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锁

　　拿到手上的这组小说分别出自五位活跃在济南的作家之手，他们各有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题材领域，文学质地、风格迥异，五篇作品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形态。但若我们将其并置在一起来看，每一篇都像是一枚熠熠闪光的碎片，在斑驳陆离的光影交错之中，分别从不同角度折射、映现出了我们所置身时代的现实与精神图景。

　　1985年前后，评论家程德培有句话曾经广为人知。他说：“当代小说，不是城里人下乡，就是乡下人进城。”的确，对于正在经历巨大而漫长的社会整体嬗变的当代中国而言，城市与乡村相互交汇、渗透又相互对峙、侵蚀，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延续至今依然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在隔岸观火远远眺望的乡下人眼中，城市璀璨夺目的辉煌灯火、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以及城里人富足、优裕、现代、文明的生活形态，如同在别样世界发生着的一场场幻梦，对他们散发着无穷的强烈魅惑之力，“到城里去”因此成为一代代乡下人执着无比的终极夙愿;当社会的发展和变革逐渐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契机，于是一些乡下人由于较为突出的天赋、良好的机缘，在付出超乎想象的艰辛和代价之后，最终得以跻身城市。但生计成本的昂贵高企、生存空间的逼仄压抑、生活节奏的紧张繁乱、人际关系的冷漠疏离，这一切又可能会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心力交瘁。即便那些已在城市站稳脚跟且拥有了一定现实与象征性资本的“成功者”，凶险重重的官场、职场、商场搏杀，依然会让他们感到疲惫、厌倦和无比痛苦。当他们回望自己当初走出的乡村之时，每每又会对当年经历过的那种自然、安闲、温暖、静谧的生活状态悠然神往，在他们心目中，乡村可能会再度被镀上一层柔和美丽的光晕——更何况，那片土地还有根柢于他们生命深处而无法彻底割舍的情感依附与血脉关联。与此同时，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城市化的历史巨轮轰然向前，每一个身处其中的生命个体都会被裹挟甚至碾压，每一个人的故乡似乎都在淪陷，在迅猛扩张的城市面前，世代扎根于大地的农民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环境与方式，身心俱未做好充分准备的他们无可避免地会感觉迷茫、失落、空虚和痛楚。事实上，城里人心中岁月静好的乡村生活场景或许仅仅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之中，抑或是他们雾里看花造就的一厢情愿式空洞想象，同时也是那些已经进入城市的乡村游子或许永远也无法现实重返的虚幻桃源。

　　《沙头堡子》的故事就在这一宏阔背景之下展开，我们也可以以此为参照来进行解读。

　　从叙事内容、行文方式及小说看似不经意间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来看，《沙头堡子》的作者张玉山应该是汪曾祺的拥趸。这篇小说笔触跳跃灵动，叙事旁逸斜出，节奏张弛有度，结构疏朗有致，情节推进如行云流水;虽然故事空间在中国北方，但事件和人物却在氤氲着烟水气息的氛围中不疾不徐缓缓展现，小说中美得如梦如幻的“柳眉子”更是仿若位于中国北方的一个缩略版“大淖”——整体来看，这篇作品颇有几分汪曾祺的笔法神韵。

　　小说的核心人物是“小爷”汪文秋。这是一个从沙头堡子走出去且已在城市中混得风生水起的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尽管他的身份只是县城教育系统一个微不足道的科级干部，在故乡沙头堡子的人看来，他却已经是一个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他辈分高、家族势力大，谙熟社会运作规则和世态人心，又敢于也乐于用自己的职权与能量为村人解决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因而赢得了沙头堡子几乎所有人的敬重和仰赖;尤其对他所属的汪姓族人而言，汪文秋更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成为他们心中神一样的存在：“在堡子，他是一家之主，他的治下，是一群咩咩找草的绵羊”。尽管在县城已经拥有了稳定的地位以及优裕、体面的生活，汪文秋却依然不时重返故乡这个叫沙头堡子的村庄，不断插手村里的大小事务。然而，他并没有似乎也不想从中获取什么现实利益。每年春节带领族人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牵头组织重修家谱、想方设法保护和修复村中的一些文物古迹……所有这一切在物质层面对他并无回报，充其量仅仅是巩固、扩大了他在村中的影响力而已。事实上，“掌管着一县文脉”的汪文秋在城里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并不轻松，“管文化人”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头疼症，以致“落发，一抓一把”。他一次次回乡，坐在乡村庭院的葡萄架下与同族晚辈闲聊或商议事情，一起用泥巴壶喝澄黄透亮、有降血脂功能的槐实茶，吃故乡水土滋养出的苦菜小豆腐、玉米窝头、小黄鱼和小河虾，打一桶柳眉子的水、摘一个南瓜、拔一把儿香菜带回城里的家——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有助于让他从枯燥、繁冗、紧张的城市工作与生活中得以片刻逃离，从而稍稍缓解内心长期的压抑和焦虑，并在族人言听计从的驯顺与村人俯首帖耳的逢迎中获取一种精神的愉悦和满足。或许，对他而言，沙头堡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这里他可以更明确地获得身份与价值的自我确认，在费心劳神的一番番官场经营算计之后得到短暂的身心休憩与灵魂安宁。

　　汪文秋与沙头堡子之间这种各取所需、相安无事的平静融洽状态还是被打破了，这缘自他借国家土地政策的便利，安排人回沙头堡子办起了农场。小说讲述的故事由此开始。

　　身为城里干部的汪文秋之所以要在沙头堡子征收、开垦村民闲置的千亩荒地开办家庭农场，应该是有长远规划和利益诉求的，但我们不应由此便否定他对故乡、对土地、对族人和乡亲们怀有的深挚感情——这应该是他更内在也更深沉的精神驱动力。他的农场肯定不仅是为了改变故乡的荒凉、颓败，也不是为了无私奉献造福乡亲，或许，他既要借此追寻记忆中年少时乡村生活的温暖与诗意：“小爷多半是想找回他的记忆，可他没时间侍弄庄稼，心里有个念想，自己又做不了，就让汪之荃和我来替他完成”，“小爷就被柳眉子蛊惑了”;又试图为自己营造一方灵魂栖息之地来抚慰、安妥疲惫不堪的心神：“以前没觉得堡子哪儿好，总是想躲开堡子，躲开庄稼。现在，离开了堡子，浑身不自在，闲下来，就傻傻地想堡子”，他甚至“想在退休之后，把家从城里安回来，守住一块黄土，过过田园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说“咱这个农场，不指望种地挣钱，挣钱不是目的”，不应该被理解为故作姿态的矫情，更不完全是欲盖弥彰的掩饰。

　　深谙乡村人情世故又精通国家政策方针的汪文秋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纯粹理想主义者，他为开办农场“早已摸好了堡子的脉”并精心谋划做出了针对性的周密安排，还找到了最合适也最有影响力的乡村代言人参与其中，但是，由他主导实施的这场“乡村建设实践”还是很快遭遇了失败，他也因此被举报而官司缠身甚至有身陷囹圄的危险。连带而来的则是听从他的话关掉了自己在城里的木器厂一起回乡办农场的叙事者“我”（汪云覃）就此一败涂地，甚至以汪文秋为主心骨的汪氏家族势力也可能就此在沙头堡子衰落下来：“这下完了，小爷完了，农场完了，我们堡子里的汪家完了。”

　　这背后，其实是一群由乡村走出去的“城里人”试图重返乡土寻找田园旧梦的理想主义实验与伴随商业社会运行规则在乡村的延展而导致异变的乡土文明、文化及人性之间的一场冲突。“土地荒了，没人心疼，墙头倒了，谁也不抬眼看，好像跟谁也没关系。你一动就是是非，捅一竿子，一竿子马蜂朝你扑过来”，“整片山荒了，荒了就荒了，没你的事，嫌难看你别抬眼看就是。你种上一根草，等于种下了官司，人家跟你没完。想种地不难，你承包人家的呀，人家恩准，点了头，产量多少，租价多少，协商好了，写了文契，保人签字画押才作数”。汪文秋以及他的合作者对此其实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所以汪文秋才竭力隐瞒自己与农场的真实关系，并经由村支书汪之菊之口对全村人做出了“城里的事，包在我身上”的承诺，试图以此来减小办农场的阻力并消除村人的恶意与敌意。即便他如此费尽周折付出心血，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沙头堡子早已不复如初，他改造乡村重新凝聚人心的幻梦终归破灭，安放着美好的旧时记忆、让他们魂牵梦萦的精神故园已然成为这些城市游子无法真正返回的虚妄之地——恰如小说中所言：“我为什么回沙头堡子呢！”

　　与上述这篇小说展示的城乡交错背景下人们所遭遇的现实与精神困境不同，哲人石短篇《你能给我揉揉肩吗？》中的“夸克同志”，是一个挣扎在逼仄、压抑的现实与精神空间之中，导致身体和内心两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病态的城市中年男性形象。他在家庭和社会所遭遇的一系列无奈、尴尬与精神的扭曲，既是当下城市生活某一类人物实际生存处境的缩影，也折射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某种典型症候。

　　夸克自认为是单位领导得力倚重的“笔杆子”之一，可是年届四十他却并未能混上一官半职。写了半辈子材料，除借此维持着三口之家的清貧生活同时却也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和肩周炎之外，看不到任何改观的可能性与希望的亮色。领导颟顸粗暴、同事的蝇营狗苟、工作的繁重枯燥，都让他对单位极度厌倦疲惫，回家之后又要面对蛮横无理、尖酸刻薄的妻子动辄一触即发却无休无止的唠叨、嘲讽、抱怨和指责，这让他更是雪上加霜倍感憋屈郁闷。这种灰暗、沉重的生存状态似乎永无尽头，夸克深陷其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命活力随之日渐黯淡委顿却始终无法也无力摆脱。在人潮汹涌的偌大城市，他的苦闷、孤独、痛苦无人理解也无可倾诉，只能默默承受并任由其无情消磨。他在心底发出的“你能给我揉揉肩吗？”的无声呼唤，除了表达舒缓身体病痛的现实渴望之外，更是一颗孤独的心灵为寻找呼应发出的激切吁求。反讽的是，他内心的呼唤面对理应内心距离最近的妻子不敢发出，却在一家按摩中心得到了热情而圆满的应答，他也就此找到了一方暂时脱离身心困顿的“飞地”：“夸克用左手脱了羽绒服挂上衣架，然后自觉地趴在了按摩床上。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夸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他觉得每一个毛孔都松弛下来。这里不是家，没有妻子鄙夷的眼神和刻薄的语言;这里也不是单位，没有那些猜忌、是非和勾心斗角。”——这幕具有浓郁黑色幽默意味的场景，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部分城市人荒诞生存境遇的一幅侧影。

　　云亮的《属相》和鞠慧的《谜渡》虽然风格明显不同，却都笼罩着一层波诡云谲的悬疑色彩。《属相》借小说中一位闲人之口，将清雅、美丽如出水莲花般的中学音乐教师陶静双之所以最终被害归结为是其属相作祟，并由此引发了叙事者“我”联想到自己与陶静双之间属相犯冲进而怀疑自己是导致她不幸遭遇的最终渊薮，因此，“我”也被拖进悔恨、痛惜、自责的内心深渊难以自拔，一片光明的事业和前途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小说最后的叙述中，却又以似乎确凿无疑的事实完全否定了人的属相与其命运之间的一切关联。《谜渡》讲述的则是一个有些惊悚、诡奇的刑事案件：一位事业、生活正在蒸蒸日上的青年男子，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莫名其妙地死于距离市区数十里的一片郊外桃园中，留下一个惨烈无比的死亡现场。随着案件侦破工作的深入，十年前发生在同一地点的一起奸杀案也浮出水面。事实的真相令人目瞪口呆：十年后的这名死者正是十年前杀人的案犯，他当年作案的地点、时间与自己今日惨死的现场相隔十年的时光构成了几乎完美的重合。其实，这两篇小说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于，与莫须有的命中注定和报应不爽的生死轮回相比，人世间更无常也更令人惊惧的，其实是由深层欲望诱发唤起的、凶险叵测又无以自控的人性之恶。

　　《爱情标本》则是一个呈现出更奇特形态的文本。作者关山就像小说中那位半巫半医的叙事者，聆听和记取着在万丈红尘中上演着的一幕幕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并将各色纠缠于其中的人物用文字捕捉下来在岁月中风干定型，制作成人世间的一个个爱情标本。其中，有情感经历丰富伤害过许多男人也被许多男人伤害过的桃四，自小便是一个弃婴因而饱尝事态炎凉的她，更因一场场蚀骨销魂的失败爱情而身心伤痕累累，但是，即使已经对婚姻子嗣都彻底绝望，她却依然在执拗地寻找一句承诺，哪怕明知道诺言就是谎言：“即使她能分辨出二者的区别，也懒得分。她明明知道那个男人在撒谎，却觉得肯为她撒谎，也算是真心”;有见证了自己爱人的精神萎缩人格蜕变，并因此感觉再无爱意与生趣的荻，她的丈夫逐渐由一个自尊、自爱的男人逐步萎缩成“一只苍蝇、一只蟑螂”和“一只在上级面前尾巴摇动得呼呼生风的狗”，这让她感觉无比厌倦、恶心，然而，事实上荻这种清高、孤傲又是一种自欺欺人，因为她也早已“剪掉了自己的羽翼，剜掉了自己的膝盖”而沦落为情感和婚姻的奴隶，因此她最终恐怕也只能回归家庭，“他做他的狗，你当你的奴”;还有因一句空洞的誓言而为远走他乡的心上人痴痴守候许多年的羽从、有苦苦爱着散发着邪恶魅力的桃四却又始终不敢走近因而陷入无望之爱黑暗深渊的小六……作者用飘忽如梦魇、冷峻如刻刀、玄奥如谶语的笔触，记录下小说中这个叫“凡庄”的地方一代代人的爱恨情仇。但凡庄即将沉没，人们会如蝼蚁四散而去，四野阒静，大地无人，爱与恨终将了无踪迹。

　　整体来看，这五篇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的小说新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几位作家尚有待开掘的文学潜力和已经具备的不凡实力，也为当下山东文学创作增添了几道别样的亮丽风景。我们也期待着他们在未来的文学之路上继续异彩纷呈，继续绽放光芒。

　　责任编辑：王玉珏

　　当代小说 202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