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欣

　　这是一趟开往南方的高铁，一等车厢，抬头可见正在播放新闻的电视屏幕。旁边的四位旅客像坐在咖啡厅里那样两两相对，轻声谈笑着。高铁列车里面的座椅都是一个方向的，我正琢磨座椅是如何转过去的时候，列车启动了，站牌和建筑物缓缓后移，我的心里面油然涌起那么一股快意。

　　我觉得我得从我的家庭说起。我五岁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用母亲的话说，我小时候很乖的，很懂事。母亲靠卖瓜籽维持生计，总是很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一次她患了重感冒，我就偷偷替她卖瓜籽。人们见我这么小就可怜我，纷纷把我的瓜籽都买去了，等母亲发现我失踪了就急火火地要出门找我时，我已经到家了。我的叛逆是从初中开始的，母亲望子成龙的心，让我有了压力，压力越来越大，我就反感了。我们母子间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甚至一说话就吵架。我上高中的时候，被一个女生喜欢上，追求这个女生的那个同学把我打了一顿，还逼我吸烟，正好被卖瓜籽的母亲撞见，她不听我的辩解，认定我不学好，悲痛欲绝，回家喝了半瓶农药被我夺下。我那时就对母亲产生了恨，而母亲也对我不再抱希望了。看来母亲是对的，我只考上一所专科学校，母亲叹着气为我交了学费。母亲还在卖瓜籽，不过规模大了，有了自己的店铺，但是健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我的大学在外地，只有假期才能回家，本以为这样能够弥合我和母亲的恩怨，我相信母亲也是这样想的。放假前我们在电话里说得很融洽，放下电话的时候，我还抹了抹眼角的泪水。回到家住了一周，我和母亲又开始发生分歧。母亲让我回来接管她的店铺，她说，好好经营，娶个媳妇生个儿子挺好的。而我却想留在大学所在的城市，我觉得男人该有自己的事业，而我的媳妇，不是那么简单就娶的，我崇尚浪漫和缘分。还有，我要让母亲到大城市享福。我们的分歧演变为争吵，母亲说，你要是不回来，我不会给你一分钱，你也别认我这个娘！我说我自己奋斗，母亲说，那好，小犊子你给我滚！我拿着行李箱愤然出门，到了车站，看着南来北往的车次时刻表，决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至于目的地是哪个城市无所谓，反正是远方吧，越远越好。最近时间的车次只剩下一等座了，我第一次买了这么高价的车票。

　　列车中停，我的旁边来了一位旅客，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很有修养的样子。见我看他，他礼貌地点点头，说你好，我也点点头说你好。他说他的到站是终点站的前两站。然后问我，我结巴着说，到终点站。他笑了，有一种同路人的感觉，说，都够远哦！

　　我玩了一会儿手机，玩累了就睡了一覺，还有四个多小时的路程，不知道该怎样度过。那位旅客正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很快就合上，抬起头转向我，说道，年轻就是好哦，睡眠好！我谦逊地笑了下。我们俩不再说话，但那种交流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我能感觉到他也是。很快，他就问，年轻人，你是大学生吧？我笑笑，说是的。

　　我们彼此自我介绍后聊了很多话题，从关于我的大学的话题，聊到关于他的职业的话题。他的名字叫耿烨，今年57岁，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授。当他站起来去厕所的时候，漫长的时间消耗不到一半。接下来我又开始玩手机、睡觉，醒来时耿烨刚刚合上笔记本电脑，对我笑了笑。车厢里的电视播放着广告，而我和他是唯一的旅客了。我们都觉得需要继续聊天以打发时间。耿烨忽而关注到我的家庭，但这属于私事，所以他问得很谨慎。我倒无所谓的感觉，我说，只有母亲了。他看着我，眼里显出羡慕的神色，声音突然沧桑起来，他说，有母亲好啊，可惜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我应该顺应他的情绪，这样会使我们的聊天更加愉快，就颇有同感地说道，有母亲好！

　　耿烨看了我一眼，眼里似结了冰花。他说，想不想听故事，关于母亲的神奇故事？如果他不加“神奇”一词，我的兴趣还真不大。一说到母亲，谁都会说母亲的慈爱。毕竟百善孝为先嘛！我甚至怀疑他看透了我的内心。

　　耿烨拧开水瓶，轻轻喝了一口，又拧好，放到桌板上。他说，说起来有点玄幻，但如果你以为是我虚构的，那就错了。我敢负责任地说，这是一起真实事件，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点点头，鼓励他讲下去。

　　以我在学术界的威望，出国讲学的机会很多，有时一年多达三四次，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次是去台湾。出发的日期临近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隐隐地感到惶恐，似有液状的危机在荡漾着且不断高涨，就要溢出来。我想了想，应该是对亲人的牵挂吧。妻子和儿子的关系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这是笼罩在我们家庭上空的阴云。但似乎不是。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不至于突然间恶化我的心疾。那就是老母亲了。她75岁，一个人居住，我多次劝她搬来，但拗不过。好在她思维灵活，身体硬朗，行动方便，这让我感到慰藉。

　　一周之内，我已经去看过母亲三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不过这个念头一出现，我就感到晦气。怎么是最后一次？但很快就给自己做了合理解释，我明天不是就出发了嘛！

　　路上，我给儿子打了电话，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我说，多去看看妈妈和奶奶吧。我强调的是他妈妈。至于照顾母亲，我对他不抱希望。他去奶奶家，奶奶还要伺候他。他嗯嗯答应着。

　　母亲这一生很不容易。1948年那场解放长春的战役中，由于国民党的拼死抵抗，致使大批百姓饿死街头。母亲才19岁，奄奄一息地躺在已经发臭的父母尸体旁边，被一个中年商人看到，给了她一个馒头，她就成了他的妻子，过上了有衣有食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第三年中年商人被人民政府抓走，从此杳无音信。

　　母亲又嫁给一个做豆腐的，就是我父亲。虽然是我父亲，我还是要说公道话的。他脾气极其暴躁，对母亲非打即骂，致使她流产了三次。最后一次怀孕，母亲知道是最后做母亲的机会了，就央求父亲善待她，父亲竟然真的有所收敛。但她还是有了先兆流产的迹象，这让她非常担忧。她无数次在漆黑的夜晚仰天祈祷，求上帝怜恤她。

　　我降生的那天，母亲还在帮父亲做工，突然肚子疼痛难忍，刚爬到炕上，我就生了出来。母亲回忆说，她当时躺在那里，那一声尖利的哭声让她张开眼，透过窗户，她看到了满天的星星像焰火一般飞散。她说，这是吉兆，你会有所作为的。

　　我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父亲变得好了，对母亲和我非常的呵护。父亲出去卖豆腐，母亲就在家里面负责加工。屋里面那头黑色的小毛驴一圈又一圈地拉磨，我就乖乖地坐在旁边看，磨坊里充溢着清新的豆香。

　　那一年秋天，雨下得很大。母亲突然烦躁起来，一次次到门口往外眺望。天黑了，雨沒停，父亲还没有回来。我也一反常态，哇哇大哭。母亲只好一会儿忙着干活一会儿过来哄我，可是我还是哭闹不止。母亲突然打了我一个巴掌，打在屁股上。这一刻，我和母亲都愣住了，很快我就委屈得大哭，母亲忙把我抱在怀里，连声说，乖儿子，娘娘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说着话，她的泪水雨一样落下来，我的头上脸上都淋湿了。

　　我是那么幼小，但我还是预感到某种不祥。

　　门突然开了，邻居大娘惊慌地说，老耿被抓起来了！他捡了粮库墙外遗落的豆粒被发现，逃跑中被民兵的子弹击中，生死不明。

　　贪占集体的财物，不论多少，这在当时是犯罪的。母亲曾多次警告父亲，但为了生计他还是铤而走险了。政府来人把家里的那点黄豆统统没收，母亲眼巴巴看着不敢吭声，紧紧搂着我瑟瑟发抖。父亲被判刑三年，这三年，母亲坚持做豆腐，坚持供我读书。父亲刑满回来，已经不能正常行走，成了废人，但母亲没有嫌弃，精心照顾着他。不久小毛驴死了，是饿死的也是累死的，我大哭了一场。买不起毛驴了，母亲就自己拉磨。她没日没夜地加工，之后出去吆喝着叫卖，但家里的日子仍然十分艰难，父亲暗暗垂泪。那天，我刚放学，突然感觉闷得慌。跑回家的时候，父亲口吐白沫，旁边是半瓢卤水。天似乎塌了下来了，但母亲的坚强超乎人们的想象。夜里起来撒尿，母亲不在，我出去找，她躲在房子后面发出压抑的哭声。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学习刻苦，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呵呵呵地笑着说，差不了差不了。

　　假期我没有回家，我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虽然挣得不多，但还是为能减轻母亲的负担而欣慰。母亲思念我，来学校看我，但是她坚决不进校园，也避开见我的同学。我明白她担心给我丢丑，我默许了。甚至在那一刹那，竟然因为她的容貌和衣着，心里闪过一丝厌恶！这成了我一生中最悔恨的一件事。母亲是个极聪明敏锐的人，她不会不知道。之后的假期我也没有回家，但母亲再也没有来过学校。她多次央求街道办事处的人借电话打给我，很简短，我知道她只想听听我的声音，就放心了。

　　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不让母亲再做豆腐了，她起初不肯。直到街道办事处下发了拆迁通知后，她也就没办法了。单位分配给我一处小房子，母亲和我住在一起。两年后我结婚了，由于我的突出贡献，单位破格又给了我一套房子，比这个大，但母亲执意单独生活。我再一次默许了。我比谁都了解在机关工作的妻子，我希望大家相安无事。这件事也让我常常愧疚。

　　每次我去看望母亲，她就会说，儿子啊，你好好干工作吧，别惦记我，有时间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在学术界发展得越来越好，经常东奔西走，这样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就十分有限了，甚至有几个春节都没有去看望她。有一年春节，我打电话给儿子，不想他正在母亲家里，儿子说，奶奶在旁边呢。那一刻我无比惭愧，我忙向母亲解释说，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母亲乐呵呵地说，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听到你声了吗？

　　我叮嘱妻子和儿子常去看看母亲。妻子定期会去，看看她有什么生活需要，但母亲从来没有需要。说到儿子，话要多一点。这孩子没继承多少我的基因，叛逆得很。我因为过于忙碌，教育儿子的担子就更多地落在妻子身上。不知是不是方法欠妥，从小到大，母子间的矛盾越来越升级。我当然是站在妻子的立场，所以儿子最终选择了愤然离家。直到他结婚那天，才不得不邀请我和妻子到场。我们和儿子都有重归于好的愿望，但母子之间再次发生的冲突，让我们又回到最初状态。母亲知道这个情况，她试图居中调和，但收效甚微。母亲疼爱孙子，在表态上会夹杂些感情色彩，常常惹得妻子不高兴。儿子去看奶奶，虽然亲切，但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一大堆吃的东西交给奶奶，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玩够了说一句“奶奶我走了”就走了。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聘请我做客座教授，此次讲学需要十个月时间。我心里最放不下的是母亲，时间长了见不到我她就会想我的。她想我，会心痛至极。母亲从未说过，但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明白了。儿子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母亲的心尖。

　　那天去母亲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温馨。我当年的学习桌还很完好，上面并列摆放着一台录放机，一台座钟。都是古董级别的了。录放机的前面还有一摞整齐的磁带，贴纸已经褪色，可以辨认出邓丽君的模样。十年前就不能播放了，但母亲舍不得扔掉。座钟比我的年龄还大，却不显老迈，有条不紊地走动着，发出顿而柔的嗒嗒声。床头柜上是一台老式电话机，像一只年老的宠物忠实地守在主人身边。灿烂的阳光从窗户投射进来，给坐在床上的母亲罩上一层绚丽而圣洁的光晕。恍惚间，我感到她像神仙那样坐在云端。

　　她慈祥地微笑着，向我了解台湾和我的准备情况。

　　母亲问，台湾会欢迎你吗？我说，很欢迎，那里的人很好的。我知道她对政治形势不了解，又补充说，时代不一样了，两岸交往很频繁。她点点头说，嗯，我听新闻，国民党和我们还挺亲近的。又问台湾有多远，我说，不远。母亲说，咋不远，隔着一条海峡呢！但她似乎意识到什么，又马上说，儿啊你放心吧，娘一切都好，不用惦记！我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母亲忙说，别打了吧，太费了。我说，打那么几次电话没费多少。母亲问，打那么几次？难道你在台湾离得开电话吗？我说，确实会有很多电话，到台湾后，我买一个当地的电话使用。给你打电话，我还用自己的。母亲点点头，说，这样好。也要打给你媳妇和我孙子。我们所说的电话，就是手机。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哎呀，邓丽君是台湾人！我说是的，目光投向录放机和那一摞磁带。

　　高中时，我喜欢邓丽君，是她的歌迷。我很想买一台录放机来听歌，但是没有勇气向母亲开口。万没想到，在我生日那天，放学回家，一台崭新的录放机就摆在我的学习桌上。母亲也因此喜欢上邓丽君，后来还超过我。她最喜欢的是那首《甜蜜蜜》，她常常反复地听反复地唱，直到磁带老化。参加工作之后，我给母亲买了一台影碟机，让她听歌用，过了几天她又让我拿走，说用起来太麻烦了。我不拿走，她就自己送了过来。我怀疑是妻子说了什么话，在我的质问下，妻子支支吾吾，但母亲断然否认。就这样，母亲好多年听不到邓丽君的歌曲了。

　　而现在，母亲仰起头目光闪闪地望向窗外。天很蓝，云朵很白很软。她嘴唇翕动着，我猜想，她一定在哼唱那首《甜蜜蜜》。我鼻子一酸，说，娘，明天我让你孙子把电脑送过来吧，你用电脑听歌。她很坚决地摆摆手，乐呵呵地说，不用不用，娘老了，浪费。我暗暗决定，等我回来时一定让她听到邓丽君的歌。

　　我每次来去都是很随便的，母亲的家就是自己的家嘛。但这次，我离开的时候，母亲竟然出来送我，而且还送到楼下。楼下是一家诊所，大夫姓皮，他走出来和我打招呼。母亲似乎急于让我走，她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走吧走吧！我钻进车里了，她还凝望着。母亲干瘦矮小的身材，一只手遮在额头，像一只孤独而疲惫的老猴。我忽然有种冲动，想即刻奔回去拥抱她，但我克制了。我不想让她感到，这一次分别有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一次，我的确感觉到不同。晚上我没有睡好，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似乎黑暗中有幽灵在我周围觊觎。

　　早上我去机场的一路，心情仍然不好，又不明就里。

　　一到台湾彰化我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从早忙到晚，那种感觉也就淡化了。不知不觉间，一周过去了。我给母亲打了几次电话都没通，我知道她在等待着我报一声平安。我只好联系妻子，让她去母亲家里。妻子回话说，电话没有故障，是母亲的话筒没有放好。我的眼前就出现了母親盼着我的电话却盼不到，焦灼不安地一次次拿起话筒听，又不知怎样和我联系的情景，心难受了好一阵。

　　电话通了，母亲乐呵呵地带着责怪的语气说，工作要紧，电话别打得太频。我知道她言不由衷。我问她身体情况，她迟疑了一下，说，身体棒棒的，别担心！快去忙吧！我还想说什么，她已经挂断了。我其实还想说，我要去拜谒邓丽君的墓园，这也是老人家的心愿。

　　邓丽君的墓园位于台北金山乡金宝山上，叫筠园，始建于1995年，占地面积70坪，是台湾“新十二大景点”之一。园区一片静谧，飘荡着邓丽君甜美柔和的歌声。正门两侧的店铺里，出售邓丽君的歌碟影碟和其它电子介质，我打算返回时选一些给母亲。以前只能听，现在可以看到邓丽君的活生生的影像，母亲一定会十分开心。邓丽君的坟墓后面矗立着一座石雕，圣母玛利亚张着双臂，保护着墓中人。

　　但我无心看景，那天天气出奇的阴暗，我的胸口莫名的压抑，似乎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堵着。行走间，一只脚刚踏下去，就踩中了暗藏的开关，耳边响起那首《甜蜜蜜》的曲调，母亲的面容瞬间就浮现在眼前，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陡然一沉。恰在这时，那只国内的手机响了。

　　是妻子打来的，她说，娘，娘病重了。

　　娘身体好好的，怎么会突然病重？

　　医院说是心脏问题，现在正在抢救……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感觉一直如此怪异。我一面迅速赶回驻地，一面联系学校，申请返程签证，但最后，我两天后才能启程。我无心工作，心急如焚，寝食难安，国内的手机号几乎全天候处于通话状态。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我怎么能不在她身边？我想象着母亲戴着呼吸面罩，目光无力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喉头肿痛，我多想放声哭出来。

　　凌晨两点，终于等来妻子的电话，我的心猛地收缩，屏住呼吸，把耳朵紧紧贴在手机上。她说，娘抢救过来了。我喘口气，还没说话，妻子又说，但是医生说随时还有危险，要求住院观察。我说，必须住院观察，必要时到北京去就医。妻子说，但是娘要回家啊。我急了，吼道，这绝对不行！妻子说，老耿，你了解娘的，谁能劝得了？我沉默了片刻说，那就按她的意思吧，我明天到家，由我来说服她吧！妻子刚要挂断，又急促地说，等等，老耿，娘……她做手势要接你电话……我把电话放到她耳朵那里吧！

　　耳机里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但我知道她在听。我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说道，娘，你没事儿就好，别担心，儿子明天就到你身边了！我无法再说下去，匆忙挂断了电话。

　　母亲解除了危险，但我还是开朗不起来，我一次次看时间，希望时光加快，即使耗损我的生命也愿意。天黑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睡过去了。门开了，父亲裹挟着一股冷气闯进来了，我很惊诧，他不是死了吗？父亲又恢复了以前的凶相，他恼怒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不孝子，你娘快死了，你还在这里睡觉！赶快给她打电话，她要听听你的声音才能安心地走！我打了个激灵，醒了，是一个梦，但梦是如此清晰，父亲的话还萦绕在耳边。极度不祥的感觉迅速弥漫，连空气都似乎凝滞了。我茫然四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梦里。

　　手机的铃声骤然响起，音量出奇得大，且声声刺耳。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把手机铃声一直调在低档状态，我感到奇怪。慌忙去看，是那只台湾的手机。我抚抚胸脯，暗暗说，还好还好，不是国内的。我看一眼墙上的时钟，正好是12点。

　　那么是哪位台湾的朋友半夜打来电话呢？张教授？

　　会有什么急事呢？

　　拿起手机，我瞪大了眼睛，心一下子悬空，手机上显示的竟然是母亲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忙接听，紧张地问，是谁？是娘吗？里面没有声音，我又提高了声音问道，是娘吗？里面仍然没有声音，我把耳朵贴近的时候，信号就断了。我忙回拨，怎么也打不过去。我忙用国内的手机拨打母亲家的号码，但提示我的手机欠费停机。怎么这么倒霉，这个时候出了故障？我一边咒骂着一边用最快的时间缴了费，再次回拨，却是占线。我连拨了十几次都是占线。脊背发冷，我浑身颤抖起来。

　　正要拨打妻子的手机，母亲家的电话号码打了过来。

　　是妻子，她呜咽着说，娘走了！

　　我还听到了里面的一群人的哭声。我怔住了，手机拿在手里，大脑在那一瞬间被抽空了。我以为是在梦里，但心底的意识告诉我，是的，母亲去世了！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我知道作为儿子，此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决定，我需要镇定。

　　母亲不听劝阻从医院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给孙子一百元钱，孙子问干什么，母亲说，你去预存电话费。孙子说，不用你的钱。母亲想想说，不用我的钱，我担心你不给我存。大家都笑了。孙子说，奶奶，你别担心，我用手机存，这就存。大家都明白，她是盼着我的来电，盼着听到我的声音。

　　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把监测仪器放到了家里，有护士按时来打针。起初，整体状态还是平稳的。妻子和儿子在这个时候达成默契，一同在母亲家里守护。座钟报时很准，到整点会有提示音。母亲催促他们去睡觉，说，看看座钟几点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我没事儿，你们放心！妻子看了看监测仪器，一切正常，就招呼儿子去睡了。

　　当座钟响了12下的时候，异常响动让妻子猛然惊醒，她听到了话筒放回到话机上面的声音。她急忙去看母亲，母亲安详地睡着，又去看监测仪器，突然就惊呼了一声！

　　那条起伏的波浪变成了一条水平线！

　　我就母亲的后事进行了安排，之后颓然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哭累了，头脑中突然浮起一个巨大的困惑，是谁拨打了我的台湾手机？一定是妻子或者儿子，先是拨打了国内的号码，因为停机了，所以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可是他们是怎么知道台湾号码的呢？我没有告诉国内的任何人。难道问了张教授？可是，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啊！

　　如果是他们打的电话，那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按照妻子的说法，母亲是12点去世的，妻子发现之后再给我打电话，这需要一个时间差，而我接到电话的时间就是12点，这怎么解释呢？

　　耿烨似乎处于被催眠状态，眼睛微微闭着。讲到这里停了停，伸手拿起矿泉水瓶，拧开，用力喝了一口。对于我怔怔的目光和几次欲言又止的表情，他要么没看到要么不理睬，继续讲下去。

　　赶回到长春，母亲已经火化了，她的墓地选在一处建在山坡上的陵园，前面是一座水库。母亲生前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母亲的墓当然不能与邓丽君相比，但在我心里，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石碑上有母亲的照片，那么慈祥地看着我，似乎在招呼说，儿子，你回来了！我禁不住再一次失声痛哭。

　　我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最爱我的母亲就这样永别了，从此在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存在了。母亲悲苦的一生就是为我而来，而我回报得并不好。有不尽的亏欠与抱憾，不再有补偿的机会，终将成为我一生永远的痛。

　　儿子犹豫了一下，走过来把我从地上扶起，这是他第一次关心我。他说，爸，你注意身体。

　　在母亲的楼下我遇到了皮大夫，他对我说，你母亲的心脏一直不怎么好，在我这里打过吊针。后来情况严重，就应该去医院了。我不止一次敦促她告诉你，但是她不肯。她说，我儿子忙，我这点儿小病没啥大不了的，别干扰孩子。我想起那天母亲送我到楼下，皮大夫欲言又止的情景，还有那次和母亲通电话，问到她的身体时她的迟疑。

　　心悔得好痛啊。

　　进到母亲的家，看着那简陋而熟悉的一切，那曾经伴我长大的一切，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习桌上录放机和那一摞磁带沉默着，在缅怀逝去的时光。我想到我没来得及给母亲买邓丽君的歌曲。那座老钟还在有条不紊地走动着，显得滞重。我用我的手机的时间比对了一下，不快不慢。床头柜上，电话机趴在那里，似在哀痛中不能自拔。拿起话筒，我看见话筒的手柄被磨损严重，表层的釉色收缩到边角，露出惨白的本色。不知道被母亲摩挲过多少次啊。我摩挲着话筒，还能感受到母亲的手掌的温度。电话机的底下压着一张存折，翻开，每年支出的数额少得惊人，远不及我妻子的一件貂皮大衣。

　　在母亲遗像前，重重地跪下去，头深深地垂下，闭目，忏悔，承受无可名状的哀伤。阳光一如我最后一次见母亲时那般温煦地抚在我的身上。我在感受母亲的存在。我希望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就熠熠生辉地出现在眼前。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母亲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她彻底地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消失了。墓地里的那个小盒子里，就是她曾经存在过的物证而已。

　　我能感受到妻子和儿子的担忧，他们在我的附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不该搀起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我。

　　良久，我突然回头，问妻子：那天夜里，都谁在？妻子说，我和儿子在。儿子快做父亲了，长得很像当年的我。他愣愣地看着我，不知道我的用意。我问，再没有别人？儿子摇摇头。我问，那么，谁给我打了电话？妻子说，是我呀，老耿，你怎么糊涂了。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干扰我，接着问，你给我打电话，打的哪个号码？妻子诧异地说，哪个号码，就是你常用的那个呀！我问，我台湾的号码你知道吗？妻子说，你也没告诉我们呀！我看向儿子，他也摇摇头。我说，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妻子和儿子对视一眼，目光里流露出疑惑和怜悯。他们一定以为我悲伤过度而失常。

　　我盯着妻子，看得她有点慌乱。你确定娘是12点去世的？

　　她一边思索着一边说，我能确定的是，12点的时候，座钟报时，我听到有响动就过去了，监测仪器显示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问，那么你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时间？

　　妻子说，我当时慌了，也害怕。是儿子打了120电话，医生赶到后做了确认，我才给你打电话，时间大约在12点30左右。

　　你确定就打了一次电话给我？

　　那天晚上就一次。妻子肯定地说。

　　泪水再一次奔涌而出，我抽泣着讲述了在台湾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妻子和儿子对视之后，妻子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开导我说，人都有一死，娘不希望你这样的，她会心疼的。儿子说，是呀，你要保重自己，爸！他的声音突然哽咽了。

　　我知道他们绝不会相信的，我理解他们。谁会相信呢？我掏出那只台湾的手机，翻出通话记录，指给他们看。妻子和儿子凑过来，那上面清清楚楚显示着当时的年月日时分和来电号码。两个人看了又看，然后就泪流满面地抱头痛哭，哭声如决堤的洪水。我知道不仅仅是因为母亲，还有这对母子几十年憋闷难捱的恩怨。

　　你的手机里面保存着通话记录？我的手不自觉地伸过去，想看耿烨的手机，但是他摇摇头，眼睛闭得更紧了，似乎想让自己再沉浸些。你的手机里面保存着通话记录？我又问了一遍，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不肯罢休的气势。耿烨终于回答我说，是的，记录留着呢，那只手机保存在家里面的保险柜里。你家里？我问。是的，他说。你家在长春？我追问。长春。他答道。故事结束了吗？我问。还没有，他说。

　　突然，屋子里响起了那首《甜蜜蜜》，我们都愣了，狐疑地看来看去，最后目光聚集在我手里的手机上。我在回来的途中更改了两只手机的来电铃声。我心存一丝侥幸，会不会是天堂来电？

　　我的手又伸过去，抓住了耿烨的手。他没有拒绝，我能感受到微微的颤栗，不知是他的还是我的。夕阳的光辉斜打在他身上，让我有种不真实感。他继续讲下去。

　　号码显示是张教授，他表示哀悼和慰问。我委托他寄几张邓丽君的歌碟过来，特别强调要有《甜蜜蜜》。以后每次去看望母亲，都要给老人家播放。

　　我把这件奇事发到博客里寻求答案，我的周边有很多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国内的国外的，但没有人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从此，我的两个手机都全天候开通，我相信我还会接到神秘来电，直到第六个年头的那天，我们全家人住在一处别墅里，妻子正在沙发上抱着孙子玩。

　　天堂来电了？我急切地問。此时天色暗了，车厢里的那些灯光微弱地亮了起来。列车正处于暂停状态，有旅客进进出出的。我把水瓶递给耿烨，他的面目变得模糊，喝了一口，把瓶子放在桌板上时似乎微微弹跳了一下，我知道瓶子空了。

　　他停顿了片刻，直到看出我全部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他的脸上时，才开始继续说话。

　　我儿子穿着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问他儿子，爸爸教你唱歌吧？他儿子摇摇头。儿子又问，难道你会唱歌？他儿子竟然点点头。妻子和儿子都半信半疑地看着那个呀呀学语的婴儿。我闻讯走过去，这时我听到了那首《甜蜜蜜》，稚嫩的声音像长了翅膀的天使在盘旋。

　　这个故事完整地灌输到我的头脑中，吸引了我全部的神经来品味和消化。我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又无法不相信。而同时，某种说不出的感觉正在我的心间滋生并弥散。我突然想起耿烨，转头看时他已不见，连那只空水瓶都不在，抬头寻找，过道上空荡荡的，旅客们安静地坐着，看着窗外。窗外，照明灯下，是熙熙攘攘的旅客，背着行囊提着物品行色匆匆。我蹭地起身，追出去，在站台上寻找那位花白头发戴着眼镜的教授。

　　责任编辑：段玉芝

　　当代小说 2021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