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旻鸢

　　1. 烂 脚

　　新兵刘逢甲那双大脚不能着地，是从那天下午四点钟开始的。

　　那天下午四点，是宿营正式结束、准备最后一段夜行军的时间。雪还是先前那么大那么紧，但该黑的天却没能黑下来，地面的光景反而变得明亮起来。这明亮来自雪的功劳。雪粉像无数的银针带着银线在天地间飞速穿梭，将天与地牢牢地缝织在一起。因而世界一片银白，几乎难辨昼夜，更难分时辰。所以一片混沌中，要不是连长李四大端着怀表从被窝里钻出来，谁也不会想到已经到了上级规定的起床时间。

　　刘逢甲和他的脚就是这个时候率先到达集合位置，呈现在连长、指导员面前的。

　　是原炊事班长孙大嘴把他背过来的。秃耳朵的孙大嘴背着刘逢甲在雪地上前进的姿势，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爬——他几乎是四肢着地，双腿深深地插在雪层里，腰背弓成一条平板，胸腹几近贴着雪面，不时地刮拉着地上凸起的雪堆，只有脖子向上仰着，和背上的刘逢甲一样。远了看，像两只叠在一起凫水的乌龟。

　　不能走了，再走就把小命给走没了。孙大嘴嘴里喋喋不休，喘着粗气把刘逢甲放在队伍前一块平坦的雪地上，洁白的雪面立即烙下两个黑色的疤瘌。那双独一无二的脚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众人眼前，比明晃晃的雪地还要扎眼。裹在他脚上的棉花和布条早已被里面渗出的黑血洇透，冻结成冰。四分五裂的胶鞋鞋面露出像小红薯一样肥大肿胀的脚趾和像熟红薯一样稀烂的脚后跟，以及像牛拐骨一样粗大的踝关节。

　　刘逢甲的头低垂着，看着自己的脚。糜烂的恶臭被寒冷冻住了，只能闻到一丝丝清冷的腥味。

　　全连集结完毕。山林里复归宁静，静得甚至超过宿营时。四周只能听到雪花落地的声音。所有人都屏着呼吸等着连首长的裁决。连“话痨”钱老幺也不再吭声。而两位时常争得面红耳赤的连队首长，现在却都谦虚起来。连长李四大和指导员巴浦洛的目光相互碰撞一下后又迅速躲开，谁都没有发话。这个闽南学生仔有多难拾掇，他们都已经领教过了。

　　嗯哼——

　　最终打破沉默的还是巴浦洛的咳嗽。他像以往开会、讲话、上课时一样，以咳嗽开场，显得极为正式和严肃。在正式和严肃的气氛中，他说，要不这样，你留下来等大部队吧。

　　你们不能把我扔在这儿不管，刘逢甲终于抬起头来，用他的鸭公嗓说道，我留在这儿不是等大部队，是等死。

　　不是扔下不管，巴浦洛说，咱们的大部队已经从集结地域出发，很快就到，我已经让通信员去联系担架了。

　　刘逢甲说，我没脸回去，还没到战场呢。

　　咋没脸？巴浦洛说，你是因伤光荣退出战斗，即使退伍也……

　　谁信？都晓得我不是打仗打的，是冻的。

　　你的参战热情组织上是理解的。

　　我现在想发挥主观能动性。

　　李四大说，那也不行，你们不能老打自己的小算盘，我向全师保证过，开战前全连非战斗减员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不死一个。

　　巴浦洛补充道，对，咱们是全兵团的“防冻伤先进连队”，连长是“防冻伤专家”，这关系到连队的荣誉。

　　我就是为连队荣誉着想，刘逢甲说，我现在要下去，不是又多了一个非战斗减员吗？

　　巴浦洛说，多一个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可你要是……咱的主要目標是不死一个。

　　我没那么容易死。刘逢甲说着摇晃了一下身体，扶着一棵小松树想站起来，但欠了几次身都失败了。他“唉”的一声把屁股重新砸进雪地里。

　　巴浦洛叹声气，说你上去了又能干什么呢，我还要找个人背你，这里外里就是两个非战斗减员。孙大嘴一听从人群里跳出来，说，小刘同志，我可不能背你，我还扛着连里的宝贝疙瘩呢。说着耸了耸肩。他肩上那根碗口粗的火箭筒立即在人群里耀武扬威起来。

　　“解放兵”钱老幺不知打哪儿挤进来说，你意思一条人命还没这铁筒子值钱？

　　我可没这意思！可这东西上了战场能顶十几条枪，能换好多条人命倒是不假。孙大嘴边说边把肩膀调转过来，仿佛要向全连开炮似的。

　　那是一具马祖卡六十毫米火箭筒，解放战争中缴获过来的美式装备，一个连就这么一个，还是即将入朝时才发到手的。那时连长李四大恨不得烧根香把它供起来，一般人自然连碰都没资格碰。最终能落到孙大嘴肩上，不是因为他最受连队信任，更不是他懂得操作，而是因为他的炊事班三天前遭到了空袭，班里那些物资装备几乎都被炸成了炭粒，身上没什么负荷了。

　　孙班长，不用你背，把你们那盆子借我用用。刘逢甲说完，前倾身体，使劲地伸长脖子，像一只捕食的乌龟，把嘴递到李四大的耳朵旁边才说，战斗是不是再过几个小时就打响？

　　是。

　　打下这一仗是不是就能搞到皮棉靴？

　　是。

　　让我去吧，十几天都过来了，最后几个小时我能熬过去。他眼睛发亮，闪烁着曳光弹一样的光芒。

　　孙大嘴的脸色变了一下。人堆里挤出一只木盆，从雪地上刺溜着一路滑到刘逢甲面前。木盆边沿焦黑残破，盆底漏着几个洞。这是三天前炊事班被炸后，孙大嘴从废墟里扒拉出来的唯一能看出原形的东西，因此被他作为纪念品保存了下来，并亲自扣在背包上，带着行军。

　　没想到刘逢甲却还惦记着它。

　　拽过木盆，刘逢甲开始往下摘那些挂满全身的装具：枪、手榴弹、水壶、挎包……一一摘下来，扔进盆里，然后身体趴卧，双手推着盆沿，成低姿匍匐前进的姿势。

　　指导员巴浦洛把视线转向连长李四大，说，老李你看这……他可是你的……你带回的兵。

　　李四大说，兔崽子，这下我得找两个人伺候你了，相当于减员三人。

　　刘逢甲说，死在作战地域的算不算非战斗减员？

　　应该……不算。

　　那我向你保证，一定活到进入作战地域。

　　我要你活到战斗结束。

　　那我就活到战斗结束。

　　我要你活到回福建。

　　那我就活到回福建。

　　你拿什么保证？

　　我拿……命保证，如果我死了你就枪毙我。

　　好，大家伙都听见了，他敢死在路上就立即枪毙。李四大说着转向孙大嘴，你来执行。

　　大雪忽然间就停了。全连在一片沉默中自行列队，迅速集结。

　　轮到孙大嘴傻眼了。他一个劲地往雪地里啐着还没落地就变成冰粒子的唾沫，忿忿地骂，烂脚！烂脚！烂脚……

　　这是从刘逢甲那里学来的脏话。当初他和几个胶东老兵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时，躺在案板上挣扎的刘逢甲就是这样骂他们的，一句接一句。当时他只觉得刘逢甲骂得十分有趣，声音无比动听，就像看戏听曲一样过瘾，他骂一句他们就“哈”一阵哄笑。扒完笑完，他还像学生一样谦虚地向其他福建兵请教：你们骂人的话怎么说？

　　塞你木老喀！

　　塞……太啰嗦，整个利索点的。

　　哇塞。

　　哇塞？

　　就是“我操”的意思。

　　听起来可比“我操”文明多了，一点不像骂人的话，说不准以后全国人民都拿它相互问好呢。没别的了？

　　懒叫。

　　烂脚？孙大嘴一拍脑门：以后兔崽子敢再跟老子说这俩字，还扒。

　　现在他后悔扒他的裤子了。以前他也后悔过，但都是口头上的，在连首长面前承认错误或在全连面前做检查时。现在，他是真心实意的后悔。那次打赌，他赢了一斤烧酒，而连长李四大给予他的惩罚却是：和受害人刘逢甲结成互助对子，保证他活着从战场上回来。

　　即使死也要让他死在你后面。李四大拿腰带敲着桌子说，你亲眼见证的，他还是个毛都没扎齐的小屁孩。

　　2. 力士胶鞋

　　刘逢甲的确还是个小毛孩。但无论身高长相，都足以算大人。他个子高，脚大。除去个高脚大，他秉承着典型的闽南人长相，窄额头高颧骨尖下巴，黝黑的菱形脸加上深眼窝，老得几乎无懈可击——除了嘴角的茸毛。孙大嘴偏偏看中了这茸毛。

　　打赌时，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有人提出拿刘逢甲验证时，双方一拍即合。都以为孙大嘴输定了，但最终却让他提走了一斤烧酒。

　　输酒的北佬罵，娘的刘长脚。

　　“刘长脚”是村里人给他取的外号。“脚”在他们老家话里包括了“腿”和“足”两部分。“刘长脚”既形容他腿长个子高，又说他脚大，腿长个高超越了祖辈的遗传和闽南人对“高大”的心理定义。脚大更是超越了身高的比例。

　　脚大无好鞋。幸运的是刘逢甲出生在渔家。渔民的儿子没有穿鞋一说，穿鞋在他们那个小渔村是一种供人取乐的笑料，就像庄稼人戴眼镜下地，教书先生光着膀子讲学，泥瓦匠穿着西装领带上墙一样。拿眼在村里一扫，穿鞋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贩夫走卒，绝没有纯渔民。东南沿海炎热的气候首先废除了鞋子的保暖功能，渔民的生活习性接着废除其防护作用。在船上打鱼、滩头赶海，无论水上水下，一双时常湿唧唧、粘乎乎的鞋都是一种累赘。

　　渔民的脚以大为好，以糙为佳。脚越大越粗糙在湿滑的船板上站得越稳当，在水里游得越迅捷。所以渔民的脚天生五趾外张，脚掌宽阔，像鸭掌鹅掌;而后天的培养则是打小就放沙滩上磨砺。先是细沙绵沙，后是粗沙、砂砾、鹅卵石，最后是乱石堆，大的小的，光的滑的尖的利的都有。磨出的脚皮糙肉厚胼胝坚硬，如驼蹄马掌，号称“铁脚锤”，除了能驾船、能走远路、能赶海、能泅水，还能当锤子用，渔船上的大铁钉松了，冒出头，抬起脚跟猛一跺就砸进去了。

　　因为又大又糙，刘逢甲的双脚为他赢得了“刘大脚”的美名以及无数艳羡的目光。这让他更加不屑穿鞋子，直到上了县城的国立中学。国立中学与村初小、乡高小最大的区别不是人多，而是有女生，而且与男生同在一个教室上课。更大的区别在于，到了那里他的眼睛越来越忍不住地往那些女生身上拐，就像渔民的船总是自觉地朝着有鱼群的方向划一样。他开始关注那些各式各样的长头发和像沙县小笼包子一样鼓起的胸脯，以及她们看他时的眼神。正是从她们的眼神里，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那双引以为荣的脚在外人眼里是那么丑陋。女生们都是小脚，像元宝一样珍藏在绣花鞋里。班里的公子哥们也是小脚，穿着顶头尖尖的皮鞋，像两把明晃晃的刀子，把原本属于他“铁脚锤”的羡慕目光统统掠走。也有和他一样来自乡下的赤脚，只是个别，在班里微不足道。与他同村同乡的更是没有，他先前的英雄事迹得不到有效宣传。乡下的观念在城里亦形不成气候，县中学以城里人为主。乡下的赤脚们被迅速同化，争先恐后地洗净脚套上了鞋子，随后也对他的“铁脚锤”抛以城里人的鄙夷目光。

　　他开始穿鞋，鞋子不是买的，渔民没有穿鞋的习惯，更没有买鞋的习惯。鞋子都由家里的女眷们手工制作，尽管每年极低的需求导致她们的手艺只能维持在半生不熟的层次。但考虑到跨过中学这道“中举”的门槛之后，他已几无回村当渔民的可能，家里允诺了给他做鞋子。做时也用不着什么模子，拿脚板直接比划，剪下纸样，然后抹袼褙，裁底样，裹底子，纳鞋底，裁鞋帮，沿边口，绱鞋帮，剪刀、锤子、锥子一顿横敲竖打，生拉硬拽。当然谈不上什么美观，合脚就行，结实、耐穿是最高标准。套在他大脚上的布鞋，就像海边泊着的小舢板，一走，“啪嗒啪嗒”惊天动地。

　　但他总算有了鞋。尽管第一次穿了没几天就因为浑身不适大病一场，但还是咬咬牙坚持下来了。女生们的眼神也有了变化，但不大。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那双“小舢板”在一堆各式各样的皮鞋、胶鞋，包括圆口的、方口的、碎花的布鞋中都显得触目惊心。尤其是上体育课，几乎成了他的“小舢板”专题展览会。无论他站在哪里，都与队伍格格不入。因为脚和鞋子，他那颗原本跟脚一样强悍的心变得自卑而敏感。无论到哪，他都留意周围的目光。他干脆逃避体育课，不上操场，躲在教室里看书。幸好体育课在他们学校不受重视。但这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下定决心要买一双能让自己的大脚变得好看的鞋。于是开始省吃俭用，积攒私房钱。那年秋天，他终于攒够了买一双胶鞋的钱，但他用了一个礼拜的课余时间，跑遍了整个县城也没找到一只能挤进他“铁脚锤”的鞋。他的脚除了继承了渔民脚硕大粗糙的普遍优点，还遗传了本家族的独门特征——大拇指外翻，一颗鸽子蛋大的骨包挂在拇趾跟部，如他高耸的颧骨般突兀。这颗“鸽子蛋”像一道关卡，将其后面一尺多长的脚身一次次阻挡在各式鞋子之外。

　　最后，在那家号称全县城最大最全的鞋店，店员在老板的再三提醒下扎进仓库里挖矿似的翻找半天，终于提出一双裹满灰尘的特大号胶鞋，将灰尘扑打干净后发现只有一只是完好的，另一只鞋面千疮百孔，里面还掉出几只没长毛的、浑身鲜红的小老鼠。老板对砸他招牌的老鼠一家表达了愤怒，并表示愿意为他订做一双。他欣喜不已地交付了订金。可学校第二天就锁上了大铁门，禁止学生外出。随后，四周响起了零星的枪声和各种嘈杂，听起来似乎正天下大乱。等枪声过去，校门再次打开，满大街的红色，满世界的喧闹。红色是红旗和红标语，喧闹是锣鼓和大喇叭。这时他才知道，共军赶跑了国军，闽南解放了。

　　世界一下热闹起来，就连学校也来了几个穿军装的。随即他被哨音集合到操场，他见和他站在一起的，是高年级的所有男生，以为又是体育课，趁人不备悄悄溜了出去，远远地躲在一边的树下。这次显然不是体育课。站在队伍前头的不是体育老师，而是校长和那几个穿军装的。“军装”们的旁边立了一根竹竿，一人来高。

　　“军装”们指手画脚，让男生们排队从竹竿前走过，不够竹竿高的直接被请出去。剩下的又绕着操场跑了一圈，边跑边不断有人被大兵请出队伍。一圈下来只剩下百十号人。百十号人重新站了队，校长才说话，摇头晃脑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如今国家解放了，百废待兴，急需补充兵员，志愿者请往前站……

　　他知道这是改朝换代，在招兵买马。但改朝换代与他无关，招兵买马他也毫无兴趣。他惦记着自己的鞋子。天下都解放了，朝代都换了，他还没有解决自己的鞋子，这要传出去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他从树下溜走，直扑鞋店。似乎满大街都是歌舞升平、欢声笑语，只有他心急如焚、行色匆匆，像新政权的仇视者。

　　还是晚了。他吃了闭门羹，店铺关张了，四块巨大的门板把他挡在外面。老板和店员都不知去向，不知去向的当然还有他的订金。路人告之，老板卷着家产去台湾了。买鞋的希望被席卷而空，他把满腔愤怒发泄在了那几扇门板上。先是一阵拳擂，接着一番脚踹，再看四下无人，干脆解开裤裆，掏出男人最威猛的武器往门板上滋。畅快淋漓尚未尽兴，他听到有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有人咋呼，于是紧急关闸，刀枪入库。但还来不及迈开“铁脚锤”，后衣领子就被一只铁爪般的大手抓住了，将他拎回作案现场。他扭过头去看，铁爪来自一个身材魁伟的大兵，共产党的大兵，穿着土黄色军装，胸前的白布片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

　　奶奶个熊，破坏社会稳定你这是，仇视新政权你这是！铁爪从衣领顺着肩膀转移到胳膊上。

　　他被铁爪捏得吱哇乱叫，说，谁让他家没人。

　　没人就尿你？踹寡妇门挖绝户坟你！丧尽天良啊你！说，老子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你为什么要搞破坏？不从实招来，枪毙你，阉了你，让你断子绝孙。

　　先放开我再告诉你。大兵的铁爪放松一圈，但依旧像袖箍一样套在他胳膊上。他结结巴巴地用生疏的国语倒出苦水。大兵听完，更加不解，不就一双鞋，至于那么大阶级仇、民族恨？

　　至于！他向前伸出一只脚，你看我的脚。大兵这才将注意力集中到他脚上。让他脱下鞋，前后左右地看了足足五分钟才抬起头，问，是渔民？

　　家里是。

　　从小没穿过鞋？

　　穿鞋让人笑话。

　　现在为啥要穿？

　　现在我是读书人，不穿让人笑话。

　　县中学的？

　　他点头，接着再往前追溯，除了隐瞒与女生有关部分，其余和盘托出。

　　我给你解决鞋子，你跟我走不？

　　他先不问跟他去干什么，先问鞋，什么鞋，不会是草鞋吧？

　　胶鞋，大兵跺跺脚，提醒他注意看，上海产的力士胶鞋。他低下头，伸长了脖子，把自己弯得像一个问号。看过去，果然是一双胶鞋，帆布面橡胶底，跟班里的公子哥们踢球时穿的胶鞋一模一样。前后左右都看踏实了，才问，跟你去干啥？

　　当兵，当解放军。

　　不去！你们共产共妻。

　　放你娘狗屁！大兵的铁爪跟着语气一起使狠，捏得他又一阵鬼哭狼嚎。大兵这回不顾他叫喊，边使劲边骂他们学校思想落后、年轻人觉悟太低。他听出他是竹竿边的几个“军装”之一。方才的征兵很不顺利。

　　就在他从树下溜走后，校长的话被下面打断，是不是又要抓壮丁？

　　校长一下噎住。“军装”们耐着性子解释，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抓壮丁，动员大家志愿参军。

　　国共两党打仗关我们什么事，我们不志愿。

　　你们克扣军饷不？

　　你们共产共妻不？

　　……

　　共你奶奶个熊！“军装”之一的他气得浑身发抖，终于忍不住一声大吼，吓得各种声音骤然消失，操场上这才安静下来。校长尴尬地对他笑笑，说，李长官，不，李同志，我们这地方长期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现在刚刚解放，青年学生对贵党贵军还不够了解，参军热情不高，实在惭愧。结果不欢而散，“军装”们两手空空从学校出来。

　　所以他憋着一肚子的气，偏偏这时碰到有人搞破坏。他只能自认倒霉。

　　大兵瞪着他，说，愿不愿意跟俺走？

　　跟你能给我个什么官当？他问，除了解决鞋子问题。

　　翻译官，大兵说，闽南语翻译，去打台湾，打下你们就是功臣。

　　果真是去打台湾？

　　俺老李头从不说半句假话。

　　果真是当翻译？

　　骗你我是这个。

　　那，放我回去，明天我给你带一帮子过来。

　　敢不来，新账老账一起算，押你到民主政府，判你个十年八年！

　　第二天，校长领着符合条件的几十个男生，在“军装”们的引导下，进入一座临时改造成的军营，先参观大通铺，再吃大锅饭。吃饱喝足，校长这才开始训话。这回不再问愿不愿意去当兵，只说怕冷的站出来，跟着李同志去解放台湾;不怕冷的留下，等着下一拨去解放西藏。

　　众人还在犹豫，他从队伍中走了出来。仿佛一个信号，紧跟在他后面，呼呼啦啦站出来二三十个。校长一點数，长松一口气说，够了够了。

　　他暗地里朝一旁的“老李头”使鬼脸：没骗你吧，我们不怕官府，就怕冷。

　　3. 雪爬犁

　　值班员下达了出发的口令，队伍开始前进，像缓缓启动的列车。钱老幺急了，在一旁不耐烦地催促孙大嘴，搞啥子嘛搞啥子嘛，要杀要剐快做决定嘛，再等下去都冻僵了。

　　钱老幺是连长李四大划拨过来协助孙大嘴的，因为这一路他也没受什么伤，更因为这两天他黄豆加雪团吃下去不少，一路上叮叮咣咣老放屁，惹得前后左右不大安宁，影响夜间行军纪律，所以干脆把他放到队尾去照顾病号。

　　孙大嘴瞪了钱老幺一眼，从身上解下一根麻绳，结了个活扣，弯腰套向刘逢甲。他肩上的马祖卡火箭筒让连长李四大收走了，换回来这根麻绳。一个月前他用这根绳子捆过猪肉，一天前他用这根绳子捆过俘虏，现在用它捆刘逢甲。

　　南蛮，别谢俺，孙大嘴把绳圈套进刘逢甲的脑袋，说，谁让俺扒过你的裤子。刘逢甲骂道，操你妈北佬。

　　毛都沒扎齐，操什么操？按年纪你该叫俺叔，按资格你该叫俺班长。孙大嘴边说边往下拉扯着绳圈。绳圈滑过刘逢甲的肩膀一直撸到腰上才被拉紧，桶箍般套在外腰带上。

　　刘逢甲接着骂，我叫你狗屎，刚还说不背我。

　　俺说不背你就是不背你，俺牵着你。孙大嘴把两股绳头扯出来，和钱老幺一人拽一头，扽直了搭在肩上，像拖雪爬犁一样拖着木盆上的刘逢甲，紧紧地跟在队伍后面。

　　我说不要你背就不要你背，我坐驴爬犁，驴！驴！驴！坐上“雪爬犁”的刘逢甲嘴里更加不依不饶。

　　你个龟儿子！钱老幺扭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刘逢甲赶紧闭了嘴。他怕钱老幺，怕惹他那张嘴。

　　雪后的天色依然暧昧，气温再次骤降。

　　棉衣反穿，臂缠白布。部队蹚着过膝的积雪行走在薄雾朦胧的深山老林，向作战地域开进。沉甸甸的积雪，压得松枝弯腰变形。平滑的雪原上，翻滚着光的波浪。满山遍野的灌木像铁丝网一样，从雪层下伸出尖牙利爪，把他们的衣物撕咬得棉絮四溢。旁逸斜出的松枝，如半空中伸出的臂膀，不时地碰撞着他们的身体和负载的装具，积压在枝上的雪团趁机倾泻而下，有些掉进了脖子里，掠走一丝早已捉襟见肘的热量。

　　林海雪原里一片嘎吱声，师运输队幸存的几匹骡马咴咴叫，刚吃过黄豆的队伍里，放屁声此起彼伏。几个身材单薄的女兵各拽着一匹骡马的尾巴，拖着前进。齐腰深的雪使她们深陷雪窝无力自拔，只能拽着骡马的尾巴，或者在腰间拴根背包绳，让身材高大的男兵拖着走，像铧犁一样。

　　钢刀连按以往惯例，按“刀尖”、“刀刃”、“刀柄”的顺序并列成两路纵队前进。站在最前面的“刀尖”，是连长李四大和他亲自带领的尖刀班;紧跟着的“刀刃”是连队的主力，按一二三排的编制列队;队伍末尾的“刀柄”是伤病员，按伤病的轻重往后排列，先是七、八个因阴囊炎烂裆的，他们走路时晾着裆，半屈着膝盖，腿向外张，迈着外八字步，像螃蟹一样;“阴囊炎”后面是十几个“夜盲症”，每个人用绳子拴着一只手，由副指导员牵着走。他们的速度缓慢，像盲人一样摸索前进，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都足以把他们碰得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一样;“夜盲症”后面肩并肩走着孙大嘴和钱老幺，他们身体前倾，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像纤夫一样各背着麻绳的一头，拖着后面的“雪爬犁”。

　　“雪爬犁”上的刘逢甲趴在木盆上，双手紧紧地抓着盆沿，膝盖弯曲，冻伤的双脚高翘，远离着地面，像一只翘着尾巴爬行的鳄鱼。盆底耙平了前面乱七八糟的脚印，压出一条足尺深的规则整齐的雪带，在后面像蛇一样死死地咬着队伍。

　　4. 好 脚

　　说刘逢甲仅仅是因为一双鞋当兵未免太过牵强。以一个家人能够接受的理由堂而皇之地离开学校、另谋高就的念头其实一直深藏于他心底。但鞋子至少加速了他的成行。而这兵也果然没有当错。走时学校召开了一个欢送大会，张灯结彩加敲锣打鼓。由于是第一个站出来参军的，他作为应征青年代表上台发言。发言前，班里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代表全县父老乡亲为他戴上绸子扎的红花。小县城还不兴握手，尤其是男女之间，但戴完她冲他笑了一下。而之前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同窗三年，她连看都没正眼看过他一眼。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到部队一个礼拜之后，那个自称“老李头”的大兵就为他找到了一双大尺码的胶鞋。这鞋在部队尤其是在虎军所属各部并不难找。虎军里大多是胶东北佬，他那双在闽南少见的大脚在胶东并不少见。这样的脚，不能说每个连队，至少每个营都有分布，所以“老李头”为他找鞋只找到师里就解决了。穿上胶鞋他才知道，“老李头”大名叫李四大，是他的连长。系好鞋带再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不是一般的兵，是翻译，闽南语翻译。李四大果然没有食言。接着打听，他们和军里刚到任的彭军长是老乡，地地道道的闽南老乡。

　　所以尽管是新兵，却享受着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符的待遇：干部骨干们把他们当宝贝蛋子一样，恨不能烧炷香供起来。这一切都是因为马上要打台湾了。上级要求，正式攻台之前，从师长、团长到伙夫、马夫每个人都必须会几句闽南语，即使不能说也要能听懂，即使不会复杂的也要会简单的。他们的地位当然跟着水涨船高，个个神气得像小公鸡。

　　而他呢，则因为当初第一个从队列里站出来的壮举而受到老乡们的尊崇，他们感激他带了个好头，甚至还给他弄了顶“革命引路人”的高帽子扣在头上。除了殊荣还有特殊的优越感。他那双在学校饱受歧视和嘲讽的“铁脚锤”也因为当兵而绝处逢生、否极泰来。部队对此类脚的欢迎程度远甚于渔民，行军打仗、攻城拔寨，都需要一双行军能当履带，下水能当双桨的好脚，更何况这是一支正为解放台湾而全力以赴进行渡海登岛训练的部队——每次海训，他像桅杆一样稳当地杵在船头和像带鱼一样游在水里的身姿，都令那些胶东老兵们眼睛发直。他们对他的称呼由“刘长脚”开始改为“刘鸭子”，并不无遗憾地告之，要提前个半年入伍，渡江战役早派上大用场了。但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很快他就被挑选进了军里的水手训练队，成了全军重点培养的航海水手。这相当于把半块军功章揣进了兜里。他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如此适合自己的行当。回村当渔民，他肚里那十几年的墨水就白喝了;进城干点写写算算能用上墨水的差事，他的“铁脚锤”必然要浪费。只有当兵，只有到攻台部队当兵，他方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死去的大脚活过来，他的骄傲也跟着活了过来。上级要求学闽南语，他也借题发挥，大肆渲染闽南语的重要性，说台湾人其实都是客家人呢，客家人都排外呢，除了排外还欺生呢，你要不会当地话，他们就当你是外来侵略者，先排再欺。于是一时间，全连都跟着他们“叽里咕噜”起来，都生怕到了台湾成了外国人。指导员巴浦洛听说后还夸他宣传动员得好，迫使人人都有学习动力。

　　他更加甚嚣尘上，像水手上桅杆一样，顺着竿子就往上爬，早已不屈服于当新兵蛋子，明里暗里还跟老兵们分庭抗礼，胶东老兵们叫他“南蛮”，他就以“北佬”反唇相讥。南蛮和北佬，在钢刀连其实是新兵和老兵的代称。但北佬们叫南蛮是公开了叫，正大光明地叫，呜呜咋咋地叫，而南蛮们叫北佬则一般是私下里叫，暗地里叫，偷偷摸摸地叫。这是尊老爱幼的体现，就像老同志可以称新同志为“小鬼”，但新同志绝不能称老同志为“老鬼”一样。

　　只有刘逢甲是明目张胆地叫。不仅叫，还到孙大嘴的炊事班去指手画脚，说，北佬们，你们应该学会做米饭、吃米饭，别天天煎饼卷大葱，到了台湾饿死你们。老兵们恨得牙根痒痒，要修理他，他倒学起孙大嘴，拿菜刀往案板上一剁说，兔崽子，俺老孙小菜刀剁了你。然后撒开“铁脚锤”就跑，谁也撵不上他。

　　不仅北佬，南蛮他也不放过。逮住钱老幺这些打国民党那边过来的“解放兵”和“起义兵”，说，来来来，国军，我教你几句闽南语，别以为台湾那边都是你们的熟人，老百姓可不认识你们。

　　这种腾云驾雾一样美妙的感觉一直伴随着他，从浙江金华的海训场到山东泰安的冬训场，直到登上开往战场的火车。哪怕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越来越多的猜疑——大街小巷、报纸广播，每天说的议的都换成了“抗美援朝”的事，紧接着街上的标语也陆续换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类的内容——他也从没担心过。因为另一些情况又让那些像他和连长李四大一样希望打台湾的人保留着希望——直到上火车之前，他们训的练的还全都是打台湾的技战术，个人的被装也依旧是南方部队的力士胶鞋、单棉帽加薄棉衣。而且有消息传来，从三十二军划给他们虎军的四师没来山东，还在福建按兵不动。

　　他坚信，这么大的事不可能说变就变，更用不着自己一个小兵去揣测和担忧。在正式命令下达前，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这种自信和乐观，等着上火车。

　　但直到坐上开往战场的火车，他们也没等来正式的命令。

　　那大概是他有生以来最为奇特的经历。那天他看见营长教导员胳膊下夹着小本子去团部开了一个会，回来各连就组织部队登车。大体的任务和行军计划没人透露半个字，更没人敢问。铁轨上的火车不是一列也不是两列，而是黑压压的一片，不见头也不见尾，更分辨不清往哪个方向开。以致闷罐子车厢那扇大铁门“呯”的一声关上后，他们就像掉进了深井里，再也不知道东南西北。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错愕和疑虑，车厢里嘀嘀咕咕，像捅了一个马蜂窝。议论的重点依旧是火车到底往哪儿开，部队到底去哪儿。以炊事班长孙大嘴为首的几个老兵甚至还踮着脚趴在那几扇一人多高的铁皮窗户上，往外张望，但还没看出什么名堂，就被指导员巴浦洛一嗓子给咳了下去。

　　他没有参与议论，更不会去趴窗户。他仍觉得这一长溜让全连全营全师都骂娘的闷罐车厢，于他而言是保险箱，是去福建攻打台湾的保险箱，是殊荣和优越感的保险箱。为此，他和他的四个福建老乡还专门在人堆里第一次用国语“窃窃私语”。

　　幸好来这了，去西藏还不知道冻成啥样。

　　还有几天路程就到家了。

　　回家过几天米饭的瘾，这一个月的煎饼大葱把我给吃的，牙都嚼软了。

　　这回也让北佬们熊一回。

　　说不定还坐咱自家的船上台湾。

　　台湾那头你们家有亲戚没有？

　　老子一定要把那个鞋店的老板找到。

　　……

　　这些话，与其说是故意聊给北佬们听的，不如说是他们老乡间幸福的自然流露。聊天中，他们连“打台湾”三个字都不想说了，干脆叫“回家”。

　　反转在火车第一次正式停车时发生。当他们获准拉开那扇大铁门，迎着外面耀眼的光线一眼看到站台上“天津站”那三个黑体大字时，他和车上所有的人才知道，火车是往北开。部队，是去朝鲜。

　　他如坠冰窖。倒不是为他们从翻译变成普通战斗员一落千丈的地位，而是为即将面临的从未经历的极端严寒。那严寒，以他已掌握的地理知识判断，不亚于西藏。

　　5. 螃 蟹

　　孙大嘴的后脑勺上披着半条白毛巾，从帽檐下伸出，垂到双颊，在夜幕中十分显眼。麻绳勒在他的肩膀上，使他原本细长的脖子显得更加惊险，像一根吊着硕果的细藤。他的两只招风大耳在行军第三天就冻掉了：先是被迎头的一阵白毛风吹得小灯笼似的通体发红发亮发热，亮得像明晃晃的猪皮冻，紧接着猪皮冻又胀破了，里面流出明油似的汁液，随后便委顿下去，变皱，变紫，变黑，最终缩成黑木耳似的一团，麻木不仁地贴在脸颊上。他没有狗皮帽子，至今头上戴的还是“三块瓦”。那是南方部队的单棉帽，前面和左右两边的帽墙上各贴着一块瓦片狀的石棉。这在中国南方够用了，但在朝鲜北部的长津湖地区，比没有强不了多少。耳朵被冻掉之后，孙大嘴就想了一个办法，用毛巾包头，像陕北男人的“白羊肚”，既能遮住因失去耳朵而变得陡峭丑陋的面颊，又能防冻，可惜毛巾太短，“为人民服务”那一截子在火车上集体清除汉字标识时被“喀嚓”一下剪掉了，剩下的部分充其量只能算大半条毛巾，从头顶裹下来勉强捂到耳朵根就戛然而止，打不住结，一走，就随着身体的颤动在后脑勺上一上一下地飘来荡去，活像日本鬼子。

　　“雪爬犁”上的刘逢甲便是仰望着这颗日本鬼子式的后脑勺一路前行的，所以风力的突然变化，气象员刘逢甲最早也是从孙大嘴的后脑勺上发觉的——那半条毛巾只挣扎了几下便带着“三块瓦”哗的一下飞了出去。等孙大嘴扔了麻绳扑上去，从风里抢回装备时，眼前已经模糊不清了。

　　风起来了。山上的大树小树麦苗般随风起伏，整座山都在摇晃。粗壮的树干们发出惊心动魄的声响。水面般平静的雪原，卷起无数个旋涡，烟雾迷蒙，像波涛汹涌的海面。风如大刀片迅猛劈砍，行军纵队像一行行干草，被刮得东倒西歪，不时有人被大烟泡吞没，掉进雪窝子里，任凭全连高喊着围上去，用手四处乱刨，也难再觅踪影。跟在后面的担架队员更是步履蹒跚，抬着的担架像秋千一样在狂风中晃来荡去。

　　李四大命令全连都用绳子挨个拴上，并不停地向后传口令：不能歇脚，一歇脚就起不来了。拴成一串的行军纵队像一条绸带，在雪地里随风甩来甩去。

　　紧挨着“雪爬犁”的一副担架被风刮翻了，上面躺着的伤员惨叫着从担架上掉了下去，摔在雪地上，顺着坡面向山下滚去。两个担架队员扔了担架，以鱼跃冲顶的姿势扑过去，但没抓住，三个人像三只汽油桶骨碌着往山下滚去，身影越来越小……

　　看着三个黑点在白色中消失，刘逢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人要是螃蟹多好。

　　钱老幺问，好啥子好？

　　断了还能长。从海里捞出来的螃蟹，掰掉一条腿再扔回海里，过几个月就长出来了。我们在海里打鱼，经常捞到一条腿细的螃蟹，就是跟同类掐架掐断的，还没长好。

　　孙大嘴说，树根断了也能长出来。

　　钱老幺说，壁虎也能。

　　刘逢甲说，人不能，人要是能多好，你就有新耳朵了。

　　6. 皮棉鞋

　　火车在沈阳苏家屯车站停下来时，刘逢甲正在装睡。

　　其实火车一出山海关，车厢里就感觉到了冷。大家开始往一起挤，原本黑压压一片像芝麻绿豆一样撒满整个车厢的人群，慢慢拢成了若干个“人团儿”。这些“人团儿”随着火车的前进越缩越小，都往各个角落里缩，使得原本最为拥挤的中间和门口越来越空旷。

　　火车就是在这个时候停下来的。跟以往一样，车一停大铁门就拉开了;跟以往不一样的是，车厢里并没有太大的动静——不久前刚停过一站，该补给的补给了，该排泄的排泄了，该传达的传达了，现在好不容易刚挤出一丝暖和气，谁也不愿意带头破坏，除了少数内急者迫不得已，大都纹丝不动。

　　两个工人模样的人出现在站台上。他们拉着一辆装满纸箱的推车从站台上跑过来，没等车里的人弄清怎么回事，纸箱就扔了上来，像炮弹一样砸在车厢板上，烟尘四溅，把坐在门口负责把守铁门的一班长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敌特袭击。一班长正要骂，低头一看纸箱，是整箱的棉鞋，翻毛皮的，正要问，底下已经有人喊：发棉鞋了，发棉鞋了。

　　车上的问，每个连领多少？

　　车下的答，领什么领，没时间了，能扔多少算多少。

　　车上的又问，那俺们怎么往下发？

　　车下的答，发什么发，谁抓住谁穿吧，打仗还穷讲究？

　　车上的又问，有没有女式的？俺们车上还有女同志呢。

　　车下的答，分什么男式女式，凑合着穿吧，又不是裤子！

　　以后还发吗？

　　不知道，让俺们扔俺们就扔。

　　车上一下就乱了，各个紧密团结的“人团儿”轰的一下全散开了，人流一股脑地往门口涌。指导员巴浦洛从乱哄哄的人群里挤出来，挤到门口，问，不是说好到沈阳发吗，怎么改扔了？

　　这不就是沈阳吗？现在不就在发吗？方式不一样而已。

　　再问别的，下面不理了，都埋了头像机器一样只顾往各车厢里扔箱子，有的没扔准，撞在铁门框上弹回了站台，有的掉进了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里。

　　车上的也不再问了，开始争先恐后地拖箱子，抓鞋子。

　　刘逢甲是最后一个“醒”过来的，因为他独自缩在一个角落里。车厢里独自缩成一团的只有他自己。他既没跟他那些老乡们扎在一起，也没去挤其他的“团儿”。他不是不冷，还没过山海关他就感觉到了冷。但自从指导员巴浦洛正式宣布上级关于取消东北整训计划的消息后，他发现老乡们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于是开始一趟接一趟往巴浦洛那里跑，问发服装的事，得到“沈阳发”三个字的权威答复，这才吃了定心丸，回去跟老乡们报喜。老乡们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就发个衣服，你至于吗？又都盯着他的脚，就算发，你也未必有合适的吧？于是他又去找李四大，李四大连瞪他几眼，训斥道，就你一个人冷？就你一个人没发？就你一个人去朝鲜？

　　他跟他嬉皮笑脸，怕你忘了我那双脚。

　　这才安分下来，开始躺下，装睡。

　　装睡的人最难吵醒，所以当他被抢棉鞋的嘈杂声吵“醒”，看到周围的人都抱着刚抢到的棉鞋往脚上套时，还以为自己真睡着了在做梦。他不相信部队发放服装这样的大事会这么混乱，尤其是得到指导员巴浦洛的权威答复后，他更加坚信部队入朝前会整建制、全配套地发放寒区被装。

　　他揉着眼睛走到门口，伸着懒腰问下面扔棉鞋的人，怎么不等下了车，排队发放？

　　来不及了，计划改了。说着又一个纸箱扔上来，擦着他的身体飞过，落在他脚下。他拖过箱子，一屁股坐在车厢板上连试了几双，都只能塞进去大半只脚，翻过来看鞋底，都一个型号。箱子立即被旁边的人拖走，拆开，抢光。他打着哈欠继续问，鞋不合脚怎么办？

　　凑合着穿吧，不合脚的还不一定够呢。

　　他这才捂着满嘴的哈欠回過头去找纸箱，几个纸箱都已经空了，像晒干的狗皮一般趴在车厢板上，连根鞋带都没剩。他彻底清醒过来，哈欠和懒腰顿时烟消云散，一双大脚风火轮似的捣向车门，边捣边朝下喊，同志，大哥，同志哥，有特大号的吗？

　　没有，没有，什么时候了还挑三拣四的。

　　指导员巴浦洛又从乱哄哄的人群里挤出来，也朝下喊，工人大哥，我们是去打仗呢，帮个忙嘛。

　　下面的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一眼巴浦洛，紧急地在小推车里一阵扒拉，总算提溜出一个箱子，说，你看看这箱。他张开双臂准备迎接，火车已经启动了，那个箱子没扔上来，一声闷响磕在门框上又飞回了站台。他的身体随着那个箱子摇晃了一下，一个趔趄差点跌出门外，幸好被巴浦洛一把拽住。指导员巴浦洛只有他肩膀高，但还是像抚慰孩子一样拍着他的肩膀。他低头俯视巴浦洛，问，你不是说沈阳发吗？

　　巴浦洛愣了一下说，这不就是沈阳吗？现在不就在发吗？方式不一样而已。

　　又要他正确对待个人得失，相信部队以后成建制发放服装的机会多的是。

　　他想着有道理，挣脱指导员的抚慰，提着个空纸箱走进老乡堆里，还没发话便被呛：你不是说沈阳发吗？

　　这不就是沈阳吗？现在不就发了吗？方式不一样而已。他还抬起一只穿着胶鞋的大脚，以此为资本炫耀，看看看，你们都有，就没我的，我可能骗你们吗？

　　正忙着换鞋的老乡们纷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懒叫，你活该。

　　但指导员说的机会一直迟迟没来。确切的消息很快证实了各种疑虑：成建制发放寒区棉装已无可能。由于战局的变化，原先的计划已经多次调整，先是调没了东北整训一个月的计划，接着连在沈阳发放被装的时间也整没了，只能趁着临时停车的间隙，从车站零零散散地往车厢里扔“四皮”（皮鞋、皮帽、皮大衣和皮手套），到一站，扔上来几箱皮手套;再到一站，扔上来几箱皮大衣。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大家不再往角落里缩，重新回到车厢中央，占领大铁门两旁的有利位置，随时做好迎接“发放”的准备。

　　最重视的当然要数他了。他再不敢装睡，死死地守着门口，甚至经常把看门的一班长挤到一边。但扔上来的东西里却再也没有棉鞋，上面传下来的话说，来不及了，先入朝参加战斗，打完这一仗再发。

　　果然，此后陆陆续续再发服装，棉衣、棉帽和棉手套都有，就是再没见到棉鞋。不知是出于歉意、补偿还是安慰，指导员在总结讲评铁路输送时特意表扬了他，说他思想境界高，把经手的几大箱棉鞋全让给了战友，连根鞋带都没给自己留，并把他比作苏联那位饿死的粮食部长。这帮了他的倒忙，让他在老乡们面前更加抬不起头。他们甚至群起而攻之，你要是冻死就更好了，肯定追认你为军需部长。

　　“军需部长”最终以军需部长的标准穿着力士胶鞋下的车。从车上下来，他看到当初那支从泰安上车时统一穿着力士胶鞋、薄棉衣，戴着“三块瓦”棉帽的部队已经面目全非，在站台上集结的是一堆各类服装混穿的人群：胶鞋、棉鞋、皮棉鞋、大檐帽、“三块瓦”、狗皮帽子、单衣、薄棉衣、厚棉衣以及各式各样的棉大衣，各地的、各季的、军用的、民用的衣服同时出现在一支队伍里，甚至是一个人身上，像在开服装展览会。

　　他重点看脚下。各类棉鞋有不少，但足有三分之一的脚还套在力士胶鞋里，有的脚甚至连袜子都没有，裸露着脚背，在寒风中冻得通红。而钢刀连一百多双大脚小脚，没套上棉鞋的只有他那双“铁脚锤”。值班排长也发现了这一情况，喜出望外地向全连宣布，说同志们哪，百分之九十九都装备上棉鞋棉帽的，全师也只有咱们连！他不说别的，因为除了鞋帽，钢刀连在其它装备上都没有优势。他听到其他连队也在拿各自的优势项目炫耀，说者一副窃喜的表情。每个连队都沉浸在各自的优越感中。作为连队的一员，他当然也得和自己的连队一起沉浸。他还迅速找到专属于自己的个人优势——全连我最抗冻。

　　优越感中，部队立即開拔，此后就再也没有停下。在鸭绿江边集结时，他看到从江那边涌过来的人群，穿着长衫的老百姓中混杂着全副武装的军人。无论是军是民，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他们从未听过的方言。他知道那是朝鲜话。后来终于遇到一个说汉语的，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时，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穿这么少过去，冻都把你们冻死了，还打仗！

　　大爷一点也没开玩笑，过江后第二天他的脚就肿了。第一天的徒步行军他们遇到了雨夹雪，力士胶鞋迅速湿透，一走就“啪嗒啪嗒”地往外甩水。伴随着雨雪渗透鞋袜浸入肌肤的，是一种尖锐的疼痛，似有千只猫万只猫啃着脚趾，千根针万根针扎向骨髓。

　　湿胶鞋的水甩到下午不甩了，里里外外已经全部冻上，脚踝以下结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坨子，走在路上，丁丁当当，发出金属般的响声。针扎感也已经过去，变成麻木。两条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跟着前面的背影机械地向前迈着。到达宿营地，指导员巴浦洛指示孙大嘴为全连烧洗脚水。但刚烧出第一锅水，第二锅水还没冒烟，大锅就被刚从营里开会回来的连长李四大一脚踢翻了。他没洗上，因为鞋子出了问题。圆口的力士胶鞋没有鞋带，薄薄的一层帆布被厚厚的冰坨子冻结在了脚上，成了他的另一层皮。他用刺刀敲敲打打、刮刮蹭蹭半天，也没有把双脚从里面解放出来。与他共用一个木盆的几个老乡，动作都比他利索，鞋袜一脱就把脚扎进了热水里，连长李四大过来掀盆时，他们已经轮流享受过一遍了。

　　于是悄悄溜到隔壁连队去烤火。冰坨子还没烤化，他就听到杀鸡般的叫声。一个新兵脚上的大头鞋烤化了，美滋滋地解了鞋带往下脱，一使劲，鞋子和整张脚皮一起剥了下来。新兵赤裸着血肉模糊的脚，痛得在地上直打滚。他把脚从火堆上收了回来。

　　下午一觉醒来，他感觉到脚上有了知觉，原来不疼不痒的地方变得又疼又痒。他掀开被窝捋起裤腿，发现两个脚背都鼓起来一个大包，鲜红透亮，像洗净泥污的红皮萝卜。集结出发的时候，他看到那些洗过脚的、烤过火的都半躺在地上，起不来，走不了，一家伙就被担架队抬下去十多个。而这在全师全军全兵团还算是最轻的，因为连长李四大及时把锅踢了，从而有效防止了更大面积的冻伤。连队因此成了名闻全兵团的“防冻伤先进连队”，连长李四大则成了“防冻伤专家”。而他，相比那几位洗上热水的老乡，脚只是肿了，但还能走。

　　7. 螃 蟹

　　行军纵队稍稍停滞了一下。孙大嘴以为是到阵地了，支起身还没站稳便听到从前面咬着耳朵传过来的口令：还有一公里过桥，便重新埋了头往前走。

　　后面的刘逢甲却长吁了一口气，说，走了半天，终于要过桥了。

　　钱老幺说，过个破桥有啥子好高兴的，又不是过年。

　　刘逢甲说，过了桥大家都解放了，不比过年还高兴？

　　孙大嘴警惕地回过头说，啥意思，过了桥只是进了作战地域，离咱连队的阵地还远着呢，你不想走了？

　　刘逢甲说，我只是不想再拖累你们了。上头要求咱们连的阵地必须在美国佬的眼皮子底下开设，那还得走多远？连长说得对，真要把我拖到阵地，可能就是三个减员。

　　俺不管这些，你就是死也得到了阵地再死。孙大嘴喘着粗气说。

　　这你管不着，你又不是阎王爷，我啥时候死我自己说了算。

　　你这是把俺往死里坑。孙大嘴突然停下，扭转过身，怒不可遏地看着刘逢甲，骂道，你要不想上阵地，当初就不该死皮赖脸地跟着上路。

　　你吼什么吼？刘逢甲也跟着抬高了嗓门，用他尖细的鸭公嗓还击道，我这是为大家着想。我这一路都想好了，过了桥就把我放下是上上策。一来你们可以轻松地跟着大部队上阵地;二来我已经进了作战地域，答应连长的事我做到了，是死是活都不算非战斗减员，不影响连队荣誉。

　　孙大嘴说，指导员可不是这么跟俺交待的。

　　钱老幺也附和，他也不是这么跟我交待的。

　　啊，他咋跟你们说的？

　　他说你是啥气象员，只要你死在半路上，俺这个党，俺这个党……就别他娘入了。孙大嘴说着竟哽咽起来，然后把绳子一扔，突然就蹲在了地上。

　　刘逢甲不出声了，屏着呼吸。看着五尺多高的孙大嘴蹲下去之后竟骤然缩成了矮小单薄的一团，他就像看到一座铁塔在眼前轰然间塌了下来。

　　入党是孙大嘴的命门死穴。无论谁、什么时候拿这事往他身上一杵，都能要他的命。他是全连唯一没有入党的班长。并不是资历浅，若论入伍时间他比连长李四大还早几个月。但现在别说跟李四大比，连他在淮海战役用馒头诱降过来的俘虏都有入党当排长的了，他还在炊事班长的位置上原地踏步，而且是全连唯一的非党员班长。这几乎成了钢刀连近几年里最大的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本来有望在这次上战场前终结的——连队对他漫长的考察终于期满，上上下下再没啥意见，就等着开个支委会通过了。可就在开这个会之前老指导员调走了，新来的指导员巴浦洛要重新掌握全连的“思想底数”，就顺便延长了他的考察期。

　　这还算不上最坏的结果，毕竟一上战场就有诸多火线入党的机会在等着他。不巧的是，入朝第三天他赖以生存的炊事班就被炸了，他被编入战斗班排，成了普通一兵。这意味着一切将从头开始。所以这几天他像新兵一样到处干些分外的事来“挣表现”，包括主动去扛那根几十斤重的火箭筒。但最最重大的还要数眼下护送刘逢甲这事，指导员巴浦洛临行前握着他的手抖了三下，说了六个字，“成败在此一举”，平均每两个字抖一下。他由此知道凶多吉少，胜算不大，做好了各种“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检讨准备。但还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刘逢甲宣布了失败。

　　哭啥子哭嘛，还走不走了？孙大嘴刚蹲下哭了两声，钱老幺就不耐烦地嚷嚷起来，我看要是掉了队，不仅入不了党，还得枪毙。

　　宁愿枪毙，他要是不想活，再往前走还有啥意思？孙大嘴依旧蹲地不起。

　　那我就不奉陪了。钱老幺说着扔下绳子，迈开步子兀自往前走。

　　你站住！孙大嘴猛然站起来，你要干啥去？

　　你们一个不想活，一个不想走，我只能自己单奔了。钱老幺继续往前走，头也不回。

　　站住！孫大嘴说着突然端起了枪，“哗啦”一下拉开了栓，然后举枪瞄准，直指钱老幺的后背，再往前老子就开枪了。

　　钱老幺身体中弹一般往上一跳，站住了，慢慢地转过身，眼和嘴都张得老大，黑洞洞的像三门小炮，惊恐地看着孙大嘴和他手里的枪。

　　再没人说话。四下里一片死寂，连风声和喘息声也没了。更没人动，三个人像冻住了一般，只有刘逢甲的两颗眼珠子在转，目光在孙大嘴和钱老幺之间来回跳跃。

　　还是钱老幺先镇定下来，轻轻地吐了口气，问孙大嘴，谁给你的权力？

　　组织上。孙大嘴举枪瞄准的姿势依旧标准。

　　哼，组织上只允许我逃跑的时候开枪吧？我很严肃地告诉你，我这是去追部队，不是开小差，有他作证。钱老幺指了指刘逢甲。

　　刘逢甲惶恐地点点头。孙大嘴放下枪，弯腰拾起地上的绳子重新搭上肩，说，一起走。

　　钱老幺这才回来，一边弯腰捡绳子一边说，老子早就料到了。

　　料到什么了？孙大嘴问。

　　会有人开枪。

　　那你还走？

　　不走难道留下给你们陪葬？你晓得指导员跟我讲的啥子吗？

　　讲的啥？孙大嘴和刘逢甲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

　　只要这一路不掉队，不开小差，保证老老实实地跟着进入阵地，就把我从重点人名单中划掉。呃，晓得啥子叫重点人不？

　　知道，孙大嘴说，就是思想有问题的，重点帮教对象。

　　对头。老子现在就是这种人，连个普通一兵都算不上，是重点人。你们一个想入党，一个想搞美国棉鞋，而老子的目标呢，就是当个普通一兵。钱老幺说着突然转过脸，盯着孙大嘴的眼睛问，说实话，你说的组织是不是指导员？

　　保密。孙大嘴平静地回答道。

　　他是不是让你盯着我，只要路上有啥子情况就可以直接枪毙？

　　你都已经看到了。孙大嘴说。

　　哼哼，钱老幺得意地干笑两声，又转向后面的刘逢甲，你是不是也得到了准备随时从后面开枪的指示？

　　上级的命令我当然要执行。刘逢甲说。

　　所以我就想验证一下。钱老幺把绳子搭上肩，表情更加得意，放心，老子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老子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啥子叫狗眼看人低。所以不管你们哪个死在路上，落在路上，老子都要跟着走下去，爬都要爬到阵地里头。

　　熊样。孙大嘴往地上啐了一口。

　　其实我根本不担心你们在路上出岔子，不管你们想不想走，只要我一走，就一定会乖乖地跟上来，我敢打保票。

　　为什么？孙大嘴问。

　　因为你们怕我跑了。

　　我不相信你会跑。刘逢甲说。

　　你……相信我不会跑？钱老幺又扭过头。

　　我真相信。我枪里的子弹都没有上膛，我怕在盆子里撞来撞去，磕走火了。

　　真的吗？钱老幺两步奔到木盆前，弯腰从盆子里抓起刘逢甲那把“中正式”步枪，从枪口到枪托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才打开保险，一把拉开枪栓，然后弯腰轻轻地放下，声音低得连他自己都听着费劲，为啥子相信？

　　看不出你有那么坏。刘逢甲奶声奶气地答道。

　　可老子……钱老幺突然哽住了，重新直起身时，两颗黄豆大的泪珠子正从眼角往下滚，然后迅速在脸上冻成冰粒，如他们在这片陌生地域里见到的所有的水的状态。

　　钱老幺说的是实话。他不相信钢刀连有人相信他，有时包括他自己。他是“解放兵”，而且是老“解放”。他前前后后被共产党的部队“解放”过三次。第一次还是抗战末期，他以为会被枪毙，没想到枪一缴，八路就待他跟亲兄弟一样，见他不愿意留下，还送他三块大洋当路费。这让他心头一亮，想到了一条新的生计：回到四川老家，先把自己卖壮丁，赚国民党一笔，到了部队要不打仗还好，一打仗，他就瞅准时机把枪一横，举过头顶，然后领路费回家……这些年他拢共卖了两次壮丁，当了三回俘虏，领了两次路费——最后这次他没领，因为四川已经解放了，全国也马上要解放了，他再也没地方卖壮丁了。这倒是其次，最重要的，天下马上就是共产党的了，他要就这么回去，到死脑壳上都扣着国民党兵的帽子，身上都披着“白皮子”，这在今后这个红色的国度里有多扎眼可想而知。所以他决定留下来，当几年解放军，就算升不了一官半职，有了“革命军人”这道护身符，往后回家要饭也能要得安稳。况且，天下大势已定，基本上再没什么仗可打了，就算打，也不可能就抽到他……这样一合计，相当于不费一枪一炮就把身上的皮子染成了红色。

　　但很快他就发现失算了。解放后当解放军不仅还要打仗，而且还偏偏就抽到了他，把他从四川拉到浙江，又从浙江拉到山东，再从山东拉到了国门之外的冰天雪地里，跟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人打！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多次被“解放”的“光辉历史”不知怎么就让连里知道了，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全连帮扶的对象，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到哪，都有各种警觉的目光在关照着他。

　　“雪爬犁”继续前进，不紧不慢地追赶着前方已经模糊不清的队伍。再没人吭声，甚至连声像样的咳嗽也没有，仿佛所有的话都在刚才那几分钟里说尽了，就连原本凌乱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也似乎微弱了下来，变得窸窸窣窣的，像一只柔软的大手轻轻地拍打着婴儿的襁褓……

　　刘逢甲感到了困意。

　　钱老幺先察觉出异样，走着走着突然回过头来问，咋没动静了，你是不是要困过去？

　　我困。刘逢甲含混不清地吐出来两个字。

　　我操，两个人扔下绳子，跑到后面，一人抱一边肩膀，像抖筛子一样一阵猛烈摇晃，直到刘逢甲的眼睛彻底睁开。

　　你不能睡晓得不，一合眼就再也睁不开了。钱老幺说。

　　那都是废话，孙大嘴说，现在要想法子让他睡不着，不能一直这么晃着他吧？谁来拖盆子？

　　钱老幺说，跟他说话，让他睡不着。

　　说什么？

　　讲你刚才讲的那些，用指导员的话说叫啥子？哦，对了，低级趣味的东西，他爱听。

　　你放屁。孙大嘴的口水喷了钱老幺一脸，俺老孙从来没讲过什么低级趣味的东西，俺只讲积极进步、有教育意义的东西。

　　那个螃蟹的故事有啥子教育意义，难道也是为了革命？

　　当然。作为贫农子弟、劳苦大众，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的老兵，连队目前重点考察的入党积极分子，俺老孙时刻都惦记着自己的阶级战友、革命兄弟，俺听说一枪还没打全兵团就因冻伤减员了上万人，这上万人有冻掉手指的，有冻掉脚趾的，还有冻掉耳朵鼻子的，我就想着让他们都像螃蟹一样重新长出手指，长出脚趾，长出鼻子，长出耳朵……

　　你这就讲得没啥子意思了，我听了都想睡。钱老幺打断他说。

　　那要怎么讲，你在国民党的反动军队里待得时间长，低级趣味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

　　放屁。钱老幺白了孙大嘴一眼说，国军也称自己是革命军人晓得不？

　　那就放你们革命军人的屁。

　　好。钱老幺说，老子作为革命军人，贫苦大众，看到这么多弟兄都冻死冻伤，也想到了以前听说过的一种武器，叫冷热炮弹，据说美国佬正在抓紧研究，说不定这几天就研究出来了。

　　怎么个冷热法？刘逢甲又要闭上的眼睛突然就睁了开来。

　　打仗的時候先打一发热弹过去，被它炸到的地方都变热，等敌人热得受不了，把衣服都脱光了，再打一发冷弹过去，天气马上就变冷，敌人还来不及穿衣服就全部冻死了，战斗就结束了。

　　咯咯咯咯……刘逢甲和孙大嘴都抖着肩膀笑了起来，像两只下蛋的母鸡。

　　“雪爬犁”又重新启动。孙大嘴意犹未尽，看着自己的脚尖自言自语，照这么研究下去，那也一定能发明一种药水，一针打下去，人身上坏掉、断掉的东西都能重新长出来。

　　钱老幺说，那还不是跟螃蟹一样吗？

　　孙大嘴说，正是正是，用螃蟹腿做药材，熬成药水，就像虎骨酒一样，让老虎骨头上的好东西都流进人的骨头里。这样，就可以给上万名伤员每人都打上一针。

　　娘了个脚哟，那得多少螃蟹？钱老幺说。

　　我们海边多的是。刘逢甲说，有时候退潮，海滩上全是螃蟹，密密麻麻，成千上万，它们在沙地上跑起来，能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像涨潮一般。我们叫它招潮蟹。它们的眼睛像蜗牛一样靠两根肉棍棍支在头顶，但比蜗牛的触角要粗，像火柴棒，支起来时能看到很远，潜望镜一般。公蟹还有一只漂亮的大钳子，特别大特别大，足有身体的一半重，挡在身前就像只盾牌，各种颜色都有，有珊瑚色，有艳绿色，有金黄色，还有淡蓝色。

　　这种钳子掰断后也能长吗？孙大嘴问。

　　也能吧。

　　那就用这种螃蟹的钳子做药材。

　　好。

　　8. 裹脚布

　　脚肿得再也套不上力士胶鞋的时候，已经是徒步行军的第六天。行军第三天，“萝卜”上的那层皮便像蜡纸一样脱落下来，露出里面酱紫色的肉，像一团腌透的咸菜疙瘩。然后，这团疙瘩由紫变黑，流脓淌血，直到肿得像一颗熟烂了的桃子。

　　他一直硬撑着。头两天，他没想到行军有这么长，以为顶多三天就结束。第三天起，他的确想到了下去，但老乡们都还在，都冻伤了，而且都比他伤得重，他要先下去更成了骗子。于是他想再等等，至少等他们都上担架之后再说。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得，就当是去了西藏吧。除此，他还曾异想天开，寄希望于老天爷，巴望这鬼天气像闽南老家的冬日一样，只有短暂的几天，而后云开日出，春暖花开。所以不知从哪时起，他开始留意上头的气象通报和那些令他痛不欲生的雪粒。可温度一直在下降，降雪一直在加大，他从气象通报和雪花中唯一可以预见的是，明天会比今天更冷。因此每天一上路，他就咬牙切齿地下决心，如果行军明天还没完，老子就下去！但第二天总有足够的理由让他迈开麻木的双腿，继续跟着队伍机械地往下走。

　　等到最后一个老乡被担架抬走的时候，他正在想办法把胶鞋往脚上套。老乡对他说，走吧，别硬撑了，连长说了，非战斗减员没意义。他觉得老乡说得在理，但一想又说，不行，咱都下去了，非把北佬们笑死不可，妈的，上次扒我的裤子让全连笑到现在。老乡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老乡被抬走后，他拔刺刀把力士胶鞋的帆布面子挑开，先塞进去脚，再从棉被里掏棉花往里垫，最后用布条像女人裹小脚一般连鞋带棉花以及脚一起缠上，把两只脚裹成了两个硕大的布包子。

　　结果那天下午又下了一场雪，他还没到起床时间就冻醒了。使他提前醒来的还有刀割一样的疼痛，脚上的“萝卜”破了，黑色的汁水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一层层浸透棉花、鞋面和裹脚的布条，再冻结。两只脚由布包子很快又成了两个大冰坨子。

　　他正想其他的法子，师医院派出的医疗队来巡诊了。这是他们开战前的最后一次下连巡诊——师医院将不再随大部队向前挺进，而是就地驻扎，接收从前线转移过来的伤员，直到战斗结束。巡诊的军医们虽然都背着药箱子，但只鉴定伤势，不开药。因为他们也没有药，后方运送物资的车队遭到了空袭，所有的药品和那些大米白面、服装被褥一样，都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变成了各种粉末，洒在了荒山野岭间。

　　挨个查看之后，全连又有五名伤员因“不适合继续参与作战行动”，而被军医从队伍里“请”了出来，在路边待命，等着师担架队前来“收拢”。他是五人之一。他不知是祸是福，于是问军医，是不是留下就有药，就有棉鞋？

　　军医苦笑着摇了摇头，得回到后方才有。

　　后方在哪？

　　起码，起码得过了鸭绿江吧。

　　他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往回走也是冰天雪地，也是没有棉鞋，最要命的是，回到江那边，至少要一个礼拜。而作战地域就在眼前了，跟着连队继续往前走，再有两天就到了，到了就开战，开战就有可能弄到美式作战靴——这话是他亲耳听连长李四大说的。而且，美式作战靴他也是亲眼见过的。那是从连队抓回来的一个美军俘虏身上看到的，尽管俘虏只在连队待了几分钟便被迅速转移到军部，但他还是记住了他脚上那双能裹住小腿肚的高靿作战皮靴，靴靿里面的羊毛足有一寸多厚，手指摸在上面，柔软得要死。

　　简单的数学计算就能得出的结论，让他决定留下。于是他趁着队伍还没有开拔，咝咝地吸着凉气，拖着“冰坨子”一路躲着北佬们的目光，找到“连部”——几棵伞状大油松围着的一小块坡地里。

　　“连部”好像正在开会，指导员讲话，连长李四大嘴里叼着根松针坐在一把干树枝上。他们的面前站着十来个人影。走近了才看清，是全连的干部骨干，他们都低头站着，像犯了天大的错误。这阵势，既像是“诸葛亮会”，又像是批判会。

　　他听见指导员巴浦洛说，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国际上，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纠集了十六个国家的反动军队对朝鲜实施侵略，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鸭绿江边;国内，全国人民都在睁眼看着我们，等我们的好消息，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也在看着我们，盼着我们丢人现眼……

　　他的声音低沉而嘶哑，伴随着零星的咳嗽，像在远处撕一块破布。连队卫生员在一旁插话说，指导员你嗓子哑了，不能多说话。他咳嗽了两下问，有什么办法没有？

　　药已经没有了，只能多喝开水。

　　哪来的开水！他弯腰从地上抓起一团雪，捧在手里用嘴吹了吹，好像在吹上面的尘土，吹完塞进嘴里，脸立即皱成了一个包子。喉结上下咕咚地滑动了一个来回后，他接着说，目前我们的非战斗减员很严重很严重，一枪还没放，就下去了小二十人，二十人哪，是个什么概念！打济南才死了多少人？打淮海打渡江打上海我們拢共才牺牲多少人？他右手掰着左手的指头，每说一仗就掰一根，好像那些仗他都参加并亲自指挥过。

　　其实他知道，指导员跟他一样，是第一次上战场，之前一直在教导队当文化教员。

　　连长李四大终于“呸”一口吐掉松针打断他，书记，时间紧迫，你直接讲眼前管用的吧。

　　巴浦洛恍然大悟一般，哦对，刚从营里开会回来，各级现在对伤病问题很恼火，尤其是对冻伤预防和天气预测这一块儿，认为各连普遍做得不够好。咱们连呢……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转向李四大说，老李，你可是闯过关东的，又是全兵团的“防冻伤专家”……

　　李四大的脸上立即难看起来，红一块白一块的像被人抽了一巴掌，讷讷地说，这鬼地方比关东冷多了，关东变天下雪多少还有点规律，这地方一点规律也没有，瞎鸡巴下。

　　指导员就拿眼挨个看那些干部骨干，看得他们把头压得更低了，仿佛要一头扎进雪堆里的架势。

　　他像盗窃得手的贼一样悄悄地转过身，准备溜之大吉。刚迈出一条腿，就被指导员叫住了，谁呀，什么事？他摇晃着上前说，军医说我不适合继续走。巴浦洛满脸狐疑地看着他，连队已经知道了。

　　军医要我下去。

　　那你就下去。

　　可是，我看着今天还要下雪。

　　李四大抬头看了他一眼问，哪天没雪？

　　今天是大雪。他答。

　　李四大又问，哪天不是大雪？

　　今天是牛毛大雪。他又答。

　　李四大又问，前几天还说是雪花，今天咋又变成牛毛了？

　　开始是花，不然哪来的“六出纷飞”？他反问。

　　李四大说，又扯蛋，只听说过六畜兴旺，没听说过这六畜纷飞。

　　巴浦洛用向李四大耳语的动作但实际上周围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六出纷飞是古书上用来形容下雪的成语。又高声纠正他，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上说的，是古代文人们的想象和夸张。李四大瞥巴浦洛一眼，说，对，书上还燕山雪花大如席呢，你也信？

　　不。他答，汉朝韩婴说“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就是说雪花有六出花瓣，呈星星状，六棱六角的星星，比咱的五角星还多一棱一角，模子铸出来的一般规整。

　　李四大问，既然是模子铸出来的一般规整，那怎么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干有湿？

　　他说，我觉得这跟温度有关。刚开始下小雪时，基本上都是六棱六角，也差不多大，再冷些，雪花变大，细看，是星星长出了枝杈，先是六个杈，也有三个的，但基本上是六个，一个角一个;再冷，就长成十二个枝杈，最多的是十八个枝杈，但不多见。上了十二杈就是各级各类通报中提到最多的鹅毛大雪了。但那雪虚胖，湿，抓一把握在手里，轻轻一捏就出水，使劲一捏全化成水。

　　李四大说，吃饱了撑得你这是。你现在给我找一片十八个枝杈的来。

　　他说，这儿没有。

　　李四大说，这儿不够冷？

　　他说，不是，是太冷。过了零下二十摄氏度，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哈气再也不能成霜了，单片的雪花也不再往大里长了，开始变细，越冷雪花越细，先细成针，再细成绣花针，再细成粒，直到细成面，这世界就只剩下雪渣、雪粒、雪粉了，再没有雪花和雪片。

　　李四大随手从地上抓起一把雪粉，在手心里搓揉着，说得跟真的似的，你一个南蛮，见过几粒雪粒？

　　他说，可我……学过气象。

　　巴浦洛猛地一拍大腿，你怎么不早说，现在就缺懂气象的。

　　可军医要我下去。绕了一大圈他又绕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噢，知道了。指导员巴浦洛一挠后脑勺，说我马上就召集全连，大力宣扬你的先进事迹，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这种不畏严寒、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正面典型。

　　出发的时候，连长李四大还是叫来了一副担架，说，下去吧，不会让任何人看见。他丝毫没有犹豫，说，我已经被树为发扬主观能动性的典型了。连长李四大则问他啥是能动性？他说，能动性就是美国鬼子脚上蹬着的皮棉鞋，带毛的，高靿的。见李四大的脸皱成一张干橘皮，又接着往下说，回去也没鞋，只有打下这一仗，搞到了美国鬼子的皮棉鞋，这双脚才有救。

　　这样的回答却让李四大很满意，说，是句实话，我信。但我也告你实话，老子不同意。

　　他问，为啥？

　　你是病号，而且这是你最后一次撤回后方的机会。

　　这不是实话。

　　咋？

　　病号不止我一个。他指著队伍问，这夜盲症是不是病号？这掉鼻子掉耳朵的是不是病号？

　　李四大说，夜盲症白天还可以打仗，掉鼻子掉耳朵的基本上就不影响打仗。

　　这才是你实话。他说，你到底还是嫌我跟在队伍里没有用，是个累赘。

　　是这意思，俺承认。打仗不是凑热闹，你考虑皮棉鞋，俺考虑的是你跟着去对全连的行动有啥用。

　　可我懂气象，我能给连队当气象员。

　　你咋不说你能当司令呢？就你那点小把戏，也就蒙蒙指导员。

　　他额头就冒汗了。他的玩笑开得确实有些大，李四大骂得也有道理：他宁信新兵刘逢甲能当兵团司令，也不信他能当气象员。司令每个兵团至少都有一个，但气象员却不见得有。因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气象局一年前才刚成立，直属总部，气象信息是作为绝密情报层层往下传达的，什么时候传达到哪一级，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但他还是硬起头皮，伸了伸舌头说，指导员让我留下的。李四大就不再说话了，转过身去，准备接受值班排长的报告，晾给他一个宽阔的后背。

　　天已经黑了，师主力部队已经出发，长龙一样的队伍在崇山峻岭间蜿蜒前行。

　　趁着暮色，他一弯腰又悄悄钻回到钢刀连集结待发的队列里。

　　9. 螃 蟹

　　队伍一上桥，所有的脑袋都往右偏，包括那些天色稍暗就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夜盲症”，仿佛从排头传下来一道“向右看”的口令。

　　右边是长津湖，左边是长津江。江和湖在图上以桥为界，在桥下则是融会贯通，不分彼此，江水便是湖水。湖水从桥下出发，变成江水一路往北，注入鸭绿江。而他们的行军纵队正好相反，是沿着江边公路逆流而上。跨过这座桥，就正式进入了长津湖的东岸。沿着湖岸再往南走，就是美军的防区。

　　过桥，就意味着正式进入作战地域。当然，进入作战地域后还要再往前走多远，谁也不知道。因为作战地域太大了，大桥以南、冰湖以东，一直到海边都是，而美军具体的兵力部署却尚未侦察清楚，因而师里没给钢刀连划分具体的阵地，他们只要求李四大看到美国佬的大鼻子才能停下来。所以过不过桥对钢刀连来说，其实也没什么特殊意义。除了“雪爬犁”上的新兵刘逢甲。

　　刘逢甲的“雪爬犁”紧赶慢赶，终于在桥头追上了队伍。三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尤其是前面两位，既要拖着“爬犁”追赶，还要时不时地编个笑话出来，逗刘逢甲出声，以保证他不会昏睡过去。所以当第一只脚踏上桥面，孙大嘴便忍不住长舒一口气，并煞有介事地叮嘱道，过了桥，可就不能再讲笑话了，随时都可能遇上美国鬼子。

　　我咋听着跟过奈何桥似的。钱老幺说，就不能想着点好事，比如随时都可能搞到美式作战靴之类？

　　刘逢甲没有接茬，好像根本就没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他用力地仰起头，看着前面那些像流水作业一般向右偏转的脑袋，突然说，我也想看看。

　　你要看什么？孙大嘴扭过头来问。

　　我要看看大湖。

　　你想看就看呗。

　　我趴在地上什么也看不见。

　　刚不还说困吗？

　　现在又不困了。

　　孙大嘴和钱老幺就扔下绳子走过去，一人搂一条大腿根，把他抬起来，架到右侧的桥栏边，站定了，一齐往湖里看过去。

　　湖里也是雪，只不过更平整，更光滑，像一块巨大的汉白玉石板，在夜色中泛着淡蓝色的光芒。

　　什么也没有。孙大嘴失望地说。

　　有螃蟹。刘逢甲突然抖了一下肩膀。

　　在哪？钱老幺问。

　　在海滩上。

　　那不是海，是湖。孙大嘴纠正。

　　是海，白的是浪花，一层一层的。浪花退下去，螃蟹就会露出来……

　　你还没醒吧？钱老幺打断他。

　　早醒了，我都看见它们的大钳子了，像盾牌一样挡在身前，各种颜色都有，有珊瑚色，有艳绿色，有金黄色，还有淡蓝色……

　　娘的，你俩抖什么抖？孙大嘴突然打断他。

　　我没抖，分明是你俩在抖！钱老幺像蒙受了巨大的不白之冤。

　　不会是……寒战吧。孙大嘴稍一迟疑，还是把那两个字说了出来。

　　糟！两人对视一眼，急忙把刘逢甲放下，搀扶着让他坐进盆里，果然发现他的整个身体都在抖动，就像坐在极其颠簸的敞篷火车上，嘴里也搂开了火的机枪似的絮絮叨叨没停，还在说那些螃蟹的事。

　　孙大嘴摘下一只手套，拿手背在刘逢甲的额头试了试，又解开他两颗衣扣，将手伸进他的胸口，脸色立即煞白起来。

　　钱老幺问，兴奋？

　　嗯，打寒战，呼吸也快，心跳也快，都跟上次军医说的一模一样。

　　先人哟。钱老幺抽了口冷气，脸色也煞白起来。兴奋大概是他们这几天听过的最吓人的字眼，相当于“报销”、“完蛋”、“没救”、“快了”……跟“牺牲”、“光荣”、“壮烈”这些还不一样，因为不是战死，而是冻死。刚过鸭绿江那会儿他们就从军医那里知道了，兴奋是人冻死前最早的征兆，兴奋期后是兴奋减弱期，然后是抑制期、完全麻痹期……一期一期下去，就是死亡期。也就是说，比兴奋更可怕的，是不再继续兴奋下去。

　　可刘逢甲的兴奋似乎正在减弱，他的话明显少了。孙大嘴的脸也更白了，他抓着刘逢甲肩膀的手也跟着刘逢甲抖起来，声音也跟着打颤，俺告诉你，你不能死，你是全兵团唯一的气象员，俺可负不起这个责……

　　那都是蒙人的。刘逢甲咯咯直笑，现在可以告诉指导员了，我欺骗了组织。

　　那你到底学没学过气象？

　　没有，只有“六出纷飞”是从书上学来的，还是国文书。

　　其余呢？

　　其余都是冻出来的，就像饿极了的人见到块石头都希望是块能顶饿的石头，我们冻怕了的人见了粒雪粒都希望是天气转暖的好兆头，越冻得难受就越留心这些跟天冷天热有关的东西。

　　你瞎说，冻能把人冻成气象家？你这是兴奋了，在胡说八道。

　　以前是胡说八道，现在是实话。刘逢甲的声音也开始颤抖起来，上下牙齿撞击得“嗒嗒”直响。

　　难道跟俺那螃蟹药一样，都是瞎琢磨出来的？

　　嗯，咯咯咯咯……刘逢甲又开始笑。

　　钱老幺说，现在扯这些干啥，先给他搓搓雪吧，兴许能管用。

　　来不及了，孙大嘴抬头望了一眼桥的尽头，说，无论如何得先过桥。

　　无论如何得让他继续兴奋下去。钱老幺补充道。

　　“雪爬犁”突然在桥上飞奔起来。钱老幺边跑边向他追上的官兵发口令：往前传，刘逢甲兴奋了，让我们先过桥，前面让路。

　　追上一个重复一遍。并肩行进的两路纵队，随着口令的传递迅速停下，靠向两边，像拉链一般在原本拥挤的桥面上“哗啦”撕开一条宽阔的通道。通道两边的官兵也不再前进，纷纷转过身来，相向而立，看着从他们眼前飞奔而过的“雪爬犁”。两个身体强壮的老兵冲上去抢过绳子，替下了钱老幺和孙大嘴。尔后，像安排好了似的，每跑一段，就有两个人上来，抢过绳子，替下前两位。

　　没有人出声。只有被替下的孙大嘴还紧紧地跟在后面，眼睛死死地盯着仰躺在木盆里的刘逢甲，嘴里机械地重复着：

　　你听着，螃蟹，海滩上都是螃蟹……

　　10. 螃 蟹

　　一望无际的海滩上，潮水悄然退下，露出无数只螃蟹。它们支棱着火柴棒一样的眼睛，在潮湿的沙地上奔跑，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公蟹们挥舞着艳丽的大钳子，像五颜六色的盾牌，有珊瑚色，有艳绿色，有金黄色，还有淡蓝色……

　　刘逢甲的眼前再一次出现成千上万只招潮蟹。自从第一次听孙大嘴说起那种奇特的药水，那些螃蟹就不时地在他眼前浮现。它们就像孙大嘴那奇特的想法和那颗独特的后脑勺一样，让刘逢甲快活了很长时间，使他一次次从昏睡的边沿清醒过来，直到他们追上队伍赶到桥头，看到被冰雪覆盖的长津湖，针扎的疼痛才重新扩散开来，从脚尖扩散到全身，进入五脏六腑。疼痛很快变成灼热，身体像一盆炭火骤然燃起，极冷和极热交替着，他辨别不清，只知道身体在极速燃烧，犹如站在闽南海滩的烈日之下。他在燃烧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舒适和愉悦，他感觉身体轻盈，如驾着舢板在海上飞驰，无数熟悉的脸庞从眼前掠过，为他喝彩。舒适和愉悦中，他幸福地幻想，明天肯定会暖和，他的脚将像那些螃蟹一样重新长出来。那些和他一样在这片冰天雪地里失去了手，失去了脚，失去了一切的人都将像那些螃蟹一样重新长出来。于是他的眼前再次出现海滩和成群的螃蟹，以及它们珊瑚色、艳绿色、金黄色和淡蓝色的大钳子，耳边再次想起孙大嘴那些有趣的话，不由得咯咯直笑。炭火越燃越旺，他在灼热的炙烤中浑身抽搐，慢慢融化，然后一点一点地熄灭。

　　后? 记

　　几个小时后，战役全面打响。四个昼夜后，长津湖东岸的战斗胜利结束，钢刀连除连长李四大外全部战死，而刘逢甲则是该连唯一牺牲在战斗打响前的烈士，也是全兵团数万阵亡者中唯一的气象员、唯一的福建兵和最年轻的战士（经战后多方考证，其实际出生年份应为公元一九三四年，农历甲戌年，是年十六岁）。

　　責任编辑：王玉珏

　　当代小说 202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