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人
董艺帆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乱且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在打破那层人际关系的隔阂时，因为艰难而感到无力，于是我们学会了伪装、逃避。笔者选择了四篇小说，比较不同作家对孤独主题的叙述，浅谈人面对孤独时的生活状态，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叙述者的文字不全是悲伤与凄冷的，他们在寂寥中也为我们提供了发现灿烂的方法。
孙未《在哥特兰岛》，《上海文学》2020年第1期。孙未笔下的北欧风光是清冷而疏远的，异乡人用文字建筑的哥特兰岛成了自己表情达意的意象，仿佛成了一座独立在人间的孤岛。小说中，文学中心里来自各国的作家，谱写人间喜乐却在现实生活中隔岸观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仅仅限于来往的问好。安娜追求理想与丈夫分离，像极了苏菲的故事，人在追求信仰，抑或其他事物时，终将陷入孤独的境地，或者尝试融入其中的那埃里克，其实他会多门语言，在不同的女孩中享受身体的亲密，却仍是躲不开他人的疏远。小说中一首歌反复悲伤地唱着：“我是一个陌生人哎，我偶尔经过了这个世界。”这种孤独的情绪在小说中从始至终，均未散去。作家那颗敏感的心，那丝敏感的神经作祟，写道：“我倒是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座监狱，所以这音乐只要不带进棺材里，在哪里演奏都是最合适的。”人间便如同监狱，生活中有重重枷锁，孙未的语言有些近乎自嘲式的幽默，写下令人无奈的人间现实。孙未笔下的作家们都是孤独的，他们与孤独的亲密，实则是看清现实的坦荡，在哥特兰岛也是在人间，人间处处是隔阂。人的孤独，确实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永恒存在的问题，借着北欧萧瑟的海风，那份冷寂更真切地环绕在读者的四周。作者的痛苦在于过分的清醒，反而让孤独感更甚，可孤独而不自知的愚钝反而更不利于人本身，人需要的是沉静地面对孤独，偶尔自嘲。
王威《芒芒的爱情》，《山东文学》2020年第1期。如果能够用一首歌来谱写人间，显然是对作曲家的强求，但是要用故事与歌曲相互解释，作家一定不会拒绝这样的要求。在小说中，王威用一首《火柴天堂》作为芒芒与小火柴的红线，缓缓地唱出少年对母亲的思念，对女孩的爱恋。人间的苦难让芒芒幼年丧母，痴傻的他寄居在叔婶家终日串着肉串，电影与音乐成了他唯一的温暖，他思念着远在天堂的母亲，当小火柴吹奏起那首老旧的歌曲，凄清的调子却犹如来自天堂的母亲的安慰，在少年黑暗的内心世界里燃起了一丝温暖的亮光。少年非痴，相对于这个世界，他的内心过分干净，芒芒倔强地在台上吹起这首歌，在高中生起哄的声音之中，孤独的口哨声悠然而声，少年的痴傻另有深意，他执着而静默地追寻着爱情，在世人的哄笑之中愈发单纯而珍贵，当女孩为了心爱的男孩被迫答应婶婶的要求时，芒芒似乎是不愿意强求女孩嫁给他，最终选择消失。人间如此寒冷而孤独，却因为少年单纯而炙热的等待和守候，用火柴一般微弱的爱，温暖了少女的心。小说末尾，少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无尽的孤独的轮回，却因为真挚的情感而拥有了存在的意义。
李小江《消失的父亲》，《山西文学》2020年第1期。海边小镇平静无聊的生活，不甘庸常的警员终于接到任职以来的第一个案件，寻找王文明已经消失了二十年的父親。在王文明的诉说下，他的父亲王大宏失踪二十年，却在这期间偶尔回家，证据是家中书本变换了摆放位置;在王文明母亲的诉说下，两人的爱情故事只是偶然的相遇，父亲消失并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过多的伤痛。小说结局，消失的父亲并没有被寻回，可“我”却被王文明杀死，同王大宏一样消失在自己生活的边缘。主人公“我”渴望爱情，追求按摩店的蒙面女郎，又因女郎最终消失而无疾而终，“我”转而暗恋王文明的母亲，却被王文明杀死。作者借用王文明暗示读者这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借用母亲告知王文明寻父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将“我”介绍给母亲，当王文明发现母亲与我接吻后，却将我杀死。在叙事的过程中，作者借用“我”写道：“我不想证明自己是生活的囚犯”，实则是恰好肯定了这种囚犯一般的生活状态;当“我”想进入两个女人的生活时，均被拒之门外，将人的孤独感扩大。无论是父亲的消失，抑或“我”的消失，均是逃离生活、逃离孤独的一种方式。
薛舒《最后一棵树》，《青年文学》2020年第1期。我们存于人世，生老病死在所难免，与所爱之人的离别也终究是逃不掉的。小说没有用沉郁的文字渲染气氛，处处皆是家长里短的生活气，将两代人面对死别的不同态度展现出来：母亲在继父离去后仍然如常生活，女儿想要安慰母亲却无处发挥的困惑。在女儿的回忆中，母亲顾品芳与继父老廖享受美食，继父放弃治疗回家，两人享受着平凡的生活。无论是面对人生中的大悲，还是细琐的不如意，母亲与女儿的态度总是不同的，这也引出了小说叙事的副线，丈夫的邋遢、中规中矩的职位、平淡的感情，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细节成了梁一倩与丈夫离婚的理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梁一倩，对美好生活总有一套自我定义的标准，一旦生活与理想稍有差池，便感叹世事艰难。对于人生的不如意，应当是母亲那样，也像老廖那样。老廖去世后，曾经养活的绿植只留下一棵树仍然存活着，这棵树成为小说的线索，又是一个谜底，直到小说末尾才揭晓答案：它是一棵假树。对于平庸生活的不满，对于生活中难免的磨难与悲伤，两位老人教会了我们，权当是生活开了一个玩笑。母亲的孤独，女儿的孤独，实则一直都存在，人间多烦恼，但我们来一趟，日子再平常总要走下去，毕竟平淡才是真，至于那些烦恼，不如将它看淡些，随心所欲又怡然自得。
活着的姿态
汪茗惠
文学是人学，在笔者看来，优秀的作家能够有一定的叙事立场，关注人的现实遭遇，挖掘人的精神困境，剖析人的心理成长历程，展现社会纷繁的众生相。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该怎样活着？作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人生海海，不管内心有多悲凉，生活态度都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正如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里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十月》2020年第1期。小说以北京的麦子店为背景依托，讲述了“北漂”底层小人物的现实遭遇和悲剧命运，还有爱和信仰的救赎。麦子店让王亚丽感受到了真正的北京，人们在这里没日没夜地拼搏和消耗。“玫瑰”则是一种隐喻，暗含着信仰的力量，教曲《沙仑的玫瑰》这首歌让王亚丽的心灵静谧下来，有了归属感，也让她和岳晓芬姐妹实现了灵魂的洗礼与救赎。女主人公王亚丽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内心渴望融入城市，她每晚在面包店外的台阶上等待晚上十点半价的面包，这一幕令人心酸，却是北漂人的真实写照，认清现实之后她将自己比作“牲口”。王亚丽男友郭立城为了实现在麦子店开店的理想，套用公司钱而不得不东躲西藏;岳晓芬姐妹利用她的信任动用了郭立城的十万块钱，只为活下来的渴望。我们到底该怎样活着？钱能否拯救生命和信仰？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的碰撞，看到了小人物的挣扎，也看到了作者的反思。值得探讨的是主人公加入教会“团契”的初衷，一开始是缺爱，希望寄托心灵的苦闷，之后为了填饱肚子，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她盼望着每周日的相聚，再后来被岳曉芬姐妹等信教之人的精神和情谊所感染。小说运用剪辑拼贴的蒙太奇手法展现小说情节，王亚丽、郭立城、岳晓芬和房东四人，形象立体鲜明，没有单纯的善与恶，只不过面对现实困境和诱惑作出的选择不同，让读者看到人性的复杂。小说节奏舒缓有致，作家有足够多的耐心埋下伏笔，又有足够巧妙的心思设置戏剧性的转折。房东让王亚丽抽空去他家还有报酬，竟然是为了对前妻圆一个善意的谎言。结尾处黑色幽默手法的运用，一边是父亲对女儿的怀念和爱，一边是主人公早就安排好的“反间计”，对比鲜明，高潮迭起，悲剧之余让人不免唏嘘。结尾画面让人难受，作者没有给人物现实出路，但是她的心灵有了救赎，她不信耶稣却胜过了信耶稣。石一枫曾经说过，“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在他的小说里，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悲悯情怀和现实反思，不得不说，这是一篇震撼心灵的佳作，如果拍成电影，相信会与《无名之辈》一样有较高的评分。
罗望子《佛系女子》，《作家》2020年第1期。这部短篇小说结合当下流行的“佛系文化”，通过塑造女主人公谢不敏之类佛系却不丧的“佛系女子”，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罗望子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和新题材的勇敢尝试。小说中的“我”正是如此，颇有徐志摩“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淡然姿态。对于婚姻，谢不敏实现了从南大高材生到家庭主妇的过渡，外有丈夫打拼事业，内有保姆照顾起居，她的世界就是小别墅，丈夫出轨却以她“不死僵蚕命”损害自己命运为由要和她离婚，她没有怀疑，“争执与了解都让我觉得麻烦劳神”。对于拆迁，她拥护支持拆迁组的决定，像离婚一样签字干净利索。对于事业，她走出家门凭借双手谋生，不以小区保洁员的工作为耻，最后决定自己开一家甜品店。可以说，谢不敏一开始的佛系是由于性格使然或没有自立能力的不得已而为之，而后来的“佛系”是一种放下和看开的豁达。小说语言直白幽默，可读性强，罗望子从细微小事入手，没有一波三折的紧张气息，结尾处流露着淡淡的温情。但是不难看到作家对社会现象的关注、批判和反思，小说开头小摊贩们与城管、广场舞大妈们的斗争，对手机通讯工具的反思，尤其是对拾荒哑女的反思，让人看到了鲁迅先生笔下那种看客的冷漠。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作家借“佛系女子”谢不敏的经历，想要表达和推崇的是与世无争、淡然处之的生活准则，正如杨绛先生所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刘荣书《滦南姑娘》，《上海文学》2020年第1期。在已有杰出评剧和章回体长篇小说《杨三姐告状》的基础上，作者延续了滦南地区的经典传统，以现代版“滦南姑娘”重现了“杨三姐”的风采。小说讲述了杨家大姐死因可疑，大姐夫掩盖真相，公安和法医漠视生命玩忽职守，三姑娘杨琼芬突破重重难关，最终凭借一己之力扭转局面的故事。作者刘荣书以生死命案为一面镜子，折射出丈夫家暴、警察不担当不作为、法医醉酒误事、权势者用收买息事宁人的社会现状，我们不由得反思，为什么有些事件要等到曝光于网络引起轰动，等到民声强烈呼吁，才能得到应有的正常的解决？小说塑造了性格泼辣、敢爱敢恨、力求事情真相甚至有点儿钻牛角尖的女性形象，在大姐夫隐瞒欺骗并且警察疲于应付的时候能够发出质疑，冷静看待法医报告最终找出破绽，为找寻真相牺牲自己的爱情，当家人被收买而放弃真相，她不顾自己生命安全“以身试药”，只为还姐姐一个公道……“杨三姐”抗争的姿态烙印在滦南人的心里。小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四重检验逐渐揭晓，节奏有序。作者将大时代背景和小人物命运联系在一起，给予人们一些光明和温暖的期许，虽然小说结局并不是很圆满，但是现实本身也会有遗憾。
陈再见《大桥上》，《芒种》2020年第2期。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这个从精神病院逃离出来的人为叙述视角，讲述了“我”的所见所闻和坎坷的一生。像《喧哗与骚动》一样，小说融入了很多意识流的笔法，但主人公并不像班吉那样真正的痴傻，而是姐姐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将其送入精神病院，因此“我”的叙述尽管琐碎混乱，内容却是真实的。小说围绕村人械斗导致父亲被砸去世为背景，“我”为父报仇而错杀，因此有了十年牢狱生涯。出狱之后“我”告诉身边人二十年前在大桥上亲眼所见盐埕埋尸之事，“我”的见证和传播引起姐姐的慌乱，只能将“我”送入精神病院而保全生命;“病友”二两也是如此，他在女儿失踪后上访，被迫送进精神病院。小说探讨了弱者在权势者面前的失语状态，“我”在大桥上的见证，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随着权势的打压而消失。而“我”活着的最后意义，就是为当年埋藏的尸骨讨还一个公道，不再让“我”和二两这样的人痛失亲人。正如作者所说，桥是一种隐喻，是去往天堂的通道，因为“我”发现了金伯等人埋葬嫁祸的秘密并大加宣传，最终面临被杀人灭口的命运。小说充斥着一种压抑的气氛，埋下种种铺垫，张力十足。个体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仍然要以抵抗的姿态去找寻照亮世界的光。
你崇拜什么，你就是什么
李? 枞
迈入鼠年，文坛上最早的“80后”们早已从残酷青春蜕变成了“不惑之年”，第一批“90后”也迈入了而立之年，脱单、买房、婚育、二胎……“新世代”的作家们从残酷“青春”，迈入了残酷“中年”。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过劳的工作状态、焦虑的疲惫心情，“信仰”仿佛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美国著名作家尼尔·盖曼的小说《美国众神》的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你崇拜什么，你就是什么。”那么，成为了社会“中流砥柱”的我们，该信仰一些什么呢？
林秀赫《蕉叶覆鹿》，《花城》2020年第1期。“蕉叶覆鹿”一词，最早见于《列子·周穆王》，后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樵夫藏鹿的“蕉鹿”典故，创“蕉叶覆鹿”，比喻得失荣辱如梦幻。小说以作家鹿先生破案寻找失踪的少女为明线，以少女的绘本漫画作为暗线，明暗交织，营造了一种恐怖、现实、科幻交融的风格。在少女恐怖漫画故事这条线索中，林秀赫采用俄罗斯套娃似的方式，构筑了少女珍奇幻的多重梦境。小说中，林秀赫故意将“鬼怪超能力”的故事，用科学的方式进行“解构”，比如“诡影”是“一种投射在脑中的影像”，通过“直接对脑部进行攻击”仍旧能杀死人的“心灵”。林秀赫用现代科学技术“解构”了“鬼神”，同样也用“人性”“解构”了科学技术。比如，沉迷于成为媒介“红人”的“杀人魔”鹿先生，最终遭到了媒介的反噬，直播自己的死亡。林秀赫將智能AI“解构”成了“一个我”，AI被解构成了冠词A+我I（一个我），以此表现对人性和科技的反思。纵观人类历史，鬼神、宗教、科技历来都是人们的信仰，但这些信仰在现实面前，相互“证伪”，那么究竟信仰是什么？最终，林秀赫借女孩父亲之口道：“将生活中的挫折全数推给信仰，只是作为父亲的我推卸的借口罢了。”就像生活中许多人，平日里并不信佛，只有遇上了挫折困难的时候去求神庇佑，但这并不是信仰，而是逃离的借口。
孙睿《酥油茶和麻辣烫》，《当代》2020年第1期。小说伊始，我们以为这是一份四十四岁独身女性的“女人独立宣言”，她是个“白骨精”，她“不养猫狗、不养男人、不存钱、不喜欢孩子”，作为一个年薪百万的女性，她活得洒脱、自由，是万千女性羡慕的样子。“以为早过了为了‘诗和远方和装神弄鬼的‘灵性生活就往西藏跑的年纪。”她却重新在西藏找到了信仰。当她突然发现自己罹患“癌症”，被医院宣判了死期的她，辞职后“病急乱投医”，相信骗子所说的，“请一串凤眼菩提的珠子”便可医治。为了寻找珠子，她远赴西藏，并认识了淳朴的藏民丹增，并与之产生了一段纯洁的爱情。爱麻辣烫的她开始喜欢酥油茶，不喜欢男人的她对丹增动了感情，并帮助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不喜欢孩子的她拼尽最后的生命，只为诞下一个孩子作为生命的传承。从北京到拉萨，从麻辣烫到酥油茶，当人们在大城市的节奏中，成为焦虑的奔波者的时候，是否也该停下驻足，来审视一下自己的信仰，正如同心灵鸡汤所言：“心疼地抱抱自己。”
常小琥《回家》，《长江文艺》2020年第1期。精神焦虑，成为了这个时代中青年身上普遍具备的特征。在常小琥的这篇作品中，为我们描述了几个性格鲜明的精神病患者——大雷、少爷、老大哥以及“我”。由于父母年轻时被批斗，父亲变得自私孤僻，一度想要掐死大雷。父亲的愿望是回到城里的家，但母亲不允许，一种畸形的家庭关系深深地影响了大雷。成年后的大雷，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回到了城里，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幼时父亲对自己的伤害及母亲苛刻的束缚将大雷逼疯，他连砍了亲生母亲100多刀后，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大雷的精神疾病渐渐好转，“回家”是他的心愿，但他的母亲却无法容纳他，也无法抛弃他。畸形的母子关系将大雷逼向精神再度崩溃的深渊，他不再有信仰和希望，而他的母亲也因此患上了精神疾病。除了畸形的原生家庭，社会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也无所不在。故事结尾，“我”如同受难的耶稣般守护家园，守护着“真理”，却遭到村民们的驱赶，当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村民合力将“我”送上救护车，则象征着“我”精神的崩塌。丧失了“信仰”的患者，得到的并不是关爱与呵护，而是来自家庭、来自社会的集体指责、抛弃和歧视，这就是成年人生存的残酷法则，也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精神时常陷入焦虑的原因。“回家”象征着人精神的皈依，莫要忘了回家的路，也别忘了为家人敞开一扇门。
庞羽《有大片云朵燃烧的夜晚》，《文学港》2020年第2期。几则类似于《洋葱新闻》里带有讽刺性的“虚假”新闻，奠定了小说的荒诞性和不确定性。小说以博泽寻找雷蕾，或者说是博泽寻找自我构成了小说那破碎的线索，在这片段式的情节中，反而使寻找变成了一件无目的的事情。被母亲遗弃的博泽认为，自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人。他做过海员、卖过保险、在地下酒吧跳过舞，但他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哪种生活。他的母亲消失了，在广州出现过、在福建和江苏出现过、在弗洛伦萨出现过，可不管她出现在哪里，对博泽来说，仍旧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博泽在南京寻找蕾蕾，蛋糕店的胖女孩是雷蕾，因为胃癌去世的女孩儿也是雷蕾，雷蕾是他所有无法寄出信件的收件人。荒诞的“新闻”代表了世界的荒诞性和不可靠性，而“信件”则是博泽作为人存在的证据，即使多余、即使无意义也并未停下探寻的脚步。如人的一生的映射，不断的追寻、不断的失望、不断地发现自己的无意义，但仍旧不停下探寻的脚步，即使渺小，仍是这天地间顶天立地的一个人。
另类生命的丰富与自由
栾雪菲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自然界万物皆有灵性，林肯先生曾说“上帝所创造的，即使是最低等的动物，皆是生命合唱团的一员”，我想这是很难反驳的，因为你无法忽视和否定动物这种另类生命的存在。作家们有着文学自觉性，大都肯定动物生命的价值，他们洞悉如今的生态环境，了解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字向读者呈现人和动物的复杂关系以及动物的生命力量。
龚曙光《鸟命》，《当代》2020年第1期。湘西风景无限美好，有清河小楼与堤坝，作家笔下的人与动物的故事就发生在涔河边的吊脚楼里，小说的主角是人和动物。主人公八个瘤的父母在外忙碌，奶奶看管不住“飞天蜈蚣”似的孙子，索性由他去，因此我们得以见到一位生龙活虎的养鸽达人。八个瘤养了几十只鸽子，最珍贵的当属小说另一位主角：迷子。迷子不只迷住了“我”的目光，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一只拐鸽，能够迷住且拐走别人家的鸽子。迷子不单是外表有吸引力，它也是有灵性的鸽子。对于主人，不是一味依附和忍让，在八个瘤迫于生计卖掉其他鸽子的时候，迷子带着剩下的鸽子离开了主人，这里作家赋予了鸽子人的意识，同时能够体现作家想表达的情感。弟弟和八哥的关系更像是父与子的关系，他们中间还夹着不受关注的花猫。弟弟每日用自己的舌血喂八哥，期盼着它们能够说话，最终却被告知在墙洞里捉的怎么养都不会说话，于是放走了它然后又抱起了大花猫。而当他拥有了能说话的八哥，花猫再次被遗忘，最终是八哥和猫都留不住。这只笔墨不多的大花猫是比八哥更有自主意识的动物，它知好恶，却也是懂得适者生存。回到八个瘤的故事里，失去父母的他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却又没有工作能力，只能卖鸽子来养家，鸽子从出走到回归又是一次全面的独立生命呈现。但人的意识里人总是比动物珍贵的，所以后来的迷子没有了“信仰”，眼神和已到暮年的老人一般毫无生机了。小说的最后，十三岁的八个瘤在失去亲人和迷子的情况下，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他放走了“我”还给他的鸽子，认为人各有命，鸟各有命。是啊，人和动物一样，都会成长，生命都是自由高贵的，都应该被尊重。
东君《骑马去看山》，《长江文艺》2020年第2期。诗人也可以写就动人心魄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从幼年起便对马、对骑马有着热烈的渴望，这种情感类似于少数民族的牧民文化传承。十来岁“我”为了骑马编各种理由赖在舅公家，然而对于已经老去的马却失去了兴趣;长大后的我进入草原深处寻找骏马，却因马认主人而不能前行;而后对于野马和军马现状的了解使“我”难以接受残酷的现实。马，尽管有很多品种，但它们都应该与风与自由作伴，它们本就是自在的灵魂和生命，然而它们相比较人来说，就是另类的动物。因此人们能够控制它们，野马不再为了奔跑而奔跑，而是成为鞍马为了人而奔跑;西北一带的军马也看不到原始的野性，退役之后惯于称为“牲口”;北疆看马的同行者里一位历史学家谈马被驯服和消失的历史进程，一位经济学家谈马的经济能力，他们眼中的马是低等的动物，是研究对象和农用工具。作家通过现实的对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生态观念。舅公和马对彼此来说是相伴一生的存在，他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牵着马四处游荡，后来舅公和马都老了，他卧病在床也要听到马的嘶鸣声或马铃碰撞发出的叮当声。“我”从幼年到中年，向往的一直是青壮且活力充沛的骏马，然而始终没有找到;舅公从前一直养马，它们伴随舅公一生，不论壮硕还是老态毕现，舅公和马已然混为一体。但不要忘记，生命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任何生物的存在都不会是永远。人会老去，马当然也如此，那么请珍惜它壮年的奔腾，也请尊重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节。
庞羽《美国熊猫》，《青年作家》2020年第1期。这篇小说在叙事上有着庞羽的虚线式的展开方式，同时主人公也是她常表现的年轻女性。在《美国熊猫》的开头，作家设置了很多悬念：主人公凌霄的“第二个打算”是未知的;导师夏谨为何指着黑翅白鹅叫熊猫，他为什么钟情于熊猫等等。继续阅读的过程中，很多之前的问题没有答案，甚至作家又提出很难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仔细阅读可以发现作家在叙事上不追求连贯，跳跃式情节发展随处可见。不只老师对于熊猫沉迷，陵大的一部分人也痴迷于熊猫，他们甚至把狗的脚和耳朵染黑，让它变成了熊猫狗。如此受喜爱，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熊猫很快乐呢？那就变成熊猫体验生活。于是熊猫的相关一切被当作工具，美国有了以假乱真的熊猫，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在利益面前事实的查证已经没那么重要，这就是现实。在这篇小说里，人人都爱熊猫，看不到熊猫就找一些温柔的替代品，因为有的人认为相信一些莫须有的东西，会让人有活下去的勇气;人人也都是熊猫，为什么不可以是呢？不是熊猫也是其他动物，不都是活著的必须要经历苦痛的生物么，没有什么差别。小说读完仍旧有很多困惑，其朦胧性给予读者更多的阅读空间，同时没有必要事事都交代清楚也是庞羽的一个写作特色。人和动物共存于自然界中，生命价值应当是平等的，只不过动物是另类的生命，有时候比人更自由。
朱山坡《白马夜驰》，《小说月报》2020年第1期。仍旧是底层叙事，故事仍是发生在熟悉的米庄。祖父将失去父母的“我”带回了米庄，然而大概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们”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我们没有共同语言。然而一匹白马的出现，两个人第一次达成了共识。这匹马承载着“我”六年间的回忆，它是父亲曾经骑过的马，它是“老朋友”。米庄所有人都清楚，祖父在等待一匹马，至死犹然。战马的出现仿佛强心剂一般，曾经年迈虚弱的他如今说话声音洪亮威严，白马的出现让他回忆起从前的热血。然而可悲的是，阙先锋把白马当作牲口使唤，还打算春耕后宰了它，榨干最后一滴价值后果断抛弃，毫不在意。“我”两次放马的失败又预示着故事的结局。作家没有交代白马到底在哪里，同时祖父也不知去向，大概真的骑着心念的战马夜驰而去了。和《骑马去看山》不同，本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有间隔期，时隔多年再次见到白马，心境是大不相同的。相似的一点是作家都在小说中设置富有经验的“老者”形象，可能是和谐生态关系的隐喻。“我”的意识里，白马是朋友般的存在，对比肉贩子的态度，可以联系到当前动物面临的严峻生态环境。另类生命也值得拥有丰富的色彩。
生活熔炉中的人性火花
于英杰
在人们的日常的生活中，事事处处都会有人性火花的迸发，社会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也都能体现出人性的特点，而对人性的描写与体现也是小说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各地的人们虽有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生活，但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人性的闪光点，都能从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大熔炉中看到迸发出的人性火花。
裘山山《航班延误》，《十月》2020年第1期。这篇小说讲了一场在飞机上的偶遇。主人公在去往香港的航班上遇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平常。因为航班延误两人便搭起了话。平常年轻时靠卖盗版光碟发家，从卖光碟到卖墨镜，再从卖墨镜到卖教材，平常向主人公讲述着自己的发家史。就在发家史讲述完毕时，飞机出现了意外情况，平常的故事也出现了转折。飞机的意外是因一位乘客身体不适，航班需要备降长沙机场。故事的意外是平常的事业出现了问题。平常跟老婆离了婚，公司也亏损严重，但幸好靠前妻的资助挺了过来。这次坐飞机就是去看望自己考上香港大学的儿子。主人公对平常的态度有所转变，没了一开始的厌恶冷漠。放下芥蒂的主人公也热络地讲起自己的故事。主人公的父亲是被文革打倒的对象，在执行任务时与小李叔叔相遇，两人便成了忘年交。如今小李叔叔病重，他特别想找以前的一些人说说话，这也是主人公频繁去香港见小李叔叔的原因。原本枯燥的航行时光，被两个陌生人的温情和故事所填满。小说在人物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穿插着飞机延误、起飞、迫降、再起飞的进程。而主人公与平常的关系也由最开始的陌生、厌恶变成了互相倾诉的对象再变成陌生人。这也仿佛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缩影，两条线相交、再分开。然而在一个个相交点上，有人类真情的碰撞与迸发，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池莉《打造》，《北京文学》2020年第1期。在池莉的早期作品“人生三部曲”中，就已经打造了几个她心目中的新好男人形象。而在新作《打造》中，打造的形象却不限于男性了。精心策划的二胎，回娘家的单亲母亲，还有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摸爬滚打的儿媳都成为了被打造的对象。钟鑫涛和俞思雨是武汉一对年轻的夫妻，双方父母健在家庭富裕。然而钟俞两家都是重男轻女的家庭，盼着这对小两口生二胎、生儿子。为此求遍了各种生儿子的秘方，并让这对小夫妻严格遵守，为的就是打造出一个二胎男孩。在面对危机时，这精心打造的丈夫躲到了卫生间，却让妻子来面对危机，很明显对钟鑫涛的打造是失败的。然而正是这场危机，却使俞思雨得到了重新打造的机会。是否需要继续打造这个朽木不成的丈夫，打造满足这个重男轻女家庭的二胎，成了俞思雨打造过程中新的问题。除此之外，妹妹钟欣婷对自己也有所打造。身为一个离婚回娘家的单亲母亲，把自己打造成高冷又难以亲近的样子。“深紫色口红、同色系指甲油、同色挑染头发，宽松超长带兜黑T恤、黑色紧身裤”，这一番打造无声地反抗着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以及对单亲母亲这个身份的不屑。每个人对自己、对他人都有打造。但打造的结果合不合心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性复杂的特点，或许不能被随意打造。每一种都出自基因，难以改变。但对自己的适当打造，可以让自己在恶劣的环境中更好地适应、生存下去。或许“打造”不是逆天命而为之，而是人性展现的另一种方法。
王松《烟火》，《人民文学》2020年第1期。本篇小说运用具有天津味儿的语言，讲述着天津蜡头儿胡同里的人间烟火。一个个鲜活灵动的人物、一桩桩真实平淡的故事，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也挑动着读者的心。老瘪靠卖拔火罐儿为生，拔火罐儿虽是土烧的，但却比炮弹还结实，坏损得少，一个拔火罐儿能用好多年。等胡同里的街坊们都有了拔火罐儿后，老瘪的拔火罐儿就难卖了。卖帽子的杨灯罩儿也曾劝过老瘪，做的东西质量不要太好，不然没有回头客。但手艺人老瘪却有自己的原则，对杨灯罩儿的建议嗤之以鼻。老瘪宁肯自己的拔火罐儿卖不出去，也不肯走那些歪门邪道。一种商人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拔火罐儿。另一种商人卖着见水就坏的帽子，赚着亏心的回头钱。这就像在面对疫情时，免费捐献口罩的商家和坐地起价的商家。在利益面前人性经受着考验，然而只有那些善良淳朴、老实敦厚的人才会走得更长更远。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人性的法则。
刘建东《删除》，《北京文学》2020年第1期。这篇小说以董仙生删除手机通讯录为主线，牵扯出一系列的故事。因为一起误会，董仙生开始清除通讯录中不常联系的人，与方丹的交集也展开了。方丹是董仙生的一个早已不再熟悉的小学同学。在董仙生的无意联系之后，方丹亲自来到石家庄找到了董仙生，想通过董仙生找到在石家庄的另一位小学同学项明辉。在得知董仙生可以联系到项明辉时，方丹三番五次地想把项明辉约出来。然而项明辉事务繁忙，每次要么迟到，要么推辞。然而就算是这样，方丹也依旧坚持不懈地让董仙生约项明辉。被卷入这场奇怪关系的董仙生，看起来像是这件事件的发起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局外人。或许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青春年少时期，都有情窦初开、情愫懵懂的时候。而那年少时未曾表达出的感情，并没有被遗忘或删除，而是被隐藏在内心深处。待日后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重新萌发。但毕竟物是人非，时代在发展，境遇在改变，人也在不断成长。那些陈年旧事与情感就像一个个似曾相识但又毫无用处的号码，存在通讯录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或许题目所说的删除，不只是对那些看起来无用的号码的删除，也是对人生中已经食之无味的情感、事件与人物的删除。人生有的时候就像一场加减法，加加减减，有时候会增加一些阅历，相识一些新的人物，经历一些新的事情。但也要做减法，那些往日无用的情感与记忆也需要进行删除。这样才能够轻装上阵，继续以后的人生。
一篇好的小说是文质兼美
张? 霞
当今时代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是如此便捷，各种新闻接踵而至，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当我们很容易就被手机、电视中的各种传奇故事吸引的时候，一篇小说又如何才能冲破重重阻碍使我们眼前一亮，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正如昆德拉所说：每部小说都是在告诉读者，事情远比你想象得复杂。文学首先是人学，一篇成功的小说应该关注当下的现实人生，关注人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突围，其次文学又是一种美学，关注形式的创新，各种创作方法的灵活运用，使文章更华美更具有可读性。
周李立《腰窝》，《人民文学》2019年第11期。这篇小说沿袭了周李立一贯的写作风格，写得冷静节制，将困扰我们的问题和盘托出，小说中隐喻的设立和思考通过巧妙的文本形式表达出来，结尾更是发人深省。小说主人公宋柯原先是酒吧的工作人员，父亲老宋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因偶然的一次交通事故，老宋腿骨折，宋柯于是接替父亲开起出租车。在宋柯三十二岁生日那一天，老宋穿戴齐整，非要跟车，在父亲的蛊惑下，上演了一出碰瓷大戏。小说以“腰窝”为题可谓匠心独运。腰窝就是背后腰间的两个凹下去的窝，是臀部骶椎骨连接处的两侧。在医学上被称作“麦凯斯菱”，在美术界又称“圣窝”，是理想的人体模特的标志之一，它还有个名字叫“维纳斯的酒窝”，被视作人体的性感之眼。在本文中，腰窝更是象征隐喻着一种诱惑，金钱的诱惑、性的诱惑、舒适生活的诱惑。小说的结尾隐约可见作者的思考，在碰瓷事件之后宋柯休息了好几天，但是在这几天里并不如想象中的轻松自在，而是忐忑不安地刷直播生怕这次人为事故被传到直播平台。很多天以后他们等来的是警察有关“碰瓷团伙”的追查。面对诱惑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她没有明说，或许已经借小美丽之口告诉了我们：“就算没人看见，还是得克制。”
陈世旭《篱下》，《上海文学》2020年第1期。“篱下”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寄人篱下”，的确如此，主人公陈志在农场里是一个被人称为“鸡屎分子”的小人物。婚后生活简陋，住房是一个已经调去市里的人留下的两个后半间，两个前半间人家还占着，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陈志由于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处女作，被省作协的黎丁老师赏识调到省作协，居住在黎丁老师家里，依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随着自己名气越来越大，自信心日益膨胀，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黎丁老师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尽管表面上还是一副从底层带来的谦恭，心里却已是睥睨天下。”他想当然地以为作为名人应该有一个情人，一个能让他神魂安宁的红颜知己，视黎丁老师的赏识、提拔、栽培为对自己的嫉妒。令陈志倾心并有意发展成情人的女孩竟是黎丁的女儿，这一戏剧性的结尾更加剧了小说的讽刺意味。
焦冲《荆棘里的鸟》，《山东文学》2020年第1期。这篇小说是关于人面对外部世界和自我理想时的挣扎与抵抗。罗聪出生于农村，一心想着知识改变命运，可是事与愿违，复读两年才勉强考上一个本科，毕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只能徘徊于社会底层，住北京地下室，干着一份份辛苦低薪的工作。田小荷，她的理想是能和自己的男友李军在县城开一个夫妻店，住上楼房，于是她远赴北京打工。巧合的是她和罗聪相识，为了凑齐开店的费用和罗聪假结婚骗走礼金。罗聪千里寻妻，由于愤怒刺伤李军。正如董卿所言：“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但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对命运的感伤，而是写出了人的复杂性，让人物得到了灵魂的救赎。田小荷答应还钱，罗聪在得知田小荷和李军的生存现状后撕毁了千辛万苦要来的借条。小说语言朴实无华，其中穿插的方言词汇让小说更具有烟火气，双线结构足见作者构思的巧妙。
弋铧《绿樱桃? 红芭蕉》，《芒种》2020年第1期。绿色的樱桃，红色的芭蕉，这种颜色的错乱和不合时宜，恰恰象征了主人公林核的生存现状。她从农村出来，一路算是过五关斩六将地拿到一纸文凭，通过社招进入银行。她在这里经历自己婚姻的变故，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领导层的更新换代。她的业绩优秀却始终得不到晋升。她苦心经营的弱女子形象就像她的公主裙、娃娃衫在干练、利索的职业套装面前是如此的另类不合群。经过了种种现实里的身不由己，对外部环境的对峙、反抗和抵御之后，林核决定顺应环境改变自己，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不止。本篇小说灵活运用多种叙述手法，努力深入人物的内心，接近人物灵魂，可读性強。
责任编辑：段玉芝
当代小说 202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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