够引起读者的好奇和思考。紧接着在回乡的路途中，又正巧遇上一辆载着一块巨石的农用车，也正是这块巨石成为阻挡作者继续前行的一个阻碍。最后，又全程围绕梦中的老虎展开。不同的是，幻化中的老虎不再从花岗岩中蹦出，那个暴怒飞过的绿色皮卡却幻化成了老虎的脸孔，被撞飞的和击碎的却是和梦中相似的花岗岩。陈贝屯村的路边标语的变化，从以前的“山村要致富，少生娃娃多种树”，到后来的“上淘宝”、“扫黑除恶”等，这些体现的是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可惜变快的不仅是时代和乡村的发展，更是生活的节奏。二十年前带女友吴湘回家时，院子里柿子树的场景，和现如今当初的女友变为前妻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时代变迁和时间的洗刷下，现在作家所写作的对象有了很大不同，他们不会前置批判和讽刺对象，而是前置“人”，再去叙说故事，体会小说中人物的悲喜和希望。

　　乡土文学中有一类是围绕着特定的城镇展开，刻画了在城镇中生活的人们的形象。第代着冬的《逢场作戏》（《安徽文学》2021年第7期）就是围绕着牛岍镇这一古镇而展开，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小镇坐落在一块平坦的洼地上，四面环山，故事的开端在于村委会的选举——是庄之旦当选抑或是吕朝松。可惜庄之旦落选，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情，第二次选举仍然是吕朝松当选。小说中有几个细节耐人寻味，牛岍镇的村民争相将自己亲人的骨灰盒放到至尊之位，可见其村之迷信风气，而这恰恰被李小猜所利用，去控制牛岍镇的鱼塘、操场和其他资源。小说的结尾，村民们争相取出先人的骨灰盒，将它们安安稳稳放入公墓之中，可见村民们从封建迷信到最后重新信任县政府的管理。作者一向善于书写农村风貌，这一次也不例外，对乡村生活的场景进行白描，对乡土生活的节奏感和氛围把握得极其到位。小说结尾处，镇上的居民都不认可自己平凡的命运，也与前文相呼应，令人读之莞尔。读者从这篇小说看到了特定的时代特点与时代风貌，看到了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生存环境、真实的生活场景与民风民俗、真实的人际关系及其流变。

　　对于乡村原生态生活里脉脉温情的描述也是有趣。霍竹山的《大树村》（《西藏文学》2021年第3期）讲述了大树村在几十年里只剩下一棵老柳树的故事。到赵大树这一辈开始有了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的政策，为此，村主任老郝和赵大树之间展开了斗争。老郝执意不给赵大树家里退耕，赵大树的弟弟赵二树将老郝家的祖坟挖平，借此老郝索性把村干部的职位也辞去。赵二树成了村里谁也惹不起的恶霸，在他的带头放牧下，大树村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养羊村，山也越来越光秃，直到“我”接替了副乡长的位置来到大树村。在沈建荣的帮助下，村民们卖了羊，用挣来的钱种植了苹果树，大树村又成了山清水秀的模样。作者把民风、民俗、民情等文化元素糅合进此文中，展示了历史的一面，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大树村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情感，流畅的文字下流淌出如泉水一样的脉脉温情。文学中的县城并不只是作者安置陈腐乡愁的容器，更应该处在“小说家”跟“世界”之间。小说就是世界投影在个人心中的一面镜像，而对作者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家乡，就是作家成长的那个小镇，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

　　除去上述作品外，尚有不少作品涉及乡土文学，传达出作家对于城乡融合问题现状的不同认知。安谅的短篇小说《最是江南倒春寒》（《北京文学》2021年第3期）中，从淮北农村进城的刘成父亲在城里丢了性命，他以为父亲是因交通事故而丧命，兜兜转转才知，父亲是因为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而突发脑溢血逝世。在小说的最后，刘成从父亲的口袋中找到了一张字条。字条上说他要当爷爷了，从今天起要好好活着，这令人不胜喟叹。刘成的父亲以前为了供刘成上学，多次“碰瓷”，以交通事故的名义讹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愿意为了刘成牺牲自己的性命，但当他下定决心好好活着时，命运却给他开了恶劣的玩笑，他没有死于交通事故，却死于自身突发的病症，何其讽刺！人是复杂的多面体，他们可爱、可恨，却又可怜。父亲讹钱也并非出自本愿，这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像刘成这样的“城一代”在大城市活着极为艰难，他是从穷困的农村家庭走出的，在大城市生存和发展极其不易，可以说是“被城市和乡村共同挤压的人群”。作者呼吁人们关注这一类人群，纵然小说的结局是悲凉的，但仍能读出人性的温暖，以及父亲毫无保留的爱。

　　根植于人的执着与坚守

　　刘洁予

　　谈这个主题前，我们首先问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什么是好的小说？是充沛的语言、精妙的故事还是高端的写作技巧？皆是。但是，在这些之上的，首先是作品打动读者的能力。无论是何体例、何题材的优秀小说，都应是自然质朴的。席勒曾说，诗人或者就是自然，或者就是寻求自然。直到今天，自然仍然是燃烧和温暖作家灵魂的唯一火焰。自然性给予作家一种能力、一种恩惠，这样，一位作家的文字不会感到虚弱，而是踏实的、有质感的，它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定地传达一种思想内核。本期评论一则聚焦作家强烈创造某种情绪的能量;二来体会其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特质。其中几篇牢牢把握住了這一特点，或聚焦爱情，或讴歌战争年代的情谊，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有一种或耿直善良，或固执坚强的性格，面对尔虞我诈、世态动荡、人生情谊，都有着自己的恪守，实为动人;另外几篇小说别开生面，书写现代人精神的“异化”现状，描述都市人荒谬的生存状态。

　　朱山坡《永别了，玛妮娜》（《长城》2021年第3期）中告诉我们，没有爱的人生如同沙漠中荒芜的大树，沙漠一眼望不到头，树也忍受没有水的寂寞。玛妮娜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性格刚直火辣，“我”在与玛妮娜的相处过程中逐渐爱上了这个爽朗的非洲姑娘，然而已经有妻有女的“我”没有勇气踏出最后一步;相比之下，玛妮娜非常勇敢，“爱”就是她的信念与执着，只要两人心中有爱，任何困难都不足挂齿。“我”始终不敢说出自己的心意，最终失落的玛妮娜心灰意冷，与我做最后的告别，“我”感到异常的失落。爱是美好的、质朴的，也往往是遗憾的，爱是作家创作时最本源的质朴性，本篇文章的灵气更是在于对于“爱”的解读，一方面是追求，但另一方面是成全彼此。作家朱山坡曾经说：“写小说的，心中都有多余的爱，正因为心存这些多余的爱，灵感才会滋养着我们，爱即灵感。”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同样是书写爱情的作品，同样是坚守“爱”，周大新的《洛城花落》（《十月》2021年第3期）聚焦更加具有私密性的现代婚姻生活，采用了“拟纪实”的手法，笔触更加细腻。小说讲述了一位媒体人记录的四次离婚庭审内容，事无巨细地讲述了现代青年的婚姻现状。无论婚前是如何高呼着独立与自由，婚后的两人还是会因为对婚姻期望的落差而陷入矛盾的囚笼里。爱情也许不是风花雪月，面对赡养父母、操心子女、买房买车等压力，婚姻不过是繁累生活的一隅，不过是一地鸡毛。然而，周大新相信人性的柔软，坚定人与人因爱而产生的伟大的包容，无论在怎样光怪陆离的年代，总有人愿意为爱而磨平棱角。《永别了，玛妮娜》一文诠释的爱是热烈的，是龙卷风般的，而《洛城花落》中的爱是伤痕累累和温馨动人的。另外，文中关于现代女性成长经验的探讨也非常值得关注。

　　二十世纪，“存在先于本质”的断语一经提出，人的存在被无限放大，每个人都在寻找失落的自我。周洁茹《断眉》（《滇池》2021年第7期）更倾向于视觉影像书写，取代了传统文学中逼真的人物描写，突破了传统的逻辑结构与时空观。当精神世界陷入枯槁，执着与坚守也会变质。这篇聚焦婚姻与感情生活的文章，却闭口不谈“爱”。小说由三个女人零碎的对话铺开，呈现出无故事性、叙事不连贯性，最大的特性是“重复”。三个女人都在重复彼此的对话，尽管交流是必要的，但是她们无法走进对方的世界，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理解彼此。三个寂寞的灵魂都是渴望爱情的，但是在对真情不断重复地怀疑和诋毁中，爱情的“虚伪”已经成为了一种标签，生生印刻在了心中。于是她们固守模式，对生活实施了永无休止的嵌套酷刑：一边执着于感情，一边却在追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无疑是一大部分现代人的真实精神状况：空虚、焦虑、渴望得到理解，但是却固执、封闭、拒绝交流，尤以小说中的苏西和阿美为代表。阿美对爱情丧失信心，执着于以出轨获得新鲜感;苏西思想固化，不愿意接受改变，或随波逐流。周洁茹想要传达的，似乎是一种突破固化的呼声，人不该因集体压抑而否定感情的存在，如果刻意压抑，错误执着，婚姻将只剩下无奈和千篇一律的“沙发坑”。

　　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闯荡江湖、建立家业，无非是活一个招牌，从事任何行业皆是如此，更不用说世家了。王松《人中黄》（《江南》2021年第3期）中，老先生梅苡仙是个温良忠厚的名医，医术高超但不心高气傲，为人处事原则性极强，且宽宏有肚量，不与人计较小的得失，活得比较通透。但是同为医门的马金匮却家门衰落，嫉妒梅的医术，对于梅的善良通常不领情，反倒私下诋毁污蔑梅的名声，最终间接害死了梅苡仙。宽厚一生任人算计，本想任由他去，没想到人心如此狭隘偏激，廉潔正直的梅苡仙宁愿丧命，也不愿吃下马金匮的“人中黄”苟活，顷刻间咽气呜呼。小说语言练达、通透，故事线环环相扣，把人与人、团体与团体间的复杂和算计写得非常精彩。梅明明是脱离于尔虞我诈圈子之外的一股清流，却最终不抵人言可畏，悲惨地死去，实在令人喟叹惋惜。梅苡仙虽然倒了，但是他忠正温厚的招牌却永远屹立着。马金匮只得了一时的快活，然而失去的却是代代相传的家业，梅在医门的踏实和坚守也让他的医术得以被弟子继承。有时候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一种可贵的观念和品质，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

　　王佩飞的《穆墩岛》（《朔方》2021年第7期），是一篇非常干净利落的小说，同样是讲述人与人情谊的一篇文章。《穆墩岛》相比于《人中黄》，少了几分“江湖气”，多了几分率性与浪漫，没有复杂的故事线，更无多余的社会背景，人物形象也更偏向于扁平化。小说只讲述了一件事情，即：民国19年（1930）7月初，共产党员林子明为农民暴动筹措军资，通过故友董殿刚的帮助，最终满载而归。故事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这笔军资，全靠深埋在洪泽湖穆墩岛上的金沙。在惯常的认知中，淘金挖宝诸类特异事件仿佛是土匪、盗墓贼的所为，而林子明淘金，是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小说中的洪泽湖、穆墩岛、泗县石梁河农民暴动，都是真实存在的，金沙存在与否却又无法考证，是神秘而浪漫的，故小说虽然语言质朴，故事架构简单，却妙趣横生。林子明一心为党，性命攸关时刻还惦记着金沙，而友人董殿刚也是义气之辈，为帮助林子明而让自己身置险境。革命年代，战火纷飞，许多人自顾不暇，妄自逃命，但仍然有一批为大国而舍小家的人。奉献有时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选择。

　　“异化”是一代人在现代都市的普遍现象，这样的异化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更是个体内部的。荷庭的《落齿》（《山西文学》2021年第7期）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味，扭曲的时空感给小说增添了浓厚的压抑气息。“我”是大都市中的一名收入微薄的普通职员，患有严重的焦虑症、失眠症，思维时常游离于现实与幻想之间，活得既痛苦又压抑。身为回避型人格的“我”迟迟不敢离开都市回到家乡，只能苟活在钢筋水泥建筑的冰冷都市中。时间和空间像贪婪的无底洞，消磨着人的意志和青春，但这又何尝不是现代一大批为生存而选择屈服的人的现状？“我”坚持的唯一动力就是远在家乡的爷爷奶奶，亲情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当“我”被困在电梯内，也是“我”幻想出的“爸爸”与“金宝”支撑着我。当我们身处绝境之时，亲情永远是心中最不易破坏的那道防线，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不可避免地经历“落齿”，即离别、衰老与死亡，当它们来临时，人永远都会选择那个最温暖的港湾。也许作者在小说中制造冰与暖两极分化的氛围，正是意在提醒无数焦虑压抑的“我”——回家吧。

　　尹学芸《乌龙球》（《收获》2021年第3期）更像是一篇反“信念”的小说。人的生活实际就是一场乌龙球，由无数的机缘巧合构成，我们身为主人公，却往往无法把握命运。作者采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是非常巧妙的，这侧面说明着人的视角往往是局限的，我们所了解到的事情永远都是第一人称。主人公“我”（王云丫）由于替窑老板写的一篇新闻报道，无意中毁掉了一位无辜员工丁淼的一生，窑老板送的两条大中华，也间接导致了恩师与师母矛盾的激化;更加巧合的是，二十年后当我得知了丁淼的真相后，才知道师傅丁不村正是丁淼的嫡亲叔叔。乌龙球只是人生的表象，真正重要的是当人们得知生活的真相后，是否还能坚守最初的善良和天真。1998年，巴西与苏格兰两队会面于世界杯揭幕赛，苏格兰的博伊德失误，一脚将足球踢进了自家球门——当我们历经努力后，发现自己踢的也是一脚乌龙球，又该是怎么样的心境？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只能做好当下。

　　生活本质的探寻与反思

　　顾仁杰

　　小说寄予了作家对于生活的思考。短篇小说在片刻中寻找生活的哲学意味，中篇小说更耐心地拷问人生，而长篇小说则是在无数相似而不相同的命运中探索规律。真诚地面对生活的作家，都希望在自己的创作中能够探寻和反思生活的本质。当代小说的实践，虽不能说已经完成了对于丰富生活的全部探索，但在一代又一代作家的诚恳书写之中，文学世界逐渐地复刻了生活的面貌。本期所选的诸篇目，正是对于生活本质思考的杰作。

　　葛芳的短篇小说《云步》（《上海文学》2021年第7期）以较短的篇幅，回顾了林云平的一生。15岁时，林云平身上的戏曲才华被省城的老师发掘，从此，他离开家乡小镇，来到省城学习，最终成为一名戏曲演员。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中，林云平始终难以忘记自己战死的二叔。他也曾想过参军报国，觉得自己和死去的二叔在灵魂上存在着共通。这种共通，实际是一种对于生活的诚恳态度。林云平成为戏曲演员源于特殊的机遇，却为此付出了终生。他愿意放弃荣华富贵，甚至因为理念的差异而与妻子离婚。对他而言，保护和传承昆曲，是他面对自己、面对生活最好的方式，而这和当初在战场上义无反顾的二叔几乎是一个人。小说的最后，作家葛芳为林云平安排了代际的循环，让他遇见了一位男孩，“脸庞周正，眼睛闪亮有光，咬字沉着有力，声音刚柔相济，尤其是清唱的时候，一会儿如云端鸟雀飞扬，一会儿如海底暗流激荡”。林云平和二叔的故事仍在继续。

　　少数民族作家少一的短篇小说《去背牛岭》（《民族文学》2021年第7期），讲述了警察谈何易生活中的转折。他原先是谷坪派出所的副所长，掌管二十号兄弟，工作舒心，原想一直干到退休。然而，就像他名字谈何易那样，生活怎么可能是容易的呢？山区边缘的派出所所长年满退休，这个苦差事需要有人接替，而上级领导让他到深山里扎根，他只能从命。虽然多少有些不情不愿，但是对待工作依旧是一丝不苟，他穿着草鞋下乡，到每个村落里帮助那些不方便的老人上户口。他也会接到一些奇怪的报警电话，如村民涂义民报警称自己家少了四块腊肉。谈何易感觉到十分奇怪，因为小偷难得来一趟，只偷四块腊肉确实不合常理。通过自己的推理，他认为涂义民的妻子詹春玲有嫌疑。他和詹春玲推心置腹地沟通，原来詹春玲娘家有变故，过年没有杀猪，长时间吃不上肉，家里人捎来话，做女儿的詹春玲心里不忍。但是丈夫涂义民对她很不好，还很小气，无奈之下只能偷偷藏起四块腊肉，准备带回家去。谈何易最终自己花钱补偿了涂义民，然后将四块腊肉代为送到詹春玲娘家。正是由于他无私的奉献，派出所被评为先进单位。任期结束，他主动申请继续就职，帮助村落里的人们生活下去。受到他的感召，所里年轻的警员小文也主动申请上山，展现了新一代警察的精神风貌。

　　房伟的短篇小说《健身兽》（《青春》2021年第7期），则展现了高校教授们别样的生活图景。高伟博是一所南方大学的教授，“工资不高，够花;爱车非豪华，够开了;老婆不是‘倾國倾城，也是‘小家碧玉;儿子没有‘天赋异禀，但考个像样的大学，问题也不大”。然而，平凡的生活也有挫折。高伟博感到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如往日，而自己的同事甄院长突发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疾病，给高伟博提了醒。他顿时感觉到死亡的迫近，第一次在自己还比较顺利的人生中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于是，他在同事“马大神”的鼓励下，来到健身房开始锻炼。由于体质较差，高伟博无法完成“马大神”给他布置的运动要求，逐渐地丧失了信心。这时，年轻漂亮的私人教练曼丽主动联系他。在体验过一次私人教练课后，高伟博无法抵挡曼丽的诱惑，选择花钱继续上课。曼丽的健身课程确实很有效果，高伟博体重不断下降，身体状况也逐渐改善。而正是在此过程中，高伟博逐渐对曼丽动了心。他甚至在心中默默鼓足勇气，想要在中年再次追逐爱情。然而这只是幻想，曼丽骗走他十万元后消失不见踪影。高伟博逐渐回到健身前的生活，在迷茫之中感慨：“它‘在过，这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铁流的中篇小说《靠山》与彭东明的中篇小说《一生的长征》（均为2021年《当代》第3期），讲述了革命时代人民生活与抗争的故事。《靠山》中，作者以陈毅元帅的话作为开头：“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人民群众。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纪实文学力作《靠山》就是从此出发，记录了上个世纪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内的大大小小战役中，涌现出的积极支援前线的人民群众。他们不畏艰难、不惧生死，为了家国、民族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小说里记录了很多发生在普通民众中催人泪下的故事，这是我们能够获得战争胜利的保障。彭东明的《一生的长征》则聚焦于一位具体的共产党员——喻杰。小说讲述了喻杰早年参加革命，坚守共产党员的操守与宗旨，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建国之后，喻杰又以满腔的热血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去。上世纪70年代，喻杰回到家乡，支持家乡建设。他经过细致的考察，决定从改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入手，他亲自带领群众修建发电站，修建公路，积极植树造林，恢复自然环境。喻杰通过自己的真心付出，带动家乡和人民不断发展致富，成为时代发展中的领头人。尽管自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

　　康夫的短篇小说《阿豪文身店》（《西湖》2021年第6期），讲述的是一段科幻生活故事。主人公阿豪实际上是一只豪猪。他怀揣着梦想来到人类世界，想要在这里生活下来。他凭借着自己的手艺开了一家文身店。他有着非常高超的技术，但是因为文化的隔阂，也闹出非常多的笑话。第一次，顾客让他文麒麟，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麒麟，他以为“四不像”是麒麟，于是给顾客文了“四不像”，被顾客暴打一顿;第二次顾客提出奇怪的要求，要文一头猪。为了确保安全，他在网上搜索好照片，与顾客确认后才开始文，结果因为不识字，误将“定点屠宰”四个字也文上去了，导致顾客大怒，又把他的店砸了;第三次他遇到的是失恋的女孩，女孩要求他文男明星“彭于晏”。阿豪一时间无法理解“彭于晏”是谁，应该如何处理。他通过聊天知道，女孩是想通过文身换回好运，换回男朋友的爱，于是，阿豪按照自己族人的传统（即：将自己文在对方身上可以为对方带来好运），将自己的形象文在女孩身上。结果被女孩和她男朋友又是一顿暴揍。经过这三次事情，阿豪决定离开人类世界，但他已经尝试过人类世界的生活，虽然结局并不美好，却也并不失望。

　　刘建东的短篇小说《第一站台》（《钟山》2021年第3期），讲述的是跨越数十年的情感故事。叙述者“我”的舅舅，是上世纪某工厂的文体委员。在组织活动中，员工史项华喜欢上了舅舅，并写下一封情书，委托另一位同事小余转交。巧合的是，在不断地接触中，小余也对舅舅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为了击垮自己的竞争对手，小余选择把情书公开在工厂的黑板上。史项华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从此一蹶不振。她认为是舅舅不喜欢自己，所以才有此行为，而舅舅生性善良，为了保护小余而不去解释。史项华离开工厂，回到邯郸老家，度过余生。数十年后，“我”被已经升任副厂长的舅舅调入工厂干活。“我”负责和已经退休的工人联系，每年都要看他们有没有活在人世，这样工厂才能发放退休金，因此，许多退休工人对“我”很不欢迎。唯独史项华年年都提前一周甚至半个月等“我”来慰问她。每次“我”到达邯郸，她最关心的就是“我”舅舅还活着没有。史项华既恨舅舅，又无法放下自己心中依旧存在的爱恋。小说的最后，“我”劝舅舅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史项华，舅舅拒绝了，他觉得这或许是史项华活着的唯一信念，不想去打破它。事实上，史项华也是舅舅活着的信念。史项华最爱吃杏干，舅舅老年痴呆以后“每年春天的一个时间段里，他都会天天买一包杏干回家，不管是品质好的还是差的，只要是杏干。没有人能劝得住他。舅舅家的杏干成堆，没地方放，舅妈只能到处给亲朋好友们分送”。跨越时代的真挚情感依旧在舅舅和史项华的生活里延续着。

　　倪田金的短篇小说《会稽山的芦苇》（《文学港》2021年第7期），讲述的是青春期少女与老师之间的隐秘爱情故事。陈芳是叙述者“我”的学生。上学的时候，陈芳的班主任发现她行为奇怪，怀疑她早恋了，且怀疑她的早恋对象可能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一天夜里，陈芳突然失踪，学校派了三位老师去找。最后，在溪滩的芦苇丛中找到了和另一位老师杜国平在一起的陈芳。在此之后，杜国平远走读研，两个人的关系断了。三十年后，陈芳给“我”寄来了自己的画集《会稽山的芦苇》。画集里，四季的芦苇占据了五分之二。“我”不禁感叹，“我需要重新翻阅她的画作，芦苇、溪滩、溪流，这些是她生命中曾经的记忆，也是‘我年轻时的记忆。我们的生命都在回忆，不经意间呼唤着生命本能的又一次回归。”

　　当代小说 2021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