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善明

　　大年初二上午，天灰蒙蒙的，我一个人寂寥地守着电视。院子里稀稀拉拉地响着鞭炮声，搅得心烦。这台联欢会我已经看过三遍了。其实，哪一遍也没有完整地看下来，整台晚会也没记住几个节目。不看电视，还能干什么呢？

　　儿子一家三口年前就旅游去了，留下我来给他们看门。

　　咚、咚、咚——窗外响起很大的声音，听上去像是放礼花。我昏昏沉沉地从沙发上起来，走到窗前向外张望。走亲串友的人兴高采烈地说着、笑着;几个半大小子仰着头指指点点地往天上看。地上放着一个纸箱子一样的礼花，一颗颗礼花弹“”地带着响飞向天空，然后，在空中炸开。由于天亮的缘故，只看到天空中一簇簇的白点，看不出礼花绽放的色彩来。吃饱了撑的，这不是糟蹋钱嘛！我禁不住骂出声，懒洋洋地坐回到沙发上看电视。

　　听到肚子咕咕地叫了，扭过头看看墙上的表，已经十一点了，突然想起早上饭还没吃呢。我觉得一点胃口也没有，不愿意做，也不愿意吃，依然懒懒地坐在沙发里没动。

　　正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着是接还是不接。最近，经常接到融资、理财、卖房子、推销保健品等等的电话，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到我的号码。春节前，电视里还说，现在骗子的手段不断翻新，有的竟然还打着公安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的旗号进行诈骗。现在的骗子怎么这么多呢？

　　手机不停地响着。我想，大过年的，那些人就不歇班吗？却又担心真的有什么人找，犹豫间还是接了电话。手机里传出一个年轻男人的普通话：你好，是李幸福、李老师吗，我是和平路派出所——我一听，当即关闭了手机。妈的，说谁来谁。电视里说得真准，还真有打着公安机关的旗号行骗的，可恶。大过年的，不陪着家人，还到处招摇撞骗，可恶！

　　我觉得好笑，这个打着派出所旗号行骗的人骗谁不行啊，居然骗我，可真是瞎了狗眼！俺老李走得正，行得端，从没干过偷鸡摸狗、违法乱纪的事，这一辈子就没有给公安打过交道！

　　我原来在纺织厂上班。在这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岗位一口气干了三十多年，年年被评为厂里的先进。那时候，说是在纺织厂上班，人人见了都伸大拇指——牛！牛了几十年，最后却没得“善终”——企业破产了。好端端的这么大个国有企业，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一会儿，手机又响了起来，我一看，还是刚才那个号码，随手把手机放到了茶几上，任凭它叫，让对方那个小子干着急。

　　电视里那些年轻人扭着屁股蹦啊、跳啊、唱啊，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我毫无理由地心烦起来。突然，我想到了儿子，那电话是不是找儿子的？

　　儿子原来和我在一个厂里上班。前些年，辞职和几个同学开了一家公司。儿子整天东跑西颠地不顾家，一年到头也来不了我这里几趟。不知为什么，这小子经常换手机号码。厂里的那些老同事、他的那些小哥们有事找不到他，有时会把电话打到我这里。

　　我决定，谁来的电话也不接了，尤其是儿子的，更不接！这个小子，心里从来就没有别人，想想就来气。

　　厂子破产后，我忽然觉得成了没娘的孩子，心里空落落的。儿子就说，你出去转转，散散心。我就去河边上、公园里溜达。见了那些提着鸟笼子的、牵着狗绳子的、拉闲呱的就烦——老不老小不小的哪来的这般闲情逸致！忍不住了话就多，话多了就跟人家呛呛，不但散不了心，还添堵。

　　儿子说，别出去了，在家看电视呗。电视有啥看头？尽是些搂搂抱抱、婆媳吵闹的破事。和厂里的那帮老兄弟们见不着面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在家里闷得时间一长，人也瘦了，精神也蔫了。

　　儿子又说，你那孙子上学没人接送，来帮着接送孩子吧。心想：孩子是大事，去就去呗。

　　接送孩子就像我在厂里干保全工一样，稍有闪失，就会出问题。小家伙不好好走，总是蹦蹦跶跶的。随走，嘴里还不闲着，不是问这个，就是问那个，也不知道他那个小脑袋瓜里怎么装了这么些问题。有时，问得问题稀奇古怪，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就问一些他在学校里的事，小家伙就要挣开我的手，自己跑。路上车多、人多，多危险啊！那些骑电动车的、蹬三轮车的，和孙子都是一个脾气，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

　　学校周边有两家家庭小饭桌，可儿媳信不过人家的卫生，我只好上午、下午地接送。

　　手机好像和我较上劲了，执拗地又响了起来。

　　是不是找儿子的，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急事，不然会这么三番五次地打？接还是不接？正犹豫着，却下意识地摁下了接通键。手机里又传出了那个年轻人的普通话：李老师，你是不是害怕上当受骗呀-——年轻人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确实是和平路派出所的，想跟你核实一个人。

　　我没有说话，想听听那个年轻人到底要说什么、想干什么。当听到核实人时，我脱口而出：什么人？年轻人说：你认识张振山吗？张振山？我脑海里迅速地搜索着张振山这个名字。原来我有个同事叫张振山，不过死了已经好几年了。我说，张振山早死了。死了？我听到那个年轻人好像吃了一惊，马上他又说，嗯，还有叫张振山的吗，是他给我们提供的你手机号码，说是现在和你住在一起。我又在脑海里搜索着，对方可能意识到我对这个名字不熟悉，又说：他说他是个收废品的。我恍然大悟：你说的是他呀，大高个对吗？认识认识，平时都是老张老张地喊着，一下说起大名，突然间想不起来了，我尴尬地笑著说。对方也笑了笑说：你认识张小虎吗？张小虎？我觉得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又问：他是干什么的？对方说，张振山说是他的儿子。我断然回答，这个人我不认识。对方恳求地说，麻烦你到派出所来一趟，我们向你核实一下情况。我脑子有点发蒙，问：老张犯什么事了？对方说：你来了再说吧。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愣在了那里。心想：老张肯定是犯事了，不然不会被抓进派出所的，派出所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抓人。我觉得后背有些发凉，大过年的，老张能犯什么事呢？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了。

　　我和老张认识不过半年，依我对老张的认识——唉，人心隔肚皮，谁能说得清呢？

　　第一次和老张打交道，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个星期天。孙子的学校里组织亲子游活动，要求学生的家长都参加。早上，儿子对我说，储藏室里积攒的废品太多了，让我处理处理。

　　那天上午，我清理完家里的卫生后，就到小区外面找收废品的。刚到小区门口，就见老张骑着三轮车顺着马路过去了（当然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姓张，更不认识他）。老张的三轮车后面用铁丝悬挂着一块三合板，三合板上用红漆歪歪斜斜地写着“收废品”三个大字。我习惯性地挥舞着手臂，朝老张的背影喊：嗨，收废品的！老张立即停下车，回过头朝我笑笑，蹬着车过来。

　　老张身材高大，两眼发亮，头戴一顶破旧的麦秸草帽，上身着白色的发黄、发黑的马甲，脖子里搭一条看不清颜色的油腻腻的毛巾。在我的引导下，老张推着三轮车跟在后面，进了小区。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看见跟在我后面推着三轮车的老张，招呼着说：嗨，收废品的，把这些纸箱子收了。小伙子一边说，一边指着单元门口处一堆地面砖的包装箱。老张显出难为情的样子，指着我对小伙子说：这位大哥，他——小伙子瞥了我一眼，对着老张吼道：收谁的不是收，先把我的收了！我心里腾地蹿起一股火，心想，还有先来后到吗？年轻人怎么这么张狂——唉，想想都在一个小区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压了压火气，没好气地说，先收他的吧！

　　老张从车上拿出绳子，麻利地将纸箱子折叠起来，捆了三捆。小伙子的眼始终没离开手机。老张在车上拿出一杆长杆秤，把三捆纸箱子分别都称了，每称一捆，都给小伙子报个数。老张称秤的时候，眼睛并不看秤杆，而是斜着眼瞅着小伙子。我眼睁睁地看见，老张每称一捆，提着秤杆提系的手都会迅速地向外旋转一下，轻轻地压到秤杆末端，就在秤杆高高翘起的瞬间，迅速地捏紧秤砣上的绳子，使绳子死死地定在秤杆上，然后，举着秤杆给小伙子看。小伙子看着高高翘起的秤，在手机上记着老张报出的数。老张捣鬼的动作，虽然是隐蔽的、瞬间完成的，但是，却被我看得清清楚楚。

　　一看老张就是个老江湖，之前还不知道坑了多少人呢！我把对小伙子的怨气立刻转嫁到老张身上。刚要张口揭穿老张，又想到刚才小伙子的无理，把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给小伙子结清了账，老张把纸箱一捆一捆地搬上了车。然后，又麻利地从车上拿出笤帚和簸箕，把纸箱里洒落在地上的沙子和水泥清扫得干干净净。

　　在给我称报纸和纸箱时，我怕老张再给我做手脚，像是漫不经心地给老张提醒：秤上的活做好了！

　　老张像当街被人脱光了裤子，唰地涨红了脸，尴尬地冲我笑笑：刚才那小子不懂规矩，对你大不敬，我帮你教训教训他，嘿嘿——

　　这个老张太油滑了，讹了钱，却向我讨好。

　　我说：如果小伙子要看秤怎么办？

　　老张脸上的红晕消失了，两眼一骨碌，狡黠地一笑：看了也白看。

　　看了也白看！我反复地琢磨着老张的这句话，感觉到哪里不舒服，心里老感觉他肯定也给我做了手脚。但是，我却找不出破绽。

　　狡诈！对老张的第一印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时间不久，我居然与老张阴差阳错地续起了“前缘”。

　　接送、照料孙子我觉得还能胜任，有一件事让我实在难受。

　　儿子家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儿子、儿媳住一室，孙子要学习、写作业占一室，我自然就得睡客厅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作息时间，他们忙工作、忙学习，总是很晚才睡。我天天跟着熬红眼，时间一长，就熬不住了。儿媳看出了问题，就让儿子跟我商量，说在附近给我租个地方住，我连想都没想，一口答应下来。

　　经儿子同事的介绍，在孙子学校北面的城中村租了一个住处。

　　孙子的学校与城中村中间隔着一条名叫吉祥路的人行道。

　　吉祥路以北是大片的城中村。房子高高低低，破破烂烂，蜘蛛网似的线缆，横七竖八的牌匾，小摊、小店塞满了街巷。

　　吉祥路以南越往南楼越高，越往南路越宽，越往南越整洁，那是繁华的城市中心。

　　我所租住的院子倒是比较干净。院子的四周是四层的简易楼房。从房子的外观上看，其中的三层是加建上去的，而且加建了两次。一次是在原有宅基房屋的基础上，加建了两层;又一次加建了一层。四层楼的外墙虽然都是用水泥抹成的，但是颜色深浅不同;从房子的门窗上看，一层的门窗是木制的，二三层的门窗是塑钢的，四层的门窗是铝合金的。由于四周都是楼房，院子就显得狭小，站在院子里往上看，是一块长方形的灰蒙蒙的天。

　　房东老齐个子不高、精瘦，脸灰土土的，一张嘴，漏出黑乎乎的牙齿。可能是我儿子和他儿子是同事的缘故，显得比较热情。老齐介绍说，在这里住着清净。租房子的都是创业的大学生，他们早上出去，晚上回来;这里也干净。原来住的都是做生意的，弄得满院子脏歪歪的。这两年，市里创建卫生城市，做生意的基本上都走了，整个院子里只有两户了。

　　老齐住一楼，靠近大门的一间。大白天屋里开着灯。单人床上铺一张破凉席，床脚卷曲着黑乎乎的被单。一张三人的沙发上落满了灰尘，茶几上胡乱地摆放着沾满茶渍的玻璃杯子、插满烟蒂的烟灰缸、一个还剩半瓶酒的酒瓶子、一根吃了一半的黄瓜搁在黑乎乎的抹布上。墙角处散落着锤子、扳子、螺丝刀等一应工具。

　　老齐从长条桌底下拿出两只马扎，像见到亲人似的给我说起他的工作：天天跟在屁股后面叮嘱那些年轻人出门时切掉电源;检查电线线路;修理自来水管道的跑冒滴漏;清理院子里和业户随意丢弃的垃圾：收水电费和房租，接待租房者、清算退房者——老齐说，现在的大学生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来了，经常地换人。他一支一支地吸着烟，像祥林嫂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唠叨个没完没了。我几次想打断他，可总是插不上话，便心不在焉地看着那台时而画面重叠、时而声音刺刺拉拉的电视。蓦地，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招呼我喝水，就在這时，我提出要看看房间。老齐笑笑说，早就准备好了。

　　老齐领着我来到三楼一间朝阳的房间，在这里可以看到附近市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流——卖菜的、卖饭的、卖日用品的，小商店、小饭店、游戏厅店尽收眼底。屋子十三四平方，一张床、一张橱、一个茶几，一对沙发，屋子整洁。想想今后不再为睡觉受煎熬，心里一下子释然了。我突然想，这个屋里住过多少人，住过怎样的人，曾有什么样的人睡过这张床，心里别扭起来。问老齐：能不能换一张新床。老齐显得很尴尬：我——我——我得问问。看到老齐为难，我想，接送孩子还得几年，也就是说将要在这里住上几年，就说：我把家里的床拉过来吧。老齐一听，答应得很痛快：行行行！

　　再次见到老张，让我吃了一惊。

　　那天，我提着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还没进大门，就见一个人骑着三轮车从院子里出来。三轮车把手下牵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用红漆歪歪斜斜地写着“收废品”。骑车人戴着一顶破旧的麦秸草帽，上身着白色的发黄、发黑的马甲，脖子上搭一条看不清颜色的油腻腻的毛巾。骑车人额头和脸的右半边有大块的红色伤疤——这不是那个收废品的吗？脸上怎么有伤呢？不由得让我想起上次收废品时他压秤时的动作，莫非是老毛病犯了，让人家给——再看那骑车人，已经跑远了。

　　我快步走进院子，向老齐了解情况。

　　老齐说：老张这个人可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立即追问，为什么？老齐说：他身上有很多谜。一个是，他是个在这个院子里住的时间最长的，已经四年了。刚来时，他整天眉飞色舞的，见谁都嚷嚷：儿子研究生要毕业了，那样子，就像他要当县长一样;没过多长时间，他又说：儿子留校当老师了，苦日子要熬出头了;以后又说：儿子要买房子结婚了。再以后，就压根不再提儿子的事了，就跟没这事一样。这四年，我都没见过他儿子。每年过年过节，他都是一个人，也不回乡下老家。前几年，派出所查暂住人口，起初，我对他也有所怀疑。可一查，老张历史清楚，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事。村里人说，他出来收废品已经七八年了。他早年丧妻，儿子确实上过大学，但是，也已经很多年没回去过了;二个是，他儿子即使不是大学老师，一个研究生总能找个好工作吧，也犯不着他整天跟驴似的没白天、没黑夜地拉磨吧。他不仅是收废品，什么活都干——清运垃圾、运送货物、拆房子扒屋、工地上当小工——脸上的伤，是前几天一个装修砸墙的活，干了三天三夜，活干完了，晕倒了摔的。

　　老齐一脸的无奈，好像又很心疼，把手里的烟蒂弹出了屋外。

　　一会儿，老齐继续说道：说起来这个人也是个好人，在这里住的人，需要拉东西、搬东西，只要说到了，没有个不行;冬天下雪，帮我扫雪;夏天下大雨，帮我疏通下水道，你说不好能行吗！老齐又点上烟，深深地吸一口，然后，把胸腔里的烟吐了个干净，好像把心底里的事都吐出来一样：我一直琢磨着老张，说儿子留校当老师，四年不见他爹？一个老师能这么忙吗？平时忙，暑假、寒假也忙吗，过年过节也忙吗？解释不通嘛;说儿子买房子结婚——把话说大了！刚毕业的学生就能在城里买房子、娶媳妇，你信吗？即使是老张再拼命地干活，也买不起房嘛！解释不通嘛。老齐说得满嘴里冒白沫子。最后，他疑惑地看着我说：你帮我理理头绪！

　　我一脸惘然。

　　老齐嘴长，把我要搬床的事给老张说了。

　　那天，老张看见我嘿嘿地笑着说：老熟人了，多大的事呀！说完，推起三轮车就催着我走。

　　老张的车上，钳子、扳手、螺丝刀、锤子、秤，什么工具都有。这让我一下子想起老齐说的老张什么活都干的事来。

　　我想趁这个机会解开老张这个谜。

　　保险起见，我没有单刀直入，而是从上次收废品的事情入手。就问老张：上次收废品时你给我说，那个小伙子看了你的秤也是白看，怎么就看了也白看呢？

　　老张哈哈大笑：那秤不就是应景的物件嘛，真正的秤是在心里。

　　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话，又问：应景？怎么会是应景呢？你压得秤杆子高高的，明明是人家吃亏嘛！如果人家用其他的称重工具再称一遍，和你说的数对不上怎么办？

　　老张回过头狡黠地说：怎么不是应景呢，年轻人认得那秤吗？懂得高和低是什么意思吗？就为这点废品，他会用其他的秤称吗？你会吗！

　　我“咝”地吸了一口气，恍然大悟：这种秤多少年都不用了，年轻人都不一定见过这种秤！我说，你个老家伙，我琢磨了这么长时间的问题，你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

　　老张洋洋自得，指指脑袋说：咱这也叫与时俱进！

　　我看老张高兴了，便试探性地问：老张，你有几个孩子？老张像是没有听见我说的话，骑着车带着我继续前行。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又说：老张，你在城里收废品干几年了？老张仍然不接我的话茬。我正想着再说什么来引导他，老张说话了：老李，还是你命好啊，有儿子、有孙子;老了、病了，还有共产党管着，天伦之乐，幸福啊！我一时无语。突然，老张唱起了臧天朔的《朋友》：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正享受幸福

　　请你忘记我

　　……

　　应该说，老张不是唱，是喊——扯着嗓子喊。翻来覆去地就这几句，喊着喊着，我却听出了哭腔。

　　看来，老张这个谜我一时半会儿是解不开了。

　　太阳升起来落下去，落下去又升起来，像个调皮的孩子，一会儿这个样，一会儿又那个样。日子也就一天一天地过去。

　　老齐楼上楼下地给自来水管道穿“保暖服”，天天忙得脚不沾地。

　　这天晚上，我回来得很晚。刚进院门，就看见老齐像打了败仗的日本兵，头上缠着绷带，在昏暗的灯光下杵着。还没等我开口，老齐一把把我拽进屋里。

　　你这是——我看老齐不但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反而像捡了金元宝似的乐开了花：不小心摔的。

　　原来，老齐下午在给自来水管道安装保温层时，不小心从二楼上摔了下来。被卖韭菜盒子的女人发现后，搀扶着去了卫生室。

　　老齐扭捏起来，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支支吾吾地流露出央求般的神色：你——你给牵个线吧。

　　牵个线？和谁呀？

　　老齐两只手揉搓著：那个——那个卖韭菜盒子的。

　　我听儿子说过，老齐的老婆三年前去世了，两个儿子十多年前在城里买了房子，只留下老齐在这里给他们看着房子、收着租金。

　　我问：人家有没有家室呀，就给你牵线？

　　没有。老齐斩钉截铁地说。派出所查暂住户口时查过，她离婚好多年了，带着个女孩，老家人都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干什么。

　　老齐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说，我见过她那个闺女，长得挺漂亮。才在这里住的那一年，那闺女来过两三回。每次来，头发不是染成黄的、就是染成红的。每次来，娘儿俩都关上门大吵。这两年，那闺女再也没来过。她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我不知道，老齐怎么突然有了这么个想法，问：就是因为她帮了你的忙？

　　老齐眼皮耷拉下来，伤感地说：一天到晚，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头痛感冒、有病有灾的连个烧水做饭的人都没有。说着，眼里噙满了泪花。

　　我突然意识到，在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的时间，还真没见过老齐的家人来过，也没听他说过。

　　之前，我还真没有过多地注意过这个女人，甚至没有给她说过一句话。只是见她每天上午在街口卖韭菜盒子;下午静静地坐在门前择着韭菜。见了面，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这个女人就像一片树叶，静静地在那里挂着。

　　不知什么原因，我心里开始老想着这个女人。

　　每天早晨天不亮，卖韭菜盒子的女人就悄无声息地推着三轮车去街上卖韭菜盒子。她头戴一顶护士那样的白色小帽，用夹头发的夹子把帽子和头发紧紧地夹在一起;两只胳膊上分别套着白色的套袖;腰间系一条白色的围裙。菜馅和面都是头天晚上准备好的。女人一边与客人说笑，一边忙活着手里的活。擀皮、装馅、再擀、下锅，女人的眼睛始终在客人的脸上笑着，从不低头看手里的活。炸好的韭菜盒子黄里透着绿，客人啧啧称赞。客人们自己在放钱的鞋盒子里找了零钱，高兴而去——女人与在院子里简直判若两人。

　　恍惚中，我看到老齐灰土土的脸上含着黑乎乎牙齿的那张嘴，紧紧地贴上女人那张白皙的脸，猛不丁，心里哆嗦了一下。

　　人往往会这样，越是急于弄清某件事情或得到某样东西，常常付出很大努力，结果却事与愿违;有时却在有意无意之間轻而易举地会把事情弄清楚，想要的东西也能得到。

　　我就是在无意之间，发现了老张的一个秘密。

　　那天，孙子过生日。晚上，儿子招呼一家人，找了个不错的饭店，给孙子庆贺了一下。

　　吃完饭，与儿子三口分手后，我独自回出租屋。城中村大大小小的街巷被店铺挤得“哎哟哎哟”地歪七扭八。卖烧烤的、卖水果的、卖日用百货的、卖土产杂品的——地摊见缝插针塞满了街巷的角角落落。喝酒的，三五人围一张小桌，你推我劝，谈天说地。喝着喝着，寻个背影，一转身，酣畅淋漓地尿个痛快;叫买叫卖声与顾客讨价还价声、你拥我撞的叫骂声与店铺里的音乐播放声交织在一起;烧烤、餐馆排出来的油烟、尿臊与人体排出的汗臭混合在一处，袅袅娜娜地穿过蜘蛛网似的线缆，在空中飘着。

　　我拐进一条小巷，小巷里安静许多。忽然，我发现了一辆熟悉的三轮车停在一处垃圾箱前。三轮车前后牌子都用红漆歪歪斜斜地写着“收废品”三个字，车厢里放着一顶破旧的麦秸草帽。我断定：这是老张的车。

　　小巷里有小餐馆、烟酒店、成人用品店、烧饼店、美发店，这些店铺都是租用的民宅，价格要比大街上的便宜。

　　我猜想，老张一定是在哪个餐馆或者烟酒店。这家伙拿着每一分钱都当铜盆，从不妄花。我想等着与老张一起回去，眼睛在餐馆和烟酒店之间来回扫视。

　　等了一会儿，不见老张回来，就去寻他。刚走出几步，猛然间看到老张从美发店里出来，美发店里粉红色的灯光打在老张的后背上。这种巷子里的美发店是干什么的，你应该知道，那是做皮肉生意的。里面的小姐多数是大酒店和洗浴中心的“退役人员”，主要是为打工者和城市里的老年人服务的。

　　老张从美发店出来，又去了烧饼店。看着老张捏着烧饼走过来，我一转身躲进了黑影里。

　　看上去老张很兴奋。他旋即蹬上三轮车，嘴里哼唱着什么，顺着巷子走了。

　　我想起老齐说的，老张身上有很多谜。他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树上的叶子快掉光了，掉下来的叶子被东北风裹挟着漫无目的地飘来飘去，像无处安身的游魂。

　　老齐像中了魔。让我帮他牵线后的几天里，天天跟在屁股后面不停地催。

　　这几天，老齐一早都会把卖韭菜盒子的女人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扫完了，再用水冲，直到冲刷得纤尘不染。每天早上九点左右，他都会出现在女人的摊位上。灰土土的脸像开败了的野菊花，一个劲儿地往女人跟前凑。他双手扎煞着，像要帮女人做点什么，却又插不上手，只好站在一边焦急地看着。有顾客来了，他又双手并用地给顾客比比划划，像是在夸女人做的韭菜盒子。

　　每次去，老齐都买两个韭菜盒子。

　　那天，我看见老齐往盛钱盒子里放了一张大钞。女人看见了，她连说带比划地让老齐找零，老齐像逃也似的跑开了。

　　当天下午，女人提着两瓶酒进了老齐的房间，我的心“咯噔”一下凉了下来。

　　不大工夫，女人走了出来。

　　我冲下楼去，直奔老齐的房间。

　　老齐在沙发上发呆，灰土土的脸上堆满了忧伤。我有点幸灾乐祸：“喜相会”了！老齐木呆呆的脸上挤出一丝冷笑：人家在等闺女，说闺女回来了就一起回乡下。

　　从那以后，老齐就不再给女人冲刷地面了，也不再去买韭菜盒子了。

　　女人还是每天一早出去卖韭菜盒子;下午，端坐在门前仔细地择着韭菜。像挂在树上的一片叶子，常常被人忽略了她的存在。

　　几天后，我看见老张提着韭菜、粉条，和卖韭菜盒子的女人从外面回来。老张说着什么，卖韭菜盒子的女人用手掩着嘴笑。老张又是唱的哪一出呢？

　　快过年了，街上的商家把货物摆放出来，招揽着南来北往的行人;院子里的年轻人也开始大包小包地陆陆续续地回家过年。

　　这天上午，老张蹬着三轮车从街上飞快地回来。他跳下车，朝着还没停下的车屁股猛地就是一脚，三轮车凭着惯性加速前行，“咚”地一头撞在了墙上。

　　老张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身子抖动着。一会儿，猛地站起身，仰面朝天，哇哇哇地大喊大叫。我突然意识到，老张遇上大事了，就着急地问。老张像疯了一样，光哇哇哇地大喊大叫，不回答我的问话。

　　等他情绪稍稍稳定，我焦急地追问：出什么事了？老张又一下子蹲在地上，放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这里要拆迁了。

　　原来，老张照例早早地出去。可是，刚出街口，就看见一拨一拨的人围拢在一起议论着什么。老张看见满大街上都贴着拆迁公告，还有人在墙上写着大大的“拆”字。老张被那个“拆”字刺伤了眼，他扔下三轮车满大街发了疯似的跑。他把这一片的城中村都跑遍了，这一片城中村的墙上都被写上了“拆”字。老张的心被这个“拆”字堵了个严严实实，憋得喘不过气来。

　　我知道，再怎么劝，对老张来说，都无济于事。如果这一片拆迁了，他还能干什么呢？

　　我放心不下老张，晚上去了老张的出租屋。见老张直挺挺地躺在冰冷的屋子里，眼直勾勾地盯着房顶。桌子上放着一碗凉了的白开水和两个韭菜盒子。

　　在家里犹豫了很长时间，我想着与老张交往的点点滴滴。又想到，电话里那个小伙子提到的老张的儿子，莫非是他儿子犯了——想到老张之前的支支吾吾，我兴奋了——谜底终于要解开了！

　　我立即换上衣服，直奔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我基本上弄清楚了老張为何到了派出所的来龙去脉：老张家几年前旧村改造，他没有要安置房，把补偿的钱和几年来挣的钱全部给了儿子，让他买了房子娶了媳妇;儿子结婚已经两年了。两年来，老张却没再见到过儿子，也从来没有见过儿媳妇;本来儿子说过年来看他，可始终没有来。上午，老张去了儿子所在的大学，经过打听，找到了儿子的家。他反复拍打儿子的家门，邻居说，他儿子和媳妇年前就出国旅游去了。老张听后，发疯似的一边破口大骂着儿子，一边用脚狠狠地踹着儿子的门。后来，邻居拨打了报警电话。在派出所里，警察根据老张提供的“儿子”手机号码拨打过去，对方始终关机。一时无法确认老张的身份，也无法确定老张与“儿子”的关系，又根据老张提供的手机号码，才找到了我。

　　从派出所出来，我的心像是被石头压着，压得喘不过气来。

　　晚上，天空中飘起了雪花。漫天的雪花在礼花五彩缤纷的光影里挣扎着、盘旋着。

　　我一直牵挂着老张，去了出租屋。

　　整个院子里一片漆黑。老张屋门上挂着锁。只有卖韭菜盒子的女人伴着昏暗的灯光，在冰冷的屋子里木然地坐着。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出租屋。

　　老张的屋门上仍然挂着锁。透过窗户，看到床上的被褥和凌乱地摆放着的衣物没有了。我吃了一惊。突发奇想地来到卖韭菜盒子的女人门前，见屋门上也挂着锁。透过窗户，看到床上光光的，衣物也没有了。蓦然间，我发现两个房门的锁孔里都插着钥匙。

　　我快步找到房东老齐，老齐正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等我说明情况，老齐大张着嘴：怎么可能？那个女的——他俩都还有两个月的房租呢！

　　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老张收废品的三轮车和卖韭菜盒子的女人的三轮车安静地、并排地放着。

　　责任编辑：段玉芝

　　当代小说 202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