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善明

　　这几天，我百爪挠心，寝食难安——在茫茫人海中，不知道这半年多以来母亲委身何处，更不知道她又何以为生。

　　前几天，堂哥给我打电话，说大娘想母亲了，要来城里看望她。我当即安排了酒店。酒店在母亲做保姆的那家人的小区外，我想这样方便些。其实，母亲做保姆的地方距离我家也很近，步行十几分钟的距离。

　　那天，堂哥和大娘来了。到了酒店之后，我去叫母亲。母亲做保姆的那家我认识，在青青花园十六号楼二单元三零一室，这个地址我记在一张纸条上，压在了卧室写字台玻璃板下。十个月之前，是我亲自送母亲过去的。这个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退休前是一名中学教师。她女儿一家都在上海。

　　找到三零一室后，我敲了门，连续敲了三遍，屋内没有回应。正在犹豫时，对门房屋的门打开了一条缝，门缝里探出一个脑袋，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一头白发，戴一副眼镜。透过眼镜上方的镜框，老太太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问：“你找谁？”我歉意地对老太太笑笑，指着对门说：“我找这家的保姆。”随即，那条门缝开大了些，老太太挤出半个身子，仿佛吃惊的样子，说：“这家老太太早已经走了，你怎么还——”“走了？”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便接着问：“搬家了吗，搬到哪里去了？”老太太从门里闪了出来，脸上写满了问号：“你是保姆的什么人？”“儿子。”我回答。“儿子？”老太太的嘴巴张得老大，很长时间没有合上。

　　原来这家的老太太半年前就去世了。老太太是心肌梗塞猝死去世的，病来得快，去世得也快。120救护车来了以后，老太太已经不行了。戴眼镜的老太太说，老太太去世后，她女儿一家从上海赶回来，给老太太办理了后事。母亲一直忙前忙后，老太太一家甚是感动。等老太太后事处理完毕后，老太太的女儿多给了母亲一个月的工资，以表感谢。从那以后，母亲就离开了。戴眼镜的老太太说，母亲很勤快，跟那个老太太相处得很好。她们经常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一起在小区的公园里散步、唱歌，一起做饭、吃饭。她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经常说着说着就哈哈哈地笑起来，好得就像亲姐妹一样。戴眼镜的老太太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半年多了，你母亲没有回家吗？”这时我才发现，老太太的门上已经布满了灰尘。对于戴眼镜的老太太提出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是不是找了个老情人，跟着人家跑了？”回到家后，妻子嘻嘻哈哈地对我说。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气愤地朝她扬起了巴掌，妻子看见我恼了，知趣地躲进房间照顾女儿去了。

　　我深深地自责自己。母亲离开老太太那里已经多半年了，怎么我一点觉察也没有呢？这半年多以来，母亲去了哪里，她又怎样生活呢？

　　应该说，这半年以来，加上母亲在老太太那里的三个月，近十个月以来，母亲都是每两个周回来一次，而且每次都是星期天下午回来，因为星期天我和妻子、女兒甜甜都在家。每次回来，母亲都很高兴，都会讲一些老太太的事情或者老太太家里的事情，讲一些与老太太相处的情况;每次回来，母亲都会给甜甜买一些水果或者玩具等她喜欢的东西。每次，母亲都是买了韭菜或者白菜以及猪肉和其它的一些蔬菜，三点半钟左右准时进门。进门后，母亲便开始和面、择菜，为一家人包水饺。因为母亲知道我从小喜欢吃韭菜和白菜馅的水饺。由于工作忙，更由于我和妻子都不会做面食，母亲来这里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家从来没有包过水饺。包完水饺，在吃饭的前后，母亲都会陪着甜甜在家里或者到小区里玩玩，然后，再回到做保姆的老太太那里。母亲每次回来都是如此，像是规定好的动作。

　　母亲去了哪里，这半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

　　我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我的养母，即我的大娘;一个是我的母亲。为了便于表述，暂且把养母称之为大娘，把这个母亲称之为母亲。

　　母亲是一年前突然找到我这里来的，之前毫无征兆。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单位门卫室给我打电话，说母亲来看我，让我去门卫室。

　　当时我一头雾水，想大娘怎么突然找到我单位来了，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或者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之前大娘从来没有找过我，甚至电话都很少给我打。即使家里有什么事，都是堂哥找我或者给我打电话。至于我这个母亲，当时我连想都没有想。在我心里，这个母亲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符号，二十年前就不存在了。

　　门卫室里，有几个人在取邮件。门卫老陈戴着老花镜低头看报纸。我正想问老陈母亲在哪里，一位老年妇女从凳子上站起来，她齐耳短发、身材高挑，穿着齐整，干净利索，一双大而迷离的眼睛几乎贴在我的脸上迅速地搜寻着。当发现我毫无反应时，她嘴唇哆嗦着、身体抖动着，小心地唤着我的小名——果果。声音很小，像是从胸腔里挤压出来的。随着一声“果果”，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我愣住了，多少年了都没有人唤我的小名了，尤其是在这张嘴里发出来的，听起来是那么温暖、那么亲切，又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我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位尽管被岁月染上了白发、刻上了皱纹、脸上有些沧桑的老人，但很快与我心里二十年前的那个人契合上。与二十年前的那个人相比，她只是被部分地涂上了“釉彩”，整个人的气质、腰身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立刻翻江倒海起来，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心中涌动。

　　老陈透过镜框的上方疑惑地看着我们，可能活到这么大，他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如此陌生的母子。取邮件的那几个人也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估计他们都在猜测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母子之间正常的情感表达吗？

　　母亲的突然到来，使我们平静如水的生活被丢进了一粒石子，引起了层层涟漪。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大娘曾多次催促我：“想办法找找你的母亲，那毕竟是你的亲娘啊。”

　　母亲只是一个符号，在我的心里，二十年前她已经死了。

　　大娘的命令我不敢违抗，这辈子，我只感恩大娘，她就是我的亲娘——她不但给了我母爱，养育我长大，还中断了堂哥和堂姐的学业，供我读完了大学。其实，要想找母亲也好找，只要找到那个男人就能找到母亲。为了给大娘有个交代，我通过在那个县教育局工作的同学，程序化地了解了一下母亲的情况。

　　可以说，二十年来，母亲是在屈辱、嘲讽和孤独中度过的。那个男人被调到了另一个镇的农村小学后，母亲就追了过去。母亲过去后，他们俩在小学附近的一处农家租了间屋，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一起。开始，学校里不知道那个男人的情况，更不知道他和母亲的婚外情。可是好景不长，那个男人的老婆就找到了他们。先是到学校里闹，大骂男人道德败坏，不配为人师表;后来又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满村子里谩骂、诅咒母亲是破鞋，是狐狸精。男人的老婆在那里骂，母亲不但不躲、不藏，而且迎上去大声地唱歌。歌声压过了谩骂声，身材矮小粗壮的男人的老婆愤怒地跳起来抓母亲的头發。大街上，两个女人你採我的头发、我抓你的脸，你踹我一脚、我搧你一个耳光，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像两条发疯的母狗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打累了，两个“土人”披头散发、蓬头垢面，东一个西一个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母亲的脸被抓出了一道一道的血印，上衣的扣子全部散落在地上，敞着怀，露出雪白的肚皮和乳房，鞋子也东一只西一只摔出老远。看热闹的人“分享”了她们精彩的战斗过程和“战利品”——在人们的热情助攻和期盼战斗继续进行的焦急等待中，男人的老婆双手拍打着地继续谩骂，母亲继续大声地唱歌。混乱中，地上的鞋子、一绺一绺的头发和扣子不知道被谁顺手牵羊了。

　　如此三番，学校的领导坐不住了，找男人做工作，不管校长怎么说，说什么，男人总是一言不发，却依然我行我素。眼看给男人做不通工作，校长转过身来再给男人的老婆做工作，劝男人的老婆跟男人离婚。男人的老婆却坚决不跟男人离婚，说这辈子要拖死男人，让他一辈子丢人现眼，一辈子背负骂名，一辈子生不如死。

　　随后男人的工作不断地调动，同样的节目也不断地上演。最后，男人被调到了最偏僻的学校——一所山区小学，只有男人一个教师的学校。

　　这所学校坐落在大山里面。学校有一二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有十名八名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每门课都是这个男人教。

　　男人来到这里后，他的老婆也来过两次。不过，这里没有领导可找了，学生的家散散落落离得也远，他老婆一来，男人就让学生放学。可能没有观众了，可能来得路途远了，也可能男人被贬到这个地方女人解气了，来过两次之后，他老婆就再也没有来过。

　　接下来的几年，母亲算是过了几年“正常人”的生活。一开始，两个人卿卿我我、风情浪漫，要么跳舞、吹口琴;要么爬到山顶上数星星、唱情歌。大山里本来就人烟稀少，人们又忙着各自的营生，时间久了，母亲常常一个人坐在山坡、坐在地头托着腮发呆，一坐就是半天。爱说爱笑爱热闹的母亲可能感觉到生活的单调和寂寞无聊，要变换一种生活方式——她脱下时尚的服装，换上当地村民的衣服，头上裹着村妇那样的蓝的或者褐色的头巾，跟着放羊的、种地的村民学拉呱说话;在家里从来不下地干活的母亲，竟也跟着村民开垦了几块山坡地，种谷子、种地瓜、种玉米、种蔬菜。后来，母亲与当地的村妇一样下地干活、一样盘腿在地头拉呱、一样咧开大嘴肆无忌惮地大笑，除了星期天穿上时尚衣服、涂上口红与那个男人去二十里外的镇上买些日用品、除了他们的屋子里偶尔传出口琴声和歌声以外，母亲与其他的当地农妇别无二致，就连说话，都是一口的山里方言。

　　十多年前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人在城里看见他们俩在商场里有说有笑地买衣服。村里人对母亲说，你儿子都上高中了，有时间回去看看吧。母亲像是没有听见，一点表情都没有，像是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儿子。村里人说，母亲没有见老，仍然很年轻、很漂亮，看样子他们过得很幸福。

　　那一年，我通过同学了解母亲情况的时候，同学说，男人已经不当老师了，他瘫在床上已经多年了，母亲天天伺候他。

　　二十年的感情隔膜，使我们母子之间像是隔着山、隔着河、隔着海，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我和母亲之间基本没有交流。

　　在我的心里，母亲就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奔着我来养老的。我始终幻想着，某一天，母亲突然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无论她去了哪里，无论去干了什么，只要不再回来，只要不再见面。

　　每天我一早出门，下午下班后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回家。那一段时间，我总找借口加班，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也另眼相看了，说我端正了工作态度。妻子理解我的心情，她总是劝导我，要理解、同情和包容母亲。她说：“说一千道一万，她还是生你养你的母亲啊。”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也许妻子说得对，但是，我始终越不过自己心中的那道坎。还好，妻子和母亲还能搭搭话。在妻子和母亲的交流中我知道，那个男人会说话，会讨母亲开心;至死男人的老婆都没有和他离婚，母亲和那个男人生活了二十年，也照顾了病患中的男人整整十年。男人去世后，是母亲安葬了他。妻子说，母亲在给她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放着光，一脸幸福的样子。

　　我和妻子都上班，平时，甜甜住在姥姥家。甜甜的学校离姥姥家近，每天都由姥姥接送上学、放学。甜甜虽然上小学一年级，但是妻子给她报了许多兴趣班、辅导班。甜甜每两个周的周日回来一次，期间我和妻子抽时间到岳母那里看看孩子。母亲每天都起得很早，起来后，总是蹑手蹑脚地给我们做早饭。当我们吃完早饭上班后，她就开始清理屋子里的卫生。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角角落落都清理一个遍;然后上街买菜。中午我和妻子都在单位吃，她自己就对付着吃一点。下午和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们聊聊天。才到我们家的那段时间，母亲见我每天回来都很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晚上吃完饭，清理完卫生，便匆匆下楼，直到我的卧室里关了灯，她才蹑手蹑脚地回来。每天如此。

　　偶尔和母亲两个人在家，有时候我看到她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呆;有时候偷偷地抹眼泪;有时候她拿着拖把拖地或者拿着抹布擦拭家具，总是很不自然地弄出点动静，然后用乞求和渴望的目光看着我，我能看出来，她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我搭讪。还要说什么呢？是要说她这二十年的经历吗？是要说她这二十年的苦难吗？我不想听这些烂事，这是你自作自受！说让我原谅你吗？这个“结”恐怕一辈子也解不开了！每到这时，我都是要么踅进自己的卧室，要么开门出去。每当这时，我看到母亲的脸总是红一阵白一阵。

　　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小区里和母亲一起拉呱聊天的宋阿姨把母亲介绍去做保姆，我的生活才又基本恢复了正常。

　　这几天，我先后找了宋阿姨以及原来和母亲拉呱聊天的老头老太太们，他们都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看着我：“这么长时间，你的母亲去了哪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有的则怀疑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前一段时间见你母亲陪着孩子玩，还高高兴兴的呢。”

　　面对大家的质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无法回答。

　　这几天，我在周边的大街小巷、公园、车站、商场、小区到处寻找着母亲，希望从某一个角落看到母亲的身影，可是一无所获。

　　想想母亲对这个城市不熟悉，更没有什么亲戚和熟人，她能去什么地方？母亲还像做保姆时一个样，每两个周的周日回来一次，很有规律。每次回来，母亲都讲做保姆那家的老太太的事。说来也怪，甜甜虽然与母亲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祖孙俩很有缘，甜甜总是奶奶长奶奶短的，缠着母亲玩得很高兴，母亲也很开心。而且每次回来，母亲都穿着干净利索，不像在外面受苦受难的样子。至今我弄不明白，明明那个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可是为什么母亲讲起那个老太太来，还是那么高兴，好像老太太依然活着的样子。

　　母亲肯定有不可言说或者难以启齿的事。难道真的像妻子所说的母亲又找了个“老情人”，又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生活”去了吗？

　　以我对母亲的了解，她再找个“情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我们村里，母亲名声不好。就是到现在，老一辈人说起母亲都摇头：“那个女人呀，唉！”

　　母亲是个美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校花、廠花之类的。在我们村里，母亲是绝对的村花。她高挑个、大眼睛、嘴角和眼梢总是微微翘起;一头黑黑亮亮的长发，用一条花手绢束在脑后，还有太阳永远也晒不黑的白皙的皮肤。小时候，在大人的闲言碎语中，我听得出，在母亲与父亲结婚前，姥姥家的门槛都被媒婆踢平了。母亲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虽然三次参加高考不中，在村里也是文化最高的人了。很多小伙子看上了母亲，纷纷请媒婆上门提亲。可是，当母亲问媒婆小伙子是干什么的时候，母亲便连连摇头，连小伙子的面都不见。时间一长，媒婆们明白了，母亲心气高，一般男人是入不了她的法眼的。母亲选男人的条件是“一工人、二军人、三教员”。那个时候，在农村，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人少之又少;在城市里，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人，谁又愿意娶一个没有“粮本”的农村姑娘呢？但是，父亲符合，不但符合，而且还符合这三个职业条件中的第一个——工人。

　　父亲是一名工人，是一名吃“皇粮”的工人。这在当时是一份让人很眼红、羡慕和嫉妒的职业。父亲有这份职业，是因为我爷爷是大队里的老支书。爷爷临死的前两年，在上级争取了个招工指标，父亲就成了矿山石料场的一名工人。

　　母亲和父亲的婚姻都是有条件的——母亲要的是父亲的工人身份;父亲要的是母亲的漂亮。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惹得十里八村多少小伙子大姑娘的羡慕，称他们是最完美的绝配。

　　父亲所在的矿山石料场离家很远，他每个周的周六回来。刚结婚的时候，村里的人经常看到，每到周六的傍晚，母亲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村外等父亲。母亲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用右胳膊环着父亲的腰，头贴在他的后背上。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父亲一路摇着车铃呼啸着进入村子。

　　母亲是村里唯一没有下地参加过劳动的人。母亲天天花枝招展地要么跟着半导体收音机唱歌;要么圆润的屁股一扭一扭地到田间地头捉花蝴蝶;要么待在家里一边唱着歌，一边踩着父亲买来的缝纫机给自己做衣服。那时候，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白天晚上地聚拢在我们家里，听母亲唱歌、拿母亲做的衣服在自己身上比量;时间一长，她们也在集市上买来母亲穿的衣服的布料，让母亲给她们做漂亮的花衣服或者跟着母亲学唱歌。村里的一些小伙子以不同的理由——有的来借锨、有的来借镐，磨磨蹭蹭、腻腻歪歪;有的则趴在我家的矮墙上，流着涎水、瞪着冒火一样的眼睛，像是把母亲一口吞下。

　　母亲天天生活在人们热辣辣的羡慕中。

　　时间一长，村里的那些婆婆妈妈们三三两两地在我家院墙外，指桑骂槐、指鸡骂狗。骂母亲这个浪逼骚货像妖精一样天天勾引得小媳妇不下地干活;勾引得大姑娘跟着坏小子夜里溜墙根;勾引得小伙子回家打老婆闹离婚。

　　母亲爱说爱笑爱热闹，这一点与父亲正好相反。父亲名叫石大柱，长得像石头一样结实，说出的话也像石头一样硬邦。父亲是个“闷葫芦”，半天不说一句话，想要说话，脸先憋得像鸡冠子一样，话一旦出了口，就像砸石头，一句话能砸得让人半天喘不过气来。父亲在家时，满院子都是母亲百灵鸟似的叭叭叭的说笑声，听不到父亲说话的声音，他与母亲基本上没有交流。每当父亲回到家，看到院里院外不断人，他就耷拉着脸，不是摔盆就是砸碗。母亲一脸灿烂地说，人家来就是看得起咱。父亲的脸先红起来，然后，闷着嗓子说，人家是来耍猴！看见小伙子的眼睛在母亲身上滴溜溜乱转，父亲手抖动着指着母亲的鼻子咆哮：邱菊花，咱家是妓院呀还是配种站啊！

　　渐渐地，来我家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小伙子少了起来，母亲也渐渐地失落起来。失落的不仅仅是家里来的人少了，更是对生活的种种期盼和向往。村里的人们很少再见到母亲去村外接父亲了。

　　母亲出事是在结婚一年以后。

　　有一天，母亲突然失踪了，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开始，大家都认为她回娘家了，谁也没有当回事，因为过去母亲有过这样情况。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母亲回来，一家人开始着急了。大娘先是派人去了十里以外的姥姥家，又派人分头去了亲戚和认为母亲可能去的人家，就连附近的池塘都找遍了，连续找了几天，一无所获。就在大家绝望的时候，一个月后的一天，母亲突然一脸颓丧地回来了。在大家的责备和训斥下，母亲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她听说，上中学时，一个曾经疯狂追求过她的男同学在部队里提了干，母亲就去了这个同学部队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找这位同学去了。父亲知道情况后，像一头发疯的狮子，他那双与石头打交道的手，雨点似的没头没脑地落在母亲的身上。据说，当初如果不是大娘跪着向父亲求情，以死相劝，说不定母亲就死在了那一场打骂里。

　　日子就像村外小河的流水，波澜不惊、平淡无奇地缓缓逝去。我一天天地慢慢长大了。

　　那一年我上小学了。小学坐落在村子的北面，周围几个村子里的孩子都在这所小学里上学，教师也都是这几个村子里的民办教师。也就是在这一年，学校里来了一位公办教师。他姓亓，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当时他三十多岁，长得白白净净，戴一副眼镜，是我们这所学校唯一一位公办教师。他的到来，使得原来不开的课比如音乐、比如美术都开了起来。他唱歌很好听，和收音机里唱出来的一样一样的。他不但歌唱得好听，还会画画、会吹口琴。音乐的旋律经他的口琴里吹出来，像行云流水，特别悦耳;他笔下的小河、花、鸟、树木、庄稼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同学们都很喜欢他，都愿意上他的课。

　　由于他的家在城里，所以，他只能每个星期的星期天回去一次。那时的小学很简陋，一排北屋，其中有五间教室，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隔出一间兼做他的寝室，一块供上体育课的操场，几块用砖头和水泥板搭成的乒乓球台子。学校里没有围墙。

　　每当月朗星稀的晚上，他都在位于学校不远的小河边上吹口琴。这条小河七八米宽，河底很浅，河水清澈，常年有水，是村里人饮用和灌溉庄稼的主要水源地，也是夏天排洪的重要渠道。河上有一座木桥，是河两岸附近村庄的村民往来的唯一通道。我们村距离木桥有五百多米远，因此，每当春秋河水少的时候，来往两岸的人往往挽起裤脚，手里拎着鞋，几步蹚过去;而到冬天，河水结冰的时候，人们便在冰上过河;只有夏天雨水大和冬天结冰前化冰后的寒冷时节，人们才绕行木桥过河。琴声悠扬，在空旷的夜色中传出老远。琴声将村里的大人孩子吸引了过来，纷纷蹚过小河或站、或坐地围在他的周围静静地听。大家都感觉到神奇，一支小小的口琴经他的嘴里吹出来，像天籁之音，竟是那样的美妙动听。可是，大家只是觉得音律柔柔的好听，却不知道他吹得是什么（长大后回忆起来，才知道他吹的大多是前苏联民歌或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等等）。时间久了，人们渐渐地失去了兴致，听他吹口琴的人逐渐少了起来。最后，听众就剩下母亲一个人了。每天晚上吃完饭，母亲收拾完碗筷，雷打不动地去他那里听他吹口琴。有时，我跟着村里的孩子疯跑累了回到了家，母亲还没有回来，我便独自睡去，不再等她;有时，一个晚上并没有听到口琴的声音，母亲照样回来得很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开始悉心地打扮自己了。母亲洗了手洗了脸，坐在凳子上，先是长时间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再从一支小瓶子里用食指蘸出一点乳白色的香喷喷的雪花膏，将手指上的雪花膏在额头、下巴和脸庞的两侧点点，然后，用两手在脸上轻轻地搓。有时，母亲把我拽过来，让我在她的脸上闻闻，问：“香不香？”我说：“香。”母亲就很高兴地在我的脸上亲两口。抹完雪花膏，母亲再拿出唇膏，轻轻地在她薄薄的嘴唇上涂上红红的唇膏，上下唇吧嗒两下，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脸颊上便飞上红晕，闭上眼，很享受的样子。

　　冬去春来，冰雪融化。一天下午，我和淘气吸溜着鼻涕在街上弹溜溜球，由于所带的几个溜溜球都输光了，便跑回家拿球。跑回家，屋门紧闭。我以为母亲在家睡觉，透过糊在玻璃上翘起的报纸一角，看到坐在床角的母亲，眼睛里噙着泪;吹口琴的那个男人躺在被窝里将他的两只脚伸进母亲胸前的棉袄里，母亲两只手在他的腿上深情地搓着。母亲一边搓，一边与那个男人说着什么。

　　等到天黑透了，我才蹑手蹑脚地回到家。母亲正在做饭，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母亲眼睛红红的。母亲忙着手里的活计，看到我像没有看见一样，也没有像往常那样训斥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看到桌子上摆放着母亲以前用过的那种雪花膏、唇膏，还有花花绿绿的衣服和一把木梳。我知道，这些都是那个男人买来的。

　　时间不长，村子里再也听不见口琴的吹奏声了，那个男人被调走了。

　　没有音乐的村子，安静下来了。母亲却一刻也没得安宁。她整天像掉了魂一样，灶台里点了火，锅里却忘了加水;锅里的水烧干了，要蒸的馍却依然在案板上放着。

　　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天下午，绰号叫“大喇叭”的淘气他妈去代销点买东西给母亲捎回一封信。淘气他妈很神秘地将信交给母亲。然后，踮起脚尖，勾着头凑向母亲，两只眼珠子骨碌骨碌地盯着母亲的脸小声地问：“谁来的信，怎么没有写信人地址呢？”母亲把信拿在手里，用目光扫视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一个亲戚写来的。”然后将信揣进了口袋。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却泛起了红晕。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见我睡着了，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忙活了起来。那时，我好像预感到了什么，并没有真睡，只是躺在被窝里假装睡觉，用手指挑起被窝的一角看着母亲。母亲把头几天给我浆洗的衣服折叠起来，漏洞的，补好;短了的，在袖筒、褂子下摆、裤角上接上一圈;在橱子里拿出早就准备好了的青色的布和棉花，比着现在的棉袄、棉裤，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加了两个手指的宽度，裁剪了布料，做了一套崭新的棉袄、棉裤。做完这些，母亲和了面，将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的韭菜和肉切了馅，给我做了两碗饺子。母亲把饺子放在桌子上，在我的脸上轻轻地亲了两下，然后，抓过装有她衣服的包袱开门就往外走。

　　“妈”，我大声喊道，“你到哪里去？”母亲一个激灵，她的左脚已经迈出门外，右脚悬在了半空。

　　“妈，你走了，我怎么办？”这时，我从被窝里爬起来，泪水已经挂满了脸。母亲只是犹豫了一瞬，头也不回地闯入了夜幕中。

　　“妈！”我光着屁股跳下床，冲出门外。“妈，我恨你！”我一边向外跑，一邊喊。

　　黑暗中，一个人将我死死地搂住，然后，将我死死地揽入怀里——这个人就是我的大娘。

　　从那开始，我跟着大娘过日子。大娘待我比她的亲儿子都亲。

　　母亲走后不到半年，父亲去世了。据说，母亲走后，父亲天天精神恍惚，脑袋耷拉着，像要插进自己的裤裆里。那天在山上工作的时候，一块大石头从山坡上滚落下来，工友们大声喊着正在下面往车上装沙的父亲，父亲的耳朵好像聋了，依然故我慢吞吞地往车上装着沙，石头从父亲身上滚过去了——

　　那时，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由母亲造成的。

　　找了几天，不见母亲踪影。星期天就要到了，按照以往的习惯，母亲该回来了。我想，等她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弄清母亲这多半年以来生活的真相。

　　为了更好地与母亲沟通和交流，星期天那天，我支走了妻子和女儿。

　　那天下午，三点以后，我坐在沙发上，把电视机调为静音，两只耳朵却始终支棱着，等着母亲敲门。三点四十，敲门声传来，我立即从沙发上弹起来，迅速地去开门。

　　母亲像往常一样来了。她穿了一件翠绿色的上衣，头发绾在脑后，显得很精神。按照之前想好的方案，我刚想叫声妈，却感觉喉咙黏住了，张了张嘴，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她提着菜，疑惑地瞥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像没看见一样，从我身边绕过去，径直去了厨房。母亲放下菜，回头见我跟在屁股后面，淡淡地问：“甜甜她娘儿俩呢？”“今天有事出去了”，我赶忙回答，“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哦”，母亲好像很失落：“忙你的去吧。”说完，她随手把厨房的门关上了。

　　这一切与我之前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我生气地捶了两下脑袋。

　　我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之前想得好好的方案，现在却感觉一步也无法实施。

　　我心里愤然：母亲一辈子只顾追求自己的幸福，从小将我抛弃，哪管我的死活？如今，不但自己找我来养老，难道又要追求所谓的“狗屁幸福”，还要再找个人来让我为“他”养老吗？如果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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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五十分，母亲从厨房里出来了。我用手示意她坐下，母亲眼神有些茫然，迟疑了一会儿，嘴唇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然而什么也没有说。她缓缓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想想这半年多的过往，母亲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准备避开“老太太”的话题，直接进入主题。

　　我将茶杯放在她面前，试探着问：“最近生活得还好吧？”母亲烫着似的，将伸向茶杯的手迅速地缩回去，吃惊地看着我，像是看一个怪物或者是一个恐怖的人。随即，她扭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表，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老太太感冒了，我要早点回去。”说完，母親从沙发上站起来，转身向外走。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将我构想的“方案”一下子冲击得七零八落。母亲一口水没有喝，自己的处境一句也没有说。

　　母亲走了，就像当年她执意地离开我一样决绝。

　　我呆呆地站在客厅里。母亲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不然她不会这么紧张和敏感。无论什么情况，我都要弄清楚母亲目前的生活处境和生活状况。否则，这个“谜”将更难以解开，今后的难题将更难以解决。想到这里，我呆不下去了，迅速地冲下楼去，骑上自行车，朝着母亲追了过去。

　　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我始终与她保持着五十米左右的距离。出了小区大门，母亲沿着公路的人行道朝东走了。原来，母亲当保姆的那一家在西面，以前，她总是向西走的。现在向东走，会向哪里去呢？

　　小区外有好几路公交车站点，母亲没有坐车，而是一直步行，看来她住的地方应该不远。如果租住在周围这一片小区，租金应该会很高，母亲不会有这么多的钱;如果不是租住，那应该是什么情况呢？

　　母亲沿着公路一直向东走，大约走了二十分钟，突然拐向路边的一处停车场。几分钟后，母亲从停车场里骑出一辆三轮车，然后沿着公路继续向东走。

　　我知道，这周边是蔬菜、水果、建筑材料、再生资源的集散地，每天送货、批发货物的车辆多，熙来攘往前来购物的人也多，母亲的三轮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代步还是购物？

　　再向东走，路两边的建筑越来越矮，商家越来越凌乱、越来越芜杂，城乡接合部的气息越来越浓。大概行驶了十分钟，母亲拐下了大路，走上了一条乡村公路。一百多米长的商业街连着城市和乡村，路的那一端便是村庄。路的两侧有烟酒店、酒水店、理发店、烧饼铺、修车铺、快餐店、联通、移动服务站等等。有的店铺将货物摆在了店外，店外的人跟母亲打着招呼，母亲一路打着招呼一路向前骑行。转眼间，母亲驶入一个大院。看样子，这个院子是一处改造的居民院落，院子四周都是三层楼房，朝街的一层都改作了商业。我加快了骑行速度，在院子的大门外看到母亲停下了三轮车，然后，打开了坐落于一层的一间房门，走了进去。

　　显然，母亲对这一片区域、对这里的人们都非常熟悉，她是租住在这里、在这里做生意，还是在这里成了家？我没有贸然进去，躲在一处店铺后面抽着烟。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去了母亲刚才进的那个大院，找到了母亲进的那扇门，却发现门上挂着锁。正在犹豫时，院子里一位往三轮车上装日用百货的中年妇女打量着我，问：“你找谁？”我指了指门说：“我找……”没等我说完，那位妇女说：“哦，你是来找老太太卖废品的吧，她跳舞去了。”卖废品？跳舞？我像是听错了，怔怔地站在那里。突然我发现，母亲骑的那辆三轮车把手前挂着一块三合板牌子，上边用红油漆歪歪扭扭地写着“收废品”三个大字。中年妇女一边往车上搬东西，一边嘟囔，像是自言自语：“白天收废品，晚上跳舞。唉，还是老太太活得潇洒啊！”看到我还在那里站着，妇女又说：“明天再来吧，她到街头小广场跳舞去了。”

　　街头的小广场上，站满了人。广场中央站着几排跳广场舞的妇女，年龄大的已经满头白发，年龄小的也有三四十岁。在五颜六色的装束中，母亲特别惹眼。她穿着一身鑲着花边的大红色的舞蹈服，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她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地做着示范。播放机里传出宋祖英的那首《好日子》——

　　啊

　　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

　　好看的舞蹈送来天天的欢腾

　　阳光的油彩涂红了今天的日子哟

　　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

　　……

　　灯光下，和着欢快的旋律，母亲一招一式是那么的舒展、优雅、轻盈;母亲的脸上绽放出像花一样幸福和灿烂的笑容。她幸福的笑容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

　　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颤动了一下，鼻子一酸，泪水涌出了眼眶。

　　责任编辑：段玉芝

　　当代小说 202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