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凯

　　我是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纺织厂调入县文化馆的。来到新单位，我除了从事自己的小说创作外，还担负着全县文学创作的组织与辅导工作。为此，我骑上自行车跑了好几家企业，拉来了些赞助，创办了一张内部性质的小报。第一期小报出刊，便受到大家的欢迎，一时间来稿如同雪片般纷纷而至。

　　作者们除了通过邮局寄稿外，还纷纷地带着作品跑到家里来见我。因此，我那门可罗雀的家中突然门庭若市，天天来客不断。有那么一天，我正在创作一篇叫《崮下》的短篇小说，门外忽然下起了大雨，雷也跟着响了起来，弄得一世界轰轰闹闹。暴雨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创作，依旧趴在桌子上写得专注。在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时，忽然听到铁大门被人砰砰地敲响。我知道铁门一响定是有人来访，便停下手中的笔，冲着门外喊了一嗓子。可能是雷雨的缘故，门外并没有回应，敲门声仍旧砰砰地响个不停。我只好站起来，撑起一把伞跑出去开门。门被打开，果然有人站在那里。拿眼看去，是个陌生的汉子，一脸麻坑，腰大幅度地弯着，怀里吊着一个孩子。那样子，让人想起南太平洋岛国上，那种跳来跳去的有袋动物。

　　我说，你们找谁？

　　汉子说，这里是彭作家的家吗？

　　我说是啊，找我有什么事？

　　汉子的眼睛在亮了的同时，脸上的麻坑都闪出了光。一手抱定那孩子，一手就要伸过来同我相握，嘴里道，彭作家，俺可找到你了。

　　我明白汉子是位业余作者，与他匆匆地握了握手，将他们让进了屋，安顿在了客厅里的沙发上。汉子坐定，怀里的孩子也就下了地，紧靠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我拿眼去看时，才发现那孩子并不是孩子，看情形足有十七八岁了，因为双腿萎缩，形成了一个罗圈，后面还有个大背锅，才显得身量小了些，如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我将目光从孩子身上移向汉子道，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呢？

　　汉子小心地为那孩子擦去脸上的几滴雨水，冲着我谦卑地笑笑，便从背后拿出个破破的人造革皮包。打开包，先是取出一小桶花生油放在一边，又取出一个红皮面笔记本，双手捧着向我递过来，同时用嘴呶着那孩子，告诉了我登门相访的目的。我才知道业余作者是那个残疾孩子，两人属于父子关系。汉子告诉我，他儿子虽然身有残疾，却立志要当作家，读完小学后就呆在家里搞起了写作，都写了整整三年了。听说县文化馆调来个彭作家，专门负责写作这个行当，还办了张小报给作者发表稿子，便从乡下赶了过来，一是送稿，二是求教的。

　　我一面听汉子说话，一面接过那个红皮面笔记本，同时将目光再次望向那孩子。那孩子同样也将目光望向我。实际上，在汉子抱着孩子进门后，他就一直将目光盯在我身上。我发现他那显得过于大的脑袋上，一双眼睛特别亮，并且闪烁出一种自负而又坚定的光。那目光从他的眸子里发出来，让我觉得他有点非同寻常。我不由开口对他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刘金星。

　　今年多大了？

　　十七岁。

　　怎么读完小学就不读了？

　　俺想当作家。

　　我继续问，为什么要当作家呢？

　　他却没有回答我，只是用眼睛盯着我，脸上似乎有一种不快与怀疑的表情。

　　我望着他的目光和表情，想起自己也仅在市级的刊物上发表过两三个短篇小说，连省作协会员都不是，便有些心虚和气短，忙避开他的目光，打开了那个笔记本。

　　笔记本厚厚的，里面写满了文字。看文字的排列方式，无一例外地全是诗。读了其中较短的一首，不由就将眉头皱了起来。心里道，这算什么诗啊？完全就是顺口溜。类似的东西，连乡下的老太婆都能诌上几句。就凭如此的水平，怎么能当作家呢？如果是别的作者，我会直言不讳地将看法说出来，再批评几句的。面对这个残疾的孩子，我却有点不好开口。犹豫了半天，只好言不由衷地对他身残志坚的精神给予了几句鼓励，闭上嘴巴便不再吭声。

　　父子二人倒也识趣，站起来向我告辞。

　　门外的雨已经停歇，就见那麻脸汉子一弯腰，将那孩子背了起来。我一面送他们出门，一面才知道，孩子原来是背在父亲背上的，因为下雨，才抱在了怀里。我还留意到，汉子身上那件过气了的中山装，已经淋湿，孩子身上的衣物却是干爽的。

　　目送父子二人走远，返回房内准备继续写作时，我才发现那桶花生油丢在那儿没有带走。尽管我知道是那对父子送给我的见面礼，还是毫不犹豫地提溜起来，快步向门外追了出去。只是，当我追出宿舍大院，又追到大街上时，父子二人早没有了踪影。我站在那里望着手里的东西，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置。当然，过后，我还是有了解决的办法。在将那篇叫《崮下》的短篇小说完稿后，我准备编辑新的一期文学小报，便将那个残疾青年的詩作选了一首，在报纸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出来。然后，在给他寄样报的同时，按照市场上花生油的价格，将二十元现金夹在里面寄了过去。

　　随后的日子里一如既往，我仍是一面继续小说创作，一面从事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辅导与组织工作。大约在那对父子离去半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写小说，院子里的大铁门又砰砰地响起来。我知道一定又有作者来访了，便将手中的笔一丢去开门。门从里面打开，我不由怔在了那里，没想到来访者又是那对刘姓父子。因为没有下雨，儿子是趴在父亲背上的。做父亲的还是穿着上次穿的中山装，那只破破的人造革包不见了，手里提着的，竟然还是一桶花生油。不同的是，上次提来的是一小桶，现在提来的是一大桶。

　　我不由叫了起来道，你们怎么又来了？

　　我觉得如此说话有点儿不妥，马上又改口道，你们怎么又提花生油来了？

　　那汉子脸上的麻坑闪着光，只是在那儿冲着我笑，什么话都没有说。

　　我堵在那儿，想继续说些什么，犹豫了一下，还是叹了一口气，将父子二人让进了屋。

　　依旧坐在上次坐过的沙发上，那个孩子从背上放下来，依旧坐在父亲的身边。我打量了他一下，如上次一样，仍是用一双自负而又坚定的目光望着我。

　　我说，给你们寄去的报纸收到了？

　　作者没有回答，回答的是他的父亲，收到啦。

　　那父亲一面回答，一面探手进怀，便将那张报纸掏了出来，双手捧了递过来让我看。我忙摆手说，报纸就是我编的，家里还有一大堆呢，他才宝贝似的收起来，高兴地对我道，这报纸不光俺看了，全村里的人都看了呢。村里人说，这下子行了，俺家金星出息了，成大作家了，不用在家里下莊户了。这不，俺又背着孩子来，是想找彭同志帮个忙，把俺儿子安排到文化馆来工作哩。

　　我不由瞪大了眼睛，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提出如此天真与可笑的要求。

　　我不再给他们留面子，话脱口而出道，这是张内部小报，在上面发表一首小诗，怎么会成为大作家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当儿子的仍然用那种坚定与自负的目光望着我，当父亲的却怔在了那里，密布麻坑的脸上现出错愕与失望的表情。久久之后他才缓过一口气，对我道，彭同志，咋样才会成为大作家啊？

　　我语气重重地说，得在有着正式刊号的杂志上发表大量作品，得获得国家级的文学大奖，甚至诺贝尔文学奖，才能算是大作家呢。

　　那当父亲的显然不懂我所说的文学刊物与文学奖项是个什么名堂，双眸茫然，怔在那里直锁眉头，只好求援地去望儿子。

　　那儿子便拿眼盯向我，开腔道，啥刊物是正式刊物呢？

　　我心里想，你连啥刊物是正式刊物都不知道，还写什么诗？还当什么大作家？当然，面对这个来自乡下的残疾青年，我没有把话说出来。我扭了一下头，正好看到旁边有一本刚刚邮来不久的《人民文学》杂志，便伸手取过，冲他抖了抖道，你如果在这家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且产生影响和好评，有一天或许就会成为大作家。

　　当父亲的忙将那本杂志接过，小心地捧在手里，调过来又横过去地看。自己看了半天，又递到了儿子的手中。儿子接了过来，却没有认真去看，只是胡乱瞄了那么一下，便有些不屑地丢到了一边，抬眼对我道，国家级的大奖是啥奖？诺贝尔文学奖又是啥奖？

　　那时候还没有设立鲁迅文学奖，国家级的文学奖只有茅盾文学奖。至于诺贝尔文学奖，那是连当时发表了《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正如日中天的莫言都不敢奢想的世界大奖。我锁着眉头将知道的内容告诉他，他咬着嘴唇久久地没有吭声。半天之后，突然扭头对他的父亲道，爹，咱走。

　　当父亲的一时没有领会儿子的意思，道，金星，去哪？

　　回家！儿子坚定地说。

　　当那个父亲还在犹豫与不解的时候，那青年已经将目光举起来，向远方望了出去。一面望着，一面咬着牙，似是对我，又似是对着苍天说道，我会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我会成为大作家的。我会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他说罢，才将目光收回来，紧闭嘴巴一声不吭了。那颗硕大的脑袋上一双眼睛发出的光，变得更加自负与坚定。

　　父子二人离去的时候，那桶花生油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收。

　　其后，父子二人再也没有来访。

　　我调到文化馆很快就过去了三个年头。三年后，一场澎湃激荡的经商大潮涌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投入到了大潮中。文化系统也不例外，全馆十来个工作人员响应号召，纷纷下海经起商来。有贩卖服装的，有开餐馆的，也有倒腾煤炭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独我坐在那里没有行动。我调到文化馆，目的是用全部的精力从事自己毕生追求的文学的，让我丢下文学去经商，岂能甘心？正在我感到苦闷和彷徨的当儿，鲁迅文学院新一期作家班招生的消息突然传来。我想，经商的大潮如此激荡，文化工作便缩进了角落。横竖是小报不用再编了，也不用再辅导那些业余作者了，咱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到鲁院读读书、充充电呢？

　　想法在得到妻子的支持后，我便只身来到了北京，走进了鲁迅文学院。

　　那时候去鲁院进修是要缴纳学费的，一个班读下来，没有万儿八千根本行不通。尽管费用高昂，还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多名学员走进了那座文学殿堂。而且，学员们大都来自农村，其中有位来自黄土高坡的学员，还裹着白羊肚手巾。在五十多名学员中，似乎唯有我生活在体制内，虽然主管领导经常嚷着要“断奶”，每月依旧有工资发放到手中。因此，走进鲁院的我在感到幸运的同时，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高要求，那就是不要浪费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争取让创作上一个新台阶。

　　我是如此想，也是如此做的。在四个月的进修中，我只干三件事，一是认真地听名家和老师们的讲课，二是多和同学进行文学方面的交流，第三，便是躲在寝室里埋头读书和写作。开班还不到半个月，我就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我用三个晚上创作完成的一个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受到指导老师的大加称赞。那老师除了拿到学员中进行传阅和讨论外，还推荐给了一家省级刊物。稿子寄出去，竟然不出两个月就给发表了出来。第一次登上省级刊物，我在激动与亢奋的同时，也坚定了要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四个月的进修过得非常快，转瞬间便到了结业的时候。在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除了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那个短篇小说外，还创作了七个短篇小说。七件作品寄往各地的刊物，有五篇收到了送审或者留用的通知。虽然还没有正式刊出，我已经为此而激动不已了。我想，当这五篇作品陆续刊登出来的时候，我彭某人虽然还不能跻身于那些名作家行列，也足可以称之为后起之秀了。

　　如此想着，胆子就大了起来，万丈雄心随之勃然而起。我想起了那个地处北京农展馆南里十号的《人民文学》杂志社。此之前，尽管我从事创作差不多有十多年，尽管我将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都投了个遍，却没有向这家国刊投过一次稿。为什么？因为我有非常清醒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作品还远远没有达到在那家刊物的发表水平。然而现在，我似乎已经具备了登上这座殿堂的实力，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尽管离结业仅有半个月，我还是猫在寝室内埋头写了起来。

　　我用了足足八天的时间，五易其稿，终于将一个短篇小说创作完成。我将作品打印出来，装入一只牛皮纸大信封，准备赶往农展馆南里十号，亲自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编辑手中。

　　那天是周三，学院已经不再授课，众学员们都在忙着购买车船票，收拾行囊准备离校事宜。我来到大街上，坐上了一辆公交车。

　　从鲁院所在的八里庄到农展馆南里并不远，几站路就可到达。因为是第一次向《人民文学》投稿，而且要亲自去送，心中还是有些忐忑与胆怯。有好几次，在公交车到了站点停下来的时候，我都想溜之乎也。但是最终，那勃然而起的万丈雄心，还是让我选择了前往。

　　车终于走到了农展馆南里，并且在一个站牌旁停了下来。我下了车，摸了一下那个揣在怀里的大信封，便朝编辑部走去。一面走，一面不由望了一下不远处的那幢大楼。我知道，《人民文学》编辑部，就在那幢大楼的某一层。

　　心尽管怦然而跳，还是加快了步伐。

　　绕过一个书报亭，我冷丁里停了下来，眼不由瞪大了。我看见就在前面的不远处，走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虽然我看到的只是个背影，但是我马上就认出来，是那年来我家送稿子的刘姓父子！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那个残疾儿子的身量明显地大了些，背在父亲的背上就有点吃力，我看见那个父亲步子迈得迟缓而又沉重。不过，他的步幅并不慢，一直探着身子，奋力地向前走着。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还是穿着两年前穿的那件中山装，除了背着儿子外，手里依旧提着一个塑料桶。那塑料桶沉甸甸的，仍然是花生油。我望着，张大嘴巴，差点儿叫了起来。

　　我马上明白，他们来北京，是要去《人民文學》编辑部送稿的。两年前，正是我告诉他们，只有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一位作家。看来两年过去，那个叫刘金星的作者要当大作家的想法还没有死灭。而那桶花生油，一定是送给编辑的见面礼。

　　刘姓父子的家所在地，是个偏远的山村，花生是那儿唯一拿得出手的特产。从他们的村子到镇上，要走十几里山路。从镇上到县城，则要乘坐两个多小时的农用班车。再从县城到省城，再从省城到北京，还要坐汽车，乘火车，路上得折腾好几天。一个乡下汉子，背着个残疾儿子，还要提着一大桶花生油，得有多难啊？我忽然同情起这位父亲来。同时觉得发生的一切，应该都是我的过错。我想，如果两年前我不对那孩子说了鼓励的话，不在小报上登载他的诗，如果我不向他们提起《人民文学》这个刊物，还有什么茅奖与诺奖，父子二人或许就不会在北京出现。

　　一屁股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一股自责的情绪充斥了我的心。

　　那个父亲背着儿子仍然继续向前行走，看上去似是一只大蜗牛。不一会儿，就走到了那幢大楼下。他站了下来，抬头打量打量，连犹豫一下都不曾，就坚定地迈进了那个开放式的大门。

　　我却坐在那里没有动，随之逃也般地坐上了返回鲁院的公交车。

　　鲁院结业，我回到了小县城里的文化馆，开始放开手脚创作小说。只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作品虽然写了出来，并且较前有了进步与提高，发表却有了更大的难度。投出去的稿件除了被退回，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转眼三年过去，竟然只在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两个小短篇。我清楚自己的作品为什么发表困难，除了名气不够，作品水平还没有达到让编辑不得不发的田地外，就是因为经济大潮的冲击。在从鲁院结业后的短短三年里，就有好几家纯文学期刊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刊。有的虽然还在办下去，却不再发表纯文学作品了。那些坚持纯文学阵地的，也有点难以为继，不得不拿出版面刊登广告或赞助性质的文章。作者如果想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只有为他们拉一笔赞助才有可能。

　　我深深地陷入迷惘与苦闷中。

　　单位里的同事们，却在经济大潮的搏击中有了收获。那个贩卖煤炭的，竟然组建起了自己的车队，年入百万。那个在大街上摆小摊捣腾服装的，不仅有了自己的品牌专卖店，还将分店辐射到了外地。连那个开小餐馆卖大包子的，也是红火空前，钱哗哗地朝腰包里淌。似乎只有我，没有丝毫的建树。一向支持我创作的妻子虽然没有微词，我自己却如同火烧屁股的猴子，抓耳挠腮地有点坐不住。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鲁院一位同学打来的电话，邀约我去他在北京创办的公司帮忙。我几乎没有怎么细想就上了路。

　　那位同学在中关村附近租了所房子，创办了一家文化公司。他的文化公司不经营别的业务，只面向全国各地的业余作者，或捣腾书号给他们，或在他们中征收稿件结集出版。除此之外，他还以一些群团组织与民间协会的名义，设立了数个文学奖项，每年都要进行一两次征稿与评奖。有针对小说作者设立的“罗贯中文学奖”，有针对散文作者设立的“陶渊明文学奖”，有针对诗歌作者设立的“杜子美文学奖”，另外还有“中国最佳桂冠作家”，“中国最佳现代诗人”，“未来世界文学巨星”等文学称号的命名活动。无论是在他编辑的书上发稿，还是参评各种名堂的奖项，抑或各种各样的命名活动，都是要收费的。尽管文学已经边缘化，在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里，还是有众多的文学写作者，憧憬着文学那座神圣的殿堂。于是，各种版面费，各种参评费如雪片似的，飞向了那同学的口袋。

　　我来北京时，那同学已经牛气哄哄。他在京城早有了住房，屁股底下坐上了桑塔纳。结发妻子也让其蹬掉，换了一位鲜嫩如葱、说话舌头打卷儿的京城妞。

　　当时，他正在搞一个面向全球华人的诗歌征集与评奖活动。征稿已经结束，各类奖项也评了出来。他派给我的工作是按照奖项的等次，将获奖者的诗作编好，印刷成书。当公司里一位小姑娘将一大堆稿件抱到我的案头时，我不由叫了起来，怎么这么多啊？

　　那姑娘说，这仅是获奖作品呢，全部参评的作品，差不多有九千首呢。

　　我不由又叫了起来，天啊，怎么这么多？

　　那姑娘道，不是有个笑话说，在大街上丢块砖头，没准就会砸着一位诗人吗？

　　我没有再说什么话，心里却波澜翻腾。我已经看过此次诗歌征集与参评的收费细则。审稿费是每人每首二百元。除了审稿费，凡是入围的作品，还要收参评费。参评费则以获奖的等次而划分，一等奖是一百名，每人三千元;二等奖是二百名，每人两千元;三等奖是三百名，每人一千元;佳作奖是四百名，每人五百元。我在肚子里草草计算了一下，除去公司员工的工资、诗集的印刷、获奖证书等成本，单是一次征文活动，那同学就可收入一百多万。

　　我的头上冒出汗来。

　　我开始整理和编辑那些诗作。

　　我首先编辑的是那一百个获得一等奖的作品。还好，大都是打印稿，只须看看有没有错别字便大功告成。所以，我很快就编完了十位作者的十首诗。但是，当我编到第十一位作者的诗作时，却皱起了眉头。我发现该作者的来稿非但不是打印稿，而且是写在一个小学生作业本上的，字迹虽然还算工整，与打印出来的稿件却有了明显差别。尽管让我皱起了眉头，还是取在手中看了下去。然而，当我看到那首诗歌作者的名字时，就不是皱眉头的问题了，而是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天啊，怎么是那个叫刘金星的作者啊？我一边叫着，一面觉得可能是重名，便去看作品下面作者留下来的通讯地址。一看那一行文字，我差点儿又叫了起来。

　　这篇获得一等奖的诗歌，正是那个残疾青年。我怔在那里惊诧了半天，才渐渐地冷静了下来。想看看若干年过去，他的诗写得如何了，凭什么能获得一等奖。可是，当我看完那十来行所谓的诗歌时，差点儿又大叫了起来。我发现，他竟然一点儿进步都没有，他的诗作还是同顺口溜差不多。我就在心里想，如此水平的作品，怎么能评一等奖呢？是不是有关人员搞错了啊？如此想着，我就站了起来，拿着稿子去了同学的办公室，向他提出了质疑。

　　同学望了我一眼说，这个作者的情况我知道，这首诗的水平的确很差，别说是一等奖，就是优秀奖都不够格。

　　我说，那怎么还评了个一等奖呢？

　　同学再看了我一眼，叹息一声道，彭同学你不知道，这个刘金星，对文学的追求太让人感动了，这篇稿子是他父亲背着他，亲自跑到北京送來的。他父亲还偷偷把我叫到一边，流着眼泪请求，让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他儿子评个奖。这不，大老远地，还带了一桶花生油呢。同学说着一呶下巴。

　　我顺着他的下巴看去，就见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内，有一个废纸篓，在废纸篓旁边，丢着一大桶花生油。肯定是时间过去有些日子了，油桶上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我望着那桶花生油，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半天之后我才开腔道，咱们的评奖活动虽然是民间性质的，还是应该追求质量的，不够格的作品是不应该获奖的。

　　那同学再看了我一眼，冷冷地道，彭同学，咱们办公司，搞活动，目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挣几个钱？只要作者愿意掏腰包，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张口结舌，一时无话可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该同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而且是打着文学的旗号。我虽然还没有走进文学的殿堂，但是，文学在我的心目中却是神圣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人，如果去做有损于文学的事情，特别是利用文学去骗取作者的钱，应该是可耻的。从那位同学的办公室出来，我没有再俯在案头继续编那些稿件，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得义无反顾。

　　回到馆里我还在想那对父子。想那个父亲背着儿子走在北京街头的情景，以及那桶丢在角落里的花生油。我想，他们花如此大的代价买这么一个奖，有什么意义呢？不仅没有丝毫意义，完全就是一种自取其辱。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得去见见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再上当。可是，当我准备付诸于行动时，却又犹豫起来。猛地想起我们县里另一位业余作者，那作者也是位农民，同样是个写诗的，这几年经常参加类似的评奖活动，得了许多获奖证书和文学头衔。他便拿着这些东西到处招摇，还真就有人相信了，把他当成了名人。去年县报社成立，他竟然以特殊人才的身份，破例招工当了编辑。鲁院同学搞的大奖虽然一文不值，没准对他们能起到作用。即便是不能得到一份工作，至少可以似皇帝的新衣，糊弄一下自己和乡亲们。你如果给揭穿，反而是害了他们。

　　丢下刘氏父子，我开始考虑自己的事情。

　　妻子劝我说，你就别再瞎折腾了，老实地待在家里写小说得了。

　　时间已经跨入新世纪，经济大潮虽然还在澎湃激荡，主管领导却不再嚷着给我们“断奶”了，每月的工资不仅照发，还提了好几级，生存不成问题。我就听了妻子的话，安下心来继续写小说。只是，文学仍然处在边缘地带，发表作品依旧困难。我没有再像当年那样迷惘消沉，也没有似当年那样雄心勃勃，只是放平心态地写。写完了就通过电子邮箱寄出去。人家爱发不发。一路写下来，每年也有那么一篇两篇见诸各刊，虽然在文坛上不能荡起任何涟漪，却已是宠辱不惊。

　　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公元2016年。

　　2016年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年景，文学却突然变得红火。各级政府部门都加大了对于文学的投入。那些停刊的刊物复刊了，那些刊登收费文字的刊物将版面归还给了文学。不仅归还给了文学，有的还由双月刊改成了月刊，月刊则增加了页码。更让人欢欣鼓舞的是，各级刊物都纷纷提高了稿酬。有些发达地区的期刊，甚至达到了千字千元。面对如此局面，我虽然逼近了六十岁，创作劲头却高涨起来，每年竟有十多篇作品在各级期刊发表，有的还登上了国家级的大刊与名刊。我的名字渐渐引起文坛的关注，不仅经常收到各种文学活动的邀请，还有编辑开始向我约稿，俨然是个名作家了。

　　2019年5月的一天，我参加了省作协组织的一期文学采风活动。活动的最后一站，到了我们那个县。具体地点是距县城最偏远的一个山区小镇。那个小镇过去是全县最穷困的地方，近几年大力发展林果种植和旅游，让经济与文化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我们一行四十多位作家，于小镇的街头走下大巴，便在镇上有关人员的引领下，开始沿着镇街参观。

　　那天适逢集日，镇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大约在走到镇子的中心位置时，我突然看见熙熙攘攘的行人中，有个熟悉的身影逆着我们走来。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虽然漫长的岁月早已改变了人们的容颜，我还是一眼就把那个身影给认了出来，竟然是那对刘姓父子！那个儿子如同当年，还是让父亲背在背上。那位父亲已经老迈，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腿好似出了点问题，走起路来一拐一拐。那个儿子也老相许多，有了白白的胡茬，脑袋和身子似乎更大了些。唯一没有变的，应该是他的目光。

　　为了迎接此次采风，镇领导相当重视，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欢迎的标语，拿着摄像机、摄影机的记者们，围着我们跑前跑后，街上的人也都纷纷地将目光望过来，唯独那位儿子没有理睬我们，不仅没有理睬，还视而不见地与我们擦肩而过。我留意到，他那一双特别大、特别亮的眼睛如同当年，依旧带着自负与坚定。在我旁边走着的是镇上的文化站长，也曾搞过文学，我不由问他道，这个让父亲背在背上的，是不是那个写诗的刘金星啊？

　　文化站长道，是啊，就是他们父子俩。

　　我说，他还写不写诗啊？

　　文化站长道，碰了几年钉子，早就放弃了。

　　我说，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文化站长道，他们信教了，每隔几天都要来镇上做礼拜呢！

　　我张口结舌地呆在了那里。抬眼向那对父子望去，就见父子二人走去的方向，有一座异国风格的建筑物。在那建筑物的顶部，高高地悬着一个十字架。

　　责任编辑：刘照如

　　当代小说 202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