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月份，母亲又与我商量说是去哪一个地方当知青。我当时想，要是能够找一个在距离母亲教书的学校附近不远的生产队当知青，那就是很好的事情了。因为，这样可以住在学校里，出工的时候去生产队，然后同时还可以有自留地种菜贴补家用，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于是，我将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之后也觉得这个想法可以。母亲说事不宜迟，当即就带着我一起到公社革委会的“知青办”主任那里去报告，说是我愿意去下乡当知青，地点可不可以就在学校附近的八一大队？
“知青办”的主任姓刘，叫刘多文，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听了我母亲的话后，额头下的两个眼睛鼓得就像两块汤圆一样大对我母亲说：“廖老师，叫你们多学习多看文件，你们就是不听！现在下乡当知青的政策是集中统一安排在知青点，不准单家独户了！那样不不便于管理！”。母亲毕恭毕敬地回答说：“刘主任，我们没有看到过文件，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然后带着我郁闷地离开了“知青办”。
回家后，那天晚上我又看见母亲一个人悄悄的暗自流泪了好久。
一九七六年的八月五日那一天的十点钟左右，我背上母亲给我准备好了的衣服和棉被什么的东西，与一起下乡到一个知青点的其他五个知青，顶着骄阳步行了十多里地的路程。行进的一路上，我总是想到母亲耽心我从此以后，有可能我就一辈子在农村当知青的话语。因而，一路上我都沉默无语。
一个小时后，我和其他五个知青一起，到了当时的红花大队茶场，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知青生活。
我满以为，到了农村，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一个他人也不熟悉我的地方，小心翼翼的说话，勤勤恳恳的干活，老老实实地做人，或许也能够让我平平常常的生活和劳动。可是，生活就是一本难念的经。你不去叨扰生活，生活却依然会来叨扰你！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和几个知青与大队茶场的年轻人一起，排队到了一个小山包上，说是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基干民兵“三结合”整组活动。到了小山包后，大家都坐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大队民兵练连长———一个叫伍大海的人，个儿不是很高，宽皮大脸的人，手里拿着一个镔铁皮做的大话筒，站在一个小土包上扯着嗓子给大家讲话。
伍大海连长先是讲了一些民兵“三结合”整组的目的和意义，接着又讲了一些民兵“三结合”的内容和方式，同时还讲了民兵“三结合”整组是落实伟大领袖的指示的话。最后，那伍连长用宽宏大量的口吻说：“基干民兵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缔造亲自领导的队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大队的今年这一次基干民兵‘三结合’整组，与往年不同的地方是，今年我们接纳可以教育好的家庭成分不好的子女，参加我们基干民兵‘三结合’整组。对于之所以让家庭成分不好的子女能够参加基干民兵整组，说明我们大队坚持了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于政治表现……”。
当时听了这话的满山坡上的人们，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许多的人嘴里还不住好奇地问：“哪个是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
过了一会儿，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到我们知青点的几个知青，那看人的眼神，那巡视的目光，如芒刺在背让人心中寒颤不止。
一天，我回家后将这件事说给母亲听，母亲沉默了半响没有言语，最后低声叹了一口气！
那段岁月，家庭成分几个字就如一根绞索一样缠绕在母亲脖子上，也牢牢地缠绕在我的心上，让人既痛苦又无可奈何。总觉得自己一身都是有最恶一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赎罪的。母亲之所以老是思考再婚，用母亲的话说，一是觉得没有背景，我们三姊妹即便是再努力，再能吃苦，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说话，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二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几个字，就像那刺在脸上的“金印”与戴在头上的“紧箍咒”一样，让人走到哪里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而这些，母亲虽然从来没有干过剥削人的事，仅仅只是一个读了书毕业后就当了一名教师，而且还当选过藉田区的人民代表，可在心里自却总认为是她给我们造成的。因此，总想通过再婚，来改变我和两个妹妹的命运！特别是在我下乡当了知青后，母亲的心里更是夙夜不懈地愫绕着这个情怀。
常言道“可怜天下父母心”，几十年来，只要我听到和想起这句话，就会让我百感交集，想到母亲为我们三姊妹，尤其是我所付出的一切的一切件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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