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鸿

　　“我是阿福古，贵莲婶的邻居，隔两座屋，”阿福初来深圳，电话里这样报的家门，“我家在祠堂边，你一定识得我！”

　　阿福所说的贵莲婶是我姨妈。他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了他的屋子。

　　“你一定还记得那口池塘吧？那一回你在游水，我不會水，蹲在岸上看。”阿福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阿福成功捕获了我的记忆，我记得那口塘，在塘里游过水，不过无法判断，他说的是哪一次。

　　阿福有办法让我记起，紧接着说：“那次，我看得出神，被人推了一下，掉进塘里了，是你把我捞起的。”

　　哦，我想起来了。那一回，我把参与对这个小屁孩的打捞视为自己的英雄壮举，炫耀了很久，班主任还给我记了“好人好事”的功。

　　姨妈嫁去那个村时，我恰是调皮的少年。我对部队复员的姨父很崇拜，喜欢听他讲部队里的事，这个口若悬河的新亲戚也喜欢我，于是我经常不请自到，创造机会去他们家吃喝，直到大表妹出生，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我才去得少了。阿福把我们河唇镇称谓男性的“古”字拖得老长，似乎有意在向我展示乡音的魅力，消除突兀感。

　　过去的人没有电话没有微信，社交活动中，“亲戚的邻居”或“亲戚的亲戚”，往往是重要的关联互信依据，与现在的认证码无异。

　　这方面的事例，我父亲跟我说过太多。比如，1940年，我爷爷到闽西去贩牛，路上遇劫匪，人打伤了，三头牛被抢走，钱也洗劫一空。人生地不熟，他突然想起，前面村子有个小学的校长，是我们河唇街上一个邻居的师兄。这种关系到底合适不合适？一念已起，他乡求生，他根本考虑不了那么多，拖着血淋淋的身体，一路问到了那家人。报了家门，说是粤省河唇街某某先生的邻居，今天遭难在此，求个帮助。校长有恻隐之心，却也警惕，设计了很多问题，巧妙地考验我爷爷，证明对他师弟的了解。其时，我们那位邻居已戎马多年，征战外头，谁也不清楚他的下落。我爷爷所回应的，都是“我听说怎么样”、“好像是这回事”。尽管如此，还是获得了信任，好好款待了两天，又请了医生来治伤，给他配了药，请人护送至闽粤两地交界处。我爷爷回来后，把校长托的手礼带给了邻居的母亲，讲述了闽西的遭遇，很是感激。很多年后，邻居落难，被遣送回乡劳动，我爷爷暗中给了很多帮助，就是为了报那一念之恩。

　　这篇文章讲的是我姨妈家的邻居阿福，其它事例另写一文吧。

　　电话里讲了半天，阿福说这个星期天你有时间吗，我来找你。

　　我脱口而出：“有啊有啊。过来吧，怎么坐车知道吗？”

　　阿福说：“有你的详细地址，都问好了。”

　　答应得如此爽快，放下电话，我就后悔了。老婆没少抱怨我，不动脑子就把这些人、这些事揽下来。没办法，对于河唇镇来的乡亲，哪怕是口是心非，我也得这样做。

　　离开家乡不短的时间了，家乡人都陌生，他们对我的了解，也仅仅是“河唇街上，谁谁谁家的儿子。”更进一步的描述是——“当年考高中作文全县第一名那个。”呵呵，这都是传说，升高中考试没有人给你排名，更不会弄出个单项第几名。这完全是我的语文科任所推理，而且是反面教材式的推理——那个谁啊，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好一点，其它科目都不行，能上高中，语文帮了他的忙，不过，语文科知识题他也得不了多少分，能捡到这么个分数，估计是作文拿了高分，全县排名不是一就是二，要不，我拿人头担保，绝对没有这个总分。

　　语文老师实际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警醒我的学弟学妹们，千万别步我后尘，偏科偏门迟早会完蛋的。没想歪打正着，造出了一个“作文英雄”，成为家乡人记住我的一个符号。不过，侥幸上了高中，像我母亲说的，长了性，学习态度端正了，高考尽管不理想，终归考上了，就此离开了河唇镇。

　　星期天，阿福来了。不是一个人来，而是找了我的初中同学加清带他来的。见了面，我心里有点别扭，批评阿福：“你直接说嘛，跟谁在一起上班，我就知道了。”

　　我不高兴，是因为见到了加清。

　　阿福一脸灿烂，道：“开始不晓得呀，早知道我不说贵莲婶，就说加清叔好了。”

　　听他这么说话，加清也生气，说，这个鬼人，直到今早要出门了，才说是来找你的，被我狠狠骂了一顿！要知道他与你熟，当天我就带他来登三宝殿了！

　　加清嘴滑，说的是借口，我能猜到，他是被阿福硬拉着来的。他不想见我。为什么呢？那是三年前，有老乡赌博被抓了，要交罚款，筹不到钱，加清自告奋勇出面找我，借了八千元，结果还鬼的钱，那老乡跑得无影无踪。我没埋怨加清，他却在老乡们中间放话，说某某给人借钱是自愿的，我可担保不着，他要是找我还钱，我可不会垫的，天底下没这个理。

　　听到这些说辞，我能不气吗？给加清打电话，指出他不该如此说话，“我没问过你，也没追过你的钱，即使我问你，也天经地义呀！你这样到处说，不是倒打一耙么？”

　　加清在电话里大嚷，老同学，我没有到处说，你不能冤枉我！你可得说清楚，我到处说的什么？

　　这样一来，泥疙瘩炼成了铁，他理直气壮了，说得更勤，更露骨。事情反转为：乡亲向我借钱赌博跑了，加清是无辜的，我这个人不厚道，四处说他的坏话。

　　那笔钱本来也就这样算了，不巧的是，后来被我父亲听到，他直接就去找加清的父亲，把加清在深圳的言行说给他听，让他教育教育儿子。第二天，加清委托另外一位同学，把八千元转到了我的账户上。从此，加清像在地球上消失了三年，再不联系。

　　为什么我父亲跟加清父亲一说就灵了呢？因为，他俩跟同一个师父学的木工。我父亲算是师兄，最受师父得意，学成后吸收进公社木器厂做了集体工人。加清父亲晚两年出的师，也算是把手艺学到了家，靠本事吃了几年饭，后来都现代工艺了，传统木匠遭到淘汰，才改的行。

　　阿福当然不了解我和加清之间的关系和过节，他为见到了我这个“有名的同乡人”激动不已。

　　接他们到办公室喝了茶，聊过天，到附近一家熟悉的餐馆吃饭。我没把他们带回家，是避免老婆说我。前些年的几件事，她对河唇镇来的乡亲印象不好。有时候，河唇镇捎来的特产，我带回家，她也不太欢迎。

　　阿福不喝酒，加清喝，酒量比以前大多了。也许是为了减少唐突来访的尴尬，阿福不断地跟我讲，他从小听到的关于我的传说，口里啧啧赞叹。可是，每一次引起话题，没等到我谦虚一下，加清就抢先代我回答了，“哈哈，你鸿哥写文章厉害？没什么了不起的，和我们做厨师一样，分工不同嘛！”“公务员也一样要打卡上班下班呀，有个鬼的自由！”“鸿哥的副科长，算不算七品芝麻官？算不上吧？”

　　我脸上带着笑，心里却有多不舒服就有多不舒服。加清抢着回答、解释的，尽管都是实话，如果我说出来，是谦虚，他说出来则怪里怪气，让我不禁迷糊起来，不知加清今天是来作陪的呢，还是来寻仇的。

　　我在广州读大学，毕业后到私企打了两年工，后来参加招考，录上深圳一个区的公务员，糊糊混混就过去了那么多年。说的副科长，其实叫“副主任科员”，不是官，我们一个办公室半数都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意思。在河唇镇，经过父亲根据需要不间断的传播，我的级别比副科长还高，他认为，按深圳与内地的级别差和管辖人口差异，我的级别至少是老家的副县长级。

　　话说回来，老父亲的推理也是有依据的，那年他来深圳，正好我们单位换届，来了一个内地调来的县委书记，给了一个副调研员的职位。听我说了这个差异，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设定了一个转换值：他儿子若是在老家，当个副县长那是稳稳当当的。对此，最不买账的是我同学加清，跟我疏远的那些年，他对我的职级传说嗤之以鼻：“呸，还副县长，就是个拎包的，哈巴狗。”同乡人不止一次反馈给我，也反馈回遥远的河唇镇，传到我父亲的耳朵里。他见不到加清，却常常被这位师弟的儿子气得火冒三丈。

　　加清说“拎包的”，是指我短暂做过领导的小秘书，陪领导出门时，有时候代领导提下袋子啊，文件啊什么的，这倒也形象，可说是“哈巴狗”，则令人气愤了。可气归气，我能怎么样呢？总不能去与加清打一架，声明我不是拎包的，不是哈巴狗，然后宣布与他脱离同学关系吧？

　　如果不是阿福的到来，恐怕很难与加清见上面了。

　　加清只顾喝酒，不怎么吃菜。这可是一位五星级酒店的厨师，嘴巴刁得很。阿福是从河唇镇来深圳的学徒，投师加清门下。他不挑剔，吃了三碗饭，差不多把菜都吃光了。他放筷子时，加清也醉了，趴在桌子上呼呼入睡。第一次见他这个样子，我有点紧张，思谋着要不要开个房间安顿。

　　阿福阻止了我，说，他经常这样，一喝酒就睡，睡一觉就没事了，他醒过来，根本就不记得刚才去了哪里，连做了什么、说过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

　　看着加清的样子，我心里有些酸酸的。我们才三十五六岁，不该是这副样子啊。

　　我像个长辈一样叮嘱阿福，在加清身边做学徒，要虚心点，勤快点，厨师是个抢手的职业，一个有本事的厨师，在深圳不愁找不到事、攒不了钱，我认识的几个河唇镇老乡，都做成了这一行的大佬，在深圳广州买房安家。

　　阿福不买加清的帐，他自认为不能算是他的徒弟，“一个厨房都是咱们县里的厨师，又有一半是河唇镇的，他还不是头厨，每天也被大佬吊个半死。”

　　厨师是我们县的特产，也是河唇镇的特产，河唇镇的男人，所谓的出门打工，多半是去学厨当厨，早些年是广州深圳，现在全国各地开花了。阿福说他以前在家搞装修，没学到东西，也没多少活干，就出来学厨了。

　　“那你为什么就找到加清呢？”我问他。

　　阿福瞪大眼睛说，谁说我找的他？我只要到了深圳，随便找家酒店，就可以找到老乡，随便就安置下来，找谁还不是一样？

　　阿福这话在外面讲可以，在我面前不行。他急于澄清，不是为了吹牛，而是为了撇除与加清的师徒关系。

　　我们聊了有个把小时，我估计加清也快醒了，就试探着问阿福，这回来找我，有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帮忙？尽管我说得很艺术，阿福还是反应很大，大声说：“鸿哥，没有！绝对没有找你办事的目的！”说完又补了一句：“贵莲婶说，到了深圳，可以常来找你，你对老乡好！”

　　眼前这个小老乡像是受到羞辱，脸红脖子粗，手上拿着筷子，频率非常大地在碗沿上敲着。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借口说去上洗手间，到收银台去结账。收银员看都没看我一眼，埋头说，单买过了。我纳闷，谁买的啊。收银员叫不上结账人的名字，只说，一桌吃饭的客人呗。

　　我回到包房，加清也醒了，正抹着嘴角上的流涎，问阿福，他怎么睡在这里？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的情绪有点激动，提高声音问他俩，到了我这里，为什么要偷偷去买单？两个家伙都说，没买没买。

　　我说，下不为例，以后再不能这样了。

　　我是真的感到过意不去。我点的菜都是价钱高的，酒也叫了好点的酒，结账花掉了千把块，如果是三两百，倒也还好。

　　至于这次买单，我暗自猜想，八成是加清所为，依稀记得醉倒前他去过一次洗手间，而阿福没有走动过。

　　半年后的一个深夜，我父亲火急火燎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就骂，老乡来找你，是给你祖宗面子，给你父母面子，怎么还让人买单，而且花掉一千多元！一千多元，那不是钱，是他们打工的血汗哪！你们这顿饭都吃的什么，唐僧肉啊？！

　　我被老家伙罵得晕头转向，半天才搞清楚，原来那一回不是加清买的单，而是阿福买的。阿福跟家里人说起，那次去拜访鸿哥，吃掉一千多元。不知他跟家里说过多久了，我父亲才刚刚听到，受不了，在家里拿我母亲出气，拿家里的鸡鸭出气，拿老黄狗出气。气得血压升高，加吃了一粒厄贝沙坦片，才给我打电话。

　　我一贯对父亲的电话从不辩驳半句，哈哈几句就过去了，这回我没忍住，狠狠地回击他，让他别管太多事，尤其是老家与广州深圳之间的事，你管不了那么多，你听到的多半是虚假的。出门人爱面子，回家把牛皮吹破天，或者为了某些目的，彼此回到老家，不留口德地把人家说臭。

　　自从我大学毕业，出来社会混了，父亲好像多了几副耳朵，我走到哪里，哪里的事情他就知道得特别多，那个地方的市长、区长是谁，何时开了换届选举大会，他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父亲在乎的不是阿福如何描述买单的细节，而是阿福到底回来说了多久，在河唇镇的扩散面有多大。他无法评估这种背后被人说臭，而当事人一无所知的影响，在河唇镇上，这就是奇耻大辱。

　　也许实在是累了，父亲意识到了高血压患者深夜发火的危险性，没再跟我急，口气缓和下来，说：“儿子，你自己看着办吧，什么人都可以薄待，阿福你得好好看顾，我没别的要求。”

　　父亲挂掉电话，我这边厢开始挨老婆的骂了。她本来已经入睡，被来自河唇镇的电话铃声吵醒，更被我与父亲的争吵搞火了，她以为我又背着她去揽了哪位老乡的麻烦事。

　　我心烦意乱，一句也没解释，也不想吵，自己睡到了书房里。

　　我们河唇镇在深圳的老乡数千人，跟我有过联系的，不下百人，为什么父亲特别强调不可薄待阿福呢？

　　这个疑团一直在我心里存放着。有一回我打电话回家，母亲接了电话。家里的电话机是父亲的专线，我打100次电话回家，99次是他接的，第100次才轮到我母亲。这一回他们刚吵过架，老家伙骑电单车出去透气了，才轮到母亲接电话。虽然也来深圳住过几年，帮我们带孩子，母亲一回到河唇镇，所有在城市里学习到的文雅气派，全都归零。她拿起电话，先是隔山喊牛似“喂喂”几声，知道是儿子后，“哦”一声，极不耐烦般，反复说“有什么事吗？没事我挂了。”我知道她这是长话短说，为儿子省电话费。

　　我逮住机会，问起阿福的事。

　　“妈，我爸说要多看顾阿福，这本是平常事，可我老觉得有些疑问。”

　　“你疑问得对。”母亲笑开了，道出了真相。原来，我父亲有意把阿福牵线介绍给姨妈做女婿。姨妈有三个女儿，大的两个嫁了，小的还没有找到人家。不好找的原因有点复杂，是姨妈对小女儿的婚事有要求，一是要本镇的人，最好是本村同姓的，二是要担负起入赘的角色，能够照看家里。在农村来说，这个要求不过分，我姨父十年前得胰腺癌走了，家里没个男人照应，在农村里头都抬不起来。可是，小表妹少青却给姨妈的计划添了乱，初中毕业后，知道家里的招婿打算，她不干，偷偷跟人跑了，四五年后才现身。到底这四五年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她打死不说，一张嘴谁也撬不开。人回来了，从此又半步不出门，连河唇街上也不去，成了一个怪人。本来嘛，论长相，少青在三姐妹中是最标志的，这也是姨妈选择她招婿的底牌，这不听话的角色一闹，突然变成了负资产，嫁出去都成了问题。

　　我父亲认为阿福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已经做通了阿福父母的思想工作，“下足了功夫”，只要少青听话，点头，什么问题都不是。

　　“下足了功夫？什么功夫？”我问母亲。在我想来，以父亲的手路，无非就是送点烟酒，走串走串。

　　母亲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还有什么功夫？你姨妈家对面山上，有一块我们家的自留山，阿福家用得着，盯上很久了，以前你爸不答应，这回为了这鬼事情，转口答应了人家。”

　　见我半天没反应，母亲开导我：“一块巴掌大的山地，不值钱，你出门的人可别在意，别说你爸，任他爱怎么就怎么。”

　　我当然不在意这块山，我是被父亲的执着震动了。为了照顾姨妈的家事，他这心操得够细。众多亲戚之间，他是个百事皆管的热肠子，哪家有事，他都得管。他既然较上了劲，要把阿福和少青拉到一起，办不成他是不会罢休的。

　　“少青点头也没用，阿福不是那块料，是个半脑子。”母亲叹道。

　　“半脑子”是我们河唇镇对那种心智不太全者特有的戏称，有点北方人说的“二百五”或者“苕货”的意思。

　　“瞎说了吧？我看阿福挺精神的呀，厨师可是用脑子吃饭的。”我对母亲说。

　　我妈急了，为了让我相信阿福是“半脑子”，一口气说了他从小到大三四件好笑的事，“好比你十岁那年，在池塘游水，他在岸上看，好端端滚下水来，这不是半脑子，会是什么？”

　　母亲举到这个例子，我放声大笑起来，母子之间从未如此愉快地交谈过。

　　“厨师？天，敢说他学不出来的，最多半年吧，不信你试试看。”我妈竟然这样下断定。

　　想想，如果不是出于足够的了解，能这样说吗？

　　对我而言，阿福只是在深圳的河唇镇乡亲之一，也无从特别看顾。见过我之后，一晃就是七八个月，除了打过两次电话，没再联络。倒是我的同学加清，因为阿福的到来，恢复了和我的往来，仿佛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

　　他们干活的酒店隔得远，平时我也就没有专门去消费帮衬的意思。有一次去市里开会，正好在酒店旁边。散会后，我特意去看他们。

　　见了加清，才知道阿福不在这家酒店做了。

　　我问加清，阿福走多久了？

　　“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加清反问我。

　　按加清的话说，那一回吃过饭没多久，阿福就离开了他们。

　　我莫名地为此生气，埋怨加清不早跟我说。加清也没给我面子，说，老同学，阿福这么大个人了，我又不是他的监护人，有必要随时报告吗？再加上我也搞不懂你跟他到底有什么特殊关系，河唇镇来找过你的人还少吗？难道一个个都要向你及時汇报行踪？我还比你奇怪呢，你从来没对谁关心过，就关心这个半脑子。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母亲的话，真的没超过半年，老太太真是料事如神啊。

　　我埋怨加清不说实情，而阿福也没跟我透露半个字。期间，我们还通过几回电话。

　　半路上，我忍不住停下车来，打阿福的手机。

　　阿福接到我的电话，愣了一会儿，告诉我说，现在在跑摩托车拉客。我问他，离开加清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鸿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呀！高兴做什么，不高兴做什么，我自己决定，不想麻烦你。”阿福道。

　　这回轮到我愣住了，阿福说的，难道不是道理吗？

　　“你自己不也说自身难保嘛，我们干这一行的，你也帮不上，我是这么想的。”阿福接着又补了一句。

　　这句话，简直就像一道鞭子，抽打在我的身上。

　　要不是交警敲我的车窗，喝令我立即开走，我还以为已经停在了车库呢。

　　“自身难保”是上次他们来，吃饭时我故作自谦说的，阿福把它记在了心里。但是，回顾在深圳十几年，那么多河唇镇的乡亲来找过我，有几件事帮上忙的？违法乱纪要脱罪说情的事，被自己一口回绝，欠薪啊被坑啊什么的，接手是接手过，可是又有哪一件全心全意去追过跑过？这些事情非但没好好去做，反而喜欢跟着别人痛陈和老乡打交道的种种麻烦，想想，真是惭愧。

　　又过了半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了阿福的电话。接通，却不是他的声音。电话里慌乱、夹生的普通话嚷了半天，我才搞清楚，阿福被人撞了，此时正倒在地上，抱着撞他的人，打电话的是个路人，接受了阿福的请求，帮他打电话。

　　我问清了地址，跟领导请了个假，火急火燎打了一辆的士飞奔过去。

　　眼前的场面有点混乱。两辆交警铁骑横跨在那里，现场停着一部奔驰，旁边倒着一辆摩托车，阿福躺在地上，死死抱着一个中年男子的腿。两个交警站在旁边，只顾录像，好像没有一点办法。

　　我扒开人群，挤了进去，阿福一眼看到我，立马坐了起来。

　　“鸿哥，你可来了！”话没说完，嚎啕大哭起来。

　　我再不来，估计他也坚持不住了。被他抱住的中年男子看到这个情景，也松了口气，拍拍身上的灰尘，尴尬、惊愕、感激地看着我，也许他在急速判断，这个倒霉鬼搬来的是哪方神圣。

　　我并没有按照阿福盼望的那样，神兵天降，为他出头，而是喝令他：“哭什么！快起来，阿福！”

　　有话好好说是我的一贯原则，我最忌讳的就是胡搅蛮缠，丢人现眼。我自己也是开车的人，一看现场，百分之百就可以判断出摩托车与奔驰的关系。摩托车碰奔驰，是赖不掉的，问题是故意还是无意，这就需要执法者判断了。

　　一个风度翩翩的奔驰老板，两个交警铁骑，难道还不能公正办事吗？

　　我几次弯腰拉阿福，可阿福不依，坐地不起。

　　一个铁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到旁边。也许他看出来，我不是来增援胡搞，而是来讲道理的。

　　“你是郭科长吧？事情的经过我们调查清楚了。”铁骑是个小伙子，脸上长满了青春痘。

　　我很是吃惊，他怎么知道我叫“郭科长”？一时辨别不出他的口气是揶揄呢，还是尊敬。

　　实际上，前面我有交代，阿福被家乡人叫做半脑子，我只是不在意，这事却充分证明，“半脑子”的哭笑不得。原来，在倒地大闹的过程中，他央求路人打电话，也把我的情况说出来了，如果现场的都是有心人，一定记得，深圳有个来自河唇镇的郭科长，是个全县作文第一名的才人，是眼前这个倒地受害者的邻居贵莲婶的亲外甥。

　　阿福以为，我是可以来救他的。他的半脑子不仅在于把我当作炫耀，而是不识时务，十足的法盲，因为，他非法从事摩托拉客，无证上路，违反了交通规则，刮碰到人家的车，还故意倒地纠缠，要车主赔偿他的損失。

　　我向铁骑说明工作身份，请他不要当回事，我只是以乡亲的名义前来，请他们秉公办事。

　　铁骑想了想，说，就应该这样，市长来，我们也得按章办事。他希望我能配合，尽快劝离肇事者，然后出面做个担保，阿福面临的是碰瓷、交通违法，要进一步处理。

　　天，这两项，随便一项都够阿福吃上一壶的。

　　我的精力集中到劝导、拉扯阿福起身的工作上来。我向交警保证，会全力配合。

　　当阿福松手那一刻，奔驰老板舒了口气，跟我说，一会儿带阿福去医院检查，坐他的车，有什么问题就治，他出钱，这是人命归人命。但是，法律的归法律，交警在场，所有资料、目击证人全在，这个他管不了。

　　我打量阿福，除了头发蓬乱，衣服打尘，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伤情，倒是地上的摩托车，后视镜打碎了一块。而奔驰横跨两个车门之间的超长划线和凹痕，更令人触目惊心。

　　交警分明可以立即处理，拖车、铐人。然而，今天这个场面实在有些怪，遇上的都是文明人，文明的奔驰，文明的铁骑，文明的围观者，大半天，他们竟然就愿意这样跟倒地的摩托拉客仔耗着。

　　他们没有那样做，一定是有所谅解，也有所等待。

　　我突然感到责任重大，一是要维护阿福的利益，真实情况不明，总不能先站到敌方，把自己人往坑里推吧？二是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得有起码的公德常识、起码的法律意识，不能助长老乡的胡搅蛮缠。

　　面对围观的人群，我向铁骑保证，请他们公正执法，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人我先带回去。

　　“不行。”另外一位铁骑道，带去医院可以，事后必须回大队处理。

　　我上去交了身份证、工作证，拍了照，留下了电话号码。两铁骑叮嘱奔驰，事故处理未出来之前，按保险公司的安排，先修车，赶紧开走，恢复交通。说完，铁骑呼啸而去。

　　奔驰没有立马开走，而是带着我和阿福，去附近的红会医院。

　　到了医院，我们下了车，阿福却死活不进去了。他要奔驰老板给他500元，他自己搞定。

　　老板的表情突然变得很难看，被这个倒霉鬼纠缠了半天，大庭广众下颜面扫地显然都不算什么，到了此时，他才陷入巨大的困惑，以为遇上了一个惊天奇局——如果说眼前这个倒霉鬼是碰瓷，不可能把当点小官的老乡搬出来呀？如果说不是碰瓷，那所有的举动，跟碰瓷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是，说是碰瓷，这500元的要价，未免成本太高了点吧？！

　　老板感到奇怪的肯定不再是阿福，而是我这个“郭科长”，不是怀疑我的身份真伪，而是怀疑我的智商，到底是不是半脑子，是不是二百五，是不是苕货。明白人也肯定懂得，师出无门，钱，老板是不会给的，哪怕50元也不给，这是逻辑问题，是碰瓷者的坑，你给了，就认了。

　　阿福不进去，我不能逼着他进去，他不进去，老板不愿意给钱，这事就没个了结。

　　最后，我和奔驰老板加了微信，留了电话，互相担保，阿福才罢休。

　　老板临上车时，趁阿福不注意，塞了一沓钱给我，朝我眨眨眼，关上了车门。

　　送走奔驰，我转身背着阿福，数了数钱，发现中间夹着一张名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被我的河唇镇老乡抱着裤腿当街纠缠了半天的，竟然是深圳名气冲天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很长时间里，我都提心吊胆的，不知那天的场面，有没有人录下来，拍下来发到网上去。还好，我没看到，身边的人也没看到，至少没有任何人跟我提起。

　　奔驰老板把钱塞给我，让我手心发热，这真是个明事理，也是有智慧的人。他不给阿福，是避免了认栽之虑，也不用微信转给我，避免落下口实，用现金显得非常人道主义。给我名片，一是明人不做暗事，二也是一种亮剑行为，提醒对方，彼此都不乱来。

　　高，实在高，我喜欢这种生活中的高人。

　　奔驰老板姓邓，邓董，此事过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竟然有了不少交往，他请我去参加过他们集团的一次新项目剪彩酒会，没有任何目的，就是让我过去喝杯红酒，拿一份嘉宾礼物。有一回他到我那个区视察工作，中午吃饭时，突然想起我，叫秘书开了车来接我一起吃饭。又有一次，他请我们区的一个局长吃饭，又专门叫我，一起作陪。这一来二去，好像是老朋友之间那么自然，没有任何前置条件。

　　真个是不打不相识，每次见面，邓董都会笑呵呵提起阿福。通过阿福事件，夸赞我处理事情的公道、智慧，夸赞我有见识。

　　邓董夸赞我，交警也夸赞我，处理事情合情合理。然而，邓董不清楚，交警也不清楚，我的河唇镇乡亲们，当然是以阿福为主的一群，却把我骂惨了。他们认为我吃里扒外，不仅不帮自己的人，反而帮外人说话，联合起来欺负老乡，甚至有人怀疑我吃了邓董的好处。

　　那个事的结局是，我强制阿福到医院做了检查，确定没有任何伤情，连半块擦伤都没有，神志清醒，也无内伤的征兆。医院出具了检查结果。我把邓董给的钱，总共1500元，全部给了阿福，另外我自掏腰包给他付了检查费。阿福收了钱，也认可了检查结果，表示不再追究。

　　然而，交警管的是法律，第二天，他们传我这个担保人过去处理。我心里没底，为了慎重起见，我没有把阿福带去，单刀赴会。

　　接待我的是昨天办案现场的一个铁骑和一位年轻女警官。他们先给我放了调取的监控视频，再看现场的执法录像，看得我浑身发烫，阿福那副逞烂的样子让我不敢直视。我也替邓董感到难过，好端端出门，遇上个无赖。整个过程非常明了，就是邓董刚在路旁缓缓把车停下，阿福的摩托车就从右侧窜过来，车头一晃，从车身上猛刮过去，直至倒地，邓董下车要扶起他，结果被他一把抱住了腿，像一只螃蟹，把大象的腿死死夹住了。

　　“事情就是这么个经过，”女警官道，“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依据，认为你这个老乡是涉嫌碰瓷、敲诈。当然，他非法驾驶机动车辆，非法搭客，又是另一码事。”

　　办公室气氛还算蛮好，也没有做笔录讯问的意思。听完两位警官平和、客观的表述，我开始陈述我的意见。我先从河唇镇的贫困说起，然后说到3000多位老乡在深圳从事厨师职业，分布在深圳大大小小的酒楼，“说不定，二位警官都在不同的场合品尝过我们河唇镇厨师的手艺。”我临时来了一句，两位警官互相看了一眼，相视一笑。

　　我接着说，阿福是我的老乡，也曾经是这3000多名厨师中的一员，本来可以独立出师了，却自己放弃了这个工作，出来跑摩托车。

　　“真是个苕货。”女警官恨铁不成钢的样子，道，“做厨师不好吗？我们单位食堂厨师工资都有七八千块钱。”

　　好像在她的眼里，我是阿福的担保人，也必须承担苕货的指控，恨不得一巴掌打过来。

　　“人各有志吧，不过，阿福确实是在心智判断上有些小小的问题，就像昨天这事，他是突然就失去控制，没法管住自己，所以把事情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对不起。”说到这里，我有点灵机一动，也算是当年那个作文好手的小聪明吧。

　　铁骑与女警官对视了一眼，好像确认了那个苕货的真实性，说：“这样吧，作为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我们征求对方車主邓先生的意见，他也表示可以谅解，至于双方的互谅与经济上的弥补，你们之间进行协商，希望你能做好双方的工作。”

　　我心里一顿，怎么我成了双方的调解人了？这跟事实身份严重不符啊。

　　“但是，作为非法驾驶，非法拉客，这个处罚无法免除。”铁骑继续道，“一、没收摩托车;二、罚款500元。一会儿去缴款。”

　　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肚子里还准备了好多要辩白的说辞，结果没再用上。我想不到他们这么快就做出了决断，处理结果多少令人意外。

　　从交警中队出来，我去见了阿福。一见面，阿福劈头盖脸就问我，“我的车子能拿回来吗？”好像我是坏了他大事的人，是把事情办砸的人。

　　这些我都有了心理准备。我没把罚款、没收的事情跟他讲，塞给他1000元钱，说：“阿福，那车你买来也是旧货，我们不要了，扔在废旧车场，看不得了，你去买辆新的。”

　　我本想说，你去干点别的，或重新去做厨师，摩托车拉客太危险，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他把钱收下，理所当然的样子，也不问是谁给的。

　　阿福住在黄贝岭下村，一个当地人的老村子，两三家人合租一个屋子。我前面说有3000多河唇镇老乡在深圳从事厨师职业，其实是不准确的，这3000人当中，也有不少在搞摩托拉客、搞货运、做小工什么的，这3000多个老乡，分布在深圳的各行各业，只是厨师比例高些。

　　阿福也不问我，去交警中队怎么处理的，有没有结论。待了十来分钟，我要回去了，他也没说句客气话。

　　这一走，就又是四年后再见到他了。

　　这四年里，阿福从深圳去了东莞，又去了惠州，然后回到了河唇镇，而且正式成了我的表妹夫。

　　结婚前夕，表妹少青给我发了精心制作的微信请柬，要我无论如何都要回去喝他们的喜酒。

　　我父亲那段时间特别高兴，有事没事给我打电话，问我何时回去。他反复叮嘱我，对阿福的态度要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他已经是你的弟弟（特别强调，不是妹夫，是弟弟，入赘，给你姨夫看家的），要给他撑面子。

　　那段时间，我们单位工作也特别忙，一时还没办法答应能不能赶回去。父亲恼火，又拿起旧事来说，他认定，我是为阿福那年在深圳惹事记仇，心理上不接纳这个入赘的弟弟。

　　这可是冤枉，我打电话给母亲，请她跟父亲解释，我没那个意思，天天忙得不可开交，没工夫记仇。

　　不打电话还好，一打电话，母亲气不打一处来。“就是个半脑子，你别理他，没时间就不要回来。我们去送个礼就得了，酒我都不想喝一口，饭也不想吃一口。”

　　母亲的态度还是那个样子，她不看好姨妈家这门亲事。“你爸高兴成这个样子，好像把半脑子推销出去，做成了一单买卖似的。”

　　我赶忙制止老妈，她这样说，过激了。我父亲就是这种性格，他坚持说阿福不是半脑子，是个老实人，只有老实人，上门入赘，才能够给我姨父看好家。父亲爱管事，好像他活着一天，就一天不放心我姨夫丢下的这副摊子似的。我那三个表妹，对他好感却不多，按我妈的话说，“屁的好感！管得比人家爸爸还多，还严！”

　　“我不想跟他过了，少青这婚事一办完，我就来深圳，你两公婆可得讲好了，别厌烦我，我住三年五年再回河唇镇，等他一个人去显摆，去招摇。”我妈电话里说“显摆”、“招摇”，咬牙切齿，把我逗笑了，这却也是我父亲的形象最贴切的描述。电话里此起彼伏传来大鸡小鸡的叫声，母亲跟我说一句话，又骂一句围拢在她脚边的鸡群，“走开，饿不死你们！还不快走开，老鬼马上回来，把你们全宰了！”

　　事情的发展有点意外，婚事前四天，少青给我打电话，哭哭啼啼，说鸿哥你别回来了，我这婚不结了。

　　我问什么原由，这么大的事，玩笑开不得。

　　少青不说，光哭，哭得我这头心烦了，提高声音呵斥，她才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我通過母亲了解到，是阿福喝醉酒，被人唆使，说了少青的坏话。说少青离奇失踪这几年，说不清道不明，这是一段“黑历史”。少青听到了，哭了一晚，扬言这婚不结了。

　　我给少青打回电话，拨了三次，她才接，赌气呢。

　　我对她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黑历史”既然是存在的，就不怪人家说，就要勇于面对。既然都是自己人了，迟早都要直面这个问题，不要一听到只言片语，就怎么样怎么样的。人生漫长，谁都免不了有闪失，只有自己为自己买单。

　　电话里少青没表态，支支吾吾的。

　　我要挂电话了，她突然说话了：“哥，我问你一句话，你得说实在的！你若说假，就是毁人家！”

　　“你说。”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上，如临大敌。

　　“你实话告诉我，阿福那年在深圳，是不是干过碰瓷的事？”少青道，“我的什么黑历史他爱怎么说都无所谓，这个王八蛋，哼，他也有黑历史，要是真干过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死都要给他吐口痰，见一次吐一口！”

　　我似乎看到浑身颤抖、脸色铁青的表妹此刻正站在眼前，她的清白，她的幸福，她的未来，与她和阿福彼此的过去紧密关联。两个正待走进婚姻殿堂的人，彼此紧紧捏着对方的“黑历史”，互不饶恕。他们把对黑历史的裁决权，不加商量地推到我这里。

　　“没有！”我犹豫了半分钟，对少青说，“这事前前后后是我去处理的，道听途说的东西，千万别听太多。”

　　“真的？！”少青的口气缓和下来。

　　我知道，她把我这个表哥的话听进去了。

　　少青终于让步，不再坚持罢婚，只是坚决降低规格，不摆酒不请客。

　　反转了一个大事件，我得意了一段时间。显然，我把自己的作用放大了。过了许久，我才得知，最终迫使少青答应结婚的是阿福，而不是我。听说阿福拎了一瓶农药，站在我姨妈家的院子里，逼少青出来，大声叫嚷，这婚结不结，你说了算。不结，我把这药喝了，找你爸去。

　　据说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劝说少青原谅阿福这张嘴。半个村子的人都这么说，都来求少青，等于整个村的人集体原谅了她的黑历史，为了劝说她与阿福和好，顺利举行婚礼，将此一笔勾销了。

　　少青抢下阿福手里的药瓶，当着大家的面，松口答应。

　　婚事就这么办了。我父亲事先包了两千块钱的大红包，因为没摆酒，我姨妈硬是给送了回来。

　　听说那天在我家，姨妈哭闹了半天，把心底话全倒出来了。对这门亲事，她原本也是不满意的，她也觉得阿福是个半脑子，从小看着长大，鼻涕流到上初中还流。她说再怎么想象，也没想过会跟这个人住到一个屋檐下，她也不敢想，一个标标志志的女儿，到底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要跟这种人睡到一张床上。

　　我父亲被闹得不高兴，姨妈是埋怨他做这个媒呢。他放话，没什么相信不相信，这就是命。你有个好命，就不至于此，没什么好埋怨的，等孩子一生，抱上孙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傻人有傻福。

　　阿福正式入赘姨妈家，听说还蛮听话，比亲儿子还亲。沿着我姨父当年耕种的山，把丢荒多年的林木管护起来，还在山窝里筑牢一座山塘，放水养鱼，山坡上养猪养鸡。一心想往外跑的少青表妹，被阿福的精神打动，不再思谋外面了，跟着他一头扎进山窝里。

　　可是，我父亲所断言的“孙子一抱，你就知道傻人有傻福”的幸福时光，始终没有到来。

　　有一次我回家住了三天，去姨妈家，没见到阿福和少青。姨妈说去闽西看病了。问姨妈，阿福得的什么病？姨妈脸一红，说：“暗病！不管他。”

　　“没点好的起色吗？”我妈拉着妹妹的手，关切道。

　　“山岗上的草药都吃光了，猪腰子吃了几百个，没鬼用。”姨妈突然哭了出来，“昨天有人介绍，闽西有个部队医院退休回来的老医生，抓药挺准的，一大早就去了。”

　　原来，结婚那么长时间了，都没怀孕的迹象，夫妻俩为这事四处辗转求医吃药。

　　又过了两三个月的一天，我接到少青的电话。说他们到了广州，要在这里找医生，做个彻底的检查，问我有没有熟人。

　　我在广州读了四年大学，工作两年，熟人还是有一些。当晚，我赶到了广州，在一个小旅馆见到了阿福和少青。

　　眼前的少青不再是过去那个胆敢离家出走，一走多年的美人坯子，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村妇，脸色发黄，憔悴不堪。而阿福，转眼成了一个小老头。

　　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阿福见了我，有点窘，眼神躲闪，叫：“哥。”

　　我这人见不得这种落差大的场景，心里发酸，赶忙拉住他，让他坐回床上。

　　聊了一会儿，我故意说没带换洗衣服，要去买毛巾内衣，请少青带我出去。

　　外面是一个街心公园，我让少青一起去走一圈。我们在老人堆里，在广场舞、扇子舞的空隙里穿行。

　　我问少青，阿福的病到底怎么一回事。她拍了拍腰部，有点羞涩地说，那里坏了。

　　“肾上的问题吧？”我道。

　　“以前看的都是土医生，每个说的不一样，在县医院照过B超，医生都说不出来有多严重。”少青说。

　　我告诉她，已经联系好南方医大的一个博士医生，是我大学班长的弟弟，明天去他那里，他会带你们去挂号、找医生，不论什么情况，先查清楚，好好治疗。

　　“钱带得够吗？”我问少青。

　　“带了些，我爸死的时候，留了十几万，我妈取出来了，”少青停下脚步，声音低哑起来，“我妈说，这下好，找个讨债的来了。”

　　说到这里，少青突然抱住我，放声哭了出来。

　　怀里抖动的就是小我十几岁的表妹，河唇镇上曾经的小妖精。我拍着她的背，安慰她不用过于担心，明天去查查，系统看看，有办法我们尽量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在南方医大旁边找了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订了一间房，然后去把阿福少青接了过来，等到班长的博士弟弟上班，把他们交到了他手上。我叮嘱少青，不要急着回去，就在这里住下，我已经交好房子押金，检查清楚，再周详商量下一步的治疗。

　　交代完，我顺便去采买了一点办公材料，然后驾车回深圳。才到达半路的服务区，就接到了班长弟弟的电话。博士纳闷，向我要人。說上午做完检查后，叮嘱他们先回去休息，下午再专门带去看专家，拿方案。现在约定的时间过了，人没来。

　　我赶忙打少青电话。少青说，哥，我们回去了，不看了。

　　我再打回博士的电话，告诉他实情，表示歉意。博士叹了口气，说，也实在耽误太久，右边的肾已经完全糜烂，没用了。

　　过后没多久，我父亲打来电话，很严肃地跟我说：“阿福当年在深圳被车撞了，现在身上这病，就是当年的暗伤，你得去找找交警和肇事的司机，要替阿福索赔，讨个说法。”

　　“谁说得那么确凿，就是那件事？”我心里仿佛有一千只野猫在抓在挠。

　　“还要人说吗？看阿福那脸色，就暗伤，我看一百个人，一百个准。”父亲口气强硬起来，“这事你得操心。”

　　“你们想赔多少嘛？！”我几乎吼起来。当年那件事早已下过结论，责任完全在阿福，即使有问题，也追索不到车主，何况当时的现场目击，电子监控等等，已经完全证实车主无责，阿福却有犯罪嫌疑，只不过侥幸化解掉了。

　　“儿子，你别吼我。告诉你吧，阿福现在是回家等死，大家都知道，他的病县上没办法，广州也没办法，等死的人，如果你能把他这件事办好，不仅给他个安慰，给你姨妈表妹一个安慰，也给你姨父一个安慰。”父亲不容反驳，一口气道，“你要让我在河唇镇上有面子，不要你给我们多少钱，把这些事办好，就足够了！”

　　我只顾听，没有再回一个字。

　　这让我又想起了邓董，那个被我表妹夫大庭广众下死死抱住，脱不了身的人。

　　想起来还真是奇缘，邓董后来和我联系过几回，请我吃过三次饭，我也回请过他一次，不过，他手下人提前把单买了，不算。有一次，单位采购图书，多了一套《红楼梦》，我特意送到他公司，他不在，我交给前台转达。自那以后，忽然就又没联系了，一晃就是几年。自从认识邓董后，我这个从来不炒股票的人，时不时向人推荐他的公司，有人问，你熟悉这只股票吗？我说，股票不认识，董事长认识，吹牛似的，没有人相信。

　　我翻出手机通讯录，可怎么也没找到，换过一次手机，大概是不小心没转换过来。他的名片还在钱包夹子里，我把号码拨过去，提示“你拨打的号码已停机”。我灵机一动，上网搜索，看看邓董公司信息。输入检索词，一下子跳出几千条信息，两年前还偶尔有邓董剪彩调研、参加董事会会议信息，一年前的信息，董事长就不再是这个名字了。在网页的划拉中，忽然看到深圳特区报去年的一则“讣告”，正是邓董，内文显示：“9月8日晚上，邓董不幸去世，享年56岁……泪告亲友，因特殊原因，恕不举行仪式。”

　　恍惚间，又跳出一个邓董集团董事会的公告，看时间，是邓董去世前半年，大意是董事会免去邓某某的职务，由谁谁接替，公司经营中涉及到董事会成员其他职务违规、违法问题，按司法程序办理。

　　从这两条信息可以拼贴出，邓董公司出事了，他也出事了，他是在免职后不久去世的。

　　我的大脑里嗡嗡作响，一时分不清东西南北。我把邓董的名片撕成了碎片，扔进垃圾桶那一刻，好像又觉得不妥，这样太像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了。

　　我试图联系邓董，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告诉他，那个叫阿福的河唇镇拉客仔，深圳的前厨师，病得很重，估计快不行了。

　　既然他先早一步走了，这个消息也毫无意义了。

　　没过两个月，阿福还是走了。

　　整个河唇镇的人都知道，阿福死于暗伤。这个说法流传之广，超出我父亲的意料。那阵子，他不断地找借口，给我打电话，向我施加压力，希望我尽快与当年的肇事人联系上，取得赔偿，哪怕是象征性的。

　　“不然，我住在河唇街上，门都不敢出了！”父亲的口气是带着威胁的。

　　那阵子我忙得很，单位改革，人事精简，我自己的去向问题也面临重重关卡。被父亲纠缠得神魂颠倒，我本不准备跟他拉扯，不得不把少青拍给我的一张字条转发给父亲，告诉他，这是多年前发生在深圳的一件碰瓷未遂事件。

　　字条大概是阿福知道自己不行时，特意写下来的：少青，请代我向鸿哥说声对不起，上次在广州，与他见面时，我没敢说。那次是我的错，我是第一次，不知道这就叫做碰瓷，是违法的事，因为很多乡亲们都这样干过。幸亏鸿哥帮我脱险，才没事的，以后我绝对没再干过了（另外，第一次和鸿哥吃饭，是加清叔买的单，不是我）。

　　少青说，字条也不是阿福亲手交给她的，是阿福走后，她从他的钱包夹里找到的。她给我发来，是为了完成阿福的心愿。拍给我后，她就把字条烧了。人已经死了，她希望不要继续传播，“给死掉的人留点面子。”

　　看过字条，父亲再未跟我提过“阿福”两个字。

　　责任编辑：王玉珏

　　当代小说 202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