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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再婚(一)

时间:2023/5/25 作者: 天涯若比邻 热度: 57714
  我的三十三岁的父亲,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可是因为一场胃穿孔大出血,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就扔下也只有三十二岁的母亲和我与两个妹妹,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家庭,我想,当其中的一个家庭成员因为病痛而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虽然承受了难过和痛苦,可是,一旦挨到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对于逝者来说则是一种彻底的解脱。而对于留下来的亲人,尤其是夫妻俩留下来的那一个人,则更是苦难和艰辛的降临和开始。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们三姊妹,靠着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使得生活和日子过得十分的艰难。三十三岁丧夫的母亲,除了要带着我们三姊妹应对生活拮据上的艰难以外,还要应对来自于世俗的人们那种对于一个寡妇的歧视。而让人母亲更加焦虑和忧郁的是,处于那个年代的那种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没完没了的思想检查和祖宗十八代的情况交代。

  有一次,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我醒来没有看到母亲,跑出去在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才找到母亲,看到母亲用毛笔正在一张偌大的白纸上写什么。我走进一看,母亲写的墨迹未干的“我的思想检讨”几个大字跃入了我的眼帘。

  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写这个,母亲告诉我说,因为有人说她曾经背着我的九个月大的小妹妹上课,是一种对贫下中农的子女不负责任的态度!还有就是对于母亲自己在解放前读师范学校时的那一段经历,在每一次的什么“清理阶级队伍”,什么“一批两清”,“一批两改”让等等运动中无休无止的陈述和说明,让母亲真的是身心疲惫。

  这种运动给母亲带来的人身伤害和心灵上的创伤,面对年幼无知的我和两个妹妹,无奈之下的母亲只有一个人承担和自舔伤口。

  后来十五六的我才知道,那几年间,学校的老师几乎每一个月都要到二十多里路远的区上集中开会或学习听报告什么的。而每一次母亲去参加区上集中学习或听报告什么的时候,母亲一个人都要去到父亲的坟地上哭上半个多小时,倾述自己心中的苦和闷。

  母亲本以为我和妹妹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她就会松一口气。然而,在我和两个妹妹慢慢的大一些以后,遇到和需要母亲考虑与操心的事却越来越多。

  我在快要读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个时候,正是阶级斗争哲学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二混蛋”的思想意识牢牢把握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母亲担忧我小学读完之后,因为她的原因能不能读上初中的事,让她老人家夜不能寐食不知味。母亲虽然作了很多努力和求了很多人,但是,然而,小学毕业的我,依然由于母亲父亲家庭成分的原因,而没有和失去了升读初中继续读书的资格。尽管我的升学考试是全公社好几百考生中的第三名,仍然没有逃脱失学的厄运,母亲为这件事晚上常常暗自拭泪。

  两年后,我的二妹也遇上了与我同样的遭遇。为此,母亲深责自己的父亲和我的父亲的父亲。虽然他们分别都是读书以后当上了两个小学的校长,我外公还掩护过一个在学校教书的地下共产党员,这个地下共产党员刚刚解放就担任了一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

  母亲担忧失去了读书的我,让人耻笑和嘲弄她,将我送到农村的舅舅家生活了一年半,我则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学会了养鸡养兔养猪。还学会了种南瓜和丝瓜,学会了到自由市场去买猪仔和卖半大的架子猪。

  到了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又开始忧虑着我如果下乡去当知青的事。母亲之所以担忧我下乡当知青的事,并不是母亲怕我去吃苦,而是因为母亲担忧我一旦下乡去了,凭母亲一个教师的身份和地位,在那个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知识几乎等于零的年代,即便是我表现得再好,吃再多的苦,也是根本没有办法将我从农村调回城里工作的。

  因此,母亲先是给公社“知青办”报告,说我有先天性的疝气病,不能够做重体力劳动,同时加上我又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没有“知识”,不属于知识青年,因而不符合下乡当知青的条件。而公社“知青办”的主任则横眉冷眼地对前去报告我的情况的母亲说:“你们是想尽千方百计逃避下乡!我告诉你,不要心存侥幸!这是落实伟大领袖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

  得知了公社“知青办”领导的态度之后,母亲除了每天上课以外,脑子里成天都是在想我下乡去之后,怎么才能够回城和参加工作的事。

  那一年的时间里,我看到母亲的几乎没有看到过母亲的脸上有过真正的笑容,眉头之间几乎都是紧锁着的,夜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止不住地长长的叹气。

  记得是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的面前,眼睛里噙着泪,叹了一口气之后对我说:“红儿,看来你是必须要下乡去当知青了,我最耽心的是下去后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思前想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找一个有‘背膀’的人结婚,给他讲好条件,一定能够将你调回城来工作,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我听了母亲的话后,心里十分难受。我知道母亲对逝去刚好十年之久的父亲十分怀念,要不是因为我的事,母亲是断不会现在提出她去找一个人再婚的事的。

  然而,十七岁的我,又无办法为母亲分担这一份忧愁。真的是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一个人的头上,甚至是一个老百姓的家庭里,就是一个重如泰山的大事,这话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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