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章走资派的狗崽子
一、
秋风萧瑟，树叶飘落，糖厂大院里的榆树、杨树、柳树变得光秃秃的。一阵阵秋风扫过，聚起东一片西一片金黄色的落叶。那年的深秋季节一直持续到十一月，男孩子们又有新的乐趣，纷纷踏着厚厚的落叶四下搜寻树油子，玩拉树油子的游戏。东北人说的“树油子”，指落叶干枯的茎，孩子们撸去上面的叶子，踩在脚下搓了又搓，使树油子变得结实而又有韧性。整个秋天，白土地的孩子手里都有一大把树油子，晚饭之后，孩子们聚在房头房尾，一双双一对对的两手拉着树油子较劲儿。碰上根结实的树油子谁也拉不断，彼此像顶架的小公羊似地将着不动，除非那个力气大的孩子把对方连人带树油子都一齐拉过来。
养鱼池的水凉了，鱼儿不咬钩，我们也不能游泳、钓鱼了，于是小伙伴们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
糖厂学校响应市红卫兵总部的号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春节和朋久天生有文艺细胞，一个会吹笛子，一个会拉二胡，他们和姐姐都成了文艺队的队员，整天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跳那种拳打脚踢撸胳膊挽裤腿的造反舞蹈。春节和朋久吹奏起时兴的歌曲：“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姐姐和同学们一起载歌载舞，也着实风光无限了一阵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看着还觉得新鲜，后来总演那几个老一套的节目，不单我，所有人都看腻了，我闭着眼睛都能学出来……比如唱到“革命无罪”，姐姐就跨出一个弓步，一个胳膊肘端在胸前，另一只手举在身后，昂首直视。唱到“造反有理”，姐姐就双拳高举，立起脚尖怒目横眉。唱到“他是人民大救星”，姐姐伸出双臂手指前方，眼含热泪地眺望着什么。唱到“跟随毛主席奋勇前进”，大家一定要作出群体的造型:有高举红旗的，有造反的，有读红宝书的，有仰望大救星的……一天到晚吹吹拉拉唱唱跳跳，好玩是好玩，玩久了，我都替他们累得慌！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企业的孩子靠工厂长大，自然“工厂就是我的家，家里有啥我用啥”。彬子、铁南和明利他们挺务实，忙着在厂区找粗钢丝、方木头、防火锹把、大绳，趁人不注意拿回家，做耙子搂柴火。我见过彬子做耙子，他先将两块方木锯成一长一短的木条，用烧红的电焊条在木条上各钻出８个孔，然后将一根钢丝穿进头一块较短的木条，再两根一组交叉着穿进第二块较长的木条里。８根钢丝都穿好后，他拿起钳子弯出一排钩钩，截齐，最后用大钉子把防火锹把钉在两根木条上，一把８齿耙子就做成了。我啧啧称赞他有“尿性”，长大准能做个好木匠。在我的吹捧下他当然有点飘飘然，不幸的是彬子的未来果真叫我一度言中，他上山下乡后真在农场里当上了小木匠！
我每天都去操场旁的大杨树下找树油子，裤兜里装得满满的，但感到很失落。彬子他们不愿和我拉树油子，说这是穿开裆裤孩子玩的把戏，我只能“屈尊”和妹妹比赛。我把“贼好”的树油子分给妹妹，她还是一败再败，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整个人都拉了过来，根本就不是对手，真叫人泄气！我不想让自己闲着，免得胡思乱想，但是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呢？
我有点烦妹妹了，她像只小麻雀，生性活泼，老是叽叽喳喳纠缠着我，跟腚虫似地问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哥，为什么你总说‘贼多’，课本上可没这么组词造句呀？”
“少见多怪，孤陋寡闻，大家都这么说，我习惯了。”
“什么叫‘孤陋寡闻’？”
她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恍惚在哪本书里看过这个成语，就顺口用上，根本无法准确的解释词义。我对她摆摆手，想蒙混过关：
“去去去……我不对牛弹琴。”
“什么叫‘对牛弹琴’呀？”她仍旧穷追不舍，“哥，你爱看书，比我懂得多，给人家解释解释嘛。”
“就像对你这样的傻丫头，什么都不懂。”妹妹一夸奖喜欢读书，我心里美滋滋的，于是摆出老成的神态，装模作样地吼道。得想办法摆脱掉她，否则她会问个没完没了。“别再问我，问老师去！”
“老师都打倒了，我问谁去！”妹妹委屈地噘起小嘴，歪着脑袋，两手摊开。
我猛然想起，学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学停课了，小学也差不多停了，大部分教师都在排队过“筛子”，没有现实问题也得查查有无历史问题，借运动“洗洗澡”。我不能怨妹妹孤陋寡闻，就连我也有一个月没进教室门了！
其实东北人喜欢说“贼”，就跟北京人喜欢说“特”一样，替代普通话“非常、特别，更加”的意思。不熟悉方言的关内人到关外出差，听东北人张口闭口“贼来贼去”，吓得要命，还闹出个大笑话。有一个南方人头一回到齐齐哈尔出差，他一下火车天色就黑了，想找家旅馆休息一下，明天再去办事。他找了一圈，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已没有床位，这真叫人伤脑筋，只得拎着旅行袋一路打听着向市里走去。
“请问前面有旅店么？”他问第一个当地人。
“贼多。”对方不在意地回答着，继续赶路。
他心里一惊，旅店贼多怎么能住？还是半信半疑地试探第二个人：
“前面有旅店么？”
“没错，”第二个人仍旧肯定道，“贼多。”
目瞪口呆之后，他壮着胆子打听第三个人：
“前面的旅店真贼多么？”
“啊……贼多。你往前走就是了，没多远。”
南方人吓坏了，转身就往回跑，他宁肯在火车站的连椅上坐一夜，也不敢去旅馆住了。倒霉的是下半夜值勤的警察清理候车室，他因没有车票被清除出去，只得在火车站广场踱到天亮……搞得南方人哈欠连天，苦不堪言，办完事赶快登上南下的火车，说什么也不愿再来齐齐哈尔了。
虽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但“处处不养爷，可把爷难住！”
我捡的树油子贼多，没有人愿意和我玩。
母亲不挨斗，暂时的风平浪静又使我恢复愉快的心情，我注意到后趟房邻居家的郭士江，每天都猫在家里扎滚笼。老郭家有七个孩子，他最小，我叫他七哥。七哥的父亲在糖厂食堂卖饭票，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一家人的心地极为善良，待我像自己人一样，从没因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歧视过我。七哥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右手没发育好，平常总将手插在衣兜里。由于残疾，初中毕业也没找到工作……我不明白七哥怎么能用一只手扎出那么精致的滚笼！每年秋天，白土地的孩子都忙着扎滚笼，去西岗子打一种叫苏雀的鸟儿，逮回家养着玩。这种拳头大小的鸟儿非常可爱，有的脑门儿上竖起一撮羽毛，长着像孔雀一样美丽的“凤头”；有的背上的羽毛呈墨绿色，胸脯的羽毛却鲜红似火；有的叫起来声音婉转悦耳，经常打出一串长长的“嘟噜”。苏雀有点傻，喜欢成群结队地寻找食物。只要你滚笼里的诱鸟发出呼唤，唱着歌儿欢迎新伙伴，其他的鸟儿不管飞得多高也会降落下来，加入它们的群体。孩子们只要在小树林里挂出带谷穗的滚笼，准能逮住可爱的苏雀。碰巧了，说不定还能逮到它们中最出色的“凤头”、“红肚囊”和“嘟噜”呢。
苏雀好打，滚笼难做。
只有心灵手巧的孩子才能做出滚笼。
我每日里到七哥家看他扎滚笼，回家依样画葫芦，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上面来。做滚笼的工序十分复杂，你必须先去菜社的农家草垛挑选小指头粗的高粱梢，搭滚笼的框架。我挑回一大堆利于弯曲的高粱梢，又央求母亲允许我拆开破旧的竹门帘，削成一根根两头尖的长竹条。然后挑选出４根最长的高粱秆，点着蜡烛，着手进行最关键的一环，将高粱秆蘸着水放在烛火上烘烤，试着把它们弯成弧形。七哥做的滚笼像一个硕大的宝葫芦，我颇费一番脑筋想做得好一些，可无论如何也烤不出弧形，几次试验都失败了，不是折断高粱秆，就是七扭八歪的不成样子……我仔细研究过做滚笼的诀窍，关键在于上面“滚”和下面的“翻”，索性放弃宝葫芦形状，设计出楼房的形状，这样简单多了。人家的笼子是椭圆形，唯独我的笼子正方形，好不好看并不在乎，我非但没有失望，反而觉得特别兴奋，反正在我眼里方形滚笼照样是一个顶了不起的“工艺品”，只要能打到苏雀就是好家伙！我按比例裁好长长短短的高粱秆，用铅笔刀割出一个个槽，将它们严丝合缝卡在一起，用细铁丝绑好搭起“楼房”的架子，又向母亲要些糊窗缝的牛皮纸裁成长条，用面粉熬好一大碗浆糊。母亲晚上没事也来帮忙，她发现这是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大事，我也真这么想。在大人眼里，这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小事，对一个孩子来说可是件大事。我吩咐母亲把裁成两指宽的牛皮纸涂上浆糊，我再把牛皮纸一圈圈缠到高粱秆上，隔一指宽用锥子扎一个眼。下一道工序就是往框架上穿竹条，竹条不够，我就把母亲织毛衣的竹针偷偷插到笼滚上，硌得手指节都磨起了大泡……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那一段时间我简直忙坏了，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天天沉浸在“创作”的喜悦之中，除去七哥家“取经”足不出户。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秋天还没褪尽黄褐的颜色，树枝上挂着稀疏的残叶。早晨起来一出门，园子里的大白菜披上一层霜花。母亲要我穿上秋衣帮她干点活，挖一个菜窖储存从菜园里收获的白菜。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起大葱，她说大葱不怕上冻，什么时候吃现拔就行。糖厂的家家户户都有菜窖，唯独我家没有，母亲说过去我们经济宽裕不用储存秋菜，冬天买点青菜就够吃了，现在手头拮据，需要储存大量的秋菜过冬。我见过彬子家挖的地窖，像一个小小的地下室，窖门口盖着个木盖，窖顶是用檩子、芦苇和泥土铺就的。夏天顺着梯子爬下去躲在里面避避暑，凉森森的叫人惬意，真是个既阴凉又舒服的地方。遗憾的是里面没有电灯，只有窖门口透进的阳光像个木头方子一样斜立在那里，一到晚上小孩就不敢进去了，太黑！母亲不让我在院子里挖地窖，只在厨房里挖出一米的深坑铺上层木板就行了。真没劲儿，我家什么都比不上邻居家，既没有菜窖又没有大草垛，彬子家的院里一年四季总有个高高的草垛，仿佛永远也烧不完似的。人家厨房都有一大一小两口水缸，大的腌酸菜，小的下豆瓣酱。我们家是山东人，到东北多年仍旧保持山东人的习惯不吃酸菜。但环境会感染一个人，尽管你不去接受它，它也会慢慢改变你的。我特别喜欢吃东北风味的“渍菜粉”和“汆白肉”，专吃那口酸溜溜的味儿。我在彬子家生吃过酸菜心，真够刺激的，寒冬腊月，你挽起袖口将手伸进带冰碴的酸菜缸里，拨开浮在上面的一层白泡沫，嘶嘶哈哈地捞出一棵酸菜，扒去菜帮，光剩下稀溜溜的菜心，连洗都不用洗地大口小口吃下去（要是洗干净就没有那么纯正的酸味儿了），像吃冻梨一样从嗓眼一直凉到肚脐眼儿。即使差点没酸倒牙齿，下次我还吃。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和别人家一样腌酸菜，做大酱？她说从来没做过，不会。咦，这是什么话，不会就学嘛，窍门满天飞，就看你追不追。你怎么教导我的人要学到老，干到老。我认真地仰起脸说：
“妈，你还年轻，我相信什么都难不住你，没见我扎滚笼，天天去七哥那儿学习么。”
“小兔崽子，还轮不到你教育老子！”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母亲变泼辣了，过去从没听她骂人。我不服气地想：“我是‘小兔崽子’，那么你就是个老母兔子了！”
母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领我去市里的煤建公司买煤。
往年母亲都是出钱雇毛驴车，请人家把煤送到家门口卸下再走，现在她出不起这笔钱了。我开始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寡妇家独自撑起家庭的生活是何等沉重。为了孩子，母亲像石头一样顽强，不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天大的事自己顶着，只有眼睛偶尔闪露出不安的神情。
煤建公司在市里的群英楼附近，从南市郊抄近路走离糖厂至少十多里远。有壮男人的人家两口子一起去买煤，拉回来尚且累得筋疲力尽，何况我们孤儿寡母。我至今也无法想象那时候的每年秋天，我们娘俩哪来的气力将整整一吨煤从那么远的地方拉回家。星期天，一大早母亲就叫起我来，她拉着手推车，让我坐在车上，好节省体力回来的路上用。走出糖厂东大门，冷冷清清的马路老半天碰不到一个行人。我坐在车上打瞌睡，晕晕乎乎地睁不开眼睛，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让人家多睡一会儿，连饭都没吃就往市里赶……我发现母亲车子拉得一点都不熟练，笨重的铁架子空车一头沉，母亲怕我迷糊过去掉在地上，坚持要我坐在前面，这样一来她必须抬起车把才能拉动车身。车子不听使唤，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她每走几步就得调整一下方向，没等走到南市郊就冒汗了。在南市郊，母亲给我买了一碗豆腐脑和两根油条作早餐，我让母亲也吃碗豆腐脑，她摇摇头表示不想吃，只匆匆干咽下一根油条又催促我上路了。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急急火火，但不再困了，想让她歇歇脚，说：
“妈，我撑得肚子难受。”
“没出息，拉泡屎就好了。”母亲脚步不停。
“我拉不出来。”
“那怎么办？”
“妈，我想拉会儿车，消消食。
母亲犹豫一下，同意了。我吩咐她坐在后厢板前，拉起车把小跑起来。
“别跑……累着。”母亲感叹道，“你怎么比我拉得好？”
“你过去没拉过车？”
“在老家拉过，不过是独轮小推车。”
“那怎么是拉？”
“是拉，你姥姥往地里送粪，她架着车把推，我走在车前头，肩膀背着绳子使劲儿拉。”
我放慢脚步，心里沾沾自喜，原来母亲没拉过新式的手推车。我当然比她拉车的技术高明多了，每年秋天，我都帮彬子用手推车往家运秋菜，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我们大约走了两个半小时，终于在营业之前赶到煤建公司大门口。我惊讶地看到门口排起老长一溜手推车、毛驴车、三轮车和大卡车，身后又陆续赶来不少车辆，大家都是提前开票预定星期天来拉煤的。母亲装好车厢板，叮嘱我进去后挑大块煤装。我问为什么？她说煤面不好烧。说话之间里面的人打开大门，外面的车辆一拥而上，本来排好的队形立即乱了套，人们争先恐后往里跑去，有几辆手推车挤在门口，谁也不肯礼让一步。“快，上车。”母亲拉起我，随着车的急流涌进院里，快步跑向２号铁道线。我明白母亲为什么着急赶路了，你必须按照工作人员指定的煤垛装车，安排拉哪垛煤就是哪垛煤，谁要早来抢到前面就能装滚落垛底的煤块，排在后面的人只好装煤面了。我们来到２号铁道线，所有的人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家用锹往车上撮，用手往车上拣，不是在装而是在抢大块煤……我们总算挤近煤垛边装车了，周围一片煤块飞扬，铁锹起落，人人都不抬头地拼命装车。母亲很吃亏，男人都用大板锹撮煤，我们带的是尖头锹，一下子撮不起多少煤块，且我没有工具只能用手捡，速度极慢。垛边上的煤块转眼就被男人们抢光了，母亲无奈，只得用锹扒拉着挑小碎块往车上装。我心头有了主意，趁她闷头装车时爬上高高的垛顶，专挑大煤块往垛下扔去。
“下来，艾平……别淘气。”母亲抬起头喊我。
“妈，上边净大块……没事。”
煤场的管理人员是不准大人上垛的，可能他见我们娘俩势单力孤，看我是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没撵我。我在上面得天独厚，专挑大块往下滚，母亲也不用锹了，一块一块往车上搬就装满车厢。我立了大功，比大人还能干，美中不足的是下垛时煤垛塌了，我屁股蹭着煤流滚了下去。尽管母亲张开双臂却没能及时接住我，人一屁股墩在一块煤上，硌得腚沟子生疼！母亲上上下下拍打着我身上的煤粉，我的脸上、手上全黑了，她说我真像个“小黑鬼”！中午时分，我们离开煤建公司大院，抢一样的奋力装车耗掉一半体力，回家的路上就不再轻松了。一早一晚天气凉，我穿着秋衣秋裤仍觉寒气袭人，正午的太阳却很毒辣，热浪滚滚扑面。母亲在前面低头拉车，我在后面用力推着，娘俩明显地越走越慢。
母亲汗流满面地回头说：
“慢慢走，不着急，悠着点……孩子。”
“我行，妈。”
我同样汗流浃背，但能坚持下去。
我一路走，一路脱下秋衣秋裤塔在车厢板上，虽光着上身推车，豆大的汗珠仍旧不断地掉在地上，我想我那时真体会到什么叫“汗珠子落地摔八瓣”了。路上的行人都投来同情的目光，他们一定在心里问：“他家的男人哪里去了，为什么让一个女人和孩子干这么重的活？”走到南市郊，母亲停下来点燃一支烟，说：“咱们吃点午饭，休息一下再走吧。”她走进一家小饭店买回４个烧饼，自己只吃一个，喝下一大碗凉水。我趴在水龙头下喝了一肚子凉水，洗干净脸和手，一气吞下３个烧饼。上路前，母亲跟饭馆服务员要了根绳拴在车把上让我拉“帮套”，说这样就不用老弯着腰着走，可以省点力气。大路一直朝前，偶尔有段下坡路还好走些，我发现母亲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小，汗水由脸上流到胸口，紧紧包在脊背上的衣服湿透一大片。她怕累坏我，低声说：“别逞强……孩子，累了就说一声，歇歇。”尽管绳子勒得我肩头火烧火燎，但我不能叫苦，也不能放松，否则母亲就更吃不消了。我们走一段歇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段，好歹将煤车拉进糖厂的东大门。母亲停下来，既像安慰我又像鼓励她自己说：“好了，咱们要到家啦！”她摘下出门就戴上的工作帽擦着汗，竟忘记掩藏自己的“鬼头”。
前面那一段路更要命。
从糖厂东大门到制糖车间之间有一条铁道专用线，我们要爬上那个１００米的上坡才算大功告成。大路不断上坡，我用绳子拉使不上劲儿，再次回到后面推车。母亲用腰部压下车把，身子俯成弓形，脚尖蹬着路面拉起煤车。我伸直两只胳膊将手搭在后车厢板上，身子几乎是趴在路面上推起煤车。随着母亲的一声令下：“走啦！”车子开始一点点蠕动，我们艰难地向上坡走去，尽管比老牛爬得还慢，还是越来越接近铁道专用线。距离坡顶１０米左右的地方坡度陡直，我气喘咻咻，脚底打滑，用力过度的两腿已经麻木，车轮也原地踏步似地不再转动。“加油啊，艾平！”母亲头也不回地嚷嚷道。我换个姿势，拼命用肩膀顶住后车厢板，也跟着喊：“一，二，三……”车子猛地动了一下，肩上顿感异样的轻松，原来车子非但没走反而一点点向后滑了。母亲急了，大叫：“加油啊……再加把劲儿，别让车往回滑！”但是我们力不从心，车轱辘还是缓缓向后转动，在斜坡上不断打滑，娘俩的双脚同时跟着向后拖去，鞋底都把路面划出两道白印印。我顶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后车厢“轰”地一声滑落地面，前车把一下横过去，像高射炮一样戳向天空，将母亲整个人都吊在了上面……
我慌忙爬起来跑到前面，和母亲一起奋力压下车把稳住车子。虽然我们只差十几步就能爬上顶端，但就是一个孩子也看得出来，单凭我们孤儿寡母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一吨重的煤车推过铁道线的。
母亲吩咐我用砖头垫住车轮，想等有行人路过时帮一把再走。
事与愿违，偶尔有过路的职工和家属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刚要张口，对方马上低下头来匆匆走去，仿佛根本就没看见我们需要帮助。等了一拨人，又等一拨人，没有人愿帮助走资派。母亲扶住车厢难过地摇着头：“艾平，坚持一下……靠我们自己吧！”我虽然赞同，还是有点缺乏信心，如此重的煤车走走平道已勉为其难，何况是上坡度极陡的铁道线。事实也如此，没走两步，仅仅是两步，我们又失败了，幸亏我及时垫住车轮才没向后滑去。“妈，我没力气……不行了。”我带着哭腔大口喘息说。母亲慢慢回过头来，歉疚地眯起眼睛，眼圈红红的就要流泪了。她用袖口擦擦额头的汗珠，强忍住泪水，放下车把独自走过铁道线……我不知道她要去干什么，摊开四肢躺在地上，浑身一层尘土，心里好难过，恨不得能一下子变成神话中的大力士，轻松地将手推车推上铁道……但我是个人小力微的孩子，好像永远也长不大！
母亲找来一抱砖头，隔一步摆在路面上两块，要我在车轮向上挪动的时候迅速垫上一块砖头，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将车子垫上高处。“准备，一、二、三……”母亲使出最后的力气拉动车身。车把向左一拧，我迅速垫上右面的车轮，车把向右一拧，我迅速垫上左边的车轮。车子每爬上一步，母亲每挪动一步，我都跟着垫上两块砖头，如此这般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一会儿跑到车子的左边，一会儿跑到车子的右边……等我们把铁架子车“垫”上铁道，母亲一下趴在车厢板上，上气不接下气喘息着，老半天不能动弹。
母亲抬起眼睛朝我勉强微笑，水洗似的脸颊都白了。
我扭过脸去，不忍心看她。
身后留下的那两串砖头，莫不是我们流出的两串泪珠……
二、
要问在东北，什么时候最难熬？
特别对一位寡妇，我肯定回答是冬天。
凛冽的寒风刮起来，气温每天都在下降，糖厂大院的铁丝网外变得满目凄凉。郊区的农民家家户户都在“赶秋头”，收割完庄稼，储存好秋菜，拉回整车忽忽悠悠的苞米秸、高粱杆，烧起火墙和大炕，一家人足不出户地“猫冬”了。城市的居民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同样要准备取暖的煤和引火的草，储存过冬的秋菜。糖厂的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除上下班，生活的习惯和郊区农民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腌酸菜，下大酱，养鸡、鸭、羊、狗、兔子，院子里有菜窖和草垛。会过日子的人为省钱，一般做饭、烧炕都烧柴火，尽量少买煤和木柴。休息的时候就出去“扫秋尾”，骑自行车去农村遛土豆、捡菜叶，准备猪呀鸡呀冬天吃的东西。若家长腾不出工夫搂草打柴，这样的活计就会落在家里大一点的男孩子身上。
白土地的家长很少给孩子灌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的革命理想。谁都心里明镜似的，那是放空炮，不能当饭吃，正像毛泽东诗词里写的：“不须放屁。”我想老师说的肯定是违心话，他自己没去过外国，怎么知道外国人生活什么样子？所以他放的空炮连学生都将信将疑，家长们就更当耳旁风了。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命八尺求不得一丈。只要孩子安安稳稳的没病没灾，别变成流氓歹徒杀人放火，就算祖上积了阴德，除此之外对人生就不再渴望得到什么。若能替大人分担点家务活，就是个非常有出息的孩子，街坊邻居都会赞不绝口：“你看老谁家的孩子多能干，快赶上他爸啦！”至于文化，白土地人从来没有费过脑筋，这是谁都不在意的，能初中毕业认两个字就算不错，将来也不靠文化吃饭。长得膀大腰圆不受人欺负，找个好工作就是最大的理想。再说如今造反派都以大老粗自居，没文化为荣，到处都在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读大半辈子书还得戴高帽游街，撅着挨批挨揍，一个顶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的事全不放在心上，不照样吃得饱喝得足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彬子和铁南他们没时间玩耍，每天拿着耙子和大绳去江边搂草，比赛如何吃苦耐劳，从初秋一直搂到秋末。我还不懂得搂草的重要，生活的艰难，觉得日子过得真没意思。文化大革命没开始前，春秋天傍晚大人们都出来散步，年轻职工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我还能在场边看看消磨时间。碰到球滚出场外兴冲冲地跑过去踢上一脚，或者双手做“端尿盆”状投个篮……一开展运动全没戏了，好像进行体育运动锻炼身体也是“封、资、修”现象，人们只能一心一意投身于革命大批判，反之就是游离于革命队伍的落后分子。
糖厂大院内的生活习惯在悄悄变，没人散步，没人跑步，没人打球，甚至连坐在街头闲聊天、下棋的，以此来打发日子的人都没有了。大都像我母亲一样憋在家里无声无息，尽可能避免抛头露面。过去熟人在路上碰到打招呼说：“吃了没有？”对方会说吃了或还没吃。现在遇见张口闭口“斗私批修”，“造反有理”。尽管有的是业余时间，一般人都不敢轻易串门，东拉西扯地随便和人交往了。不管你是什么人，造反派都要求必须加入到大批判、大揭发和大检举的行列中来，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已遭到彻底破坏。即便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也要小心翼翼地相互防备，只能把真话留在肚子里，满嘴说假话……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要是哪句话说走嘴了，说不定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贴出大字报。轻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重则揪出示众打入鬼队劳动改造。总之，人人自危，防不胜防，就连我这个贪玩的孩子都感觉活得真累。我感到孤单，前所未有的孤单，一点没有心情，再说我也不想在令人不快的事情上费心思……冬天很快就要来临，我忙着和母亲往家运木柴和秋菜。１００公斤木柴没难着我们，娘俩轻松地就把它从木材公司运回来。分秋菜时倒把人难得够呛，造反派也要用手推车，理所当然轮不到我们用了。母亲无法借到手推车，只得领着我们３个孩子把秋菜背回家。
糖厂准备开机了，铁道专用线上开来一列列货车，卸下大批甜菜疙瘩。夏天的菜地复原成甜菜储存场，大垛大垛的甜菜像长城一样堆满铁道两旁。我们全家人总动员，拿着麻袋、口袋和土篮子穿过甜菜垛去背秋菜。制糖车间的铁道线旁挤满领秋菜的职工家属，工人们从一节节火车皮里卸下大堆的土豆、白菜、大萝卜、胡萝卜、大葱。秋菜是预订的，全厂职工家属按人头分，每人土豆６００公斤，白菜２００公斤，胡萝卜５０公斤。如果你家不够吃，也可以自己想办法再从外面买点，厂里就不管了。我们家有自种的白菜、大葱，母亲只预订少量的土豆和大萝卜过冬。对我来说，运秋菜是个苦差事，５００公斤土豆，４００公斤大萝卜，足足来回搬运了一个下午。母亲扛起半麻袋土豆走在前面，我扛大半面袋萝卜紧随其后，姐姐拐着土篮子亦步亦趋，妹妹留下看堆。众目睽睽之下，一家人走马灯似地来回穿梭。我觉得流点汗不算什么，但在男孩子的眼光里看出鄙夷，于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关键我像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洪长青一样，一举一动都和女人在一起，是个“名副其实的党代表”，绝对感到自惭形秽。我想姐姐要是个男孩该多好，我有个哥哥，别的孩子就不会再讥笑我整天混在女人堆里，也好有干活和玩的伙伴。可惜哥哥不在身边……那时我还不懂得，即使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在身边，他们也会因为母亲而远离我……
糖厂学校第二批串联的红卫兵三三两两地返回来了，大院内再次掀起革命的狂飙。
据说他们回来的原因是中央发现全国的经济危在旦夕，各基层单位再也无法应付白乘车、白吃、白住、白玩的压力。向大串联的红卫兵发出呼吁：“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我听高年级的同学发牢骚：“按照原计划，我们才逛一半地方，还没玩够呢！”他们觉得大亏特亏，后悔没像第一批出去的人那样抓紧时机捡个大便宜。我心里暗暗高兴：“活该倒霉，人心不足蛇吞象，像我这样的孩子连出去都不可能，跟谁发牢骚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高兴错了，最好他们永远串联，永远在外面游山逛水，起码我们少受点折磨……第二批串联回来的红卫兵比第一批神气，男女生头顶的“军帽”上都多了颗自制的红五星，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也明显增大，明显精美。令我羡慕的是这些像章花样繁多，它们既不像头一批纪念章那样形状单一，又不那么“土气”。第二批纪念章长的方的扁的三角的什么形状都有，不单有铝的，还有陶瓷的，小的像纽扣，大的如茶盘。更令我羡慕的是，有的同学每去一个地方都带回一枚纪念章。有韶山纪念，上海“一大”纪念，“南昌起义”纪念，“遵义会议”纪念，“万里长征”纪念，天安门纪念……我特别喜欢那枚“南湖红船”陶瓷纪念章：一艘红船在乘风破浪前进，毛主席掐腰站在船头，领导中国历史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枚纪念章白里透明不说，夜晚竟还闪闪发光，真是神奇极啦！
让我有幸欣赏纪念章的朋久，指着毛主席画像考我：
“他是什么人？”
“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
我不假思索道，报纸广播里除这个没别的，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老茧了，还能回答不上来么。
“不对。”
“我忘了……还有伟大的统帅。”
“还有呢？”他有点不耐烦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卫兵总司令。”
“笨蛋。”
“我……我……”
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再想出什么。
“你什么你……说你是个走资派狗崽子，真是狗崽子……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啊！”
我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惊非同小可，愣愣地瞅朋久半天。于是他走了，不想再说下去。按照常理世界之大，人是不可什么都知道的，生活中也常有事与愿违的情况。但我还是惊讶不已，苦恼不堪，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个……生活中虽然没有欢乐，但是生活正在度过，活下去是必要的。我不敢轻易和别的孩子玩了，几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以前亲密无间的同学现在看都不愿意正眼看我一眼，更不用说在一起玩了。孩子们总是以挑衅的目光盯着我，动不动就提醒我的身份，压制我所追求的自由，否定我要求成长的正常愿望，对我的自尊是莫大的打击。我必须具备极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性格，才能战胜被抛弃、被孤立、被冷漠、被歧视的生活，否则早就该垮掉了。
“你呀，于瘦子，”有些人往往眼睛瞧着天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是个红皮萝卜，外红里白，糠的！”
“你恰恰说错了，”我小心翼翼地玩起幽默，那装出的微笑比哭还难看。“我呀，是个白皮萝卜，皮白心红，脆的。”
微笑的脸颊顿时沉下来，对方恼了：
“一边去吧，你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走资派的狗崽子！”
要是依我过去的性子，准会面红耳赤地同他争论一番，可现在只能强压住怒火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保持沉默。我知道我要鼓起勇气反驳：“你才是狗崽子呢。”立即会遭到群起而攻之，成为众矢之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尝到这方面的不愉快……朋久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心里不是滋味，终日惶惶然，生怕他揭发我连毛主席是大救星都不知道……但朋久是我的伙伴，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事后又笑嘻嘻的不记前嫌了。我还是觉得自己真笨，为此沮丧和不安，天天唱“东方红”怎么就把这句最重要的话忘了。“他为我们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也虔诚地相信这一点，觉得毛主席真像“东方红”歌里唱得那样是星辰，要不他的像章怎么会在夜里熠熠生辉呢？可我感情上总觉得不对头，转过来一想又顿感困惑不解。“他为我们谋幸福”，那“我们”是谁？有我和母亲么？她失去丈夫，活得艰难，我处处受牵连和歧视，连红卫兵都入不了。既然是大救星就快快解救我的母亲，别让她再戴高帽挨揍了！”我痛苦地思索着，竭力想说服自己事情不是这样，这难道是可能的吗？我问过自己好多次，是不是自己弄错了？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的内心感受绝对骗不了自己。
大救星非但不解救我们，还让我们日夜不得安宁。
第二批红卫兵串联学回来的第一个经验，是向毛主席“敬献忠心”。他们和厂里的造反派用铁板制成一个有一间平房大小的“忠”字，竖立在糖厂东大门的上面，表明全厂学生、职工无限忠于毛主席。几天之内，办公室的门上、窗上、办公桌上，到处都贴满大大小小用红纸剪成的忠字，就连二楼三楼的墙壁上也用红油漆刷满大大的忠字。家属区的家家户户竞相效仿，人人都唯恐被视为落后分子，用红纸剪成的忠心或忠字，像窗花一样贴满屋里屋外的窗户，甚至连衣服上也要绣上忠心。唯有走资派的家里不许贴忠字，必须在大门上贴上一颗黑心，表明你是阶级敌人。若你不主动给自己贴上黑心，造反派就会打上门来给你家门板贴上黑心。这算什么，一点道理不讲，我根本就没有黑心呀。我想个抵制的办法，在门上贴一幅毛主席画像，这下治住了他们，谁也不敢胆大包天在领袖像周围贴黑心，否则就会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些走资派家的孩子效法我，搞得来贴黑心的人憋气加窝火，又不好说什么，只得灰溜溜走人。
然而好景不长。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组织大权在握，他们呼风唤雨，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确的，绝不甘心栽在我的小聪明里。他们虽然暂时还怕舆论影响，不敢贸然收拾走资派的家属，但马上想出报复走资派的办法，而且来得很快。造反派紧急集合起鬼队，勒令走资派们胸前背后各缝一块白布，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用毛笔画上黑心。不管你在家里家外都不准摘下，否则严惩不贷。这一招儿够绝的，牛鬼蛇神都被打怕了，统统变成牵线木偶，为了免遭皮肉之苦都乖乖地找块白布画上黑心戴在胸前背后。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她做了两颗黑心，像扑克牌上的黑桃皇后一样别在胸前背后。出去打扫厕所时，红卫兵仍觉得她的黑心太小，痛打她一顿不说，还将整个后背都用墨水画成黑心。并美其名曰：“这叫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扒了你孙志刚的皮，我们能认出你的骨头，走哪儿都跑不了！”久而久之，母亲戴着黑心上下班也无所谓了，很多人对她指指点点，她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虱子多了不咬，债务多了不愁！”母亲自嘲道。糖厂的牛鬼蛇神都跟我一样，习惯成自然，就像她打扫厕所久闻不知其臭，对此都见怪不怪了。我觉得脸上讪讪的，母亲你哪怕暂时躲一阵子也好，何必硬挺着。但是母亲从没有想到逃跑，她也没地方跑，遇到什么事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任人摆布，这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这样做，也可能是她保护自己的唯一标准。我在她的脸上丝毫找不到一点生气的模样，真不知道她是神经麻木，还是没了感觉？我想不出来，只觉得自己内心里感到难受、窝囊。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造反派卸磨杀驴，那么令人心寒齿冷，你却没想像梁师傅那样一走了之？
母亲沉默了很久，给我一个终生都感到悲哀的答案。
“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解放区的地，你往哪儿跑？”她说，“走资派不是资本家，家里一点底子都没有，况且我们是战争中走过来的人，除了打仗没别的本事。再说我们岁数大了，谁愿意找麻烦，就是跑，也没有年轻人的那种闯劲儿了，让你一切都重头开始谈何容易，靠什么活命？不管怎么苦苦熬着，国家还发我一份糊口的工资，养活你们３个孩子……从那时我就发狠，只要我有一口气，就再不能让你们像我们这一代当‘万金油’干部，说什么也得学门活命的手艺！”
我知道“万金油”是一种抹上去凉飕飕的药膏，头疼脑热，蚊虫叮咬什么病都治，什么病也都治不了。我问：
“那你怎么能当学校支部书记呢？”
“党让我干啥就干啥，‘上传下达’，照本宣科谁不会。”
“没那么简单吧，”我认为母亲是误人子弟，“一个教育工作者，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孩子？”
“我们是基层管理干部，”母亲认真地说，“当初土八路接管城市，哪来那么多人才，大部分高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吓跑了，共产党只能挖掘自己的潜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就算有点文化的党员，是师范毕业生，不管怎么说，就是你打下政权也不会再拱手交给别人……”
我觉得母亲的解释不无道理，在那个年代，因为潜在的求生本能，谁都不想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一辈子养成的服从作风已经成为她根深蒂固的习惯，除了一声不吭俯首屈服以外，没有一点办法……但后来造反派把我打成小反革命分子时，母亲你为什么不让一个孩子大杖则走，早早逃命？亡羊补牢，起码让我弃学也不失为权宜之计。我也没有工资，凭什么和大人一样挨批挨揍，死去活来，让我也和你一样硬硬挺着，这又是谁让你“上传下达”的？
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真不可思议。
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心脏的跳动连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脉搏。
无论糖厂的造反派还是走资派，都时刻关注着北京的声音，揣度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很明显，造反派和走资派希望的中央精神截然不同，大相径庭。
造反派希望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特别是那些刚刚掌权的头头们，无不希望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越久越好，借以巩固他们的即得利益和地位。尽管这些人打着革命大批判的旗号彻底砸烂了过去的权力机构，让业已被打倒的走资派声名狼藉，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也都在打鼓，害怕有朝一日被整过的当权派翻过案来，势必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说不定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所以某些头头干脆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上面一有精神下面就兴风作浪，非但不思改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反而变本加厉地迫害走资派。走资派们也天天听广播，日夜盼望着新的精神传达下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自己和家人脱离苦海，工作和生活重新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虽说造反派不许走资派乱说乱动，不许他们相互串联，可广播和报纸上一有最新指示发表，牛鬼蛇神们还是偷偷地奔走相告，鼓励对方和自己千万挺住，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总有一天云开雾散，真理和正义得到伸张。他们心里都坚信共产党的天下乱不了，坚信有一句老说得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害人到头来必害自己。”
母亲之所以忍辱负重，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支撑自己，任造反派摧残折磨。她坚信他们兔子尾巴长不了，不管什么事情都有终止的时候，一阵狂风骤雨滚过便是风和日丽的晴空，她很快就有机会站起来说真话吐苦水。“要知道，有许多走资派和家属的处境比咱们还糟呢”她说，“咱们至少还发工资，有粗茶淡饭吃，有一个遮风挡雨的窝住……就好比前面的人骑马，咱们骑驴，回头看看还有光脚走的……知足者常乐！”我听完愈发糊涂了，母亲你已被人家整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还有什么可乐的呢？
北京传来的消息令造反派扬眉吐气，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把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震山响，一切活动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大造“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舆论。无不竭力制造混乱，趁机乱中夺权，乱中取胜，最终“乱了敌人，好了我们”！母亲的神情愈发茫然，何止是茫然，已经变成深深的忧伤。继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等人之后，又有一大批国家领导人被揪了出来。阶级斗争不断升温，生活中到处都充满火药味，一片昏天黑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因为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等口号，一跃成为国家副主席，军队副统帅。在各级造反大会上，由原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到现在的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糖厂俱乐部的大喇叭又播出新内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一举将旧１７年统治文化领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撵下舞台，亮出“文革”胜利的伟大成果。她亲手抓的革命现代样板戏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杜鹃山》、《龙江颂》、《沂蒙颂》。广播里除了播新闻和转播现场批判大会实况，差不多天天都放样板戏唱段。一时间，糖厂的职工家属都成了传播新生事物的干将，大人孩子都能唱几句：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我当然也不例外，也能哼哼几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三、
第二批红卫兵串联带回来的第二个经验，是干部职工，牛鬼蛇神，男女老少都必须早请示，晚汇报。
早晨一上班，工人在车间，干部在办公室，集体排列在毛主席画像前，手举语录本毕恭毕敬地３鞠躬，齐声放开嗓子说：“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让我们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就是个人向毛主席请示他要去干什么了。比如有个人事科的干部请示道：“最高指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毛主席，领导让我今天去哈尔滨出差，到军事工程学院招两个大学生，您要是同意我就赶火车去。”说完他深深鞠了个躬，等别人都请示完才敢动地方，其实他心里着急赶火车，巴不得顶礼膜拜仪式快点进行完才好。你要是个工人，早请示就简单多了，比如一个管工说：“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有根管子漏了，我要去换根新的。”车间主任接着说：“最高指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主席，您让他快去吧，为革命节省每一滴水。”那个管工就获得解脱，急急忙忙走人了。
牛鬼蛇神们由厂党委书记冯燕川领头，集中在俱乐部门前早请示。冯叔叔比一般人高半个脑袋，是羊群中的骆驼。随着他一声：“开始吧。”大家齐刷刷撅成“喷气”式飞机状，身体弯成一排弓，向门上挂着的毛主席画像自报家门。黑帮分子们总结出经验，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最后总是以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结尾，就是端起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也脸不变色心不跳。大家都在自己欺骗自己，说不定看守他们的造反派满意了，心血来潮分配他去干点轻活，一天之内平安无事。轮到我的母亲早请示，她说：“最高指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主席，我叫孙志刚，是糖厂子弟学校的走资派。我有罪，执行了旧十七年的错误教育路线，我一定努力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职工干部的早请示是有组织的活动，按上班的钟点进行，显得比较正规。麻烦的是我们这些散兵游勇，老的老小的小不大好召集。一大早，家属革命委员会的老娘们儿就挨家挨户地隔着院墙喊：“请示喽，请示喽。”于是，老人相互搀扶着走出家门，孩子揉着惺忪的睡眼跑出家门，不是出于自觉，而是迫不得已。大家走上街头打着招呼：“运动啦！运动啦！”几趟房的家属集合在一所房头前，男女老少，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地列成一排，躲在墙壁的阴影里摆出副庄严的样子，把语录本握在胸前开始面壁早请示了。墙壁上没有毛主席像，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只有凭想象请示。孩子们是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主力军，喊出的声音分外整齐响亮，老人则呜里呜吐地嘎巴着嘴，天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轮到大家个人早请示时就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了。
我随便列举造反派头头斜眼一家人早请示的内容，看多么的令人啼笑皆非。
“最高指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你可给俺做主啊……”斜眼的母亲倒拿着语录本，胸前还别着４枚像章，一本正经地说。“我儿媳妇那个小狐狸精，就知道迷惑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有老婆忘了娘！你说他们昨儿晚上是个东西么……两口子躲在被窝里偷着吃煮鸡蛋，我一生气，上去就把他们的被子掀了……”
“最高指示：‘不须放屁。’”身旁的人唯恐老太太说得难堪，劝阻道。“行啦行啦。”
“俺还没说完呢，说啥也要毛主席评评理儿，从鸡腚眼子抠出个蛋容易么……谁家不用它换点油盐酱醋补贴日子，俺都舍不得吃！”老太太往地上吐口唾沫，生气地补上一句。“呸，那小骚货凭什么偷着吃？”
斜眼的小儿子用手捂着眼睛“呜呜”哭起来：
“最高指示：‘冻死苍蝇未足奇。’毛主席，我爸欺负我妈……晚上我被尿憋醒打开了灯，看见我爸骑着我妈使劲儿压……我去拉他下来，我妈却说：‘杂种操的，快关灯，快关灯’……”
我不懂斜眼家那个小孩说“快关灯”是什么意思，大人们都板不住笑得前仰后合，把一场庄严的革命仪式搞得稀里哗拉。可我没有改变严肃的表情，看不出有什么滑稽可笑的地方，也没跟他们一块笑。我认为大人们太不严肃了，简直是在演一场闹剧。使我难过的是，孩子认为正确的做法大人却不以为然，偏偏他们的一切做法都和孩子不一样。我非常看重这个讲话的机会，平常没有哪个大人注意一个孩子说些什么，况且也不会有听众。这里就不同了，没有请示完毛主席谁都不能动地方，怕人家说你不忠。“忠不忠，看行动。”你连早请示晚汇报都迟到早退又忠在哪里呢？轮到我请示的时候，我不吐不快：“最高指示：‘有错必纠，有反必肃。’毛主席，我向您保证，一句假话都没有，全是真的。我爸爸妈妈是好人，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从没反对过您……可是他们却成了走资派，求您救救我们，不要再批斗我妈妈啦！”周围的老人孩子一片默然，只有斜眼的老婆“哼”了一声，我心里痛快，才不管她呢，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谁会在意，那是她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做晚饭时，母亲知道我早请示时说了真话，有些忐忑不安。她一边用旧报纸引着炉火，一边婉转地说：
“孩子，你讲话可要注意，有些话最好不说……”
“你说什么，妈，为什么？我错了？”
“你没错……现在还不到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不让你说，我说。”我固执己见，喊叫起来。“我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谁也管不着！”
“看你这孩子，叫啥，有话不会好好说么。”母亲以奇怪的眼光看我一眼，冷静地说。“打就打死犟嘴的，淹就淹死会水的，应该检点自己的言行。”
“不要对我说这个，我不听，为什么要说假话？”
“对你来说，固执不是一种好性格，犟眼子人也没有好下场。”
“妈你烦不烦，一磨叨就没完，我耳朵眼都快磨出茧子了……那你想让我咋办？”
“随大流儿，别人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妈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听妈的没错，我不会让你吃眼前亏的。”
“妈，你也坦白从宽……你和爸爸真反过党么？”很久以来我就想知道，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所以现在按捺不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
“怎么会呢，别人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母亲迎着目光，盯着我说道。“我和你爸爸都是共产党员，打鬼子时就从没掉过队，一辈子没干过违背良心的事，这一点我敢拍胸脯保证。”
“那我就更要说，理直气壮地说，你和爸爸都不是反党分子！”
“你给我闭嘴，至少现在不许说。”
“妈你不要压迫人，要不我也造你的反。毛主席教导我们：‘造反有理。’你敢不听毛主席的话么？”
“你这孩子……真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
“妈，你别生气……嘿嘿……我是和你闹着玩的。”
母亲抿着嘴唇沉默了，目光里充满忧郁和担心，要想跟儿子讲清不是道理的道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她知道我的性格像毛驴子，得顺毛摩挲，活脱脱像我的死爹，从不肯说假话，做起事情死认真。好言好语讲道理怎么都行，戗着毛就尥蹶子。这也是她多年教育我的结果，爱憎分明，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就是这么个脾气，就倔，照东北人讥讽“认死理”的俏皮话说：我是山东省倔县杠子头镇顶死牛村出来的横毛驴，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母亲的话我没听进去多少，其中的含义更没有领会，她总是考虑问题的两方面，而我却只考虑问题的一面。但话说回来，我要怎么办是我自己的事，也没觉得说几句真话有什么大不了，何况我对。母亲也无法驳倒自己，很难一下子让我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不必要，使我变成善于说谎的孩子。那是不可能的，她永远也做不到。
吃过晚饭，外面又有家属委员会的老娘们儿喊：
“晚汇报喽，晚汇报喽！”
这回是家家户户全体出动，每一趟房的职工干部家属，男女老少，全部集中在各自的房头。一个靠墙摆着的凳子上放着一幅毛主席画像，大家列队面对小小的画像重复早晨那一套宗教仪式，汇报一天工作生活的内容。母亲紧紧挨在我的身旁，打心眼里虔诚地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汇报她一天打扫多少女厕所，消灭多少苍蝇。轮到我汇报，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刚想说话母亲就暗暗推了我一把，不断挤弄眼睛示意我注意场合，目光中透着惊骇和乞求的神色。我不理睬母亲，明明知道斜眼全家人都在身旁，那又怎么样，我照样说出心声，希望毛主席解救我们。气得斜眼在一旁直翻白眼……他果然向厂里汇报孙志刚贼心不死，教唆孩子鸣怨叫屈，妄图翻反党分子于谓生的案。我却不知道人心叵测，为少不更事让母亲吃过多少皮肉之苦，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红卫兵小将每次批斗母亲，都说她指使狗崽子散布翻案风，母亲都用我年龄小不懂事，回家一定严加管教的办法搪塞他们。而我一向把她的管教当作耳旁风，认为人总是自寻烦恼，母亲何必为这点小事生气……
晚汇报过后，俱乐部的大喇叭发出通知，全家属区的人都上操场集合，学习红卫兵带回来的第三个经验：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太阳刚刚往下落，街上的阴影呈紫色和深蓝色。我们一家人跟着大家乱哄哄地来到俱乐部旁，偌大的操场上聚集着大院全部的住户，至少七八百人。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站在水泥检阅台上，手举扩音喇叭指挥大家按体操队形散开。好不容易列好的队形一下子乱了套，犹如一盘散沙四下流淌，乱成了一锅粥。女教师应该事先想到职工和学生受过训练，能按照她的指令行事，而那些老人和学龄前的孩子可就没那么听指挥了。老头老太太不知所措跟着乱走，小孩子们在人群里撒起欢来乱钻乱跑。搞得扩音喇叭不断大喊：“注意，请同志们注意，这是一次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女教师用高昂的声调说完最后几个字，这种声调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不能不使人害怕。大人扯住自己的孩子，家属领着老人，总算按照要求排好体操队形。女教师接着提出要求，她领舞，下面的人跟着跳。俱乐部的大喇叭放出革命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全体人员跟着旋律唱起来、跳起来。
我看过姐姐的文艺队跳舞，无非是老一套程式，还能生硬地模仿几下滥竽充数。唱到“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仰望远方，那一定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北京，然后双手像抱个大西瓜一样捧在胸前，表示心中有一轮太阳冉冉升起。唱到“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我还觉得好对付，先将手掌放在胸口上微微翕动嘴唇，再双手一摊大张嘴巴无声地吼叫表示热情奔放。等唱到结尾的高潮就不好学也不好跳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台上领舞的女教师教起高难度的舞蹈形体语言，她同时抬起左脚和右手划个圈，又迅速大转身换作右脚和左手划圈。像轮番跳着够葡萄架上的葡萄，那葡萄又没有成熟一点都不好摘，或者怨摘葡萄的人个子太矮，只得能跳多高就多高，能够到一串是一串。最后的舞姿更要命，一连几次表现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双手高举着语录本连蹦带跳欢呼雀跃，难度太大。我实在够不着那串葡萄，索性就说那葡萄不好吃，耍赖站住看其他人是怎么跳着够的。
操场上热闹至极，简直像群魔乱舞。
我姐姐反应快，举手投足跳得得心应手，她每天上街演出的节目比跳忠字舞复杂得多，这难不倒她。平心而论，姐姐的舞姿比台上那个领舞的女教师出色，跳起来有如行云流水，婀娜多姿。想必妹妹因为有个同台表演的机会很高兴，这是她最出风头的时候，煞有介事地模仿着姐姐的举动跳得十分认真。我的母亲年轻时跳过舞，演过八路军组织的“到抗日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等老掉牙的节目。现在跟不上新形势，一招一式怎么都像在扭大秧歌。她可不敢和我一样停下来看热闹，努力跟着女儿学习舞蹈动作，生怕人家说她不老实。可是她“够葡萄”时使错劲儿，手和脚一齐跳顺了拐，姿势非常滑稽，跳起右腿时右手伸出去，换作左腿时左手又扬起来，叫人忍俊不禁。我扮了个鬼脸，笑着说：
“妈，顺拐啦！”
“嘘……”母亲不折不扣地执行着造反派的要求，朝我直丢眼色，不许我笑。“跳，随大流。”
姐姐看不过，也笑着提醒母亲：
“妈，你看你自己呀！”
“怎么啦……笑什么？”母亲小声说，“这是严肃的政治场合，跳、跳……”
妹妹笑着大声说：
“妈，你跳错了，错了！”
“哦，是不对，”母亲总算反应过来，发现自己跳顺拐了。“妈跟不上形势，落伍了……”她也憋不住无声地笑了。
我转向其他人，笑得抱着肚子弯下腰去，差点没乐破肚子。
整个操场上，好像在放电影慢镜头似的，七八百人姿势各异，形态万千。牛鬼蛇神夹杂在家人堆里跳得最为诚惶诚恐，人高马大的冯叔叔像正在修理葡萄架，脑袋不断地摇动着忙上忙下手脚不停，唯恐哪根竿子不小心落下来砸着周围人的脑袋。造反派头头斜眼跳得最为机警神气，他眼睛各望一边地监视着有没有人偷吃葡萄，还不断地够下一串葡萄放进嘴里尝着，可是却酸得一个劲儿摇头晃脑。一般人就跳得更蹊跷了，和我这么大的男孩“够葡萄”时，像闭着眼睛转圈；年轻的小伙子“够葡萄”时，像打篮球时抢蓝板；中年的男人“够葡萄”时，像举拳高呼口号；老年的男人“够葡萄”时，像单腿鹤立打太极拳。老娘们儿“够葡萄”时，像犯了神经病……最难为的是那些小脚老太太，转来摇去地够葡萄时，像满地捡豆子。有一个老太太极其认真，看样子她真想按照要求够那串青葡萄。没想到老胳膊老腿不中用了，人没等跳起来就双膝一软摔倒在地，吓得儿孙们“妈呀……奶呀”地慌忙扶起她，捶腰，捏胳膊……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台上的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不满意了，要求大家再重来一遍。
台下顿时鸦雀无声，连孩子都懂得这不是闹着玩的事。
“闺女，求求你饶了吧，”我后院的邻居吕大姨忍无可忍，用手捶着腰大声打破寂静。“俺这个老腰都闪了，你给花钱治么？”
孩子跟着哄笑起来，谁也没听清那面红耳赤的女教师说些什么，体操队形就自动解散了。唯有牛鬼蛇神们还孤零零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北京传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消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竞相向毛主席敬献忠心，实施各种造反组织大联合的行动。
糖厂的造反团体组织名目繁多，我知道的就有“红旗兵团”、“二九公社”等较大的组织。造反派头头们各表其功，关键时刻谁都不想放弃到手的权力，上上下下争得吹胡子瞪眼，后来好歹达成妥协，各派联合成立一支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姐姐、春节和朋久也加入了厂文艺队，整天在俱乐部和职工们排练，为庆祝全厂各派革命大联合做演出的准备。
彬子、铁南和明利他们，不理会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的活动。每天一大早就拿着耙子，带着大饼子和咸菜到江边搂豆秸去了。秋天到了，一般工人家的孩子活儿特别多，男孩要搂草，打柳条，准备冬天取暖烧饭的柴火，女孩要捡大头菜叶子，撸草籽，喂猪喂鸡，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我曾多次闪过念头，想跟彬子他们去搂草，但不知为什么总怕母亲不同意，唯恐她又央人把我从江边逮回来，惹她生一肚子气。因此老下不了决心，后来干脆就忘了。我没事时去七哥家看他扎滚笼，盼着快点下雪好能打苏雀，或去春节家看看娃哩……娃哩的肚子越来越大，听郭婶说明年春节前就能生小狗崽了，我非常想养只小狗玩，找到整天忙于排练节目的春节道出想法。春节倒十分爽快，一口答应娃哩分娩后白送给我一个小狗崽。我兴高彩烈地跑回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殊料却碰个大钉子。母亲不同意我养狗，她叹口气说：“现在不是添乱的时候，人都养不过来，哪还有东西给狗吃！”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母亲下班后总是腋下夹着一把草带回家里引火，现在我们连点火的报纸都没有了。她开始发愁，等大雪封门的时候到哪儿去找草引火呢？
“妈，这好解决……你要允许我养狗，我就去搂草。”我说。
“你吃得了苦么，那可不是玩儿。”
“你小瞧人，人家彬子和铁南不是天天去搂草么，我凭什么不能。”
“那就试试吧。”母亲有限度地支持了我的想法，磨棱两可道。
黄昏，我老早就跑到彬子家，等待搂草的孩子归来。彬子家门口紧挨着大院的铁丝网，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那儿剪断一段铁丝网。于是，搂草、捡菜叶子、撸草籽的人便不断从那儿出出进进，自然而然形成一道“后门”。每当家家户户响起风匣“呱嗒呱嗒”的声音，烟囱冒起炊烟，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味，男人们便聚在大院后门旁抽着卷烟，等待着接一把出去搂草的孩子……夕阳西下，远处，如火焰一般燃烧的地平线上出现几个小小的草堆，蠕动着走来，越晃越大，继而显示出草堆下的人影。在我的眼里，孩子们背回来的哪是一捆柴火，简直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垛，放下来比他们人还高出半头。孩子们的父亲便扔掉烟头大步迎上去，接过草捆背回家去。那天彬子的父亲正好有事没去接他，我迎着搂草归来的彬子快步走过去，准备接他一把，帮他背完最后这段走进院子的路程。“你行吗？”彬子放下草捆，尽量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说。“是骡子是马遛遛看么，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啦！”我嘴上没说心里很不服气，一下将两个胳膊插进捆草的绳子，背起草捆走在前面，可没走多远就压得晃晃悠悠。这可是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我从没有跟他们干过活，彬子奇怪地打量着我，脸上显出疑惑的神情，问：
“厂长的公子……想搂草？”
“是的。”我简短地回了一句。
“你妈同意？”
我又点点头。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搂草，她就同意养狗……我没有耙子？”
“没关系，以后整着材料给你做一把，”彬子眨动着猫眼，似笑非笑大度地说。“你先用我那把旧的吧。”
第二天，我早早地爬起来，将晚上准备的一条粗绳系在腰间，母亲给我带了两个馒头，一大块萝卜咸菜，一瓶凉开水。这回我有经验了，江边有的是水喝，带瓶子惹同伴们笑话。我刚吞吞吐吐地说不带水，母亲早硬把瓶子塞过来道：“喝生水拉肚子！”我不想和母亲废话，否则她磨叨个没完没了。我答应着尽早回来免得她牵肠挂肚，一出院门就扔掉瓶子，轻轻松松地和彬子、铁南、明利出发了。
深秋的野外一马平川，收割过的土地布满苞米和高粱根的白茬，附近的小片黄豆地都早被孩子们搂干净了。我们踏着满地的霜花，越过朝鲜族人收割过的水稻田，朝江边走去。一畦畦干涸的水稻田里，偶尔有未及运走的大垛的稻草，早晨清冽潮湿的空气令人觉得有些冷飕飕的。我们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那片豆地（夏天去江边钓鱼、摸蛤蜊时，我们就发现防洪大坝旁种满大片大片的黄豆）。这片地50米宽，一条垄沟一里地长，成熟的黄豆早就被主人收割干净，枯黄的豆叶也被旷野的疾风吹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层厚厚的豆秸，仿佛是披在大地上的棉被。我们并不急于干活，而是跑到江边捧起江水喝个够，然后在草丛中寻找“黑幽幽”吃。这种野生的草本植物遍布江边，果实浑圆，有小手指甲盖大小，夏天呈绿色，一到霜期就变成黑褐色，咬一口比“姑鸟”还甜。以后我才知道，“黑幽幽”的学名叫黑加仑，当地人经过大面积的人工种植，把果实加工成糖果，还能酿酒、做汽水和饮料，遂成为冻土地带有名的特产。
孩子们都吃黑了手和嘴巴，彬子招呼大伙干活了，我想采一些“黑幽幽”带给妹妹，独自沿着大坝继续寻觅。走着找着，突然听到“哗啦啦”的翻花声，抬眼望去。响声是从大坝下那一小片蒲草丛里传来的，有几只叼鱼郎在蒲草上空翻翅盘旋，不停地扎下去又飞上来，嘴里叼着泛起白光的小鱼……我觉得奇怪，天都凉了，这些叼鱼郎为什么还不飞往南方，是不是有什么吸引它们？跑过去拨开草丛一看，这里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泡子，秋天干涸后留下一个篮球场大的水坑，泡子里的水都退进坑里，水面上漂浮着睡莲掌状的叶子。无数条大大小小的鱼儿在坑里游动着，苟延残喘，一根根竖起的鱼鳍划破平静的水面。我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试探着走进坑里，水不深，只没及大腿跟，刚一伸手就摸到一条斤把重的鲤鱼。这可不是常有的事，于是我欣喜若狂地跑上大坝，朝搂草的伙伴们大喊：
“快来呀，你们看……有大鱼！”
伙伴们将信将疑地跑过来。彬子不愿意跑，他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于瘦子，不玩活儿，净扯淡！”
可一见到满坑的鱼儿，他立即改变了态度，一双猫眼闪闪发亮，惊叹着扒光衣裳，大吼一声跳进冰冷的水里。水凉得让人受不了，逮鱼的诱惑更强烈，我们都光着屁股在水坑里围剿鱼儿。没有逮鱼的工具，铁南拔下一堆菖蒲卷成一溜长长的草捆，我们４个孩子排成一排推着草捆从水坑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水被搅动了，我们每走一步水就更浑浊一些，这下鱼儿无处躲藏，被我们成堆成堆地赶到一个死角里，一些被撵急的鱼儿接二连三跳上岸去。我慌忙跑上岸去，用脚去踢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儿，免得它们再次蹦下水中白忙活一场。这可真应了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神话，我们大获丰收，逮住１００多斤鲜鱼。大的有一两斤，小的有二三两，后来竟对捞上岸的小鱼崽子都不希罕了，又一脚踢回水里。因为我们没带装鱼的家伙，再逮也拿不了，不如留着明天收拾它们……
头顶上的叼鱼郎赖着不走，“呀呀”地鸣叫着来回盘旋。
彬子扒下套在秋裤外边的裤子，用绳子扎住两个裤腿口，里面鼓鼓囊囊地塞满挣扎扭动的鱼儿。我们如法炮制，脱下裤子扎起裤腿，将一条条鲫鱼、鲤鱼、鲶鱼塞进里面，实在塞不下的只好赏给叼鱼郎做晚餐。我的第一次搂草变成搂鱼，满身都是鱼腥味儿，哥几个用耙子作扁担，两个一对地抬起“裤子口袋”，晃晃悠悠地满载而归。来回走那么远的路我一点都没觉得累，反倒异常兴奋……我平常没到吃饭的时间就觉得饿，母亲说这是肚子里缺乏油水，最好能补充点鱼、肉、蛋等副食品。我能搂回两裤腿鲜鱼，母亲当然喜出望外。怎么能不高兴呢，这种好事可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她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这些东西，又能给孩子改善生活了。我们一家人吃了一个星期的全鱼宴，美美地过了一回“地主、资本家的生活”。我想，地主、资本家平常的日子也不过如此，上顿吃炖鱼，下顿吃煎鱼吧！即便如此，我搂回的鲜鱼还是太多，母亲怕天热一时吃不掉臭了，把剩余的鱼全都撒上咸盐晒成鱼干……
我都吃腻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一闻到腥味儿就有点恶心。
四、
我真正感到搂草的辛苦是在第二天，人都累坏了。
明利是我们当中最顾家的孩子，是个吃苦耐劳的典范，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他雁过拔毛，贪得无厌。翌日是星期天，他从家里带了一张旋网，一大早就把我们从炕上喊起来，催促大家赶快上路。孩子们身上都带着条盛鱼的口袋，准备搂草打兔子，把坑里的鱼儿一网打尽，无论大小都背回来。一切准备妥当，我们急急忙忙出发了，没等赶到水坑旁就顿觉不妙。大坝上停着几辆自行车，有一只猎狗蹲在旁边看着车把上挂着的猎枪，水坑里不断地传来笑语喧哗：“这多……啊，这更多……”前面的情况很快就弄明白了，几个出来打水禽的人也发现我们的秘密，但他们比我们聪明，做得更绝。这些人先是用铁锹挖出一溜排水沟，将坑里的水引到稻田排水沟里放掉，再用桶淘净坑底，只留下一片白花花的鱼儿，人弯下腰一条条往桶里捡就是了。好在我们昨天捞走所有的大鱼，留下的尽是些小鱼崽子。气得明利骂起那条猎狗，一定是它追叼鱼郎引起猎人们的注意，才让我们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空喜欢一场。悔不该把没装下的鱼留给水鸟，引狼入室！
“埋怨有屁用，也不能当饭吃。”彬子只是笑笑，“算了，大家搂草吧。”
我们悻悻地回到豆地，大家朝手心吐口唾沫，便抢一样地轮起耙子干活。搂豆秸很有讲究，一是耙子齿要掰得开，否则搂上来豆叶柴火太碎；二是一耙子下去要用力均匀，力量过大容易抓起土块，力量不够搂不上豆秸。我头一次搂草，有些摸不着头脑，虽极力效仿小伙伴们，但效仿得很不高明，很笨。力气用的不少，耙子却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搂起一小堆豆秸，人已腰酸腿疼，手掌磨出水泡。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干过的活儿非常难为情垄沟搂得不干不净，简直就跟没搂过一样。彬子他们却得心应手，凡搂过的地方连个草棍都不剩，几下就是一大堆。明利看了一眼我搂过的地方，挠挠脖子嘟囔：
“于瘦子，你他妈把活都干糟蹋啦，这不跟没搂一样么！”
“是不好……”我扎煞着两只胳膊，自己也很气恼，垂头丧气地说。“我……真笨！”
“不行就别逞能，”明利提高嗓门，开始生气了。“回去算啦。”
彬子斜着看我一眼，带着责备的意味摇摇头，显然，他也对我不满意。“于瘦子第一次搂草，就不错了，谁能刚干这活就成为行家，多来几次就好了，急个啥劲儿。”铁南对明利的发作报之一笑，帮我开脱道。“你歇歇吧，留点劲儿回去的路上使。”
铁南真好，遇到什么事都不着急，总是给我找台阶下。但我还是觉得好丢脸，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对谁都没有一点用处，干什么都比不上人家，只得给大伙打下手，抱起一堆堆豆秸合成大堆。看看搂得差不多了，铁南解开绳子双手一扬分成两道落在地上，铺开豆秸抖掉里面的土块，卷起来用膝盖往下一压，将松散的豆秸压结实，一抱又一抱地摆在两条绳子上，地面上聚起一个小草山……彬子大张着手臂趴在草山上使劲用身子压下去，拉起绳子的一头示意。对面的铁南也用身子压向草山，张开手臂拉紧绳子的另一端，头对头的和彬子系好，一背长方形的柴捆就绑结实了，任你走回家也不会散乱。吃过身上带的干粮，我们又跑到江边喝过一通江水，开始往家返了。彬子先是立起草捆插进耙子，然后将两只胳膊插进绳里，仰面朝天躺在草捆上运足气力，大喊一声“一、二、三……”猛一翻身跪下，一只脚先站起来，另一只腿跟着站直，整个身子撅了起来，巨大的草捆就忽忽悠悠地离开地面往前走了。若是从远处看，叫人根本看不到草捆下的孩子，好像有３个草垛自动在荒野上行走似的。
我终于体验到往回背草是何等的艰难，那简直是一种意志的严峻考验，一个孩子须具备极大的信念、毅力和耐力，才能闯过搂草的最后一关。这样磨练出来的孩子，长大后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想来我之所以能成为作家，应该归功于童年时代那超强度劳动的启迪，对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我至今感激那荒野的经历，苦难的砥砺，且终生受益匪浅。我背的草少，走过一段带白茬的豆秸地仍觉吃力，何况他们背那么重的一大捆柴火。背草最要紧的是歇脚的时间不能太长，走路时也不要老盼着休息，最好说些笑话转移注意力。一开始往家走的时候，尽管人人都低头看着脚下别被绊着，嘴里还都有说有笑，一人接着一句大声地朝旷野吆喝：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个庙，
庙里住着俩老道。
有一天，
小老道叫老老道讲故事，
老老道就讲……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个庙，
庙里住着俩老道。
有一天，
小老道叫老老道讲故事，
老老道就讲……
午后的太阳晒得更加厉害了，仿佛就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似的，嫩江越来越远的被甩到身后。我们走下头道防洪大坝，走上凹凸不平的稻田地，越过一道道沟沟坎坎。说笑的声音减弱了，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只听粗粗的急促的喘息，大口小口的像在拉风匣。我们个个都大汗淋漓，脚步灌铅般沉重。谁若抬头望一眼前面的目标水稻田尽处有一棵树或一座房屋，觉得那儿如此遥远，仿佛我们和那目标都凝滞不动……前面有几只肥胖的豆鼠子，前腿伸开，用后腿站起身子，转着尖脑袋可笑地四周瞧瞧，上边望望，发现我们倏地钻进地洞里无影无踪。一只老鹰在天空盘旋着，一会儿又钉住似的凝翅不动，伸长脖子仔细观察着下面。身旁不远的地方“呼啦啦”跃起一大群麻雀，贴着地面急速地飞行，一只野兔也蹦跳着跑开。深秋明朗的天气中，每样东西都亮得刺人眼睛疼。有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休息了，大家都跟着瘫倒在地，一动不动地仰面朝天喘息，对什么都不在意……碰到一个水沟或泡子，我们不管水干不干净都俯下脑袋喝个够，再洗去脸上、脖子的汗水，又大喊着“一、二、三”背起柴捆艰难地迈开脚步。继续往下走了好长时间，我的脚底下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汗水在鞋里和起稀泥，一步一滑的脚板磨起大泡，身子往前一冲一冲的打起瞌睡。一刹间，我不再感到背上的重负，也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但这样的状态只持续十几秒钟，意识随即清醒过来，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到底什么时候能歇一会儿？”
日落西山的时候，我们翻过二道防洪大坝，穿过爱国菜社，糖厂大院遥遥在望了。孩子们每走上一段就找一处高坎或一棵树，将草捆靠上去歇口气，为继续走的时候好起身……我的小腿肚子累转筋了，彬子和铁南帮我压起脚板，搓小腿肚子，大声地鼓励我像个男子汉一样挺住。为照顾我，大家每次歇息过后都拉我一把，我才能背起死重死重的草捆……有一瞬间，我真想扔掉草捆跑回家，再也不搂什么柴火了，但是我不能，伙伴们都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蹭去。我想起母亲问过我：“你能吃那个苦么？”“我能。”我暗暗鼓励自己决不当逃兵。路过一块胡萝卜地，大概主人嫌胡萝卜小还没有罢园，大家放下草捆摇摇晃晃走过去，用手指抠出细长的胡萝卜，拔去上面的樱子，蹭去泥土大吃大嚼一通。肚子里有东西垫底了，力气稍稍回到身上，大家抹把脖子上的汗珠，相互鼓励着背起草捆。
铁南说：“能行吧，再加把劲儿，看谁先到家吃饭。”
明利说：“没事，我爸就来接我了，我准先到家。”
彬子说：“你看我爸都过来了，你还吹啥牛！”
我已经望见家属区袅袅的炊烟，心想母亲一定早已做好晚饭，正热在锅里盼着我进家门呢。彬子他们笑逐颜开，加快脚步将我甩在后面，原来他们的父亲来接孩子了。小伙伴们要帮我一把，我害怕自己改变注意似的赶快摇头。尽管我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但以后的道路还长，也不能总靠人家的怜悯度日，说我是娇生惯养的“公子”，我要在艰难的生活中自立自强！他们和父亲走在前面，撇下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形影相吊。离开小伙伴们，我的脚下变得软绵绵的，周身汗水如洗，人几乎虚脱了。
夕阳的最后一抹余辉拉长我的身影，一点点淡化。
“不能休息，不能停下！”我叮咛着自己，唯恐失去向前的勇气。现在我对周围的一切连看都不看一眼，只盯着脚下挪动双腿。我先把身上的重量倾斜到一只脚上挪动两步，再倾斜到另一只脚上挪动两步，一步一顿，一步一喘，仿佛永远也走不完这段近在咫尺的路程……终于，我的耐力已达极限，不得不停下歇息一会儿。我抬起汗水横流的脸颊，羡慕地望着伙伴们跟随父亲蹦蹦跳跳的身影，久久地，定定地，目不转睛，一直目送着３对父子走进大院后门……他们的身影消失了，我突然觉得身边那么空旷，我是那么的孤苦伶仃，软弱无力。小腿肚子又钻心地疼痛起来……我再也忍受不住孤寂无助的打击，腰身一软瘫倒在地，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我靠着草捆喘息一会儿，强忍着泪水重新站起，但双腿支撑不住背上的草捆，立刻就坐了下来。我又用手搓捋起小腿，膝盖以下的筋肉反而疼得更加厉害。我不觉间想起父亲，想起他那高大的身影，想起他背我去市里医院治腿伤的路上，那宽阔温暖的脊背……夕阳沉进地平线，周围一片昏暗，一阵晚风刮过，身边的枯草飒飒地摆动，头顶晴朗的夜空猛然间跳出满天繁星。我浑身上下冰冷冰冷的，可一动都不想动，四周是那样的宁静，那样的死寂，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我不知道自己抽抽搭搭地饮泣了多久，又累又饿地闭上眼睛……我恍恍惚惚地看见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向我驰骋而来，越来越清晰地占据整个脑子，竟喜出望外地发现那人就是我的父亲，像我想象中的那样英姿飒爽，那样强健高大。他穿着一身合体的八路军土布军装，头上端端正正地戴着军帽，腰间别着一把带红布条的盒子炮，风驰电掣般来到我的身旁。父亲威风凛凛地收住缰绳，充满了信心和力量，一探身子将我从地上拉起来……我又恍惚趴在他宽大的脊背上了，心里在想：“世上有父亲该多么好！”他背着我大步流星往家走去，怕颠疼我似地脚步放得很轻……我蓦地想起他不是死了么，怎么又回来啦？怯怯地问：
“爸……你不是去了吗？”
“是的。”父亲头也不回道。
“去哪儿啦，很远么？”
“去见马克思了，很远很远。”
“会回来么？”
“不会，永远不会。”
“那怎么回来了？”
“想你，儿子……”
“艾平，醒醒！”黑暗中有人把我从梦中摇醒，母亲摸黑找我来了。
我的泪水似决堤的洪水，怎么都收不住了。
“怎么，谁欺负你啦？”母亲上上下下地摸索我的周身，急促而慌乱地说着。“你怎么一个人躺在这里，你怎么啦，怎么啦？”
“妈……我想爸爸！”
我哭得肩膀直抖，哭得如此孤独、悲切和绝望。只有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父亲没有了，父亲永远地没有了，在这个世界，我再也没有人可以投靠，可以依赖的了！母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泪如雨下……多少年后我人到中年，我的儿子也长得像我当年那么大了。我还一直难忘那个傍晚，经常做那个相似的梦我的父亲还活着，他也像糖厂的那个老梁师傅一样，逃到深山老林里隐名埋姓苦苦度日，终于熬到重见天日的一天，风尘仆仆地重返家中……可惜我的梦想难以成真！
母亲脸上露出笑容，她不再为烧的东西发愁。我家的院里也有一个高高的草垛，大雪落在草垛上面，就像盖起两面坡的屋顶一样。
我经过头一次超强度劳动的考验，很快成为搂草的行家里手，手掌上磨起厚厚的茧子，搂起草来如狼似虎，背起大背的柴火也一点不比别的孩子逊色，渐渐变得和他们一样吃苦耐劳了。连彬子都竖起一根大拇指，说我有“尿性”！也许，人不能改变他的天性，但可以通过境遇改变他的生活，天底下的事就是这样，人得成长起来才行，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有父亲来接（这对我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我坚决不允许母亲接，当小伙伴们的面难为情。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就是要顶天立地、泰山压顶不弯腰，更不要说一个孩子能为家里分担些艰辛，这无疑是对母亲的痛苦最好的补偿了……从此别的孩子父亲来接的时候，我都借故休息一下，有意和他们拉开一段距离，等他们走远，再吹着口哨独自往家赶……我知道母亲怎么想的既为我的能干和懂事感到欣慰，但又感到酸楚。因为，她觉得自己这个做母亲的太不称职，非但不能给我带来起码的欢乐，反倒拖累我小小年纪替她分担生活的重负！自从那个难忘的傍晚之后，母亲一下班早的时候必定守在大院后门口，人矛盾着，踌躇着，走出几步又退回来，想接一把又怕伤我的自尊心。最后只能远远地看见我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视野里，才放心地回家端出热腾腾的饭菜等待我走进家门。母亲对儿子偏心眼，每次晚饭都给我煎一个鸡蛋，说这是对劳动者的奖赏，搞得妹妹馋涎欲滴，也嚷嚷着要去搂草。我告诉妹妹搂草是男人的专利，一个小丫头片子怎么能和男子汉一起出去搂草呢，没人带你玩儿。其实我更注重的是背着小山似的草捆晃晃悠悠走过家属区的胡同，引来大人们一串啧啧赞叹：“看人家的孩子，多勤快，多能干！”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事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白土地上的早请示，晚汇报仍在进行。
我发现大家都学乖了，谁也不愿说真话。
特别是晚汇报的时候，天气渐渐冷下来，大家出去不大一会儿就会冻得捂耳朵搓手掌，反复说过敬祝“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就算完成例行公事。为什么大家都沉默了？因为有两个人不打自招，虔诚地道出实情坦白从严了。一个男人忏悔自己偷过厂里的一袋砂糖换酒喝，被抓进市里的群众专政队劳动改造。另一个大奶子、大屁股的漂亮娘们儿忏悔自己有过作风问题，被造反派抓住把柄当作“破鞋”游街示众，搞得她和丈夫从此再也抬不起头。
我见过那个娘们儿游街，只记得她姓杨，在我家的前两趟房住，大伙都叫她“杨八角”。关于这个奇异的外号是有说道的，据说杨八角借过办公楼一个烧开水的锅炉工１０元钱，好久都没还上。锅炉工把杨八角逼急了，她提出玩一种“减法的游戏”每主动以身相许一次就减去八角钱。锅炉工当然愿意奉陪，他一值夜班锅炉房就变成游戏室……要是顺顺当当地减完倒也罢了，殊料有一回他们正在做“减法的游戏”，被前来打开水的斜眼堵个正着。锅炉工吓得不知所措，一旦消息走漏出去，他老婆准会闹得天翻地覆，满城风雨。斜眼却嘿嘿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让我玩一次不就什么事都没了！”没别的办法，杨八角只得又和斜眼玩一场“加法的游戏”，息事宁人，不过那当然是免费的……此时的杨八角蓬头垢面，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眼睛犹如两个彩色的灯泡一样哭得又红又肿，在家属革委会造反派的押解下，围着家属大院转来转去。那时有“作风问题”最叫人不耻，一人传虚，万人传实，比走资派还让人讨厌、唾弃。她在前面挂着破鞋游街，后面跟着几乎全厂的职工家属，一路走着一路高呼革命口号：“打倒破鞋！打倒骚货！打倒狐狸精！”男人们哪是打倒什么破鞋，而是围着她评头品足逗笑取乐。女人好像是有点动真格的，因为杨八角的一切都令她们气愤，最糟的是这样一个女人居然也会有人喜欢……女人们大多抱着小的领着大的孩子，尖嘴利齿地骂她不要脸，伤风败俗，是偷野汉子的贼，什么难听骂什么。
没有人站出来说这样做无聊至极。
游行的队伍来到家属服务站大院，立即召开现场批判“破鞋、狐狸精”的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挤得院子里水泄不通，几乎每个人都是快步走着或者小跑而来。我看大人们差不多都是来看热闹的，特别是那些男性革命造反派，眼睛直勾勾地专往杨八角的胸脯上盯，眼神亮亮的，嘴巴张开着，仿佛在等待着天上掉馅饼……那个主持大会的造反派一反批判走资派只喊大口号的惯例，而是要杨八角详细交代搞男女关系的具体细节，细到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才能得到从宽处理。出席大会的人都心照不宣，越是无聊越是要寻找精神寄托，他们无不感激主持人的良苦用心，能让大家有茶余饭后磨牙的乐趣。可惜杨八角却不配合，面对众人吭吭哧哧地不肯交代，这就令所有的人大失所望，革命群众当然说她不老实。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不怎么能凭白无故揪出你？因而情形越来越坏，愤怒的人们又喊起打倒的口号，有几个老娘们儿对杨八角进行起革命教育，一顿手掐指挠后她还是不肯道出实情。于是会议达到高潮，又有两个女造反派拧起她的胳膊，有一个拿大剪子的女将揪住她的头发，“喀嚓喀嚓”剪掉长发，再问“杨八角看你还臭不臭美，老实回答你到底还搞不搞破鞋？”这样一来杨八角反倒豁了出去，响亮地咬牙切齿说：“打不死我就搞！”就像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对着南霸天一声大喝：“打不死我就跑！”一样的气冲霄汉，一样的英勇无畏。
女人们再要动手，杨八角的丈夫拖着把镐头冲进会场，大吼：
“谁要再敢动我老婆一下子，我就和他拼啦！”
杨八角的丈夫是个虎背熊腰的装卸工，大概刚刚喝过酒，眼睛通红，杀气腾腾。都说好汉子怕硬的，硬汉子怕不要命的，哪有人敢和一个醉鬼玩命。人群赶快闪开，他一家伙镇住主持人，迫使高潮迭起的批斗大会只得草草收场，与会者大为扫兴。好端端的批斗会给一个酒鬼搅黄了，造反派怎么能咽下这口鸟气？他们散会后并没有善罢干休，马上仔细地查遍杨家的祖宗三代。万幸的是他们祖上的祖上肚子里都没有墨水，八辈子之上还是贫下中农，叫造反派抓不住任何把柄，这事也就变成一场不了了之的闹剧。
我对这种革命行动不感兴趣，觉得净是些瞎扯淡的把戏，谁愿搞破鞋他就搞吧，干别人什么事，我看那些造反派是闲着没事吃饱撑的。难道这不可笑吗？
俱乐部门前挂出新的横幅：抓革命，促生产。
霜冻一开始，严寒的天气就突然出现了，光秃秃的树木上连最后一片叶子也落没了。锅炉车间的大烟囱又吐出奇怪的白烟，直冲明净而寒冷的天空。制糖车间开机了，隆隆的机声日夜不停。那浓浓的白色烟灰落在厂房上，落在办公楼顶上，落在家属区的街道上，像是飘落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把厂区每一个角落都覆盖得严严实实。人一走出屋门一片耀眼的银色，仿佛走进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造反派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根本就没时间解决这奇怪的现象，只是草草的了解一下就宣布这是石灰窑安装强制通风，提高供灰和二氧化碳能力造成的情况，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反动技术权威早就被革命群众打倒在地，怎么能让他们再作威作福呢，只要小车不倒就只管推，管它黑土地、白土地、红土地……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哪，当务之急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严防走资派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制糖生产为流水作业，工人实行３班倒８小时工作制，生产期厂里的人手不够，从外面招来大批临时工。三楼单身宿舍已住满从菜社招来的临时工，凛冽的空气里飘着糖稀和石灰粉混杂的味道。甜菜储存场上人来人往，翻斗车、马车、拖拉机穿梭般地运送着甜菜，将一车车冻得硬邦邦的甜菜“哗啦啦”倒进流送沟里。我喜欢跑到流送沟看热闹，那是个像游泳池大的池子，差不多二层楼房深，中间有一道８０米长的深沟。一个身穿羊皮大衣，头戴狗皮帽子，足蹬高筒雨靴的工人，把着一杆粗粗的水枪来回转动，让长龙般的水柱冲击着甜菜，用水力将大堆大堆的甜菜送进流送沟，一路翻滚着流进制糖车间里。我不明白这些黑乎乎的甜菜一从这边进入车间后，怎么就变成白花花的砂糖了呢？
车间内有门卫，不许孩子进里面参观。
初冬的头一场小雪降临了，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厂区，白土地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即使是夜里也泛着一片白光。下雪天，白土地人跳的忠字舞也告一段落，孩子们虽不能再去搂草，却能拿起滚笼打苏雀了。父亲去世后，按国家规定母亲每年可以休一次探亲假，回老家探望我的外祖母。母亲去山东探亲的十多天里，由姐姐替她给我们做饭……管她做得好不好吃呢，能填饱肚子就行。母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我非但一点没想她，反倒非常轻松愉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下可没有人能管我了，我整日沉浸在打苏雀的欢乐之中。这个冬天来得很急，天刚拂晓，晨风料峭，人们还在睡觉，我便和七哥拎着滚笼“咯吱咯吱”地踩着雪地去西岗子打鸟了。西岗子离糖厂两里地远，一片不高的小山丘上长满密集的榆树、杨树、桦树和灌木丛。我们匆匆赶到铺着一层松软白雪的西岗子，树林里已经挂了不少滚笼，雪地上留下好多乱糟糟的脚印，一直延伸到西岗子下面。一般孩子的滚笼里都有一只诱鸟，诱鸟一发现天上飞过同类，立即发出兴奋的呼唤吸引鸟群落下来……我和七哥没有诱鸟，只得将滚笼挂在别人的笼子附近，想借光逮住一只诱鸟。早晨干冷干冷的，大家都隐藏在距滚笼３０米的地方等待苏雀飞来。北风发出凄厉的尖叫声，把赤裸裸的树枝吹得直抖，又钻进孩子们薄薄的棉衣里面，冻得我们无不抱着膀子、缩着脖子，跺着冻麻的脚丫儿来回走动取暖。
“来啦！”有个孩子喊道。
大伙马上撅着屁股趴在地上不动了，眼睛期待地一闪一闪，唯恐什么动静吓跑鸟儿。老远老远的天边飞过来一大群鸟儿，笼子里的诱鸟鸣叫起来，有一只还打起唱歌一样动听的嘟噜。鸟群在树林上空犹豫了，来回盘旋着呼唤它们的伙伴，跟随大队人马一起去南方过冬。笼子里的诱鸟叫得更欢了，急忙告诉天上的伙伴们道：“下来歇歇吧，这儿可有的是好香的谷穗哇，饱餐一顿再上路也不迟嘛。”飞翔的鸟儿答应了：“是啊是啊，大雪覆盖土地，我们找不到食物，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去南方。”天上地下叽叽喳喳叫成一片，像在进行一场大合唱。有几只鸟儿飞过头顶消失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带走我们一片失望的目光。
“真不走运……七哥。”我忍不住悄声道。
“沉住气，后后有席。”七哥安慰我说。
“要是它不上钩呢？”
“没那事，咱们的谷穗好，不怕它不上钩，听我的。”
七哥叫我沉住气，自己却急得额头冒出汗珠。谷穗是七哥家农村亲戚捎来的，金灿灿的谷粒肥大饱满，比别人滚笼上的诱饵显眼多了。孩子们都明白我们的优势所在，不时向谷穗投去羡慕的目光。
“不行咱再换棵树，”又等了一会儿，我建议说。“把笼子挂在灌木丛那边去。”
“嘘……别动，它下来了……”
一只鸟儿轰炸机似地俯冲下来，落在一个挂在树枝的滚笼上，其他的鸟儿紧跟着落在周围的笼子上。孩子们都瞪大眼睛，屏息望着落下的鸟群，大气都不敢喘。我压制着心跳默默祈祷，血几乎都凝固了：“吃食吧，快吃食吧！”大概是祈祷起了作用，有几只鸟儿落在我的滚笼上，歪着脸颊瞧着左翻上的谷穗，蹦来跳去就是不肯啄食。有诱鸟的滚笼已经逮住五六只苏雀，我和七哥仍没开张……终于有一只鸟儿架不住食物的诱惑，率先探头去啄左翻上的谷穗，它得意洋洋地啄来啄去，过了很长时间却没有翻下陷阱里。原来我做的翻不灵敏，关键时刻掉了链子，急得我直骂自己笨蛋。要是一个人把什么都考虑得周到，事情就会好办得多，该死，我怎么就没按鸟儿的重量试试翻呢！不过不碍事，那几只鸟儿够贪心的，吃尽左翻上的谷穗又跳到右翻旁，这回它们可没有迟豫，全都争先恐后地啄食起谷穗。这飞快的一分钟，是我童年时期最最幸福的时刻，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一阵狂喜。啊哈，两只鸟儿冷不防地落进翻里，又跌下第二道陷阱的十字滚下。其余的鸟儿都惊得扑棱棱飞起来，留下两个同伴无可奈何地鸣叫。
我和七哥都有了诱鸟，他的那只是红肚囊，我的这只会打“嘟噜”。
我们利用诱鸟大显身手，再接再厉，每天都能逮住两三只苏雀。我的成就引起小伙伴们高度重视，彬子、铁南甚至春节都来管我要苏雀，成为养鸟、玩鸟的小鸟迷，和我一起分享玩鸟的欢乐了。我感到好不得意，心里特别痛快，过去那种欢乐和无忧无虑又回到我的身上，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彬子还专门编段顺口溜赞美我的滚笼：
远看是个楼，
近看有朋友。
想去瞧朋友，
掉在楼里头……
可是我的滚笼却被人家砸烂了。
因为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
那天七哥有事没去西岗子，我自己拎着滚笼去了小树林，看到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守在树林的一边。他们望望我，我也朝他们投去狠狠的一瞥，相互不搭话。他们都是红卫兵总部的打手，高个的绰号叫谭老西子，矮个的叫小不点，那个走道一高一低的瘸腿叫“地不平”。这些家伙平常斗母亲都很凶，要装出很友好的样子使我感到虚伪。我远远地避开他们，独自将笼子挂在树林的另一边。说实在的，有七哥在，我胆壮，七哥比他们岁数大，低年级的孩子不敢惹高年级的孩子，七哥没来我真有点胆秃……这会儿，那３个孩子正在打量着我，我决定不预理睬，他打他的鸟，我打我的鸟，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我守候一早晨，冻得两只脚都麻木了，差不多都要失望地回家时天上才飞过一拨苏雀。他们有３个滚笼，诱鸟多，很快就把一群苏雀呼唤下来，一只接一只地飞落在滚笼上，只是那些“客人”迟迟不肯吃食，仍在犹犹豫豫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偏偏我的那只诱鸟“嘟噜”要强，见鸟群都落在树林那边大声打起嘟噜，落在对方笼子上的鸟儿闻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盘旋了一圈，又全都滑翔着降落在我的滚笼上。我喜出望外地瞪大眼睛盼着它们落网，身后传来一阵“嗷哧嗷哧”的撵鸟声。我回过头，见一高一矮的谭老西子和小不点溜达过来。我起身阻拦他们：
“别出声。”
谭老西子向我跨近一步，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愤愤道：
“它们是被我们引下来的。”
“那跟我有啥关系……你们没打着呀。”
“嗷哧嗷哧”小不点不理睬我，仍旧轰鸟。
我的运气好得叫人眼红，鸟儿非但没被他们撵走，反倒一只接一只落进滚笼里，一个都没跑掉。这下可气坏了谭老西子，他提出见面分一半。我讨厌他的无理要求，从牙缝里一字一顿地挤出话来：
“凭什么？”
“我们命令你。”谭老西子像威胁走资派一样威胁我，口气很强硬。
“笑话，你命令谁，命令鸟去吧，凭什么对我指手划脚？”我冷笑着想，我不是走资派，根本就不吃那一套，你们少跟我耍造反派的脾气。
“给不给？”
“不。”
“你最好还是记住自己的身份，走资派的狗崽子，别忘了跟谁说话，分一半是抬举你。”小不点说着，叉开两条又细又短的腿，收紧双肩，一只手掐在腰间朝脚下吐了口唾沫。“给你脸不要脸，我看你不给一个试试。”
“决不。”我斩钉截铁道，“你骂人我就更不给啦！”
“他想变天，教训教训这小子。”
他们气势汹汹横着膀子撞来，几乎跟我的脸颊贴到一起。我扭着双手，用极大的力量才控制住愤怒，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免对方觉得我怕他们，喝道：
“你们……给我走开。”
“狗崽子狗崽子狗崽子！”小不点接上道。
“你他妈就是个走资派的狗崽子，”谭老西子的脸被憎恶的表情弄得很难看，以此来表示对我的鄙视。他分明是在有意激怒我，一边说着向后退去一步，狠狠地抬脚踢起一团雪块。“老子就是不走，怎么……不服！”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骂别的我或许还能容忍，骂这个不行，因为我最不愿意人家骂我走资派狗崽子，立即被他们的恶语中伤惹恼……不错，我是走资派的子弟，但我是人，不是畜生，凭什么张口闭口把我和狗连在一起？难道我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吗？我情知自己打不过他们，那也不能被人一吓就屁滚尿流。他们俩用肩膀一步一步撞来，我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却躲开撞击，瞅个机会捡起两块石头，背对着滚笼一手一块握在手里，一副拼命的架势。他们这工夫也捡起石头，狠狠地与我对峙着，却没有贸然动手。对这一类的人我早有准备，防御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的脑子里迅速琢磨着怎么躲开他们的石头，然后先砸倒小不点，再打谭老西子……身后响起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但我不敢回头，生怕挨黑石头。谭老西子突然露出黄黄的板牙大笑起来，竟笑得前仰后合。背后响起石头打在树枝上的响声，苏雀“扑啦啦”地翻翅声和惊叫声。
“狗崽子，你玩完啦！”小不点恶狠狠地笑着说。
我下意识地回头瞟了一眼，热血顿时冲上太阳穴，愤怒地涨红脸颊。这些家伙太卑鄙，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玩起声东击西的鬼计，先是谭老西子和小不点在前面吸引我的注意力，使我无法分心。那个“地不平”却趁我们对峙之际，暗暗绕到身后砸坏我的滚笼，一下子把笼里的鸟儿打得不死即飞。
“赔我滚笼！”
我大吼一声冲过去，扔出手里的石头。“地不平”见我变成拼命三郎，吓得抱起脑袋夺路而逃。他那瘸腿比正常人跑得还快，像单腿跳远一样一步跳出去好几米……等我再捡起一块石头追击时，谭老西子又一通炮击将我的滚笼砸得稀烂。我孤立无援疲于奔命，只得再次返回来追打谭老西子，他们３人马上合兵一路，集中火力扔过雨点般的石头。此刻，我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怒火支配着，使我的力量迅猛地增加了好几倍，虽肩膀、胸脯、屁股、大腿上连中几弹，也不觉疼痛，仍不顾死活地回击对方。心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赔我滚笼，我饶不了你们！”头顶“嗡”地一下，脑袋被打昏，眼前金花乱冒，一股热流淌下脸颊，我顺手摸了一把，是血！我不哭，眼泪是人软弱的标志，流多少血也不能示弱。我忍住疼痛奋力抓起一块块石头扔去，大吼大叫道：“叫你说我是狗崽子！叫你说我是狗崽子！”大概我血葫芦似的面孔吓住了对方，他们不再恋战，拎起滚笼一哄而散，得意洋洋地消失在灌木丛里了。
我追不上他们了，扔掉石头返回空空荡荡的树林。鲜血淌下眉毛，遮住眼睛，额头被打出个三角口子，鼓起个鸽子蛋大小的疙瘩。我捂着额头来到支离破碎的滚笼前，蹲下, , , 身子捡起高粱秆，想拔下上面的竹条挑出些没被砸坏的重新扎滚笼用，但破坏十分彻底，已没有几根完整的竹条了，绝大部分都被砸得七扭八折……我愤怒至极地扔掉高粱秆，一脚踩上去跺个粉碎，泪水喷泉般涌出眼角……这是我一个多月的心血啊，况且也收集不起来那么多扎滚笼的材料了。因为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捣毁我的心爱之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我把额头抵在树干上，足足哭了半天，一种彻骨的寒气袭遍全身，一种从没有过的绝望笼罩了我，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我向下拖去、拖去。我在向灵魂的黑暗中下沉，没有什么抓得住……社会、家庭、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建起的真善美的大厦，希望爱人家，同时也得到人家爱的那种天真的需要，盲目而绝对的道德信仰，一瞬间都坍塌了，变成一堆瓦砾，化作一片尘埃。这是天翻地覆的总崩溃，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自己。我恨，恨造反派，恨红卫兵，恨他们为什么如此蛮不讲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走资派犯了错误关孩子什么事，我为什么处处受到无辜的牵连……回家之前，我去水房子冲掉脸上的血迹，然后装作没事似地走进家门，免得吓着家里人，姐姐还是吓得够呛。“弟，又跟人家打架了……”姐姐哀哀地说着，心疼地拿出碘酒为我搓揉额头上的大疙瘩。
“没……”我硬硬地吐出一个字。
“还嘴硬，头的疙瘩这么大……流不少血吧？”
“没事，我爬树不小心掉下来摔的。”
“你呀，就是不听咱妈的话！”
“妈没不许我打鸟玩！”
“那你的滚笼呢？”
她问到我的疼处，人又差点流出眼泪，但我不想让姐姐难过，还是咬着牙撒谎说笼子也摔碎了。姐姐明知道我是在哄她，叹了口气劝道：
“弟，你就听姐一句话，咱是狗崽子，惹不起事，还是改改犟脾气吧！”
又是狗崽子，我不愿听，大吼：
“我……我不是狗崽子，你也不是，姐姐！”
姐姐不许我打鸟了，她一天到晚看着我，不让我再往远处走。我没有滚笼拿什么打鸟？为了摆脱痛苦也不愿去那伤心的地方。七哥再来找我去西岗子打苏雀，我总是用各种借口说自己确实有事不能跟他一起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极度苦闷和失落中度过的。我竭力想恢复以往的平静，不愿意去回忆那伤心的往事，可是它们却一直在那里，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被砸碎的滚笼一直浮现在眼前，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有什么办法呢？我既深陷其中，又无法自拔，唯一能做的是经常一个人站在人家的院子外，呆呆地望着树上挂的滚笼里的苏雀出神儿……这个世界并不可爱，我感到惊悸和空虚。我不能集中精神，不能思索，简直是一片空白，因为我怕看见自己的内心，内心世界早已荡然无存。我想，我无法选择出身和家庭，承认我是走资派的子弟。但每个人都有权支配自己的生活，都能做自己愿做的事，不管你是狗崽子还是狼崽子也应该有玩的权利吧。我竟连玩耍的权利都叫人剥夺了，他们凭什么干预别人的生活？想起这一切，我就感到无法忍受的沉重，心里好不辛酸……有时真想大哭一场！
五、
又过一个星期，母亲风尘仆仆从老家回来了，背回来好多大包小裹。
我吃着她带回来的地瓜干、花生米，像吃点心一样香甜。黑龙江不产地瓜，我从没见过地瓜什么样，母亲为让我见识见识背回来几个生地瓜。它很像红皮大土豆，不过煮熟后既软又甜，比土豆好吃多了。至于花生，我只知道它可以榨油，炒熟后包上一层糖衣，商店里的售货员称它为“花生蘸”。有花生米，母亲特意为我们做了一次“花生蘸”，工序很简单，只要把糖熬成糖稀后将炒熟的花生放进去一滚就成了。
我说得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母亲上班后，我耐不住嘴馋，偷着和妹妹加工两回“花生蘸”，结果糖和花生浪费不少，但都砸了锅我没掌握好火候把糖稀熬糊了，做出来的成果又苦又焦。没关系，羊肉烂了化在锅里，我做的“花生蘸”一点没剩，妹妹苦得直咧嘴巴还在大吃特吃，并连连称赞我手艺高超……母亲明知道谁捣的鬼却没教训我们，只是叮嘱道：
“小孩子不能玩火，想吃妈给你做。”
母亲带回来的另一种稀罕东西是咸鱼干，有带鱼，黄花鱼，她贴大饼子时拿出几条放在锅里蒸上，满锅都是香味儿。若是春节、彬子和铁南他们来串门，母亲一定要拿出地瓜干、花生、咸鱼招待小客人。物以稀为贵，我也有了骄傲的资本，我家有“山东特产”，让你们也馋得口水横流。我可不那么小气，非得拿“啪唧”和玻璃球换，只要你们带我玩就行。要知道，那时职工的工资很低不说，副食供应也非常匮乏，每月每人供应８斤全面粉，４两油，４两肉，４两白糖。即使是过年过节，孩子们能吃到一把带壳的花生就相当幸福，何况母亲给他们的是不带壳的大花生米。母亲回来后感叹，外祖母生活很艰难，我们说什么每月都要省出５元钱给老人家寄去。她顺便去过一趟父亲的老家，准备将我祖父留下的房子卖给生产队，若生产队什么时候决定买，她就再领我回去一趟办理手续。我奇怪母亲为什么一定要领我回去，她自己不一样能办么？
“你是老于家的正根儿，”母亲解释说，“只有你才有继承权。”
“你不也是老于家的人么？”
“傻儿子，他们怕我得了钱改嫁……”
“什么叫改嫁？”
“打个比方说吧，有一天……尽管那是不可能的……”母亲竭力考虑着解释的分寸，脸色泛红地吭吭哧哧道。“你妈再嫁个别的男人……”
“那就是我要有后爸爸了……妈，你改嫁么？”
“别胡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爸爸一去，我心早死了……我生是老于家人，死是老于家的鬼！”
我有一种朦胧的感觉，母亲不会再嫁人的，连我都遭人鄙夷，谁会娶一个走资派做老婆。我希望有一个普通工人的爸爸，起码是个有父亲的孩子，以后不再受人欺辱。但这样的想法只不过在我的脑海里停留片刻时间，便把它驱赶开去。我没向母亲透露想法，倒是反复问起她山东老家什么样子？母亲又高兴起来，说：
“怎么说呢，我们的老家地处海边，气候温暖，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盛产地瓜、花生、水果和海鱼，民风质朴……”
“那地瓜一定很多了，”一提起地瓜，我就馋得要流口水。我打断她，急促地问。“吃都吃不完吧？”
“当然，”母亲笑了，“遍地都是，这是老家的特产。”
“那你不多带点，让我吃个够。”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懂得体谅妈……我想多背，千里迢迢背不动怎么办？你呀，除了淘气就认得吃！”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怎么行，人怎么活，妈你一顿不吃试试？”
“那也不能光吃地瓜。好吃是好吃，可吃多了胃酸，我从小就是吃它长大的，再也不愿吃了，就和你吃够了大饼子一样！”
“妈，咱别光讨论吃的了，”我的兴趣已转向别处，继续问。“山东冬天下大雪么？”
“偶尔下，不像东北天天都是大雪封门。”母亲耐心地回答着我的提问，想了一想又补充道。“那儿的雪很少，有时候还下雨。”
“不用戴狗皮帽子，穿大衣、大头鞋？”
“不用，最冷不过零下十几度。我小时候连棉衣都不穿，只穿秋衣秋裤就过冬了。”
“那么好的地方，你怎么不领我们回老家？”我突然气哼哼地大声说，转过身子背对着她，觉得我们留在东北非常委屈。“还留在这里活受罪干什么，妈你这不是缺心眼吗？”
“我和你爸爸早就想回去，”母亲被这出其不意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思忖了好一阵子，才神情黯然地呐呐道。“不是谁都能随便回家乡工作的……”
我搞不明白母亲的感叹，她能从那么温暖的地方调来，为什么不能调回去，到哪儿不都是为革命工作么？母亲岔开话题，她不愿意和我再讨论沉重的问题，给我讲了个赶集的故事。在我的老家也刮起语录风，不背语录寸步难行。一次母亲去赶集，公社的造反派守在集市口，谁要背不出一条语录就不许进集市。一个赶集的人非常机灵，用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即兴创作一首顺口溜：
下定决心去赶集，
不怕牺牲挤进去。
排除万难买东西，
争取胜利回家去。
我哈哈大笑，觉得有意思极了，马上就把这个幽默的段子背下来，准备讲给同学们听。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说的这个有意思的故事，日后竟变成我反革命的罪状之一篡改毛主席语录。
１２月的齐齐哈尔，严寒笼罩四野，滴水成冰，早晨起来厨房里的水缸都结起一圈薄薄的冰。窗台上、门框上挂满积雪，房顶上的积雪融化后流下房檐，冻结成长长的晶莹剔透的冰棱，太阳一照折射出七彩的光环。
那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形象点说冷到什么程度，大人叮嘱小男孩不要在外面撒尿，说你要不听话非在外面撒那就有好戏瞧了，没等一泡尿撒完小鸡鸡会和尿柱冻在一起，一拨拉准掉下来。我倒没试验过，就是不愿意上厕所拉屎。要是憋泡尿还好办，可以在院子里找个角落随便撒，肚子里憋泡屎就不好办了。公共厕所里四面露风撒气，大白天往那儿一蹲，北风马上咬得屁股蛋子生疼，我蹲两分钟就透心凉，没冻成冰棍也差不离了。常常是没等肚子里的大便排泄完，人就赶快提上裤子哆哆嗦嗦往家跑，冻得满脸通红，满屁股通红，靠着火墙暖和半天还缓不过来，且肚子里憋得慌又想上厕所，简直糟糕透了！母亲因常年打扫厕所摸出一套躲避严寒的经验，她让我去厂里的三楼单身宿舍上厕所，那里的厕所有充足的暖气，你想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主意妙不可言，去那大便舒服倒是舒服，可要跑２００多米远的路程。有一次我拉肚子，顾不得戴棉帽子就往三楼跑，回来后耳朵都冻白了，好几天痒痒的。母亲说这是冻伤了，从此不许我光着脑袋出去，上趟厕所得佩带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大衣、帽子、手套，你说麻烦不麻烦！我真不明白人家是怎么方便的，他们怎么没有我的这种难言之苦！
凡在北大荒生活过的人，都一定领教过暴风雪的厉害。严寒把原野的积雪冻结成粉沫状，呼啸的北风一来便把雪粒搅到空中，天空中的雪片又苫布一样罩向大地，漫天风雪狂舞着迎面扑来，卷得周围对面不见人影，天地浑然一色。沟沟坎坎被填平了，大路小道被堵塞了，连路沟边干枯的野草丛都被大雪淹没了。风雪太大，我无法出门，索性叫彬子、春节、铁南等小伙伴到家里来玩。母亲愿意让他们到我家玩，免得我出去惹事。还有一个我不愿出门的原因是脚上有冻伤，一到冬天，不管穿多么厚的棉鞋也会冻得奇痒难耐。那年母亲抱着两岁的我从山东来齐齐哈尔北满钢厂，临来前母亲听说北大荒奇寒，特意买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御寒。下火车后母亲怕冻着我，用大衣严严实实裹着我的身子，两只穿着薄薄的棉鞋的小脚却露在外面。母亲也没想到从齐齐哈尔坐汽车到北满钢厂驻地富拉尔基需要跑一个小时，车里车外一样寒冷，大人都冻得难以忍受，何况一个小孩。一路上我伸腿蹬脚地哭个不停，任母亲怎么哄都无济于事。她以为我生病了，汽车一到站就马不停蹄地去医院检查，医生查来查去才发现我的脚丫儿冻伤了。从此落下个冻伤的毛病……
窗外，团团逆转着的茫茫飞雪，很快就变成模糊的一片，连天空都看不见了。风儿把雪花从门缝里吹进来，在外屋门口化成一汪水渍，结成薄冰。我们憋在家里轮流讲故事玩，往往要讲很长时间。大块大块的雪花扑打在窗上，好像鸟儿在扇动着翅膀。孩子们相互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叫你发愁的，有叫你害怕的，有叫你伤心的，还有叫你十分好笑的。我们就这样渡过一个个冬天，要是没有故事，那漫长的时间该多么乏味！我最喜欢听铁南讲故事，他是我们当中最有学问的人，每每他绘声绘色地讲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听着，经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比如他有一次讲一个傻瓜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财主，老想让他娇生惯养的傻儿子学点本事。有朋友给老财出个主意，要他给儿子一笔钱出外面闯荡闯荡，自己学点“真经”回来，将来也好有大出息。
老财采纳了朋友的建议，拿出一大笔钱给儿子带在身上，千叮咛万嘱咐儿子别着急回来，起码学点真本事再见他，不负他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老财的儿子打起背包出发了，走过一村又一店，没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有一天，他刚刚走到一座房屋前，突然听到有个孩子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房子里应声跑出两个老人。人命关天，儿子觉得这是个值得学习的“真经”，赶快掏出钱给那个孩子，感谢他教会自己怎样救人。老财的儿子谢过人家继续往前走去，又碰见两头猪跳出猪圈，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霍地窜上去揪出猪鬃，大喝：“公猪母猪，哪里逃跑！”接着将两头猪拖回猪圈。老财的儿子觉得汉子如此孔武有力，该是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即请汉子喝酒拜他为师。两人正在喝酒的时候，有个邻居家的男人抱着脑袋跑出门来，两人正在诧异之际，一个男孩怒气冲冲举着棒子追打出来。原来是邻居家宠孩子宠得厉害，儿子一不高兴就打他老子玩。父亲看孩子追打自己没面子，赶紧息事宁人道：“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这一招儿还真灵，孩子怒气顿消，笑逐颜开，再也不追打他爹了。老财的儿子大喜，心想天下的便宜事怎么都让自己碰上了，这回倒好，不用花钱就能取到第三个“真经”。
事不过三，老财的儿子认为自己经取经成功，马上打道回府，想尽快返回家园向父母汇报学业。又过几天，老财的儿子返回村子，没等走进家门就兴致勃勃地大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老财夫妇一听到喊声吓坏了，慌忙连滚带爬地窜出屋外。儿子见状接着喊道：“公猪母猪，哪里逃跑！”老财缓过神来，见房子没倒，儿子又如此无礼胆敢骂他是公猪，拿起一把铁锨勃然大怒打向逆子。儿子大惊，心想我哪点学错了，惹他老人家生气，赶快把第三个真经道出来：“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结果老财一口气没上来，活活气死了。
母亲不让我挑水了，她怕我小小年纪闪了腰，自己去挑。
水房子前的积水结成厚厚的冰面，像缓缓的山坡，成了一个小小的溜冰场。挑水人心惊胆战地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说实话，我挑起水来一步一滑，摔过好几跤了，但又想替母亲分担点家务，找出几块木板钉成个方形的框子，在两条方子下钉上两根粗铁丝做个爬犁。我把桶卡在木框里放好，拖着爬犁去拉水时一路有意晃出些水，沿途冻成一溜从水房子一直延伸到我家院门口的冰道，既省力又好玩。我不敢大白天拉水，只是晚上出动，因为我浇的冰道滑倒不少人。其间有的行人看到了，小心翼翼绕过去了，有的行人不小心踩在上面，结结实实地摔个大屁股墩，经常听到爬起来的人埋怨：
“操他奶奶，谁那么缺德，干的好事！”
我心里偷着乐，表面上却装得什么事也没有。有一次母亲走在上面也滑倒一跤，她只是拍掉身上的灰尘，摇着头自己傻笑，没有骂人。
过去一到冬天，学校就在操场上浇起一座滑冰场，体育老师刘小伙教我们上冰上课，滑划子、花样、速滑、打冰球。冰上运动速度快、冲力大，刘小伙怕撞伤小孩，不许学龄前的小朋友上去抽冰猴、滑爬犁，他在大冰场旁边另浇出一个小小的冰场，专供小孩子们玩这些游戏。为了不影响上冰上课，每到下雪天，刘小伙就发动学生们铲雪打扫冰场。现在他被揪出来，也没有人再浇学校的滑冰场了。天气终于好转，雪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露出脸来，越来越明净，气候甚至都有点暖和起来。孩子们待在家里憋得上天入地，总算能出门换换空气了。暴风雪已经过去，狂风吹净冰面上的积雪，即使有雪也不碍孩子的事，他们到处跑来跑去，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雪粉从脚下纷纷飞起……天气晴朗的日子，大家就到西下洼的泡子里玩耍，滑冰、滑爬犁、抽冰猴。那是一座天然的大冰场，绵延数里，镜面一样光滑平整。当初上冻，大人怕冰面没冻结实不让孩子上去玩耍，谁见到孩子在西下洼抽冰猴谁喊：
“不能在那儿玩，小心掉进冰窟窿里！”
嫩江封江后，没有人再阻拦孩子们玩耍了，那上面能开过几辆大卡车，一点事没有。
白土地的孩子买不起带鞋的正规冰刀，那太昂贵，几乎得花掉家长一个月的工资。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只能买副不带鞋的冰刀，由家里的大人按脚的尺寸做一副鞋板，用螺丝拧在冰刀上，让孩子踩住光板冰刀用绳子紧紧绑在自己的棉鞋上，土法儿上马学习滑冰。这已经让其他孩子非常羡慕了，没有冰刀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伙伴们滑来滑去，像在透明的天空中飞翔一般。要是哪个孩子心理实在不平衡，就跟在有冰刀的人后面狂追一阵，打一个长长的“滑刺溜”。然后装作对滑冰者不屑一顾的样子，愤懑地拿出冰猴，把自制的皮绳鞭子甩得“啪啪”响，狠狠地抽着冰猴出气……我也属于羡慕人家的一族，母亲没有钱，我们别说是买光板冰刀，就连一个像样的冰猴都买不起。我找块榆木疙瘩闷在家里用菜刀削了半天，总算削出个大桃子形状，又兴致勃勃地将它摁在水泥地上打磨，蹭得油光锃亮。最后在桃子尖上钉上枚按钉，精心用红药水画上两圈道道，自制出一个漂亮的冰猴，很是惬意。我信心十足地拿它去和别的孩子比试，看谁的冰猴转得稳重，没想到一出手就败下阵来。公家制作的冰猴木料特别沉重，抽上一鞭子原地转起来又快又稳。我的杰作虽花里胡哨，外貌上还过得去，可木料太轻没主心骨，一鞭子抽上去没转两圈就跑开了。我越是气极败坏地抽冰猴，它就跑得越快，搞得我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这哪是和冰猴嬉戏，简直是在和它进行马拉松赛跑！
我一脚将它踢进干枯的苇丛里，不再要这玩意儿。
我不甘寂寞，抱着爬犁回到西下洼，跪在爬犁上双手撑起冰镩子，试图与滑冰的彬子一比高低。可想而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双手怎么抵得住人家的双腿，我再一次被彬子远远地甩在泡子中心，败得惨不忍睹。风呜呜低吼，四野白茫茫一片，里面的草丛越来越密集，枯黄的芦苇都被大雪压弯了腰。我趴在慢慢滑行的爬犁上望着冰面大口喘息，严寒刺着脸颊，一团团哈气凝成霜花，挂在嘴角上、眉毛上、帽檐上，像包一层薄薄的冰壳。周身的热汗经寒风一吹，我感到冷，冷得浑身打哆嗦。突然，身下的冰面“喀喀嚓嚓”一阵响动，人跟着晃悠起来，我倒吸一口凉气转身就跑，怕冰层裂开沉进水里。响声很快就停止了，复又死寂一般沉静，我跑了几步又踅回来，像傻狍子一样非要弄个究竟。脚下闪开一道两指宽的蛇形裂纹，从冰面一直切到冰底，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横断面，白森森的斜碴蛛网般细密，弯曲处闪烁着光亮，缝隙里泛着绿影。像在梦里一样，我竟在缝隙里发现一条冻住的黑鱼，我闭上眼睛又睁开，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以前听说这个泡子是堵死的江汊子，水特别深，里面只有老头鱼，而眼前分明是一条两尺长的大黑鱼呀？大坝那边的养鱼池里有各式各样的鱼，那么这条黑鱼是怎么跑过来的？是顺着稻田沟游进来的吧。我不害怕了，用冻得硬邦邦的手套擦去周围的积雪，再仔细看看，估摸它离我很近，遂决定用冰镩子穿破冰面取出大黑鱼。白色的冰块在手下四处迸溅，我不幸判断错了，那条鱼看起来挺近，实际上冰层非常厚，它至少冻结在半米远的深处，仅凭这把用电焊条做的冰镩子休想凿破半米厚的冰层！
我放弃得到黑鱼的希望，反倒心平气和地望着冰层暇想起来。透过玻璃般晶莹的冰层，隐隐望见一群大大小小的老头鱼，露着黑黑的脊背和头部拥挤在水底晒太阳。我大声敲打冰面想吓跑它们，除偶尔有一两条老头鱼动弹一下，碰得它们身边长长的水草晃动起来，其他的鱼儿都懒洋洋地置之不理。我猜测冰层下的世界一定很神秘，不像冰上的世界这样寒冷，鱼与鱼的关系也不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冷酷，否则它们也不会那么和谐地拥挤着取暖了。我不知道这条黑鱼是怎么溜进泡子里来的，可知道它是淡水里最凶猛的鱼类，性情极为孤独，靠吞噬其他鱼儿为,生。大自然自有它的生存法则，使生态得到平衡，按照弱肉强食的生存道理，黑鱼应该比老头鱼更有生命力。为什么在这么深的水域里，土生土长的老头鱼优哉游哉，外来的黑鱼却冻死在冰层里了呢？
这真是个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人都有个好奇的心理，越是不可知的东西就越会勾引起探求奥秘的欲望。这个奇怪的问题在脑海里萦回好长时间，我一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有时候竟想得脑瓜门儿疼。从那以后，我每次滑到黑鱼的旁边，总好奇地趴在冰面上研究一阵冰底下的世界，再跺着冻麻的双脚向两岸的草丛跑去，用铁锨铲倒干枯的芦苇和菖蒲，捆成一大背放在爬犁上拉回家里。我除去春节家看看大肚子的娃哩，盼着它快快生小狗崽子好抱过来以外，再没地方玩了。彬子、铁南他们有光板冰刀，没事滑滑冰，或去俱乐部看看春节和朋久排练节目……我也想跟他们去俱乐部看排练节目，那里面既暖和又热闹，比闷在家里有意思多了。但母亲不让我去，怕惹是生非。我的不幸让母亲事先言中，当我实在没地方去的时候终于去了那个是非之地，差点没送掉自己的性命……
六、
西伯利亚的寒流滚滚袭来，一场大雪下得天昏地暗，暴风雪肆虐整整一天。
荒野里刮起“大烟泡”，扬起漫天大雪，白色的雪雾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像无数条长龙一般奔腾咆哮，卷得周围对面不见人影。西下洼的冰面上铺满厚厚一层积雪，有的地方雪浪此起彼伏，一脚踩下去没及腰间……人一出门，阵阵寒风裹挟着雪粒平地而起，抽打在身上、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痛。鼻子冻白了，眼睛冻疼了，脸蛋上冻起白泡泡。孩子们都缩回家里，守着火炉、火墙、火炕不再出门。这是冬眠的时候，也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无论大人孩子，都期待着春节的到来，红红火火过个大年……２０年后，我写的诗歌《雪》，就是家门口西下洼给我的灵感。我虽是远走他乡的天涯游子，但经常背诵这首诗歌，寄托我对北国的思念，童年的思念：
我把银色的帷幔
垂挂在苍茫的天穹
然后在瑟缩的枝头
留在匆匆的脚印
准备赶到太阳从东山上
露出半个冻得通红的脸盘时
送给它一条天鹅绒的围巾
大地是我温柔的母亲
天空是我严厉的父亲
我骑着流云的马儿
庄严地进行爱的巡礼
但我不愿离开北方
北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从高山到平原，江河到海洋
我在冬的冷酷无情的国度里
撒满纷纷扬扬的鲜花
使万物都感到春风习习
我给荒野上疲惫的旅人
化一眼清冽的泉水
筑起四面厚厚的墙壁
赠他一个甜香的、温馨的梦
我给没见过海洋的乡村
搬来烟波浩淼的大海
让爬犁小船似地划过浪尖
我想那喜气洋洋的小伙子
定是摇着橹儿去迎接新娘
我便悄悄地、悄悄地将几朵雪莲
插在姑娘油黑油黑的发辫上
她踩着我铺的地毯向情人跑去
那“咯吱咯吱”的足音
是我的笑声
我给城市披上白玉斗篷
送路灯一串串珍珠项链
当大家举起酒杯欢庆春节
我用我的翅膀拍着窗扇
从门缝里塞进几张贺年片
又欢快地跑上不夜的大街
看那些放鞭炮的孩子们
嬉戏着，用我抖落的羽毛
堆塑着我的滑稽的形象
当北风挟着寒流袭来
我放出无数簇白炽的烟火
和风暴怒吼着拼命搏击
直至天空展开蔚蓝的旗帜
月亮的微笑洒满我的周身
我才躺倒在大地的怀抱里
舔舐着一处又一处的伤口
那些被吹露泥土的地方
静静的，像天外归来的鹤群
从此我永远享受着母爱
爱情的太阳使我热泪滚滚
我消融，但非常幸福
因为啊
在我泪水浸透的地方
有绿油油的、绿油油的禾苗滋长
那是我的希望和憧憬
彬子和铁南又钻进俱乐部，暖暖和和地坐在连椅上躲避暴风雪，看春节和朋久他们排练节目。我心痒难挠，一连憋在家里闷了两天。新年前的一天下午，外面冷彻肌肤，我憋在家里实在百无聊赖，听说厂文艺队彩排，终于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跑到俱乐部凑热闹去了。
那并非正式的彩排，我走进去的时候，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正在排练当时最红火的革命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台下挤满了人，看热闹的大多是孩子们，一看到台上有人跳错了，台下马上发出哄笑声。台上的演员被哄烦了，大喊着让下面的红卫兵维持秩序。我夹杂在起哄的孩子们中间，双手插在袖筒里，跺着鞋上的积雪，正纳闷姐姐为什么没有参加排练，春节和朋久他们怎么也不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初中三年级姓邹的男生喊：“捣乱的出去！”起哄的孩子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有动地方，仍旧哄笑不已。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火了，开始往外撵看热闹的人群。姓邹的男生有十七八岁，叫他红小将吧，太大，叫他红中将吧，偏小，于是大家都管他叫邹少将。白土地人向来有个传统，谁胳膊粗力气大，满嘴“操你妈，乌龟王八蛋”的脏话谁就是大爷，大人孩子动辄以武力论英雄，见高低。你要是温文尔雅，通情达理，势必被认为软弱可欺。若哪一家有几个大小伙子就更天不怕地不怕，绝对没人敢惹。如果你惹恼其中的一个人，马上就有一大堆亲戚朋友打上门来，不打你个半死就算手下留情。事后被打的人家害怕报复也不敢告状，一般都是由厂保卫科出头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邹少将当然懂得厉害，头脑很实际，当他撵不动别人恼羞成怒时，突然发现了孩子中的我，转而一副凶狠的架势向我发泄满腔怒气，推推搡搡轰我出去。我还未意识到快要降临的灾难，呆呆地分辩道：
“我刚进来，没起哄。”
“出去，滚。”邹少将横眉竖眼，不由分说。
“凭什么光撵我一个人？”
“撵的就是你。”
“他们不走……我就不走。”
他拉长声音，恶狠狠地高声道：
“走资派狗崽子，你敢。”
这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引起难以遏制的反感。走资派狗崽子怎么了？你也不能看人下菜碟，况且我的自尊心常常近乎病态地为这一点痛苦。尽管对方五大三粗，身强体壮，足足高出我一个脑袋，但我被激怒了，倔劲儿一上来就是不走。周围哄叫着推波助澜，将得邹少将无法下台，他又不肯轻易丢了造反派的威风，气得脸色通红，失去理智地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向外拖去，我双脚离地，拼命用一只手把住一张连椅的扶手挣扎喊叫。邹少将怎么也拖不走我，气急败坏地掰开我的手掌，沿着坐椅中间的过道一步一推，迫使我爬起来摔倒，摔倒又爬起来。我急了，狠狠地咬了他手指一口。我们两人动手打起架来，可想而知，我又瘦又小的身躯哪里是他的对手，虽勉强出拳抵挡，没几下子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抱着脑袋满地乱滚。我凄厉地号哭着，大骂着不肯求饶。对方抬起大头鞋踹向我的脑袋、眼睛、嘴巴，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喊：
“打死你这个狗崽子！”
不一会儿工夫，我满脸是血，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卫生所的医生给我打过止血针，吃了止痛药。母亲为我清洗脸上的血迹，鼻孔仍旧流血不止，一脸盆水都变成红颜色。她以为我不能活了，心如刀绞地抱着我哭泣整整一夜。
我昏迷一天一夜，躺在炕上人事不省。第二天醒来，母亲正俯在眼前流泪，姐姐妹妹全守在身边叫我的名字，盼我醒来。我想翻一下身子，一动身体就散架般疼痛，不得不发出痛苦的呻吟。脑浆晃晃荡荡，疼得要爆炸，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思想。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需要依靠，父亲的死在我心中留下的真空依然存在，有父亲的孩子是轻易不会挨别人打的……有一点我深切体会到，父亲教育我，打得再厉害也是以吓唬为主，对屁股打两巴掌踢几脚不算什么。这一次我明白什么叫挨揍了，心中永远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悲苦感觉。过了一会儿，我试图睁开眼睛，左眼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都睁不开，母亲用热手巾敷过，我才勉强睁开一道缝隙。姐姐给我拿来镜子，镜子里的脸颊肿得面目全非，面孔比平常大了半倍，一只眼睛像青桃子，破裂的嘴唇向外翻翻着，狰狞恐怖，我都认不出这是我自己了。
我昏昏沉沉地躺着，嗓子说不出话，只有口水顺着嘴角流淌，水米不进。我好像掉进一个倒霉的无底洞，然而终究要碰到底的。我感到不幸，无依靠、委屈和沮丧，不仅仅因为肉体的打击，更重要是心灵的打击。一个孩子脆弱的神经还不能承受政治运动的压力和迫害，实际上我已是父母的化身，动辄得咎，走资派狗崽子的称呼比拳头伤害的力量更大。就因为我是个走资派狗崽子，所以必须承受超负荷的痛苦，甚至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地方告状。公、检、法早就被砸烂，也没有人敢主持公道，父亲的无辜死亡被迫草草火化便是明证。母亲只能找学校红卫兵组织说理，质问邹少将凭什么下此毒手，打一个比他小４岁的孩子。邹少将狡辩说，于艾平破坏公共场所秩序，他维持秩序时遭到攻击，属正当防卫。邹少将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对母亲置之不理，母亲转而去找老邹家理论，他的父亲竟有意躲避我们，任母亲怎么敲门也不开……
父亲死后，母亲视我为命根子，一举一动都牵着心弦，是她赖以生存的希望，活下去的支点。张嘴闭嘴：“儿呀儿呀，妈现在是为你活的。”只要我能安于现状好好活着，她才能在苦难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小小的安慰。可以说，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指望我长大成人，东山再起，重振于氏家族雄风。我的挨打，强烈地刺激母亲的神经，犹如往她心脏里捅了一刀，鲜血从伤口里不断冒出来。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的肉，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后来，母亲领我回山东老家文登县侯家镇南鱼池村，我才知道我们历代都是官宦人家，名门望族。
我的前五代祖上，曾做过清朝的江南十八州盐务巡抚，在江浙一带为官多年，家资颇丰。在他之前，还有一代祖上当过什么朝代的济南知府。南鱼池村紧靠海边，地势平缓，土地旱涝保收。我的祖上在村里建有高墙大院围起的家祠，门口有石狮子和１０根高大的旗杆，因为有人在外面作官，于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十分富裕。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祖上被同僚参了一本，皇帝就让他告老还乡了。推论起来他为官并不廉正，卸任时带着十多艘装满盐坛子的大船，从浙江取海路驶回山东，途中遭海盗洗劫一空。我听老家的长辈喝酒后说，原来那些坛子里藏着银子，想必有人事先透露风声，官场派人扮作海盗杀人越货，结果连我祖上的性命都赔了进去。
从此我们家族一蹶不振，我的祖宗留下５个儿子，于氏家族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传统，５支后人大多出来读书、经商。数我的祖父混得不济，是个药房先生，农村的郎中。他早早就教我父亲读书识字，等父亲初中毕业便送他到大连商行学徒，让他自己挣钱继续求学。他们这一代人最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叔伯叔叔，济南部队军级退休干部于麦生。他常常回忆我们于氏家族的抗日历史，他的姑父即我的姑爷爷，便是赫赫有名的胶东抗日司令于得水。著名作家冯德英在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曾详尽地描写过于得水将军的英雄事迹。我对姑爷爷于得水知之甚少，只记得叔叔、婶婶谈起他即仰天长叹，他也和我的父亲命运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遥想当年我的姑爷爷在胶东半岛揭竿而起，打起抗日大旗到处招兵买马，大声疾呼：“好男儿不做亡国奴，不自由，毋宁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蹂躏。我的父辈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拿起刀枪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来，保家卫国何等可歌可泣。南鱼池村人气冲牛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为防止鬼子利用我们的家祠建据点，一致同意拆毁家祠誓死抗日。所以解放后，于氏家族在外面当高级干部的人特别多，谁当军长、厅长一点都不当回事。遗憾的是，我的没在战场上牺牲的上一辈人，大都在“反右”和“文革”中以身殉职了！
说实话，父亲参加抗日的方式非常奇特。那年他１７岁，祖父怕儿子参加抗日队伍，让他好好在大连学徒，不许回家。因为日本鬼子和于氏家族不共戴天，反复扫荡我们的村庄，抢粮、抓人、烧房子，杀得家家户户鸡犬不留。尽管忠孝不能两全，父亲也做得够绝的，大年三十掌柜家回家过年，留下他一个人看商行。父亲聚起学徒的伙伴喝大酒，赌钱，一夜之间输掉老板的店面，夹起铺盖卷跑回胶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害得祖父跑到大连老泪纵横地向商行掌柜家要儿子，他们都以为他赌输钱跳海自尽了呢！我的叔叔于麦生参加革命更简单，几年后一个春天，父亲穿着粗布黄军装，屁股上跨着盒子炮回到家中，他是部队路过村头顺便看一眼我祖父祖母的。返回部队时，正碰上我的叔叔推着独轮车往地里送粪。
“哥，你回来了！”叔叔惊喜地说。
“是走。”父亲顿了顿盒子炮道。
“妈的，推这玩意儿快累死了。哥，让我当兵吧。”
“你还小。”
“我１５岁了，领我走吧。”
“过两年再说。”父亲想帮弟弟推几步小车。
叔叔急了，一把将小车掀翻在道边，说什么也不回家。就这样，叔叔跟随我的父亲远走高飞，１５岁的孩子身材又瘦又小，还没有步枪枪筒高怎么能打仗？父亲为难了，想来想去，安排他当了名战地包扎员……
但是如今，但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却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怎么能不令母亲齿冷心寒。姐姐胆小怕事，劝母亲息事宁人，我们自认倒霉忍下这口气吧。母亲说：“不行，如果这次不抗争，不给他们个利害看看，下次谁都敢随便打你们了！”母亲悲愤地贴出大字报，大意是：即使我孙志刚有罪，孩子何罪其有？她呼吁全厂的家长主持公道，救救孩子，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人心都是肉长的，邹少将的暴行轰动了糖厂，激怒有正义感的干部职工家属。群众自发地贴出大字报声援母亲，愤怒谴责打人凶手，要求他公开赔礼道歉。事实证明，即使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有天良未泯的呼声，这是糖厂群众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是正义向邪恶的宣战，是一次自发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我们家前后左右的邻居，东家拿出点米，西家送来点面，有人拿着鸡蛋，有人拿着糖果，到我家探望我。大婶、阿姨们见到我的惨状，一起陪母亲伤心落泪，异口同声谴责邹少将。我没齿不忘那些善良的人们，即使后来我们的处境更为险恶，他们也坚定不移地站在我们一边，支持鼓励我们一家人活了下来。我恍恍惚惚地记得，就是那时，母亲结交下我后院的邻居吕大姨、蒋姨一家人……母亲顾不得如何处理打人凶手了，我的病情急转直下，发起高烧，再次昏迷不醒。
糖厂造反派迫于群众的压力，给我们出车去市第一医院看病，医生亦为我的伤病震惊，建议母亲领我去省里医院检查治疗。吕大姨、蒋姨主动要求照顾我的姐姐妹妹，劝母亲赶快领孩子去哈尔滨看病。母亲为难地说自己没有钱，好心的邻居们凑出一笔钱来塞给母亲，连夜送我们母子登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和母亲坐上硬卧车厢，陪同我们的还有卫生所长董大夫。
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而为我测量体温，时而给我吃药，整整一夜都没合眼。我不知道第二天是怎么住进旅馆的，只记得下车后雪又在飞舞，成团成团的雪粉漫天洒下，鞋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直响。我倚着母亲的手臂机械地上车下车，左眼钻心的疼痛，有时疼得轻一点，有时疼得要命，如同火一样在烧眼眶……母亲背着我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里的形势和糖厂差不多，满走廊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是位老人，办公桌上摆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ｘｘ”。他没穿白大褂，穿的是病房护理人员的蓝色工作服。回想起来，还是“反动权威”好，劳动改造的环境比一般走资派强多了，下到底也是到门诊看病。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我仍发烧、头痛，左眼眼底充血，视力只有零点一。大夫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来治疗？他听完母亲的叙述，沉默许久，才在诊断书上缓缓写道：“左眼角膜挫伤，建议住院进一步会诊。”护士给我打过退烧针，涂上眼药，用两根细绳套在耳朵上挂住眼罩，让我们坐在走廊连椅上等待董大夫办理住院手续。董大夫回来愁眉不展地说，明天是元旦，住院处的人早早下班了，３天以后才能住进病房。母亲没料到我的病情如此严重，心急如火地对董大夫说，与其等在这里，不如直接去北京检查治疗。董大夫说他做不了主，需要回去请示再决定。
董大夫回齐齐哈尔了，留下我们在旅馆里过新年。
元旦的下午，母亲叮咛我好好躺着休息，她要去打长途电话询问董大夫请示的结果。母亲披上大衣出去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身上老是发冷，一只眼睛盯着窗外出神儿。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一层是公共浴室，二层是理发室。整座楼的店面都放假了，空空荡荡的没有旅客，暖气供应不足，人躺在被窝里还有点凉。左眼的眼罩里痒痒的，大概是药物正在消肿。太阳慢慢落向西面，窗玻璃变成红中发黄的颜色，估计已经４点多了，我着急起来，母亲为什么还不回来？楼下响起喧哗声，有人大声喊叫着为球队加油。我裹着被子爬起来，透过窗棂的冰花一只眼睛望去，意外地发现距楼下５０米的地方有一座中学，学校门前是一座简易冰场，两支少年冰球队正在进行冰球赛，双方都有拉拉队呐喊助威。我吐出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用手擦净水痕，恍如隔世，看到的就像是多少年前的情景……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识，而仅仅是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孩子们传来的每一阵喊声都煽起我难以平静的情绪，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了。在糖厂大院里，一切体育活动都被看作干扰运动的因素，而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孩子们却照样进行冰上体育运动，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使我痛苦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被夺去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另一种样式，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一塌糊涂。这个想法久久停留在我的脑子里，思绪不断地翻滚。我贪婪地看着冰场上的比赛，看到队员们精彩的突破和射门，我也热血沸腾地喝起彩来，但刚喊出声音就脑浆乱晃。我将额头贴在玻璃上，想用凉气镇一下疼痛，可有什么在抽我的脑筋，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得不用手指掐着太阳穴减轻疼痛。
“快躺下。”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带着一团雪花和寒气回来了，头发上的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脸盘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我捂着脑袋躺下，问：
“妈，怎么才回来？”
“过年，电话局休息，我找到总局才打上电话。”母亲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解下围巾，对着冻僵的手掌呵气。她给我买回几根哈尔滨红肠，几个面包。“吃饭吧。”
要是平常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早垂涎欲滴了，可现在什么都不想吃，闻着味儿都觉得恶心，要吐。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怎么，头疼？”母亲问。
我又掐起太阳穴。
母亲坐在床头上，抱起我的脑袋放在大腿上，呵热手，摸摸我的额头，又把手放在胸口上试试没发烧，然后为我捋起额头：
“儿呀，没感冒……听妈的话，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吃不下去也得吃。”
我觉得胸口堵得慌：
“妈……我想出去一下，回来吃。”
“干什么？”
“换换空气。”
“就一会儿么？”
“不……我要看冰球。”
“到哪儿？”
“楼下。”
母亲诧异地望着我，我想我的独眼里一定充满渴望，她理解我的渴望，爱活动是男孩的天性，一个孩子绝不会装病。为了我能吃东西，母亲无法拒绝儿子的请求，况且我已经躺三、四天了。母亲给我穿好棉大衣、大头鞋，戴好皮帽、手套、口罩，搀扶着我慢慢走下楼梯。走出大门，一层脆薄的冰屑在我们脚下簌簌作响，我的脚底下发飘，有些趔趔趄趄，每走一步就跟着震荡一次，仿佛从头盖骨到脊椎都要碎裂了似的。一股清冽的寒气迎面扑来，头痛减轻了许多。我不想让大人加入孩子的行列，以免大家拘谨，不让母亲送了。她只好目送着我摇摇晃晃走进小观众中，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远远地看着我别摔倒。
有人看见我是个戴眼罩的病人，主动让出一个空子。我扶住球场的围栏站住，夹杂在和我一般大小的观众中间，一种暴风雨般的感情、思想和回忆，突然在我内心涌起，热流如灌，使我刹那间又回到了愉快的童年。我又亲眼看到体育比赛，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我站起来了，比原来高了，复活了……我觉得在孩子们中间的感觉真好，他们谁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周围人都和我一样，谁也不会时刻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身份，不歧视我，欺侮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同样有参加活动玩耍的权利。虽时间暂短，毕竟摆脱平日的忧虑和压抑了。是的，人只有经过磨练，才能体味人生，没受过折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心态。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无须羡慕他人的身份，也不用再违心说假话。我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笑，又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既欣喜若狂又悲哀至极，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忘记头疼，忘记寒冷，和周围的孩子一样狂热，大喊大叫着为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为该进没进的球遗憾，为巧妙的配合叫好，场上球员射进的每一个球都像我射进去的那样兴奋。我知道自己是在宣泄，球场给我一个宣泄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一个正当发泄的理由，尽情地宣泄半年来的压抑和愤懑。尽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还不习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关键时刻看不清楚。但没有关系，我狂热地掀开帽耳，扯掉口罩，扯掉眼罩，任寒风刺激得不断咳嗽，还是愉快的不得了。我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看什么都用一只敏锐无比的眼睛……
球场休息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如醉如痴的状态之中，思绪混乱而愉快，母亲喊我才清醒过来。回头望去，见母亲远远地站在凛冽的北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坚持着不肯破坏孩子们的兴致，只是做着手势示意我戴上眼罩，当心别感冒。她翻起大衣领子缩进双肩，不停地跺着脚，用嘴吐出的哈气暖手，围巾上挂满哈气凝成的霜花，落日的光芒映红她的身体，头发、眉毛上的霜花都一齐闪耀起来。我不安了，母亲跑了一下午连口热水都没喝，冰天雪地会冻坏的。我戴上眼罩，不好意思再看下去，免得母亲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的兴致特别高，吃掉一个面包和半截红肠。我让母亲吃面包，她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泡在开水里，就着咸菜咽进肚里。我把红肠塞进母亲嘴里强迫她尝尝，她只咬下一小口，就借口自己吃不惯这种味道不再吃了。我知道母亲惦念我的姐姐妹妹，担心她们过不好年，怕晚上睡觉封不好炉子煤气中毒……母亲告诉我，糖厂造反派不同意我们去北京看病，她在电话中和斜眼争吵起来。母亲强调我们绝不能等待，耽误孩子的病情谁负责？对方见母亲的态度不容置疑，又提出厂里不能担负看病的费用。母亲急了，说为保住孩子的眼睛什么费用自己都认，但糖厂必须派人带一笔钱来先垫上再说。
新年过后，学校的教导主任曲元春赶来了。
“文革”期间严格控制进京人员，外地人须持省级进京介绍信旅店方能接待。当天下午，曲老师去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局办好进京介绍信，母亲又背起我登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牵扯到费用问题，母亲没买卧铺，她再次抱着我坐了一天一夜。我一直昏昏沉沉地睡在母亲的怀里，火车进北京站时，母亲的腿和手臂都压麻木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下车。她累得背不动我，是曲老师把我背进天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曲老师原来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母亲被打倒后，有人说他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红人，入党的希望也吹了。这一次造反派指派曲老师来护理我们，看上去他一脸的不情愿，始终极力疏远我们，唯恐受到牵连……后来他果然中途退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顾不得休息，就领我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我将脸颊贴在车窗上，瞪大一只眼睛望着前门大街，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心里的激动简直难以言表。哦，北京，祖国伟大的首都，从我懂事起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将来一定到北京看看。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北京，现在，我终于能亲眼目睹梦绕情牵的地方了！
七、
北京的早晨弥漫在灰蒙蒙的烟雾之中。
冬天也不像东北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然一幅银装素裹的画卷。
前门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青灰色楼房，阵阵清雪随风卷起，发出咝咝的响声。路口挤满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谁也不给身后鸣笛的汽车让道。行人们踩着大字报纸屑匆匆走过，毫不在意地往嘴里塞着油条，所有的面孔都显得严峻而陌生。商店的铺面贴满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只有几家橱窗里还摆着一些凭票供应的东西。街道广场上搭起临时的台子，有人正声嘶力竭地号召全市人民起来战斗，好像叫你置身于到处都在流血的战争时期。一拨拨手里提着浆糊桶，拿着刷子的人，一张又一张地贴出最新的战报。电台广播的新闻联播充满火药味，播音员播出的每一条消息都像声讨敌人的檄文，慷慨激昂时竟骂道：“放他妈的狗臭屁……”有一伙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正从一所房子敞开的门里往外搬抄家的东西，运上汽车。后面还有几个红卫兵押着胸前画着黑心的一家人，走进严寒中……周围的情景时刻提示着我，城市的正常生活正在给畸形的革命让路，这不是我童年向往的神圣地方，而是我们一家人倒霉的发源地，就因为它无所不及的力量才使我陷入悲惨的境地。我的心情复杂地变化着，其实我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周围的景色和我的心情一样阴沉。直到汽车绕过正阳门城楼，眼前豁然开朗，才感到些许的高兴。
“于艾平，”曲老师说，“前面就是天安门。”
“在哪儿？”我问。
“别着急，就要到了。”
我把目光转向车前，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宏伟的大会堂是多么辉煌壮丽，和电影里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纪念碑则像个竖起的大拇指，在赞美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公共汽车贴着历史博物馆行驶着，之后缓缓地向北拐上宽阔的长安街，曲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
“天安门！”
我回过头，故宫红墙，观礼台，白玉华表，金水桥一一闪过，眼前接着一亮，人一阵激动，是的，我非常激动，心中感到无比激动。天安门，哦，天安门，你是我心中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你了！天安门正中有一幅毛主席画像，城楼上挂着８个大红灯笼，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那红的墙、黄的瓦格外耀眼……我想象去年１０月姐姐来串联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姐姐热泪盈眶地挥动着红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泽东穿一身解放军军装，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招手。刹那间，掌声和欢呼声雷鸣般响起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汇成欢乐的海洋，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我不是来串联的红卫兵，而是作为一名被人打伤的狗崽子来治病的……转而黯然神伤。
我们到了同仁医院，一位戴红袖章的医生检查过我的眼睛，诊断的结果和哈尔滨医院一样。我的一个眼睛看不见东西，却不感到太痛苦，主要的症状是头晕、头疼，仿佛脑子里有把钻子在往里钻，窟窿越来越大。当戴红袖章的医生听曲老师说我是走资派的孩子才挨打的，眼神立即变得冷若冰霜。说你们还是回去治疗吧，病情没什么大不了，视力也会慢慢恢复的。母亲强调说北京的医疗水平高，既然我们来了就治利索再走，以免落下后遗症……看样子医生是顺水推舟，他建议我们去宣武医院检查一下，那儿有治疗脑伤的专科门诊。我永远忘不了医生的神态，他眼中的笑意收敛得那么迅速，立即充满冷冰冰的敌意，好像躲避瘟疫似的恨不能把我们推出门外！我站起来，径自朝门口走去，愤怒、屈辱和失望的情绪把我的心搅得一团糟，以前那种病态的敏感又回到我的身上，头疼得厉害。我诅咒我出生的这个时代，凭什么一定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天真的孩子都要分成红五类、黑五类，让他们之间相互仇视，相互残杀！母亲碰个钉子，从此变聪明了，再也不暴露自己的走资派身份，医生再问诊时她就说孩子被歹徒打伤的……下午，母亲领我去宣武医院脑神经科检查，医生确诊为轻度脑震荡。我头疼，疼得睡不着觉，眼花，耳鸣，变得神经质，夜里常做噩梦。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谷维素和安眠药，要我绝对卧床休息静养。我哪也不能去，整天躺在旅馆的床上睡大觉。母亲寸步不离地喂饭喂药，我简直变成了摇篮里的小宝宝，长时间躺在床上，只有一只眼睛是自由的。
我们住的大概是北京最便宜的小旅店，位置在天桥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靠近天坛公园和自然博物馆。
从大街七转八拐，走进一个门庭古色古香、青砖琉璃瓦的四合院，就是我们住的小旅馆了。走廊两旁的一排小房间都是用木板间隔成的，一点都不隔音。白天，隔壁传来的说笑声十分清晰，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屋放个屁，这屋都嘣嘣响。每个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桌，人就快转不开屁股了。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薄薄的窗户纸，风一吹像“呱哒呱哒”拉风匣。我感叹北京不但有毛主席，三九严寒的太阳也是温暖的，外面一点都不冷。北京的年轻人都不穿棉袄，只穿秋衣秋裤，从不像东北人那样穿大皮袄，戴狗皮帽子。即使岁数大的人，穿身深蓝色的棉制服，戴顶羊剪绒棉帽就能渡过冬天。哪像我，不但穿着棉衣、棉裤，还得外加棉大衣和大头鞋，走起路来像个笨拙的熊瞎子！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取暖，一段直立起来的细烟囱贴着屋顶折向窗口，伸出窗外。我看惯东北烧大块煤，大劈柴，觉得北京的蜂窝煤特别新鲜，圆圆的有砖块那么厚，里面尽是些窟窿眼。服务员阿姨早晨封死炉子，黄昏打开，一晚上要换３次蜂窝煤。只要我醒着，总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姨的动作。她先用一把长长的铁夹子打开炉子，从炉膛里夹出一串烧红的蜂窝煤，磕掉下边烧白的煤块，再放进一块新的蜂窝煤，对齐上下窟窿眼，抬起一只脚踩上压进炉膛里。她用铁夹子的一端捅了又桶，红红的火苗像烛光一样蹿动起来，我们的小房间便温暖如春了。小旅店里没有食堂，旅客只能下馆子。北京人爱吃炒饼，这种饭菜炒在一起的食物比较便宜，母亲总是自己吃一份素炒饼，给我带一份肉丝炒饼，有时也打开炉子热一热买回的炒饼，我们天天靠炒饼度日。春节临近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地刮着，我刚迷迷糊糊睡着，服务员阿姨领着一群陌生人闯进屋来。我内心惶恐万状，吓得直抖，以为糖厂的造反派揪母亲来了。服务员阿姨对我们说：
“打扰了，请协助派出所的同志查夜。”
“你们到北京干什么？”一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民警问母亲。
“看病。”母亲披着被子坐起来，双手按着胸口说。
“谁病了？”
“我儿子。”
“什么病？”
“头痛。”
“你们来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住在男房间。”
“小孩他爸么？”
“不是……同事。”
“做什么工作？”
“教书。”
“证件？”
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
“来躲避运动的吧？”另一个穿便衣的人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转向母亲的“鬼头”，眼睛像电钻一样，直往人的心里钻。他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加重语气道。“你的职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你们看看孩子的病例……”母亲一怔，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例，下意识地摇头道。
“不必了，快过春节了，如果孩子治好病，就赶快回去吧。”
我全身冰凉，噤若寒蝉。
母亲睡觉时不戴帽子，尽管她总是用剪子修理头发，没长好的“鬼头”仍旧暴露无遗。我暗暗惊出一身冷汗，要是他们查出母亲是走资派会撵我们走的，幸亏母亲对答如流没露出破绽。翌日，服务员阿姨对母亲说，为确保首都人民安全过节，公安部门都在清理进京人员，动员没重要事情出差的人离京，今天早晨他们就撵走好几个旅客。服务员阿姨有意无意地打听起我的病情，母亲担心曲老师透露我们的底细，人家撵我们离京，仍旧说我是被歹徒打伤的，没治好病不能回家。曲老师虽然没有透露我们的底细，但他借口身上的款已快花光，要回齐齐哈尔取钱，不愿继续留在北京陪我们了。
母亲说：“能不能打电话让厂里寄来？”
曲老师支支吾吾：“我打过电话，厂里要我回去汇报……”
话说到这份上，母亲只能放曲老师回齐齐哈尔。曲老师买过火车票，母亲打条借下他手里余下的钱，我们暂时还能自己养活自己。
一个星期过去，医生摘去我的眼罩，左眼的肿胀明显消褪，视力从零点一恢复到零点二，我能自如地睁开眼睛了。
医生告诉母亲，孩子再治疗一段时间，就可望达到恢复正常的视力。我的头疼症状基本消失，只是青青的眼眶仿佛戴着一只有色眼镜，成了地道的“乌眼青”。医生允许我下地活动了，我的食欲明显增加，一顿吃两盘肉丝炒饼还觉不饱。母亲长长松了口气，交药费时眼睛里又愁云密布，曲老师走后，糖厂始终没有音信，母亲囊中羞涩，连住旅店的钱都没有了。今天早晨，服务员阿姨阴沉着面孔催母亲交店钱，母亲数数兜中的钱，央求她宽限几天，若付过店费我们就没钱治病了。服务员阿姨收去母亲的工作证，说过去经常发生旅客付不起店费偷偷逃跑的情况，他们把工作证留在服务台，如有不测店方就可以直接找客人的单位追款。从医院出来，母亲领我走进一家邮局，掏出身上仅有的５元钱做押金，拨通齐齐哈尔糖厂的长途电话。曲老师说，他一回来就向厂里做过汇报，领导说研究研究，至今尚未给予答复。母亲说我们已经分文没有，再不寄钱就得饿肚子了。对方说他已尽力而为，要不你就直接给厂里打电话问问研究的结果。母亲再次要通糖厂办公室的电话，斜眼说造反派研究过了，要求你们立即返回齐齐哈尔。
“这怎么行，”母亲说，“孩子的病情正在治疗中，我请求厂里马上汇款来。”
“孙志刚，”斜眼提醒母亲注意身份，“别忘了，你是个走资派！”
“我得保住艾平的眼睛……孩子没罪，无论如何也要治好病再说。”
“你敢不服从造反派的决定？”
“救孩子要紧，我还是要求厂里派人送款来，”母亲鼓足勇气坚持，“即使我们想回去也走不了。”
“为什么？”
“我欠旅店的店费，人家不放我们走，再说，也没有钱买火车票……”
“好哇，你给我们出难题，干扰运动大方向，罪加一等……我警告你，你等着，回来咱们再算总账！”斜眼一下子扣死电话。
母亲愣愣地握着话筒站在那里，半天缓不过神儿来，直到人家催促才茫然地放回话筒。她付过话费，手里只剩下３元钱，我们进退维谷，无比悲怆。母亲买下两个烧饼，我吃一个半，她吃半个，我们娘俩对付过一顿午饭，为了省钱，母亲决定领我走回旅馆。下午的天气晴朗而寒冷，前门大街极不安宁，越往前走人越多，大家都仿佛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彼此推推挤挤，从一个人群走向另一个人群。到处都是游斗走资派的队伍，才走过一批，又走来一批。被揪斗的人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脸上泼着墨水，低着脑袋走在前面。后面的红旗有如长长的河流，打倒、砸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撒出雪片般的战报，落在行人的身上、头上。一张战报恰好落在母亲的脚边，我刚要捡起来看看，母亲却拨开它催促我快走。路过一个十字路口，人群朝街中心走去，慷慨激昂的演说者们被人们拥到前面，一个接一个地讲话，有时两个一同说起来。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觉得说话的人有什么东西漏掉没说，就赶快补充出来，尽可能压倒别人的声音。有两支队伍“顶起牛”来，把我们卷了进去，简直寸步难行。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嘶喊着，挥舞着胳膊，晃着拳头，继而抢夺起一个白发苍苍的走资派。我和母亲只得躲在一家二层楼的商店门口，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间，想过都过不去。我看到两支队伍像仇人一样火并起来，眼睛充满仇恨，声音含着杀气，这边打过来，那边打过去，有人退下来，有人却向前进，围观的人也跟着涌过来又涌过去。那个被争夺的老人卷在混战的漩涡中间，高帽被拽断了，牌子拉掉了，却不敢抵挡一下周围的撕扯。一个人撞掉老人的眼镜，他跪在地上满地乱摸，我以为老人是摸眼镜，摸起的却是大牌子。他抱着牌子站起来，又没任何表情地低头不动了……
母亲难过地转过脸，不忍心再看下去，拉起我向后退。可哪里退得出去，看热闹的人挤满十字路口，周围变得水泄不通。很多人从窗口张望，好像是在看戏。混战的队伍打红了眼，连手中的旗杆也当做大棒四下挥舞，见着不认识的人劈头就打。双方扒起人行道上的地板砖相互炮击，石块蝗虫一样漫天乱飞。前面的人怕挨打向后闪，后面的人想看个究竟往前冲，汹涌的人群像海浪一样推着，而身后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几倍，一下子挤开了商店紧锁的大门。我吓得浑身发冷，无法动弹，呼吸急促，脚几乎不点地的被裹挟进门里。母亲拼命用身子护住我，努力抵抗着人潮，唯恐我被人流挤倒踩在脚下，大声喊道：
“哎呀别挤……这有孩子……你们别挤啦……这有孩子啊！”
但她的声音被人群的声音淹没了，没有谁理会她的喊叫，人墙只露出一点点空隙，随后又立即堵上了。幸亏我没被挤倒，踉踉跄跄地退进屋里。这是一个杂货店，货架上摆满锅碗瓢盆，惊慌失措的人们蜂拥而入撞倒货架，锅碗瓢盆丁当作响摔得粉碎。后面的人不断涌进来，推着前面的人往里挤，不少人躲上二楼，反正只要能逃掉就行。我和母亲没有力气挤上楼梯，只能随着人流往后退去。好在前面的人推开后门，我们跌跌撞撞地从人堆里挤出来，跟着冲进一条胡同。后面仍旧挤成一团，被踩倒的人大声尖叫着。母亲拉起我，头也不回地逃进胡同深处……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总盘旋着那个老人的身影，感觉始终存在，心灵又一次受到重重的触动，我再不仅仅为母亲感到悲哀了，而是为全中国的走资派感到悲哀！
经历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我才知道什么叫“文攻武卫”，什么叫两派武斗。
形势越来越混乱，意外的遭遇与近距离接触被折磨的老人，使我们再也不敢轻易上街了。外面一天到晚都有游行的队伍经过，尽管紧紧关着门窗，锣鼓声和口号声仍旧隐约穿透墙壁……母亲没有多少钱了，只有粮票，每天不得已才出去一趟买３个烧饼带回来，我们娘俩改为吃两顿饭，我上午吃一个烧饼，下午吃一个，顿顿空半个胃。母亲每顿吃一半烧饼，喝一大茶杯开水，弄个水饱便躺在床上睡觉，这样既少消耗卡路里又不觉得饥饿。我们躺在床上相互默默无语，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企盼着糖厂派人前来解救燃眉之急。母亲还有烟，她从家里带来一条“经济”烟，平常舍不得抽，实在心情郁闷时才吸一支。旅店方面可能已经知道母亲是走资派了，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冷漠。服务员阿姨的脸色更难看了，毫不客气地催促母亲付拖欠的店钱。母亲恳求她再给几天时间，说单位很快就会派人送钱来的。
又过两天，我们断顿了，一天到晚只喝开水。
母亲脸上浮着歉意的苦笑，安慰我说：“艾平，坚持一下，事情总会好转的，明天家里就有人来了。”到了明天，我们在期待着，指望着，时时刻刻为期待所苦，我们娘俩都望穿了秋水，糖厂仍旧没有人来。
我躺在床上，耳朵老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直在等待着，思维更加清晰，老想吃东西。虽说喝开水总比什么都不吃强，但人一个劲儿出去撒尿，一泡尿尿出去肚子里叫得更加厉害。既然没有办法，抱怨有什么用，我不能说饿，甚至不敢有这种念头，反要驱除这种念头。母亲好几天粒米未进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印在她那充满忧伤的额头，外面一有动静，她就迫不及待地去看看是不是糖厂来人了。母亲每一次出去都在我的内心里激起一阵希望：“这回我们可得救啦！”整天等待的疲惫，使我的神经敏感到极点，然而总是失望，一切都没有变化。我设法丢开这个念头，可总是丢不开，等待的时间越长心里就越烦。母亲每次回到屋里，都带着一脸失望坐在床头吸烟，然后是等待，遥遥无期的等待，搞得小小的房间里乌烟瘴气。她好像还在自己欺骗自己，始终抱着希望，不愿彻底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不想搞清楚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情况，相信事态总有峰回路转的可能，并极力相信这个希望能够实现。我知道母亲的心理压力极大，造反派是不会放过她的，回去算总账又意味着什么……即使大会小会的批斗她能咬牙顶过去，出来看病的这一大笔花销不啻天文数字，我们怎么能还得起？话说回来，她不这么用这种手段麻醉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尽管这是一种极其微弱的难以想象的希望，但毕竟是某种希望。
八、
第二天早晨，天空落雪了，起初是棉絮般的小雪花，后来变成鹅毛大的雪片，楼房、平房、街道密密实实地铺上一层银毯。
糖厂还是没有人来，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依然不得而知。
我的肠胃抽搐得厉害，比以前更糟糕，由于胃痛而蜷起身子，快挺不住了。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那么强烈，我摇摇晃晃地爬起身来，感到非常虚弱，本想上厕所去方便一下，竟不知不觉间走出旅店……寒气变得更凛冽了，暴风雪扑面而来，使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街上有几个稀稀落落的行人，只顾低着头躲避雪花，雪在脚底下“咯吱咯吱”地响着。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想靠走路来取暖。可我的潜意识却循着饭店飘出的香味走去，母亲领我到胡同口那儿的小吃店吃过炒饼，我怎么也阻止不住自己走进饭店的大门。
饭店里热烘烘的，白雾般的热气扑面而来，有几个客人坐在桌旁吃着炒饼。两个女服务员闲着没事，胳膊肘靠在柜台前聊天，根本没在意有一个孩子进来。我靠在门口不敢往里头走，装作进门来暖和暖和，以免她们以为我是要饭花子撵我出去。我搓着手，轻轻跺着脚，内心里谴责自己不应该来，双脚却固执的不愿挪动地方，不肯服从大脑的支配。我没出息地将手指伸进嘴里含着，眼睛直勾勾地盯住热腾腾的炒饼，嘴角流出涎水。我看着别人大口小口地吃着炒饼，牙齿不觉间咬起指尖，仿佛自己也嚼起喷香的炒饼，早已忘记周围人的存在。尽管我饿得几乎快要发疯，还保持着最后的一丝自尊不肯伸手要饭。我想等顾客们吃剩下再过去捡点盘底，哪怕吃上一口顶顶饿也好。有一位小伙子吃得差不多了，盘子还剩下两三口炒饼，他推开盘子，胳膊肘拄着桌面，一边掏出火柴抠着牙缝一边叫服务员结账。我激动得朝前跨上一步，恨不能一口吞下那几口残羹剩饭。我扫了一眼周围，没有谁注意一个孩子的举动，也没有人竞争，大可不必担心有谁抢走即将到口的美食。可是我错了，一位戴红袖章的服务员手脚十分勤快，顺手将盘筷收拾走了。我感到一种揪心的难受，只好吞着口水转向别处，因为我的羞耻心，我的难为情，眼看到口的食物失去了！不过我并没有灰心，又盯住另一位老太太的盘子，她剩得更多，盘子里有三分之一的炒饼没动，旁边还有半碗鸡蛋汤。老太太起身自己去服务台结账了，我大喜过望，抢在服务员之前快步走过去坐在盘子前，心“通通”地跳着拿起筷子，猛一抬头，顿觉脸颊发烧。有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桌子对面，正用探询的眼光打量着我。他大高个，肩披海军蓝的旧大衣，细眉细眼，没戴红袖章。顾不得许多了，我怕戴红袖章的服务员又来收拾桌子，端起盘子贪婪地往嘴里扒拉着炒饼。这一刻我觉得幸福极了，咽进肚里的食物香美无比，胜过世界上的山珍海味。遗憾的是盘里的炒饼剩得实在太少，我没吃过几口就露出盘底，肚子里反倒饿得更加难受。又伸出舌头舔净盘底，吃掉最后一丝肉屑仍觉意犹未尽。
我不敢抬眼看对面探询的眼睛，顺手端过那半碗鸡蛋汤，一气喝个底朝天。
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什么叫做饥饿，学会在饭店吃饭时捡盘子的技巧，并把这个“光荣传统”保持到今天。即使我完全有财力请朋友下饭店，仍然习惯表演捡盘子的保留节目。我从心里厌恶那些挥霍摆阔的人，要一桌子美味佳肴没动几筷子就一走了之。每每碰到这种场合，我一定堂而皇之地捡过盘子来尽情享受。朋友们知道我有这个“光荣传统”，说这种技巧是穷酸文人的一绝，碰到对面有人剩菜，没等我蠢蠢欲动他们便抢在前面用盘子扣上推开，让我可望不可及，并美其名曰是怕传染上疾病。我当即讥讽朋友们“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对他们的“卫生习惯”嗤之以鼻。
肯定我的狼吞虎咽引起对面的注意，中年男人主动操着南方口音搭腔了：
“小家伙，饿坏了吧？”
我没有抬头，心里顿时一阵紧张，满脸通红难以启齿。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目光，怕他看到我的“乌眼青”，认为这个孩子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你爸爸呢？”
说起来叫人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冷却的灰烬，我不愿再提往事，眼睛只盯着碗里的一丝鸡蛋青，琢磨着是否再伸出舌头舔上一口。
“我问你哪，小家伙。”他加重语气重复道，“你爸爸呢？”
因为有一种本能的信任，我不能不回答了：
“死啦。”
“妈妈呢？”
“在旅店躺着呢。”
“听你口音是外地的吧，干什么来了？”
“看病……”
“多长时间没吃东西？”
“两天。”
中年人重重叹口气，他的目光变柔和了，对孩子露出一种怜爱之情。转过身子向服务员要来３份肉丝炒饼，将两份推到面前，拍拍我的脑袋说：“吃吧，小家伙，我也有你这么大的孩子！”
一股暖流蓦地涌遍周身，我慢慢抬起头来，开不了一下口，说不出一句话，但泪水早已涨满眼眶……母亲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陌生的好心人，我终生忘不了他一个采购员模样的叔叔，他教我学会善良，学会同情！
我没舍得吃，我还有躺在旅店的母亲，她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向叔叔说，胡乱将两个盘子折在一起，低下眼睛，端起盘子就往回跑。“妈，快吃。”我跑进房间摇醒母亲，将热呼呼的炒饼放在床头桌上。她坐起身子定定地瞅着炒饼，问：
“哪儿来的？”
“你就趁热吃吧。”我满不在乎地催促。
“我问你哪来的钱？”母亲厉声道。
“我没钱……”
“你偷的？”
“不是。”
“要的？”
我垂下脑袋，只觉得喉头发堵，无言以对。我恨自己去捡盘子，这比要饭还可悲。
“送回去，”母亲难过地转过脸去，“妈怎么教育你的，饿死也不能拿人家的东西，你真给我丢人！”
“我饿得受不了啦，想去捡点剩饭……”我一直低着头，嗓音颤抖起来，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叔叔说，他也有我这么大的孩子……给的。”
“真的？”
“我要撒谎……你打好了……”
母亲回过头来，慢慢地端起盘子，夹起炒饼往我嘴里塞。
“你也吃，妈。”
“这么说，妈委屈你了，我的好孩子……”
我的脑袋摇得跟货郎鼓一般，再也没说什么。
母亲强作起笑颜，用请求原谅的目光望着我，吃起几天以来的第一顿热乎饭。我吃两口，母亲吃一口，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咽下去。我们娘俩一边吃，一边品味着人生的苦涩，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地往下掉……
我们靠着这两份炒饼，又维持一天。
母亲给饭店送回盘子，不准我再去捡剩饭了。临近过节，小旅店里变得空空荡荡，绝大部分旅客都离京回家了。母亲找到服务台说明我们眼下的困境，想借点钱渡过难关。“帮帮我吧，人怎么能见死不救……请帮帮我们。”母亲恳求旅店负责人说，她是个国家干部，有组织有单位，决不会失言，只要家里人一到马上还清所有的欠款。这天深夜派出所又来查宿，他们仔细地盘问过母亲，动员我们过完春节再来治病。母亲说自己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何尝不想回家过节，但我们身上分文没有，连火车票都没法儿买，只得死靠着等单位来人送钱。
早晨，服务员进屋封炉子，没好气地扔下２元钱，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她说这是店里借给我们打电报催款的，如果你们走不了，春节期间旅店要关门，我们不能因为你们娘俩设专人值班，最好还是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吧。至于其他的事情，她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显然，我们已成为他们的包袱，店方巴不得尽快甩掉了事。母亲握着２元钱，一下子俯身趴向床头桌，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额头搁在抱起的手臂上，什么也不说。她的内心剧烈地斗争着，仿佛在抉择着什么，老半天过去才慢慢地抬起脸颊，似乎已经做完决定了。可是这个决定好沉重啊，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双手支撑着桌面一点点站起身，开始收拾起我的书包，背对着我拉开抽屉，将什么东西紧紧握在拳头里，犹豫着，迟疑着，最后狠狠地塞进书包里，拎在手上转过身来。
我疑疑惑惑地问：
“妈，你拿什么呢？”。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动了动嘴唇，茫然地抬起眼睛，似乎在说，没什么，不过如此……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饭店，在窗前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份肉丝炒饼，自己破天荒地吃下一份，看样子吃得挺饱。并不断地关照我说：
“别着急，孩子，慢慢吃，妈这回管你个够……还吃吗，要不再来一份……总算能叫你吃顿饱饭了……不枉跟妈走一场……妈对不起你呀，孩子……”
这是什么话，我似懂非懂，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如此磨叨，突然变得怪怪的。我留神听着，尽量要跟她一样思索，可是根本猜不透她说话的意义。几天以来终于吃上顿饱饭，我身上有劲儿了，早已心满意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她身上发生的变化，母亲怪就怪她的吧。吃过饭，母亲说旅店里闷得慌，要领我出去散散心，这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当然愿意，整天躺在房间里怕消耗体力，人都要憋死啦！
母亲并没有去邮电局打电报催款，领着我信步踱向天坛公园。
路过自然博物馆，我要求进去看看，母亲毫不犹豫答应下来，花２角钱买了２张门票。走进大门交过门票，就连个管理人员的影子都不见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里没有其他参观者，只有我们娘俩在里面走来走去，肃穆空旷。早就听说首都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应该到处看看，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哪儿也没去。这是我头一次进国家级的博物馆，满眼光怪陆离、美不胜收，满眼都是新颖和惊奇。我走进树木掩映的原始部落，走进历史，走过几百万年，徜徉在人类童年的世界里了。犹如在夜的闪电中，我祖母的祖母口头流传的往昔，一下子都照亮在我的身边。沉睡的地层和化石，稀奇古怪的鸟类，千变万化的兽类，都活灵活现起来。我仿佛置身神话中，亦置身童话里，聆听先辈那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和他们一起渔猎、耕耘、畜牧，一起手舞足蹈地祈求苍天保佑，生生繁衍不息，使我深切体验生命的不屈不挠与宏伟壮丽！我特别震惊于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顶天立地，昂首朝天，在它面前人类显得是多么渺小。母亲冷漠地陪着我看来看去，脚步越来越慢，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辛酸。我好奇地问这问那，她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所有的回答都让我莫名其妙。比如我问：
“妈，我以后也能做标本么，做苏雀的标本，要‘红肚囊’那种，给博物馆送来？”
“恐怕不能。”母亲的声音变得很低沉。
“为什么，北京没有苏雀，齐齐哈尔有的是呀？”
“没有时间了。”她的眼睛湿润了，轻微地叹口气。
“怎么会呢，明年秋天有的是时间。”
“也许……”
“妈，你说，人也能变成化石么？”
“现在不能了，我们都得变成骨灰！”
“那古人猿的化石是怎么留下来的？”
“那是古时候……咱们走吧。”
“不么，我还没看够……明天还能来看恐龙么？”
“我没有明天了，要看你就今天看个够吧。”
母亲心事重重地看着恐龙，不再继续往下说，她漠然的眼神无着无落，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兴趣索然，不再看下去，心想明天自己来一趟，仔细看看鸟类馆里有没有“红肚囊”。如果没有，说不定博物馆里能收下我做的苏雀标本，让北京的小朋友也开开眼呢。
离开自然博物馆，母亲领我走进天坛公园。
那时的公园不收门票，且时间已近正午，偌大的园子里清清冷冷没几个游人。公园里一片荒凉景象，地上冻得邦邦硬，坚硬的泥土上盖着一层干净的新雪，但头顶上的天特别蓝，没有凛冽的北风，明媚的阳光照得我身心舒畅。母亲低头地走在前面，她带着一双空盲的眼睛缓缓走着，恍如走在梦中，也许她经历过那难以忍受的等待，像经过一个永恒的黑暗世纪。我扯着她的衣襟跟在后面，饶有兴趣地东张西望，像母亲拽着走似的。我纳闷她为什么不去天坛，难得有机会让我看看著名的回音壁，而是避开游人专门走向僻静的苍松翠柏深处？觉得很难过。她是走了神儿，还是陷入痛苦的沉思？我无法清楚。但我看出她的心情异常沉重，不敢问她。母亲来来回回地在荒凉的树林中踱步，树林深处，有一只孤伶伶的乌鸦凄凉地叫着。她仿佛忘记儿子的存在，或者根本就没在身边，离她很远很远。我的脚跟都走疼了，央求她歇一会儿。
母亲坐在一张供游人歇息的连椅上了。
我想不去天坛玩也好，那儿可能高处不胜寒，不如待在这儿没人打扰，让母亲好好歇息一阵子。我把脑袋枕在母亲的腿上，躺在连椅上，望着蔚蓝的天空上白云悠悠飘过，心里产生一种近似幸福的感觉。我的肚子里饱饱的，身上暖暖的，周围鸟声啁啾，树影摇曳，好像身处课本上描写的诗情画意之中。我回想着自然博物馆的情景，感觉北京“特棒”，这是我跟北京人学会的第一句口头语。
“艾平，”母亲蠕动一下嘴唇，“妈要走了……你想么？”
“你走，我留下干啥？”我随口答道。
“你不生妈的气吧……”
“没事，我也走。”
“不，你还小……”
“妈，你又要回老家吗？”
她望着我微微摇头，一只手紧紧攥住书包。
“想姥姥啦？”
母亲抓住自己的胸口，痛楚地眯缝起眼睛，眼圈红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向孩子说清楚。尽管没有别的出路可走，她还是没有勇气和儿子谈，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念头。这个想法真可怕，她不能完全告诉自己，儿子将面临的是什么，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和儿子告别。她告别的时间越长，要采取最后一步就越发困难，越发痛苦。如果说她以前没想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没有想到这一点的缘故。
“妈，你怎么啦？”我问。
“没……没什么，孩子。”
“你冷吧？”
“啊，不……”
“那浑身都在抖……病了吗？”
“没……只是太累了，想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那就回旅店睡，回去躺一会儿嘛。”
“不，就在这儿。”
“外面冷，这怎么行，要冻死的。”
“一死……什么都不用考虑了！”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那是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要不，你也跟妈睡……先吃点东西。”母亲低低地说着，实际上是自己在问自己，她还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坚定。
“妈妈，你不能吃……”我突然明白，糖厂的王厂长不就是吃安眠药自杀未遂的吗？“那姐姐妹妹怎么办，她们不得哭死！”
母亲一愣，手中的药瓶抖动起来，脸颊痉挛地抽搐着。我试图掰开她的手指夺下药瓶，但是不可能，她死死地攥住不松手。
“你不能……妈妈。”我扑向母亲怀里，抱住她哭叫。“爸爸走了，你再走……她们跟谁活呀……妈妈，妈妈，还有我呢……”这是一声声裂人心肺的哭叫，久久地在空中回荡不已，这是一声声充满绝望和痛苦的哭叫，响彻整个冷漠、寂静的公园。
母亲的身子倚在椅背上，脸颊微微仰起，紧闭着眼睑一动不动，那神态若同死却了一般，只留下一具空洞的躯壳。接二连三的、泰山压顶般的打击，潮起潮落没完没了。这是一场不停顿的力量悬殊的搏斗，母亲总是抱着近乎绝望的希望，只要一息尚存就拼命努力坚持下去。可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明天没有，后天也不会有。她力图用双翅护住小巢不受风暴的摧残，但一切都是徒劳，犹如一棵正在倒下去的大树，还要用树根支持住自己，然而是不会支持多久的……她既不能保护家，也不能保住孩子，而且还要继续忍受新的折磨，根本没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超负荷的生活、精神、经济压力压垮了身心，她被这苦海淹没了，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生死悠关之际，她仍在竭尽全力地挣扎着，抉择着，走哪一条路……“妈妈，是我呀，你听到了没有？”我摇着她的胳膊不停地说着，感到又孤单又害怕。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母亲睁开麻木的目光，呆呆地望着远方的天际，好像那虚空之中有我父亲不屈的身影……在对她说：“死并不可怕。在人类历史的黑暗中，死反倒是一种最勇敢的反抗精神。一个人在对黑暗搏斗的过程中，有力量庄严地迫使死神屈服既是对那种所谓的胜利的鄙夷，又不会因此而感到自己良心上有愧因为黑暗取得的胜利是多么的可怜和微不足道！”他要带她到另一个世界去，一个富有人性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光明世界去。在那里，他们夫妻最终将结合成一体，领会到生命的辉煌和终结的全部欢乐……但是倏忽之间，母亲的眼前又闪现出我姐姐妹妹凄切的身影，久久地，久久地，哀求她不能走这条绝路……我的泪腺早已流干，依偎在她怀里不动了。
死寂笼罩着空旷的天坛公园。
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着吸起来，她一口不罢一口吸着，眼睛定定地望着虚空，看得出她仍在黄泉路上徘徊。可是她的孩子们阻拦着，把她当作保护神，要求一个母亲选择她此刻最不愿选择的另一条道路，为此而求生，为此而继续忍受痛苦的煎熬，做着极其残酷的搏斗。但是对她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太难了，这担子太重了，她受不了，也快支持不住了，而现在仅仅是开始。这种痛苦是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没有人能理解她，帮助她指点一下迷津，宣泄一下苦闷，减轻一点负担。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出事，特别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没有人，没有人，母亲身边只有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起风了，风打着呼哨卷起四周的尘土扑面而来。母亲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卷，脸色苍白、严峻。我们娘俩就这样在公园的连椅上坐着，默默地坐着，一直坐到太阳偏西，暮霭沉沉，落日的余辉剪出我们的身影。空荡荡的公园里越来越冷，灰色的寒雾从四面八方袭来，天就要黑了。终于，母亲在抽尽整整一盒烟后，选择了苦难的旅程，她站起身来，用手轻轻拢了把被寒风吹乱的头发，把那瓶安眠药丢进瑟缩的枯草中了。
傍晚，母亲花一分钱买了一张电报纸，仔细地斟酌着发出的字数。拍一个字要花５分钱，标点符号也算半个字，母亲要花最少的钱催款，措词又要有分量，否则无法达到目的。她踌躇了好长时间，毅然在电报纸上写下２０个字：
“糖厂领导，再不送款，我和孩子跳楼。孙志刚。”
拍电报用去一元钱，我们再次分文没有了。母亲平静地对旅店服务台说：“我发回电报了，请再耐心等两天。”如今只有等待了。
后来，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艾平，怎么说呢……说实在的，要不为你们，我早该跟你爸爸去了，没有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我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我可怜你爸爸，可怜我自己，特别可怜孩子。你们没有任何过错，却跟着大人受牵连，我为把你们带到糖厂有愧，也不想让你们跟着受苦，可是我什么也改变不了。要是能把你们送走就好了，又送到哪儿去呢……正是这种情况下才使我加倍不安！我领你吃完那顿饱饭之后，活下来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交完钱，好像对自己生活中的全部牵挂都结了账，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要办妥，那就是去死。我只有一个念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再用以梦幻欺骗自己，一心想一了百了。前有我们困在北京，旅店一个劲儿撵我们走，身上分文没有；后有糖厂造反派威胁我，若不回去就算总账……回去多挨几顿毒打倒无所谓，我们没法儿还欠款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越往下想越觉得没有出路，认为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本想让你吃个饱一起走……可是你哭了，你说你姐姐妹妹怎么办？
我被你的警告吓呆啦，我疯啦，怎么就忘了她们？你一说起她们，我心乱如麻……是啊，我撒手去了落个清静，她们不得哭死！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既然我生了你们，再艰难也得把你们养大成人，再说我要是自寻绝路，也对不起你含冤死去的爸爸。我在送他去火葬场的车上就想死过一次，但是我没死，向你爸爸发誓一定要把你们拉扯成人。我求你爸爸给我力量活下去，活下去就有希望……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再也不想死了！
我问母亲，那你怎么给糖厂打电报说要跳楼？
母亲说，我是威胁他们，我想开了，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非但不死，还要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看谁能真正笑到最后。我坚信你爸爸的冤案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让那些造反派都受到应有的惩罚，除非他们把我打死没办法……话说回来，你见过上吊的人到处买绳子么？那是他不想死，放出信息威胁别人。我也是，不给厂里施加压力，他们是不会痛快出钱的。我想电报打出去，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再怎么说也是人命关天！
我们娘俩靠着开水又度过一天，像快要淹死的人等待着获救的最后一线希望。我和母亲都知道，随着等待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糕。但我们别无选择，仍旧咬紧牙关一直等待下去……第三天早晨，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终于盼来糖厂学校的老师赵景新。母亲判断对了，造反派头头色厉内荏，生怕母亲带我跳楼，让他担两条命的责任，自己官位不保，马上派人到北京来把娘俩稳住，想带我们回去再说。我欣喜若狂，总算能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母亲又领我去一次同仁医院，带回诊断书和一些药品，我们娘俩像逃跑一样跟着赵老师登上返回齐齐哈尔的列车，怕再也不可能忍受比这几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我平生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这样凄凄楚楚地结束了。
, , , 身子捡起高粱秆，想拔下上面的竹条挑出些没被砸坏的重新扎滚笼用，但破坏十分彻底，已没有几根完整的竹条了，绝大部分都被砸得七扭八折……我愤怒至极地扔掉高粱秆，一脚踩上去跺个粉碎，泪水喷泉般涌出眼角……这是我一个多月的心血啊，况且也收集不起来那么多扎滚笼的材料了。因为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捣毁我的心爱之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我把额头抵在树干上，足足哭了半天，一种彻骨的寒气袭遍全身，一种从没有过的绝望笼罩了我，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我向下拖去、拖去。我在向灵魂的黑暗中下沉，没有什么抓得住……社会、家庭、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建起的真善美的大厦，希望爱人家，同时也得到人家爱的那种天真的需要，盲目而绝对的道德信仰，一瞬间都坍塌了，变成一堆瓦砾，化作一片尘埃。这是天翻地覆的总崩溃，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自己。我恨，恨造反派，恨红卫兵，恨他们为什么如此蛮不讲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走资派犯了错误关孩子什么事，我为什么处处受到无辜的牵连……回家之前，我去水房子冲掉脸上的血迹，然后装作没事似地走进家门，免得吓着家里人，姐姐还是吓得够呛。“弟，又跟人家打架了……”姐姐哀哀地说着，心疼地拿出碘酒为我搓揉额头上的大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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