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深处的孤独与慰藉
范伊宁? 张丽军
有人说作家的创作就是一场孤独的旅程，而书写人内心的孤独也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题材。在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着不同的“孤独者”形象书写，如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人、鲁迅笔下的魏连殳、郁达夫《沉沦》中的主人公等等。无论是“孤独者”还是“多余人”、“零余者”、“局外人”，“孤独”作为世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常写常新。如果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那么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孤独，作家们用自己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孤独的不同样态及原因，在一切都追求“加速”的忙碌社会中为我们提供驻足之地，关注人内心深处的隐秘和心理健康。
许玲的《重逢》（《清明》2020年第5期）讲述的是失独夫妇春芳和老鲁的晚年生活。为了偿还孩子生病时借的治疗费用，春芳和丈夫不得不来到城市打工，没有孩子陪伴的晚年生活是寂寥的，尤其是想到自己和丈夫去世后无人养老送终成为孤老，春芳的内心就更多了一重忧愁。但是在医学院做清洁工遇见“无语体师”夫妻俩的经历，让春芳面对重病的丈夫时多了一份把握，死后成为“无语体师”的别样重逢让她对身后事有了着落，内心的空缺找到了一处归宿。同样是书写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孤独感，梁爽《暮年》（《安徽文学》2020年第9期）聚焦退休后的人民教师叶芝如的生活，退休后的叶芝如无事可干，儿女们和老伴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叶芝如为了打发生活的空虚，尝试过诸多兴趣爱好，如养花、养鱼，甚至开过一段时间的辅导班，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无事可做无人可说的叶芝如只能独自走上街头漫无目的地行走，却因为迷路差点找不到回家的路。小说探讨了老年人退休后如何让他们拥有“被需要”的感觉，而家庭关爱的重要性则是作家强调之处。薛雪《雪夜》（《福建文学》2020年第5期），涉及了对于保姆这一职业面临的工作压力和舆论压力。中老年妇女素芳在照顾一名退休教授两年左右，被教授的儿女们找借口辞退。辞退并非是素芳工作能力不行，而仅仅是因为社会对保姆的偏见。无力改变这种偏见的素芳只能一个人在雪夜离开，承受这种偏见带来的伤害。同样是书写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孤独心理，凌岚《有时》（《福建文学》2020年第9期）将故事的地点从家庭转到养老院，更加集中地剖析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可能与心理状态。《有时》的故事是凌岚《盲》的接续，老伴去世后的扬子拒绝与别人同住一间房子，想要维护自己与丈夫生活和独处的空间;原名张飞的张老太入住后人们逐渐得知她入住是因为儿子融资失败在躲债，最终张老太不堪追债人上门讨债的压力和养老院其他老人的言论终日闷在房间。养老院的老人们看似在这里找到了同龄人可以倾诉，但每个人内心仍有着诸多不可为人说的秘密，每天面临身边人的死亡也让他们感到压力。
除却对老年人的“空巢”状态下心灵问题的关注和爱的需要的强调，中年人往往面临着更多的精神压力和无人诉说的孤独处境。孙鹏飞《细沙》（《福建文学》2020年第9期）讲述的是两位心怀理想的作家创业赚钱的曲折。三十四岁的昊哥竟然离家出走，原因在于父亲的苛刻要求，“越是亲人，越是对自己苛刻”。无人可说无人可懂的昊哥，用离家出走的行动发泄内心压抑已久的不满。张玲玲《看不见的房客》（《广西文学》2020年第9期）更加集中尖锐地刻画了当代年轻人的工作、生活和情感状态。小说的主人公“我”在毕业后从事记者行业三年，在对自己、对男友和行业都很失望的情况下，决定离开工作的地方回到上海工作。在租住的青年公寓里，每个人互不相识，“我”一度以为自己隔壁没有人，却在一天午夜遭到隔壁敲墙。在想自杀的一个晚上，又是隔壁电话的一句脏话让自己清醒过来，及时制止了自己自杀的行为。当“我”和男友聊起这位从未谋面似乎不存在的邻居时，男友以为“我”精神出现了问题需要治疗。事实上，正如作品中“我”的内心独白一样，“你没法跟别人解释说，你克服了多少困难才熬过了这些刺刀一样的时刻”，这种不可说、无人理解的处境加剧了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感和无助感。比起《看不见的房客》中被及时制止的悲剧，杨爱国《街上拦了个车》（《西湖》2020年第9期）中悲剧的发生令人心痛，也更令人警醒。网约车司机田水根一天接了顾兵、李建国三次单子，最后一次因为言语上的冲突，让田水根感到不被尊重心生不满，把积压已久的怨气发泄在二人身上，开车撞向二人致一死一重伤，田水根也被警察依法逮捕。悲剧的起因仅仅是一件小事，但背后却是生活的重压、生意的失利、房东的讹诈以及妻子一家的鄙夷，无数件小事的堆积和出口的缺失让他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最终酿成悲剧。拖雷《快跑，月食》（《安徽文学》2020年第9期）讲述的是《一地鸡毛》中小林故事的延伸，主人公小方人到中年面临妻子的离开、升职的压力以及儿子自闭症的重重压力，支撑他的只有儿子天真的脸庞，出路在哪？没人能回答。其他还有张彤《冗余代码》（《广州文艺》2020年第9期）、张中民《吴子濛的片段人生》（《西湖》2020年第9期）等关于中年人生活和精神双重危机下的心理状态。有的孤独是外界环境挤压之下带来的，还有的孤独是一种主动选择。刘鹏艳《暗影》（《雨花》2020年第9期）讲述了拥有良好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律师卢克对待情感的态度和生活状态，尽管有着收入不菲的工作，卢克在工作之余更喜欢独处，不想结婚不相信爱情，面对女同事的示好不愿回应，尽可能地减少自己与他人在情感上的联系，“冷漠”成为他最自如的状态。与上述无人可说或者不知道如何表达的孤独不同，卢克有着清醒的认知但依然选择走向孤独，将自我封闭起来。这种情感状态在当下年轻人群体中似乎更为多见，“为了避免结束，所以拒绝一切开始”，自我内心的封闭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更难以深入。无望的生活前景，模糊的感情，不冷不热的工作，似乎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常态。如何打破这种封闭式的状态？越来越多的人诉诸于网络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手段，寻找更多心灵的出口。
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方便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拉近了人与世界的距离。早已告别“從前车马都很慢”的时代，交通运输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本该让人们之间关系更加亲密，但事实是人们的情感状态似乎更加倾向于自我封闭。“科技创造美好生活”，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人们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糖匪的科幻小说《看云宝地》（《上海文学》2020年第9期）讲述了未来人工智能以及云端交友、云端储存记忆的故事。小说主人公鹤来利用云端确实交到了诸多女性伴侣，并可以同时展开交往。但在实际体验过程中，鹤来逐渐感受到这种便利背后潜藏的缺陷和危害。因为患有ALZ症，鹤来会逐渐丢失自己的记忆，在寻求治疗方案的过程中，得知可以通过提取个人记忆上传云端，然后依靠电极刺激返回信息保存自己的记忆。治疗过后人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吗？作家通过鹤来之口发出质疑，同时小说中透露着对云端安全的担忧。云端并不是万能的，云端让人与人之间的实际接触、交流更加疏远，技术的漏洞让个人信息更加不安全，而没有跟上科技的人如鹤来的同学最终被时代淘汰。同期《上海文学》还发表了王侃瑜的科幻小说《织己》，王侃瑜聚焦在智能APP领域，小说中智能软件“织己”能够帮助用户更加规律地生活，指导穿搭和营养摄入。小说中女主人公看到男朋友用了织己后决心要用这款软件，通过织己的大数据分析和指导，“我”变得更加健康，更加懂得穿搭，利用链幕在人与人之间形成隔离，保持了有效的社交距离和独处空间。这些都让“我”越来越信赖智能软件的指导，但是使用软件的背后问题逐渐显露。“我”的男朋友因不堪心理问题的折磨以及在软件指导下数百万的消费账单的压力选择自杀，而“我”用上织己后越来越少地关注外面的世界，沉醉在织己给自己打造的一系列变美和消费的陷阱中，结果千人一面，失去自己的独特性，“所成就的更好的自己，不过是批量生产的模型。”李静睿《秘密光年》（《山花》2020年第9期）描写了主人公在“流程统治一切，从工作，到爱情，直到灵魂”的社会中有意识地挣脱。平淡重复的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一只猫改变了枯燥的生活，“我”想要在流程之外，藏起一些能与之对抗的东西，那只叫小灰的橘猫、排水孔和墙外的人成为打破“我”日常流程的部分。王棘《鱼眼》（《四川文学》2020年第9期）更像是一则寓言，对未来人类社会的繁衍以及人工智能主导下的生活进行想象。小说中主角“我”在十八岁成人的那一天才得知自己的父母并非人类，而是由各种程序设定好的智能人，在“我”成人的这一天，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随后被分解、组装成新的智能人去完成下一个任务。人类在这个时代中拒绝成为父母，而这一工作由智能人来接替完成，人与人最亲密的关系也随之瓦解。人作为一种生物活着的意义被简化为“被出生。麻木地活着。荒凉。孤独。绝望。周而复始。”尽管上述作品是科幻类小说，但其中蕴含的对科技的反思、人际关系破裂的书写以及人内心的情感危机都是当下现实生活中急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同时也是对人性本身的追问与探索。人类该如何与人工智能和平相处或许最终指向的还是人如何与人、与地球上的生物相处。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人，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以及选择才是导致今天出现这些生态问题、科技问题等等的重要元凶。
科学技术的发达并不能改变人内心的孤独，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许走不出孤独的困境，但是人与人之间淳朴的爱和信任，能够成为黑暗中前行的一盏灯光。林筱聆中篇小说《那些黑得发亮的日子》（《福建文学》2020年第9期）讲述的是一个在绝境中获得信任的故事。深陷经济纠纷的商人在回到故乡躲避时，遇到了一位朴实无华的女性，在对方给予的信任和照顾中找到救赎的力量。王小忠《贡巴旅社》（《广州文艺》2020年第9期）中的画家离家出走寻求灵感，画家的画作一直得不到周围人以及自己家人的认可。于是一心想要画出大作品来证明自己艺术家潜质的画家来到贡巴一家简陋的旅社住下，在寻找灵感的过程中明白生活真实的苦难和美好，明白了“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创作态度画不出好作品。旅社主人班德拉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会画家更是教给读者“只有用爱，只有用耐心去教导，不是所有疾病都无药可治。”孤独一样可以被治愈被理解。同样被治愈的还有张运涛《多多》（《四川文学》2020年第9期）笔下的李淑丽，李淑丽在父母双亡、与兄嫂关系破裂、不堪丈夫赌钱和家暴之后，带着孩子出走，来到昔日工友贝贝的家中。贝贝失踪多年，李淑丽希望借助二人十分相像的长相获取贝贝家人的信任与接纳。在与贝贝母亲的交往中被她的真情打动，感受到了爱意与温暖，心中的不满和孤独感也在逐渐消退。
本季其他还有关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破坏和道德伦理裂缝的反思，如沙爽《时间的裂隙》（《雨花》2020年第9期）、马宇龙《追杀声音》（《四川文学》2020年第9期）、大头马《墓》（《西湖》2020年第9期）;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如乙左左《非现实》（《西湖》2020年第9期）、郁小简《落地窗》（《安徽文学》2020年第9期）、周如钢《孤岛》（《钟山》2020年第5期）等，这些作品中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书写体现了文学之为人学的特质。生命有时悲，有时喜，有时收获，有时失去。让文学也能够“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每一个孤独的心灵。
落在熟悉的地上
郝? 焱? 张丽军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何荣芳的《春风又绿江北岸》（《安徽文学》2020年第9期）紧紧抓住这一社会热点，讲述了王屋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之下成为脱贫攻坚典型的故事。村民王逸兴在驻村扶贫干部李晨光的鼓励下，积极参加改选，成了王屋村的村支书。扶贫任务是目前村里工作的重点，经过详细了解与认真思考，王逸兴认为扶贫不应仅仅是“输血”，更应当帮助贫困户“造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因懒致贫”的村民邢木却极不配合王逸兴的工作。王逸兴在村里搞起了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解决了收入问题。邢木被王逸兴等人的真诚所感动，主动学习驾驶技术，成为了物流公司的货车司机，并收获了爱情。同样反映脱贫攻坚干部与基层群众之间的温暖小事的，还有李睿的《慰问》（《海燕》2020年第9期）。刚过而立之年的靳明是一所大学的书法老师，每次临到过年，他都要在家忙着为大家写“福”字、写春联。这天靳明要做两件事。一是和老婆蒋丽离婚，再就是随省里的慰问团到东极市寒树沟镇朝阳村慰问，接着写“福”字、春联。因为区婚姻登记处临时换了地点，靳明只好把离婚的事情先搁置在一边。在驻村扶贫干部渠成的介绍下，靳明了解到朝阳村日渐萧条的原因，即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老幼妇孺相依为命。暴雪夜，杨忠和家意外失火，渠成不顾自身安危冲进火海，救出了昏迷的杨忠和。这给靳明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冲击，他对“家”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定义，明白了渠成这些人的努力，就是为了户户都能够将“家和万事兴”的美好祝愿变为现实。万般感慨之下，靳明放下执念，主动与妻子和解，探寻开启新生活的可能。
亲情这一主题在文学创作中源远流长。李宗新在小说《哥哥的婚事》（《飞天》2020年第9期）中，讲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无言、朴素而深沉的爱。多年前父亲的执拗，让哥哥与巧玲的爱情无奈夭折。而如今贫困的家境，让哥哥成了全村闻名的大龄青年。父亲母亲绞尽脑汁，要为哥哥谋划一门满意的亲事，哥哥却满不在乎。经过父亲的不懈努力，哥哥迎来了两次相亲，尽管全家齐上阵，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排练，却都因各种奇怪的理由而以失败告终;甚至原本以为已经板上钉钉要成为“我”“准嫂子”的兰花，也在婚期临近之时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私奔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哥哥去帮二姐收苞谷的那个秋天，被邻居家的女儿看上，一桩好姻缘就此诞生，从不喝酒的父亲在婚宴上烂醉如泥。一位为儿女后代的幸福劳心劳力的传统父亲的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李知展《落下的都很安静》（《鸭绿江》2020年第9期）则讲述了一位兄长对弟弟如山般敦实厚重的情谊。满文斌多年前来到岭南海城，经过多年奋斗终于混出了个人样儿，却发现哥哥不幸患上了淋巴癌，于是将他接到城里“享享清福”。父亲去世之后，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供养弟弟上学，满山草日夜操劳，不辞辛苦地种地做工，还将弟弟给自己的钱拿出去资助了两个大学生。满文斌一心想让哥哥踏踏实实享受一番城市生活，但满山草最怀念的还是与弟弟共同度过的乡村岁月，并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鼓励弟弟东山再起。他像在巍巍天地间挺立的一棵树，不仅以强大的意志守住了自己的一尺方寸，也用汗水浸透的臂膀默默为弟弟遮风挡雨。“麦子熟了，麦叶就悄悄落了;果子熟了，树叶就静静落下……我也快落了，我得回家，落在熟悉的地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棵寂然无声的大树最想做的，还是落叶归根。“拉拉秧，八丈长，亲娘的亲娘是姥娘。姥娘她拉巴个小巴狗，小巴狗，吃饱喝饱，翻翻眼皮儿回家走。”吴志强的《姥娘土》（《延河》2020年第9期）以记忆中的一首歌谣，引出了生性柔弱的姥娘为了养活我，是如何在冰冷岁月的磨砺中一点点变得坚强的故事。姥娘就像树木根部保护着根须的“姥娘土”一样滋养着“我”、哺育着“我”，让“我”一步步走出了大山，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纳兰泽芸的小说《拜托你叫我“柳春风”》（《北京文学》2020年第9期）中，杨柳春执意要将名字改为“柳春风”，便是因為“杨柳春”包含着父母二人的姓氏，取爱情结晶之意。但父亲的出轨给杨柳春和母亲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那时起，对于杨柳春而言，名字中的“杨”便只意味着屈辱与背叛。“家”不仅蕴藏着温情，或许也会隐匿不幸。
对金钱、权力与利益的不停追逐，使现代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冰冷无情的修罗场。王季明的《杂色》（《飞天》2020年第9期）以讽刺的笔法与充满悬疑色彩的笔调，表达了对友谊褪色、真情不再的叹息。已经被出租车司机称作“老头儿”的“我”，来到柯俊民承包的红太阳农家乐参加同学聚会，发现这个农家乐跟多年前在崇明岛上的长江农场场部几乎一模一样，让“我”在恍惚之中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但嫉妒、财富与权力成为了宴会的主角，多年前发生的风波再次被提及，酒席之间发生的种种不愉快，让“我”感到单纯美好的过往只能成为遥远的回忆。深夜，吴小芬突然痛哭流涕从柯俊民房间里逃回了家，更是让这次同学聚会疑窦丛生。这是否与当年未曾揭开的真相有关？赵素馥的小说《对门》（《海燕》2020年第9期）则在诙谐幽默的讲述中，讽刺了当今都市社会的人情冷漠。退休的周老师搬进了儿子一早就准备好的房子养老，因邻居之间关门闭户、互不往来而感到闷闷不乐。本着“远亲不如近邻”的朴素想法，住了半年的周老师，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对面的门，却被对门的邻居隔着猫眼儿骂了句“神经病”。几日后，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上高中的女儿敲响了周老师的家门，请求他为女儿做课外辅导。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老师开门送客，却发现这对母女掏出钥匙打开了对面的房门……刘驰的《浮云》（《鸭绿江》2020年第9期）则揭示了爱情在欲望面前的无名状态。安谅的《你要有情怀》（《北京文学》2020年第9期）则通过讲述刘处长为了顺利加入摄影家协会，不惜放下面子托人找关系，试图缓和与曾被自己排挤的下属晓杜之间的关系的故事，讽刺了无处不在的官僚作风，更对晓杜那样不计前嫌、有“大情怀”之人表达了赞美之情。《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块钱》（《北京文学》2020年第9期）以男孩小宝在路边捡到的一块钱，在协管员、警察与班主任之间的流转故事为线索，反映出物欲横流的社会对孩子心中美好价值观念的磨灭。文博的《绵羊》（《海燕》2020年第9期）则通过善良单纯的牧民与狡诈贪婪的商人之间的鲜明对比，写出了自己对牧民命运的深深忧虑。与以上作品所反映主题不同的是，岩颜的小说《遗失的帽子》（《北京文学》2020年第9期）着重探索人性中善与美的弧光。唐老师丢失了一顶心爱的帽子，并在亲友的反对下拒绝与一位有案底的学生会晤。但丢帽子与拉黑学生事件，让唐老师仿佛丢掉了最真实的自我。为了找回曾经的快乐，她踏上了寻找帽子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唐老师见到了曾经的学生们，一张张年轻自信充满希望的面孔，帮助她找回了“遗失的美好”。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在《论人性》中谈道：“命运是一条无尽的因果链条，万事万物皆因此而赖以生存，世界本身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一准则与因果关系。”在邓一光的《离开中英街需要注意什么》（《北京文学》2020年第9期）中，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让已然奔向耳顺之年的“我”，在回忆的长河中溯游而上，串起了一条属于失败者、城市梦想、激情和故事的因果链。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这座城市移民的“我”，在充满着财富与梦想的中英街做水客替人带货、游走打拼，认识了立志要做“大商人”的毛更新。在命运的冥冥安排中，“我”与毛更新开启了一段跨越时代的友谊与恩怨。朱斌峰的《恐高症》（《海燕》2020年第9期）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与命运和解的故事。与“我”同是矿山子弟的白洁又回到了银城，正当“我”对她的返乡感到疑惑不解时，白洁却主动告诉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治好她的恐高症。在一个黄昏，白洁盛装而行，终于在“我”的陪伴之下一步步登上了铜塔顶端。我看着她欣喜而平静的面庞，明白她的恐高症终于好了;而我们也都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学会了与过去和解、与自我和解。茨威格在传记《断头王后》中，提到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早年的奢侈生活，无比感慨地写道：“那时她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王祥夫在他的中篇小说《花样年华》（《长城》2020年第9期）中，同样讲述了女性金米为命运馈赠的礼物付出沉重代价的故事。容貌出众的县城姑娘金米从小在母亲工作的百货二店长大，凭借着漂亮的脸蛋儿与母亲的“运作”，成功被于主任任命为白玉日化厂的推销员，这成为了她与“琵琶郭”、章厂长之间纠葛的开端。在爱情与名利之间，金米选择了后者，但也在欲望的深渊中葬送了自己的“花样年华”。尽管命运不可捉摸，但一代又一代的人向我们证明，只要拥有奋斗的勇气，敢于抓住机遇、脚踏实地，命运也许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袁本立《贺六毛》（《海燕》2020年第9期）的男主角贺六毛怀揣二十元钱，从山沟沟一路闯进了滨城。虽然因为没有暂住证东躲西藏，还被送入了收容遣送站，但贺六毛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渐渐成为了人们口中那个“不宰秤，公平交易，舍得出力，不斤斤计较的‘破烂儿王”。夫妻二人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还生下了儿子海滨，与这座城市紧紧融为一体，谱写着美好生活的篇章。
生與死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由生而死的历程宛如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起点与终点，而是过程。王选的《夜谈》（《飞天》2020年第9期）以充满哲思的语言，呈现了“我”与家族亲人们对死亡的思考。在安葬了罹患胃癌去世的二祖父之后，“我”与祖父、父亲以及堂兄弟们，在深夜的堂屋中一边讲述着与先辈们有关的灵异故事，一边等待“复三”时辰的到来（“复三”即人埋葬后，第二天晚上至第三天子时，孝子和亲人前往坟地烧复三纸，并将下葬时带回去的坟头土，撒在坟地，意为安抚山神土地，使亡人在阴间免遭欺辱。然后将坟地清扫，焚烧纸钱、香蜡，磕头）。已是耄耋之年的祖父讲述的自己年轻时惊心动魄的经历，却让这些灵异故事都有了被解释的可能。生与死是无法抗拒的，唯有死亡的黑暗帷幕能够衬托出生命的光彩，我们只能选择好好珍惜二者之间的这段时光，并坦然处之。谢小灵的《录音机》（《满族文学》2020年第9期）讲述了一个由“录音机”引发的血案。在“我”的家乡潮州苏塘村，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绰号，而堂叔的绰号却是不那么文雅的“傻愚”。因为他的名字，无论他做什么别人都用异样的标准来看待他，傻愚自己却不以为意。华侨“老姑姑”从海外带来了一台录音机，这台录音机最终落到了傻愚手里，却在无意之中录下了傻愚妻子的偷情。为了保住妻子清白的名声，更是为了让妻子不必心存愧疚，忠于爱情的傻愚选择决绝地走向死亡，怀抱录音机投水自尽。许谋清的《最后一个农民》（《北京文学》2020年第9期）中的生死故事，则与村庄有关。村子和人一样，也有寿命，也有生老病死。村子的死叫废乡。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让村人搬到了城镇，这个曾经有着五千人口的大村在人们搬迁的欢笑中渐渐“死去”了，只余下不愿离开的老人们相依为命。木屐、草鞋、犂耙、锄头、畚箕在村庄里消失，亲情也被快速刷新的对财富的追求所替代，老人们很难和家人吃上一顿安稳的团圆饭。我们不禁扪心自问，正在往死亡之路上前行的，又何止是村庄？
文学的“心变”与“安魂”
李? 超? 张丽军
文学关切历史、关切现实，它重整时间、重建空间，它写情绪，写情感，写离愁别恨，终归落脚“人心”，文学转不过时代的弯，它通过记录一个时代的英雄、普通人去勾勒这个时代的轮廓，他们在各自的时代被定格，又在另一个时代复现。
“土著印加人不仅相信水可以倒流，也相信时间可以倒流”。陈河的《天空之境》（《当代》2020年第5期）用质朴且真诚的语言叙述了一段百余年来国人在海外动人心魄的践梦“故事”。奇诺是百年前被贩卖到秘鲁的华人后裔，受哥哥遗留书籍的熏陶，他逐渐走上了革命之路，直到被捕杀害。主人公李在百年后重走当年切·格瓦拉的游击之路，试图寻找奇诺的真实身份。旅途中，在异国他乡的当代中国民工意外出现在李的视野，历史与现实巧妙重合。作品以历史与当下两条时间线交叉并置的叙述方式，使当下与历史同时在场，跟随李探寻奇诺的旅程，当下与历史似乎重合，历史幻影在小说中复活，时间在文字间倒流。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苏轼悼念亡妻的悼亡词。句句不舍，字字哀痛。鄢元平的中篇小说《江城子》（《当代》2020年第5期）亦可作一悼亡篇，悼念所有倒在抗疫一线的“江城之子”。冯城是江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浪荡子”。他高大帅气，流里流气、玩世不恭，靠着姐夫在江城大学一下属单位《写作评论》混口饭吃。突如其来的疫情把几个关系复杂的男女放到了一个空间里。大难面前，“浪荡子”只是为“帮个忙”，成立了“志愿敢死车队”，自此踏上“抗疫之路”，浪荡子依然浪荡，只是这时的不恭与浪荡背后透出了伟岸与担当。冯城是江城再普通不过的一员，只是在大难面前，有些人依然是一个普通人，有些人除了是一個普通人，还是一个普通的英雄。项静的短篇小说《清歌》（《当代》2020年第5期）里的刘老师亦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员。小说一开篇，描写了一个在中国农村很常见的画面——清早哄骗小孩子穿衣起床的温馨场景，这个场景可以把很多人拉回童年，让你回忆起那个给你编故事哄你穿衣服的人。小说的主角是一位乡村教师——刘老师，作者塑造了一个模糊的人物形象，作品中没有对刘老师的心理活动作过多展示，这也许就是刘老师留给富村人的印象，这通常也是千万个中国乡村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一群平凡模糊的普通人。
自古以来，各民族团结统一都是民心之所向。古丝绸之路是促进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交流的生命之路。中篇小说《敦煌英雄》（《当代》2020年第5期）的叙述空间从西域敦煌到盛景大唐再到西域三十六国。以大唐将领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河西、归顺大唐为线索，为我们再现了那段敦煌壁画上的华彩篇章。作者用豪阔、苍茫的笔调为我们复现了那段中华各族人民为中国各民族的统一艰辛跋涉的历史。温燕霞的长篇小说《琵琶围》（《人民文学》2020年第9期）是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作品之一，讲的是峙城县琵琶围在何劲华、金彩凤等基层扶贫干部的帮助下“攻坚脱贫”的故事。小说以一座围屋的前世说起，从围屋的前世沧桑中引入围屋的今生样貌。哑伯与橘子婆作为当年红军在苏区抗战的亲历者，也亲眼见证了新时代新一代党员们对苏区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小说没有把何劲华等基层干部神圣化，而是把他们当做“小人物”来写。作者深入扶贫一线，把深扎扶贫一线的基层干部的内心挣扎、爱恨情感通过大量细节嵌入故事情节，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基层干部形象。同时，作者也没有把帮扶对象片面化，塑造了养财、朱家三姐妹等一批性格各异的琵琶围村民形象。
葛亮的中篇小说《飞发》（《十月》2020年第5期），内容考究，结构完整，语言精致，叙事工整而无匠气，小说散发着古老器物般的质感。这是一部写老香港的小说，文字间散发着相宜混合的“港味”，内里根植于中国千年传统与文明。小说从一个行业切入一个时代，翟康然与其父翟师傅对发型“灰度”地带的相反审美认知隐喻出两代人对“黑白分明”与“灰色地带”两种观念认知的差别。随着故事层层抖开，我们通过一个行业看到了老香港一个时代的起沉更迭，翟玉成的发迹、沉沦、颓废暗喻老一代“香港人”的人生轨迹。纵使时代残酷，我们分明依旧可以从“孔雀旧人”那里看到同行间的惺惺相惜，看到老一代中国人古老的传承。时代更迭，“孔雀”早已不再，昔日辉煌的英皇剧院早已无人驻足，那一代“老家伙”生活的“空间”早被拆除覆盖，翟师傅蜷缩在他那个时代的痕迹里，似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他的“硬颈”来自“孔雀”时代的历练，也来自家族血脉的传承。焦典的短篇小说《黄牛皮卡》（《人民文学》2020年第9期）讲述白云村最后一任毕摩的故事。就像毕飞宇在《<黄牛皮卡>的进程》中提到的，吉妈毕摩的“特征是双脚踩在大地，脑袋却悬在云端”，既写出人物形而下的“形”又写出人物形而上的“神性”实属不易。白云村最后一任“毕摩”的去世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消逝，同时也是一种人类灵魂丰富性的衰减。
文学在传承中显示它的力量，在反思中行使着它的使命。李骏虎的短篇小说《木兰无长兄》（《十月》2020年第5期）关涉到的是当下社会的原生家庭问题。小说以第三视角勾勒了“木兰”的原生家庭对她的残酷，而对“变成勇士”的期待是成人世界对孩子的另一种残酷，作者平淡的日常生活场景描写中渗透着一丝恐怖，大黑狗被饿死就预示了小木兰的结局，小木兰最终又变成了一条“大黑狗”，小说篇幅虽短，但似匕首般锋利，刀刃的冰寒直指人心。朱辉的短篇小说《小跑的黑白》（《人民文学》2020年第9期）中，同样写了一个少年，小跑与妈妈生活在楚水镇，住在租来的临街房子里，妈妈靠“缝纫织补”过活。对于爸爸的所有消息，妈妈对小跑避而不谈，偶然发现的半张印有一个男人的照片“底片”承载着小跑对父亲的所有想象，小跑身揣“底片”在楚水镇漫无目的地游荡，最终因失足落水溺死河中。小说节奏舒缓自然，它像是一首哀婉小调，孕“疼痛”于雾霭。
董夏青青的《狍子》（《十月》2020年第5期），剖开了当下社会存在的复杂病症。第一部分叙述者“我”用急峻且稍显冷酷的“青少年式”口吻，叙述着成长过程中严厉的父亲与固执的我的对抗。第二、三部分写了“我”与父亲的几次交锋，“不要对人性抱有希望”显示出父亲的绝望，这种绝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身处“社会精英”群体的女儿身上，这看似是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的不同，其实影射了当下社会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第四、五部分，随着“我”逐渐走入父亲的生命深处，之前被“我”嫌弃不屑的“老套故事”以最朴素的方式刺进我的生命。本季同样讲青年人的生存现实的小说还有黄德海的短篇小说《有人于此》（《十月》2020年第5期），其题名出自《庄子·内篇·人间世》，这篇小说讲了一个梦境，虚实相生，是一篇类似探讨处世哲学的佳作。
程永新的中篇小说《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十月》2020年第5期）看似轻佻的开头夹杂着一丝悬念，邓丽君的歌声对于其他人也许会是某种怀旧，但却是阿格的隐痛，阿格的清迈之旅意在寻找，寻着邓丽君的足迹，他寻找的是亲人、亲情与童年丢失的爱。小说的主体部分是“泰国三人行”，这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而阿格“寻找”线索的注入使原本寻常的故事有了骨架，整个小说在神秘又轻松的氛围中渐进发展。张学友代表着一代人的青春，林森的短篇小说《去听他的演唱会》（《十月》2020年第5期）中，张学友要去海南开演唱会，这搅起了“老孟”的青春记忆。小说的特别之处是故事套故事的叙事形式，陈慕的小说穿插在正文中，代表着人物的怀旧时空，正文代表着人物的当下时空。曾经的挚友与挚爱只活在另一个时空里，时空交错他们也只能在人海相隔中各自欣赏各自的“张学友”，只是通过朋友圈这个虚拟的平台证明自己在“朋友圈”的存在。
韩东的短篇小说《动物·人的世界》（《人民文学》2020年第9期），可以看成是一则用现实笔法写成的寓言，作者用先锋笔法玩味着“先锋情感”。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原本存在着边界，林教授去某岛国参加一个学术活动，身处异国，他的感受与呆在人的世界的马产生的感受相重叠，看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有点陌生化的“异感”世界。小珂的《局》（《收获》2020年第5期）写的是醉酒后的“异感”世界，小说的节奏与“我”从清醒到喝醉的感受保持一致，喝醉的“我”的世界似乎比清醒的世界更真切，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边界再一次被打破。
“情感”是文学永恒的关注对象。它试图通过对人的情感的关注一次次发现“人”，解放被桎梏的“个体”。马金莲的《化骨绵掌》（《雨花》2020年第9期）的主人公苏昔人到中年，曾经的热血、理想、青春在日子里隐遁，每天柴米油盐磕磕碰碰。突然接到大学同学的聚会邀请，让苏昔四平八稳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刺激”。然而精心打扮后要去参加聚会的苏昔生出了一种“偷情被人撞破的惊悚，还有羞愧和恼恨”。作者用“化骨绵掌”暗喻婚姻，这无来由的“背叛”之感是“化骨绵掌”发作的症状。对于结了婚的中年人来说，一次简单的聚会居然成了某种“罪证”。苏昔提出离婚的举动是她意识到了被婚姻“笼嘴”套着的“自我”的存在，这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动。索耳的《女嗣》（《收获》2020年第5期）同样为女性题材作品，讲述了一对姐妹在传统宗族社会家庭伦理观念中的挣扎与矛盾。只有“发现”了“笼嘴”才能把它卸下来。以文学的形式描述“笼嘴”以至于让人发现，是文学力量介入生活的具体体现。
时光回溯，青春时的爱情与死亡放在一起，总是让青春多了一点残酷，让死亡少了一点刺骨。90后夏周的《哀矜之时》（2020年《人民文学》第9期）对新媒体、流行音乐、美食等当下流行文化元素恰当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叙事与抒情并进，节奏利落干脆，寫青春的忧伤但不矫情。虽不深刻厚重但也真切感人。此外王彤羽的《蝉琀》（2020年《十月》第5期）里的七星岛与世隔绝，常年靠一船只与外界相连，风气先进，屋舍俨然，似世外桃源。岛上住着的一对痴情男女为七星岛增添了一层痴情江湖儿女传说的意味，讲述了一段远离尘世、别有风味的爱情故事。
时间只有放在空间中才能显形，人是感知两者的中介又隐形其中。马笑泉的中篇小说《对河》（2020年《十月》第5期）叙事空间不是城镇，也不是对河，亦不是自然，但是三者都包括在内，其独特的叙事手法使文本透露出一种中国传统“水墨画”般天人合一的味道。作者把小说与诗歌两种文体巧妙融合，叙述与抒情达到了彼此互衬的审美效果，作品中人物基本没有名字，这削弱了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人、情、景、时间、空间在叙述中达到了平等的地位，生出流畅淡然之感。年少时“我”的对河情结是作品情感的生发点，也牵着成长中的“我”的感情的生发方向。小说中诗人的“对河气质”亦是整个作品的风格气质，情感在叙事中游荡，这是一种超越边界的自由。
和晓梅的中篇小说《落地生花的银》（《十月》2020年第5期），作者以虚实相生的笔法为我们揭秘了一段隐密的战争往事。这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是阅读过程中我们似乎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是作家笔法的高超，也是作者与读者双方对生命的尊重，“落地生花”是一种超越阶级的、从人性中散发出的爱。
文学最终是要记录人心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巨变，文学贵在记录人在巨变中“心变”的历程。人的“心变”往往雁过无痕，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还原这个微妙的过程，让它凝固在文字中，为一颗颗不安分的心灵“安魂”。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
当代小说 202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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