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茹

　　那个让人揪心、涉及多个地点和人员的“泰安首个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轨迹追踪之事，竟与那地那楼有关，而他竟然全程参与了此事。

　　他说那天是庚子鼠年正月初三，所里接到紧急任务，追查前一天刚被确认的泰安首例新冠肺炎患者5天前也即腊月二十八下火车后，打的、就诊、就餐、住宿的详细活动轨迹和相关接触者情况。

　　疫情就是命令。他与所里其他同事立即兵分多路，大海捞针般深挖细查起来。仅摸排出那辆出租车和相关乘客，就用了半天多时间。经查微信、支付宝，那段时间乘坐过那辆出租车的共有45人，另有几人用现金结账，司机已记不清人数和他们上下车的地点。他们只好先将查实的45名乘客情况速报分局抗疫专班，其他几名乘客的情况继续查找。与此同时，就诊医院方向传来了相关接触者发烧的消息，随之那栋楼被封控起来，由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值守，这让警力本就不足的派出所更显捉襟见肘，原本“四天一个24小时值班”变成了“二天一值”。

　　好在几天后，发热人员退烧了，“整楼封控”改为“只封控一个楼层”。元宵佳节来临时，那栋楼彻底解封，一些居民便在窗口挂起了灯笼或彩灯。

　　尽管从正月初三到十五，他们没有歇过一天，但他觉得“挺值”，说无论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还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关键时刻冲得上、打得赢，都是警察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使命，绝不能含糊，更不能掉链子。

　　我想记下他的名字，他却婉拒说，他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察，做了一名警察该做的事。都是职责所在，不值一提。

　　单位“战时表彰”推文上说，她“成功劝说了从武汉回来的徐某一家三口同意去留观点统一隔离，圆满处置了一起涉疫情不安全因素。”我拨了她的手机，祝贺她的同时，更想提醒她“注意安全”。

　　没想到她呵呵一笑说，她现在应该比较安全，因她正“居家隔离”呢！原来年三十下午她已回到了江苏老家，准备在大年初三那天给她满八十大寿的公公办个热热闹闹的寿宴。哪想疫情爆发，初三一大早她就乘火车返回了济南，然后按要求“居家隔离”，她便习惯性地浏览起辖区居民微信群，看到有人留言说，徐某好像从湖北回来了，还去了超市等，她立即通过微信向有关居民核实。

　　恰在这时，居委会、街道办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知道她正“居家隔离”，但他们怎么都打不通徐某夫妻的电话，看作为社区民警的她能否联系到徐某夫妻，劝说他们到留观点统一隔离。

　　防控重于泰山。吴颖立即给徐某夫妇打电话，结果也是“无人接听”，她就给他俩发短信。从情、理、法的角度，耐心劝说他们按规定去留观点做好隔离。一气儿发了一个多小时，差不多有四、五十条短信，却没收到一条回复，也没接到回拨电话。但吴颖不急也不馁，想到该拉的理、该说的暖心话，照样一条接一条地编辑好、发过去。

　　下午4点多，徐某夫妻终于回电话了，承认他们是从湖北回来的，因碍于面子，怕被隔离了遭人嫌弃，就想在家中自我隔离。说目前他们没有发烧、咳嗽等症状，怕到隔离点反而被感染了麻烦，所以决定坚持在家隔离。

　　吴颖便把短信里说过的那些规定要求和朋友间的贴心话，一遍遍地揉碎了、掰开了、融合在一起说给他们听，让他们打消顾虑，安心去留观点统一集中隔离，说那儿有工作人员监控，比在家里更安心、放心和省心。

　　经过近两小时苦口婆心的劝说，徐某夫妻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能否只他们夫妻俩去，他们的儿子仍在家隔离。因其子在央企工作，过几天就要返回北京了。

　　吴颖断然回答说：这绝对不行！必须一起去隔离点。

　　他们又提出，能否让他们每个人单独呆一个房间里，以防感染。

　　吴颖如实说，她不了解留观点的情况，但可以把他们的要求反映上去。

　　他们想了一会儿说：快到晚上7点了，他们要做饭了，他们想在家里吃完饭再去隔离点。

　　吴颖爽快地回答“行”，嘱他们戴好口罩，千万别出门，然后迅速将情况向单位领导做了汇报。

　　当晚9时，疾控中心的120救护车将徐某一家三口接送到了集中观察点。

　　晚10点左右，吴颖拨通了徐某夫妻的电话，问他们还有什么需要她做的事。徐某夫妻连声道谢，说留观点的条件比他们想象中好很多，工作人员很热心，让他们心里很暖很踏实。

　　我不知道她是否有所特指，但在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分局，还真有这么一位被夸赞为“防疫高科一‘马当先”的“幕后英雄”——帅哥警察马东。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上午，正在值班的马东接到了快速查询辖区内196名返济人员下火车、飞机后的详细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的紧急任务。

　　面对那么多需要查询精准行踪等信息的人员，马东知道：靠传统的手工比对，他们科全员上阵也不一定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何况是大年初一，值班的人员有限。

　　好在马东一直对计算机专业兴趣十足，年前又恰巧参加了市局首届可视化大数据平台骨干培训学习，便想尝试着用可视化大数据试一试，看能不能把有关人员的落脚点、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信息筛选出来。

　　可真操作起这个陌生而生疏的数模平台时，他才发现自己如一名小学生一样，对用这种方式比对出结果的做法行不行，其准确性有多高，会不会出现一些错误的信息等，他“心里挺没底的，尤其担心万一出现了误导信息，就不只是帮倒忙，甚至有可能贻误战机了”。

　　但大疫当前，容不得他犹豫和耽搁，他立即带领科室有关人员勠力攻关，大胆尝试，仅用了一个多小时，顺利比对摸排出了196名需查询人员的详情，他立即通过微信向市局有关行家请教，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并迅速被市局推广到全局公安机关，使这方式方法在抗疫伊始就直接作用和服务于防控工作与警务实战。

　　我问马东，当时怎么就想到了这个“借水行舟”的妙招，即利用市局可视化建模平台，搭建起分局的比对模型，从而快速精确地获取了随访人员详细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的。

　　他儒雅地浅浅一笑说：这不都是被突发疫情给逼出来的嘛！面对严重的疫情，再苦再累再难，也要果断迅速地完成任务，毫无商量的余地。

　　但马东更看重这次成功尝试给他的另一個收获：作为公安基层单位，要善于、敢于把科技与实战结合起来，不只是面对突发事件时，平时也要大胆尝试，要敢用，更要会用，让大数据模型与实战更好地结合，让科技强警、情报导侦真正体现在警务工作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

　　当代小说 202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