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 ?馍

　　麻牛也是我同村同岁的小学同学。我上小学最羡慕的人就是麻牛。为什么羡慕他？因为麻牛每天都有白面馍吃，我没有。馍在我们乡下常常用来当干粮：上山干活太远，为了中午不回家吃晌午饭，就做一点馍馍，装在我们称之为“背网子”的布囗袋里，背到干活的地点。“背网子”家家有，跟现在常用的塑料袋差不多大，袋口袋底，各有一根背带，一扯背带，袋口勒紧，可以把“背网子”背在肩上，一撑袋口，背带松开，袋口张开，可取出里面的东西。“背网子”像如今常见常用且还流行的双肩包，不同的是，两根背带既是背带，可挎可背，同时还具备了拉链的功用，可谓一举两得，让我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发明。

　　“背网子”，如今不怎么用了，人们觉得它不时尚，也不那么好看。为什么会觉得不好看？我也说不上来，可是，我也觉得它，是有那么一些些的不好看！

　　馍是“干饭”中的干饭，不是干活出力气，一般不做馍。做馍太费面了！做馍太不划算了！在家做事，平常在生产队上工，最多吃干一些的饭：拌面饭、搅团、疙瘩子（玉米面豌豆面荞面等三种以上的混合面粉擀成的面条）、黄豆面（黄豆面和荞面混合起来擀成的面条）、草草饭，这已经是“改善生活”，近乎奢侈了。一般在家干活或去生产队上工，多吃稀的，比如菜汤。比如玉米面拌汤、黄豆面拌汤、白面拌汤。比如米汤（专门熬的小米粥），或者是米汤：蒸米饭时先把米煮到半熟，然后滗掉的那一部分弃之不用的水，——这也不能倒掉！得存下来，留着，得一口不剩喝掉才行。这种米汤有小米（也称粟米）米汤、糜子米（俗称黄米，即黍）米汤、白米（大米）米汤。米少，小麦也少，玉米最多，干一些的饭，多是玉米面做出来的饭，是干重体力活才会吃的饭。平常日子多是稀饭：汤汤水水的饭，哄饱肚子就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节庆日子才吃细粮：大米米饭和白面面条。除非做来当干粮，很少做馍吃，费面！做馍也做玉米面馍：蒸馍、锅塌子馍、炕馍、烧馍。烧馍最硬，看起来像砖头，吃起来像啃黄土，虽难以下咽，但最耐饿。不做米面馍，米太珍贵，也很少做白面馍，过年才蒸白面馍，——说的是白面馍，其实也不是，是用白面和白玉米面混合后蒸出来的白颜色的馍，不是纯小麦面蒸出来的馍。白面馍过年时才会蒸一些。家里来了贵客，多半喝汤，吃炕馍，汤是鸡蛋汤，馍是纯白面馍。炕馍和烧馍一样，太费面了，太奢侈了，一人吃一顿饭的馍，用掉的面，够一家人做一顿饭吃。

　　生产队干活都是“混”工分：拿到工分是目的，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生产队出工，人们多喝稀饭。就算喝稀饭，喝完了稀饭，也得伸出舌头来，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的，像洗过了似的。五八九年六○年，父辈人人挨过饿，记得挨饿的滋味，知道粮食的珍贵，何况我上小学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村里家家户户从生产队分回来的口粮都不够吃，不仅不够吃，一年的口粮只够勉勉强强吃半年，不珍惜粮食是不可能的事！

　　偌大一个村子，也只有麻牛家，不必珍惜粮食，不用珍惜粮食。倒不是他家劳力多，挣下来的工分多，因而分粮多。是因为麻牛的爷爷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保管员这个官虽说没有队长大，也得处处受队长的管，可是，只有保管员才有仓库的钥匙。仓库里存着堆得山一样高的粮食，它们都是生产队的储备粮，储备粮主要是玉米、小麦、稻谷，除了极少的一部分来年做种子，其它的用途，不得而知，另外的归属，也是下落不明。总之，到了后来的后来的后来，仓库里的储备粮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没有了。

　　因为只有保管员拿仓库的钥匙，队长对保管员也得客客气气的！

　　仓库里的那些粮食究竟怎么不见了，生产队的社员们，人人心存疑问，个个内心纠结，却是谁也不敢问队长，你问队长，队长就说：“我又不是保管员！”你问保管员，保管员说：“有本事你问队长去！”队长是不敢再问的了，再问队长队长就不给你面子了，就不给你借粮了。仓库里的储备粮，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也给社员借，五斤、十斤、十五斤、二十斤。最多二十斤，不会更多，不可能再多。借给社员粮仅仅是应急。谁要借了粮，来年就得从你家该分的口粮里扣回来。吃饭是大事，不能饿死人。借粮论人情，论关系，队长给你借，是借，给他借也是一个借！也可以谁都不借。你要是得罪了队长，甭想再张口跟生产队借粮，队长会这么搪塞你：“你咋不早說呢？早都借光了，只剩种子了。借给你，一寨子人明年吃风屙屁去？”队长一句话就能呛死你！

　　麻牛的爷爷是保管员，他跟爷爷奶奶三个人是一户。麻牛的奶奶，只在家里做饭喂猪，从不出工挣工分，说是有病，也不知道什么病，有没有病。麻牛的奶奶看上去健健康康的，精精神神的，说话带笑，走路带风，从来不见她吃药。她那时只有五十几，年龄不算大，在农村，这个年纪的人正是好劳力。麻牛的爷爷也是几乎不出工（下地干活），当然，偶尔，他也会出一出工，参加参加劳动。麻牛的爷爷只不过是每天都要去仓库里走一走，看一看，耽搁一阵子，磨磨蹭蹭一阵子，才又锁了仓库。麻牛的爷爷挣一个壮劳力的全额工分：每天十二分。麻牛是个娃儿，不挣工分。麻牛家是工分挣得最少的，却是日子过得最好的。

　　麻牛的爷爷是个倒插门，原籍四川，村里的人背地里都叫他是“四川鬼儿子”，这个人鬼精鬼精的。

　　我说麻牛家是村里日子过得最好的，当然有原因。

　　麻牛就在本村上学，吃了早饭才到学校去，中午回家吃晌午饭，下午放学回家吃夜饭。学校到他爸爸妈妈家只有区区二十米，到他爷爷奶奶家不足三百米，用得着带干粮吗？用不着！可是，偏偏是麻牛这个用不着带干粮的学生，每天都带干粮。他的干粮也是地地道道的奢侈品：白面馍，是纯小麦面的白面馍，而且多半都是炕馍、烧馍，麻牛很少带蒸馍。麻牛对馍也不珍惜，更不爱惜，他只会偶尔地、悄悄地，掰一小块，吃那么一点点，他不敢公然吃干粮。他为什么不敢公然吃干粮？因为干粮是白面做的、白面不是天天都可以吃的。麻牛常常懒得吃干粮，早上装进书包背到学校里，中午又背回去了，下午背到学校里，晚上放学又背回家去了。麻牛似乎不爱吃细粮，不爱吃白面馍。在细粮那么金贵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有不稀罕吃细粮的，真是咄咄怪事！可是，怪事也不怪。说白了，麻牛家里，有的是细粮！别人粗粮不够吃，他家细粮吃不完，麻牛家不是村里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是什么？

　　小学二年级，我跟麻牛同桌坐了一年，他书包里藏白面馍的秘密是我最先发现的，我还发现了麻牛不敢公开吃馍的秘密。麻牛跟我玩得很好时，我会悄悄跟他讨一小口馍来吃，解解馋。我越吃越馋。我又不能老是跟人家讨馍吃，老是跟人家讨馍吃。馋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也不至于偷麻牛的白面馍，尽管我是近水楼台，轻而易举。

　　我不偷，有人偷。

　　有个外村的学生，家在山上，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实在没有干粮可带，也不能回家吃晌午饭，因为到校是下山，大约需要一小时，回家是上山，足足需要两小时，中午放学只有两个钟头，回家吃饭时间不够用。所以，这个同学某天下午第一节课后，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想翻人家的书包想偷人家的馍，他偏偏歪打正着偷了麻牛的馍，而且是白面馍，而且让别的同学发现了，告给了老师。麻牛的白面干粮的秘密，就这么无意中给这个同学抖落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麻牛上学，不带干粮了。

　　后来麻牛又带干粮了。

　　后来，我也有了吃麻牛的白面馍的机会了。

　　这是因为，麻牛学会了吃烟。

　　麻牛有的是白面馍吃，但他没有烟吃。生产队的仓库里是没有纸烟的，吃烟就得花钱买。麻牛没钱买烟。

　　我爸爸吃烟。我家常来县上的干部、公社的干部，爸爸常在柜子里的玉米中，悄悄塞半包好烟。爸爸吃的是“双羊”烟，七分钱一盒，柜子里的玉米里塞的，常常却是“中华”烟，七毛钱一盒。爸爸总以为我不知道藏烟的秘密。爸爸总是记不得剩下来的烟的数目。爸爸不知道我会偶尔偷一支他的烟。爸爸也舍不得吃“中华”烟，太贵了，爸爸跟客人一起吃烟也是客人吃“中华”，他自己吃“双羊”。我不是小偷。我这么想。偷家里的，偷爸爸的，应该不算偷。我偷一支爸爸的“中华”烟，就可跟麻牛悄悄地，换一小块白面馍吃。

　　烟的数量毕竟有限，烟不敢常偷，馍不敢常换。我家十天吃一顿白米白面做的饭，是我爸爸规定的，我妈妈对爸爸的命令也是绝对执行的，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我妈妈当然也想通融通融，可是条件不允许。我觉得十天很漫长，很漫长。隔十天半月，馋得憋不住了，我才偷一支烟，换一次馍。

　　小学沒读完麻牛就不想上学了。不上了就不上了。那时好多农村孩子都这样。那时我已读初中，麻牛还在小学三年级。他脑子不笨，但不爱上学，也不好意思继续上学了，比他迟一年上学的都升到五年级了。麻牛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给生产队放驴，挣半个劳力的工分。他也乐意放驴。麻牛放驴，把一群总是乱跑的不听话的驴，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因为家里生活条件好，麻牛长身体时没有亏欠过，人就出脱得高高大大的，精精干干的，力气也足，但麻牛懒，家里不干活，地里怕出力。包产到户后，麻牛家的日子一落千丈，反而不如生产队时过得那么好了。麻牛成年时，爷爷奶奶也是真老了，干不了力气活了，麻牛就跟他种出来的庄稼一样，显得“没精打采”的，也是因此，麻牛一直找不到对象，快三十岁了，才找了个大他五岁的二婚女人，好歹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

　　二婚女人，也是女人。有个女人，家就是家了。

　　麻牛的女人又矮、又胖、又圆，是一张青苹果脸，看上去还有一些蠢，跟麻牛毫无夫妻相，但这个女人会持家，会操纵男人。麻牛也听女人的，言听计从。短短几年，麻牛的日子就过得有了一些起色了。麻牛的二婚女人还是一个生育的好手，一年一个一年一个，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子，麻牛和女人都不敢再生了，不等乡政府干部上门做动员，麻牛带着二婚女人主动去乡卫生院做了输卵管结扎术。他们都怕又生一个女子。

　　麻牛是同龄人里力气最大的。跟他掰手腕，我一次也没赢过，他的手似乎不是手，是一把老虎钳，每次都把我的手捏得生疼生庝的，每次都把我捏得呲牙咧嘴的。他赢了我，就跟我讨烟吃：“给老子来一根烟吃！”口气挺硬，似乎不是讨，似乎跟我讨烟吃，是他给我面子，没有商量的余地。他知道我兜里不可能没有揣着烟。每次见他，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直接伸手到我兜里掏烟吃：“老子吃一根你的好烟！”刚有二婚女人时，女人戒了他的烟。日子好過一些了，他又开始吃烟了，女人也不管他了。

　　麻牛说的每一句话，总是要带一个“老子”：

　　“你给老子过来！”——他这么叫他的女儿。他叫她来，并不是要打要骂要训斥，也许只想在这个女儿脸上亲上那么一小口。

　　“老子不想去你家！”——他常常这么应答他妈。麻牛爱他妈。他妈也是二婚，麻牛是头一个男人跟他妈生的，所以麻牛就只能跟爷爷奶奶是一户。

　　“你给老子站住！”——这是不让爷爷去玉米地里锄草。包产到户后，爷爷当了十来年的主要劳动力，老得很快。

　　……

　　麻牛一口一个老子，却是并无恶意、敌意，他这个特点，跟村里人都不一样。村里的人、家里的人，都习惯了他的口头禅，他跟他爷爷一个样，爷爷当然更能习惯他了。在我家乡，把自己比作别人的老子，是骂人的话。

　　麻牛一天能拉一根柱子回来。村里的别的壮劳力要拉一根柱子，至少也得三个人去很远很远的森林里。麻牛不。他只要一个人去，就已足够。凭着力气，麻牛结婚三年后就修起了五间新房子，那些比他先结婚的同龄人，他修房那时，仍然修不起房子，后来修了房子的，也只能勉勉强强修三间，而不是五间。

　　结婚后的麻牛似乎换了一个人。

　　参加工作后，我每年只回两三次乡下，因为我家距离他家比较远，回乡下我也不一定碰得上麻牛。我几年才能见一次麻牛，见了也说不上五句话。也许因为生活环境不同了，没有共同语言了，曾经那么好的好朋友，已经变得生分了。

　　不久前的一天，下班回家，我在县城，居然很意外很意外地，碰见了麻牛。问他才知，他的女儿（不知道是老几）就在我家对面的白水江宾馆打了足足两年工，这个在县城打工的女儿半年前喝了农药，死在了自己的出租屋。这次到县城，麻牛是到公安局打听女儿的死因的。

　　他的一个女儿，死了，死了半年了，我居然不知道！

　　女儿死的时候，麻牛也不知道。女儿死了三天了，她工作的宾馆才发现，才通知了麻牛，才运回了已经发臭的尸体。麻牛说这些时，只有三言两语，表情一直木然。他不想多说，我也不好多问。我拽他去我家吃饭、坐坐，麻牛死活不去。他也不在我兜里掏烟了。我拿出烟来，给了他一支，麻牛接过去了，默默点上了，烟雾将他罩了起来，若隐若现的。我有些看不清这个沧桑的人了。

　　我家里，他不去就不去了吧，我也不好过分勉强他，尤其那一天的那情形。

　　跟麻牛道别之后，我并未走掉，而是望着麻牛慢慢远去的背影。

　　刚过了五十岁，麻牛居然明显地，驼了背。

　　后来知道，他女儿是跟人谈对象不成功，分手之后才自杀的。麻牛的女儿自杀时，肚子已经大起来了，怀了孕了。女儿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再也不会说说笑笑逗他乐了，但麻牛没找出租房的老板的麻烦，没找宾馆的麻烦，更没找那个让女儿怀了孕的人的麻烦，连那个人是怎样一个人，是哪儿的人，他也不想打听打听，没有打听打听。

　　换 ?床

　　她家的房子在村口，——也不算村口，只能是村头。她家在一道土坎上，土坎下面，朝右轻轻一拐是通往本村的路，不朝右拐，接着走，一直走，却是通往几个外村的大路，大路通车，但那时车少，路上半年难过一辆车，过路人却是常常有，不时有：出村办事的、外村赶集的、走亲戚的、找大夫给家里人看病的、下地干活完了回村的……都有。

　　夏天秋天，她家的人，无论大人小孩，吃饭总是捧着碗，坐在土坎边上吃，不在屋里吃。外面吃饭，亮豁，不用点灯，浪费煤油，也凉快，坎上总有一丝丝儿风，吃饭又太热。土坎边摆着一溜方方正正的石头，那是他们常坐的板凳。石头给屁股磨得泛出青幽幽的光，像打了蜡。大路上有了过路人，不管外村的、本村的，女人要是看见了，准会热情地打一个招呼：“屋里吃饭来嘛。”也不管过路的人认识不认识。当然多半认识，至少也是面熟，村子之间相距都不远，生人是极少极少的。过路人听见她的邀请了，说一声：“早！”也不说来不来吃，当然不会真的就来吃，过路人说“早”是说她家这顿饭，开饭时间早。要是过路人真来吃，女人多半会犯难：家人一人一碗飯，锅里已经舀得见了底，再做也不是不行，但粮食不宽余，一天三顿饭都难，做第四顿，更难。真要做，女人就得豁出去。

　　你在吃饭，又是乡里乡亲的，说不定还是亲戚，不跟人家洋溢洋溢（土语：意为客套客套），也不是个事儿。

　　可是这天，过路的是一个外村人，女人洋溢完，打算埋头吃饭，过路人却大声问女人：“还有剩的吗？有就吃一碗，我实在饿得走不了路了。”

　　“你来了就有。”女人说话的底气明显不那么足了。

　　过路人并没有听出女人话里头的话来，朝右轻轻一拐，他真的来了。

　　这个人是张阴阳。

　　张阴阳的女人死了大约十年了，是包产到户那一年死了的。张阴阳再也没有找一个老婆，他跟他的女儿过。女儿也不大，十二三岁了吧，女儿跟死了的女人一样，也是一张苦瓜脸，个子也很小，似乎不到十岁，她长得越来越像死去的女人了，完全不像张阴阳。张阴阳从外表看，算是一个精干人。

　　男人盯了多嘴女人一眼，没说什么话，站起来，进屋去了。他已经吃完了饭了。

　　女人没有吃完饭，女人也没有回屋，也没有低头继续吃饭。她等张阴阳走到跟前了，才跟张阴阳一同进屋。

　　“来了。”男人跟张阴阳这么说了一句。他的话本来就很少，这时更不想多说。

　　女人只好给张阴阳再做一次饭。

　　吃完了饭，天已经黑了。张阴阳说一声“打扰了”就走了。女人和男人，都没有挽留。

　　张阴阳是专门给人安宅走阴抓鬼求神的，这都是迷信，那时不准信迷信，可是，人们都还是免不了地要信一信迷信。甚至家人得了治不好治不了的疑难杂症或绝症，也找张阴阳在神鬼面前求个情。人们已经习惯了信迷信，图的是心安。张阴阳给人搞迷信活动，多半都是夜里，多半都是夜里来夜里去，偷偷摸摸地，瞒着村人也瞒着邻居。他靠给人搞迷信活动挣几个钱，或一点点米面，或肉，补贴家里的生活。远远近近就这么一个阴阳先生，张阴阳其实是人人不敢得罪的人，也是人人不敢过于亲近的人——怕又有什么运动，受他的牵连。

　　不久之后的有一天夜里，张阴阳又到了女人的家。这一次不是来吃饭的，也不是女人随口叫来请来的，是张阴阳主动走进来的。他在路上望见女人家里还亮着灯，想了想，犹豫了犹豫，就进来了。

　　他把挣来的一块腊肉，留给女人，走了。

　　女人假意留他，他却执意要走。就走了，回他的家去了。

　　后来张阴阳就常来女人家，走亲戚似的。

　　张阴阳来了，丢下几块钱，走了。张阴阳又来了，丢下一坨面，吃了一碗饭，走了。张阴阳来了，丢下小半袋米，喝了一杯茶，走了。

　　男人有慢性病，天天都要吃药。也不知是什么病，也不知吃的什么药。总之在吃药。总之是草药。吃完的药渣子倒在马棚里，跟马粪一起最后去了庄稼地——也就是他们家的责任田。他家的马棚里没有马粪味儿，只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儿。包产到户后，大部分人很快过得富裕了，他们家却还是老样子，都是他这个慢性病给拖累的！

　　张阴阳知道这个家里日子过得难。

　　后来，张阴阳来了，有时候就不走了，会住一夜，早上再走。

　　跟谁住？

　　女人有三个儿子，儿子都大了，却也不是太大：一个十一岁，另外两个，不足十岁。起初，张阴阳跟女人的大儿子睡一张床。有一回，张阴阳来了，男人没在家里，张阴阳就跟女人在他们的睡房里的炕上，睡了。

　　张阴阳半夜里来了，在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不轻不重，不疾不徐，女人听见这样的敲门声就知道是张阴阳，她推了推睡得死沉死沉的男人，直到把男人推醒了，才轻声说：“你到马棚边的那屋里睡去。”男人不明白，却还是揉着眼睛从炕上爬起来，去了马棚旁边那间屋。他没听见敲门声，不知道是张阴阳来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吃饭，看见了坐在火塘边烤火的张阴阳，就晓得张阴阳是半夜里来的了。那夜之后，他就一直在马棚旁边的那间屋里，睡床。不跟女人一同睡炕。除非女人叫他。不为别的，只因半夜换炕，他嫌麻烦！尤其是冬天，睡得正香，睡得热腾腾的，他却要从热炕换到冷床上，更让他心里不痛快。男人索性不跟女人睡了。另一屋在屋后，另一屋跟马棚连接着，是单独的两间简易房，一间用来关马，是马棚，另一屋只够搭一张小床，一张小床就已够他睡的了。他只是睡睡觉，也不做什么。另一屋只搭了这么一张床，本打算临时当客房，没想到成了他正式的睡眠之处，歇息之地。即使张阴阳没有来，他也到马棚旁边的简易屋子里去睡。他想，谁知道张阴阳哪一天会来？什么时候来？张阴阳多半都是给人拾掇完鬼神后，三更半夜才来。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想提前通知一声也没办法。

　　张阴阳又来了。

　　男人在家。他抬抬眉毛，只说两字：“来了。”不是问的意思，不是激动的意思、欢迎的意思、高兴的意思，是打招呼的意思。是“知道了”的意思。张阴阳来了，他也不请他坐下，也不敬他烟（他自己不吃焑、家里也不备纸烟），也不给张阴阳泡一杯大叶子茶。张阴阳四下里瞅瞅，会自己顺一只小板凳坐在火塘边，他旁边。会从自己兜里摸出一包纸烟来，弹出一支，划拉划拉洋火（火柴），自己把烟点上。他的女人看不下去了，站起来，去给张阴阳泡一杯大叶子茶，递在张阴阳手里。好茶没有，大叶子茶还是有的，家里没有茶不行。两个男人无话可说，也不交谈，一个闷头吃烟，不时吐一口口水，一个闷了头，不时从煨在火塘边的茶罐里，倒出半碗热气腾腾的滚烫茶水，扑扑吹几口，等茶水略略凉了一些了，就咕咚咕咚，自己喝掉。

　　后来，男人就站起来，不声不响，也不跟谁说一声，顾自到马棚边那间简易的屋子里，睡去了。

　　有时，女人吃了夜饭，看男人又要去马棚边那间简易屋子里去睡，就冲他不轻不重说一声：“黑了就在炕上睡。”男人愣了愣，也不做声，出了门，先到女人的炕上，去睡。炕是结婚时就已盘下的，他们夫妻，曾经，一直都睡那盘炕。

　　他先睡去了。女人收拾这收拾那，总是这个家里最后一个睡的。

　　他在女人的炕上只睡小半夜，或更短。

　　他进了屋，上了炕，吹了灯（那时村里没通电，家家都用方墨水瓶做成的簡易煤油灯），无声无息脱衣服，躺下。后来，女人忙完了，也终于来了睡房了。女人也不点灯，也是无声无息脱衣服，无声无息上了炕，然后才无声无息地，在男人身边躺下去。男人无声无息爬上女人的身子，两口子无声无息做那事。完了事，男人也不逗留，也不点灯，也还是无声无息：摸黑穿衣服，穿裤子，穿鞋。摸着黑，轻轻悄悄开门，门还是“吱呀——”惊叫一声，每次开门关门，门都这么惊叫一声，只是一声。门仿佛怕疼。这声音惊了他一跳！这声音他其实已经听得习惯了，他听得耳朵里都起了茧子了。他进来时，门也曾这么惊叫了一声，可他出门时，还是惊得一跳。

　　他已有很久没在夜里听见这声音了。

　　他们的老三都已经十一岁了，谁都以为他的女人再也不可能生了，可是，女人又生了个儿子。他的慢性病，不知怎么，也已经好了。他再也不用吃药了。每天吃了夜饭，他就把老四架在肩上，他让老四骑在他的脖子上，满村子转。

　　老四慢慢长大了，越来越像张阴阳了。

　　人们背地里传言，都说老四不是他的儿子，是张阴阳的儿子。他不这么认为。

　　“我的女人生的，咋说也是我儿子！”男人这么说。

　　这倒也是。

　　张阴阳十年前就死了，老四是不是张阴阳生的，不要紧了，无所谓了。

　　张阴阳死的时候，男人没去，是女人带着老四去的。老四很不情愿去，老四是给女人拽着去那个叫李家坪的村里的。李家坪人不姓李，都姓张。母子俩到了张阴阳家（她也是第一次到张阴阳的家），女人让老四在张阴阳灵前磕三个头，老四站得像棍子，不磕。老四已经十二岁了，他可能听说了一些传言了。女人二话不说，一脚踹在老四屁股蛋子上，老四没防这一出，一个趔趄，跪下了。

　　跪都已经跪下了，还死硬什么？老四磕了三个头。

　　母子在李家坪呆了三天。三天里，女人一直在灶上帮忙，老四跟李家坪人的娃娃们一起玩。离开李家坪时，丧事已毕，张阴阳也送上了山了。张阴阳的女儿（她当然已经结婚了）送母子出来，一直送到村外，送到了没人的地方，女人才指了指跑在前面的老四，小声跟张阴阳的女儿说：“他是你的兄弟。”

　　张阴阳的女儿停下了脚步，小声说：“我晓得。”

　　女人说：“晓得你们是姊妹（本地人把兄妹、姐弟都简称姊妹），就成！”

　　张阴阳的女儿不送这一对母子了，家里还有一堆子人。

　　生了老四，女人就跟老四一直睡睡房，睡炕上。从李家坪回村的当晚，女人却让老四去马棚旁边的那间屋，睡床。又让男人到睡房来，睡炕。

　　女人这么跟老四说：“你也大了，你爸爸也老了，让他睡在热炕上，暖和些。你还是睡马棚边的那屋吧。”

　　这个家里，别人说了不算，女人说了算。

　　男人睡到炕上的第二天就把马棚旁边那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拾掇得亮亮堂堂的。

　　老四也长大了。男人特意给老四修了五间新房子，也张罗着给老四娶了个精精灵灵的媳妇。他们夫妻没跟三个大的儿子过，跟这个最小的老四过。

　　责任编辑：李 ?菡

　　当代小说 202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