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多锦

　　诸葛亮作为章回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智慧、高大的人物形象已固定于国人心中；今天，又加上一部《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人们心目中的诸葛亮的形象就更光辉起来。诸葛亮。在有关专家学者那里。向来都以政治家、军事家评价的。

　　实际上。人们心目中的诸葛亮的形象本是一种历史误会，对这种历史误会早应辨正一下了。可是正是历史又总不给人们以辨正的机会。

　　东汉末年，世势倾颓。豪杰并起，然而。当时之世不管怎样纷乱，有一点却应看得分明，那是：到底哪种政治集团才是世之希望所在?谁又注定只为末路之势?应当说，谁代表社会新兴势力的利益而顺应天下大势，谁便是希望所在，否则，则反之。这样，就又有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天下纷乱之日口，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又何在?在政治本位的中国。这常要看读书人最后依附在代表哪种社会势力利益的政治集团。是时也，诸葛亮正躬耕于南阳，居于卧龙冈上，待价而沽。“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每尝自比管仲、乐毅”，自号“卧龙先生”。果然，他终于有了从政的机会——在刘备“三顾草庐”的诚招之下去为刘备效“犬马之劳”。刘备原是一贩屦织席小儿，可他是汉室血脉上的人——“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他以汉室皇族的名分为旗帜，以江湖哥们儿义气为手段。拉起一帮子人，在以汉胄自居的同时，也以“匡扶汉室”之志自诩，略府劫州。这是一股具有极端腐朽的汉皇室意识的政治集团势力，代表着一种没落阶级的利益。“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最后就选择在刘备这里，从此便为匡扶没落汉室而鞠躬尽瘁。

　　诸葛亮之附于刘备，原因何在?是他不明当时之世势?非也，其自诗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是他在刘备花言巧语、故作姿态之下上了刘备的贼船?非也，诸葛亮既有“经天纬地之才”，怎会为刘备所骗!是他惊于刘备“三顾草庐”之恩，而“士为知己者死”?表面上是如此，实际上，诸葛亮之附于刘备，根本原因是：一方面是诸葛亮本来就是一个权位的想往者，不管其口中是怎么说的，其结庐南阳的真正目的是以静观动，待时而出(后来的“隆中对”就证明了这一点)，是欲以自己清高的姿态而引起世人之注目，其留心学问是为将来货于权势：另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其于骨子里又是没落阶级的维护者。于是在刘备“三顾”之下终于耐不住跃跃欲试之心，刘备“三顾草庐”头两次“顾”而不“遇”，无非是诸葛亮玩的一种欲往先止的花招而已。诸葛亮知道“好事不过三”。

　　诸葛亮之附于刘备，其“逆天数而行”的性质及前途，当时的一些士人(他们大都是诸葛亮的朋友)都看得很清楚。一位名叫司马徽的高人就事先警告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其时，博陵崔州平即曰：“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他预言。诸葛亮为刘备“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又如颖川石广元。刘备去草庐请诸葛亮出山之时路遇之，欲邀同往卧龙庄上，人家根本不理刘备的茬儿。一句“明公请自上马”的话便自走自的路了(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

　　刘备“三顾草庐”，诸葛亮出现后对刘备的一席话(所谓“隆中对”)可谓诸葛亮的一面镜子，开始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尚是客观的(由此也可见诸葛亮结庐南阳是怎样以静观动，待时而出)，可是接下去的话便已表明欲主观上想与刘备结伙“逆天数而行”——再兴汉室，这是明知不应为、不可为而为之；再接下来，就是教刘备怎样行骗天下了：“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此话一出，连刘备也不忍了，日：“……但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敢夺之?”(见《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事实上，凡没落之人，没落之势，其政治。无不如此：一是“逆天数而为之”；二是明知不可为、不能为而为之；三、为，则不择手段。

　　诚如诸葛亮所言，诸葛亮附于刘备之后，当“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后便开始了以蜀攻魏为主要内容的“可图中原”的征战，此便有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是时也，在蜀国，刘备已死，是诸葛亮以丞相之资辅后主在位，不用说这时已是“诸葛亮即为蜀国”，“蜀国即诸葛亮”。具体说来，诸葛亮北伐是在他平“南蛮”回师不久(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问题的症结在于诸葛亮力伐中原到底是一场什么战争?是不是量力而行?这先要看他伐的是谁?他伐的是北方的曹魏，此时魏国方面曹丕刚逝，曹睿继位，原来的军务这时由司马懿父子当领。不管怎样，当汉室已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力主政治上推陈出新的北方曹魏政治集团即已代表当时新兴政治势力的利益，诸葛亮力主北伐始终都是反映着腐朽没落的皇室意识而与先进新兴的政治集团的对抗。这就是诸葛亮北伐的历史本质。同时，由于曹魏方面从曹操开始的政治军事路线基本正确，集团内部“官风”基本端正，这时的这个政治集团还是满有生机的。诸葛亮北伐所面对的是代表着一种世势希望的不可战胜的强手，实为“不可为、不能为而为之”，这是一个没落垂死阶级的挣扎，是以错误目的开始，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其最后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更重要的是诸葛亮这个人平时到底是怎样履行军政的。诸葛亮附于刘备之后，很快便为刘备以“军师”相视。这就终于形成了对诸葛亮军事权威的崇拜。诸葛亮指挥战争，既不开军事会议，也不设立前线指挥部，干什么，从不交底。连主公有时也不屑于理会，从来就只是“吾自有妙计”；每临战，只将将士逐个唤入帐中。“附耳低言。授以密计”。虽个个领计而去。可谁也不明白战略全局。初出草庐，从“博望坡军师初用兵”(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就把全军都装进“闷葫芦”；后来，有时，竟连口授都不屑了，而是径将“妙计”装入“锦囊”，只让人依时拆封照行而已，像刘备东吴招亲。其全过程就全都封在诸葛给赵云的“三个锦囊”里(见《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对诸葛亮，全军除了照行其计外就只有高呼“丞相真神人也”的份儿。在全军。包括对高层领导。他搞的是智慧垄断，是神秘主义。是神道。蜀军上下没有战略战术交流。只搞诸葛亮一言堂。诸葛亮既对领导层的一些人物只当作牌位供着，年轻一代就更难脱颖了，能靠上边的只是诸葛亮看上眼的几个关门弟子，即其亲信，像姜维者流，“丞相视其如子，其视丞相为父”——只有依如此私人关系，才被内定为他的“接班人”。这样定下的“接班人”没有能长久的。其间。谁若独立思考。有点儿个性，提点儿看法，便被认为“有反相”，像魏延，即使诸葛亮生前来不及除之。也要嘱人于他死后斩掉(见《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

　　除了军事，诸葛亮也常用计于政治，但一旦如此便为骗局，战事可以兵不厌

　　诈，但政治上就不能不讲“游戏规则”，否则。便不是政治了。可诸葛亮在政治上不讲什么“规则”，是一路诈去，像“借荆州”和“吞西川”。就都是一种政治骗局。在政治面前没有了信用，便也没有了人格、国格，实际上也就没了政治。诸葛及刘备都是满口仁义而行事不择手段的人。由此观之，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了刘备，刘备之所以选择诸葛亮，实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历史之所以选择让刘备与诸葛亮合作以“逆天数而行”，也实为必然。

　　一部《三国演义》，实为一部肯定没落，歌颂倒退，鼓励政治行骗的小说。在东汉末年豪杰并起之际，在三国鼎立相互攻伐之时，诸葛亮这样的人物(还有刘备等人)，一是在政治上代表反动和没落，二是在军事上挣扎之后注定失败，三是在人格上充分表现为肮脏小人。然而《三国演义》却竟将其塑造为“光辉形象”推给世人，而且应当说这种“塑造”是成功的。这里有其人物塑造的绝招。其绝招有三：～是将诸葛亮先放在“正统”的位置上来塑造，这里的“正统”是刘氏皇族。中国人在世间最敬畏的是皇帝，由此最相信的也是皇帝(不管这个皇帝是多么不可信)，最可原谅的也是皇帝(不管这个皇帝是多么坏)，同时又都惯于站在皇帝的立场上为皇帝着想(这样仿佛自己也是皇帝的人了)，而对凡为皇帝鞠躬尽瘁的人(不管这个皇帝是多么不可救药)是都要报以尊敬和尊重的，其中烘托“正统”的是中国儒家的“学统”，问题一到这里，像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已简直只能是敬仰了：二是从“正统”出发进而将诸葛亮写成神。《三国演义》除了写诸葛亮怎样料事如神之外，还让诸葛亮动不动就“夜观天象”，让诸葛亮直接去和“天”对话，将诸葛亮写成一个可以通“天”的神人，中国人除了在世间敬畏皇帝外，再就是在神界更要敬畏“天”了。而人们之所以敬畏世间的皇帝，主要也是因为皇帝是上天的“天子”的缘故，同时由于诸葛亮既已是神人，也就自然无所不能。这就又有了诸葛亮的大智大慧，这样在中国人的眼里，像诸葛亮这样的人就时刻罩着一种神秘的光圈；也就只有更加敬畏敬服了。事实上，《三国演义》推出的诸葛亮这个神是近于妖的，然而中国人也畏怕妖，因为妖也很厉害，这样诸葛亮是无论被写成神，还是被写成妖，是只有中国人畏怕和敬仰的份儿的：三是写诸葛亮指挥战争。每次具体的胜利都是实写。对其中如神的部署和预见都是详写，而对其之失败，都是虚写，略写，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就让一个正统的神人诸葛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方面“为义而战”，一方面“战无不胜”。事实上，诸葛亮一生的军事行动是无义战，而且是越到后来越见常败，因为在历史的真实性上，诸葛亮毕竟不是神，而在那样一个时代，在他那样荒谬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及干部路线指导下的战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事实上也真是如此。诸葛亮除了在其北伐之前有“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败绩外。而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已是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一出祁山。因错用马谡失街亭而败；二出祁山，因司马懿坚守不战。诸葛亮速战不成。兵无粮草，不得不撤兵：三出祁山。诸葛亮因病而力不支。终于溜之：四出祁山，司马懿用反间计，使刘后主下令。让诸葛亮班师：五出祁山，因后方有人假报东吴攻蜀，诸葛亮信以为真，回师救蜀。伐魏成空：六出祁山，先因中司马懿埋伏，大败，后因诸葛亮心力用尽，星落五丈原——《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至一百四回)。当然，诸葛亮不管失败得多惨，不管失败多少次。也总有胜利的具体战局或战局中的具体胜利环节，比如一出祁山，初师就曾“节节胜利”，三出祁山时，诸葛亮也曾乘魏方陈仓守将病重，袭陈仓，取建城，兵屯祁山。《三国演义》只在诸葛这些具体胜利的战局或环节上大作文章，极力渲染，淋漓尽致，竟写得有声有色，惊天地而泣鬼神。即使是失败也写得神乎其神，尽可让读者把味无穷。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诸葛亮“一出祁山”时的“空城计”了(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那本是由于诸葛亮用人不当而致使失街亭的一场大败仗，结果使诸葛亮困于西城。“这时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这时的诸葛亮也只好演出一场“空城计”，《三国演义》对这场“空城计”，写得是细致入微，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其实，这失街亭正是诸葛失败得最惨的一次，也正反映出诸葛亮路线的误国误军，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却把诸葛亮写得“神鬼莫测”，“众皆惊服”。此外，对二出祁山时最后之“撤兵”，三出祁山时最后之“偷溜”，四出祁山时最后之“班师”，《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都是每次大失败中的小伎俩，以小伎俩而掩饰其大失败。中国历史上惯出的史例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然而一部《三国演义》却反惯例而用之，推出的却是“败者王侯，胜者贼”的角色，以此成功地歪曲、颠倒了历史。中国人一代代读《三国演义》，大都是一边为皇帝着想，一边让神人给迷蒙着，同时大都又是走马观花，只图热闹，所以对其中的诸葛亮总也没有读透。

　　诸葛亮——一个历史的误会。

　　鲁迅常言中国人的“劣根性”问题。要论中国人的“劣根性”，诸葛亮可谓中间的一段根缘。我们一些人的为人，实从儒家那里捡些“仁义道德”的装点，又从诸葛亮那里明里暗里地学些行事的“技巧”，然而也就如诸葛亮一样，终也希望茫然。我想，我们应从“诸葛亮那里”对我们自己有所反思。

　　当代小说 200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