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父亲从二叔父那儿淘来一件缁衣袈裟。我穿过那件袈裟，那年我大概十三四岁，我记得它的下摆就像是书本里西方酒会中盛装出席的女人的裙摆，逶迤在地。当时占据我脑袋绝大部分的想法是，这或许是唐僧的衣钵，或许是他徒弟的徒弟的衣钵。那天下午我躺在家里的硬板床上，构想出一只猴子、一头猪以及一个脸上都是络腮胡的男人，他们围着我，打量着我，我无法忍受他们那种像是动物园里人看动物的眼神。我脱掉了袈裟。它根本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块红色的布。我把它放回了原位，叠得整整齐齐。
但是父亲还是发现了。在这里我更愿意用“父亲”而不是“我爹”来称呼他，因为起码如此看来，我对他是有那么一些敬重的，甚至，可能比我预想的还要多一点。
他说袈裟被我动过了，我摇着头不承认，直到他把我拽到那件袈裟跟前，指给我看。袈裟一直是排扣朝东，现在是朝西的，并且，袈裟的下摆蹭上了灰尘。
他大概就是这样说的，他的那些话有些幼稚，听上去就像是个心智不成熟的年轻人。
我承认了。
那个下午只有我在家，我娘在纺织厂上工，我哥跟他的伙计从昨天晚上出去一直没有回来，我总不能说是猴子、猪和络腮胡男人干的。父亲打了我，他第一次打我，用他脚下那双鞋脸子处的褶皱跟他的法令纹一般深的黑色皮鞋狠狠打了我。
我不明白。
二叔父称这袈裟是花高价求来的，当时二叔父在父亲面前打开包裹的时候，我躲在里屋悄悄瞄过几眼，并没有想象中那种璀璨夺目的金光射出来，也没有什么饰物碰撞时发出的乒乒乓乓的声响。那就像是一块掉进了染缸的布，但父亲却异常喜爱这块布。这件袈裟为何会到我父亲的手里，其间的原委直到很多年后父亲裹着这件袈裟离家出走再没有回来，我才从二叔父的口中得知。说起二叔父，他与父亲从小一起长大，双亲都死于战难，后来我爷爷收留了他。在二叔父十五岁的时候，他跟着一队下海的人离开了老家，十多年后再回来时已经发了家。
六零年，饥荒闹得厉害，整个村子人和人见了面几乎不说话。一方面是饿得实在没力气说话，另一方面是唯恐多说几句话会被人家打探到自家的存粮，怕被惦记。我家那时只剩下半年前囤的十几斤红薯干，母亲会把它们切成很细很细的小丝，然后用水泡上一夜，第二天一早，这些红薯丝会膨胀到原本体积的两到三倍，按照这种法子我家度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后，连红薯干也吃光了，我爷爷便带着我和我哥去山里挖野菜，等到我们上了山才发现，哪还有什么野菜，连野菜根都见不着了，山上到处是一个个壶盖大小的坑，我猜那坑不仅仅是为了挖野菜刨的，恐怕连地下的蚯蚓和鼠妇也都被一同刨了去。
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能充饥的东西，虽然味道实在是难以下咽。
当时我爷爷正在库房收拾东西，我在院子里坐着，愣愣地盯着地上斜躺着的陀螺看，我没有力气抽它了。突然听见我爷爷叫了一声，他让我们快来，我看见我爷爷从库房的门里伸出了脑袋，跟我小声地说：“有吃的了，快去喊人。”一听见有吃的我立马从地上弹了起来，把正在炕上的我爸我娘喊了过来，当时父亲的一只手还搭在我娘瘪下去的胸上呢，他也像我那样弹了起来，趿拉着布鞋跑到了库房。
“哪儿，吃的在哪儿？爹！”父亲的眼睛直冒光。
正在蹲茅房的我哥提着裤子也赶了过来，最后是我娘，我们人全都到齐后，我爷爷才开口，他是真的张开嘴巴，而不是开口说话。我爷爷一开口，我就看见了他嘴里那一团绿不拉唧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长了毛的青蛙。
“爹，你这吃的是啥啊？”
我确定我们几个都聚精会神地瞅着我爷爷脸上的那个口子，我爷爷咀嚼了几下，把那团绿色的东西吞下去后才说了话。
“缸里的。”我爷爷指了指库房角落里的水缸。
“到底是啥啊？”
我看出来我爷爷是不知道这东西叫啥，他支支吾吾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索性，我率先走了过去，往水缸里一瞅，我顿时明白了。我爷爷他吃的，那团绿色的东西，是长在缸璧上的苔藓。厚厚的一层，绿油油的，我看着它，突然涌上了一股反胃的感觉，虽然我的胃里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们居然真的开始吃起了苔藓，那层油绿滑腻的东西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它的味道，那就像是真的吃了青蛙，一只正在繁殖期满腹都是蛙卵的青蛙。当然，我并没有真的吃过青蛙。父亲挨家挨户讨要废弃的水缸，然后将它们全都搬进了库房，进行集体养殖，并用一种像刮大白的手法将它们刮下来。后来我们学会了一种新的吃法，将苔藓晒开，然后再泡水，像喝粥一样吃它，腥臭味便会寡淡很多。长时间吃苔藓，我们的身体很快也出现了问题，舌苔发绿，脸色发绿，尿液和粪便发绿，甚至连小鸡鸡的皮也透着一股绿。但无论怎样，发绿也比死了强。
这样过了半年多，我们几乎再没出去过，大门被父亲用一条铁链从里面锁了起来。然而，不到一个星期，父亲还是把大门打开了，因为，我们不得不把一具尸体搬运出去下葬。
死的人是我爷爷。而我，亲眼目睹了他整个死亡的过程。
当时我爷爷爬上了房顶，他似乎在房檐的石瓦下发现了什么，我看见他举着一块石瓦跟我说话。他似乎是突然想起来，自己站这样高也许会被邻居发现，于是，他哈了哈腰，我爷爷在倾斜的房顶摆出了一个像是跳水的姿势。当时我以为他真的是把屋顶当作了跳台，把我家院子里那开裂的水泥地当作了跳水池，然后，咕咚一声。真是丑陋的姿势。
我爷爷去找我奶奶了，他死在饥荒年代的末尾，一出悲剧。
“唵……”
清晨，父亲就像是鸟类鸣啼般从咽喉的深处牵扯出这明亮的一声，它在铜盆、舀子、瓷碗以及所有可以盛放这回声的容器里来回撞击，最终衰弱。
父亲离开前的半个月里，每天早晨五点多都会在院子里或喊或念一些我聽不懂的东西。我那时并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暖瓶厂工作了，这还是后来二叔父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原本可以分到厂子里的员工楼，摆脱四个人挤在小土屋的现实。当时邻里都在私下嘲笑父亲，大家都认定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最终却还是出了差池。
我在想，二叔父告诉我这件事是为了什么，希望我原谅父亲吗？
显然他不是，二叔父接着道出了父亲离开的原因。为什么这些话不是我娘告诉我呢？因为当时她已经说不出话了。我娘中风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中风了，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无论如何，如果你摆脱不了当下的局面，时间，滞缓如跛足的时间迟早会让你相信的。
然后，二叔父给我讲了父亲和王小梅的事。王小梅是暖瓶厂车间主任的女儿，当年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她下了课通常会来厂里走走，厂里的某些男工人有时候会跟她开玩笑。当然，他们并不讲那些隐晦的黄色笑话，他们就像是温暖的叔叔，问候你的学习和生活。
那天王小梅像往常一样骑着脚踏车到了厂子，她把车子停在车棚后，独自在院子里的几株秋海棠间徘徊。一个新来的年轻厂工在上厕所回厂房的路上，搭上了王小梅。他张开双手挡在了王小梅的前面，就像是扑蝴蝶一样要把王小梅捕获囊中。王小梅没有后退，她兴许以为这也是那群叔叔们温柔的把戏，于是，王小梅直愣愣地栽入了那个男厂工的怀里。这一幕被从厕所走出来的父亲尽收眼底。
父亲把王小梅救了。
下班后，父亲像往常一样最后离开厂子，在他走出大门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人——自投罗网的王小梅。其实那个傍晚并没有发生什么，王小梅只是把自己的青色丝巾送给了父亲，但父亲并不知道这块丝巾意味着什么，他或许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女孩的谢意吧。父亲把谢意收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
第二天一早，厂里贴出了对那个年轻厂工处罚的公告，年轻厂工被开除了，带着他未竟的火热欲望。父亲被叫去了办公室，那天厂里的确是要准备给父亲定下员工楼的批次，一切也都很顺利，但是在父亲道谢起身时，那条青色丝巾从上衣口袋滑了出来。车间主任先于父亲捡起了那条丝巾，他打趣说，父亲这是准备迎来第二春了。直到他摊开丝巾，发现丝巾的右下角刺着女儿的名字。
父亲接受了这份谢意，现在这份谢意变成了车间主任的谩骂、暖瓶厂乃至整个村镇的讥笑。
整个事件最为关键的是，王小梅承认，这条丝巾是她送给父亲的。父亲百口莫辩，没有人会听一个四十多岁、老婆中了风的男人那派正直的话，即便他真的无辜。父亲可以接受住房被收回的结果，但是却无法接受一个根本不是事实的事情被扣在他身上。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我后来没再见过王小梅，也并不清楚当时她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相信她是真的对父亲有一种更大程度是感激的暧昧情愫存在。
二叔父曾说过，当年有一个自称是风水先生的人给我家看过风水，他说“围墙贴屋，诸多不顺;浴厕切床，当心要疾”，当时父亲不信，用扫把将那人赶了出去，后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坏事——爷爷摔死，母亲中风，父亲含冤。
父亲心里动摇了。
“唵……”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他将那件袈裟披在身上，并把头发全部剃光了。他嘴里念叨着什么，像一只野鹤般潇洒地走出了家门。父亲走后的一段时间里，二叔父会时不时地给我家捎来些粮油，但生活的重担还是压到了我哥的身上。他学习并不好，高二下学期便退了学，在二叔父盘的一家粮油店里帮工，我课余时间偶尔也会去帮忙。
我娘的中风时好时坏，严重的时候吃喝拉撒都要有人照顾，我哥忙于工作，这件事自然就落到了我身上。那时我正读初三，即便课程紧张，中午头我也会跑回家看看我娘的情况，用水冲点桃酥喂给她。情况好的时候，我娘是可以下地活动的，甚至可以自己弄些东西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活还是可以过下去的。
父亲离开已经大半年，毫无音讯，我从二叔父那打听到，父亲正在焦作的一家寺院里修行，他在为我们整个家的风水转运祈福。他真的相信了风水吗？我不知道，但也许父亲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不知道。
那天我去店里帮着上工，下班后我和我哥一并往家走去。暮色四合，路两旁的院子逐渐亮起了昏黄的灯，温和的风吹拂着我的后背。九月，万事万物都要褪去一层颜色。
“弟，我可能要出去一趟。”
可能，出去，一趟。我确定我哥是这样说的。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我哥往前走了几步后也停了下来，但却没有回头。
“什么意思？”
我哥沉默了片刻，回了身，摆出一副凝重的神情，看着我。
“你也知道，咱家这情况，爹不知去了哪儿，娘还中了风，你马上也要上高中了。我得出去搞点钱。”
我知道，我哥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是为了表明他的离开是为了挽救于水火中的我们，但我却觉得，是现在的日子推着他走出了这一步。他不是要寻找什么，创造什么，而是为了逃避什么。
我哥看我没再说话，摆了摆手：“算了，跟你说也没用，回家我去跟咱娘说。”
一个星期后，我哥走了，二叔父开车把他送去了车站。临走前，我哥牵着我娘打颤的两只手，挤出了几滴眼泪。他的话我忘记了，但那意思就像是他是个准备奔赴前线的敢死队队员，是去保护祖国的边疆，刻不容缓。
我娘当时正值病情严重的时候，我哥清楚，他的话我娘只能全然接受，就好像有人给我娘喂了一碗苦水，她只能一点点消化掉。这碗水，除了苦，一点用也没有。
我哥每过几个月就会往家里寄一些钱，那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不过足够我和我娘两人生活了。所以，我开始以为，我哥是真的在南方找到了好活计，他赚了钱，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就能离开这个地方了。
一年了，父亲仍旧没有回来，几乎是毫无音讯。我向二叔父打听父亲的消息，二叔父耸了耸肩，告诉我寺院有一套规章制度，进去不容易，出来也不容易，让我放宽心。他最后补充道，说父亲迟早会回来的。二叔父的语气让我觉得，火星撞地球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后来我升了高中，第一年的学费是从我哥寄来的钱里补上的。书本费、印务费等等大大小小的费用很快让家里的支出增多，而我平时在二叔父的店里帮工赚的钱也只能勉強让我和我娘吃饱。二叔父知道我从小写作文不错，他人脉广，介绍我给村子里的人写公文、情书和遗书，总之能写的我一概不拒。因为那时，我哥寄来家的钱已经明显少了，从几个月一寄，变成半年。我尝试着给他写了封信，半个月后，那封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信只寄了那一次，也许是我哥的地址更改了，也许是他遇上了麻烦，这都有可能。但我不打算再寄了。
上高二的那一年，我退了学，开始在家专职写作。说得好听是专职写作，不好听就是个誊书稿的人。那时候听说写小说赚钱，我学着写了几篇，在邮局盖上信戳后，投了出去。一个月后，收到了回信，我很激动，打开信封后，看见里面的稿纸上用黑色钢笔潦草地写着几行字：“稿件已阅，暂不符合本刊要求，望再次来稿。”即便知道是被退稿了，我也仍旧很激动，因为，那是一封回信，意味着我那拙劣的故事被除了我以外的人看到过。这在当时很令我满足。
七三年年末，临近春节的时候，二叔父给我家送来了一堆年货。我帮着他从车上卸完货后，想要留他喝碗茶，二叔父推辞说还要去店里忙着清货。我把他送出门口往回走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这时我听见我娘在屋里啊啊呀呀地叫我，隔着窗户我看见一团跳跃着的火苗。
“不好！”
我兀自说了一句，飞奔向屋里。
我的书桌像一只死去的火烈鸟，正奄奄一息地等着主人听取它最后的遗言。我赶忙跑去库房，从那十几个饥荒年代剩下来的水缸里一瓢一瓢地往外舀水，我知道于事无补，我只是希望能在它死前为它做些什么。
火灭了。
书桌上的东西几乎全部被烧毁，包括那摞即将誊写完毕的书稿。两个月，两个月的工夫白费了，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半年时间，我们必须再度削减开销。这件事我从始至终都没和二叔父说过，这些年他已经帮过我家太多了，我实在开不了口，即便我知道他可能并不差这点钱。
被烧成了黑炭的桌子、仅剩下了上半部分的窗帘、碎落一地的窗玻璃，上述就是全部烧毁物——这间由从前家里茅房改造的小屋只有不到三平方。
“你看看吧，老同学。”
张大利笑呵呵地眯着眼坐在我对面，他啜了一口茶，扬了扬手，示意我拿起桌上的纸。张大利读高中时跟着他爹搞矿产发了家，跟我同一学期退了学。现在，他有了钱，跟着一些人搞房产合作项目。
“借条，房产合同。”我小声地念了出来。
“怎么样？放心，老同学，整个村子你打听打听，我张大利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这已经给你砍了一刀了。”
“嗯，我再看看。”我点了点头，继续小心阅读着上面的每一个字，我总觉得它们被单独拎出来看都那么天真无辜，但组合在一起，似乎就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
“哎哟，老同学，你这是信不过我啊！信不过我，那就算了吧。”
张大利伸出手准备从我手里抢过那几张纸，我紧紧攥着，没有松手。
“信得过，信得过！我签。”
“这就对了，按理说你家那房子可真有年头了，也该换个新房了。”
我默默点着头，掏出笔，在纸上签上了我的名字。不得不说的是，我喜欢这种感觉，就好像写上这几个字，我就同那个潮湿逼仄的过去告别了。
大概半年后，房子成型了，位置在旧房子西南侧半公里左右的地方。没钱装修，只能把旧房子里的家具物件全部搬过去。搬家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陈年往事。比如说，库房里那十几口水缸里又长出了浓密茂盛的苔藓，我看着它，就像是再次品尝到了饥荒的味道，腥臭黏腻;我在抽屉里翻出了当年我娘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照，算是结婚照。直到在这张黑白模糊的照片上看见父亲的脸，我才意识到，从父亲离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时间了，而我哥也已经走了快五年了。我哥偶然还会往家里寄一些钱，证明他还活着，而父亲仍旧是音讯全无。
搬走了最后一样东西后，我停在灶台旁边，打量着左边屋里光秃秃的土炕，又看了看右边那间三平米的小屋。就这样了，如果父亲和我哥某一天再回来，希望他们能原谅我，也许他们会发自内心地高兴。我抬起脚准备迈出门外，突然踢到了一块坚硬的东西，痛得我暗自骂了一声。我低下头，看到了几只虫子从那块东西底下跑了出来，那是灶马，我认得。我看着它们无所适从地在地上四处乱跑，跑到了灶台的角落，想要往上攀爬，我笑了，真是愚蠢的虫子，可那一瞬间，我却又莫名地感动。秋天，这里对于它们来说是个温暖的地方，这个坚硬的东西底下就是它们的栖身之所，甚至是它们的家。而那个坚硬的东西，我也记起来了，那是我在村子的集市里淘来的石头，当时当个宝贝，现在的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块干结发酵过的粪便，令人恶心。就让它呆在这儿吧，好歹还是灶马的家。
搬进新房子后，我听说，原先的旧房子很快就要被拆毁。拆了吧，我不想再看见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它如此厌恶，那分明是我生长了二十多年的地方，那里有我绝大部分的回忆。
说来奇怪，搬进新房子后没多久，我娘的病情缓和了很多，渐渐地甚至能够颤颤巍巍地行走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鼓舞。有時候誊书稿累了，我便搬着椅子坐到我娘身边，跟她说说话。我问我娘，你就从来没想过我爹和我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吗？我娘摇了摇头，她说想也没有用，该来的迟早要来。我娘的话让我突然觉得，我哥和父亲也许就像是那几只躲藏在石头底下的灶马，时节一到，它们自然会纷纷回到家里来。
大概半个月后，村子来了一位僧人，他也穿着袈裟，但比父亲的那身要陈旧一些。村民们大概是想起了《西游记》里的唐僧和他的几个徒弟，认为僧人上门都是来讨要斋饭的，他们紧闭大门，挥着手将僧人挡在了门外。我想，也许村民们是看到了那件沾染上灰尘的袈裟，以为僧人是个乞丐。后来，僧人终于找上了我，他的叩门声不屈不挠，我开了门，领着他进了院子。我问他，你的家呢？僧人说他没有家。寺院不是你的家吗？那只是我的一个栖息地，那里是，这里也是。
那天傍晚，邻家院子陆陆续续亮起了灯，只有我家还黑着。走到楼梯半腰处，我听到黑暗中的母亲像是拼尽全力般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喊叫。目之所及处一片昏暗，那声音顺利地穿透了我记忆的层层匣格。我想起从前的清早，父亲在院子里的那一声“唵”，那是生命原始的力量，就像是一个不明之物要从眼前的这个躯壳里逃出来一样，除了碎裂的躯壳，没有谁知道那是逃避，还是迎往。
开灯后，我看见母亲瘫坐在地上，嘴角歪着，下巴挂着丝丝亮晶晶的东西。
张大利找到我的那天，是半年后的一个下午。我以为他是来要我还钱的，我赔着笑脸，准备迎他进屋，结果他手一甩，毫不留情地推开了我。
“今天跟你谈点事，别跟我整这套。”张大利抖了抖衣袖。很敞亮的西装。
“大利，进屋说。钱的事再通融通融，年底，年底我肯定还上。”
张大利忽然笑了，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同学，那钱啊，不用还了。”
听着这话，我心里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仿佛再往前迈一步就是一个被人提前挖好的坑，但我身后已经有几杆枪抵着我的脑袋了。我除了跳坑，只有死路一条。
“老同学，别紧张，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吧，要借你这房子一用。”张大利那黑得发亮的眼球转了转，打量着我身后的这座建筑物。
“大利，你什么意思？”
“进屋说。来，进屋说。”
现在变成了张大利迎着我进屋，他真是个圆滑的生意人，不知不觉间实现了主客的转换。
我跟在他后面进了客厅，我把我娘扶进里屋后走了出来。张大利正摆弄着茶几上的几个核桃，看见我出来，冲我招了招手。
“过来坐。”
我像个拘谨的客人坐到了他对面。
“大利，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得，我就喜欢你这爽快劲儿，那兄弟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你看看这个——”张大利说完从他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掏出几张纸，放在桌上，推到了我面前。
我看了看，有点糊涂：“大利，这什么意思？”到头来我还是改不了土包子的本性。
“兄弟，你这房子，我打算给改成厂房。别担心，我不会赶尽杀绝的，这不是有两层嘛，你和你娘就搬去二楼。”
“大利，这是我的房子啊，你这……我不懂啊。”
“兄弟，坦白跟你说吧，你这房子现在还是我的。”
我一头雾水：“你的？这不是给我家的吗？大利，我去把合同找出来，你看看合同。”
“别，兄弟，别忙了，看了合同，也是我的。现在给你两条路，一条路，你签了这份合同，我给你们娘俩留一层住的地方;另一条路，就是你搬出去，另外，赔我这个数——”张大利把右手握成了拳头，在我面前晃了晃。
我发现，这么多年过去后，我仍旧没能习惯被欺骗的感觉。张大利是个生意人，像我这种人的存在，正是支撑起他家财万贯的一枚铜子。
我选了后一条路。也是这一时刻，我对父亲产生了敬意，他性子里那股执着于正义的劲儿，正在我的身体里滚滚发烫。老房子荒置了半年多，里面的器物几乎全部被搬了过来，我娘经不起折腾，倘若现在再搬回老房子，我怕我娘的病情会再次加重。后来，当我站在老房子的院子里，我看见了灶台旁的那块石头，它还在那儿，黑色的，像是块丑陋的胎记。就在那个下午，我决定了一件事，一件孤注一掷的事。
我要南下去找我哥。
从二叔父那里打听到了我哥的地址后，我第二天一早便上了路，带着我娘。我知道，这实在是个冒险的决定。但我要让我哥看见我娘，看见他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母亲;也要让我娘看见我哥，看见他另一个疲于奔命的儿子。这很重要。
我的包里装着我和我娘两人的身份证，以及最后的一千块钱，我就这样上了路。
庆幸的是，我娘的病情并没有加重，反倒一天比一天好转。现在的她几乎就像是正常人一样，给路上的我省了很多麻烦。我娘的两只手叠着放在腿上，她看着窗外，各种飞逝的风景。
“娘，什么感觉？”我问她。
我娘的目光仍然埋在窗外的景致里，没有理睬我，但我相信，她一定听到了我的话。自从中风后，我娘的话愈来愈少，到后来，几乎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有时候我把我写的小说读给她听，她听后居然笑了，那明明是一个俗套的悲情故事。
“娘，你说我哥现在什么样啊？会不会已经成了大老板？如果真是那样该多好，你就能享福了，你就能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再也不用担心吃住问题。”
这是我的自言自语，我娘一句话都没说。
到了经停站徐州，我娘收回目光，看了看我，跟我说，要上厕所。我给她指了指，跟她说了一遍路线。我娘怔怔地看着我，意思是让我领她过去。上完厕所回来后，我俩的座位被人给占了，我四处打量了一番，其他座位也都坐满了。
我只好轻轻拍了拍坐在我之前位置上的那位大姐的肩膀：“大姐，能不能麻烦您给让个座，我娘她身体不好……”
没等我说完后面的感谢语，那大姐扯着嗓子冲我喊：“哎哟，我的腿啊，多少年的老毛病了，不能站，站一會儿就发硬，走不动道啦。”
我咽了口唾沫，知道多说无益，索性领着我娘走到车厢的衔接处，把背包放在地上，让她坐在上面。五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上海。第一次来到上海，感觉寸步难行，并不是因为高昂的消费水平，而是我的脚，已经麻到稍微一动便像针刺一般。下了车，我扶着墙，缓了十几分钟，才恢复过来。
司机师傅按字条上的地址把我和我娘送到了地方，那是一个名字里带着花园的小区。我和我娘就站在小区的对面，隔着一条街，遥望着这一片伟岸高耸的建筑物。我们俩在原地站了十分钟，谁都没有迈出第一步。六年了，六年的时间转瞬而过，现在的我，感觉要去见一个对我很重要、但却陌生到叫不出名字的人。
我牵着我娘的手，拉着她准备趁着这个绿灯过马路，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小区的大门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休闲装，戴着一顶灰色的棒球帽，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是我哥。我兴奋地握了握我娘的手，正要踏出去，突然，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从我哥的身后跑了过去，牵起了我哥的手，就像是我牵着我娘的手那样。在他和小女孩的后面，跟着一个身姿窈窕的女人，小女孩回过头冲着女人张了张嘴，我虽然没有听见小女孩说了什么，但我猜，那一定是我最为熟悉的称呼。
“娘，我们走，明天再来找我哥。”
在我看到这一幕之后的十秒之内，我拉着我娘的手，跟她说了这句话。我几乎是拉着她的手逃离了现场，我不确信我娘有没有看到，如果她看到了，她肯定比我更难受，即便她一句话都不会说。
小区附近的宾馆一晚上一百二，我咬了咬牙，还是开了一间。潮湿背光的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勉强够两个人睡下的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个没有天线的电视機。我扶着我娘躺到床上，我坐在椅子上，回想着刚才的情景。
这六年间，我哥结婚的消息一点没给家里透露，看上去，他似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我明白了，我哥已经在上海，在这里解决了过去的问题。现在的花园小区是他的庇护所，春天了，气温回暖，已经不必躲在灶台旁的石头下。灶马始终知道它们最为舒适的居住地在什么地方，知道它们属于哪里，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为了生存，去到一个陌生但温暖的角落。
第二天一早，退了房，我牵着我娘的手坐上了回家的火车。我跟我娘说，按二叔父给的地址找不到我哥，我们先回去，也许我哥过年的时候就回来了。我娘不应声，跟着我走了。
四月的清早，虽然日光比二月份浓烈，但风仍旧是冷的。在蚌埠停靠的时候，我俩下了车，在站台上来回走动着，舒缓麻木的腿脚。我看着站台上的指示牌，心里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并决定，趁今天，就要实现它。
我没跟我娘说，让她留在原地等我一会儿，我飞跑到了售票窗口，临时换了车次。
焦作的一座山，山头远远看去已经发青了，海拔五六百米高的样子。寺庙坐落在半山腰，我娘在山底下的一块巨石上坐着，我让她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等我下来。我娘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她知道我要去见谁，她很少说话，多年来，我娘始终以这种方式包容我所有不经大脑的行为，包容父亲和我哥的一去不回。
我扣了几下院门上的铜环，门开了，是一个清秀的小和尚开的门，他手里握着一把扫帚，盯着我。小和尚纯净但凌厉的眼神使我瞬间紧张起来。我说我来找人，并对小和尚道出了父亲的名字。他让我稍等片刻，然后，小和尚便跑进去了。我站在院门外，打望着里面的事物。偌大的菩提树下，被聚集成堆的枝叶，被风一吹，散了。
小和尚从里面跑了出来，他站在院门口跟我说，没有这个人。我说不会吧，麻烦小师父再帮我打听打听，我有急事。小和尚摆了摆手，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然后将院门关上了。
我在门外定着，脑中一片空白。大概五六分钟后，我转了身，准备离开这里。我刚迈出两步，一个沉闷而有力的声音从山间传出：
“唵……”
我的眼睛飞快地扫视，企图追上那声音，却只看见山上裸露的地皮和斑驳的绿被。这股声音被四月料峭的春风裹挟，在所有可供容纳它的地方来回撞击，回荡。最后，我听见了它遗留在我体内，在跳动不息的腔体内发出袅袅余音，说着再见，再见。
【“发现”档案】? 倪晨翡，1996年生于山东青岛，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山东省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作品》《天涯》等。曾获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责任编辑：王玉珏
当代小说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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