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杰

　　首先呢，恐怕我得向我的父母说声对不起了，根据我学医多年积累的经验，恐怕我现在已经不具备生理反应了。闹事的病人家属用那把蝎爪般锋利的剪刀像剁猪肉一样在我软软的肚皮里抽动，我的小肠像绳带一样缠在剪刀上，并且像喷泉一样往刀刃上涌殷红的血。没过多久，小肠如同在鸡血里浸泡了三天三夜，迸出的血像又浓又滑的油。血如浓涕一样往下滴，随着剪刀从我身体里抽出来，化成团滴落在急诊科总台那洁白如雪的椅子上。霎时，椅子的靠背和坐凳上开满红艳艳的玫瑰。

　　我没想到我会倒在这里，让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争分夺秒地抢救我。

　　从小，我是班里最没存在感的。也许是一年四季穿着那双补了七八次的回力鞋，我永远是体育课上那个没人和我踢毽子的女孩。因为不肯把新买的橡皮借给一个叫万莘的女孩，我们打了起来，一气之下她把可乐倒在我的衣服上。那是一个蚊子满天飞的夏日，甜得发腻的可乐从短袖的领口像条蛇一样爬进我的衣服里，蹭我的胸脯，舔我的腋窝，在我衣服里睡了一个下午。回家的路上，我万分委屈。正想着怎么和父母哭诉，猪肉店的王胖子抄起那把刃口发亮的刀，切萝卜似的往水管子一样粗的猪胫骨砍。沉闷的一声碰撞后，骨头分家，就像行刑后的人头与躯干，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如果我是那个王胖子，是不是万莘就不敢把可乐倒在我衣服上了？我竟有些羡慕那些使刀子的。

　　一到家，我便风一样跑进厨房找菜刀。我们家的厨房在老楼的过道上，一到刮风的日子，灶就像新手开车那样，频繁熄火。有时做一顿饭，等灶开起来的时间比炒菜的时间还长。那时我怀疑是不是几百米开外的铁路每天有火车经过，让我们家门口的风总是吹不完。

　　“爸，这个菜刀怎么用啊？”我使出吃奶的劲儿用两只手举起菜刀问父亲。

　　“哎哟哟，赶快放下！”父亲冲过来要夺走我手中的菜刀，“别拿着！放下！”

　　“为什么？”

　　“要伤人的！”

　　“可是我想玩！”

　　“哎哟哟，你玩什么不好呢，偏要玩这个！”

　　“我就要玩这个！”

　　我和父亲像老鹰捉小鸡，为那把生满老锈的菜刀奔来跑去。终于，我拿不住了，父亲像救火一样夺走菜刀，喘着气说：“真是个不要命的小姑娘！”

　　手里没了刀，我失了神。想到万莘泼我可乐，我就难受。可我不敢和父母说。我怕他们找老师。万莘学习比我好，父母是领导，而我的父母连名字也写不好。于是我趁父亲上夜班去，母亲在过道上收拾碗筷，抓起肥皂，学着母亲的动作尝试洗去衣服上的可乐渍。不知怎的，我就像个小偷，总觉得有警察追我，急得不得了。越急，手越不听使唤，越急，手越不听使唤，最后，肥皂像逃命的泥鳅，一缩身子，从手里挣脱了。

　　母亲闻声而来，抓过我手里的肥皂，说：“谁让你洗衣服的？”

　　“我就要洗。”我的手伸进盆里，遮住可乐的污渍。

　　“我没让你洗衣服。”母亲说，“写作业去！”

　　“我自己洗嘛。”

　　“你洗不干净。”母亲说，“你都拧不干，怎么洗？”

　　“拧得干。”

　　母亲不耐烦道：“那你拧吧。”

　　我洗了快半小时，然而衣服上的可乐渍还在。这下藏不住了。

　　母亲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使出全身力气想克制自己不去回忆万莘泼我可乐这件事，可越是不愿意回想，那个毒蜂蜇咬无比刺痛的回忆就如蓄势已久的火山喷发，一泄而出。

　　母亲说：“她怎么可以这样？人家的东西不借就是不借，不借还有错了？——我给你们冯老师打电话！”

　　“不要！”

　　“为什么？”

　　“就不要！”

　　“你怕什么？又不是你错！”

　　“不要不要！”

　　母亲不知道我怕什么。听见母亲用浓厚的西南口音和班主任冯老师通电话，我就觉得冯老师一定在心里暗想：这讲的什么话？听都听不懂。每回父母和老师在家长会上交流时，我都能想象老师脸上五味杂陈的表情。

　　如果说我是默默无闻做陪衬的小草的话，那万莘就是朵香气四溢的花。她始终大红大紫。虽然她算不上美女，但身边总有很多人围着。她成绩虽不是出类拔萃，但在学习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她口才好，读课文的时候像百灵鸟轻啼，老师和同学们都陶醉了。只要她铜铃般的嗓音响起，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随她而去。

　　當我这株小草碰上万莘这朵娇艳的花时，我彻底变成一个小矮人。这还没完，她每回见我，总露出一副排挤的神情，恨不得用子弹把我射得千疮百孔。

　　班主任冯老师，鼻梁上架着无框眼镜，五十多了，脸上整日涂满油腻腻的东西，眉毛画得和葡萄一般紫。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她的脸就像涂满鸡蛋清一样粘。而且我发现一个规律，年纪越大的女人，越喜欢把脸折腾得像涂满鸡蛋清;当然，像食堂奶奶年纪这么大的除外。

　　“万莘，你有没有泼她可乐？”冯老师问。

　　想必万莘正恐惧她会受到惩罚。我盯着万莘，想看她认错的样子。

　　万莘说：“我没泼她可乐。”

　　我以为我听错了——万莘竟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

　　冯老师说：“真的吗？”

　　“嗯。”万莘脸上丝毫没有破绽，仿佛她说的就是事实。

　　冯老师看不出什么端倪，让我们两人对质。卡壳时，上课铃响了。

　　午饭后，我在图书室找到万莘。

　　“你竟然有脸跟冯老师说昨天你没泼我可乐！”

　　万莘反问：“谁看到了？”

　　我心中一颤。昨天活动课恰好只有我和万莘没下去，留在教室写作业。教室没有监控，意味着没有人能为我作证。

　　心中的怒火如原子弹爆炸，席卷每处骨骼每块肌肉：“你敢对天发誓没泼我可乐吗？”

　　万莘苦笑道：“我为什么要发誓？凭什么要为你发誓？”

　　“不敢发誓就说明你撒谎。”

　　“谁规定的？法律吗？”万莘皱着那只藕一样白嫩的鼻子，两只杏眼直愣愣地看着我。

　　“你还真有脸啊。”我说，“你会遭报应的。”

　　万莘说：“你就跟那傻婆一样吝啬。你也会没好下场的。”

　　那块橡皮是我用周末的时间帮母亲给工艺品厂串珠子挣的钱买的。两箱塞得满满当当的珠子，一箱三千颗，累得我越看那越像三千个窟窿。橡皮是我的宝贝，怎么可以借给万莘，还让她去抹那些脏东西。万莘，这个白白净净的女生，此刻就像刽子手，杀了人还不悔过，觉得替皇上办事光宗耀祖。

　　学农的时候，我祈祷菩萨保佑，不要和万莘一个寝室，可菩萨不保佑我，我偏和她一组。出发那天，万莘像不知道要下地劳作似的，穿了新买的“三道杠”。一踏上车，全车人都围上去问她这双鞋哪里买的，是不是最新款。只可惜在我看来，她无疑是把钱用在了刀把上。

　　基地在一个小县城里，靠近山，几乎闻不到半丝城市的气息。当万莘推开那扇表面如盆地般凹陷的寝室门时，她皱起两道新月眉，细细地说：“这地方真烂。”不过我没觉得太失落，因为卖猪肉的王胖子的家和这里差不多。

　　万莘带了一个奇大无比的行李箱，我真好奇她到底带了什么东西，能把这么大的行李箱塞满。她打开行李箱时，我看见行李箱中塞了一床绣着荷花的被子，惊讶道：“你还带被子？”

　　万莘没理我，埋头取出行李箱中的大包营养品和大罐牛奶，说：“这些是我每天都要吃的，所以带来了。”

　　“吃这么多有用吗？”我说，“都吃不下。”

　　“有用！我舅妈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她告诉我的！”她介绍舅妈的时候，眼里发出北极星那样的光，“我舅妈说，能考上她那所大学的都是非常厉害的！——不过我觉得我舅妈最厉害！”

　　“很厉害吗？”我不屑道，“什么名字啊？”

　　“不告诉你。”万莘说，“反正比你厉害！”

　　锄地了，我斗志昂扬。看见脚下这片沉闷的黑色土地，眼前掠过王胖子切猪肉的场景，不由得热血沸腾。同组的女生对着枪炮一般的锄头发呆那会儿，我已经扛起锄头俯下身子将牛屎一样的泥土敲得稀巴烂。万莘捏着两根手指头，用纸巾揩净锄把上的泥，咬着牙走到田里。没锄几下，飞溅而起的泥土沾在她的新鞋上，她用小嗓怪叫，“我的鞋子！”像只陷进烂泥里惊慌失措的天鹅。

　　我不由得嘀咕：“下地还穿新鞋。”

　　万莘的耳朵像猫一样灵敏，听到了我的嘀咕声，说：“我怎么知道地里这么脏？”她打量“三道杠”许久，还是没忍心让它再受烂泥的糟蹋，便趁没人注意，偷偷溜到工具间门口擦鞋。

　　我朝万莘说：“不就一双鞋嘛，你锄完再擦也行啊。”

　　万莘说：“不要，它已经脏了。”

　　“那我的鞋也脏了呀。”

　　“我和你的不一样。”

　　“都是鞋子，这么不一样了？”

　　万莘说：“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切！不就是“三道杠”吗？有什么好嘚瑟？不都是穿在脚上？有本事把你的鞋供起来？我不屑地朝万莘看去。

　　“你看什么？——你很欠揍唉！”

　　“你都不下地，很废物唉！”

　　“这是我妈买给我的鞋，我不想让它脏，你管得着吗？”

　　“我的鞋也是我妈给我买的，我不照样下地？”

　　“那是我妈！”

　　“我也一样啊！”

　　“你真的很像那个傻婆唉！”万莘像头发怒的幼虎朝我扑上来，气得脸像抹了红花油，“你懂什么？——我妈不是你妈！”

　　从开始到结束，万莘没使过力气，但在最后的表彰大会上，她却理所应当似的拿了优秀标兵。我记得昨晚躺在硬板床上时，下铺的万莘起来到门口打过一通电话。我听见她在走廊说：“我不想参加了……”电话那头，一个女烟嗓说：“不行。”万莘说：“这里太脏了，我受不了了……”她说：“别的同学不也和你一样？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结束后我给你买新衣服去。”回忆起三更时分到走廊压低声音通电话的她，总觉得像在密谋一个恐怖行动。我像一个窃听者，惶恐不安地偷听她究竟讲了什么，同时担心会不会暴露，然后被乱箭射死。

　　表彰大会结束后，万莘的母亲开车来接她。和预料的不同，当那辆闪着黑曜石光芒的大奔在众目睽睽之下驶进基地时，万莘并没有兴奋地冲过去迎接，反之，我从她的眼睛里察觉到一丝不安。倒是冯老师仿佛对那辆大奔很熟悉，“噌噌噌”上前迎接。车上下来一双镶着一圈白珍珠的高跟鞋，再是兩条肥虫一样臃肿的大腿。大腿上，水桶般的粗腰支撑起上半身。女人的朝天鼻大得吓人，乍一看还以为是猪鼻子呢。——莫非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是万莘的母亲？

　　当那阵喉咙里堵着痰似的烟嗓响起时，我想我大概猜对了。

　　“冯老师啊，辛苦辛苦！”胖女人堆起一脸的肥肉笑道。一时间我竟犹豫了：她是表面做戏还是发自内心？我像警察盯嫌疑人那样，从头到脚打量她，想从她的一举一动找出真相，但她每回恰到好处的点头都毫无破绽。

　　万莘被冯老师叫了过去。她把擦完汗的纸巾像丢弃证据一样塞进上衣口袋，走两步又跑两步。

　　胖女人瞧见万莘手里的奖状，对万莘说：“你要谢谢冯老师！”

　　万莘低头十分小声地说：“谢谢冯老师……”自始至终她都没看过胖女人。和冯老师告别后，她仪式般拉开车门，面无表情地上车，肩上像背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包。她的脊柱越来越弯。

　　人群中不知谁说了句，那是万莘她后妈。我不由得背后发凉。

　　四周都是雪白的墙，整个房间弥漫着猪粪的味道，只是久闻不知其味。墙边的玻璃容器里，烂橘子似的人头泡在福尔马林中。推车上，一排解剖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说：选我啊。房间正中央的手术床上，几只剥了皮的青蛙像泥玩偶一样躺着。青蛙的四肢早已分家，淌血的四肢像烤过一样，脆脆的，一刀下去犹如切薯片，爽劲十足。没过多久，十条腿整齐排列在盘中。

　　“差不多了，回去吧。”门外传来轻柔的女声，仿佛一位世家夫人在讲话。走来的是薛礼君，我的导师。

　　薛礼君，已过半百的女教授，戴着副优雅的金丝眼镜，却烫着时髦的咖啡色卷发。嘴唇微厚，神似蔡琴。平日里讲话柔声细语，解剖起来却刀刀致命，分明是屠夫杀生。由于她研究的课题需要大量解剖动物，因此我是她仅有的一个女学生。

　　我从不认为性别影响职业。我觉得女生不敢解剖，性别不是理由。打第一回解剖起，我就对刀与富有弹性的皮肉接触再使之破裂的感觉念念不忘。于是我常常加练，抓上几只兔子尸体一顿切割。时间久了，兔子的尸体仿佛成了喷香的惠灵顿牛排，每切一刀，都有鲜美的肉汁溢出。当我将兔子切成几十块整齐的肉片并且取出完好的内脏时，那种满足感犹如完成一道佳肴。

　　“搞了多少？”从洗手间回来的薛礼君问我。

　　“三只。”

　　“这么多啊。”

　　“还好吧。”

　　“可以了，”薛礼君说，“速度达到优秀了。”

　　“我不是因为要拿优秀才练这么多的。”

　　“那是因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讲不出来。”

　　不知为何，每当我把尸体的内脏完好无损地分离出来，身上的压迫感会化为满足感，似乎我主宰它，而不是它主宰我。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朋友，学医之后热衷于动物实验，接触的人更少了，每天都沉浸于解剖中。如果说我有朋友的话，那应该是解剖刀吧。只是不管我分离的是哪种动物的内脏，我都隐隐觉得解剖的是人体。随着刀一寸一寸地进入皮下，我惊讶原来身体里面的构造这么丑陋，难怪这些奇形怪状的内脏长在身体里面，不能让人看见。比如人的肠子，弯弯曲曲的，取出来的时候又滑又油，像在猪油中蜷缩了三天三夜的蟒蛇。

　　独自走在学校里，总觉得不远处朝我走来的那个姑娘是万莘，袖口藏刀，企图在与我贴身而过的那瞬间将刀刺进我的肚皮。十多年来，我不敢和人肩并肩走路，我怕她把我错认为仇家;我不敢和人聊心，我怕暴露我自己，就像害怕我的大肠和肛门暴露在别人眼前。我从不和人一起吃饭，也从不和人一同看电影逛商场。夜晚，别的姑娘们都是三两成群欢笑着嬉闹着游荡，我却习惯于一个人走夜路。住集体宿舍那几年，我晚上总是最后一个睡。在别人没有睡着之前，我不敢睡觉。就连解剖，我都不愿意和别人一块儿拿刀。

　　在食堂和薛礼君撞个正着。正巧，她也在卖鱼香肉丝的窗口排队。

　　“鱼香肉丝，不要辣。”薛礼君依旧轻柔地说。

　　目光与我相对时，她有些惊喜，坐在我对面，抚平印花丝质围巾的褶皱，扫一眼我未放辣椒的鱼香肉丝，说：“你是南方人吗？”

　　“嗯，对。”

　　“那挺远的。”薛礼君说，“我在绍兴有个和你差不多大的侄女。”

　　“绍兴？”异地闻乡名，我不由得停下手里的筷子。

　　“对，她应该和你一样大吧。”

　　我想，还挺巧，于是说：“我也是绍兴的。”

　　“真的啊？——”薛礼君眼角的皱纹开了，“那我们是老乡！”

　　我微笑示意。

　　“而且你长得很像我侄女。”薛礼君说。

　　“真的吗？”我问。

　　“真的。”她说，“要是我妹妹看见你的话，肯定以为你就是她女儿。”

　　“这样啊……”我尴尬道，“挺巧。”

　　薛礼君说：“我看你总是一个人吃饭，不跟朋友一起吃吗？”

　　“没有，习惯了。”

　　“我看你做实验挺积极的，”薛礼君笑称，“你是我这几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动完刀子还能吃这么多的女生。”

　　“可能我小时候住在猪肉店旁边，看惯他们切猪肉了吧……”

　　“专注研究是好事，但不要走火入魔了，还是要多出去看看好的新鲜的事物。”薛礼君说，“我们医学院有才的人很多，多去和他们交流交流！”

　　我点头应下，吞下一大口饭。

　　虽然我仍然没有在医学院里找到知心朋友，但是薛礼君说得没错，有才的人很多。我走马观花般欣赏了话剧社的《雷雨》，还参加了盛大的十佳歌手演唱会。在学校一名教授的画展上，那幅半裸女人的油画令我记忆犹新。画中的年轻女子似曾相识，以至于我怀疑他画的是本校的女学生，而且当时正在偷窥。

　　此人姓郭，是我们学校马克思人文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听说他课上得不怎么样，却常和画家协会的人相聚酒桌，喝得丑态百出。他的牙齿和生煎包壳一样黄，笑的时候，烟斗一样的眼袋格外吓人，大得能藏东西。这老家伙，简直就是衣冠禽兽。

　　有一天，三辆警车拉着警笛冲进学校，近十名持枪的警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教师办公室。不一会儿，郭副教授垂着仿佛与躯干分离的脑袋，在几名警察的控制下上了警车。随着警笛声愈发微弱，学校恢复宁静。

　　晚上要去薛礼君的实验室帮忙。用过晚饭，我提早十几分钟到。安静如死的实验室空无一人;门开着，却不见薛礼君在操作台前解剖人体的身影。

　　“薛老师——”我边进门边叫她。门“咯吱”，不痛不痒地叫了一声。

　　操作台前不见她人影，我憋了口气，往工具间走去。只见她身上套着白大褂，白大褂却长得像丧服。她抓着手机，面朝工具柜，一动不动。工具柜已打开，地上凌乱地躺着四五把手术刀，歪头斜脑，忍着坠落带来的剧痛。

　　她的学生陆陆续续来了。然而在实验的过程中，她却失去了炉火纯青的刀法，好像她手中的刀已经十分迟钝，该换新了。刀一丝一丝切破表皮往尸体深处走去，忽地一下，她停顿了。注视了刀口片刻，她叹气道：“肠裂了。”我赶紧凑过去看，大肠表面有一道特别粗的刀痕，鲜红的血仿佛从无底洞中冒出，犹如蛇的走位，很快占據了肠表。这好像一场失算的战争，败者的阵地上，死者肚皮的枪眼中，血止不住外流，淹没了手中仍紧握的枪。

　　薛礼君让我们轮流来，于是和往常一样，男生像饿狼抢食一样抓过解剖刀将肚皮已经破了窟窿的尸体围成圈，叽叽喳喳的，仿佛在商讨从哪块肉吃起。而我，没有机会从铜墙铁壁似的人背中找缝隙挤入。不出所料，我又是最后一个上手的。可是没有旁人的推挤和注视，我解剖的速度反而比他们快。每一次都有更轻松的微妙手感。难怪刽子手砍人头时总能毫不犹豫，因为他知道从哪根骨头砍下去脑袋能像西瓜一样落地。

　　散了，薛礼君发来消息，下次课暂停，时间另行通知。这是她第一回停课，莫不是临时有安排？原以为只是一两天的工夫就能恢复正常秩序，我却从她的其他学生那得知，她住院了。

　　临床医学教授住院了？薛礼君的其他几名男学生也仿佛见到太阳从西边出来。她是医学院唯一年过五十皱纹还不泛滥的女老师，生活习惯非常好，晚上十点睡，早上坚持晨跑。若是下午恰好有课，下课后还会到体育馆和学生打羽毛球。她常说，没烫这头发之前，她是游泳馆的常客。

　　男生们合计如果能打听到薛礼君在哪家医院，我们一块儿去探望她。我不愿和他们一块儿去，那像“满门抄斩”，声势过于浩大，便以那天正好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为借口，择日再去。

　　发出那条消息，我咽下烫茶，咧嘴苦笑。——哪有什么朋友啊？更别提生日聚会了。

　　打听到薛礼君在哪家医院哪间病房后，我带上一盆白牡丹，独自看望薛礼君。进去的时候，薛礼君躺在病床上看报纸。见是我，她疲惫的双眸里有了日出时的光芒。

　　我把白牡丹放在薛礼君面前的小桌板上，说：“薛老师，这是送你的花。”

　　“我不养花啊。”薛礼君惊喜道，“这是什么？白牡丹？”

　　“对。”我说，“其实我也不懂花，但我觉得这个比较像你……”

　　“我？”薛礼君说，“为什么像我？”

　　“就是觉得符合你的气质……”我抓抓头皮。

　　她不说话了，意味深长地注视白牡丹许久。

　　她得了乳腺癌，中期。乳腺癌不是什么格外罕见的病，但发生在她身上，令谁都措手不及。她是这么乐观，和学生打成一片;她又这么优雅，扶眼镜的动作都让人享受;她也很独立，不惧他人评头论足，烫大波浪头发。可她竟然会被癌症逮中，而且到现在才发觉。

　　床头柜的报纸，头条是我们学校落网的郭副教授。关于他的罪行，我略知一二。他利用副教授的职位，以硕博连读为幌子，和女学生上床。女学生受了骗，万分悲痛之下将其举报。可惜了她们的大好青春，如同流水一去不复返。

　　薛礼君说：“我也许不能带你到毕业了，这半年来帮我研究项目，辛苦了。”

　　“应该的。”

　　“有没有想好去哪个科室？”

　　“急诊……”

　　“急诊？——”薛礼君笑问，“为什么是急诊？”

　　我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想让生命垂危的人活下去。这是唯一的理由。

　　一礼拜不握解剖刀，手仿佛不是自己的了。不做实验的日子里，我只能躲在图书馆没人在意的角落里看书，看各种动物解剖出来的器官，看血淋淋的图片。关于实习意愿，我曾打电话与父母商量。父母不懂医学，说只要我喜欢就可以。至于去哪家医院，我还没考虑好。这里房价高，那似乎是一座泰山，我不可能跨越;而且我常梦见绍兴独有的瓦房，梅雨天泥泞的石板路。北方的冬天不见雨水，心里干瘪瘪的，仿佛一人在不见边际的沙漠行走……

　　我记着薛礼君手术的日子，等着第二天去探望她，没想到她的电话来了。只是电话那头不是薛礼君，是护士。护士说，她刚动完手术，委托她手术后第一时间通知我，让我去趟医院。

　　为什么是我？最先通知的不应该是家属吗？我有些措手不及，没顾上准备礼物，就这样一头雾水地走进病房。

　　薛礼君的一头卷发凌乱。她虚弱得像嵌在病床里。见我进来了，她的嘴唇吃力地上下伸展。白色的床单衬托出她发青的脸色，似乎刚从一场地震中死里逃生。

　　双手空空，我不知怎么开口好。

　　她像观赏一幅画似的打量我，说：“你真的很像我侄女……”

　　“嗯，薛老师，你上回和我提过。”

　　“刚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门上锁了，我侄女在病房外面敲门，我想下床给她开门，可是怎么也动不了……”

　　我有些触动，一言未发。

　　“现在觉得好多了，因为你来了，我就像看见我的侄女一样。谢谢你……”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上辈子就是个倒霉蛋，长得像别人的仇家。我怎么也没想到，因为我长得像导师的亲人，竟然让患癌的导师在绝境中看到希望。难道我真的有她说的那么好？但如果我真的能给病中的她带来希望和欢乐，那我愿意一直陪着她，直到她痊愈。

　　尽管身体虚弱，然而薛礼君依然不顾疲倦和我说话。她告诉我，她的侄女和后爸出国了，至今没回来过。除了过年时视频通话，就没有别的联系了。她那侄女很乖，可是和后爸带的女儿就像天生的仇家，一见面就吵，一见面就吵，有一回，她还把可乐泼在她侄女衣服上呢。不过那姑娘也挺可怜的，生母在她小学时因抑郁症跳楼。她和生母的关系特别好，但和后妈走不到一块儿。薛礼君说她妹妹脾气很大，是教育局领导，也难为那姑娘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姑娘和她在一起时总是很听话，就像只黏人的羊羔。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就觉得很亲切，很像我侄女，不知不觉选中你了。”薛礼君哑着嗓子讲，“说来我自己都不相信。”

　　“如果我长得不像你侄女，你会选我吗？”

　　“那我还真没想过……”薛礼君疲倦地闭上眼睛，“也许会吧，也许不会吧……”

　　我不忍心再让她气喘吁吁地讲话，忙说：“薛老师，你别讲了，睡吧！”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落网的郭副教授是薛礼君的爱人。她有个儿子，但是归郭副教授养。他们分居好久了。难怪后来她对我说，她觉得我说她像白牡丹，实在是把她看得太高了，她住院这么久，生死未卜，却没有一个家人来看她。后来我回绍兴工作了，在人民医院急诊科当主治医师。前辈们说得没错，急诊确实是个永不疲倦的科室，也是个与死神赛跑的科室。很荣幸，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输给死神过。

　　秋至剛过，急诊的病人潮水般涌来。正从厕所小跑回诊室，救护车送来一女的，说是被汽车撞了，车对着腰冲过去的。

　　百米赛跑般冲进重症监护室，是个染棕色长发皮肤白如雪糕的姑娘，躺在担架上，头软软地歪向一侧，眼神迷离。我抓起初诊记录，姓名万莘。等一下，万莘……我似乎陷入漩涡，鸡皮疙瘩起来了，仿佛一条黏糊糊的蛇盘在我身上，散发着呕吐物般的腥臭味。它在我身上游走，用湿哒哒的信子舔我的脖子、胸口、肚脐，一点点往下去……我像审视犯罪嫌疑人那样打量眼前的姑娘——她是我认识的那个万莘吗？

　　我说：“名字。”

　　“万莘……”她喘着小气说。

　　“你得手术，需要通知家属。”

　　她空洞地望着我，摇头。

　　“你……没有家属？……”

　　“有，不想通知……”

　　“有的话务必通知，这是规矩，请理解。”

　　看了出生年月，我确定是那个万莘了。是那个泼我可乐侮辱我的万莘，也是那个家境优越全身名牌的万莘。也许我戴着口罩，她没看清我的脸，从头到尾，她丝毫没有意识到是我。经处理，她脱离生命危险。不过她的腰椎骨断裂，需要手术。而我，是她的主治医生。

　　想起那段经历，我似乎出现了幻觉。我看见万莘竟然从手术床上下来了，夺过手术刀要置我于死地。她的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巫婆尖叫的笑声在我耳边回荡：“你逃啊！你逃啊！你逃不掉的！……”我吓得腿发软，烂泥般瘫坐在手术室冰凉的地板上。她一步步向我走近，手术刀淌着血，血一路滴落，弯弯曲曲，有无数个点。她的鞋踩在血上，形成无数个血脚印。我蒙住眼睛，耳朵里全是她沉重的脚步声;我捂住耳朵，她那张苍白如死尸的脸却在面前不断放大，最后几乎要贴在我脸上。她走到我面前，伸出舌头舔我的眉毛我的眼皮。她的口水滴进我的衣服里，冰凉冰凉的。我感觉我整张脸像块奶油蛋糕，正在被她一口口吃进嘴里。我的眼珠像葡萄，她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翻滚;我的鼻子像巧克力，她牢牢地含在嘴里，用唾液融化……

　　直到在手术室外洗手消毒，我仍犹豫这场手术。我觉得我不应该为万莘手术。洗手的时候，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假装让她手术失败，让她或许一辈子都站不起来。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并且旁人看不出破绽。因为二十多年来，她那张蛇一样的脸蛋始终飘荡在我的梦里，像蒙冤而死的鬼魂，久久不去。但当我拿起手术刀的那刻，我想起了我的导师，薛礼君，她患乳腺癌的时候，每每见我，总是柔情地看着我，像看她的孩子，于是我转念一想，万莘或许已经不再对我有恨了。我咬着牙，咬得下嘴唇出血，慢慢地用手术刀切开了她的皮肤……

　　万莘的手术很成功，只不过我耗尽了全身精力，一出手术室便软软地坐在地上。望着万莘被推进电梯，我重重地吐出一口仿佛忍耐了二十几年的气。

　　忙了一天，下班后，换上便装，我独自坐上通往住院部的电梯。万莘的病房在十五楼最西侧，单人病房。这里安静得如同极乐世界。进去之前，我在走廊徘徊。正思忖如何开口，病房里出来一个烫波浪卷的女人。她不是别人，是我的导师，薛礼君。

　　“薛老师？！”我惊道，“你怎么在这里？”

　　薛礼君一瞧，说：“是你啊！——我来看我侄女啊！”

　　“你侄女？——”我没回过神来，“万莘？……”

　　“对。”薛礼君说，“是我二侄女。”

　　不会吧！万莘就是薛礼君妹妹的继女！难怪她见了我，眼睛里就像有把机关枪，恨不得将我打成筛子。薛礼君给万莘到楼下买水果，我望着空寂的走廊，狠狠地掐了自己两把。

　　“感觉怎么样？”走进万莘的病房时，我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问她，

　　万莘抬起头来，乌黑乌黑的杏眼不安分地颤抖起来。她半信半疑地叫出我的名字。我點头，她仿佛又想到什么，淡淡地讲：“原来是你啊。”

　　“我很像你第二个母亲的女儿吧。”

　　万莘不说话。我知道她是默认了。

　　“你舅妈告诉我的。”我说，“她是我的导师，我们五年前就认识了。”

　　万莘咧嘴，用一种似乎用力酝酿很久的表情看着我，说：“谢谢了。”

　　我说：“我会把你健康地送出医院的。”

　　“真的？”万莘给我使了个眼神，仿佛说：你真的没有顾虑吗？

　　“真的。”我用我二十几年来最坚定的语气说。

　　事到如今，我已经完成我的义务了。我像对别的病人那样冲她笑笑，大步流星地走出病房。在通往一楼的电梯里，我反复回味万莘的那个表情和那声道谢，不知不觉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我眼前定格，那张神秘的脸时而微笑时而假笑，就像一张千面人皮。

　　急诊病人爆满，不得不加夜班。路过急诊总台时，看见病人家属瞪着弹弓一样的眼睛朝护士吼，说他父亲不治了，现在就回家。护士解释医生给他开了其它检查，需要检查后才能确定什么原因，接下来怎么治。家属情绪激动，扇了护士一个巴掌。万莘不知何时出现在人群里，她支开护士，说：“你扇她巴掌干嘛？能不能讲点道理！”闹事家属瞪了她两下，骂道：“我看你真像我们楼下那个小畜生，滚！”万莘说：“你骂谁小畜生！给我道歉，给护士道歉！”闹事家属像头发怒的公牛，想冲进去劫人。万莘拦住他，他抓起护士台工具箱里的剪刀。我看不对劲，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挡在万莘身前。

　　他毫无保留地将全身力气用在剪刀上，顷刻间，我的皮肉破裂，小肠里迸出浓浓的血来，如同喷泉飞溅……

　　病人家属像起钉子那样拔出被小肠缠绕住的剪刀，我仿佛踩进沼泽地，人像异极磁铁一样慢慢地吸了进去。护士大叫着把我抱上担架车，冲锋陷阵般往手术室冲去。我感觉我在隧道里永不停止地往前移动，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接近失控。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从隧道里出来了。不过我的身上好像有无数根绳子绑着，动弹不得。我想叫，喉咙却堵着，怎么也不出声。再后来，身上千斤重的绳子慢慢解开了，我从手术台上飞了起来。只不过浑身大汗的同事们都埋头看手术台上的另一个我，谁也没看见飞起来的我。

　　我还能意识到我在手术室里，但我已经像氢气球那样在空中飘荡了。我清楚地看见手术台上的我就像蝉脱下的死壳，同时也清楚这回就算用尽二十年来挣扎的所有力气，裸露在肚皮外的肠子也回不去了。我遗憾不能成为别人的希望了，可我不用再担心成为谁的仇人。

　　责任编辑：李? 菡

　　当代小说 202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