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

　　虚构：始于侧面，而意味无穷

　　董艺帆

　　纳博科夫曾在《文学讲稿》中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小说家需要做到三位一体，但不同作家侧重不同，相同的是作家们均会从现实人生中截取一个或多个侧面作为故事的材料，或以“传道授业解惑”为目的，或注重小说的技巧与形式，然而，真正好的小说无论侧重，均始于侧面而意味无穷。

　　李浩《八个飞翔的故事》，《雨花》2020年第2期。

　　有关“飛翔”的故事不止于数字“8”，作家李浩在这两年间相继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有关“飞翔”的短篇小说，其中人物“飞翔”的姿态各异，总与现实人生保持着似有似无的距离，虚构使小说带有强烈的荒诞色彩，却往往在深幽处贴近人生，引人深省。因姑娘无故地消失而引发的战争，荒谬讽刺的程度不亚于现实网络上无端无脑的骂战;善良的老人在仙人的帮助下实现夙愿，玄幻之间让人唏嘘不已;新编《变形记》呈现另一种悲哀的现实，飞翔的困难一直都在;心怀乌鸦的诗人在世人怀疑的目光中，以毁灭的姿态迎来飞翔与释放，这或许也是作者处境的一种暗示;被囚禁的国王选择飞翔后要面对死亡的阴谋;姑姑对爱情保持着“飞翔”的姿态;儿子逃离父亲毒打而选择变成鸭子飞离现实;渺小神灵对使命的坚持，各种变形最终均指向作者“飞翔”的创作姿态，是他对魔法师的热忱，对先锋小说固执地坚持，对人生问题的哲性反思。对于写作，李浩仿佛是一个热爱游戏的大男孩，又像是一个看清世事的老者，他对写作拥有清晰冷静的认知，以虚构完成他对自我的审视与表达，也不忘阐释他对各种人生问题的理解。

　　葛水平《养子如虎》，《北京文学》2020年第2期。

　　这是一群在粗扩的民间水土之上生活着的、在苦难中挣扎着的人们。生活的阴霾并不会带走他们对生的希望，反而将这生命力代代相传。小说讲述了少年呼延展的成长故事，他在年幼时被母亲过继给舅舅呼得福，失去了母亲，新父亲又没本事，在饥饿与寂寞中度过童年，又因贫穷，他被迫高中辍学成为了矿工，因他吃苦耐劳，转正后娶妻生子，幸福美满。呼延展获得幸福，是他懂得感恩，顽强拼搏的结果，即使养父疏忽了对他的抚养与关爱，但他仍不忘养父的抚养之情，在他去世后，仍坚守着土屋，守着曾经的家园。不仅仅是呼延展，过继儿子给亲弟弟的姑姑，借彩礼钱给女婿的二老，不愿再娶妻的养父，他们都在证明着这片土地之上：温暖的情谊，拼搏的精神在生生不息地传承着。“生活中的普通人是一些知足者，在平凡简朴的日常中感受爱和关怀，并从中感恩生活和忘记苦难。”在苦难中坚持善良、坚毅的美德，这不禁让人感念乡土间那股野蛮生长的劲头，又动情于质朴温暖的人情。葛水平笔下的这片草原让人不禁想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绿与红都代表了民间土地上热烈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作家独有的乡土审美印象;不同的是作家对世俗伦理道德的书写，葛水平笔下善良宽容的人物与莫言笔下咬牙求生的民间英雄截然相反，这实则是不同历史环境的产物，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侧面，逆境求生又知足感恩，他们会将这份独有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

　　陈年《白发上的月光》，《山西文学》2020年第2期。

　　小说以写实的笔触将中年妇女生活的细琐缓缓道出。女主人公刘英是兄弟姐妹中生活最不济的一个，微薄的收入让她必须对金钱斤斤计较，作者将刘英的心理描写逐渐放大，尤其是她惦记着母亲留在银行卡中的遗产，忍不住从母亲家中将其偷出，却发现缺了五万元时，那种对亲兄弟姐妹的猜疑，真实而令人寒心。一份临时的扫地工作，刘英却因为工作单位是机关而感到体面踏实;不满姊妹将照顾母亲的责任压在自己身上，因拒绝小弟给予的看护费而后悔。仔细想来，在现实生活中，一定有成千上万个刘英，她们为防止老年父母被骗而苦口婆心，不满父母偏心于其他兄弟，因父母手术而费尽人力物力，转而又因为遗产的分割与兄弟产生分歧。虽然刘英的偷窃、猜疑、计较与不满，粗鄙不堪，但是这位女性最终放弃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母亲，让一切如云开雾散般明朗。母亲被骗，中风入院，大姐善意的谎言被揭穿，刘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一家人的心又重新凝聚在一起，共渡难关。虽然现实生活往往不是这般完美结局，作者的安排让“白发上的月光”这一主题得以升华，母亲与父亲淳朴而深沉的爱，儿女对父母的陪伴，是为了让读者看到生活中的“月光”，在一地鸡毛中重得温暖。

　　张漫青《障碍》，《山花》2020年第2期。

　　短篇小说的难与易均在篇幅上，合理控制细节是书写的关键，细节是否应该展开，在何处展开，如何展开，均是摆在作家眼前的难题。在小说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冯赫为何会愤怒？生活局促、潦倒的女孩唐月经人介绍，以帮忙打扫卫生为条件得以无偿住在冯赫家中，也正因为冯赫失去了一个肾，她便认为自己不会陷入出卖身体讨生活的窘境。小说中，冯赫将唐月扫地出门的直接原因在于唐月忘关浴室的门，让冯赫看到了身上仅挂着浴巾的她。在此处，冯赫的愤怒使我疑惑，一个正常的男子窥得美丽女子的躯体而有的正常反应，或是窃喜，或是惊慌，或是震惊，都不应是愤怒。张漫青没有说明冯赫愤怒的原因究竟为何，此处空去了冯赫的心理描写，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下，冯赫愤怒的真正原因却成了“不解之谜”，这便是张漫青在细节上的巧妙安排。说不清道不明，才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小说便可以得到多层阐释。小说后半段以陈洋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唐月在三年后于X城自杀身亡，而“我”对其念念不忘，回忆与之相处的过往又希望前去X城找出她自杀的真正原因，却因各种琐碎的障碍而放弃前行。小说的主题为“障碍”，表面是陈洋前往X城的障碍，实则是人生的种种障碍。与人相处的障碍，冯赫将其拒之门外，陈洋的望而却步;在城市立足的障碍，无论身在何处，城市总是莫名的相似，而唐月始终无法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在陈洋对唐月死亡原因荒诞而滑稽的想象中，更悲伤地揭示着人被困于障碍之中的无奈与无力，以及人难以走进他人世界的种种障碍。“不管世界有多繁杂，‘人仅仅只是一撇一捺。”张漫青用三个人物，短短几千字，写出了生而为人的艰难，在虚构之中，现实残酷而冷漠。

　　人生的交叉路口

　　汪茗惠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里写道：“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的深处。”人生海海，人们面临多重选择，然而方向稍微移动则会导致人生轨迹的改变。作家笔下的人物又该何去何从？

　　汤成难《月光宝盒》，《上海文学》2020年第3期。

　　小说名字来源于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影片中月光宝盒是一件能穿梭时空的利器，具有时间倒流的能力，而小说结尾“我”与阿圣的艰难重逢，有一种时光輪回的错觉，可惜物是人非，再也回不到从前。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讲述了以耍猴为生的一家人的悲欢离合。佝偻的爷爷、从外面买来的母亲“傻英子”、朴实寡言的父亲，调皮任性的“我”，还有老母猴和小猴阿圣，共同营造了简单贫穷而不乏温馨的小家。小说前期讲述“我”的童年，语调轻松幽默，后期笔调凄冷，“我”长大之后态度的大幅度转变，阴差阳错导致父亲去世。小说中出现两次将猴子阿圣送走的情节，年龄不同、目的不同而导致结果不同：主人公童年时期，将阿圣看作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会七十二变，也会去西天取经，还为其打造水帘洞，因此想帮助阿圣摆脱被耍的命运;长大之后，主人公逐渐耍弄阿圣，并且将它送去动物园，却导致家庭的分散。成长的过程与痛苦忧伤相伴，成长的代价是失去，主人公生命中的温暖和美好幻想慢慢逝去，梦醒之后变得无情。现实中并没有筋斗云，穿袈裟的和尚不是唐僧，而是道貌岸然的盗贼，作者的批判力透纸背。小说中猴子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爷爷颤颤巍巍背着老母猴去晒太阳，是具有仪式感的温情画面，养家活口的工具符号已成为相互依靠的亲人，让人心有安慰。小说张弛有度，细节描写生动，寥寥几句话人物形象就跃然纸上，例如年老的爷爷“他的背驼得厉害，呈7字，好像随时都要向前栽跟头似的”。叙述沉稳有力，不急不躁，伏笔非常巧妙，阿圣的身份和母亲的经历都随着文字娓娓道来，浑然天成的自然感。

　　罗伟章《逆光》，《北京文学》2020年第3期。

　　小说可以看作一部男青年成长史，讲述了男主人公杨浩过完25岁生日后，被父亲从家里赶出去，凭借自己的本事自力更生，在此过程中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而心智逐渐成熟的故事。作者立足于现实社会，从当代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入手，给未经历风雨的主人公一个独自面对世界的契机。轮胎王父亲为鞭策宅男儿子成家立业，还儿子一片自由的天空，杨浩也跳出了家人的保护和家庭的桎梏，看到了社会的多面性。小说看似情节碎片化，但是主线连贯，较为精彩的是穿插的邻居故事，对门老夫妻陈叔和姜姨看似生活闲适，在七楼楼顶种瓜果蔬菜，但每到子夜时分都会争吵一番。姜姨这个人物原型很像是《武林外传》中的佟湘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遇到难关便会后悔以前的选择，给夫妻生活画上一道裂痕。姜姨姐妹之间为房子闹上法庭，也是对当今社会“亲兄弟，明算账”的真实写照，讽刺性十足。吹大肚子的萨克斯男人因为投食流浪猫而被迫承受莫须有的罪责，他最后的话叩响了“一个不能让野猫野狗存活的小区，不配我住在这里”。这些事情都影响着主人公的判断和感情，他突然明白并不是父亲刻薄而是自我思想狭隘，最终实现了自我觉醒和自我救赎。罗伟章的笔力不可谓不深厚，文字洇染着诗意的哲思和淡淡的愁绪，也恰好反映了当代青年成长过程中的迷茫、怀疑和不安。作者对人性特点、人类生命本质、时间与空间、情绪转化的理解，也是相当透彻的，前面铺垫巧妙，前后呼应，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中国古诗文多为实写，我们却当成了联想或想象”，作者的想法是独特又深入的，现实也总是蒙上一层面纱，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忍不住拓展想象的边界，就像小说高潮部分邻居女子去世的真相，让男主正视自己对爱情的恐惧以及想要改变的意图，迈出了成长的一大步。

　　芦芙荭《糖人》，《安徽文学》2020年第2期。

　　小说开头巧设悬念，渲染紧张气氛，以父亲的失踪为背景，调动着读者的情绪。父亲宋元明热衷绘画，不慕名利，希望自己的一生逍遥恣肆，“活着只需一双筷子，死了只需一抔泥土”，座右铭亦是如此简单。然而被诊断出糖尿病后，被母亲严加看管，像被折了翅膀的鹰，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父亲身体上的疾病，转移到母亲这里成为心理上的病痛，于是母亲痛哭、发呆、失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专门辞职回家照顾父亲，每天严格控制父亲的饮食，一块红烧肉也不许吃，不许出去聚餐，禁止碰烟酒，经常给父亲发一些与糖尿病相关的负能量文章，深更半夜给父亲拍照，父亲毫无自由可言。母亲甚至不顾“我”的意愿，要求“我”从省城回到家乡工作协助她照顾父亲，私下让女友离开“我”。以爱为名的枷锁，禁锢了父亲的自由，同时也影响了“我”的幸福。小说环环相扣，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了现实生活，平淡舒缓的叙述不乏温情的批判。作者善于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细节，侧重表现人的精神世界，挖掘出我们身边类似于小说中母亲这样的典型，也让笔者想起了方方《万箭穿心》里的女主人公李宝莉，初衷是想守护好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一系列行为却将丈夫和儿子越推越远，爱的束缚让人压抑和沉闷，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家人的爱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像蜜糖一样让人温暖幸福，有时又像砒霜一般让人心脏绞痛，沉重的爱给予对方的大多是压力。作者以“糖人”为名，包含了一定的深意，制作糖人时火候是关键，过热则太稀易变形，冷了又会太硬无法塑形，感情亦是如此，如何保持爱的距离、如何选择爱的方式、如何把握爱的温度，这始终是对人们的考验，也是人们的必修课。“糖人”不易保存，爱没有防腐剂，何尝不会变形和变质。小说结尾的留白，也让读者反思怎样才是真正的爱。

　　陈武《到燕郊有多远》，《山花》2020年第3期。

　　小说以女主人公汤图图失业为明线，以她的家庭生活受到冲击为副线，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谱写了现代家庭的生活图景，琐碎日常类似于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明确的地理标识，长途跋涉的路程，熙熙攘攘的上班人群，体现了主人公工作的艰辛不易。小说聚焦城市化进程下人们的现实与精神境遇，巨大的城市背后却是精神空间的空旷。作为一名优秀女编辑，汤图图应对的挑战是复杂的：上班地点太远，总是加班，最后却还是被有关系的花瓶莫名顶替;大女儿小雯智力低下，丈夫动用了关系，特殊学校依然不肯继续收留;婆婆对她大女儿心生芥蒂，希望送到福利院，婆媳矛盾升级……工作家庭皆不顺心。丈夫顾后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选择中决定留在家里当专职“妇男”，小有名气的编剧作家为了妻子孩子而退居幕后，最终在母亲、妻子与女儿之间的周旋中伤痕累累，想要退出，温情丈夫形象的建构和解构，也增添了现实的无力感。作家还是心存怜悯的，不忍心完全击垮她，给了女主人公一丝微弱的希望，让丈夫撤销了那个错误。而现实又是残酷的，即使丈夫询问时，汤图图装作自己没有听到分开的那条消息，并逃避最后一条语音消息，她依然无法欺骗自己丈夫精神抛弃她的既成事实。压倒骆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也具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作者注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到燕郊有多远”不只是路程的奔波和遥远，更是内心的疲惫和荒芜。

　　口罩·墨镜·自行车·玉坠

　　李? 枞

　　莫泊桑《项链》中的项链、鲁迅《孔乙己》中的茴香豆、果戈里《外套》中的外套，有意味的道具设置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也让小说中的人物更加立体和丰满，在2020年3月的小说作品中，有四个有趣的道具令人印象深刻：

　　王小王《蒙面人》《文学港》，2020年第3期。

　　“口罩”作为小说反复出现的道具，在这里具有“阻隔、隔离、遮挡”的隐喻意味。王小王在小说《蒙面人》中，设置了一种卡夫卡式的变形世界，主人公“他”一觉醒来，觉得“不对劲儿”：“他发现今天他见到的所有人都戴着口罩”，“他”在这种处境中察觉到人们流露出来的冷酷目光，而感觉孤独。“他”来到办公室，所有人都戴着口罩。每个人似乎都在口罩之下遮蔽了自己黑暗的内心，仿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他”认为死对头“那个混蛋”奸诈虚伪，但“他”也是一个奸诈虚伪的人，“他”甚至发现，同事们“吃饭的时间，戴着口罩吃饭”，即便是吃饭也不肯卸下自己的伪装。人们的“伪装”使“他”感到恐慌，但“他”也是一个虚伪的人。人与人戴着口罩设防，正隐喻了这个世界上“彼此设防”的人性。而“他”随意地评判、咒骂着那些“戴口罩”的人，却完全无视自己正是自己所咒骂的那一类人。和“他”相亲的姑娘也戴着口罩设防，“他”对女孩儿的虚伪感到失望，但小说中也强调了“他”也势利而虚伪地评判了姑娘。“他”看乞丐可怜，但乞丐看“他”也可怜，“他”与深渊相互凝视。“他”强调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别人，而不审视自己的过错。最终，“他”发现“所有人摘下口罩，那些脸竟然都是他的模样，全世界都是他自己。”很快，“那个混蛋”——“我”又变成了“他”。当我们在批驳他人冷酷无情的时候，往往不会先审视自己，在当今这个传媒高度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戴着口罩的“他”。

　　修正扬《中医院》，《湖南文学》2020年第3期。

　　小说讲述了一个34岁郁郁不得志的男人扑朔迷离的生活片段。李志突然接到了自己久未联系的朋友小皮的电话，小皮告诉李志，自己和老婆被人打了，让李志来中医院撑场面。李志在中医院遇到了久未联系的老同事刘敏。在交涉小皮问题的时候，小皮身上的悲剧被一一暴露，而李志也接踵遭受种种困厄。小说中，墨镜是一个有意味的道具，这一道具的运用，侧面展现了李志的性格。李志身穿风衣、戴着墨镜来到了医院，他甚至将《国家地理》杂志卷成筒状夹在风衣下面帮小皮震慑对手。郁郁不得志的李志戴着墨镜想要假装成一副很“社会”的样子来伪装自己。而见到小皮喊来帮忙的“朋友”很多，李志便把墨镜装到了口袋里。在罗总点了雪茄的时候，作者趁机交代了墨镜的来历，“这副雷朋是老前年花千把块买的，一年多没戴了”，这句话也点明了李志的处境，他并没有任何场合来戴这副墨镜，而与这个昂贵墨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志的烟，看着罗总在抽雪茄，“他的手指在烟盒和眼镜腿之间游离，犹豫着是否摸出烟来。他的烟不像眼镜那样有个不错的牌子。”而在烟盒与眼镜的对比之中，李志贫困的生活处境凸显出来。当李志被“友情”感动，怀着关爱的心情来到医院，他是渴望得到救赎的，可是面对他发现小皮妻子和罗总的秘密、发现表妹的“秘密”、自己遭到了毒打、发现刘敏的“秘密”之后，李志的世界重新陷入了晦暗，他渴望拥抱的生活，为他送来了一堵无形的“墙”，李志躺在病床上，受伤的鼻子上重新挂上了那副墨镜，李志的热情遭到“世界”的拒绝，他再一次选择了“抵抗”和“远离”，他才是那个“疯子”。在扑朔迷离的现实和“假象”之间，“中医院”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世俗小人物们的辛酸。而李志则是那个在“中医院”中丑恶的人性万花筒里，再度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的悲剧小人物。

　　周李立《嫦娥》，《芒种》2020年第3期。

　　在独立纪录片导演范俭的纪录片《活着》中，曾经记录了关于汶川地震“失独”家庭中的母亲冒着高龄的风险生下“二胎”的种种艰难困阻，在影片中范俭发出了一个疑惑：“那些成为死去的哥哥、姐姐们的替代的‘二胎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如何看待自己？”无独有偶，在周李立的小说《嫦娥》中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小城女孩儿童里生活在一个有巨大阴影的家庭，她的母亲在40岁的时候生下她，整日沉醉于在床上剪报，寻找关于凶杀和强奸的新闻，而自己的父亲看似与周围的人有着不可言说的秘密，唯独瞒着她一人。在童里长大的过程中，受到了父母过度的“保护”，在童里眼里，“母亲能看见鬼魂，父亲则是一名同性恋。”小说中，“自行车”是童里成长的一件重要道具。小说伊始，小时候的童里看到父母骑自行车的照片，让她充满了好奇，小学的时候，人人家里都有自行车，但童里家没有，她们家有一个童里从来没有进去过的自行车房，像是“童话里巫婆的小黑屋”。四年级的时候，人人都会骑自行车了，童里不甘落后，也想学，可童里的妈妈因此脸色大变，告诉童里“你怎么想骑自行车呢？那太危险了，你根本用不着学骑车呀，如果从车上摔下来，我都不敢想，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呀！”童里虽然答应了，但因此耿耿于怀，她一直到长大也没有遇到过一个像自己一样不会骑自行车的人。显然，在父母眼里，童里成了活在死去的姐姐阴影里的“牺牲者”，姐姐出生时，人们为新生儿隆重祝福，而童里的出生“重新”再来一遍的事情，“不值得祝贺”;父母为大女儿取名是精心考虑过的，而给童里起名，显得那么随意;童里的出生带着哀悼和喜悦两种情绪，母亲因为失去大女儿伤心，对小女儿疏于照顾，死去的姐姐最终成为了全家人的伤痛。当童里长大了的时候，父親终于同意她骑自行车的时候，童里早已经过去了那个羡慕骑着自行车的年纪。尽管父亲告诉童里“你就是你，跟别的没关系”。但童里的一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那位死亡的姐姐的影响，死亡是这个家庭永恒的疮疤。

　　彭思萌《分泌》，《花城》2020年第2期。

　　小说中，彭思萌将关注点放到了“精神焦虑”，并将这种焦虑“极致化”，创建了一个“全民焦虑”的未来社会。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63年，借由科幻的外壳书写了当代人的精神焦虑，是一篇科幻现实主义中篇小说——借由科幻的外壳，书写当下社会中存在的精神焦虑问题。多巴胺、肾上腺、五羟色胺诸多眼花缭乱的激素名词构筑了未来世界被情绪激素控制的人类。小说在莫羡和何遇的双重视角中不断地切换，在经历了一场大灾难后，人类失去了快乐，在焦虑中惶惶不可终日，人类无法正常分泌激素，要靠被分配的激素胶囊而生活。时常处于情绪失控状态的护士莫羡遇上了药剂师何遇，并卷入到何遇的“革命”中去，在发现“安定医院”骗局的过程中，莫羡也重新开始分泌激素，实现了自我的“救赎”。小说中，“女娲”玉坠是在文中几个关键情节点出现的道具：莫羡遇到何遇时，何遇送给了她“女娲”玉坠，在这里何遇期许莫羡能成为和他一起“创造新人类”的“神祗”，但莫羡未能理解;莫羡寻死的时候，手里握着那个挂坠，终于决定要抓住眼前的男人，完成“改变”;小说结尾，经历过“革命”洗礼的城市终于重归寂静，莫羡在大街上救起一个瘦弱的孩子，她抱着孩子犹如颈间那枚创造人类的“女娲”，“背后好像升起光晕，好像来自我故乡的古老神祗，点亮了这幅暗淡的街景”，而“我”相信“一个更美好的时代必将来临”。爱和理解终将会战胜焦虑是彭思萌在这部小说中所要传达的观点。冷漠、疏离的社会让人们焦虑，而陌生人的冷言冷语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成为摧毁一个人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是“焦虑”情绪的受害者，也可能是他人“焦虑”的施害者，或许多一些理解与关爱，会让这个时代更加美好。

　　此处心安是吾乡的她力量

　　栾雪菲

　　“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整个人类的活动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的，而其中一个环节即写作活动则是个体行为和情感表达的轨迹，离开了任何一方来谈，都会站不住脚。没有绝对的对立，也没有恒定的关系。曾经在时代和历史文化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如今不仅以或女性个体、或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为文学活动不间断地增添色彩，更有着超出文学范畴的重大意义，正如当下与疫情博弈的女性医务工作者们，她们身上便拥有着安定的她力量。

　　曹明霞《花开两朵》，《中国作家》2020年第2期。

　　“泥由火炼而成石”，作家这样描述《花开两朵》的内蕴。人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试炼的，而大环境造就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又使得她们必然要经历多重的磨炼。刘岚和刘云是除了血缘关系和职业外各方面都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物，她们出身于贫苦的盐碱地安平，一个是雷厉风行、硬心肠的高干女性刘岚，一个是心软善良的平凡职场女性刘云。作为女性作家视角下的职场女性，刘岚在她的职业上无疑是成功的，正如她们的母亲说的，“这岚岚，和云儿只差了几秒钟，可她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硬心肠使刘岚在事业上顺风顺水，相信这是作家所要表现的女性意识一部分的张扬。相比较刘云在事业选择上的随波逐流，刘岚成长的路上做出许多出人意料却又能改变人生轨迹的选择，两个人性格的差异在此方面有显著的表现。人都是不完美的，既有利他性，也存在利己性。在亲情和人生事业的单选题里，刘岚选择了冷下心肠过好自己的人生，而刘云在两者之间努力周旋。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没有一样的，有对亲情寡淡的人，也有热切期盼亲情的人，笔者不能说刘岚是冷血动物，但在亲情这一互相、立体的感情中，她是利己排他性的。在小说里，两位女性的职场身份是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而通过对不同的职场女性的描写，体现作家对女性新力量的关注，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选择，她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王大烨《刹那间往事涌上心头》，《山西文学》2020年第2期。

　　通过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读者们能够在艺术性上感知现实生活的世界，在某一方面大体可以看作作家对婚姻生活的一种理解。恩格斯所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很理想主义的一个观点。女性在婚姻中扮演的妻子的角色，是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和理解的。像在《离婚》里李先生和李太太的关系中，丈夫认为和妻子之间没有精神共鸣，因此觉得家庭是束缚。在本篇小说里，丈夫刘海热爱写诗，但妻子贾兰兰被认为没有谈吐，两人志趣不投，刘海心中的“白月光”像是定时炸弹一般，随时能够摧毁两个人的婚姻生活。贾兰兰在婚后是有一段甜蜜生活的，可婚姻按道理来讲应该是长长久久的，大多数人也这么认为，然而丈夫的厌嫌却来得那样快。刘海嫌弃贾兰兰庸俗，包括行为上、仪态上的缺陷，最关键的是不会作诗。这些理由读来令人失笑，女性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个体意识，如果事事都按照丈夫的标准过活，那和附属品是没有区别的。事实是在开始的不愉快后贾兰兰没有为了刘海而一味改变自己，她依旧是那样大大咧咧，淳朴善良，而且自己抚养儿子。时间冲淡了刘海对婚姻的热忱，却加剧了对张荑的思念。两个女人不自觉地被刘海擅自牵扯到一起，丈夫对张荑有些病态的追求使贾兰兰恨铁不成钢，在婚姻里的女性总是有许多的无可奈何，或者为了家庭，或者为了孩子，也许更是为了自己，她们不愿轻易放弃，所以小说里在两人闹翻之后贾兰兰为自己着想，不怄气，她规划自己的人生，进行她挽救婚姻的自我调适。在婚姻里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是促使婚姻稳定的基石，贾兰兰以她的力量为读者展现了女性自我认知程度的提高，此处心安是吾乡，内心强大便是安定。

　　江洋才让《仲萨聆听》，《上海文学》2020年第3期。

　　纵观古今中外文化史，母亲从来都是一个神圣的形象，母爱在人类情感中一直被认为是包容和无私的。张爱玲在《谈女人》里给女性赋予“地母”的精神寓意：“女人纵有千般不足，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作家在《仲萨聆听》中建构了一个纯真向上的藏边世界，离家三年的儿子不知去向，其母亲仲萨一直怀抱希望等待儿子归来，儿媳则在希望与失望交织中执着地守护着三人之家。身为婆媳关系的两代母亲，都毫不意外都体现着地母的特质：坚韧顽强，在生活琐事的缠绕中依然透露出强劲的活力。仲萨麻甘（老阿妈）是整篇小说的灵魂人物，这位年岁已高、身患残疾的母亲，每天最要紧的事就是等待儿子回家。尽管眼前是一片黑，可仲萨心里的眼睛是明亮的，烂熟于心的那条通往村口的路，哪怕在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她依旧能准确到达。作家们的性别以及身处的社会环境、生存状态具有差异性，《仲萨聆听》中男性作家对母亲的多方面的细节描写体现其着重从心灵深处发掘母爱，依据的是作者自小在藏边区的个体生命体验，因此以玉树巴塘草原为精神故乡，不遗余力地展现身为母亲的女性強大的她力量。仲萨用灵魂聆听追寻内心对家庭和满的渴望，朴实真诚的人性美和强韧鲜活的母性关怀组成了仲萨向真的女性形象。大抵心安即是家，对仲萨来说，心安就是聆听到儿子归家的声音，这大概就是志存心诚便可向真吧。

　　陈世旭《江州的桃花》，《青年作家》2020年第2期。

　　女性在爱情书写中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存在，女作家们大多以同性身份理解个体成长，展现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提升。男性作家笔下的爱情故事里的女性，很大一部分身处劣势，是那个时代的环境造就的现实。陈世旭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江州的桃花》根植于社会现实，呈现的是人生路上的悲欢离合。江州的春汛来得比往年早，桃花水浇灌着爱情的种子，慢慢生发出芽。陈志和慧子本是两情相悦，在这段懵懂的感情短跑中，起跑阶段是陈志对慧子进行猛烈追求，途中跑阶段是两人互表爱意、吐露真情，然而冲刺阶段陡转直下双双跌倒在红带前，令人唏嘘。慧子是一位赤脚老师，有一定的知识素养，从其父亲的教导方式可以看出慧子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世俗交往中，她有着独立的人格意识，懂得自我爱护，同时又是纯真善良的，用微笑来应对恶意并保护自己。在爱情面前，她不卑不亢，努力追寻自己向往的爱情，但残忍的是她清楚所处的现实世界，她与陈志的爱情看不到未来。念及此，慧子潇洒地带着石磙转身离开。在作家的笔下，慧子的女性形象似乎被赋予了男人的个性，虽然依旧带有女子特有的娇羞，但面临危机，有着潇洒成熟的处事方法，倔强执着，拥有着难以忽视的坚定的她力量。陈、慧两人纯净的爱情如同温柔的春风，细致真实得使人动容，不是爱情的理想主义，而是悲剧的现实意义。可以看到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女性拥有的话语权和选择权更多了，意味着女性的她力量正在发挥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家庭羁绊中的人生百态

　　于英杰

　　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小家庭组成的，每个人都会处在或幸福或不幸的家庭，或完整或破碎的家庭中。在家庭的种种羁绊中所发生的事也最直抵心灵的，在防控疫情的特殊时期，有许多人被迫居家。在与家人的日夜相处中，有人会被亲情的温暖滋润四肢百骸，也有人不得不面对家庭对自己的折磨、痛击。美好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也各有各的不幸。平淡安定的日常生活也好，为挽回家庭所做的努力也好，在家庭这小小的一方天地中，所容纳的不仅仅是家人之间的繁琐小事，还有包罗万象的人生百态。家庭就像一个缩影，不但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是众生人生百态的缩影。

　　孙睿《阳历年》，《青年文学》2020年第2期。

　　这篇小说讲了一家八口过阳历年的情景。小说采用常规线性叙事，流水账般地描写了在一个家庭中所发生的从圣诞节到阳历年后的种种事情。小说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当编剧的爸爸，带二胎的妈妈，上幼儿园的老大和六个月大的老二共同组成这个温馨的小家庭。因为元旦临近，孩子的姥姥来帮忙照顾老二，姥爷本想也趁着年假赶来一同过元旦。谁料到却赶上了老二发烧，姥爷受凉，一切行程待定了。小孩子发烧好得快，受凉康复的姥爷也终于得以进北京看望外孙。平时在爷爷奶奶家住的老大也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回到了家。一时间，八个人便充满了这个小小的家庭。家人难得齐聚一堂，一起吃饭是少不了的。作者采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写了家庭聚餐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爷爷和姥爷喝酒聊天，六个月大的老二调皮捣蛋，奶奶和姥姥为老大的食量争执，爸爸妈妈与父母们讲解正确的育儿方法。每一件事都那么的普通真实，却也那么的平淡温馨。饭后爸爸带着女儿完成幼儿园的作业——去外面寻找冬天。妈妈和姥姥在家里照看年幼的老二并讨论喂奶被咬这件事。一件件平凡的琐事被家庭的温馨所浸透，显得那么光彩耀人。每个人都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为家庭的篝火中添一把柴。姥姥做着不合女婿胃口的养生杂粮饭，过分宠溺地呵护着外孙外孙女，在朋友圈帮女婿的网剧拉票。姥爷瞒着女儿偷偷喂外孙过量的辅食。爸爸和妈妈照顾着“此起彼伏”发烧的老大和老二。爷爷奶奶为保险的事情争吵。每个人都在各自和他人之间“斡旋”，留下一道道生活的痕迹。阳历年将家人们聚在一起，也将这个大家庭中的种种小事向我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就是这些或温馨或繁琐的事，构成了每个人的一生、每个家的风景。

　　但及《此画献给吴云》，《上海文学》2020年第3期。

　　但及小说朴实的语言中往往夹带着深沉的情感，奇诡的结局也让人意犹未尽。小说围绕一摞照片和底片展开。故事从母亲去世开始，母亲是一名纺织厂的退休女工，和主人公蜗居在浙江的一幢小楼里。主人公的母亲去世得突然，主人公简单地办完了丧事，回到与母亲的住处。母亲的突然离世使他感到悲伤和猝不及防，母亲生前生活过的痕迹还在，但人却不在了。夜晚主人公辗转难眠，偶然间发现了阁楼上的两个木箱。木箱里放着母亲生前所拍的照片和底片，也是主人公从未见过的照片和底片。母亲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前事迹就这样由照片揭开了。主人公带着这些照片去了档案局，通过媒体的帮助，他找到了母亲的一位旧识，旧识是当年在上海追求过母亲的一位画家，听到母亲过世的消息十分惋惜悲伤，便画了一幅画送给母亲吴云。而主人公也通过这位画家了解到了母亲年轻时的事迹。母亲原不叫吴丽齐，而是叫吴云，曾是大上海的一位名媛。后来做了一名战地摄影师，箱子里的照片就是母亲所拍。这些事情母亲从未对他提起过。主人公震惊且不解，为什么母亲瞒了自己这么久，到死也不肯说。或许是出于母亲对那些风花雪月的不屑与割舍，也或许是亲眼见证过战场上的无数死亡，想忘记这段痛苦的过去。不管是什么原因，几十年来母亲只字未提，而死后前尘往事才慢慢浮出水面。母亲的身世明了，但所留下的照片却令主人公感到头疼。古玩市场的人想高价收购，档案馆又要求他捐献给博物馆。左右为难的主人公只好暂时将此事搁置，却没想到夜长梦多，放在阁楼的照片和底片被偷了。故事的结局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照片没了，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些关于母亲的故事和照片，也仿佛从未听过见过。每个人的家庭都有自己的苦衷与秘密，有时如今的风平浪静，是为了掩饰曾经的波涛汹涌。而人生又何尝不是呢？经历过轰轰烈烈的青春，又如枯叶般悄然逝去，留给我们的只有无限的缅怀与叹息。

　　冯积岐《房子》，《红豆》2020年第2期。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小说中五爸的家庭就仿佛一直被不幸所笼罩着。五爸年轻的时候很是聪慧，学习成绩又优异，是冯姓人家的骄傲，也曾是一位桀骜少年郎。但后来因故进了监狱，一切都改变了。从监狱回来的五爸对人生感到失望，眼中也只剩下了仇恨。被苦难的生活打败的他也颓废了许多。在五爸入狱期间，他的妻子带着一儿一女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苦难就像病毒一样在这个家庭中蔓延，由于父亲的缺失和母亲的不当教育，儿子吸毒贩毒被判了无期，女儿十五岁被中学老师搞大了肚子后也做起了皮肉生意。在监狱里受尽了煎熬的五爸，一出狱看到的便是一幅妻离子散的凄凉景象。他对社会的怨恨更深了。曾经桀骜不驯的目光慢慢染上了颓废与仇恨。然而五爸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在他六十岁那年又娶了一妻，生活刚有好转，妻子便中风瘫痪了。一次次生活的打击使五爸不得不怨天尤人。苦难给这个本就晦暗的家庭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灰尘。每次五爸拼命地将这些灰尘拂去，又会有新的灰尘落上。这些灰尘耗费着五爸生活的力氣，使他活得越来越累，对世界和人的仇恨也越来越深。犹如压死骆驼的一根根稻草，这一层层的灰尘，终于也将五爸压趴下了。他再也没有继续生活的力气，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连同那瘫痪的妻子与自己，和那从父亲手里继承的房子一同烧毁了。或许世事就是这般难料，苦难会像堵不住的泉眼往外流，一点点淹没一个家庭，使人慢慢窒息又无能为力。而在家庭的苦难中，或许幸存下来，又将会是另一轮苦难的开始。

　　索尔《箱中浪客》，《长江文艺》2020年第2期。

　　有的家庭和睦平安，有的家庭苦难连绵，而这篇小说，悲剧中掺杂着喜剧，悲喜融合，勾画出一个滑稽又悲哀的故事。主人公阿聪沉迷赌博，输了不少钱，还对妻子家暴，嫌她不给自己生孩子。大男子主义的他不但没有体贴过妻子，还认为享受妻子的照顾是天经地义。妻子忍无可忍离家出走，而阿聪以为妻子跟相好的跑了。没有了妻子的照顾，阿聪饿了两天肚子，或许为了饱腹或继续有个人来照顾自己，阿聪开始了他的漫漫寻妻路。然而阿聪的方法比较独特，不是坐车去找，而是把自己包在箱子里，当做快递寄到妻子的新地址。在邮寄的路上，阿聪实时向家族群汇报着进程。而看似和睦，实则冷漠的亲戚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把阿聪的旅程当做一个笑话来看。在路上阿聪与快递员小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崔给身无分文的阿聪饭吃，带他透气，给他看病，带他去完成骂堂弟的夙愿，还一起讨论物质的女人们。然而阿聪因为200块的医药费和几顿饭钱，想偷偷丢下小崔跑走。然而却失败了，被小崔捡回来的阿聪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收货地址。然而地址所在的地方，却没有他的妻子，而是一个陌生的女人。无奈，阿聪又被装在箱子里原路寄回，然而不甘心的阿聪却从快递车上“逃逸”了，但最终被警察送回了家。这场挽回家庭、追回妻子的滑稽之旅最后以失败告终了。有的家庭只是勉强地拼凑在一起，总有土崩瓦解的一天。而伤过的家人也或许再也不会回到自己身边了。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

　　当代小说 202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