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岩

　　意外和明天，没有人知道哪一个先来。高幸娜这天正为大哥的婚事忙得不亦乐乎，意外就这么不早不晚地来了。当时已临近中午，她到县城买好了床上用品正兴冲冲地往回赶，却在村口被一个牵着孩子的四十岁左右的陌生女人挥手拦住。高幸娜奇怪地问，有事儿？女人笑盈盈地说，有事儿，向你打听一个人。高幸娜问，打听谁？女人说，这个村里有没有一个叫高秀庄的人？高幸娜禁不住一愣，打量着眼前的女人和孩子，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她警惕地问，你是谁，找他干嘛？高幸娜虽说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话里却已表明村里确有此人，女人说，我是他的一个亲戚。高幸娜一向头脑简单脾气暴躁，有了心里的猜测她失控地骂道，识抬举的话就赶紧滚蛋，高家没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亲戚。骂完她拧开电门车把一扭，三轮车就“嗖”地蹿了出去，沿着村里刚铺好的水泥路，转眼她就到了家。

　　家里基本收拾妥当，铲除了院里的杂草，房顶的裂缝用沥青糊了一遍，屋里屋外的墙面刷了涂料，家里乱七八糟的烂东西都当垃圾扔了。她和丈夫小辉从县城买了一套一点都不旧的二手家具，再把新铺盖往床上一铺，这个家看起来又像是个家了，她觉得自己又有了娘家。铺好床，她坐到床沿上歇息，想着再弄个窗帘就不缺什么了。目测窗户的尺寸时她看到窗台上相框，伸手拿到了手里。相框里都是早年的照片，有全家福，还有她和两个哥哥的单独照，全家福上的她只有两岁，被父亲抱着，七岁的大哥和五岁的二哥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全家人都带着羞涩的笑容，特别是最小的她，据说是被照相师逗了，咧着嘴笑得都没有眼睛了。单独照就显得呆板了，个个面无表情直溜溜地戳在这儿或者那儿。这个相框是她唯一没舍得扔出去的东西，她敢肯定她不扔掉的原因跟上面有没有父亲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只是觉得不应该扔掉家里的老照片而已。看着父亲的脸，她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

　　她用手机拍了几张家里收拾好的照片锁上家门到了大伯家。大伯正在红纸上写供奉天地的毛笔字以备大哥婚礼拜天地时用，大娘问她吃了饭没，她说没有，大娘就盛了碗饭给她吃。吃着饭，她绷不住了，说起了向她打问父亲的那个女人。大伯听说这事脸上由笑意变得严肃起来，他搁下毛笔问，人呢？高幸娜说，我让她滚蛋了。大伯说你该问清楚是什么亲戚。这显然对她的做法有丝埋怨。高幸娜歪头“呸”了下，什么狗屁亲戚，听口音是个南蛮子，肯定是他找的小老婆，还有那孩子，像极了他。大伯说，这不很好吗，证明他还活着，活着总比死了好。大娘凑过来，是不是他听说幸福要成家，他想回来又不敢进家躲在哪儿？大伯说这也有可能。高幸娜怒道，他回来干嘛，想充家长，不稀罕，回来也得把他赶走。大伯说，别赶，总归是你爹。高幸娜抛下句冷话，是我爹吗，他扔下这个家跟别的女人私奔时就不是我爹了，我娘被逼得上吊后，他就更不是我爹了，他在我眼里还不如一条流浪狗。大娘所担心的是，那女人要真找到家来可怎么办？高幸娜炮样的火气并没下去，她要敢找过来我就把她打死。大伯一本正经地训她，看你又耍二百五不是，凡事都得讲点策略。

　　父母都不在的这些年，大伯大娘一直充当着父母的角色，特别是年岁最小的高幸娜，父亲离家时她三岁，母亲死时她五岁，大娘就让她在身边当小闺女待着。大伯家有三个闺女，都比她大，都宠着她，她的坏脾气就在那时养成了。大伯早年在村上开着个木器厂，生活还算富裕，虽说多负担了三个孩子，日子也算过得去。大伯家没男孩儿，所以她的大哥高幸福和二哥高幸运就特别招大伯待见，大伯本想过继过来一个给自己当儿子，这事儿还没办成，父亲就跟别的女人跑了，再加上母亲一死，这三个孩子就都成了他的孩子。高幸娜跟大伯大娘住到十六岁初中畢业，然后怎么都不想上学了，非得跟邻村的几个同学出去打工，打了三年工，就跟同厂的外地人搞上了对象，闹大了肚子，只好匆匆忙忙没拿证就结了婚。对方娶了她就原形毕露，动不动就动手打她，她在忍无可忍才带上女儿跑了回来。大伯大娘再一次无条件地接受了她，又掂对着给她找了邻村一个知根知底的婆家，她的日子这才过稳当，第二年她给婆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婆家都把她当宝，爱屋及乌，她的闺女也成了婆家的宝贝。二十四岁的高幸娜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儿六岁，儿子四岁。

　　下午又扯了几尺布在大娘的缝纫机上弄了个窗帘挂上，高幸娜就回婆家了。她对丈夫小辉说了那女人拦他打问高秀庄的事儿，小辉倒是满不在乎，还开她的玩笑，说不定你爹现在都成大款了呢，咱也能跟着沾个光。高幸娜骂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吃了晚饭高幸娜把拍的几张照片给大哥从微信发了出去，大哥回了一个大拇指，然后发过来一万块钱。她没收，她说钱够了。大哥说，和大伯通过电话了，知道你上次一个没留，拾掇家都是花自己的钱。她说大哥你这就见外了，二哥当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姓了别人家的姓，大哥你是咱们高家唯一的根，我给咱们高家花点钱应该的。大哥说，你要这么说，这钱你更得收下，我上学时没少花你寄给我的生活费，我欠你太多了，到现在都没帮上你什么，还需要你来帮我，你要不收，我就欠你更多了，我会很难过。高幸娜说，大哥你要这么说，那我收下吧。大哥发过来一个笑的表情。大哥说，这个周末我们就回家。高幸娜说，向嫂子问好。

　　这次和大哥聊天可以说是一次灵魂对灵魂的碰撞，以前她从来没有和大哥这么推心置腹地聊过。大哥一直上学，警校毕业后在郑州工作了两年，后来报名到拉萨当了一名铁警。拉萨离河南比较远，工作也忙，几年中他只回来过一次，是去北京学习时路过，只住了一晚就走了。不过大哥经常与大伯通通话，与她很少有交流。大哥一直读书有文化，又是一名警察，而她学的那点知识早就被时光吞没了，她成了村里最普通的二婚农妇，她觉得大哥不会看得起她，也不会跟她有可交流的东西，只是那份亲情还在。她跟二哥也没什么交流，二哥有狂躁症，大伯也想把他供出来上个大学，可他上到高二就上不下去了，遇到什么事都狂躁，经常跟同学打架，还跟老师打。大伯把他带回家，又想给他娶个媳妇安稳住他，看他那样又没哪个姑娘敢嫁给他。他的性格越来越暴躁，后来他不知发哪门神经去找欺负母亲的电工报仇，把电工砍了几刀，电工没死，他却坐了三年大牢。出狱后他都没有回村，又过了两年他回来迁走了户口，他在外省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连姓都改了，他说他不想回家，他不想姓高，他觉得姓高丢人。大伯无奈地说，也好，不管他姓什么，只要好好地就好。这些年，二哥跟他们很少有联系，去年打给大伯一个电话说，他有儿子了，生活得也很好，叫他们放心。大伯让他带着媳妇儿孩子回家看看，他答应有时间就回来，一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后来再找他的电话，号码就成了空号。大哥要结婚，她想通知，干着急通知不到。

　　大哥先前从微信给高幸娜转过来两万，她没有留，都给了大伯，大伯开始不肯要，说自己家娃娃办婚事，他乐意掏这个钱。高幸娜还是硬给了他，她说你养我们长大，供我们上学，特别是大哥念高中念警校，如今有了工作，该是报答你老人家的时候了，这钱你必须拿着。大伯这才流着老泪抖着手把钱拿在了手里。大伯今年七十一岁，已经两鬓斑白，他自己的三个闺女都没怎么让他操心，虽然没一个上出学来，可都正常成长，之后正常嫁人。而他们兄妹仨却让大伯操碎了心，特别是她，既让大伯操心又让他丢人，可大伯却依然像亲闺女一样亲她疼她。想到这些她就更恨那个给了他们生命却不抚养他们的父亲高秀庄，更体会到大伯大娘的不易，她打算把大哥转给她的一万块只留一半，那一半给大伯。这么决定了，第二天她就把钱取出来给大伯拿了过来。大伯哪里肯收，他说不盖房子不买车子的，那两万也花不完，干嘛又给他钱，这次说啥也不收。高幸娜给大伯出了个主意可以把钱再还回去，大哥结婚他不是要出礼吗，这五千块就当见面礼给了新娘子。大伯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就收下了。她自己也准备了两份礼包，有二哥一份，每份两千元，她跟小辉说，等联系上二哥再要回来，二哥不会赖这点钱。小輝说，别总说那么多废话，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家你做主。这话说得不好听，却让她感觉有点甜。

　　给大伯送完钱高幸娜就回婆家了，刚到家，大伯就打来电话问她和小辉昨晚有没有到东院去？她说没有。大伯说，有人看见昨晚东院的灯亮着。她说不可能吧，我们没去。大伯说，那就怪了，我过去看看。过了一会儿，大伯又打来电话说，街门的锁打不开，像是被谁换了锁。这就怪了，高幸娜正洗着衣服，她擦了把手就开上电三轮车回娘家了。

　　锁确实被人换过，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她买的大了一号。急脾气的她从大伯家拿了大锤三两下就把锁砸了，推开门她便看出了端倪，院面上一片一片是湿的，显然是泼上去的水。再推开屋门，痕迹就更明显了，床单皱巴巴的明显是被睡过的，但被褥却像没动过的样子。高幸娜脑子里突然闪过那个女人和孩子，但又感觉那个女人不像有这么大的胆量。她想问问前邻后舍看有没有在昨晚听到动静的，四下瞅了瞅，除了一对眼花耳聋的老夫妻周围已经没有邻居住在这里了。以前的老房子面积都小，一口一块的，大家都不翻盖把新房盖到外面去了，村也成了空心村，而她家就在这个空心里。本来大伯不让收拾这家的，自两个哥哥不在这个家就闲了起来，天长日久就成了荒院，乍一来看到长满一人高杂草的院子还觉得瘆得慌。大伯说，幸福两口子只是在家行个礼，最多住上两三天就走了，就住他家就行。可高幸娜还是决定收拾这个杂草院。毕竟这个院子才是大哥真正的家，她觉得母亲一定在院子的某个角落苦苦地等待着孩子的归来。她跟大哥商量收拾这个院子的事，大哥也赞同。

　　高幸娜正坐在床边纳闷儿，回家的大伯又过来了，她把情况给大伯说了，又把心里怀疑的事儿给大伯说了。大伯也认为有可能。大伯让她先回去，说晚上他操着这个院子的心。高幸娜去小卖部又买了一大一小两把锁回来，往常她没锁过屋门，这次她用小锁把屋门也锁了，给了大伯两把钥匙就回家了。晚上，她正看着两个孩子写作业，大伯来电话了，说让她和小辉过去一趟，东院有情况，她问有什么情况，大伯说到了再说。小辉没在家，她给他打了个电话就先骑起电车走了。

　　很快到了家，高幸娜一进门就看到大伯正坐在门槛上抽烟。她慌张地问，怎么回事儿？大伯说，你进屋看吧。一进屋她便看到了预感中的女人和孩子。这让她没有感到有多震惊，而是万分的气愤，她嘴里骂着“不要脸”扯住女人的衣领就把她撂倒了，孩子拽着女人的衣服也跟着倒在了地上，虽然惊吓却没有哭叫。女人坐起来把孩子搂在怀里说，不怕孩子，她是姐姐不是坏人。高幸娜冲她“呸”过去，狗屁，野种，你们都快点给我滚，这是我家，你这叫私闯民宅，是犯法的。女人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起相框理直气壮地说，我看到了，那个抱着孩子的男人就是高秀庄，这是高秀庄的家就是我的家，我是高秀庄的女人，她是高秀庄的孩子。高幸娜喊道，你放屁。大伯上前把高幸娜拉到了一边说，别瞎喊，深更半夜的你是不是想叫别人听到来看咱家的笑话儿。这句话很管用，高幸娜不叫了，她把声调压低气哄哄地说，大伯你说这叫啥事儿，是不是咱家的人天生就是让别人欺负的。大伯说，别瞎说，没人敢欺负咱。高幸娜说，我娘不就是被那电工欺负死的吗。女人说，我没有欺负你，我是没有办法。高幸娜说，你没有办法你去找高秀庄呀，你不能赖着我们。女人说，我就是找不到高秀庄才找到这儿来的，他都走了一年多了，我以为他回家了。

　　接下来，小辉到了，还带着两个孩子。她不高兴地说，带孩子来干嘛。小辉说，两个孩子不放心你，非来。两个孩子看到气氛紧张没有多说话，乖乖地靠在家具上。女人看到这两个孩子眼里有了光，她跟高幸娜说，你就让我们先住下来吧，我们娘俩真的无处可去了，就算不可怜我，你也要可怜可怜孩子，你也有孩子，孩子是无辜的。高幸娜嘶哑着嗓子说，我和大哥二哥曾经也是孩子，他跑出去跟你这个野女人过，他可曾可怜过我们？大伯突然替女人说话，娜娜你冷静点，她也是无辜的，当初你爹不是带她跑的。高幸娜怒道，她再无辜也不能做强盗吧，她做强盗就是犯法。女人说，我没有做强盗，我只是没有办法。

　　看老婆气得脸色发紫，小辉也没作声。大伯说，这么着吧，我看今天就先不说这事儿了，天太晚了，娜娜你让她们娘俩先住这儿，明天再商量怎么办。高幸娜反驳道，不行，她们不能住这儿。大伯又对女人说，要不这样，你们娘俩今晚先跟我回去住一晚。女人却倔强起来，我不跟你去，我就住这儿，这儿是高秀庄的家。高幸娜又要去撕扯她，女儿却跑过来抱住了她的腿说，妈妈你让她们在这儿住一晚吧，要不她们会睡大街的。小辉趁机说，就是，就当她们是可怜虫好了，让她们明天一早就离开。女人抱着女儿没吱声，大伯也没再说话，高幸娜虽然妥协了，嘴上却不服，朝女人说，我不是怕你，我是可怜你，但是床上的被褥你们不能动，那是给我大哥结婚用的。女人说，我知道，我们不盖，盖了不得好死。大伯说，我回去给你们拿两套被褥去。女人说，不用了，我们有。高幸娜环视了一下屋内，没有看到她的铺盖，她跑到套屋一看，果真，女人已经打好了地铺，铺了一张塑料泡沫地垫，地垫上放着一条军被。高幸娜狠狠地瞪着女人骂了一句“不要脸”，这才跟他们走出了家门。

　　次日高幸娜就因美尼尔综合征住院了，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高幸娜的美尼尔综合征是在和小辉结婚后发现的，当时只是偶尔会眩晕，耳鸣，她认为是上火，也没觉得是病，有一次严重到呕吐后晕倒在地，小辉带她到大医院做检查，才知道得了这么一种从来没听说过的怪病。这病除不了根也要不了命，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复发，医生建议她收收性子，心平气和可能会减少发病的次数。人的性格哪儿是能改就改的，大概晚上喊了那女人几句，心里再下不去那劲儿，火气一攻，干咳了几嗓子就耳鸣头晕起来，天旋地转，一下床就倒地了。这一次闹得比较凶，耳朵里烦人的蝉叫声一直都消退不了，医院建议多住几天，可大哥的婚事临近，她只在医院里住了三天就非出院不可。在医院里住的这三天她也不安心，老惦记着那女人走没走的事儿。小辉和大伯都告诉她第二天清早就走了。出院后她第一时间到了东院看，果真没看见她们，但是铺盖却还在套屋搁着。这几天有好几次她想给大哥打电话说那女人和孩子的事儿，小辉不让打，他说大哥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媳妇，别因为家里这点破烂事儿给他添堵。高幸娜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

　　高幸娜出院的第二天大哥就带着新嫂子回来了，回来的当天正好是周末，大伯家的三个女儿也都带着家人来了，那可真是熱闹。晚上他们聚在镇上最大的一个饭店里吃饭，满满的两大桌。新嫂子在拉萨是一名小学音乐教师，美丽大方，也懂事，大哥给她一一做了介绍，她该叫什么都会叫一声。特别是介绍大伯大娘时，她叫的不是大伯大娘，而是爸和妈。她温柔地说，我知道是你们养育了幸福，我要谢谢你们。她把带回来尽孝的礼物一块手表和一个手镯亲自给大伯和大娘戴到了胳膊上。当时大伯和大娘都激动得老泪纵横。有了这么懂事的媳妇，大伯说，幸福交给你，我们也就放心了。

　　大哥回来的第三天是最热闹的一天，大伯招呼了全村的人都来参加婚礼，他对大家说，礼不礼的都不在乎，只要来吃饭就好。没有儿子一直是大伯的遗憾，而二哥幸运又当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如果大哥再不回来办个婚礼，也会被村里人看成是当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大伯会认为比别人低一头。所以大哥说回来办个婚礼大伯高兴得忙前忙后见人便宣布幸福要回来办喜事。按村里的规矩，婚礼是在家里拜天地，在礼堂吃饭。村里的礼堂是近年来才修建的，谁家有喜事只要在村委会申请一下就可以用，礼堂里招待亲朋好友所用的桌凳锅碗瓢盆什么都有，只要买来东西就能开火。新娘穿着雪白的婚纱在家里拜天地时家里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大哥听大伯的建议穿着警服，那是一个威风。在村支书司仪的主持下拜过天地和父母就算结束了，父母当然是大伯和大娘。大伯和大娘也双双给了红包。之后看热闹的人拥着一对新人往礼堂走。礼堂里还有个小仪式，就是村支书宣布这对新人已礼毕，让新郎和新娘台上给乡亲们见个面。露天的礼堂里站满了人，大家都争着看拉萨来的新娘子。在他们心里，拉萨远得就像外国，自然也把新娘子看成了外国人。新郎简单地讲了几句，感谢大家的捧场，说他没有忘记家乡和家乡的父老乡亲。新娘子却大方，她讲着最最标准的普通话，还放起音乐拿起话筒当场演唱了一首《天路》——那高音听起来不亚于原唱，台下不由得响起了久久不散的掌声。唱完歌，新娘子深情地望着丈夫说，我把这首歌献给可爱的乡亲，同时也献给我亲爱的丈夫，因为他就是每天守候在那条“天路”上的一位英雄，他很了不起，我会一辈子爱他，我以后还会跟着他回家乡来，希望乡亲们像今天一样欢迎我。台下又是一阵久久的掌声。随后，大家吃喝得特别开心，小孩子们高兴得直往新娘跟前跑，哪个孩子跑到新娘跟前新娘都会亲切地摸一下孩子的头，被摸了头的孩子就羞得一下子就跑开了。

　　因为新娘子的歌声，因为新郎是守候在“天路”的警察，这个婚礼，应该是村里自古以来最能让人记住的婚礼了。新娘在婚礼上叫大伯大娘为爸和妈，这成了大伯大娘多半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高幸娜已经看到了哥哥的幸福，她感觉高家又满血复活了，高家又有了新的希望。大哥办完婚礼又住了两天就和嫂子回拉萨了，至于那个暂时消失的女人和孩子，在他们心里是不存在的。大哥走的第二天高幸娜回家收拾，院里没人住就会有老鼠进屋，她得把被褥放进柜子里。远远地她就看到家里的街门没上锁，她以为大伯或者大娘在，结果却是那个女人和孩子。她身体里的炸药一下就被蹿出来的火气点燃了，她像是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大喊了一声，你怎么就阴魂不散呢。女人像是做足了准备，不紧不慢地说，这应该就是我的家，我不回这儿回哪儿呢？什么？你的家，你见鬼去吧，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要再不滚我可要打110了。女人并没有怕，而是说，你打吧，110也不能把我赶出去。高幸娜真在手机上拨通了110，她刚开口讲话大伯就来了，把手机夺过去挂了。大伯生气地训她，怎么，你嫌咱家事儿少是不是，你想让咱家这破事上头条新闻是不是，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高幸娜的头又眩晕起来，“哇”的一口吐出来就倒下去了。这一倒下去她又在医院住了十天。

　　住院的这十天，医生叮嘱高幸娜什么也不要想，可她就是控制不住地想，并且绞尽脑汁地想过去的事情。实际父母在她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她只知道父亲是带电工家女人跑的，母亲是不堪忍受电工的百般侮辱上吊的，印象中父亲长得帅气，大哥和二哥都比不上他，母亲的眼袋很重，头发浓密。再有对母亲的记忆就是埋葬母亲的那天，很多人抬着一口大棺材往东山上走，然后把那口大棺材埋到了地里。跟小辉结婚后的每年她都会去给母亲烧纸，她也总会想到那口被人抬着的大红棺材，有时候她会翻来覆去地想，那口棺材埋在地里这么多年，它坏了吗，它还那么红吗，棺材里的母亲只剩下骨头了吗？她竟然会多次出现挖出棺材来看看的幻觉。对父母的印象也仅此而已。

　　高幸娜对父亲的痛恨是后来她和两个哥哥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她认为如果不是父亲带着电工的女人离家出逃电工不会一直欺负母亲，如果母亲不被电工欺负她也不会死，她不死这个家就非常的美满，她不会早早地和一个坏男人同居，二哥不会得狂躁症，不会做别人家的上门女婿，大哥不会选择到拉萨那个天边去工作，这个四分五裂的家都是父亲的罪孽，父亲真是个畜生，她经常在心里这么骂他。十九年了，十九年来他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大家都认为他悄无声息地死了，死了就死了，没人会认为是种遗憾或是什么可惜的事情，可他偏偏没死，他竟然又换了一个女人，并且闹腾出一个孩子，还把女人和孩子像扔母亲和他们一样扔掉尥蹶子走人了。天知道这样的畜生父亲是不是又跟另一个女人远走高飞了，天知道再过几年会不会再有一个女人领着一个更小的孩子来村里打问高秀庄。想到这个，她就恨恨恨，她想如果能见到高秀庄，她就一刀子把他捅了，让他再也不能祸害人了。

　　这十天里，那个女人给高幸娜送过来一次她亲自熬的鸡汤，被高幸娜一拳头打翻在地，她喊那女人，姑奶奶不吃这套，你早点滚出我家比做一百碗鸡汤都好。那女人一句话没说，默默地收拾了一下地板就走了。女人走出门后小辉追出去对她说对不起，她也没说什么。出院后高幸娜在婆家待了几天，经过深思熟虑后她做了一个决定——搬家，她要搬到娘家住。不过这次她以自己的身体为重，改变了策略，不气不恼，就是硬生生地把那个女人挤对出去。因为她的病家人谁都不敢和她硬顶，劝了几句劝不住就由着她胡闹。她带着两个孩子住了进来，两个孩子都在镇上上学，女儿上小学儿子上幼儿园，而小镇离娘家村比婆家村还近，反倒方便了她接送。女人住里屋，高幸娜住外屋，两个女人三个孩子就这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过着各不相干的生活。女人真有安营扎寨的架势，她把院里一个以前放杂物的小破屋收拾成了厨房，然后买了煤气灶，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连葱姜蒜都不缺，每顿饭都做得喷香。小姑娘叫幸然，这显然是排着他们叫的，女人叫孩子时故意在名字前面加上姓，高幸然吃饭了，高幸然写字了，高幸然睡觉了，她动不动就叫高幸然，那张嘴像个指挥棒。高幸然也听指挥，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从不说“不”。她的两个孩子却是说着“不”长大的，她认为自己的童年没有父母的陪伴很可怜，绝对不能让孩子的童年少了她没有得到的东西，所以对孩子们过分地宠。但两个孩子在这里住是绝对不能和那个小姑娘有任何方式的接触是他们提前就订下的条约，如果他俩谁违反规定就回家跟爷爷奶奶住。高幸娜没有添置锅灶，她跟孩子的一日三餐都在镇上吃，有时候大娘会把她们叫过去吃。大伯劝她回去吧，这样对抗也没有意义，高幸娜懂大伯的心思，他有心让娘俩住下来当诱饵，好引诱他的兄弟回家。高幸娜感觉大伯简直可笑，走了十九年的浪子，他就像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哪儿算哪儿，已经回不来了。

　　高家在村里是独户。这些日子高家这点破事早就被传成了娱乐节目。但以前那个肇事者电工是不参与这个节目的，自他被高幸运捅了刀子后他就老实了，见了高家人就躲着走。他后来又娶了一个现在也儿女双全了，至于回来的女人为什么不是他的前女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反正自那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村里高家的人就开始接着丢了，现在也不怕再丢下去，高幸娜已经无所谓了。她自己深陷其中，有时即便是怀疑自己的作为可能不对头，她也要用尽一切办法向自己隐瞒自己的这种怀疑，她什么都不说，也什么都不想了，就这么干耗着，至于在耗什么自己也不太清楚了。

　　过了一段日子，那个女人改变了生活状态，有时候出去一上午，有时候出去一下午，有时候中午也不回来，把小女孩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小女孩儿一个人在家也很乖，在院子里她们吃饭的小桌上写字和画画，饿了渴了就自己吃零食喝水。有一天高幸娜实在无聊，偷偷走到小女孩儿的身后看她在画什么，没想到她画的竟然是一家三口，一男一女中间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画的右下角还写着——高幸然画。这张画让高幸娜心里有着说不上来的沉重，小女孩儿感觉到了后面有叹气声转过头看见了她，她甜甜地叫了一声，姐姐。突然之间，高幸娜觉得小女孩儿的那双眼是那么似曾相识，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自己。她明白，这是父亲留在她们身上共同的影子，尽管她使劲地不去想那个她认为是畜生一样的人，但那个影子她无论如何磨灭不掉。她的心倏然就软了，她问小女孩儿，你上过幼儿园吗？小女孩儿答，没有上过。高幸娜问，那你的字和画谁教你的？小女孩儿答，我妈妈。高幸娜问，你为什么不上幼儿园？小女孩儿一句话分了两段说，因为我——不是正常人。啊？难道你是外星人？小女孩儿摇头说，我也不是外星人。那你是什么人？我是个黑人。你不黑啊？我不是肉黑，我是人黑。高幸娜竟被她的话逗乐了，肉黑和人黑有什么区别吗？有区别啊，你看我的肉多白，一点都不黑，可是我的名字却没地方放，所以我妈妈说我是黑人。高幸娜一下子明白了，小女孩儿是没有户口。这话刺中了她似的，她离开了小女孩到屋里睡觉去了。

　　又过了几天，高幸娜和孩子在镇上的一家饭店吃饭时看到了那个女人，她在这家饭店当服务员。既然已经坐下来也不能认掉头就走，她叮嘱孩子们不要讲话只管吃饭，然后就故意摆谱叫，服务员拿菜单来，我要点菜。那女人正常地走了过来，像不认识她一样很镇静很熟练很笑容满面地说，我们店没有菜单，也没菜可点，就凉菜和面条，面条你可以选择什么味道的，墙上都写着呢。女人的笑脸让高幸娜无计可施，她急中生智说，我不识字，你给我说一下都什么面。女人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一点都没有觉得受了侮辱，非常淡定地说了一遍墙上的面条的品种。周围的客人像是看出了端倪，都向高幸娜这边投来觉得她没有素质的目光。为了照顾自己的面子高幸娜要了一盘凉菜三碗最贵的面。她吃面时看到那女人并没有看她，而是在客气地招待着别的来客，她还看到那女人把一碗客人没有吃多少的面条端给了外面一个乞丐。高幸娜认为那女人是故意在她面前显示仁慈来衬托她的傲慢无理。可面倒给那个乞丐后那女人又开始忙起来，并没有向她看上一眼，老板也没有说一句话，好像这种事对于那个女人是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高幸娜这顿饭吃得特别别扭，吃得肚子不舒服。她一路上都在想，得找她个事儿把气补回来。

　　周末，小辉来带孩子，说是爷爷奶奶想他们了。孩子们被大伯領到他家去了，就算不领走高幸娜也不让带，她说把孩子带走她自己的气势压不住那个女人。小辉无奈地说，要不，让咱爹娘和大伯大娘都过来住吧，那气势肯定够大。高幸娜打了小辉一拳。小辉嬉皮笑脸地在她耳边说，好久没弄你了，就回去待一晚行不行。她一抬头突然看到小女孩儿正站在里屋的窗户里看她们。小女孩儿也看到高幸娜看见了她，但是并没有躲开。小辉走后，她回屋朝小女孩儿走过去，像对待她妈妈一样问她其实是在喊她，你们啥时候滚蛋？小女孩儿像大人一样淡定地说，姐姐，妈妈说这里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走了。高幸娜接着喊，我不是你姐姐，你妈妈很无赖你知道吗，你不觉得你有这样的妈妈很丢人吗？小女孩儿盯着高幸娜说，我妈妈从来没有说过姐姐不好。这话让高幸娜太不舒服了，她现在才明白，她不仅对付不了那个女人，连对付这个孩子都感觉困难，这对母女很有一股光脚不怕穿鞋的那种气势，她有种腹背受敌的危险。她真想给这个孩子一个大耳刮子，手攥了几攥还是没有伸出去。你们不是不走吗，我赶不走你们，行，我把房子炸平，我看你们还能在哪儿住。

　　高幸娜到处打听炸药是怎么酿成的，她曾听上一辈人说过，他们小时就经常在碾子上酿炸药到山里炸石头盖地基。可是问来问去，都没有人知道。她又在网上查炸药的做法，网上的概念非常模糊，什么这个化学成分那个化学成分的她也看不懂。最后她想到一个好办法并且实施了，她通过一个渠道买了很多二踢脚，然后把二踢脚的药面都剥出来包成了一个大包，然后弄了几根长长的炮芯当导火线。偷偷地弄好了这个大炸药包她得意极了，忽然想到电影里董存瑞手举炸药包炸碉堡的那一幕。她恨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打仗的年代，她想如果自己生在那个年代，家庭对她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父亲走了算什么，母亲死了也没什么，她就离家上战场，战死了还能是一位女英雄，还能在家乡留个好名声。而现在呢，这算什么，她要炸自己的房子，她又在想，炸掉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意义呢？炸还是不炸呢？她正在想了又想，突然，街门“哐里哐当”响了，她伸头一看，家里来了三四个威风凛凛的警察。她完全没有意识到怀里抱着刚做好的炸药包，她走到院里问，你们有事儿？几个警察相互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其中一个警察问，你叫高幸娜？高幸娜点着头说，对，你们有什么事儿？这个警察说，我们是来找你家老公的，他在屋里吗？高幸娜的头马上“喳喳”起来，她问，小辉他出什么事儿了？趁她慌神之时一个警察猛地冲到她跟前抢走了她怀里的炸药包。高幸娜突然明白了警察在跟她耍花招，看到炸药包抢到手，问她的警察马上转变了态度说，走，跟我们走一趟吧。高幸娜害怕地问，要我跟你们去哪儿？警察说，公安局。当时她的腿都抖了。

　　警察表明是村里有人报警说她到处找炸药并且买了许多二踢脚。高幸娜问，是个南方口音的女人吗？警察说不是。她问是谁，警察不告诉她，也不准她再问。无论她怎么解释那个炸药包是用来炸房子的，警察也不会相信她。后来大伯和小辉都来了，他们都不相信高幸娜制造了炸药包，但是炸药包的确存在。警察允许他们暂时见面，他们才彻底相信高幸娜果真制造了一个炸药包。大伯很痛苦地说，娜娜啊，怎么你就想不开呢，你炸死了她你还能活吗，你想让两个孩子像你一样没有妈了是不是？小辉站在一边一声不吭，像是对她失望至极的样子。她觉得自己都要爆炸了，她喊起来，你们都想什么呢，谁说我要炸死她了，我干嘛要炸死她，我只是想炸掉房子而已。明白了这个情况他们马上找警察说清楚，可是警察说不管炸掉什么私自制造炸药都是违法的。小辉着急地问，要判刑吗？警察说，这得视情况而定，他们也说不清。

　　这件事大伯和小辉四处找人求情，经过半个多月的周旋高幸娜才得以解脱。高幸娜回家时看到两个孩子正和那个小女孩儿一起跳皮筋，玩得很高兴，看到她回来，三个孩子都僵住了。意外地，高幸娜并没有说话，直接走到了屋里。这时，那个女人从套屋走出来说，你回来了真好，我已经收拾好了，我和孩子马上就走。高幸娜木然地问，你们要去哪里？女人说，我在镇上找了个地方住，这样高秀庄回来也能尽快地知道。高幸娜说，他不会回来了。女人说，他会回来的，这是他的家，他爱你们每一个孩子。高幸娜木然着苦笑，他心里没有爱，他要有爱就不会把我们扔了，把你们也扔了。女人说，他可能曾经非常不好，可他也会变好，只是他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回家路，我想，他可能，他可能病了，他是從医院里出来离开我们的，我想——总有一天他会打通一条——回家的路，我想——他会的。这个女人第一次在高幸娜面前掉了泪。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高家的泪都那么的值钱。

　　你们就在这儿等吧，是我该回家了。高幸娜说着开始收拾她的东西。

　　姐姐，你听到了吗？你妈不赶我们走了，你妈答应让我们在家里等爸爸了。外面，那个小女孩高兴得大叫起来。

　　你不能叫她姐姐，她得叫你小姨。高幸娜没有听出来这句话是谁说的，但她没有反对，反而也掉下了高家金贵的泪珠。

　　责任编辑：刘照如

　　当代小说 202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