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胜

　　大奶奶死了，噩耗是村长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大奶奶在中元节晚上放荷灯时滑进河里淹死了。

　　我把大奶奶的死讯告诉祖父和父亲。祖父已经被血栓拴住好几年了，记性也不好，根本想不起来这个死去的女人与他有什么交集，僵硬地笑笑问，谁啊？祖母在一旁给他开玩笑说，你的那个老婆死了，去送送她吧。祖父摇摇头，还是记不起她是谁。父亲说，她与咱老刘家早已没有什么瓜葛，又路途遥远，寄点钱回去，让村长帮着葬了吧。

　　我觉得这样对待大奶奶太薄情，这个为老刘家坚守了一生的善良老人应该得到尊重，我决定回老家送她最后一程。于是，关于大奶奶的事迹才在我的思想里渐渐条理起来。

　　上世纪中叶以前，我老家还实行着一夫多妻制。家境殷实的男子大都要娶两房以上的女人，头房叫大婆，二房就叫二婆。那时男子八岁就结婚，一定要娶个身材壮大的穷家二八女郎做媳妇，为的是让她任劳任怨地干家务，死心塌地地看养小丈夫。等小丈夫成年，再娶个门当户对、年龄相当的二婆，大婆就沦为有名无实的怨妇了。

　　大奶奶是16岁嫁到我们老刘家来的，那年祖父8岁。多年以后，她曾咕咕地笑着给我说，那时你爷爷就是个小屁孩儿，天天嚼着我的奶头才肯睡觉，还经常尿在被窝里。听村里老人讲，大奶奶娘家爹是个大烟鬼，败了家业，当了妻子，卖了女儿，最后在自家林地的老柳树上吊死了。自从走进刘家，她再没回过娘家，一直到死。

　　大奶奶具有那个时代普通农村女性的特征，就像河滩上的一粒沙子，让人说不出和另一粒沙子有什么区别。她的形象除了身板壮大、裹一双小脚之外实在没什么可描述的，她的外号“扫把星”倒是村里人都知道。外号是曾祖母给她命名的，她的真名却没谁知晓。

　　曾祖母身材矮小，面无表情，眼睛亮得让人心寒。她整天坐在堂屋当间的老斗椅里，手里端着玉石嘴烟枪，吸烟时总闭着眼睛，说话时爱用烟枪指人的鼻子。她爱往大奶奶身上撒气，张嘴就是一句，“你这个扫把星……”大奶奶虽然不高兴，但从不犟嘴，总把怨气咽进肚子里。曾祖母曾给我说，看看咱这个家，之所以到今天这地步，都是被这个“扫把星”害的，这就是找错女人的结局。

　　我们老刘家的确破败，一圈凹凸不整的土墙，一架摇摇欲倒的柴门，三间五层砖基的坯屋，屋顶上长满杂草，根须顺瓦缝钻进屋顶，绕在椽子和檩子上，像蜈蚣一样让人恐惧。屋内阴暗，潮湿，常年充斥着陈年老土的气息和鸡粪酸腐的味道。夜里，夜色或月光从木条窗棂的间隙透进来，能看见院子里老槐树枝头的斑驳，能看见屋檐下老母鸡在鸡架上振翅倒脚，能听见黄鼠狼给鸡拜年时母鸡咯咯的惊叫。

　　曾祖母说，原来咱老刘家不是这样子的，你太祖、曾祖创下了丰实的家业，临街一处两进两出的大院，四十多亩良田，三匹骡马，自从这个“扫把星”进了刘家，惹上日本人那档子事，家底就很快败光了。

　　1945年春天，曾祖父花十枚铜钱买回大奶奶。那年她16岁，骨架宽大，却面黄肌瘦，像一架稻草人般松松垮垮。曾祖母皱着眉頭责备曾祖父，这是从哪里捡来个死人坯子？曾祖父是有名的牲口经纪，不相信自己会看走眼，就给曾祖母说，放心好了，只要给她饭吃，不出三个月就会膘肥力壮。曾祖父果真好眼力，三个月未过，大奶奶就变得像育肥的小母牛一般壮实了，走路风驰电掣，做起家务来不知疲倦，天天让祖父骑在她脖子上满院子飞。

　　这年秋天的一个午后，大奶奶正在院子里让祖父骑“大马”，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过兵啦，过鬼子兵啦！”那几天，几乎天天有大队大队的日本战俘被国军看押着从村东大路上走过，村民站在路两旁围观，谩骂，喷口水。她想，有什么好看的呢？败了威风的日本矮子个个哭丧着脸，像出殡的孝子似的晦气。可祖父非要去不可，喊着好姐姐，我要去看嘛。她说，好吧，我领你去，你可别向人家喷口水。

　　大奶奶拉着祖父来到村东马路边时，正有一队日本战俘耷拉着脑袋向北走。押送战俘的国军士兵端着卡宾枪，赶牲口似的吆喝着：“跟上，不许抬头，狗操的杂种！”不知这些日本战俘赶了多久的路，伤兵、孱夫和随军家属都东倒西歪地落在了后面。

　　大奶奶拉着祖父挤到最前面，看到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两眼流泪的幼儿，摇摇摆摆地倒在了地上，但她的一只手却死死抓住一个日本男兵的裤管不放，眼神里充满渴望和恐惧。这时，一个中国士兵走过来，一枪托砸在日本男兵的脊背上。日本男兵晃了一下，仰脸看了一下天空，猛地甩开女人的手，低头走开了。日本女人沙哑地喊了一声“阿布”，绝望地看着那个男人走远，才抱紧怀里的幼儿，慢慢地垂下脑袋。幼儿头上戴着一顶绣着樱花的丝质风帽，两腮红得发紫，两眼泪汪汪的，看来病得不轻。

　　围观者没谁可怜这对日本母子，几个村妇大声骂着当地秽语，从日本女人腋下抢走一个包裹，很快就把里面的东西均分了;几个男童怂恿着一只癞皮狗，癞皮狗围着日本母子汪汪乱叫。大奶奶两眼盯着日本幼儿头上那顶漂亮的风帽，她打算摘下它，戴在自己小丈夫的头上。还未及她动手，日本女人突然挣扎着站了起来，看样子她要去追赶还未走远的队伍。这刹那，大奶奶忽地伸手过去，一把将日本幼儿头上的风帽抓在了手里，转身走开时，她看到了日本女人向她射来的那个眼神——那简直就是一把冰冷的刀子，一下刺中她的心窝。她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忙拉着祖父风也似的逃走了。

　　跑回家里，她仍心神不宁。曾祖母用剪刀拆开那顶风帽，从里面取出三枚镶着红绿宝石的金戒指，开心大笑，夸赞大奶奶说，干得漂亮，这顶风帽足以抵得过老刘家祖宗创下的所有家业。大奶奶却如芒在背，满脑子里都是日本女人那个刀子一样的眼神。

　　那天晚上，曾祖父和曾祖母关起门来商量卖掉三枚宝石戒指壮大家业的事，大奶奶却想着那对日本母子呜呜地哭了起来。半夜的时候，她听见夜风里传来阵阵幽灵般的歌声，曲调别致、哀婉，是从没听到过的。她起身走到院子里，歌声仍如丝如缕地飘着。她就迎着歌声往北走，一直到村北寨墙那儿。歌声是从几里外的河滩上飘来的，那里燃着一堆篝火，有影影绰绰的人影晃来晃去……后来，篝火熄灭了，歌声也停歇了。

　　天还朦胧，大奶奶就蹚着满地露水，去了河滩。她看到的情景和夜里梦到的几乎一样，一堆坟头大小的灰烬上盖着一件和服，和服被露水打得像刚刚洗过一样潮湿，摆在灰烬上的一束野菊花正往下滴着露珠。她夜里梦见那个日本幼儿死了，日本人点起篝火焚烧他的尸体，母亲给他一遍一遍地唱歌，天上飘下形似杏花的花瓣，最后母亲脱下和服盖在了灰烬上。灰烬上没有梦中的杏花，和服却在那里。她哆哆嗦嗦地向灰烬走过去，扯开湿漉漉的和服，将两手插在灰烬里摸索，很快就摸到一个圆滑冰凉的东西。她把它捧出来，那是一个幼儿的头骨。她并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惶恐，但心还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又被什么东西咚咚地敲击着，简直痛得发疯。她用牙齿咬住下唇哭了起来，下唇流下的血滴，溅在了手里的头骨上。她一遍遍轻轻抚摩着小小的头骨，像抚摩一个熟睡的婴儿。后来她撩起衣袖抹擦附着在头骨上的灰烬，却怎么也抹不干净，便起身走下了河床。河水天一样清澈，静得像一面镜子。她掬起河水为头骨沐浴，直到它变得像碧玉一样洁净。她重新走回河滩，用母亲的和服把小小的头骨包起来，两手捧着，顺着河滩向东走了大约三百米。她知道那儿有一个废弃的渡口，河堤上有几棵杏树，春天就会飘下杏花。她在树下刨了一个很深的坑，直到十指都磨出血来，才将头骨葬在那儿。

　　从河滩回来，大奶奶就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她面目呆滞，神色恍惚，哭笑无常，还时常说些没着落的话。一天，她跪在曾祖母面前说，自己的丈夫坐船走了，儿子丢了，央求曾祖母派人去找。曾祖母拔下发髻上的银钗，一下刺进她的人中穴，她却笑得手舞足蹈。曾祖母派人请来一个巫婆，巫婆说大奶奶是厉鬼附体了，就从水缸里舀来一碗冷水，念叨一串咒语，烧了一张纸符，将冷水迎面泼在大奶奶脸上。大奶奶打了几个寒颤，好像如梦初醒，捂着脸跑回自己屋里去了。

　　从此，大奶奶变了一个人，整天无精打采，家务活敷衍了事，院子里再听不见她的笑声。她夜里总做噩梦，时常梦见那个日本女人来索要儿子，身后还跟着血眼长舌的索命鬼。她在梦境中拼命挣扎，好多次半夜将祖父踹下床来，惊得他哇哇大哭。

　　曾祖母忍无可忍，建议休了她。曾祖父觉得如此薄情，必遭人诟病，还是宽宏地将她留了下来，但再不准她碰祖父一指头。

　　不久，祖父被送入县学，读完县学去曹州读中学，读高中，后来去省城读大学，结婚生子。可以说，大奶奶的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那年秋后，曾祖父偷偷去了一趟曹州府，以每枚六百块袁大头的价格卖掉了那三枚戒指。回村之后，买了40余亩良田，雇了一名长工，我们老刘家一下成了村里拥有土地最多的人家。

　　但这种辉煌并没有维持多久，1949年家乡搞土改，我家的土地、房产就被均分了，曾祖父带着曾祖母和大奶奶搬进了前面我描述过的那个院子里生活。

　　“扫把星”这个绰号，就是那时曾祖母赐予大奶奶的。在曾祖母看来，要不是大奶奶抢了日本人的风帽，要不是那三枚宝石戒指，家里就增置不了那么多地产，不增置这些地产，就划不成地主，充其量划个上中农。如果是上中农，既能保住大部分财产，还不用因地主成分整天挨整。因此，她就把家庭不幸的根源全怪罪在大奶奶頭上。每逢来了运动开批斗会，曾祖母就用烟枪指着大奶奶说，扫把星，这都是你造成的，你必须独自吞下这个苦果。大奶奶就心甘情愿地参加各种批斗会，低头站在台子上，任人呵斥、谩骂。

　　大奶奶觉得这样很好，每遭一次批斗她都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她觉得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就该有报应，一个背负人命的人遭到什么报应都是应该的。她害死了那个日本婴儿，给那个日本母亲留下无限伤痛，自己就应该尝尽世间各种辛酸苦辣，用一生一世来赎罪。

　　有一次，她去参加乡里的批斗会，贫协主席喝问她，小地主婆，知道犯什么罪吗？大奶奶说，知道，我害死了一个日本人。贫协主席说，你要真杀过日本人，你就是民族英雄。大奶奶说，真的，我亲手害死过一个日本婴儿。贫协主席说，那也算，小日本断子绝孙才好。大奶奶说，我不是这么想的，日本人也是人，日本婴儿是无辜的，我害了他，就要为他赎罪。贫协主席暴跳如雷地嚷，原来你是个女汉奸啊！

　　那个时期，大奶奶就是这样自我救赎的。除了参加大大小小的批斗之外，她还找到了另外两种救赎的方式，一是每到冬天就不分昼夜地做风帽，把做好的风帽分给各家各户的孩子;二是每年的中元节晚上去村北氾水河放荷灯。

　　放荷灯是我老家对已故亲人寄托哀思的一种旧俗，他们相信荷灯会把自己的意愿带到天堂。据说大奶奶是老家那一带做荷灯的高手，她做的荷灯精致美观，飘得最远。

　　每年中元节晚上，当放荷灯的女人放灯回来以后，她才拿着荷灯出门，放荷灯的地方是那个废弃的渡口。她先在杏树下忏悔、祈祷，然后将一个剪纸娃娃放在荷灯里，点上灯舱里的蜡烛，走向河床，选河水最平缓的时候放下荷灯。她总带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将荷灯推向河心，以免被浅滩的河草缠住。荷灯向东漂流，她还要在岸上跟着荷灯走一段路，直到荷灯看不见影儿，她才会往回走。

　　有一年，她做了一盏木质的荷灯，连做荷花的纸都用桐油油了好几遍。恰巧那年河水汹涌，别家的荷灯很快就沉没了，唯独她的荷灯一直乘风破浪往东飘。大奶奶高兴，就扬着竹竿，跟着荷灯往东走，竟忘了时间和归程，直到被高高的城墙挡住，才停下脚步。东方已经放亮，天主教堂塔尖上已响起悠扬的钟鸣。

　　那天清晨，大奶奶被一个来河边提水的黑衣修女领进教堂，一个蓝眼睛、大鼻子的神父给她做了弥撒。他用西班牙语诵读一段《古兰经》，用生硬的汉语教化她，可怜的，你不是个傲慢、暴怒、懒惰、富有色欲的人，却因为你的贪婪，获得了背向神的罪恶，放弃了永恒的东西。假如你肯献上一只羔羊，我们的主愿用他仅有的宝血来拯救你，阿门。神父让她看着教堂穹庐顶上一个钉在十字架上被开膛刮肚的雕像忏悔，她觉得这个西方裸神连自己都拯救不了，怎么会来拯救她呢？二话不说，就起身离开了教堂。

　　大奶奶回到家时已是中午。曾祖母像一只愤怒的老猴，啪啪地拍着桌子质问她，这一夜在外面都干了什么？大奶奶跪在她面前，如实讲了所做的一切。曾祖母说，你要做对不起我儿子的事，天打五雷轰。大奶奶说，我要说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曾祖父说，她说的是真的，我去过那个教堂，见过那个神父。

　　这是大奶奶一生唯一一次去县城，之后六十余年再没走出过老家一步。

　　曾祖父死于1959年的那场饥荒。那时祖父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在了省城工作，也和我祖母结婚了。祖父赶往老家为曾祖父奔丧，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

　　祖父十分怨恨大奶奶，理由是曾祖父饿死了，大奶奶却没有饿死。大奶奶有口难辩，只是跪在曾祖父灵床前呜呜地哭。“这就是找错女人的结局”这句话，就是那时曾祖母说出来的。

　　祖父本打算将曾祖母接往省城同住，却被曾祖母断然拒绝。她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这个“扫把星”缠一辈子。曾祖母不肯去省城，一是不想将家业留给大奶奶，她要守住老刘家这条根;二就是怕大奶奶改嫁，或做出有悖伦理的事，玷污老刘家的清名。那年大奶奶29岁。

　　曾祖父死后，曾祖母跟大奶奶又整整纠缠了三十年，才寿终正寝。在这三十年里，曾祖母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她高高在上，不劳而獲，又十分嘴馋。大奶奶不但要从事生产劳动，还包办了所有家务，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任由摆布。曾祖母不许她和任何男人来往，不许她进扫盲班学习，不许她穿红绿色的衣服和花鞋，不许她讲和情爱有关的故事，大奶奶都全盘接受。曾祖母掌管家庭财权，生产所得、禽畜所获、儿孙寄款，一分一毫都攥在自己手里。她经常趁大奶奶下地劳动，自己在家里煮鸡蛋，煎腊肉，并且吃得一口不留。大奶奶从不因为吃食跟曾祖母怄气，自从灰烬里捧出那个日本婴儿的头颅，大奶奶就不吃腥荤了，一望见血腥的东西就呕吐不止，她只吃五谷杂粮和时令蔬菜。

　　大奶奶一生只向曾祖母索要过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小小的乌木梳妆盒子。她让铜匠安了一把铜锁，把钥匙拴在上衣的纽扣上，谁也不许碰。“谁也不要动我的盒子，”这是她一生一世向曾祖母发出的唯一忤逆忠告。曾祖母断定盒子里藏着更值钱的东西，怀疑她从日本女人那里不仅仅得到风帽里的三枚戒指，一定还隐匿了更昂贵的东西。她几次想偷偷打开这个盒子一看究竟，每动一次，大奶奶都会及时发觉。“谁也不要动我的盒子，”大奶奶面无表情地发出警告。不知为何，曾祖母竟放弃了打开盒子的念头，也许她觉得即使是一个更昂贵的宝贝，对她又有什么用呢？再说，这个盒子终有一天会落到她的子孙手里，自己为什么急于打开它呢？不管因为什么，事实是曾祖母没有打开这个盒子就走进了另一个盒子。

　　曾祖母到死都没闭上眼睛，她死死抓住大奶奶的手，瞪着双眼望着她。大奶奶说，放心走吧，我不会离开老刘家的。曾祖母还是不闭眼睛，直到一双瞳仁慢慢变成玉石白色。

　　曾祖母病故于1989年。祖父没有回乡奔丧，是父亲代为送葬的。也许曾祖母寄信提过乌木盒子的事，父亲问大奶奶盒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她说，都别打它的主意，它对你们一文不值。后来父亲给我多次提到过这个盒子，并作出了各种推测。

　　得到噩耗的第二天傍晚，我回到了家乡。老村长和几位村民在为大奶奶守灵，棺椁前点着蜡烛，摆着面点和水果。大奶奶躺在棺椁里，十分安详。

　　村长说，夏天的氾水异常汹涌，大奶奶年事已高，又是一双小脚，深更半夜去放灯，滑进水里再自然不过了。大奶奶在水里泡了一夜，尸体却没被河水冲走，被浅滩的一片蒲草死死缠住，衣服被河水剥光了，她的躯体像少女一样光洁，面色如生，额上一丝皱纹都没有。村里人把她打捞上岸的时候，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乌木盒子，掰都掰不开。后来，当众打开了盒子，里面竟是一个婴儿的头骨。村长说，这个婴儿头骨他见过，1963年氾水河拓宽的时候，有人挖出一个小小的头骨，几个孩子当球踢来踢去，大奶奶疯了似的抢走头骨，还被村人猜出过许多故事。

　　葬礼并不清冷，左邻右舍和村委的人都来为老人送行。葬礼上，村民回忆了老人平淡的一生，并给予中肯评价。老村长说：“天堂里也喜欢善良的人，她到哪里都会快乐。”

　　我想，真的有天堂，大奶奶应该换一种方式活着。

　　责任编辑：段玉芝

　　当代小说 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