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兵 等

　　主持人语：准备这期的四季评时，恰看到《文艺报》2019年12月18日刊载的两位优秀的青年评论家黄平和张定浩的对谈，他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即是，当下的写作是否存在着一种题材的鄙视链。在张定浩看来，乡村、小镇和三线城市的素材具备比一线都市更容易被刊物接纳的“经验”优势，而黄平则认为，不同的经验是有等级的，有的经验是“中心”的，有的经验是“边缘”的，“这种不平等的歧视链比审美歧视链更为可怕”。的确，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悖论之一就是一面在鼓噪“世界是平的”，电子媒介和人工智能正在迅速让地域差别扁平化;另一方面，我们又特别珍惜面临被均质的数据逻辑吞噬的个人经验。而在后一个层面上，边缘的意义就更值得文学从业者予以特别的关切。本期四季评的两篇文章，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边缘，一个是情感结构，这是两个密切关联我们时代的词汇，也是颇能表达文学特有的关切的词汇。

　　边缘的关切

　　陈婉婷

　　本篇评论的作品涉及了城市底层书写、海外华人生活、少数民族边地书写和黄昏恋相对边缘题材，探究作者如何发出那些来自底层的声音，或如何表达自己独特的边缘体验，如何以批判性思考彰显身为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如果说边缘是无法摆脱的隔膜与游离，对孤独的关切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那些之于正午之影的描绘正是当代小说的良心与力量。

　　随着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规模日益膨胀，城市书写在新世纪文学中正渐成热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目光投射在城市之中各式各样的边缘群体。底层文学作为思潮在慢慢褪去热度，但作为社会金字塔的庞大所在，底层书写是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一直持续的微光。相比于许多发生在“老少边穷”地区，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绝望和磨难，都市中的底层书写或许并无“男杀人女卖身”的惨烈，却是另一种交织着期冀与苦痛的辛酸杂陈。孙未的《安家》刊载于《北京文学》第11期。在上海的一家即将倒闭的家具城样板房里，带有牡丹花图样床单的大床，同时抓住了一位老人与一对恋人的心，拮据使得这对恋人无法拥有这间卧室，却无法阻挡他们对家居的向往。由于老人阻碍了女孩拍照的计划，两辈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当误会化解，剑拔弩张的对峙不复存在，先前蛮不讲理的老人也主动帮忙拍出了完美的照片。为表达感谢，年轻的恋人以仅有的现金买了一份套餐和饮料当做喜酒，招待他们尊贵也是唯一的宾客。二人的甜蜜让老人不断陷入关于妻儿的回忆。回顾中，作者揭示了老人曾经拥有的幸福和家破人亡的不幸遭际。小说以两辈人间的对抗与和解，演绎了大都市中漂泊的小人物之间的荒寒与暖意。从相互倾轧到理解尊重，孙未以敏锐的观察注意到了长期的生存压力与抵抗伤害的经验，在人们心间筑起的坚硬的壳，遮蔽了柔软和美好——原来年轻夫妇拍照是为了发给老家的父母，让家人安心。无论是行将就木的老人，还是刚刚开始新生活的年轻夫妇，那张设计怀旧的橘色床单，最初触动的都是他们关于家的思恋和期盼。结尾处，老人终于如愿以偿地躺在为自己挑选的床上，安详体面地离开人世，个中的绝望和酸楚让人为之动容。

　　底层写作并非只有苦难诉说，举步维艰的负重下亦有不被压垮的光、艰难的笑和放肆的哭。曹军庆的《线人》（《廣州文艺》2019年第11期）不仅涉及到了鲜为人们所关注的殡葬行业，主人公更是从事着这一行业里鲜为人知的职业——线人。所谓线人，就是殡葬业的头目们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得先机安插在医院等地方为他们提供可能的死亡信息的人。故事以明暗、主副两线铺开。主线是普爱医院的保安蹲守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高龄病危患者的“生意”的经过。副线则是一个拒不肯戒毒的吸毒者魏志坚在临死前致电保安，想要一块刻上遗言的墓碑。在故事的前半段里，无论是与殡葬业龙头管子沟通时的小心奉承，还是与家属周旋时的兔死狐悲，保安的形象都让人难以喜欢。随着主线的展开，为了维护住好不容易抢下的客户，保安连续两天两夜未曾合眼，绷紧的神经丝毫不敢有放松，却在收到魏志坚的死讯后竟没来由地哭了起来，宁可被老婆责骂，倒贴钱也坚决要为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立一块碑。也许按照常规的价值标准，这样不知悔改的吸毒者是不值得同情的，但为改善家境艰难挣扎的保安却坚持守护了这个亡灵最后的尊严。这个连姓名都不曾拥有的小保安身上，无疑彰显了人性的大悲悯。

　　近年来，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山花》和《长城》各自设有专栏“海外华人作家小辑”，刊发优秀的华人作家作品，以期如编辑张雅丽所言，“窥探到当下海外华人作品独特的精神寻求和艺术质地”。华人作家以其真实的肉身体验和边缘立场，从日常生活的观察出发，捕捉海外华人这一由地缘关系所致文化心理层面的边缘群体，在教育、社交、婚姻爱情等诸多领域，遭遇文化碰撞以及文化融合时，面临的心灵困境与精神追寻。陆蔚青的《课业》（《山花》第11期）讲述了一个关于教育和融入的故事。郁欢一家三口生活在加拿大唯一的法语省蒙特利尔，颇有孟母气质的母亲郁欢为儿子小武的英语教育操碎了心，但得益于郁欢的坚持，小武的升学一路顺畅。与此同时，郁欢通过经营小店结识了拥有各式各样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为儿子寻觅老师的过程中，也收获了持久而珍贵的友谊。结尾处，小武拒绝补习的顽强态度背后，是整个教育体制所传递出的强大的理念支撑，尽管那理念让郁欢感到陌生，但小武身上逐渐清晰的独立意识和自信的力量无疑是这理念精神最直接的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讲，借助文化教育小武成功完成了外来移民者的文化融入。跨国婚姻一直是耐人追踪的话题，根深蒂固的文化异质在结合中究竟在何种程度达成和解甚至融合。

　　凌珊《脑洞》（《山花》2019年第11期）描绘了嫁给美国人的明丽，因为一张写有女人名字和每月五百美金的清单而引发的一次情感褶皱，揭示了那些看似平滑生活表象下仍然有难以抚平的痕迹。故事开头，就是明丽摊开所谓“证据”对着婚姻咨询师倾诉心中的怀疑和焦虑。在这些琐碎摩擦的深层，是文化造成的隔膜，比如两国对于怀孕坐月子的不同观念，让对方各自以为的付出和迁就无法被理解。沟通的缺失让明丽心中积怨不断叠加，乔丹解释不清的收支单，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故事在一通电话当中戛然而止，原来每月五百美金是乔丹母亲的看护费，而雪柔则是一个有着二十年看护经验的看护人员。而乔丹在丢失婚戒的失魂落魄和失而复得时的欢欣鼓舞无疑从侧面证实了丈夫对明丽的爱情和对这段婚姻的珍视。

　　如果说《脑洞》的带有温情意味的喜剧性结局下是文化融入过程中难以把控的敏感和焦虑，《长城》杂志所刊的《白色小楼》《冬夜的心》《威尼斯街上的浪漫》《柔丽的拼版》四篇作品则共同表达了一种无法融入，是“置身于新年庆祝活动结束后的纽约时代广场”的孤独。刊在《长城》第6期最后一篇的是陆蔚青的最新短篇《柔丽的拼版》。小说里主要有两个形象，一个是患有自闭症却极为擅长拼版的柔丽，另一个是在国外打拼多年而耽误了生育的大龄母亲小筝。小筝对女儿倾注全部的爱，为将女儿从特殊班里“拯救”出来不遗余力，却无视了女儿实际不具备融入正常生活的能力，甚至出现了恶化的精神症状。更令人绝望的是，回国的聚会上，小筝发现了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事业有成、过着令人羡艳的生活的母女，实则面临巨大的精神困境，她们既无法融入国外的生活，也与国内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膜，成为彻底孤立在所有拼版之外的那一块没有名字的拼版。母女俩在事实上面临着同样的自闭症候，而最后一句“我们也可以只属于自己”则成为小筝对自己和女儿苍白无力的回应。

　　与海外华人作家相似，少数民族作家也因其地理文化的边缘优势，进行颇具独特性的边地书写。发表于《青年作家》第11期的《凶手》，是藏族作家王小忠所写的关于一个汉人遭遇异族横暴后别无选择的融入。鲁伟是班玛草原上有名的兽医，却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成了屠牛取胆、手握一百多条牛性命的凶手。在亲如父亲的干部才保加的催促下，鲁伟慌忙出逃，渡过黄河时还险些丢了性命。在牧民索南尖措的救助下，几十年的逃亡生涯塑造锻炼了他藏民的外表和语言，经过几次不得不出手帮忙，鲁伟——同时也是才让东知，成为了草原上远近闻名、备受尊敬的素乎曼巴（兽医）。在一次朋友喝酒闲聊中，无意间真相水落石出，原来当年促成自己出逃的老头才保加正是一手组织了这场屠杀的凶手头领，而曾经救他狼口脱险、已有了多年过命交情的几个好朋友也是参与屠杀的凶手之一。到了这里，作者不仅将人性的复杂和道德的缠绕推向顶峰，更是提出了尖锐的抉择，蒙冤半生的鲁伟究竟是否应该为自己沉冤昭雪？让鲁伟背负凶手的恶名的才保加，亦有爱子遭受意外的巨大痛楚，至今仍是受人爱戴和同情的好干部;即使是那些参与屠牛的年轻人，似乎也有不无道理的理由，“他们只顾赌博，不顾家，还不如给穷人做个添补”，如果鲁伟将才保加牺牲自己来保护的年轻人送进监狱，那么他又何尝不是成为整个草原的罪人和凶手呢？回家后的才让东知给公安局写了一封长信，却最终没有投出。从鲁伟到鲁一刀，再到才让东知，草原群众背叛了他同时也接纳了他，杀死了他也重塑了他。每当索南尖措面临关于鲁伟的难题时都要去一趟儿子所在的寺庙，面对人性的复杂，宗教以其慈悲和智慧，化解为最简单朴素的至善哲学。作者在探寻人性幽微的同时，更是揭露了所谓边地的复杂性：在普遍民族团结的话语背景下，确实存在对异族的排斥和暴力;即使是所谓藏区边地、人间净土，亦有存在贫穷、龌龊以及所有底层可能拥有的矛盾。边地的藏污纳垢与其封闭性不无关系，当封闭的场域被打破，时代的潮流涌入，冲击原有的秩序同时也带来着新的生机，尽管这一过程通常也伴随着困惑和阵痛。

　　瑶族作家红日《码头》（《民族文学》2019年第11期）老麻世袭垄断了当地的渡船业务，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规矩，码头不仅仅是作为地点的渡口，更是象征了承袭已久的权威和秩序。老麻不能喊“开船”的规矩首先被新来的乡长“眼镜”打破，而一怒之下停摆三天的老麻反而成了不懂规矩的人。听闻乡长要在停渡修桥，老麻一面战战兢兢努力为自己寻求新的出路，一面意识到眼镜是为当初的停渡摆谱在和自己暗自较劲。根据作者的揭秘，我们得知那些停渡修桥、禁止电鱼、换人守桥一系列变动都并非是乡长的报复，当年的眼镜乡长早在过渡没几个月后调离，发生的这一切不过是县里统一安排的扶贫攻坚行动。而这一切真相要等到当事人老麻去世二三十年后浮出水面，这让老麻之前所有的内心活动在此时都带有了荒诞感和一丝丝悲凉的意味。船与桥，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回应了四十年代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桃源的“常与变”，老麻对新乡长的种种误解和惊惶，与摆渡老人满满的庸人自扰如出一辙。无论是“新生活”还是“眼镜”，都代表了一种未知的颠覆性力量，潜入日常生活的同时，扰动着两位老人笃定安然的内心。同样是由于封闭而导致的信息的不对称，进而造成某种悲喜剧，只是作为城市文明的批判和反思，取而代之为党和政府的扶贫行动。作者再次以本民族的视角和立场，将这个旧命题在新世纪文学中作了新的书写与表达。

　　除了以上两种现实主义书写，内蒙古作家梁鼐在《少年宝音的心事》（《民族文学》2019年第11期）则延续了迟子建的温情叙事，以清丽的语言、儿童的视角、梦幻的氛围，讲述了一个蒙古族童话。少年宝音为聋哑的妹妹从表哥那里偷小狗崽，却意外丢失而误带回了狼崽，从而再遭到了三匹狼的报复。千钧一发之际，酗酒的祖母再次声嘶力竭地呼唤少女时救助养大的母熊格日乐，几十年从未出现的格日乐踏着月光应召而来。少年活泼善良的性情，祖母唱歌似的呼唤，乌拉山青翠的自然景色，山上应对多变的天气的补给小木屋，无不体现着作者如沐春风的叙事风格。即使宝音只身赴险独战三狼的危机时刻，作者的笔调仍然温柔，仅仅写到宝音“手持拐杖，打开门，走进院子，走进如水的月光”。结尾的格日乐的出现纯净安谧得仿佛一张月下剪影，却传递了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乌拉上传来巨大的吼声，吼声震得月光泛起波浪。宝音循声望去，一个小山一样的黑影拨开树木，沐浴着月光，慢慢走来……一切都静止了，仿佛陷入永恒。只有奶奶翕动嘴唇，轻轻吐出三个字格——日——乐”。

　　人口老龄化逐渐壮大了老年人队伍，如果将人的一生当做一条横尺，他们亦是处在人生的边缘。只是不同于孩童作为家庭和社会的希望，享受万众瞩目的关怀，老年人一旦失去了对子女的抚养能力，往往為了避免成为子女的麻烦而压抑自己的精神诉求，而一个民族社会对于老年人的关注，同样是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相比于年轻人的爱情，老年人的情感世界不仅缺乏关注，而有时由于财产、子女、社会观念等因素而格外困难重重。特别是这些原本付出一辈子所积累的财富，反而成为阻碍幸福的绊脚石。金少凡《红纱巾》（《民族文学》第11期）记述了子女嘟嘟、咪咪和发发为商量老爷子的婚姻爱情大事而召开的家庭会议。横亘在老爷子与老曾爱情之间的，不仅有房子等的财产纠纷，更有子女对于母亲的思念和共同的回忆。老爷子能理解子女，只好紧张等待孩子们商议的结果。终于在电话铃响起时，急于获知消息的老人慌乱中摔倒在地，小说在邻居耳中的一声闷响里结束。但关于老人的情感归宿，作者终究安排了相对温情的倾向，老曾的儿子不愿意母亲难过，拿出十足的诚意找到嘟嘟她们做财产公证，这番举动让态度一向强硬的嘟嘟惭愧不已。

　　关于黄昏恋题材的短篇，关联社会的问题，以经济为核心的漩涡让任何考量都开始从现实利益出发;再比如孝顺的含义，作者借老曾儿子指出，孝顺就是顺着，站在老人的立场上考虑“半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儿女的孝顺未必能给老人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的晚年生活？作者邓洪卫在《美好生活》（《作品与争鸣》2019年第11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对老人来说，那就是真实贴心的陪伴，干净整洁的屋子和热乎乎的饭菜。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临近退休的银行职工老吴和打烧饼的老武，是一对老朋友，老武为先前离婚闹得元气大伤，最近又为少妻的儿子买房子取出全部存款，为此还引起了亲儿子的不满闹事。起初老吴也替老武担心是不是被少妻所骗，但是看着张桂花对老武无微不至的照顾，反观自己下班后寂寞的生活，以及不被需要的落寞，老吴不得不承认老武是对的。作者借助卖烧饼的老武，传递了新的养老观，“养儿防老，养儿防老，那是老黄历了，自己有是自己的，不要指望儿子”，“儿孙自有儿孙福”，同时也指出了传统养儿防老伦理逻辑下的不合理性，人性自私弱点同样可能出现在子女身上，这种情况下是难以保证养老现实有效性。

　　徐汉平《黄昏门》（《黄河》2019年第6期）排除了发生在前两对老人恋情中的客观阻碍，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叫香榭丽舍小区内的夕阳三角恋。邻居广德先生和阿妮女士在老伴去世后，为了防止自己独居死亡而无人知晓，相约每日互相致电问候，相互依靠的两人日久生情，却十分在乎所谓老知识分子的名声而不肯迈出最后一道坎。住在对面的老许同样属意阿妮，甚至连订婚的老三件聘礼都已准备好，只是可惜郎有情妾无意，只好在屋顶寂寞地吹笛子。最后“要实不要命”的广德先生想出了在主卧墙上凿一间小门的主意，如愿以偿的两人一面抱团取暖一面担心着事情败露。老许去世后拿出的老三件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广德先生。直到一个冬夜停电后，正要穿过“门洞”的广德先生突发急病卡在了“门洞”里。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不仅谈及了一些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赡养问题、独居老人的精神孤独。与此同时，作者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追寻：即使没有经济纠葛和儿女的阻拦，“不更二夫”“事关晚节”等观念依然为黄昏心门套上枷锁。

　　关于当下情感结构的几个切片

　　李 ?睿

　　阅读2019年初冬大小期刊杂志上的短篇小说，能发现作者们热衷于书写日常生活里各种常谈话题，因短篇的篇幅限制，展现某个时间或空间的横断面似乎是比较稳妥的选择，这并非否定以短篇形式表现跨时空的人生命运的努力，而是在笔力不足、处理不当的情况下，稚嫩的写作者可能会有使小说表现的人生变迁流于俗气的风险。但无论写什么，都必然涉及对“关系”的书写，包括人际之间的，与自我的，或是写作者与文本的等等，其中夫妻或情侣这样的两性关系在这些文本里是比较常见的载体。

　　李亚的《初冬》（《十月》2019年第6期）以我和于小双每日下午散步的路线串联起所有场景，展现了每条胡同的模样和两边道路上的房屋店铺，每个店铺售卖什么东西，味道和价钱如何，店主人又有什么逸事，详尽得几近繁琐，充满热闹的烟火气。我们好奇胡同的名字，但并不想深究，路过接吻的年轻人，于小双挤眉弄眼的，我却没有回应的意愿，今日下午我们散步到西海边，看见一对年轻男女在拍照，不远处的台阶上还坐着一个女孩，随后我们四人目睹了女孩入水自杀，直到她完全淹没了我们也没反应过来，警察问询过后我才知道这女孩和那对年轻情侣并不认识，问询结束后我和于小双按原计划去西海边的一家披萨店吃了晚饭。李亚描摹出的在暮色降临之际，四人目睹女孩自杀而一动不动的画面溢满初冬的寒气，一下子淹没了前文大篇幅的烟火气，最后不被动摇的晚餐计划更是冰凉的一击，熙熙攘攘的暖色灯火只是表象，现实是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人他事，他人的死亡也如其他琐事一般波澜不惊，甚至没人好奇这个陌生人自杀的原因。

　　无独有偶，韩东的《夏日霓虹》（《作品》2019年第11期）同样安排了主人公散步。李亚的散步更像是一种叙述的节奏，不快不慢地移步换景，也以这种波澜不惊的节奏展现冷淡的情感结构。韩东的散步则是一种暗喻，夫妻二人在炎热的夏日夜晚遛狗散步，丈夫李扬总是要求先跑一段再在目的地等她到来，妻子陆敏则坚持引着小狗走过去，二人的步调并不一致，正如他们两人悬殊的年龄差总是让陆敏对未来两人谁先死、一方死了以后另一方怎么办这类问题耿耿于怀，而李扬不喜欢并且回避这些问题。他们在散步路上遇见一个坐在路边外放广播的奇怪老头，他与不远处的广场舞群体似乎格格不入，后来他身边多了一个择菜的老太太，但老太太似乎只是在进行单向交流，老头的椅子一天比一天向马路中央靠近，路上的大卡车擦边呼啸而过，令人胆战心惊，再后来老头和老太太都不再出现了，他们猜测也许真的出了意外，也许只是不再来了。这对奇怪老人家也可视作李扬和陆敏的投射，他们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带有相似性，看似亲密一体的两人也无法忽略本质差异乃至将来的生死之隔，归根到底人本质是孤独的。文末已经进入夏末，气温变得舒服了些，小狗也被训练得不再到处乱窜，乖乖跟随主人的步伐。陆敏发出感慨：“这正是自己向往的状态，如果李扬的手永远不好，他们能这么一直走到冷暖适宜的秋天就好了。”在本质孤独里找到温度适宜的关系也只是暂时的，宛如夏日霓虹般不真切，秋天过后就是冬天，这也不过是陆敏感知到未来惘惘的不安和隐约的变化而发出了留恋当下的慨叹。

　　白杨的《磬》（《當代小说》2019年第11期）也写了一对夫妻，会海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满足甚至享受的，像是以知足常乐为人生信条，但妻子总是拿单位里的其他人跟他比较，催他晋升和上进，埋怨丈夫牵连她没法换个福利更好、干起来更轻松的工作，而走后门、攀关系也不过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方式，“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一切道德退化都显得合情合理。”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夫妻二人也时常吵嘴，哪怕会海本身性子平和，仍然不能回避他生活里这些令人焦虑的鸡零狗碎和各种人际关系对他的压迫，仿佛琐碎与焦虑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他只有在寺里听磬声才能感觉到身心清明畅快，他便养成了定期去寺里的习惯，那是他灵魂荡涤之所。作者白杨企图揭示繁琐恼人的现实生活和情感关系，但会海这种近似于求助宗教的举措让人不由得想起托尔斯泰笔下聂赫留朵夫的选择，不免有虚无和过于简单粗暴之嫌疑。

　　表现复杂纠结而又疏离冷淡的两性关系的还有戈弋的《蓝色雨衣》（《青春》2019年第11期），小说以忧郁的蓝色和湿冷的雨天奠定基调。我与女友王晓玮觉得差不多了便决定结婚，其实并无结婚的实感，只是人生的按部就班罢了，我们各自忙工作忙得天昏地暗，连拍婚纱照都要挤时间，拍到最后满是脏污的裙摆才是结婚最真实的注脚，我们还养了一只猫，但这种看似人人艳羡的有猫生活也不能抚慰我们其实空洞和茫然的感情状况，王晓玮还是会因为我买了她最讨厌的薰衣草味洗发水而发怒崩溃，这其实也证明了我根本不了解她的喜好，而这样互不了解的两个人竟然要一起度过后半生，甚至于那只猫咪还可能是先天有病的猫，两人看似稳妥的按部就班的关系其实漏洞百出。戈弋以日常生活里的细节使这样一段情感关系显得更加可信和令人焦躁不安，这样详尽的细节传达出来的绵密的苦闷程度对一个作者的处女作而言已经足够撼动人。朋友听说我结婚的事后发出了大笑，招呼我跟他一起去飙车，我不明白结婚跟飙车有什么关系，但还是跟着去了，“我”是不明白的，但作者戈弋显然是明白的，飙车只是一种暂时放空，是对难以处理、纠缠不清的现实世界的回避甚至逃避，与《磬》里会海到寺里去求心灵的宁静异曲同工，他们在这样的时间或空间里获得独处和喘息，除了出于回避，这是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如若人本质孤独，是不是也天然有对本质的需求？当下人们所渴求的舒适的情感结构里应当也包括享有个人孤独的时空。

　　韩越在《皮格马利树》（《青年文学》2019年第11期）中则从单纯两性关系扩展到对下一辈人的关注。老罗与杨女士的婚姻平淡无味，无论大事小事总是有合不来的地方，既无变化也无惊喜，但他们也从不曾想过要分开，与磬声和飙车不同，老罗的情感寄托在他的宝贝盆栽上，盆栽的品种似是而非，没人能确定，但不妨碍老罗一日比一日痴迷于它，作者韩越借用“皮格马利翁效应”来给这盆栽命名，老罗看盆栽也越看越觉得它快要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精灵美人了。终于，在某个早晨，吃过昨夜剩下的鱼，因急于看盆栽，老罗不慎被鱼刺卡住喉咙，窒息而死，幻想中的精灵美人并没有成真，像是对他一成不变的生活的嘲讽，他的死亡才是他庸常生活里最令人意外的一笔。小说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先写了老罗的意外死亡，再以杨女士整理遗物展开回忆，女儿在成长过程中受够了他们的凑合和寡淡，对后半生的伴侣抱以宁缺毋滥的态度，乃是对上一代人情感模式的反抗，但在看到母亲失去父亲之初的模样，她也不由得动摇，恐惧起未来的孤独无依，而仓促向男友求婚，这一瞬脆弱的裂隙在一夜过后又重新弥合，这体现的其实是这一辈人对爱情和婚姻关系持有的不稳定情绪和看法，既是对父辈情感模式的反抗，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斗争，他们反感无聊的紧密关系，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出口。磬和飙车这样的出口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存疑，盆栽这样的寄托则已经由韩越消解。

　　《此情可待》（《清明》2019年第6期）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复杂的家庭关系试图探讨人之间的情感生发。强势的杨月兰人近晚年才和李彩田离婚，与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屈结合，在外人看来极不般配的两人竟然过得有滋有味，儿子杨浩也不能理解甚至颇有心结，难道一把年纪了还会有所谓的灵魂伴侣？杨月兰去世后，杨浩出于几年继父子的情义，每每年节之际还偶尔探望，老屈却也明白自己与杨浩一家再无更深的关系，对这段“父子关系”十分看得开，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但由于工作关系，杨浩和妻子决定把小杨威廉临时托付给老屈照顾，老屈喜出望外，对小威廉尽心尽力，连平日最爱逗的鸟都送人了，不是真爷孙却胜似真爷孙，李彩田对此非常不满，觉得没面子，强烈要求亲自带孙子，此时无论是老屈还是杨浩和小威廉，心境都与从前不一样了，小威廉在李彩田那里没待多久，又被杨浩做主送回老屈那里了。在这段盘根错节的关系变动中，杨浩在不知不觉间理解了已逝的母亲，小孩对血缘关系并不能完全明白使这段“爷孙情”更显真挚，其中传达出来的超越血缘和物质的情感关系也对杨浩造成了影响，从而与老屈达成了情感和解。

　　同样是家庭关系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张哲在《此情可待》中所探寻的已经超越了血缘定式，而是更纯粹而真诚的情感关系，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温情也是同类小说中的一抹亮色和可贵的希望。哥舒意的《爱在衰老前》（《青春》2019年第11期）并不具體展现人际关系及其变化，而是以母子对话的方式直接表达观点，作者设置了一个寓言式的前提，这是一个为了抵御严重老龄化而规定过70岁必须安乐死的国家，在这一前提下，情感关系里的步调不一致和生离死别都被迫纳入考虑，有的人选择回避开始，母亲却告诉我爱也可以是把死的权利作为礼物交给对方。在村上春树那里，死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在哥舒意笔下，死非爱的别离，面对死亡也可以是爱的一部分，这让我们以柴米油盐撕破爱的形而上浪漫后，向前一步做出了哲学的思考，它与《此情可待》显然是不同层面的思考，但在消极的一地鸡毛当中，二者都以豁朗的姿态，以温暖或勇气去对抗现实。

　　除了在文本里以小说人物的言谈举止直接展现某种情感结构外，跳脱出故事情节，作者在小说中有意无意的人物视角的设置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某种情感结构选择。在多数文本里，作者或者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或者以第一人称直接参与，在另一类文本里，作者尽管是第一人称，但“我”并不直接参与主要故事情节。

　　尹雪芸《蝴蝶》（《草原》2019年第11期）里的“我”在这个夏天第三次回乡下时，从母亲那里听说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二十几天前村里那个新婚的花头在玉米地里把新媳妇砍死又自杀了，我与花头并不熟悉，他只是我印象里一个如女孩般文静的孩子，不久后人们又传言说他俩的坟上有一粉一白两只蝴蝶，应当是他们的化身，但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的看见过这两只蝴蝶，村里的人们只是需要奇闻异事，残忍血腥的杀人也好，还是梁祝化蝶这样的浪漫也好，他们并不好奇真相，只是满足好奇。“我”与村里人以及这些事件的距离，正便于剥离过多的情感，更冷静地展现故事的一个切面，留下巨大的遐想空间。“我”既不属于花头一群人，也不属于村民们，而是彻底的旁观者，尹雪芸采取了一种完全“听说”的疏离姿态。

　　殷飞的《快递老陆》（《青春》2019年第11期）也是不直接参与故事情节的第一人称，老陆是我们那一片区一个被歧视的侏儒快递员，但他对这些歧视一笑置之，以长期的吃苦耐劳、勤勉工作赢得众人的信任和喜欢，因寄件之由，我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基本上是通过他的朋友圈和小区里其他人的谈天了解到他生活里的各种事，包括他平日里的生活趣味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他养家之不易但随之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拆迁款，又远赴贵州去恋爱，似乎一切都在好转，不久之后我才知道他人财两空，又离开了这一片区，销声匿迹，只剩人们嘴里咀嚼的只言片语。小说以老陆的朋友圈和他人的言语谈论试图去勾画出一个底层人变幻不定的人生际遇，并对此发出人生不易的感慨，但“我”本身与老陆萍水相逢，交情不深，叙述过程中几次强调对他各种层面的不歧视反而显得刻意，同时，“我”也不属于小区里议论纷纷的人群的一员，只是纯粹的旁观者和旁听者，这一距离拉出来的清高感也使得小说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大幅度削弱，反而带上了一种不自觉的高姿态，小说想表达的悲悯显得不足且无力，从这一效果来看，尽管小说努力拉开与老陆以及小区议论者的距离，但实际上“我”也只是一个“不流俗”的议论者而已。

　　王玉珏的《救生》（《清明》2019年第6期）讲了一个常见甚至于俗气的家长里短的故事，邻居惠姐的丈夫事业有起色后与工作所在小区的女老板出轨了，丸子都能体会到母亲的抑郁而闷闷不乐，我母亲热心地作为情感咨询，从中斡旋，促成双方和平分手。惠姐离婚后带着丸子，日子逐渐好转，这是快刀斩乱麻的“救生”的成功，丸子的爸爸却喝酒喝坏了身子，女老板不久后选择回到前夫身边，丸子爸爸自杀，二人的悲欢苦乐、命运走向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在世俗评价里，这简直就是一出负心汉没有好下场的大快人心的戏码，但作者在行文间并没有透露出这样的情绪。“我”只是故事的旁听者，或者听母亲讲述，或者听四岁的女儿转述她的玩伴丸子的话，这场家庭伦理变故在孩童的言语里弱化了狗血，以“女儿父亲”这一身份对丸子发生的同情使小说增加了不少悲悯气息，在这一情感色彩基础上再看丸子爸爸的遭际，就不只是从两性关系去看待，更不由得悲叹他与丸子之间父子关系的失落。这篇小说采取了和《蝴蝶》《快递老陆》相同的视角，留出足够的距离来减轻所述事件可能带有的琐屑庸俗感，但不像《蝴蝶》那么模糊，也不像《快遞老陆》那样高一姿态，“我”的身份设置之讨巧使“我”的旁观有了感同身受之忧虑。

　　另有一篇张全友的《兰草与柠檬》（《山西文学》2019年第11期）采取了第三人称旁观视角，兰草和朋友窥探租院隔壁那个带有迷人柠檬香气的女子，发现她以带各种男人回家为营生，了解过后才知道她是一边等待不归的丈夫一边以此勉强挣钱养家。除了她的形象和香气带给人的神秘的好感，以兰草这一孩子视角切入去书写这个女子的营生也便于避开成年人视角惯有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孩子来说，那只是性启蒙，而不带有什么道德伦理评价色彩。

　　不管是第几人称，作者使笔下人物不直接参与故事情节是一种保持距离、克制情感的行文选择，它是一种有策略的留白，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的零度叙事，作者的遣词造句仍然会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其情感倾向。因而我们从文本中的人物情节或文本本身语言的使用都能看出作者不同样貌的情感结构及其变化。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

　　当代小说 202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